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當時的運動場景，都被善於編演的湖南學生編成戲劇，名叫《青島風雲》，全劇共分九幕：曹州教案，中德交涉，日德戰爭，中日交涉，烈士投水，歐洲和會，京校風潮，學生受辱，追悼郭生。據說，演出的時候，演員「意氣極為激昂」，而觀眾「胥為感動，鼓掌之聲不絕」。郭欽光的追悼會原本就有戲劇的成分，進入戲中，則是戲上加戲了。浙江嘉興的學生，還排演了《中國魂》和《打倒賣國賊》這樣的時事戲，到處巡迴演出。專業的藝人也參与這種運動的戲劇的演出，北京相聲演員編了諷刺愛國賊的相聲《揣骨相》，上海中華永記大舞台在五四時期上演的滑稽戲，多為擊鼓罵曹、火燒曹營、賣國求榮、張松獻圖，等等，每場的壓軸戲，是有學生參与的《拳打金剛》和《愛國血》。據當時人回憶，雖然這些演戲的學生並沒有什麼演戲的經驗，也沒有什麼人給他們以必要的指導，但演出效果卻非常好。浙江嘉興的教會學校的學生演《朝鮮亡國恨》，「演到最沉痛的時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台下高呼口號，全場響應」。民國後期著名的報人徐鑄成，五四時期在上小學。他回憶說，他生平第一次看「文明戲」，就是《亡國恨》。「有簡單的布景，演日本人的，大概是披一條花布被面，腰裡束條帶子，就算和服了。」即便如此，「觀眾中也頗多流淚飲泣的，我也時時止不住淚水。更引起我注意的，是各處的牆壁上，還可以看到彩色紙寫的『勿忘國恥！』『誓死抵制日貨！』『不要五分鐘熱度』等等的字條〔後來才曉得叫『標語』〕，還有用硝鏹水寫的英文標語，直到兩年後，我才懂得它的意思，它還清晰可見，即使刷過石灰粉，不久它又顯出來了。」政治化的劇情，簡單的布景和裝扮，粗糙幼稚的演技，加上周圍的標語口號，這種戲劇跟藝術無關，但用來製造悲情，政治動員，卻十分有效。

悲情是保持運動氣勢的必要條件，也是激發群體衝動的燃料。在很多群體事件的場合，政府方面的鎮壓或者遏制，都是運動骨幹人員製造悲情的原料，只要這種鎮壓沒有到開槍殺人的地步，就永遠是群眾悲情的原料。如果真的開槍殺人了，悲情則一時間會更濃烈，只是強力壓制會讓大多數人因畏懼而退縮。反過來，如果政府方面保持克制，那麼運動中人就會特意前去挑釁，通過營造出來的被捕，被打，甚至被殺的悲慘情節，再加以渲染，達到動員的目的。

上海的郭欽光追悼會，開得比北京還要隆重，最特出之處，籌備者預先由幾所女子學校的學生，準備了2萬頂「白色軟制」的帽子，開會的時候，每人1頂。時人回憶，製作這樣的帽子，是為了替代日本草帽，開完會，不用扔帽子了。該回憶還說道，「是日男女學生無一不戴此帽者，行列中複雜以聯、額、徽、幟，遠望直一片白雲，神情非常悲壯。人數之多，行列之整，氣象之莊嚴，可稱稀有。」而據當時媒體的報道，追悼會召開當日〔5月31日〕，「其時天色陰沉，若為一種怨氣所充塞」。與會者男女學生萬餘人，「會場中設烈士遺像，環以花圈，兩旁分佈軍樂隊」。各位代表演說完畢，全場舉行追悼禮，「向郭君遺容馨折致敬」，女校唱追悼歌，歌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大好是中原；商獻于地，督亢呈圖，媚外無心肝；血性男子，愛國健兒，赤手挽神州；城狐未除，陳東驟死，一死警千秋。」這樣的追悼會，對於激勵士氣，非常有效，堪稱動員的利器，上海追悼會開完，學生們就直接整隊湧向商會，促使商會同意開展三罷〔罷市、罷工、罷課〕，立竿見影。ｈtｔｐｓ://ｒead•９9ｃｓw•cｏｍ

