政府一方要設法放人也得經過法律手續，要有法官正式宣布，依據什麼理由而不對卡利約起訴。就在宣判前，預定的法官卻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好不容易又找了一個合適的法官繼續進行，卡利約被釋放，雙方終於渡過危機。卡利約的釋放，被看作是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化的前奏。可是，卡利約剛剛出獄，就發生了一個更緊張的危機，極右分子在馬德里暗殺了幾名左翼學生和律師。當年的西班牙內戰，就是由極端分子的暗殺引發的，這一次，左翼政黨們沒有以暴力相向，而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發表聯合聲明，共同譴責和反對暴力。

西班牙內戰後，左翼雖然戰事失利，流亡異國，可是從獲取國際左翼陣營的支持來說，卻獲得空前成功。西班牙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各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和一些左傾國家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不僅從來沒有生存問題，而且經費充足，只是內部仍然爭鬥不斷。最初，流亡法國的卡利約還只是西班牙共產黨在法國分部的負責人，在「熱情之花」來到巴黎的時候，他馬上為她找了一棟兼有數位保鏢和保姆的房子。而「熱情之花」住了不久，就搬去法國南部，她最初流亡的大多數時間是在世界各地巡迴演講，只在冬天回巴黎小住。

在西班牙內戰中，左翼曾經吸引了一半的西班牙人，表現了極大的能量，極端左翼也呈現了極大的破壞能力。而四十年過去了，掌權的右翼本身的變化人們可以看到，但在西班牙卻很少有人知道，左翼的流亡者和地下組織究竟現狀如何。對於國王來說，一個向所有西班牙人開放的民主社會是他的政治理想，可是，放出曾經有過極大殺傷力的極端左翼，容許他們站出來公開號召民眾，是不是因此會把西班牙帶入災難，這也是國王內心曾經很困惑的一個部分。

胡安·卡洛斯把這位朋友找來，對他說了自己的想法，事後國王回憶說，從他臉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並不贊成這件事情，可他對胡安·卡洛斯確實忠心耿耿，還是冒著身敗名裂的可能，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了。直到後來，胡安·卡洛斯的朋友一直都不肯讓他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終不希望公眾知道，自己參与了這麼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後多年，也仍然對講出這樣一個故事猶豫不決，他對自己的傳記作家說，民眾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聽到這樣的故事後，或許會想，原來在還沒有登基的時候，你就做了這樣的事情，他們也許會覺得國王背叛了他們。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多麼敏感的事情。

這是無解的難題，因為我們面前的社會並非完美，也就沒有完美的解答。這也是一個需要說出來的話題。清楚說出來，社會至少可以明白自己面對的究竟是什麼狀態，即便是困境也知道是什麼困境。再要討論也就可以有的放矢。

當然也有斷不接受的。國王登基之後，卡利約遵守承諾，沒有立即呼喚革命。可是，由於形勢鬆動，他也開始不斷進出西班牙進行活動，用著假的法國護照，戴著根本騙不了人的假髮。既然共產黨還沒有合法化，卡利約作為共產黨總書記自然就還在要抓的名單上。一般的警察對他睜一眼閉一眼。卻偏偏也有警察在邊卡把卡利約給抓起來了。局勢一下就變得緊張。這很容易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在西班牙長期的衝突歷史上，這樣的運作還是第一次，過程充滿張力。如何具體操作，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

