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據他自己統計，一共有8項，即交通銀行借款兩次，一次500萬日元，一次2000萬日元；有線電信借款2000萬日元；吉會鐵路借款1000萬日元；黑龍江吉林金礦森林借款3000萬日元；滿蒙四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山東濟順、徐高二鐵路借款2000萬日元；參戰借款2000萬日元。合計14500萬日元。當時日元跟中國貨幣的比價，1日元等於1銀元，摺合銀兩，則1兩等於1.5日元。在寺內內閣期間，日本對華借款500萬以上一筆的借款，累計達21000萬多，而西原經手的，佔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開列的這些項目之外，寺內政府對華最大額的借款，就是跟參戰借款相關的軍械借款，計32081548日元。甚至可以這樣說，寺內政府對華政策的改變，以及各項政策的具體指向，大體上都可以在這些借款上體現出來。

然而，袁世凱死後，中國並沒有如日本所願，陷入內戰無從自拔，反而各方很快達成妥協，在恢復臨時約法的前提下，重建共和，大體恢復了秩序。事實上，只要中國沒有陷入大的混亂，以當時日本的國力，依舊是不大可能一口將中國吞下的。日本人急於求成，四下點火挑釁的行為，卻激起中國人普遍的惡感和敵視，民間對日本人惡感陡然增加。這使得日本自參加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以來表現出來的「善意」，蕩然無存。但比較起來，社會的上層，包括政界人士，對日本的惡感更甚，連中國著名的親日派人物，都對日本表現出敵意和警惕。據西原自己後來回憶，他第一次見曹汝霖的時候，一向親日的曹對日本的做法很不滿。更重要的是，儘管西方列強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但是，西方世界顯然不能容忍日本吞下中國，那就意味著在東方出現了一個龐然大物，整個東方，幾乎都變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這絕對不是西方所樂意見到的。因為這就等於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的巨無霸，一直以來的世界均勢就完全被破壞了。所以，自二十一條事件之後，日本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國的關係驟然緊張，英法輿論也對日本相當不滿。一時間，日本的對華政策，陷於兩難，一口吞不下，卡在喉嚨里，上不上，下不下，很是難受。而且隨著歐洲的逐漸明朗化，戰事接近尾聲，這種四面楚歌的局面，對於日本相當不利。在這種情況下，連當時在華的日本人，意見都出現了嚴重分歧，一種主張懷柔，「宋襄之仁」，一種則為「強橫蠻幹」，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拿下中國算了。而在日本的政界，對華政策的僵局，演變成政潮，大隈內閣的屁股開始有點坐不穩了，日本政壇勢力很大的政友會元老，越來越對大隈看不順眼。看準這個機會，當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特意派出他的密友西原龜三，來到中國收集大隈內閣的「黑材料」，寫成革命騷亂實情調查書，回國在議員聚會的場所演講，引起「大騷動」，然後各派議員決定到中國實地調查，向元老和宮廷報告。九_九_藏_書

雖然說，在西原的參与策劃下，日本寺內政府對華策略，從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強橫，呈現出懷柔的一面，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大隈內閣已經拿到的東西，或者說，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這個過程，顯得動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執仗的硬搶。這種柔和的「拿」，被掩飾在大筆的日元後面，讓當權的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客觀地說，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國跟西方包括日本的那種高利貸式的所謂借款，條件不可謂不優厚，經手人曹汝霖說，跟袁世凱時代的善後大借款相比，高達數億日元的西原借款，數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國命脈的鹽稅，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則是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等於空頭支票，一無用處，至今分文未還」，以至於「變成了一筆大濫賬。日本政府不得已乃發行債劵歸還銀行以為救濟」，導致政策執行者，後來在日本國內被罵得臭死。一直研究中日關係的老報人王芸生也認為，西原借款「利息低，無回扣，無切實抵押，誠借款條件之優者矣」。雖然對中國來說，是「以投資手段使中國殖民化。然自另一種意義言，亦可謂彼等之賣國。蓋以二億巨資，一無切實之抵押，二無高息回扣，結果強半流為無著落之濫債，無怪寺內、勝田諸人受其國人之攻擊也」。事實上，借款的抵押，連北京政府毫無信譽的國庫券都算上了，實在是濫無可濫。不過，嚴格地說，跟此前的外國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實並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時規定，借款的款項可以放在日本銀行，由銀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來一去，實際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錢孔急，根本沒有存放的可能，所以這項優惠等於沒有。相比較起來，此前的借款，雖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左宗棠西征借款。但也有比較低的，比如甲午戰後，清政府跟四國銀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區別，就是這樣的借款都有巨額的回扣，借款實付打折，四國銀行貸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點都不能含糊。清朝最後一年，清廷郵傳部跟日本1000萬日元的借款，雖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還要加付2.5‰的傭金。所以，所謂西原借款的優惠，主要體現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沒有切實抵押上。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證明，當時中國的外債，無確實擔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因此，從純粹的經濟賬上看，日本的借款是虧了。但不管結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辦者們，即使賣國也絕對沒有人想賣日本的，他們大方的借款，背後還是有所圖的。實際上他們算的是獲利更大的政治賬，只是由於後來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寺內、勝田和西原他們的如意算盤，沒能實現而已。read.99csw.com

