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日貨的另一面，是提倡國貨，宛如一枚硬幣的兩面。這也是為什麼工商界對抵制日貨特別積極的重要原因。無論是懷有實業救國之志的企業家，還是只求牟利過活的商人，除了專做日貨進口生意的人之外，對於提倡國貨，都有很大的熱情。那個時代，中國關稅不能自主，國門洞開，龐大而貧弱的中國，在以工業化崛起的日本商品衝擊面前，沒有招架之力，成了中國近鄰日本的商品傾銷地，便宜的日貨，佔據了中國日常消費品的絕大的份額，將中國的民族資本壓迫得很苦，中國的民族工商業，很難跟近在咫尺而且資金、實力、技術條件都大大優於中國的日本競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強忙於歐戰，最大的獲利者，其實是日本產業，使得日本資本得以在沒有競爭的條件下突飛猛進，變成壓在中國工商界頭上最大的一塊石頭，這也是為什麼五四運動能夠這樣容易地在工商界引起共鳴的原因。當年北大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的許德珩先生回憶說，在運動波及上海之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兄弟捐給北大學生10萬兩銀子，上海棉紗大王穆藕初也捐了10多萬巨款。但是都被學生退回了。但這個舉動就已經表明了工商界，尤其是那些處於跟日貨競爭狀態的資本家支持運動的態度。

當然，我們也看到，即便在中國市場已經成為日貨傾銷地的情況下，總體上由於中國人消費能力過低，絕大多數農民，實際上不怎麼購買日用工業品，牙粉、洋瓷盆這樣的東西，農民根本就不用，消費者僅限於城市裡的學生和部分富裕的市民，所以，日本輸華商品量雖然對於日本的某些城市而言是不小的，但就日本的整體貿易來說，尚非最主要的部分。1918年日本商品輸出總量為1,962,100,668元〔日元〕，對華輸出為359,150,814元，1919年總量為2,098,872,617元，對華則為447,049千元。中國市場固然對於日本很重要，但這塊市場銷量的減少，還不足以制日本的死命，所以說，通過抵貨就可以讓日本衰落的想法，顯然並不現實。況且，當時中國農民消費洋貨最大的部分，是購買機制棉紗，然後自己織布，但是日本紗廠很多卻是在中國開辦的。抵貨運動當時並沒有深入到農村，即使深到了農村，想將日紗完全驅逐，也是相當難的一件事。從這個角度說，即使是五四這種持久而深入的抵貨運動，抵貨的效力，也是有限的。

事實上，學生上街宣傳抵貨，同時也提倡市民購買國貨，抵制日貨和宣傳國貨的力度一樣大，各地學生和商家聯合組織「國貨維持會」，一面檢查日貨，一面提倡國貨。演講，喊口號，貼標語，一面說提倡國貨，一面說抵制日貨。學生們經過調查，將日用國貨產地品牌開列出來，詳細標明對應替代日貨，印發給市民。比如國貨人丹替代日本的仁丹，國貨三星牌牙粉替代日本的金剛石牙粉，等等。有的地方碼頭工人鼓動乘客坐中國船，不坐日本船，如果乘客聽勸，則免費把行李帶上船擺好，如果不聽，「就把乘客的行李亂丟，口裡還罵『亡國奴』」。學生也來到碼頭上勸說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船，如果不聽，就在人家衣服上蓋上「亡國奴」的印記。

事實上，在當時的條件下，在市場上，中國國貨很難跟日本貨競爭。很多日用品，比如學生常用的臉盆、牙粉、墨水等，國產品牌很少，而且市場佔有率很低。以至於抵貨開始，學生要找國貨的替代品，臉盆只能用手工生產的木盆或者銅盆。顯然，五四抵貨運動，給國貨帶來了一個機遇，通過這種全民性的基於道德的抵制運動，國貨有了一絲喘息之機。