政黨合法化的討論涉及西班牙共產黨，所以存在巨大分歧，反對一方認為：作為新一代共產黨總書記，嚴格地說卡利約本人並不是一代新人，他也是內戰一代，只不過當時年紀比「熱情之花」小了一輩而已，他本人也留有內戰的血腥印記。西班牙人都知道這段歷史：在內戰中，記者向佛朗哥一方的摩拉將軍問起進攻馬德里的戰術，將軍說，我的四個縱隊都將進擊，第五縱隊已經埋伏在城裡。就這樣一句兵不厭詐、信口開河的話，導致城內的左翼大開殺戒，以消滅子虛烏有的「第五縱隊」。他們本來就抓了大量看上去「非無產階級」的無辜者在牢里，被抓的原因只不過是在街上系了領帶戴了禮帽之類，大多是中層階級人士。模範監獄據說就關了五千人。這些人全部被當作「第五縱隊」在一個小村子里被屠殺。西班牙人一直認為，當時擔任警衛頭目的青年卡利約必須對此負責。有人據此提出應對卡利約和西班牙共產黨起訴「反人類罪」。政府找到一個法官，法官的意見是反對起訴，理由是「反人類罪」的罪名是「二戰」之後才建立的，模範監獄屠殺發生的時候，法律還沒有建立這個罪名。根據西方法律「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則，不同意依此罪名起訴read.99csw.com。他的意見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同時這位法官的父親和兄弟都死於這場屠殺，這樣的背景在客觀上使得他的意見更能夠被接受。

作為老一代的「熱情之花」，對變革深感痛苦。她崇拜的斯大林面目全非，她的敵人佛朗哥卻不但逐漸被西方世界接受，同時也被蘇聯接受了，新一代取代了她在黨內的權力。1956年她陷入抑鬱，常常向身邊的人提到自殺的念頭。也在那一年，她訪問中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的接見。

在西班牙的民主進程中，強大的執政者和反對派的成功互動，也許會一遍遍地被不同地區的人們提起，希望成為借鑒。這個成功有許多細節和具體操作，而其中不可或缺的最根本基礎，是朝野雙方歷經不同的曲折路徑之後，都真地走到了一個共同點。站在這個善意基礎上，朝野的關係突然變得平等，所有的黨派終於退在同一起跑線上。1977年6月，西班牙第一次大選，卡利約帶領自己的政黨，平靜地接受了民眾選擇的結果。只要是任何一個了解西班牙共產黨歷史的人，都會理解卡利約如此選擇的分量，都會理解，國王說大家欠了卡利約的人情，不是一句輕鬆的話。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這樣很不安也很不穩定的狀態下，被佛朗哥宣布為未來的國王和佛朗哥的接班人。他是戰後一代的新人，他公開自己對西班牙未來將是君主立憲民主國家的設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認為，胡安·卡洛斯的未來西班牙，並不包括西班牙內戰中與之最對立的一些左翼黨派。因此在佛朗哥最後的時期，胡安·卡洛斯的行為必須非常謹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幹等到佛朗哥咽氣才開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須有所準備：正因為獨裁政權的高壓下，反對派是在暗處，就可能在暗處埋下了高壓下難以爆炸的炸藥包，但在高壓撤離的瞬間，很可能就一起炸起來。當然，最好是在事先就和埋炸藥的人溝通，拆掉炸藥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輕舉妄動，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對他的信任，這樣，他就將失去全部機會。

這位法國大使還說了一句話，就是最終結果究竟會怎麼樣，還是依賴於西班牙共產黨本身——它會怎麼做？

西班牙的政體在佛朗哥時代是一個事實上的獨裁政體，在這一時代的後期，佛朗哥開始退入幕後、離開職務，那種狀態有點像垂簾聽政。前面有總理和議會，可是他們並不能違背佛朗哥把握的基本大局。佛朗哥也沒有在自己的任期中恢復君主政體。局面似乎迷惑不清。佛朗哥留下了完整的議會和行政班底，都是他的老人馬，也在佛朗哥生前維持運作。現在有了一個國王，按照佛朗哥遺願，國王是佛朗哥的權力接班人；而按照國王的設想，自己最終應該是君主立憲民主國家的虛位君王，必須交出權力。可是此時此刻，他卻必須利用佛朗哥留給他的權力，完成這個過渡。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這樣：請求齊奧塞斯庫能夠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約傳達一個信息，波旁王室的唐·胡安·卡洛斯，即未來的西班牙國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後，讓西班牙共產黨同其他政黨一樣獲得合法地位。同時請求齊奧塞斯庫勸告卡利約信任唐·胡安·卡洛斯。假如卡利約順此去做，事情將往最好方向發展。假如不是這樣，他應該知道，西班牙王子認為，假如國王被迫面對來自共產黨的抗擊，西班牙的局勢將會變得非常困難和複雜。