任何一個有規模的群體性抗議運動，都必須存在悲情。在表面上，五四的悲情源頭是「中國要亡了」，這在五四當天的口號中就有反映。但實際上運動的組織和參加者不會不知道，其實，巴黎和會上所謂的外交失敗，並不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相比起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以及最後通牒，此時的中國，處境已經大大改善了。人們的悲情，實際上主要源於戰勝國期待的落空，期待和現實的落差，被人為地誇張為危機，雖說在邏輯上也可以說得通，但實際上亡國的危險，顯然並非運動中人渲染的那樣迫在眉睫。

從這個意義上說，郭欽光的死，被曖昧地表達為政府鎮壓的結果，這樣的曖昧結果，不斷增加。在各地的追悼會中，死者不斷被添加進來，若干病死的、自盡的人，無論真假，包括受傷沒死的，都當成死人或者烈士——被塗上一層為愛國、為抗爭而死光環的死人和烈士，不斷被推出來，悲壯的氣氛，被越煽越濃。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生湧上街頭，用自己的「勇敢抗爭」，跟軍警衝撞，傷了最好，如果沒傷，也要糾纏著非要軍警逮捕不可，進了警察署或者軍營，就不肯輕易出來。只要大批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出來，在任何一個發生運動的城市，都無一例外地成為悲情的燃料。雖然各地情況不一，但由於學生串聯的結果，事實上各地的學生抗爭，大體都是一個模式，以街頭抗爭逼軍警出手，而出了手的軍警行為，則順利地化為進一步動員的燃料。在運動的當口，北京政府和各地的軍閥，礙於體制也礙於運動愛國的道德氛圍，根本沒有可能放手鎮壓，因此，只能節節後退。

雖然說沒有死於曹家人或者警察鎮壓那樣慘烈，但依然暗示郭欽光的死，跟當局的鎮壓有關，慘烈不足，而悲壯有餘。各地悼念郭欽光的追悼會，就沒這樣客氣了，幾乎異口同聲地聲言郭死於警察的毆打。北京的警察，百口莫辯。

群體性的政治運動，無論有無領導中心，都必然需要動員，甚至是強力的動員，否則就難以成氣候。有動員，就有權力技術，就有故意製造的儀式，有氣氛的渲染，更短不了有流長飛短的謠言。謠言，是動員最有力的利器。有的謠言是發動者或者運動中人有意為之，或者製造恐怖，渲染政府的鎮壓，比如五四之後流傳的關於政府種種要毀滅大學的留言、鎮壓的傳聞。或者醜化對手，增加人們的仇恨，比如說曹汝霖家掛著日本天皇的像，比如馬ｈｔｔｐｓ://ｒeａｄ.９９ｃsｗ.ｃｏｍ良主張中日合併。比如製造冤情，比如說學生被打被殺，在監獄里受酷刑，等等。也有的謠言，根本就是處於亢奮之中的群眾自己無意識中生出來的故事，很多故事，傳著傳著，就變成了謠言，最典型的，莫過於關於日本人下毒的流言。這種流言，一時間在上海造成了民眾極大的恐慌和對日本人的極度憤怒。

在中國，大規模的群眾性抗議事件，只要事件足夠大，延續時間足夠的長，死亡就會生出來，有時候並不一定非得跟抗議的對象有關係。但沒有關係，只要是在這個時間段的死亡，人們都可以藉此製造出來跟運動相關的悲情來。喪禮，自然可以轉化為特意組織的大規模的追悼會，組織者通過追悼會這種充滿悲情的儀式，實現進一步的動員。

更多的悲情製造原料，來源於政府的鎮壓或者被傳成鎮壓的行為。事實上，對於當時的北京政府而言，肯定不喜歡這樣把矛頭對準它的學生運動，更憂心運動擴散開來，會引發政局的持續動蕩，因此，北京政府肯定要採取行動平息事件。但礙於體制，也礙於學生運動高調的愛國主義，加上中國人對於學生鬧事的優容傳統，無論北京政府，還是親北京的地方軍閥，都不可能真的敢對學生動武。即便如此，只要政府動一動，相關的鎮壓傳言就會不脛而走。在很多情況下，明明是學生自找入獄，但逮捕學生的消息卻滿天飛，而且不斷地被誇大，抓了1個，傳成10個。人們只傳抓，不提放，只要有學生被抓，就會傳說他們受了酷刑和虐待。學生上街，只要受到軍警阻攔，就會傳說被軍警毆打、殺傷，甚至傳成學生被軍警打死。在武昌因強行衝出學校被軍警刺傷腿部的武昌高師學生陳開泰，到了相鄰的湖南長沙，居然被傳成已經死亡。北大病死的學生郭欽光，則被說成是被軍警刺死。總之，一邊是學生的無辜、無助和愛國熱忱，一邊是政府和警察的橫暴與無恥賣國。只要學生們樂意相信自己人的話，只要市民同情學生，這些似真似假的傳言，就會有人相信，只要相信，悲情就被製造出來了。

