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由此向現代社會邁出關鍵一步。

站在十字路口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政治領袖們。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舊西班牙國會，對蘇亞雷茲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決，四百二十五票贊成，十五票反對，十三票棄權。議員們並非不知道，舊國會是在簽下自己的死刑判決書。

智利和西班牙不同的是，佛朗哥儘管知道自己是個過渡人物，卻把過渡時期定為自己的生命長度——將近整整四十年，因為權力是他本人的安全保證。皮諾切特在執政十七年之後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交出權力，使得智利提前向民主體制轉型。這是一個實際上的妥協交易，交換條件就是皮諾切特的終身參議員職位，這個職位保證他不因為在任時期的罪行被起訴。這也是在西班牙起訴皮諾切特之後，智利的司法部門為智利能否起訴皮諾切特，進行了很長時間研究的原因。

蘇亞雷茲：改革時期最關鍵的首相，一箇舊體制內的年輕高階官員。在佛朗哥時代，他能夠自如地適應體制內操作，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很有未來接班人的勢頭。1975年，蘇亞雷茲也一樣站在十字路口。舊體制的升遷邏輯，要講究論資排輩，年輕有為如他，政治前景看好，可望旱澇保收。一旦啟動政治改革，他先是斷了自己的退路，萬一改革失敗，他可能裡外不是人。即使改革成功，他也必須從零開始。蘇亞雷茲雖然在第一次競選中成功，但在民主政治的快速變化下，蘇亞雷茲也很快淡出政治舞台。這也是他從開始選擇就已經料到的結果。

不清算和追究個人罪責的前提，是雙方都公正對待歷史中的受難者，還歷史本來面目，還受難者一個公道。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牽涉到的可能是對千千萬萬個人的公正和對社會道義的追求。凡涉及具體的人，究竟妥協到哪一步，選擇永遠是困難的、有爭議的。西班牙歷史余瀾甚至波及南美。近幾年，兩個南美退位的前獨裁元首分別因任職期間的罪行被逮捕甚至起訴。一個是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另一個是阿根廷前總統庇隆夫人（庇隆將軍的妻子）。對兩名南美前獨裁者的最初發難，都來自西班牙。

他https://read.99csw.com說，西班牙政治轉型有其成功的必要條件。其中包括自己在童年返回西班牙接受教育，是完成歷史使命必要的一步，雖然這並不是他自己的選擇。這不僅使得出生在羅馬的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更使得他在漫長的預備期里，每分鐘都在貼近西班牙的脈動。他知道西班牙人的喜怒哀樂，知道大大小小問題的根源都在哪裡。他談到社會準備的重要性，他認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沒有長期的社會準備，那麼當大轉折發生的時候，他自己很可能無法阻擋社會動蕩和經濟災難。他認為，面臨改革的時候，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比較充分。

在轉型過程中甚至轉型之後，是否能智慧地對待舊制度，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轉型不是一句空話，妥協更不是一句空話，它由許多具體處理的細節組成。首先難以迴避的就是如何消解歷史仇恨。在西班牙的轉變關頭，可以說，左右雙方都有舊賬要算，佛朗哥獨裁政府的政要中想要算賬的就更不用說了。國王加冕后的第一年，他的首相就是佛朗哥親手挑選的老首相那瓦羅。在內戰時期，那瓦羅執掌右翼軍事法庭，曾被左翼稱為「馬拉加屠夫」。在願意支持改革的舊體制上層里，手上有血的官員絕非一個兩個。

那麼，在野的反對派陣營呢？有個假設一般不會錯：被獨裁政府打壓的反對派，一定會高舉民主大旗；進一步的推理是：反獨裁政權的人，必定對獨裁深惡痛絕，一定是民主先鋒。可惜，這常常只是個推理誤會。西班牙共產黨在內戰中參与掌控過馬德里，當時不僅右翼無法生存，左翼之異端也無法生存，連中層階級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無產階級」的無辜者被捕被殺。事實上，即使在國王上台的最初時期，仍然沒有能力立即徹底糾正監獄中囚徒的非人處境，過渡是需要時間的。