這就是新一代西班牙國王面對的新一代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

於是，胡安·卡洛斯先開始在暗中和左翼的社會黨一些領袖接觸，把自己未來的改革計劃和他們溝通。可是，最敏感的還是如何和西班牙共產黨的溝通。共產黨更左傾並且組織嚴密。他們的領袖雖都流亡海外，在國內卻有著一層層的地下秘密組織，誰也搞不清楚，內戰將近四十年之後他們到底還有多大的能量，到底在想些什麼。也就是說，他們可能是真正危險的不可預測的力量。時間已經到了1975年，佛朗哥的最後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經在西班牙公布。這是最後的關頭了，胡安·卡洛斯再三斟酌還是決定試試，但是到哪裡去找共產黨呢？

在這個和解過程中，確實存在許多困擾。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如何面對雙方的血腥歷史，如何面對那些歷史所造成的犧牲者。

這位信使通過巴黎前往羅馬尼亞，儘管他帶著西班牙王子給齊奧塞斯庫的介紹信，還是在一個黑暗的地下室被關了兩天，在小小的通風口中他可以看到過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關在兵營。那裡的人不斷放錄像給他看，內容都是齊奧塞斯庫政權的豐功偉績。他一有機會就重複聲九*九*藏*書明，說自己是西班牙王子派來給你們總統傳信的信使，可是對方好像並不理睬他。他一度絕望地以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見不到家人了。

1975年11月20日，統治西班牙將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終於去世。兩天後，由佛朗哥一手培養出來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遺願，正式宣誓加冕成為國王。這是一個皇家血脈的傳承。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內戰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經是西班牙的最後一個國王。多年之後，面對一個作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經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時候，西班牙有沒有君主主義重歸的感覺？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說：那些對陛下祖父還有記憶的人會有，大多數人並沒有君主主義重歸之感，然而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義」在興起的感覺。

和解和妥協，其實是在取得協議，對罪行不再追究個人罪責，或是以此換取政治制度的和平過渡，或是換取獨裁者提前放棄權力。這種做法的代價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受難犧牲者的正義未能伸張。他們的正義被犧牲了。而這種做法的社會獲益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避免更多流血、避免更多犧牲。

那時，分歧不斷在西班牙共產黨內出現，例如匈牙利事件，「熱情之花」認為這是蘇聯戰士擊退了反革命政變，年輕一代的西班牙共產黨人卻不以為然。終於在1959年，「熱情之花」對西班牙共產黨的領導結束了，卡利約成為新一代的總書記。他在就職演說中提到，形勢前所未有地好。這是事實，佛朗哥政權處在後期，西班牙已經在開始變革，越是壓力放鬆的時候，反對力量就越是容易成長，西班牙共產黨在國內秘密發展了大量學生和知識分子。

在流亡期間，西班牙共產黨有過一次權力轉移。這次轉移象徵了政黨思維方式的改變。在內戰後西班牙共產黨流亡時，領袖是被大家稱為「熱情之花」的一位著名女性，她的名字是多羅蕾絲·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一個巴斯克礦工的女兒。

因此，在外界眼中，他們的情況和蘇共有些近似，1956年地震的震中是在蘇聯，蘇共的改變究其根源也應該追溯到1956年。可是從外部看來，仍然沒有理由說，1956年之後的蘇共就是一個本質不同的政黨。從外部看西班牙共產黨也是一樣，他們或許在1956年後有了開始變化的契機，可是那還是一股潛流，水深水淺，外人不得而知。在這樣並不是公開明確轉變的狀態下，某個掌握黨內大權的領導人，他的決定和作為，也就顯得特別重要。在佛朗哥去世的時候，卡利約仍然面臨選擇，他仍然可以決定帶領西班牙共產黨奪取政權，畢竟西班牙共產黨仍然是最有號召力的反對大黨。所以，卡利約的一句承諾，在國王眼中才有如此重大的意義。