其實，在當時的日本政界，大隈還算是一個有理論的政客。他曾經是著名的「支那保全論」的提倡者，但他同時又是一個明治以來堅定的西化論者。在他看來，在東方，唯有日本才是「西方文明的介紹者」，最完美地吸收和消化了西方文明，因此就成了東方唯一的代表者，屬於能在現代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的唯一的東方國家。基於此，日本學者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思想背景，大隈最終走向了把對華二十一條強加給中國的道路。顯然，從所謂的「支那保全論」到趁一戰之機獨吞中國，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這樣的投機，在當時的日本朝野，雖然沒有引起很大的反彈。但這種投機的具體操作，效果卻相當不好。

雖然自甲午之後，日本的國勢蒸蒸日上，但想要在一戰之際，趁歐洲列強忙於戰事，一口吞下中國，依然屬於蛇吞象的妄想。因為，對於日本這個小國來說，中國實在太大，以日本當時的國力，吞下中國，還是力不從心。況且，地球是圓的，歐美列強，雖然陷於戰爭，但不等於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無論如何，歐美不可能允許日本獨吞中國。唯一的機會是，利用各種機會，製造中國的內亂，趁亂下嘴，使得中國分裂。然後，再一塊塊吞下。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逼迫中國政府簽訂二十一條，獲取利益並非主要目的，也不是想一下子就把中國變成朝鮮。否則，最為露骨的第五號條款，不會是所謂的建議條款。但是，這種不要求中國政府落實的條款，卻堂而皇之地提出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藉此製造混亂，只要袁世凱政府答應了其他條款，在輿論看來，就等於答應了所有的條款。因為是秘密談判，袁世凱政府也無法很好地澄清。因此，這一招一出，就會使在日本人看來有強人面目的袁世凱政權，喪失合法性，統治不下去，產生內亂。當然，內亂真的還是出現了。只是，內亂沒有日本預料，在二十一條簽訂之時發生，而是在洪憲帝制之際出現了。因為袁世凱非常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他和他的策士如楊度之流，誤以為稱帝可以再樹權威，重建合法性，結果是反而給了反對者以對抗中央政府的最合適的借口——反倒退，這個借口，最大限度地符合自晚清以來來源於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性，使得袁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喪失，最終導致袁世凱的垮台。而居心叵測的日本人，在洪憲帝制的醞釀期間，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先是暗示帝制可為，然後又隨著西方列強，抵制袁世凱的帝制。在洪憲帝制期間，中國如日本所願，再次陷於動蕩，在動蕩中，成心搗亂的日本人則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資財，資助袁世凱的敵人，從革命黨到宗社黨，日本人一律給錢給槍，提供顧問，唯恐天下不亂。日本軍官，在旅順、大連為蒙古叛亂武裝巴布扎布訓練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組織地到處尋釁鬧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龜三的話來說，就是「猖狂已極」。可以說，這一切，都是日本自提出二十一條以來的一系列「組合拳」。九九藏書

大概已經感覺到了這種大借款背後的問題，因此，跟曹汝霖齊名的親日派陸宗輿，從一開始就對經手借款心懷疑慮，縮手縮腳，很是不安，擔心被人視為「賣國賊」，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簽備忘錄的時候，戰戰兢兢的。