不僅學生動情，市民也動了起來，漢口市面，各個商家門口，挨戶懸挂白旗，以示哀悼，更有一班道士，「邀集同業數十人，設壇在無常街后首，建醮超度，所有一切費用悉由道教同人捐助。早晨鑼鼓喧天，布置頗形熱鬧，紅男綠女前往觀看者，極形一種悲天憫人態度」。

國家節日，也是一種機會，五四運動延續到了雙十國慶節，運動領導人準備利用慶祝國慶，召開大規模的會議，舉行大規模的儀式，讓運動進一步升溫。但是，政府方面也擔心學生利用國慶搞名堂，於是嚴加防範，一來一去，悲情又升溫了。1919年天津的雙十節，學生們就是這樣度過的。據報道，天津雙十節學生和各界人士4、5萬人，在南開大操場召開共和紀念大會，其時也，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畢，「軍樂隊奏國歌」，「人人脫帽歡歌」，升國旗，行三鞠躬禮，然後代表依次上台演講。最後，大隊人馬在童子軍和軍樂隊的先導下，出發遊行。軍警加以阻攔，不敢使用武力，自然阻攔不住，但消息傳開，見諸報端的，卻是軍警的鎮壓，馬隊的衝撞，學生的受傷，甚至落水，「呼號哭喊之聲慘不忍聞」。真實情形是否如此，不知道，但見諸報端的，就是這樣的悲情慘劇。

後來成為著名律師，二七大罷工烈士的施洋，在追悼會上宣讀祭辭：

悲情製造，是為了動員。有悲情的動員，事實上是在建構著劇場，上演戲劇，所有的參与者，都是劇中人，被彼此構造的劇情、營建的氣氛互相感染著，不僅人變得激昂，而且也變得崇高，更加有道德感。有意思的是，運動的動員，在悲情製造過程中，人們除了自身的活劇，還在演出真正的戲劇，有劇本，有導演和演員的話劇read.99csw.com。

報道說，「施君讀時淚隨聲墮，繼則咽不成聲，至祭者亦均呼咷痛苦〔哭〕，聲振全場。」

如果學生覺得這樣的分散的抗爭和悲情製造還過癮，他們還會利用各種機會，掀起大規模的抗議浪潮，進一步激發人們的熱情。濟南的馬良鎮壓事件，雖然沒有敢殺學生，但殺市民也一樣讓人們憤憤不已。同樣，湖南軍閥張敬堯的統治，對於湖南人來說，原本就是強加于他們的北人「外來政權」，加上張敬堯的統治，也跟他的許多同道一樣，任人唯親，橫徵暴斂。儘管他的橫暴也不為無由——湖南的戰爭狀態尚未結束，南軍尚未驅逐，境內還有諸多的北軍，這些北軍打仗不賣力，但佔了一個地方，就地收稅，張敬堯政令不出長沙，地盤小，既要養兵，又要自肥，自然統治就沒法子規矩，連教育經費都要侵佔。這樣一來，張敬堯就成了激發湖南學生抗爭的一個由頭，或者一種機會，就這樣，一波又一波地請願，示威，「驅張」，「驅馬」，就成了五四運動的一個個地方性的插曲。

運動中的戲劇，有時會採用街頭活報劇的形式，有點類似於抗戰時期的《放下你的鞭子》，只是，在五四那個時代，這樣的活報劇還不夠成熟，演起來，悲情不多，倒是很有點搞笑。比如天津，自運動以來，警務處長楊以德一直是學生唾罵嘲弄的對象，在1919年學生紀念雙十國慶遊行遭到警察阻截之後〔實際上沒截住〕，有的學生扮成楊以德的模樣，雙臂捆綁，背插亡命牌，上書「破壞共和毆傷學生楊以德」，在大街上巡行。一邊走，一邊有學生問扮演者話，一問一答。「〔問〕楊以德，你今天為甚麼被槍斃身死呢？〔答〕我打學生了。〔問〕你為甚麼打學生呢？〔答〕我被日本人唆使。〔問〕你為甚麼被日本人唆使？〔答〕我受駐京日本公使小幡委託。〔問〕你給小幡作面子，你不怕死嗎？〔答〕我受了日本人一百萬的賄銀。〔問〕你受了一百萬元，可將命賣了么？」這樣的活報劇，給遊行示威平添了諸多的笑料，也增加了刺|激。