在四十年前的內戰前後，西班牙左翼就在不斷分裂。在西班牙內戰中，左翼有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在戰後堅持和佛朗哥政權公開硬頂，也就迅速失敗消失。社會主義者分裂為社會黨和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在1920年4月15日就已經誕生，逐漸以它的理想主義、獻身精神出名，在歷史上發展成為僅次於無政府主義的極端左翼。但西班牙共產黨講究策略，有堅持地下鬥爭的技巧，因此四十年來從沒有中斷。

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也有狂熱的個人崇拜，當時的崇拜對象就是「熱情之花」。1945年，「熱情之花」五十歲生日，包括畢加索在內的三千多人聚集在一起慶祝。此後一直到1956年，每年的這一天，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都會舉行慶祝活動，以類似蘇聯對斯大林的崇拜之詞讚揚「熱情之花」。他們的機關刊物上有大量對她的頌揚甚至獻給她的詩歌。後來，青年卡利約的黨內地位逐漸上升，成為四大領袖之一。

傳完話，那位羅馬尼亞部長沒聲沒息地走了。

今天回想這句話，可以看到，作為對西班牙民主化之後局勢的估計，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四十年過去，西班牙民眾也在變化，同樣的宣傳，在四十年前能夠使得一般西班牙人熱血沸騰，卻未必能夠在四十年後同樣奏效。這句話說對的那一半是，當政的佛九_九_藏_書朗哥留下的班底，尤其是軍隊中的大量右翼及一些極端右翼，他們在半信半疑中，被動地被體制內的改革派推著走，假如西班牙共產黨在合法化的過程中，表現出激進和鼓動暴力推翻政府的傾向，體制內反對民主改革的力量馬上會增大。國王並沒有和佛朗哥同等的、能夠扭轉乾坤的力量，這樣，好不容易走出來的局面，很可能就半途而廢了。

這讓我們想到，政治團體、社會團體以及公共人物，他們的主張和行事作風各異，也許多少都兼有正面和負面因素。在一個民主社會，這些團體和人物可以在法律的範圍內充分表達、表現和表演。民眾可能一時被某種主張吸引，可是兼聽則明，最終也能漸漸明辨是非好歹。那也是一個民眾學習的過程。然而，在一個有政治壓迫的環境中，被壓制一方的正面意見得不到宣揚，負面的表現也被掩蓋起來。因此可能一些英雄被指責為惡魔，也可能一些凡人被誤造為英雄。民眾對壓制一方的支持，很可能只是在表達他們反對的是壓制本身。民眾還沒有機會細細辨別被壓制一方的究竟。

就卡利約來說，他始終否認在模範監獄屠殺事件中負主要責任。他辯稱自己當時只有十九歲，他也曾私下向質疑者提出書面辯解，指出更應該對屠殺負責的不是西班牙共產黨，而是當時更為極端的左翼無政府主義政黨。其實，在西班牙的內戰前後遠不止這一件慘案，內戰中更是血流成河，對殺戮無辜雙方都脫不了干係，任何一方要說手上沒有鮮血，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這是西班牙血腥歷史的現實。

在西班牙共產黨帶來的口信中，承諾的和平期是有限的，更何況，國王並不能完全控制極右分子的作為，如同卡利約也並不能完全控制他手下的極左分子。這兩端都可能認為自己一方的領袖在「背叛自己的事業」，因而做出什麼極端舉動來刺|激對方，引發衝突，使得進程毀於一旦。這個過程需要雙方的克制，克制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而這個基礎是如此脆弱，常常出現意外，危機四伏。

