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即使是《秘笈錄存》版本的電報，也不能否認一個事實，無論美國還是英國，都強調中國應該遵守已簽的條約。威爾遜的安慰，純粹是一種安慰而已，這樣的空頭支票，對中國實際狀況的改善，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說，即使沒有1918年的中日換文，提出了14點聲明的美國總統威爾遜，也不大可能冒日本退出會議、導致國際聯盟設想徹底失敗的風險，去為中國說話。這個借口沒有了，還可以找其他的借口，借口總是會有的。只是，在14點聲明中反對秘密外交和秘密協定的威爾遜，居然會找中國和日本之間的這麼一個秘密協定為借口，不經意中，自己就打了自己的一記耳光。可惜，強者食言而肥，真正挨打的，只能是弱者。

更有意思的是，按落後國家留學生的慣例，留學哪國，多半就親哪國。但是，留德的段祺瑞卻力主對德宣戰，而雖然沒有留英、出身海軍有英國教育影響的總統黎元洪〔他的老師是留學英國的嚴復和薩鎮冰〕，卻意見跟段祺瑞相左。雙方還為此鬧到撕破臉皮，惹出來張勳復辟。試想，以生性懦弱，且手上沒有一兵一卒的黎元洪，膽敢跟段祺瑞鬧翻，如果不是出於對宣戰整個國家的後果的擔憂，估計他不會有這麼大的膽量。

其實，當時這個世界，並不是一個「新世界」，依然沒有走出叢林時代，所謂的公理、正義，不過是好聽的外交辭令，巴黎和會是個決定戰後國際秩序的會議，但戰後的國際秩序，卻是要按照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來制定的。威爾遜的14點聲明，固然不乏理想主義的精神，從1823年提出「門羅主義」，到此番的14點聲明，確實有種對殖民主義說不的意思。但這個意思背後的故事，卻很難說清。至少，美國作為一個佔有較少殖民地的後來的強國，從國際事務中爭得發言權的角度，採取一種比較得人心的姿態，其實也很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當時的威爾遜，不僅在落後國家聲望如日中天，在協約國，也很有群眾，威爾遜在會前訪問這些國家，受到了民眾極其熱烈的歡迎。民眾「幾乎是成群結隊地圍著他歡呼」。然而，僅僅這個姿態，已經讓當時主導世界的5強中的其他4強感覺很是不爽，在和會的運作中，成了實際上被束之高閣的空論。據當時中國駐美公使顧維鈞彙報，威爾遜的14點聲明，連美國國內的共和黨人，都強烈地表示異議。中國跟多數殖民和半殖民地國家一樣，在和會上的命運，無非是砧板上的魚肉，所差的，無非是切給誰而已。

可惜，巴黎和會不是公平的辯論賽，大家都是來做交易分糖果的，儘管歐洲列強跟日本有矛盾，但鑒於日本的實力，絕沒人樂意為了中國而開罪日本。5強之中，義大利在歐洲尚且爭不到什麼，在遠東更是無所作為。最強的英、法、美3國，法國一向對華不友好，此番和會，與會的法國總理自始至終對中國代表態度惡劣，不給好臉。英國人也是皮裏陽秋，在實質上也更傾向於日本。美國總統威爾遜雖然被中國人忽悠得很是舒服，同時把中國人也忽悠得很有期待，在會上，他也反覆強調公理和正義，呼籲建立一種尊重人類權利基礎上的新的國際秩序。可惜，他的這種秩序，是要靠建立現實的國際聯盟來實現的，顯然，建立這個聯盟，必須得5大國之一的日本的支持。因此，只要日本堅持非要山東不可，美國人勢必只能答應。事實上，否認秘密外交，各國一律平等的14點聲明，在和會上被碰得頭破血流。但是，威爾遜又不能不妥協。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丘吉爾不無譏諷地說：「要是威爾遜是單純的理想主義者或者是政黨事務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試圖兩者兼而有之，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https://read.99csw.com

中國1917年加入協約國一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點像押寶。跟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選擇英、美、蘇同盟不同，那時畢竟有已經攪進戰局的既成事實，既然已經跟日本人打了4年多，當英美跟日本打起來的時候，站邊，自然得選擇英美。蔣介石政府唯一明智而且大胆的決定，是在英美卷進來之後，公開跟日本絕交並宣戰，總算給糊糊塗塗打了4年多的中國軍民一個交代。然而，這樣的「明智之舉」，在一戰時，中國政府早就做出了——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匈帝國沒有招惹中國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先斷交后宣戰。雖然沒有派一兵一卒去歐洲打仗，而且對在華的德國人也相當優待。但是作為一個大而弱一向為歐美人砧板上的肉的國家，這樣做，畢竟有些風險。