五四作為政治運動，參加者意中的敵人，無疑是日本。所謂曹、章、陸者，在人們心目中，無非是助紂為虐的內奸而已。運動預先定下的文明基調，使得抗議的人們不可能採取別的手段來傷害敵人，因此，對日本唯一的抵抗，就是抵制日貨。抵制日貨是五四持續最久的抵制運動，大規模的運動一直持續到1920年一整年，個別地區甚至延續時間更長，對於一些人而言，抵制日貨甚至成為一生的習慣。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回憶說，她小時候所在長沙藝芳女校，抵制日貨的十人團，一直堅持了約30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解散。當時參加抵貨的人，往往特彆強調不要忘記外國人譏笑國人的「五分鐘熱血」，一定要堅持下去。當年還是小學生的人，對五四的記憶，印象最深的，就是抵制日貨。號稱民國講史第一人的著名史學家黎東方，時在揚州讀高小，不僅參加抵貨，把家裡僕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換成國貨，還跟4個小夥伴，組成「醒華會」，跟在中學生後面上街嚷嚷抵制日貨。

儘管如此，在運動的高潮中，愛國道德的訴求，往往是越拔越高，激進的學生，往往恨不得立刻就把日貨從中國根絕，大規模開展焚毀日貨活動，急切行動的壓力，使得很多商家為了響應號召，或者躲過風頭，也迅速地收起了日貨，日貨檢查，也很快開始推行。當然，也有個別的商家不信邪，堅持買賣日貨，尤其是某些向來專做日貨生意的商鋪，即使有心收手，也的確困難。對於這樣的「違規者」，如果讓上街宣傳的學生趕上，肯定會遭到「勸阻」和抵制。各地學生和市民，組織日貨調查團，到處搜查日貨，誰被發現還在買賣日貨，馬上就會有麻煩。事實上，在抵貨高潮中，這種行為即使沒有碰上十人團，幾乎都會被人揭發，馬上就會招致十人團前來問罪。上海零售業巨子先施和永安公司，停賣日貨的動作稍微慢了一點，要求儘早把存貨「竭力沽清」再行履約，馬上招致救國十人團的警告，限期撤除貨架上的日貨。嚇得兩大商業巨頭馬上聲明，自5月22日起，寧願犧牲血本，「以示與眾共棄之決心」。和平的勸說就可以奏效的情況當然好，採取把日貨偽裝成國貨〔撕下日貨商標，換上國貨商標，改包裝，等等〕銷售之類的軟性抵抗，也好說，但是，也就是有在運動中還敢頂風上的，就是不服從抵貨，這樣的人，不是迫於生計的壓力，就是有日本人做後台，很難輕易罷手，經常會導致衝突，遭遇暴力在所難免。經營日貨店鋪的貨品乃至店面被學生和市民搗毀的消息，經常見諸報端。這些遭殃的店鋪，不僅不會有市民同情，還會遭致同業開除的懲罰。甚至上海的報關公所，也採用同行評議的方式，對那些私自偷運來的日貨，直接銷毀。廣州抵貨的情形，特別火爆，街上凡是戴日本草帽的人，「不由分說，群起奪而毀之，無一得免」。儘管有軍警彈壓，但街上帶電燈的日本仁丹廣告牌，買賣日貨的店鋪的招牌和玻璃窗，一律吃了磚頭。有人回憶說，方誌敏當年，在街上禁查日貨，發現有人穿的長衫是日貨，當場上去就給人扯下一大塊布下來。有意思的是，儘管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抵貨，但警察卻往往對學生的「暴力」不聞不問。上海學生5月10日在小東門附近檢查一家商鋪，發現有日貨陳列，勸說無效，遂講貨品扔到地上，店主向崗警投訴，「該警以其自取其咎，置之不睬」。長沙坡子街華泰長洋貨店，暗進日貨，被學生髮現后，將「該店貨物搗毀，」搗毀后還請警察來勘察現場，並證明學生們並沒有乘機揩油。警察居然「當蒙允諾」，學生「整隊歸去」，一點都沒因搗毀貨物的行為，受到追究。因抵貨的暴力遭致警方干預的事，只在天津有，那部分地也是因為學生鬧得太過火了，而且直接涉及了日本人，警方擔心引起外交糾紛才干預的。九*九*藏*書