很久以來，胡安·卡洛斯第一次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贏得了時間，和平推動改革的時間。胡安·卡洛斯知道，雖然前途仍然充滿兇險，但卡利約總算承諾，不會在佛朗哥咽氣的當口，就把民眾推上街頭。

作為一個流亡政黨，西班牙共產黨又沉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複雜局勢中，例如介入蘇共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鬥爭。同時，西班牙共產黨在流亡中的黨內鬥爭之激烈和殘酷，讀來也令人瞠目。由於健康原因，「熱情之花」逐步退而成為一個精神領袖，卡利約漸漸成為西班牙共產黨的實際操作者。真正導致變化的，是1956年2月2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報告指責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且揭露他的恐怖統治，蘇共開始為斯大林的犧牲者恢複名譽。

此後沒有任何迴音。直到大約在胡安·卡洛斯登基戴上王冠的前一個月，王子的朋友被告知，羅馬尼亞的一位部長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求見西班牙王子。這當然是一次秘密出訪，西班牙政府對此一無所知。胡安·卡洛斯在會見時問道，你怎麼做到避開西班牙官方來這裏私訪的，對方微笑著低聲說，我們有我們的路子。國王事後說，這顯然是西班牙共產黨的「路子」。他帶來齊奧塞斯庫的口信：「直到你當上國王，卡利約連個小指頭都不會動一下。然後，在一段時期里（不能太長）實現你的承諾，使共產黨合法化。」

再把西班牙共產黨這部歷史讀下去，就會慢慢明白。1956年後，在一個黨內才能夠感受到的短暫沉寂之後，「熱情之花」仍然回到了西班牙共產黨精神象徵的位置。此後蘇聯共產黨換了一個又一個領導人，雖然「熱情之花」在蘇聯入侵波蘭時發表聲明譴責，弄得東道主很不開心，可是她基本上是西班牙共產黨中最真心讚賞蘇共的一位。她始終作為貴賓住在莫斯科。而卡利約等新一代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雖然對她的大多數觀點感覺陳舊，卻也對「熱情之花」所處的地位樂觀其成。其重要原因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裡，蘇共的資助已經是西班牙共產黨的唯一經費來源。他們是靠蘇共養活的一個友黨。1956年之後的二十年，「熱情之花」的生日依然是歐洲各國共產黨的節日，例如義大利共產黨就年年在羅馬慶祝這個日子。

西班牙社會的變化是公開的、可見的，而在西班牙國內，卻很少有人知道「秘密團體」共產黨也在經歷著變化。國王要讓共產黨合法化，如何具體操作、如何面對來自右翼的反對，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

胡安·卡洛斯想起來，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個慶典活動時，曾經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總書記齊https://read.99csw.com奧塞斯庫有過一面之交。齊奧塞斯庫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時，就順便告訴他，我還認識貴國的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我們每年國慶都邀請他來參加慶祝活動的。回憶中的這句話，成為胡安·卡洛斯尋找西班牙共產黨領袖的唯一途徑。他決定派一個絕對可靠的朋友帶著他的介紹信，去羅馬尼亞請求齊奧塞斯庫幫忙，給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領袖卡利約傳話。

在1956年之後的二十年裡，卡利約和「熱情之花」仍然在全世界，尤其是歐洲各國舉行集會演說，常常是兩人聯手而行。主題仍然是要堅持西班牙共產黨自內戰以來一脈相承的光榮，當時的口號就是「為民主而戰」。演講內容依然是內戰的回憶、內戰中的革命歌曲、繼承當年的精神。主題本身是由聽眾決定的，對於歐洲左翼來說，他們之所以有集會的熱情，就是因為西班牙「為民主而戰」的戰鬥一向是他們的旗幟和精神上的強心劑。他們需要這樣的回顧和緬懷，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人本身又何嘗不需要。這段歷史，幾乎是西班牙共產黨之所以存在、有別他人而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理由。卡利約所代表的潛在的漸進變化，時時被掩蓋在對「歷史遺產」的頌揚中。