儘管一上來就吃了癟，臉面無存，但中國代表團還是想在和會上爭取最好的結果。他們的目標，是一攬子解決自鴉片戰爭以來，使中國成為半殖民地的所有問題，按照顧維鈞的說法，可以歸為7項：一，解決二十一條和山東問題；二，歸還旅順、威海等租借地；三，取消在華領事裁判權；四，歸還在華各地租界；五，撤走外國駐軍；六，取消外國在華設立的郵電機構；七，恢復中國關稅自主。為此，代表團各個成員還分頭「備課」，寫出備忘錄。當然，中國代表團的底線，是解決山東問題。事實上，中國代表團在和會上所能據理力爭的，也只有山東問題。日本的態度，不言而喻跟中國正好相反，肯定不能放棄已經吞到嘴裏的肥肉。而且，審時度勢，日本根本不認為他們的意願會落空。但是，鑒於一戰後整個國際的形勢，講求國際道義的呼聲開始高漲，日本在死咬山東權益的同時，也不得不半吞半吐地說他們對中國沒有領土慾望，尊重中國對於山東和青島的主權，一旦時機成熟，就將歸還山東的權益。這就是所謂山東權益的「間接歸還」說，顯然，中國人對於日本人的這種承諾，沒有放心的理由，誰知道這個無頭賬會賴到什麼時候去。因而一再強調，既然日本已經同意歸還，莫如現在就直接歸還的好。

1919年1月28日，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關於山東問題的陳詞，一度使這個問題閃現出一絲曙光。這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從山東的歷史講起，三言兩語就闡明了山東和膠濟鐵路對於中國的重要性，同時引經據典，引證國際法名家的見解，說明儘管在戰爭期間，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為日本所得，而且中日之間為此簽訂了相關協定，但由於中國的參戰，情形發生根本改變，而且中日之間的協議，出於眾所周知的理由，中方是迫於無奈，從法理上講，戰敗的德國顯然無權將山東權益轉交他國，因此，和會理所應當讓中國直接收回山東的權益。而日本代表牧野男爵的發言，則相形見絀，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大道理，說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一方面又堅持不肯歸還強佔地山東權益。本來就不佔理，如果加上那時代日本人說英語慣常的毛病，口音過重，還多少有點含混不清，估計不少與會者根本沒聽清他在說什麼。所以，雙方發言過後，各國代表紛紛上前跟顧維鈞握手，而日本人則被冷落在一邊，情形頗為尷尬。顧維鈞後來回憶說，在他發言之後，「威爾遜總統走過來向我表示祝賀。隨後，勞合？喬治、貝爾福、藍辛也都跑過來向我祝賀。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都說，這一發言是對中國觀點的卓越論述」。https://read.99csw.com

其實，不僅梁啟超、林長民們對美國人滿懷期待，要恨只恨自家人，五四鬧起來的學生們，對於美國總統威爾遜依然有感情，不僅有感情而且還有期待，大遊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國使館遞交請願書，可惜美國公使施芮恩缺乏情報，那天恰好不在，一腔怒火的學生才轉而奔了趙家樓。甚至在五四遊行過去好兩個月之後，毛澤東在長沙辦《湘江評論》，把法國總理克雷蒙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義大利首相奧蘭多和日本代表牧野伸顯，都說成是強盜，而對威爾遜網開一面，說他被壞人包圍了，很可憐，云云。

其實，要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實際貢獻，中國並不小。畢竟有幾十萬華工在歐洲戰場做苦力，挖戰壕，修工事，運物質，抬傷員，相當於中國派遣了一支幾十萬之眾的後勤部隊。在戰爭中，日本也不過就是打了一下早成孤軍的德國駐青島軍隊，揀了個現成便宜而已，此外，就是佔領了更加微不足道的德國太平洋保護領地馬紹爾群島。按說這種規模的參戰，跟歐洲戰局幾乎沒有任何關係。比較起來，中國人的工作，對協約國的戰事作用可是要大得多。可是，一戰後的國際格局，其發言權大小，實際上並非像強國公開宣稱的那樣，是以各國對戰爭的貢獻大小來分的。現時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有多少大炮、坦克、戰列艦，才是說話的底氣所在。顯然，在這方面，中日之間完全不成比例。戰後的5強，細分起來還要分成兩等，英、法、美三國為一等，日本和義大利又是一等。日本是個正在上升的後起強國，一時無心也無力在歐洲有所作為，眼睛只盯在亞洲，而義大利則是一個一直處於衰落中的二等歐洲大國，列為5強，很勉強，實際上義大利從來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只能撿點剩兒。當年歐洲列強在甲午戰後，趁火打劫在中國強租港口的時候，對義大利的要求，孱弱的清政府都敢拒絕。在一戰的歐洲戰場，義大利更是表現一般，老吃敗仗，連奧匈帝國都打不過。每有動作，就得法國人來給他們擦屁股。眼下，在和會上有心在歐洲爭點什麼，可惜爭不到什麼，即便憤而退出會場，也沒人理會，過不了多久，自己再乖乖地回來。在一個以實力說話的場景，中國人在軍力和軍事表現上，一無可取，連日本人要來自己的領土青島跟德國人打仗，也只能劃出中立區，眼睜睜看著人家打，順便蹂躪自己的人民。因此，被人看不起，這麼大的國家被列位三等出席國，也不是沒有道理。