但是，1920年代前後，日貨在中國滿地都是的，那時的日本，很有點類似於今日的中國，製造業非常發達，日本貨就是便宜貨的代名詞。因此，作為大而貧弱近鄰的居民，對於日貨有相當大的消費量。而且中國商人中，買賣日貨者甚至專賣日貨者，數目不小，即便他們都樂意遵守抵貨的協議和公約，但損失卻負擔不起，即使全部轉為賣國貨，也需要一個過渡的時間。因此，組織抵貨運動的組織，往往會給這些商家一個時間限制，讓他們處理陳貨，但是在這期間，不許新進日貨。天津為了防止各個商家作弊，各行業組織統一清理。更溫和一些的做法是，限定一個日期，將商家的現存日貨檢查蓋戳，可以銷售，但不許進新貨，如果發現沒有蓋戳的日貨，則一律沒收。

據天津《益世報》轉載日本《大阪每日新聞》消息，說自抵貨發生以來，1919年5月的輸華商品，較之平時已減去30%。由於大阪與中國關係最深，因此受影響最大。

抵貨的中堅人士，肯定是學生，抵貨的學生，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強烈的犧牲精神。很多人一開始就把自己和家裡人所有的所有日貨，統統砸掉燒毀。

這是方誌敏《可愛的中國》里的一段描述，看起來像是小說中的場景，其實，書中的描寫，在五四時的中國，只要有學校的地方，幾乎都發生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北京大學、清華學校等北京各校學生，將學校消費社和學生「舊日所購日貨」，一起拉到先農壇，衝破軍警的阻攔，付之一炬。長沙某師範學校學生，將自己購買而未用的洋瓷面盆，當眾踏碎。天津北斜村小學，在有教員演說抵制日貨時，「竟有數學生將所用之色盒、鉛筆當時搗毀拋棄，並對眾發誓以後絕不復購日貨」。天津北廣小學，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天津民立小學的學生，幹得更為徹底，他們開會討論，「議定個人所舊存之日本貨一律交由大會公同焚毀，以為自今日始永不購日貨之紀念。當即一同撿齊，計共分草帽、書包、洋紙本、墨水瓶、橡皮、畫圖規、竹尺、洋筆桿、筆頭、色紙、畫圖紙、石筆、石板十三類，約值洋二十余元。遂逐件拆毀，共付一炬」。杭州各個學校學生救國團聯合會，約定於1919年的5月18日，「齊集新市場杭州城站兩處，焚毀個人自有日貨」。屆時兩處學生的自有日貨堆積如山，「洋傘、手帕、草帽、草席、皮包、書盒、大衣、汗衫、瓷碗、盆等」，應有盡有，一把火全燒了，「各界人士往觀者不下萬人」。杭州的警察局還特地派警察來維持秩序。長沙搞過兩次萬人規模的焚燒日貨大會，成堆的日貨在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投入火海。被當眾焚燒的，是學生自己的物品，而商家手裡的日貨，則可以登記蓋戳，銷完不進新貨即可。曾國藩的曾孫女曾寶蓀在回憶中，也講了一個相當生動的故事，她所在的長沙藝芳女校，師生成立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十人團，共約不再購置日貨，以前購買的日貨登記蓋印，不許再買新的，定期檢查。

節日里的民族工商界，無疑是運動最大贏家。日貨的萎縮，則意味著國貨的大賣，這期間，工廠開足馬力生產，商家興高采烈買賣。一些新的企業計劃，趁著運動的火熱，紛紛出台。上海紡織業紛紛增加資本投入，添置機器，鍾錶業張羅建鍾廠，愛華肥皂廠也擴大生產，增加資本。在天津，范竹齋等人籌辦北洋第一商業紡織有限公司，另有二十余家商號聯合開辦紡紗廠。大名縣的國貨維持會，也要組織「民利工廠」，專營織布業。一直以來中國電器都被日本壟斷，上海有人趁此抵貨之機，開辦自己的電器廠，已經向開始美國定購機器。一向為日貨佔據市場的桑皮紙，也有商家打起了主意，準備自己開廠生產。寧波商人，當時算是中國工商界的翹楚，他們在抵貨運動之後，辦起了美球襪廠、翔熊軟席廠、瑞成洋傘廠和民醒砂皮廠。當然，也有人趁機發愛國財，上海大馬路方九霞潤記銀樓發明「國恥金戒」，「一般熱誠愛國者，咸樂為購買」。有個賣冰激凌的，在攤上掛白旗一面，「上書：『冰冰冰！同胞快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大家罷市救學生，都要有齊心。醒醒醒！快快來吃我的冰。吃仔我冰救可醒。諸君吃了勿要學那五分鐘熱心。』」資料上沒說生意怎樣，估計跟銀樓一樣，大發市利。這樣的趕愛國的時髦，看著雖然有點彆扭，但決不能說人家不符合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宗旨。學生們在國貨製造中，也試圖一展身手，當時的出版物，就有介紹自行製造墨水的方法的。前面提到的黎東方，在五四運動期間，就自己買了原料，「如法炮製」，造出了紫色的墨水，可惜有沉澱，賣不出去。濟南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開辦了愛國商行，自己用布和綢子縫製手絹、織線包、書包，還做傘，在手絹上還綉上「勿忘國恥」、「抵制日貨」等字樣。可惜這樣的學生手工，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九九藏書