但是，悲情是存在的，情緒落差導致的悲情，不見得就比真實的危機處境激起的情緒小，甚至，二十一條時的種種，也有可能被重新喚起，令人感同身受。段祺瑞政府親日政策所帶來的種種事件，這個政府對於日本在山東存在的默許和認可，都可能被人「揭發」，成為中國國家危機的證據。但是，僅僅有這種由於情感落差產生的悲情，顯然是不夠的。如果運動的假想敵日本方面再不加以「配合」，來點侵略的動作，沒有多少新刺|激，那麼運動熱情就有維持不下去危險。事實上，在運動中，人們就總是提醒自己不要「五分鐘熱血」。

一場高調道德主義的群眾政治運動，夾雜以種種似乎不那麼光彩的權力技術、儀式煽情、謠言動員，其實一點都不奇怪。無論運動的目的多麼高尚，參加者的動機多麼純潔，這種東西是都會存在的。因為，畢竟這樣的運動，都是政府當局所不喜的，往往就是跟政府對抗的。面對https://read.99csw.com握有武力的政府，隨時有可能鎮壓的政府，一個人們不能完全預期其行為、帶有武人專制色彩的政府，運動的參加者無論理由多麼正當，意志多麼堅定，神經多麼健全，但畢竟處於絕對的弱勢，並或多或少伴隨著一些風險，有時候，風險還經常被傳言擴大。帶風險的群體反抗，最大的安全係數，是參与的人數的眾多，迫使當局礙於眾多群眾的壓力，不敢輕易下手鎮壓，同時，參与人數眾多，就意味著事情被鬧大，鬧大了影響就大，即使為了顧及中外輿論，政府想要鎮壓，也會有所顧慮。所以，運動只要一起來，動員更多的人參與，就是所有參加者自覺或者說無意識的一種衝動，為了動員更多的人，什麼手段，似乎都是合理的。這就是群體性政治運動自身的邏輯，儘管這種邏輯有點讓那些對這些運動滿懷道德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但只要在類似的場合發生類似的事件，這個邏輯就會重演，除非中國真正進入了成熟的民主體制。

在武漢，追悼會開得更是氣象森嚴，莊嚴無比，參加者須衣冠整潔，入場時簽名，領受素花，入場后20人一排，到禮堂行鞠躬禮。會場奏軍樂，聲調凄涼。

因此，我們看到，五四運動在發動起來之後，存在著一系列的動員，新的悲情不斷地被注入運動中，保持運動的張力。在中國，最大的悲情，莫過於死人，從來民間生事鬧事，最毒的一招，對哪個不共戴天了，就一根麻繩弔死在哪家的門口，自家的親屬，自然會把那家鬧得天翻地覆，不出大錢，根本休想了事。書吏衙役要想害哪個沒有權勢的富戶，把具無名的屍體偷偷放在這家的門口，就能把這家破了。民間與官方，都對死人的事特別在意。民眾打官鬧事，不是因為有人死了，就是有人借死人示威聚眾。把事情鬧大，沒有死人或者棺材，幾乎是不可想象的。這樣的文化傳統，很容易會轉化成近代群體抗議運動的某種資源，人們幾乎是無師自通地就會利用死人進行政治動員。西方研究群體性|事件的專家羅西尼·塔羅〔Sidney Tarrow〕說：「把死亡作為集體行動的原因似乎有些令人驚奇。與其說這是人對死亡自身，不如說是對生存本身的反應，特別是暴力造成的死亡更是如此，這構成了發生抗議的直接原因。死亡本身具備激發暴力感情的力量。死亡能夠迅速將本來毫不相關的人聚集在一起，但這些人都有著由死亡激發起來的憤恨，因而能夠團結在一起。死亡能夠為公開集會提供合法性，甚至連統治者本身也會猶豫是否禁止這種公開集會，或對其採取行動。」他還說，喪禮往往是某種集體行動的引子，在喪禮的儀式中，參与儀式的人往往會產生群體凝聚力。「在禁止集會的壓制性政治體制里，葬禮往往是反抗開始的唯一場合。當死者的朋友、親屬感被認為是憤怒的群體，葬禮就可能成為產生騷亂的場所。」