「熱情之花」是會議的外國代表之一，他們只能出席開幕式，事後才看到這份報告。這份報告可以說是引起了西班牙共產黨的一場地震。在這個變化中，處於最被動地位的，就是相當於西班牙的斯大林的「熱情之花」，而年輕的卡利約轉彎的空間最大。經過黨內又一輪複雜鬥爭，「熱情之花」雖然通過談判向對手妥協，換取了四年的總書記位置，可是大家知道，真正的領導權已經轉移到卡利約手裡。

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萬分困難的決策。兩方之間的障礙，是兩大對立陣營由戰爭及殺戮的歷史堆積起來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約來自內戰一代，胡安·卡洛斯雖然和這一代無關，可是他承襲的卻是西班牙共產黨的死對頭佛朗哥的政權。對於雙方來說，都有兩個巨大的問號：第一個問號是，和對方作政治溝通，是否意味著背叛自己陣營的民眾，是否意味著背叛了被對方殺害的自己一方的犧牲者，是不是在向一個不應對其妥協的敵人作違背良心的交易？第二個問號是，在歷史經驗下，在雙方經歷多年來暴力相向和欲除對方而後快的經驗后，即便是溝通了，又如何能夠相信，對方送來的信息就不是一個「兵不厭詐」的計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雙方溝通是不是一個罪惡，後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礎。不管怎麼說，胡安·卡洛斯還是邁出了這一步。

例如，把西班牙的佛朗哥和智利的皮諾切特比較。佛朗哥有過四十年獨裁統治，而皮諾切特在執政十七年的時候，以變通方式獲得終生免予起訴的保障，因而交出權力。這個政治交易傳達了智利社會渴望提前步出困境的強烈意願，當時也獲得成功。但西班牙對皮諾切特提起的訴訟同時引發了智利的起訴，這又傳達了死難者正義未能得到伸張的智利社會，仍然面對極大的道德困惑。智利社會決定違背當時承諾的契約，其實也是在支付另一種代價。

一個月後，胡安·卡洛斯戴上了西班牙的王冠。

就在1956年7月，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起門來開會。在這次會議上他們開始了一個本質轉變，提出了「民族和解」即「和平轉變」的口號。歷史學家認為，新一代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的改變從此開始，他們在逐漸改變自己極權主義政黨的形象，開始現出現代政黨的面貌。

1976年，東方的中國曾經因為一位領導國家二十七年的領袖去世，引發了一個歷史轉變。當時，生活在中國的人們卻幾乎沒有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西方的西班牙也由於一個統治國家長達三十九年多的國家首領去世，引發了一個深刻的歷史轉折。

西班牙共產黨終於在第一次民主選舉之前合法化，並且在1977年6月的第一次大選中獲得了百分之九的選票。

更本質的變化，還不是領導權的轉移，而是對流亡二十年來思維方式的全面檢討。例如，是不是堅持用革命的方式推翻佛朗哥政權？這是不是唯一的方式？他們有秘密潛回國內的組織成員，看到西班牙發生著巨大變化。和西歐其他國家相比，西班牙固然還是落後的，政府仍然是嚴厲而不民主的，可是二十年來，在公共項目建設的同時，投資環境大幅改善，外國資金在大量湧入，旅游業興起，中產階級在成長，經濟在read.99csw.com起飛。國際社會在以一種鬆弛的態度對待西班牙，對於歐洲人來說，新西班牙的標誌，是它傑出的馬德里足球隊已經五次榮獲歐洲杯冠軍。一代對內戰毫無記憶的年輕人湧入大學校園，雖然共產黨成功地在他們中間發展秘密黨員，可是他們已經是面對新的現實的新一代人。最終，歷史學家說：不管原因是什麼，就連「熱情之花」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佛朗哥已經不是十年前的佛朗哥。在這場變革中，卡利約站在前沿，除了名分不是總書記，大家已經公認他是西班牙共產黨的最高領導。