所以，問題就來了，到底一般的國民，有沒有義務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個人利益的犧牲？如果這種犧牲出自國民的自願，當然沒有問題，值得稱頌。但如果個人沒有這個意願，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強制的方式強迫他們遵行，不僅妨害了他們的自由，而且造成身體和財產的傷害，這樣的強制，是否像我們一貫認為的那樣，天然合理？但是，反過來說，如果不採用暴力和強制，全民性的抵貨能否貫徹下去，又肯定會是個問題，就像西方工人罷工一樣，如果不組織糾察隊，強力阻止廠主從外地招工進廠，任何罷工都堅持不下去。但是，不管怎樣，新文化運動中高揚的個人自由的旗幟，在愛國主義的大帽子面前，肯定是萎縮了，萎縮到連自稱自由主義者的人，都一聲不響。在這個意義上，從新文化運動走到五四街頭抗議的一代五四青年，是走到了原來主張的反面。值得一提的是，嚴復對於抵貨的意見。當時，嚴復的兒子嚴琥正在唐山工業學校讀書，也參加了抵制日貨運動。嚴復聞訊，去信責備。信的最後有幾句話，很有點意思：「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學生橫厲如此，誰復敢立異同，而正理從此不可見矣。」是啊，在愛國的大帽子下面，有誰還敢提出異議呢？沒有異議，自由將如何安放呢？

更進一步說，即使禁了日貨的輸入，那麼在中國的日資工廠產品怎麼辦？抵貨的時候工人可以罷工，但不能總是罷下去。很多農民織的土布，實際上用的棉紗，卻是機紡的，其中就有不少來自日本開的工廠。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其實不待全球化，當時已經出現了。就算抵貨運動對國貨的保護和民族工業的推進，效果也是有限的。我們必須得承認，由民族主義高揚而發生的抵貨運動，對於民族工業的刺|激，只能是暫時的，民族工業的壯大，從根本上說，還得靠工商界自身的努力，以及國家的扶植和適度的保護。這一點，其實抵貨運動中的一些明智者，已經看到了。1919年7月24日，《南開日刊》上的一篇評論說道：

但是，抵貨畢竟伴隨著暴力和強制，一種在愛國道德至上的暴力和強制，至少在抵貨高潮的時候，非法地傷害了日貨經銷商和購買者的利益。這些人不僅物質利益受到很大損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侮辱和刺|激。他們買賣日貨，但也是正當的商人，被冠以「賣國賊」、「奸商」、「亡國奴」、「冷血動物」加以羞辱，也是一種傷害。顯然，這些人，即使貪圖私利，也似乎沒有多大罪過，跟賣國根本沾不上邊。買賣日貨，對於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僅僅是謀生的需要，不大可能有哪個人真的是出於日本的利益堅持買賣日貨的。他們的「過錯」，從道理上講，是不顧民族利益的大局，從當時的情勢來說，則是不服從集體行動，但是，這種集體行動，實際上並未爭得他們的同意。