第一次躋身戰勝國之列的國人，對「戰勝」和「公理」很有期待，戰勝已經變成了事實，我們列在榜上，公理，似乎也有影子，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表了關於戰後和平的14點聲明，最令人鼓舞的兩點是：一，廢除秘密外交；二，各國一律平等，尊重弱國小國的權利。此論一出，不管威爾遜動機如何，弱小國家歡欣鼓舞，中國人也是相當興奮。這麼多年，終於看到有位強國領袖，為眾多「第三世界」國家出頭了。這也是為什麼後來五四遊行隊伍要到美國使館請願，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的緣由。胡適後來解釋說，他們這些北大同仁如此興奮，是把一戰的結束，看成是「一個世界大變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為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十四點原則』的麻醉，也都期望這個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九-九-藏-書

五四運動激昂的民意，那種認為「中國就要亡」的危機感，其實不是因為當時中國的處境真到了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至少，1919年的中國，要比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要好得多。日本已經改變了當初的強硬政策，開始懷柔，即便對於山東的權益，至少在口頭上，也說今後要還給中國。而作為戰勝國的中國，雖然依舊被人看不起，但還多少得到了一點來自德國和奧匈帝國的好處，兩國的租界收回了，在華的財產也沒收了，一些被德國和奧匈帝國搶去的東西，包括現在放在北京火車站附近古觀象台的古代天文儀器，也收回來了，連作為恥辱的克林德碑，也拆掉了。但是，此時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知識界，卻是受挫折感最強的時刻，因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時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國學者格爾〔Guur〕的說法，運動爆發之際，屬於「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最強烈的時刻，因此，最容易產生反抗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為什麼1915年中國最危險的時刻，沒有發生類似五四這樣的運動，而恰恰在4年之後的1919年才湧現這樣的大規模群體性抗議的原因。

更耐人尋味的是，《秘笈錄存》在收錄了陸徵祥這份電報之後，隨即附上了一份「某要任歐洲來電」，這個某要人，明顯系指梁啟超。這個歐洲來電非常明確地說，1918年的中日換文，被西方誤以為是中國為二十一條「加以保證」，所以，「惟有使訂約之人負擔，庶可挽回，展開新局。不然千載一時之良會，不啻為一、二人毀壞，實為惋惜。」該書在收錄這篇電文的背後，還加了一句按語：「此時輿論咸歸咎於一九一八年訂約之人，遂在北京發生五四之變。」這個電文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載的，有點區別，但有這麼份電報，而且把和會上中國的失敗，歸罪於「一、二」訂約之人，的確是實情。於是，接到電報的梁的兒女親家林長民，隨即「放了一把野火」，在《晨報》上披露了梁的電報內容，直接點燃了五四的遊行示威。據台灣學者吳相湘考訂，林長民在此時，通過國務院方面，探聽到中國政府有意即使在拿不到山東權益的情況下，也會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遂自撰《山東危矣》一稿，命隨員梁敬錞連夜送往《晨報》刊布。而梁同時也是北大預科講師。有意思的是，在被火燒的曹汝霖看來，林長民這樣做，無非就是因為林曾經借錢於他，受到了怠慢，思以報復。九_九_藏_書

一戰時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誰更強些，誰能打贏？在當時，不是一道容易解的算式。如果容易解，一目了然，雙方估計多半打不起來。當時的中國政府，為什麼會能把寶押在日後的勝利者協約國一邊？實在是個謎。說他們明智固然可以，說他們運氣好，也許更合適。在此之前，德國陸軍之強，舉世聞名，東方國家的軍事改革，大抵海軍學英國，陸軍學普魯士，主政的中國政府總理段祺瑞，就有過留學德國的經歷。一戰的主戰場是陸戰，在萬里之遙的那一部分當家的中國人，憑什麼認為德國一定會輸呢？萬一押錯了，最後命運最慘的，肯定是像中國這樣的弱國。