顯然，這樣悲壯的儀式，用音樂、哀歌加上死者的遺像、旗幟、服飾，統一一致的行動，營造了某種特別打動人心的悲情氣氛。人們在這種哀悼死難者的儀式中，人類根深蒂固對死的悲哀，在儀式中被喚醒，在儀式中被傳遞感染。死者的死，在道德化儀式化的鼓噪中，被升華，人們由對死的悲哀，轉化成對死者道德的推崇，具體說，就是對死者愛國情操的推崇，緊接著，人們對死者哀悼，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對製造死亡罪魁的憤怒。混合了憤怒的悲哀，製造出一種極其悲愴的氛圍，即使對運動不甚熱心的人，只要進入這個氛圍，也不可能不被感動，「極形一種悲天憫人態度」。

在四川保路運動的時候，一個教書先生不知因為什麼事情，恰好在運動初起的時候自殺了，於是，這個人的死就變成了為了保路而死的殉難者。這樣的事情，在五四時又重演了。五四運動中死的第一個人，名字叫郭欽光，是北大預科學生。他的死，的確跟運動有關係，但卻跟迫害或者鎮壓無關。他本來就有肺病，即肺結核，在當時屬於不治之症，參加遊行累著了，病情加重，不久便死在了醫院里。郭欽光的死，在當時被做足了文章，開始的時候，據運動組織者羅家倫講，是學生們「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的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章哀辭的追悼」。但是後來發現章宗祥不僅沒有跟學生打官司，而且請求釋放被捕學生，哀悼郭欽光的調子稍微變了一點，北京的追悼大會上對於郭欽光的死，是這樣說的：ｈtｔｐs://rｅａd•９9csw•ｃｏｍ

學生們最喜歡演的戲，是朝鮮亡國的故事，這樣的戲，他們編了很多。長沙高等工業學校學生組織新劇部，上演新劇《亡國鑒》，全劇分「朝鮮內亂、清兵平亂、東學黨禍、伊藤開府以及韓人受虐、校長就義等十幕」。據《大公報》報道，演出時因為「情致逼真，演到沉痛之處，歌泣失聲。場中觀眾二千餘人，台下殿上場坪等處，無一插足隙地」。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演朝鮮的亡國悲劇，為的是讓人們感觸自己國家悲慘的命運，由己及人。五四運動的緣起，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因為學生們將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引申為中國將亡的悲慘結局，因此，他們在演繹朝鮮亡國故事的時候，往往刻意將中國失去山東和青島聯繫起來，此時哀朝鮮，實際上是哀自己，通過對朝鮮的悲悼，渲染當下中國的亡國危機。這樣訴說朝鮮亡國的戲，在揚州的上演的時候，叫《亡國影》，在浙江叫《朝鮮亡國恨》。天津女學生則上演了《安重根》，說的是朝鮮志士刺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事，當時鄧穎超還在裏面當主角。

追悼會是悲情製造的最好場所。北京郭欽光的追悼會，赴會者5000餘人，各界送的輓聯3000餘副。「會場氣象，異常嚴肅，人人面上，咸現悲戚之色。」追悼會的儀式感極強，時人記載，會議程序如下：〔一〕奏樂。〔二〕宣布開會理由。〔三〕讀烈士事略。〔四〕奏樂。〔五〕宣讀祭文。〔六〕演說。〔七〕散會。悲壯的音樂，一個接一個的演說，把追悼會的氣氛推向高潮，「演說時慷慨淋漓，鼓掌之聲不絕。最後某女士演說，悲愴泣下，全場大哭。」這樣的大哭，不止是發泄悲憤，還是積累悲情。下面就該進一步行動了。有心人還記了一筆：「是日擲毀之草帽，達數百頂雲。」在當時，學生戴日產的草帽，是一種時尚，這些被扔掉的草帽，無疑都是日本貨。預示著抵制日貨的更廣泛的運動，就此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