國王的成功無疑和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有關，裏面甚至包括了國王本人的教育和準備，而做出準備的則是佛朗哥本人。世界各國在民主轉型前的專制制度，是可能有很大差別的。有政治理念差別帶來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傳統文化保存的狀況和教育狀況的差別，同時也有專制者本人對自己位置的不https://read.99csw.com同理解：認為專制社會是一個不得已的過渡，還是一個應維持不變的永恆制度。這些認知的不同，會導致專制社會究竟是處在預備、過渡狀態，還是朝反方向走向惡化的狀態。人們常常不願意觸及這類話題，而傾向於對不同的專製作同一的簡單批判，因為這樣對評論者的個人名聲比較安全。然而，深入探討社會準備，其實是非常必要的，對於一個還沒有完成過渡的國家尤其如此。

兩個制度的轉型，實際上在法律上也同樣有一個「轉」的過程，是否要用嚴格法制的新制度，來清算轉型前的舊罪行舊官員，結論並非理所當然，這更是一個非常難做的決定。

胡安·卡洛斯一世認為，他當時手裡握有兩張制勝王牌。一是軍隊的服從。非常有意思的是，國王補充說，在關鍵的最初階段，軍隊服從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是佛朗哥將軍指定的接班人。在轉折最脆弱的時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軍隊中的權威保證了西班牙度過危險關頭。而更有意義的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主導完成的最初立法中，就有「軍人不得干政」的條款。他利用自己的軍中威望，在軍人和政治之間劃出一條不得逾越的界限。

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他內戰時只有二十三歲，掌管戰時馬德里的治安。內戰後卡利約和共產黨被佛朗哥政權逐出西班牙，雙腳深陷歷史，成為西班牙內戰的特殊遺存。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他堅決反對佛朗哥獨裁。1975年，當胡安·卡洛斯一世提出請西班牙共產党進入民主改革的時候，卡利約也站在十字路口。作為境內最大地下反對黨的流亡領導人，他可以藉助民眾長期對獨裁的不滿，乘虛而入，一舉起事。這樣獲得政權的機會更大，一旦掌控國家機器，維持的時間可以很長。他應該知道，走競選之路，國家權力就不是他頭上的一顆成熟果子，穩穩就可落入自己口袋。參与競選，他多半得不到政權。但他選擇以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帶領大家和平接受了第一次競選失敗的現實。四十年緊繃的張力自然鬆開，使得西班牙民主迅速成熟，年邁的卡利約本人很快退而成為歷史人物。等候了四十年的權力，就這樣從手中滑過。

西班牙政九-九-藏-書治制度平穩轉型后，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作為這場改革的幕後領航者，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各國首腦和國王們都好奇地提出同樣一個問題：他是怎麼做到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經對一個家族世交的朋友，回答了這個問題。

二十世紀的世界在很大範圍內經歷了一個強人政治時期，而左翼和右翼的強人政治引出的社會準備不同，主要體現在經濟制度和追求目標的差別上。

第二張王牌，國王認為是因為他的背後，站立著智慧的西班牙民眾。政治改革能夠成功，它的主要動力當然是民眾的願望，也就是說，是民眾對佛朗哥長期獨裁的不滿。可比較麻煩的問題是，國王恰是這位獨裁者的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不僅承繼佛朗哥的權力，還從童年開始就在佛朗哥的親手安排下接受教育。民眾在有力量的時候，完全有理由把胡安·卡洛斯一世當作獨裁附庸餘孽一起掃掉。但1975年的西班牙民眾願意等待。他們耐心地等待，給國王充分時間做出自己的表現。這隻能說是智慧，雖然極端分子永遠是有的，可是照國王的說法，四十年的和平和開放，使得西班牙民眾在1975年成熟而富有智慧。國王說，他們已經不再一有風吹草動，「嘴裏叼著一把刀就衝上街頭」，而這種危險狀況，正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內戰前經常發生的。這就引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那麼，在四十年前內戰後的西班牙是否可能立即實現民主？胡安·卡洛斯一世誠實地回答，他不認為那是可能的。當時的民眾因左右兩極分化而衝動，沒有使理性立足的基礎。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勇氣，對胡安·卡洛斯一世來說，尤其是這樣。

一個政治派別興起，總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政治理想，不同派別總是宣稱自己的理想在代表民眾的利益。確實，民眾並不總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在社會不成熟的時候，民眾可能在政治家的鼓動下，做出違背自己利益的選擇。可是，在社會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如果仍然阻止民眾的表達和選擇，這表現了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代表民眾意願，並沒有太大信心。