所以，在那一瞬的曙光過後，在巴黎的中國人，迅即陷入黑暗之中，不僅是中國代表團，而且在巴黎的留學生和僑民，還有一個自費到巴黎「觀會」的梁啟超，統統感到暗無天日。最後，美國人總算找到一個借口，為自己的背信開脫，這個借口就是1918年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這個換文，是在日本的壓力和「善意」下，基本按照日本的意思，承認了日本對於膠濟鐵路的權力。代表中方簽字的章宗祥，在換文中有例行的「欣然同意」字樣。據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載錄的陸徵祥1919年4月22日電文，說是美國總統威爾遜質問：

可是，前來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人，以及在中國的知識界中人，卻對和會有著非常不切實際的幻想。連老於世故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都一相情願地以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理所當然地在和會上名列第一等級，有5位代表。未加細想，就派出來5個正式代表。可是，當中國代表團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國被排在最後一個等級，只能派兩人出席和會，而且出席會議的人數，不能超過法定人數，就是說，准你派兩人，就只能出席兩人。會議開始之後，若干被第三等級的國家，經過力爭，全權代表人數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時和塞爾維亞均增加1席，但「中國仍屬向隅」。這讓中國很沒面子。也一度讓率團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很是為難，5人中的王正廷，是代表南方政府的，凡事必爭，使得問題更加複雜，代表團經過反覆協商，最後決定5人輪流出席，而北京政府最後拍板，中國代表團的名次順序為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和魏宸組，由於陸徵祥的身體不好，實際上，最有才華的留美學生顧維鈞，成了事實上的首席代表，這對中國人在和會上的折衝樽俎，大為有利。可惜，弱國無外交，在會上占理，卻在實際中討不到半分便宜。

而當時中國政府編的《秘笈錄存》，同一份電文，卻說質問的是英國首相，而美國總統則安慰中國代表：

不管怎麼說，反正中國政府這一寶押著了。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貢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車上，德國人簽了投降書的那一刻，中國也成了戰勝國。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放假3天，上萬人上街提燈慶祝，記錄著庚子之恥的克林德碑，給庚子時死掉的德國公使克林德立的碑，一座中國式的石頭牌坊，立刻被拆掉，移到中央公園，把原來的字跡磨掉，成了「公理戰勝」碑。當年力主參戰的段祺瑞，躊躇滿志地得到了政府發的大勳章。雖然明知道這戰勝國是搭車搭來的，但中國的知識界，還是一片歡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撰文，歡呼一戰的「公理戰勝」。據胡適回憶，時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興緻特別高，在3天慶祝之後，還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拉北大的一班兒教授，做了1天的對民眾的演講，蔡元培演講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來聽演講的人，大多是各個學校的學生，北大的學生來聽講是當課上的。這個演講，後來見諸文字，大概出於巴黎和會的緣故，調子已經低多了，但仍然認為，一戰「幸而正義果勝強權，協約國竟占最後之勝利。外之既暫紓侵略之禍，內之亦殺主戰之焰，我國已有一線生機」。這是一次學生在天安門的歡樂的聚集，誰也沒有想到，幾個月過後，同樣聚集在這裏的人，換了一種心情，滿懷被拋棄的悲憤，有人還割破自己的手指，寫了血書。九-九-藏-書

中國人滿心以為，經此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可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爭得關稅自主的權利，收回被日本佔據的青島和膠濟路。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做人。台灣著名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個河南的中學生，他回憶道，當時開封舉行慶祝大會，學生差不多都來了，大家心裏充滿了快樂。「彼此大談公理戰勝強權，大談威爾遜如何如何主張，這一來世界各國可以平等了，至少我國可與日本平等了，不受日本人的氣了，而世界也將保持永久的和平。」不僅學生這樣想，外交界的大人物也這樣想。因此，中國政府對巴黎和會同樣期待甚高，聽聞與會國參會代表有3個等級，5人、3人和2人，中國似乎想都沒想就派出了5人。

無論學生鬧不鬧，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都是不可挽回的。為學生們寄予很高期望的威爾遜，顯然並無替中國出頭的俠肝義膽。關於山東問題，為了能給中國挽回一點面子，安撫一下激動起來的民意，中國代表幾番努力，想要既表達中國意願，同時也按列強要求在和約上簽字，但都被拒絕了，面對國內洶洶的民情，中國代表如果非要有所表示的話，所能做的，也就只剩下拒絕簽字了。事實上，也只能拒絕簽字了，因為，即使沒有留法學生的包圍，中國使團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這個膽量，敢於在和約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要運動一起來，代表團代表們，就會受到國內巨大的壓力。甚至有人傳謠，說在和會上表現不錯的顧維鈞，跟曹汝霖之女訂了婚。國內洶湧的民情，讓所有涉及此番外交事件的人，都感到如履薄冰，不僅吞掉了曹、章、陸，也隨之毀了段祺瑞皖系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