這些在90來年前的話，在今天讀來，依然很耐人尋味。值得一提的是，跟五四抵貨差不多同時，印度的甘地，也在領導一場針對英國人的抵貨運動。五四的抵貨運動，沒有像甘地那樣，提倡回到土紡車紡紗織布、土法煮鹽的中世紀狀態去，而是加快自己的民族工業的建設，應該說，這是值得國人自豪的事。最後，必須一提的是，在整個抵貨運動期間，日本方面雖然多次提出抗議，在華的日人，大體上還表現比較克制，只有在日本勢力特別大的山東和福建，才出現了一些衝突，也只有福建的福州事件鬧得比較大，最後演成中日間的外交糾紛。也可以說，雖然說，是抵貨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表現了最大的克制，盡量避免波及日本人，發生跟日本人的直接衝突，但是，對於中國的抵貨運動，當時的日本政府的應對，總的來說，還是比較溫和的，這也是運動最終沒有進一步演化成對抗，和平落幕的一個外部因素。當然，抵貨運動中對人權的侵犯，對個人自由的限制，說明即使這樣一個具有學習西方背景的運動，一旦有了愛國的集體道德訴求，自由會被壓縮到何等地步。五四運動儘管有大量的自由主義者參与，但卻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運動過後，科學與民主的旗幟高揚，但自由卻萎縮了，成為五四政治成果，最明顯的特徵。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科學和民主也在激進步伐中變了味道，中國政治進一步在民主的軌道上步入下降線的原因。

由己及人，學生推動抵貨，不遺餘力，在他們看來，不這樣，抵貨就沒有意義了，因此，抵貨運動，主要是禁賣和禁買日貨，以禁賣為主。事實上，作為一般老百姓，很難有學生這樣的覺悟，只要貨物便宜，並不在意是哪國的產品，只要有人賣，就會有人買。據《大公報》報道，1919年6月16日，長沙學校放假，街上沒有了學生演講和檢查，一些店鋪就開始偷偷賣日貨，「而無知愚民只知貪圖便宜，樂往購用」。提到禁賣日貨，必須強調學生以及其他運動積極分子的一種組織——救國十人團，這是五四運動中一種特別行之有效的動員組織，10人一組活動〔實際上也未必〕，自打在北京誕生之後，迅速被各地複製，成為五四運動宣傳、動員、組織活動的基本組織形式。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組織，並非什麼核心團體，而是普及性組織，凡是熱心運動者，無論大中小學生，都自行組織，小學生似乎更積極。不用說，這種組織，在抵貨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除學生之外的市民，仿效這種組織read.99csw.com的，有正義團和鋤奸團等名目，對抵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組織無處不在，無孔不入，正因為如此，抵貨在能夠在短時間內產生巨大的效果。

抵制日貨，是當時國人可以用來對日本示威唯一的法寶，大體上類似於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謂「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只是相對而言，比較明目張胆而已。之所以如此，一是當時軍閥統治比較弱，鎮壓困難，二是當時的軍閥政府，在民族主義的風潮面前，對於鎮壓，縮手縮腳。以當時國人的認識，認為日本第一要靠中國的大米，第二要靠中國的市場，如果中國人不買他們的東西，日本就會窮，甚至衰落。天津國民大會宣言說，如果中國人堅持抵制日貨，必使日本「受經濟上莫大之恐慌」，而天津的一份傳單上甚至說，「日本原是極窮的國，就是指著賣給我們中國貨物賺了錢去過日子。我們要是不買他的貨物，他國里既沒有錢用，自己過日子都顧不過來，那還有心思來琢磨我們」。而且，抵制日貨也是一種民間行為，是參加運動的民眾由於對政府極度失望，產生的一種不再相信政府轉而依靠自己的力量抵禦日本侵略的方案。一份天津學生號召抵制日貨的演講辭上，一開篇就說，「我們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人，又不幸作了中華民國的學生，大不幸又處在現在千鈞一髮的時候。既是一個中華民國的人，就得想一個方法救國。」號召了學界、商界、報界和勞動界，說唯一不能指望的就是政界，不賣國已經夠了，根本不指望他們救國。這樣的議論，在各地都有。因此，抵貨本身，也有對政府的抵制意味。加上抵貨行為的本身，在政府而言，屬於違法行為，至少在公開場合，政府是要禁止的，所以，因抵貨，學生跟政府方面，在理論上是處於對立狀態的。

抵制日貨的是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很難說。一方面，當時中國這樣的主權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的弱國，在一個正在走工業化上升路線的強鄰壓迫下，孱弱的民族工業，如果沒有特殊的機遇，事實上很難出頭。明眼人都明白，僅僅靠市場的競爭，國貨一時半會兒是無法跟日貨匹敵的。抵貨運動的初衷，是通過不買日貨，削弱日本的實力，但最終卻是落到振興國貨上。不管怎麼說，五四運動中全民規模的抵貨，給了民族工商業一個喘息的機會，我們常說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裏面應該有抵貨運動一份功勞。五四的抵貨運動，跟五四示威遊行一樣，從後來的結果看，不唯拉動了民族工業，而且的確起到了喚起民族覺醒，向世界展示民族力量的作用，對於不久后的關稅自主爭取，也有非常正面的意義。