當年西班牙的轉型期間，在國王主導之下，其實是變相寬赦歷史罪行的，目的是減少衝突，換來過渡時期的和順。大多數西班牙人認同了國九九藏書王的決定。在南非也有這樣類似的過程。可以說，宗教情懷在其中起了一個重要作用。可是對西班牙來說，社會上仍然留有難以平息的怨氣，這在西班牙起訴南美獨裁者罪行的行動中就可以看出來。對智利來說，多年後對皮諾切特的起訴，已經無礙大局，更有伸張正義的作用，所以一般人都感覺振奮並持正面評論。很少有人願意正視它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妥協契約是對雙方有利的，單方面違約的一個簡單邏輯後果，就是以後其他的獨裁者不肯再如此退讓。因此，這仍然不只是單純的道德判斷。

雙方讓步的前提，是雙方民眾認識到，自相殘殺是一個歷史悲劇，必須把這一頁翻過去。這些有過敵對歷史的人本身也在變化。在西班牙激烈衝突歷史中的個人，不論是反對派，還是體制內改革派，都必定是複雜的。而對共同的核心價值的認同，是政治轉型得以開展的最重要條件，能夠退讓和妥協，和政治人物在動作中不煽動鬥爭與仇恨有關。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胡安·卡洛斯一世說，他認為，為了伸張正義而堅持清算，從而陷入復讎和個人仇恨，這絕非是個好主意，這很容易進入內戰後的仇恨氛圍中。他自己在當時不斷強調，西班牙需要平穩過渡，「在舊制度和我們要的民主制度之間，不要有突然轉折點和斷裂點」。

寫完一連串佛朗哥身後的西班牙改革故事，常常會想起那些故事中的主角。

胡安·卡洛斯一世，今日的西班牙國王：他身為流亡西班牙王子的兒子，尚在十歲幼齡，就肩負他並不明白的國家重任，獨自踏上從未踏上過的乾旱土地。對這片國土的感受，漸漸從一個王室傳統的必盡責任，變成了融入血液的感情。1975年，按佛朗哥遺願，他成為佛朗哥權力的接班人，又按照佛朗哥的原定計劃，登基成為西班牙國王，恢復了西班牙已經中斷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胡安·卡洛斯戴上王冠的時候就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他可以往前走，把祖父阿方索十三世遺下的君主制，用佛朗哥留下的獨裁餘威充實起來，成為一個握有實權的君主。在最初的一年裡，胡安·卡洛斯確實利用了這權力的慣性，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去扭轉歷史走向。這條路對於他本人來說，從九*九*藏*書一開始就很明確：事成之後，國王必須交出他自己的個人權力。

政治有其很詭秘很複雜的一面，而在新舊交替、制度轉型的關口尤是。西班牙之所以能夠成為二十世紀制度轉型的一個奇迹，與西班牙擁有一批願意也敢於在政治上誠實的政治家有關。他們的存在，又和西班牙始終沒有離開歐洲的政治文化傳統有關。在朝的沒有利用權力資源維護專制，在野的在得到權力之後，也沒有利用制度轉型來徹底清算和掃除前朝官員，在該退的時候他們後退，退出的舞台留給了普普通通的全體西班牙民眾，這就是今日之西班牙。國王也退出去了，他和王后住在馬德里的郊外，如同是一個象徵：馬德里是權力中心，虛位君王在中心之外。

胡安·卡洛斯能夠客觀地面對佛朗哥時期正負兩方面的遺產，而不是以簡單化的態度來樹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而西班牙民眾能夠接受和理解這樣的誠實，更是一種難得的素質。

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的最早殖民者，也是後來的主要移民地。西班牙國王說，他一般稱南美國家為姐妹國，反倒是南美國家總是乾脆把西班牙稱為「母國」。胡安·卡洛斯一世講述自己訪問南美的經歷時說：訪問哥倫比亞的時候，總統說，我們等待西班牙國王到來，已經等了四百年。街上的孩子們追著他的汽車叫喊：我們的國王回來了！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曾經對墨西哥在1936年大批收留西班牙內戰的流亡者表示感謝。有的西班牙省份，一度移民南美的數量超過本土居民。其結果之一，是南美複製了西班牙熱情奔放的拉丁性格，也複製了左右翼的激烈衝突，只不過在時間上慢了一拍。內戰後流亡的西班牙左翼回國無門，定下心來，選擇在異國他鄉繼續自己的理想實踐。智利就幾乎複製了西班牙的道路。而許多左翼革命者終身維持了他們的西班牙國籍，這是今天的西班牙政府有權向南美獨裁者發起司法追溯的起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