在閱讀這段歷史的時候，我也曾經感到奇怪。西班牙共產黨從開始意識到要變化，提出「民族和解」已經二十年，他們在國外一直公開集會和發表演說，也在公開呼籲民主，聲明自己要加入和平的民主進程。可是，為什麼在佛朗哥死後，西班牙國內仍然對他們難以信任？

此刻，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也憂心如焚，苦苦等了兩個星期，音訊全無。最後，信使終於平安回來。齊奧塞斯庫最終還是接見了他。他帶的口信總算傳出去了。

這回答點明了國王胡安·卡洛斯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關鍵地位。可是，國王根據自己的體會卻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們大家都欠了卡利約的人情。卡利約是當時西班牙共產黨的總書記。這個說法其實指點了西班牙向民主制度過渡的一個關鍵，就是從單一政黨走向容許反對派存在的多黨派民主政體的過程中，原來長期主導著政府的大黨與反對派之間該如何互動？這一點有可能成為這個國家政治體制改革成敗與否的關鍵。正如胡安·卡洛斯所誠實指出的那樣，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絕非單方面的成就。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已經開始一些有限的改革，包括在1966年已通過的新聞法，也包括西班牙在試圖通過的新「結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夠顯示西班牙在加入世界民主的進步潮流。可是在那個時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顧慮重重，這些法案也總是不能徹底實行。根源既來自佛朗哥這一代人對內戰「你死我活」政治生態的刻骨銘心記憶，也來自他們對社會開放之後未知狀態的恐懼。「放開」之後，是不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放出來的是不是妖魔鬼怪？作為舊制度的代表，他們固然擔心新時代中自己的安危，但是也沒有理由說他們的擔心是百分之一百自私的，他們應當是也擔心四十年前內戰前後的狀態在西班牙重演，從而毀了這個國家。

過渡是如此困難。國王沒有佛朗哥「打出來」的絕對權威，哪怕要做的是好事，也不能我行我素，得罪佛朗哥留下的頑強班底。更何況，極端左翼雖在國際上留下了內戰中民主代表的聲譽，在西班牙國內卻並不擁有這樣的好名聲。這確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國王有個私下的好朋友，是法國駐西班牙的大使簡—弗朗索瓦·德尼奧。在西班牙國王對他講出自己的擔憂時，德尼奧大使對他舉了葡萄牙大選的例子。在歷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同一個大文化區，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他說，葡萄牙共產黨一直認為自己的理想代表了人民。在葡萄牙的競選中他們獲得了百分之十四點四的選票，也就是說，有這樣比例的民眾確實相信他們的理念。對於還在地下狀態的西班牙共產黨，德尼奧大使也不明就裡，他說他個人認為，西班牙共產黨可能很成功地得到民意支持，即便如此，合法化這一步還是要走。你把一個政黨排除在外，那麼整個國際社會觀察員和媒體看在眼裡，都會說西班牙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西班牙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要解套，西班牙共產黨一方必須克制：理解這是一個「事故」，而不是國王「背信」。一天，馬德里的法國大使館里來了一個高階的共產黨領導人，對法國大使說，我們請求你給法國共產黨的高層帶個口信過去。法國大使說，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聯繫，不過，你先說說要帶什麼口信吧。來人說，你知道，我們西班牙共產黨的總書記卡利約被抓起來了。現在法國共產黨要聲援，要在巴黎的西班牙大使館前示威抗議。當然這是好意，可是請轉告他們不要聲勢過大。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不希望因為法國人的介入，倒過來刺|激幾百萬西班牙人走進廣場。請轉告他們克制。法國大使感到非常奇怪地問道，幹嗎你們自己不去告訴你們的法國同志，而要我傳信？來人說，很不幸的是，我們試過了，他們不相信也不尊重我們，可是他們尊重您。結果，法國大使果然幫助他們傳話，在巴黎的示威規模很小，也相當克制。

將反對派納入公平的民主競爭這一關，西班牙終於順利地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