前面提到的黎東方，也說他在上小學的時候，參与抵貨，也干過把家裡僕人用的日本牙粉扔掉的事。這種做法，顯然得到了家中大人的同意。有錢人家的孩子肯做犧牲，沒錢的小販家的孩子，也一樣有熱血。長沙北正街一個年方9歲的廖姓小販之子，放學回家，「忽將家裡攤上所擺仁丹、洋火以及其父母所用洋瓷盆牙粉等，凡屬日貨，一律掀擲于地，用腳踢毀。其父母氣極，而怒將其扭住痛責，其子遂罵其父母為涼血動物賣國奴不已。其父母因其罵故愈打，而其子見其愈打遂愈罵。正在糾紛未下之時，適某中學遊行演講學生等前來見悉，當大讚其子之愛國熱忱，並賀其父母得此佳兒為門楣幸；並有一學生取出光洋二元給廖，作為賠償損失費，勸令善視其子，勿再責打，並請以後不得再代賣日貨。廖夫婦大為感動，除洋元力拒不收外，並承認此後永不再進日貨。」寧波大豐昶洋貨店，店主是寧波學生聯合會會長張傳疇的族叔，店產跟張傳疇有「承繼」關係，但是，當這個規模不小的店依然在賣日貨的時候，張傳疇帶領學生，把店裡的大批日貨，一把火燒掉。在抵貨運動的高潮期間，學生們不僅不買日貨，而且不跟任何與日本有關的事沾邊，車不坐，船不乘。學生和市民，組織大型集會，當眾焚燒日貨，這樣的事情，在各地都有，所燒毀的日貨，既有抄查來的，也有學生自己的。毀掉自己已有的日常用品，是一種犧牲，而轉購從價格和效用上尚不及日貨的國貨，也是一種犧牲，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因為學生們有這樣的犧牲精神，身體力行，佔據了愛國和自律兩個道德制高點，抵制日貨才可能如此大規模地推進。

抵制外貨，在中國並非第一次，但是，這次的抵貨，卻的確是持續時間最長，波及地域最廣，同時也最為深入的一次，從黑龍江到廣州，從上海到四川，甚至一些縣城，都捲入抵貨運動之中。抵貨實際上是一場針對日本人和日本產品的全面抵制，商家不進日貨，不用日元交易，學生和市民不買日貨，不乘日本輪船，碼頭工人不裝卸日貨，報紙不登日本廣告，連黃包車夫，都拒絕拉日本人。這樣的全民的立體的抵制，對日本的對華貿易，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從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輸華商品，除了紫銅一項，其它都有幅度很大的下降，其中日用品下降幅度最大，降幅最小的布，也有一半以上，其實日本傘下降幅度最為恐怖，從將近8萬把降到了0。這跟各地紛紛抵貨中，人們拿日本雨傘出氣，拆毀而且再踏上一隻腳的場景，遙相呼應。另外，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寫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運動持續的一年裡，日本對華貿易受到了很大損失，對華輸入減少了40%。走私的減少量，還沒有計算在內。當時的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在報告里承認，出於運動的緣故，各業對日交易陷於停頓，金融業「對凡於日本有交易關係者，則不與之交易；正金與台灣兩銀行之紙幣幾乎完全不能流通，因之除極少數之外國商品或中國土產品外，對本邦商人之交易完全停頓；尤其報關運輸行等，因排日關係，日本貨品完全不能搬動。日清汽船、戴生昌以及滿鐵等輪船公司，自從19日中國報關業公會決議不在日本船隻上載貨以來，雖尚有若干乘客，中國人之貨物已完全不交載運。日清汽船比平時減少三分之一，戴生昌減少四分之一，滿鐵減少三分之二，尤其如日清及戴生昌以長江或內河航路為其唯一生命而競爭又甚激烈之輪船公司，其受打擊甚大，料不易恢複原狀。……其他一般商店，除日本貨商店及少數販賣當地日本工廠製品者外，固然期貨交易已不存在，即使已訂契約之商品，亦不履行，交易成為完全停止狀態」。另據馬寅初考察，「以1919年為例，日本日清汽船會社往來滬漢間所載之貨量，4月份為5552噸，5月份降為2157噸，6月份為37噸，7月份為87噸，9月份99噸」。台灣老資格的歷史學家郭廷以，當時是開封的一個中學生，也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抵貨運動，在交通要路檢查日貨，他回憶說，眼見得，逐漸日貨就沒了，「而美英貨卻漸漸多了」。一位參加運動的雲南人回憶說，1919年到1920年間，日本棉紗對雲南的輸入，少了「十分之九」。但是，查閱日本大藏省編輯的《大日本外國貿易年表》卻發現，在抵貨前的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日本對華貿易輸出額為359,150,814元，輸入為281,707,333元。次年，的對華貿易輸出額為447,049千元，輸入為322,100千元〔單位為日元〕。在抵貨高潮中，日貨輸入，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這種增加，在中國如火如荼地抵貨聲浪中，顯然有些不合情理。顯然，從前引史料看，不可能是抵貨的有效性出了問題，只有一種可能，1919年正好是北京政府用日本貸款大規模購買日本軍械的時候，應該是武器的輸入，抵消了日常用品的減少。九*九*藏*書