自甲午戰爭以來，中日成了密切相關的一對冤家，日本感冒，中國發燒，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朝野視之為「天佑」之機，當然很想藉此時機一口將中國吞下，但是，對於日本來說，中國實在是太大了，如果貿然開戰，武力征服，誰也難以預后，不敢開戰，卻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咄咄逼人，不僅徒增中國人的敵意，順帶導致日本與英美之間出現裂痕，而且裂痕越來越大。英美，尤其是美國，對日本的野心也越來越警惕。所以，日本人在歐戰期間固然可以小動作不斷，但是一旦動作太大，等到歐戰結束，西方列強可以騰出手來的時候，日本的處境，將十分不利。中國問題處理不好，即便沒有趁火打劫的寺內正毅等人，大隈內閣也做不下去。換人，勢必改變政策。按日本人思維習慣，剛的一手碰到阻礙，勢必轉到柔的一面來，因此，比起此前的劍拔弩張、咄咄逼人來，改變了的政策有了一點懷柔的味道，而這味道的體現者，主要是一個人，他就是西原龜三，懷柔政策的具體內容，就是西原借款。

西原龜三是個生意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內正毅任朝鮮總督期間，勝田主計和他搭檔主政朝鮮銀行，而西原在朝鮮經營紡紗業，當時朝鮮銀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幫助下，得以解困，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西原跟寺內和勝田結交。後來，在寺內和勝田聯袂組閣，在勝田擔任藏相即財政部長的大藏省，西原沒有任何名分，但卻可以隨意出入，指揮秘書，呼來喝去，宛若主人，很有點類似於徐樹錚跟段祺瑞的關係，可見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貧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簡樸，發跡之後，家眷依然留在鄉下，自己單個一人在東京租住一個小公寓，生活簡樸到了極點。為人據說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錢往來，跟貪腐成性的中國權要打了那麼多次交道，一點好處沒有拿過。人家送他古董香爐，也推說自己房子小，沒有地方放而卻而不納。但是，西原跟許多日本能人一樣，主意特別正，特別固執，只要自己認為對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這樣一件在他看來一定要堅持做的事。

細數西原借款，我們會發現，其中的交通銀行借款，屬於穩定中國政府的金融體系，扶植以曹汝霖時任交通總長為代表的親日派。關於東北的幾項借款，無非是藉以鞏固和擴張他們在東北的勢力。山東濟順、徐高鐵路借款，目的是把他們在膠濟鐵路的勢力，延伸到京漢線和京浦線。而參戰和軍械借款其中的電信借款，據西原後來講，也是軍事借款，用於幫助段祺瑞政府編練嫡系武力的，實際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國軍隊和軍械製造層面。在中國接受借款的過程中，日本在山東的存駐，得到了充分的加強。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時代尚且宣稱要還給中國政府行政權的青島，設置了民政署。膠濟鐵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裡，在德國控制的時代，鐵路的巡警隊還是由中國人承擔，德國人只做顧問和教練，但日本人來了以後，則要求不僅做教練，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揮，實際上膠濟鐵路的巡警隊，變成了日本在中國的雇傭軍。不僅如此，曹汝霖還代表中國政府，跟西原達成協議，允許日本在濟南保留「駐紮少數兵員」，但實際上，沿線的日本軍隊，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依然非常扎眼地駐紮著，人數一點都不少。也許，曹汝霖他們簽訂這樣的協議，依照過去對外交涉的慣例，是在日軍佔領的既成事實下，一種企圖約束日軍的不得已的辦法。但中國官方的認可，畢竟給日本在山東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據。況且，通過借款，在理論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濟順路濟南到河南的順德和徐高路高密到徐州，把手伸到了當時中國的兩大鐵路動脈，京浦路和京漢路，雖然借款談判規定了修建這兩條鐵路參与者的民間性質。但事實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難以讓國人放心。從來在中國存在的所謂日本民間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間。這一節，恰是五四運動中，中國人特別感到激憤的。至於插手軍械製造和軍隊事務，這本是二十一條第五號的內容，那時候，日本以武力威脅沒有讓袁世凱政府接受的東西，現在憑藉日元，有的內容也都實現了，段祺瑞編練的參戰軍，軍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練。借款的另一個重大目標，是扶植親日派把持的交通銀行，由這個銀行主導，推行中國的貨幣改變，建立跟日元密切聯繫的金本位中國貨幣體系。此計劃，由於比較複雜，直皖戰後，親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終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願實施的話，那麼，中國真的要變成朝鮮了。至於在五四運動中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共同防敵條約，如果沒有西原借款以來的北京政府親日氛圍，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中日親善的氣氛，使得日本人在實際上得以步步推進。read.99csw.com