必須承認，這個問題，是一個兩難的難局。之所以有這個難局，關鍵在於當時特殊的情勢，國家主權不完整，關稅不能自主，中國市場變成了日貨的傾銷地，而中國的政府，沒有這個力量解決這個問題，只能靠民眾自行設法。演成這樣一種局面，事實上對於運動的參加者而言，也是不得已。即使在當時，要想根本禁絕日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越是小地方，日本產的日用消費品銷量不大的所在，抵貨運動的阻力反而越大，因為在沒有相應便宜的國貨替代的情況下，抵制日貨的結果，是直接損害了當地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消費。一位當時山東諸城的小學生回憶說，他參加抵貨之後，回到村裡，靠做小生意為生的親戚都躲著他，一個大叔對他說：「實話說了罷，我這個小買賣就不用作了，你穿的大褂是日本工廠織的布，你念的書也是日本工廠出的紙印刷的。」另一位在洛陽參加抵貨的中學生回憶說，洛陽的商家對抵貨就不熱心，自己的一個做店伙的表兄，還嚇唬他們說：「你們抵制日本貨，惹惱了日本人，派兵打來，看你們怎麼辦！」學生們抓到了一個偷運日貨的「奸商」，捆了起來，這個「奸商」不但不服軟害怕，反而憤憤不平地跟學生大叫大嚷。安徽蕪湖的商會，對抵貨也不積極，以至於憤怒的學生把商會砸了，「首先拆了商會的電話，後來又把商會辦公室內的傢具打得一塌糊塗，有些東西簡直被砸得稀爛」，連商會會長的頭都被學生打破了。

天津的魁發成事件，在當時很有名。事件的陳述，有各種說法，有些很戲劇化。據比較平和的《大公報》的報道，大概是這樣的：1920年1月23日，調查日貨的學生在天津東門內盧家衚衕魁發成料器庄〔在周恩來《警廳拘留記》里，說是洋廣雜貨店〕，檢出日本料器二十余筐〔周的記載是日本燈罩〕。期間，還有跟該店鋪來往的日本商人和日租界巡捕到來，問檢查的學生有無查貨的執照，雙方發生爭執。然後學生跑回尋求幫助，來了一群學生，跟店鋪夥計發生衝突，貨物被打碎，最後學生將該店夥計裴某、張某，押往商會。第二天，經國民大會委員會在商會開會，議決將裴某「遊街示眾」。警察出來干預，學生方面「后復有七八人群起架起蔡署長左臂，欲將其一同遊行示眾」。最後的結果是，魁發成的店伙被釋放，有六位學生被捕。當時很傾向學生的《上海時報》報道，也承認學生的確是把店伙押走遊街，只有《警廳拘留記》不提此事，但也沒有否認。其實，早在1919年7月，據學生自己辦的《南開日刊》報道，他們就已經將繼續買賣日本棉紗的萬德成棉紗庄的店伙〔店主溜了〕，遊了街。

十人團作用，在抵貨運動中，主要是演講和上街勸阻商家買賣日貨。學生的行動能夠奏效，在很大程度是因為事先已經得到工商界的同意〔這一點我們稍後還要提到〕，各地在開展三罷活動時，學界和商界，就已經達成了抵貨的共識，加上包括店員和工人在內市民也相當有積極性，商家多數都能遵守協議，禁賣日貨，在整個抵貨氣氛的壓力下，個別商家的「違規」之舉，就比較容易被十人團糾正。上海的運動一開始，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萬人召開國民大會，在會上就提案各公司停辦日貨，致電錢業公所不用日本鈔票，號召全國商界「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緊接著，5月9日，《上海新聞報》報道，上海商民公布，「自5月9日起，一，不進日本貨，二，不裝日本船，三，不用日本紙幣。一致進行，堅持到底。」這樣的共識，在天津，北京，以及全國各大城市差不多都有。上海工商界各個行業公會〔行〕紛紛表態，抵制日貨，火車轉運業，顏料業，花紗業，煤炭業，麩業，糖業，西藥業，木商，五金業，糧商，鐵業，洋布業，紙業，船業，零售業，南貨業和錢莊，都表態不跟日本人交易，報業也一致不登日本的廣告。天津各界在結束三罷之後，召開各界聯席會議，學界提議日後限制「各商號不得再訂日貨及用日幣」，而且組織「日貨檢查團」，得到商界的贊同。各行各業，也跟上海一樣，紛紛表態，支持抵制日貨。有的商家甚至把日本紙煙，當眾燒毀。

當時，學生一向是將堅持買賣日貨的商人，視為奸商的。因此，遊街示眾這種做法，相當普遍，也相當平常，比這還要過分，也不罕見，有的地方，如寧波，還給「奸商」戴上高帽子。據長沙一些老工人和店員回憶，當時他們組織「鋤奸團」，對付買賣日貨的「奸商」，採取過用尿、洗澡水和洋油淋頭，打悶棍，打石頭，用硫酸鏹水潑的懲治手法，甚至將偷賣日貨的商人，捆起來，口中塞上棉花，用小鑽子鑽。這些回憶，由於是後來做的，也許有誇張的成分，但也證明，對「奸商」的暴力懲戒確實普遍存在。

也有學生出面和工商界合作，直接上街推銷國貨。長沙縣立第一高等小學，整隊遊街，販賣國貨，一隊軍樂，一隊童子軍，一隊為「販賣隊」，「其貨如牙粉、人丹、信紙、毛巾等類，極其充足，購者甚伙，一時應接不暇」。一些女校學生，組織「國貨販賣團」，背著國貨上街發賣，「並隨地演講提倡國貨以救危亡各情形，聽者無不鼓掌。其貨物價格較市面上為廉，如洋襪手巾等物，俱僅售銅元十余枚，故購者甚伙」。有的中學生組織的國貨販賣團，一邊提籃賣貨，一邊散發國貨貨品單，像發廣告一樣。天津的小學生，組織救國團，也下設有「販賣部」。天津十人團總部，也在張羅成立「國貨公司」，分第一、第二、第三分公司，意欲讓國貨公司遍及國內。有這樣的熱情而富有獻身精神的學生，即營造出同仇敵愾的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氛圍。運動，對於中國本土的工商業者而已，簡直是盛大的節日。

事實上，當時的中國政府，無論北京當局還是地方軍閥，對於五四期間聲勢浩大的抵制日貨運動，基本上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礙於日本政府的抗議，從上到下都做了一些禁止抵貨的表面文章，但大體上都睜眼閉眼，只求學生們不在字面上宣傳抵制日貨就可以了。抵貨的人們也很識趣，將日貨改成「仇貨」，或者「某貨」，政府方面也就裝作事情沒有發生。只有天津警察廳將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學生抓了起來〔後來也放了〕，其他的軍閥，基本上無所作為，連號稱皖系嫡系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也不過就是禁止大規模焚燒日貨而已。有的地方軍閥，比如駐紮湖南常德的馮玉祥，甚至公開支持學生抵貨。當日本領事出面保護日商，馮玉祥則拿日本人私賣煙土的案件出來，跟日本領事糾纏，攪得對方只好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