一戰以來，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認為一戰是日本鯨吞中國天賜良機的日本，在袁世凱死後，突然變了調子，高唱起日中親善來，而且朝野上下，都急於表示對中國的友好。個中原由，從表明上看，是日本內閣換人，大隈換成了寺內。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大隈內閣想借一戰之機，把中國一口吞下的野心，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嘴張開了，卻好像被什麼東西卡住，上不上，下不下。中國反彈強烈，西方也對日本的趁火打劫，心懷不滿。結果呢，日本的元老們，不高興了，於是大隈重信，只好走人。按日本學者井上清的說法，由於大隈過於強硬的對華政策，二十一條簽訂后，日美關係惡化，日英關係也出現了陰影。更重要的是，這種政策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反彈，連親日派都不大親日了。結果，這些元老們，尤其是山縣有朋對大隈表示不滿。其實，在日本知識界，大隈名聲一直就不佳。哲學家中江兆民叫他「投機商」，人們提到大隈，往往稱之為「肥后之俗物」肥后是大隈的故鄉。因此，大隈下台，得到政友會和國民黨兩黨支持的軍人寺內上台組閣，一改過去對中國中央政府壓迫的策略，尋找合適的對象，加以扶植。因此，他們選擇了段祺瑞。扶植段祺瑞的具體政策的實施，就是借給給段政府大量的金錢，讓段的北京政府硬起來。同時供給日制的武器，支持段祺瑞編練一支「中央軍」。九九藏書

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沒有西原，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會走向何方，真有點說不清。恰是這個在野人士，給這個改變定了調。這個改變，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屬於介於「宋襄之仁」和「強橫蠻幹」之間的中道。改變大隈政府支持中國合法中央政府的敵對方，專門搗亂，激化內亂的策略，選擇支持中國中央政府。扶植這個政府中的親日勢力，以懷柔政策，軟的一手，實現日本想要從中國得到的一切。而這種政策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一系列的借款上。這種以借款為標誌的懷柔政策，其背後隱藏著非常險惡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話來說，借款是要為中日關係打下一個共同的經濟基礎。即通過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國的國家銀行諸如交通銀行，通過幫助中國整頓金融，改革幣制，逐步實現「日中貨幣混合」，甚至最終「以保護資金為名」，實現日軍派憲兵駐守中國國家銀行，即不僅在資金上，而且通過軍事控制，從根本上掌握中國的金融，進而控制整個中國國家的命脈。

事實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錢式的「懷柔政策」，背後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戰以來，雖然日本名義上也參戰，但除了趁火打劫佔了青島之外，沒有動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島和山東，屬於代價很小、獲利巨大的買賣。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時，大肆擴張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同時還可以趁交戰國打得你死我活之際，大做買賣，兩下掙錢大發戰爭財，此時的日本，其實跟美國的處境相似。只是美國後來還大規模出兵歐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從此變成了供應商。因此，幾年下來，日本很是發了些橫財。寺內內閣的藏相勝田主計是這樣說的，當時的日本出於戰爭的緣故，「景象極旺，年年有巨額貿易出超。同時在國際借貸方面，國內金融界出現資金過剩局面，有巨額結算超收，積累了大量硬幣，這就危害了外匯資金交流。長此放任下去，將使經濟嚴重失調，其結果難保不引起國民經濟前途堪憂慮的局面」。為了解決過剩資金的出路，日本只有兩條可走，一是加緊對外投資，另一條就是贏利性的借貸。顯然，在這種借貸，不僅可以算經濟賬，更可以算政治賬。後來，雖然由於中國政局的動蕩，借款擔保不可靠，很多筆借款實際上沒有還，但在政治上，卻收穫頗豐。不過，這種政治上的收穫，最終激起了中國另一部分人的強烈反彈。五四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反彈的大爆發。而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暴露了日本真實用心，給了這種反彈，一個展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