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人大的政治事件，只要涉及外國或者外國人，莫不有義和團的陰影。事件的參加者，都會極力表白，自己不是義和團，自己的行為，是文明的。1905年的抵貨運動如此，辛亥革命如此，五四運動也如此。

當然，今天回顧當年學生的行為，在跟外國人請願沒有找到正主兒，又受了東交民巷的外國兵一肚子氣之後，滿腔怒火的學生肯定要找個發泄的地方。恰好，一些激進分子事先的準備，為這種發泄找到了最合適的地方，那就是趙家樓曹宅。既然大隊人馬到了曹宅，焉有不衝進去的道理？更何況，在場的警察根本不負責任，就算負責，估計多半也攔不住憤怒的學生，加上那時的警察既無電話，也沒有汽車摩托，根本無法呼叫增援，於是悲劇就這樣發生了。中國一向有縱容學生鬧事的傳統，不僅東漢以及北宋末年的太學生這樣具有充分正當性的學生鬧事，得到社會的同情，就連每年科考時節舉子的胡鬧，只要不太過分，從政府到民間都給予包容。在台灣的當年好漢50年之後的回憶，大概只反映了他們後來的心境，當時是不是也這樣的「非暴力」，很難說。如果當時就這樣清醒，為什麼當時沒有人站出來？包括羅家倫明明知曉有關郭欽光的「陰謀」，為什麼當時什麼都不說？這說明，作為運動的參加者，儘管都是大學生，每個人也非常具有文明意識，但是，在面臨國家民族危亡〔至少他們自以為是這樣的〕的緊急時刻，在很多人心目中，暴力絕對是一種非常可能的選項。從這樣意義上講，五四之後一部分運動積極分子轉向激進，是順理成章的。

進入曹宅之後，有人要點火燒房子的時候，跟著大隊人馬來到趙家樓的另一個總指揮段錫朋，發現不對，見匡互生要點火，出來阻止，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回答說：「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於是，火便燒了起來。

所謂文明，就意味著和平抗爭。北京的五四運動，延續幾個月的罷課、罷市、遊行、請願、上街演講，除了火燒趙家樓之外，大抵是和平的。上海的三罷罷課、罷市、罷工，都有專門維持秩序的童子軍，打著「幸勿暴動」或者「警告勿暴動」字樣的小旗，甚至身上披著寫有同樣字樣的布帶。對於所有的暴力行動，尤其是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動，均持反對態度。據《晨報》報道，五四學生在天安門的時候，聽聞學生要去東交民巷使館區，步兵統領李長泰前來勸阻，擔心學生不文明，惹出外交事端來。結果學生大呼：「我們舉動是極文明的！」學生代表還對李說，「我們今天到公使館不過是表現我們的愛國的意思，一切行動定要謹慎，老前輩可以放心的。」rｅad.9９ｃsｗ.coｍ

不過，沒有過了多久，學生挨打，甚至挨打至死的故事傳開了。當時有個參加遊行的北大預科學生郭欽光，原患有肺結核，可能是遊行過於勞累，以至於疾病發作，挨到5月7日死了。然後，就傳說他是被警察打傷致死的，甚至還有人說他是被曹家傭人毆傷致死。這種說法，據羅家倫回憶，是某些人有意製造的，「當時大家怕章宗祥和我們打官司，所以定下一個策略〔這個策略之最初主動者便是狄君武〕，硬說郭欽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傭人打死的。於是郭欽光遂成為『五四』運動中唯一烈士，受各處追悼會之無數鮮花美酒弔祭，和挽幛哀辭的追悼」。不過，到了北京學生為郭欽光開追悼會的那天，由於被捕的學生已經被釋放，空氣有所緩解，所以，會上發的郭欽光事略，沒有說他是被打死的，只說他見學生被捕，「憤而大痛，至於嘔血」，然後不治。但是各地開的追悼會，卻都不約而同地說他是被毆傷致死的。即使是訛言，傳出去了，大家就會信那個比較邪乎的。這個虛擬的政府或者曹家的暴力事件，無意中成了運動最好的動員利器。

顯然，在這樣的輿論氣氛中，當時的學生斷然沒有可能去「一一自首」，學生的暴力，即使在當時，已經被全然忽視，甚至在傳聞中被開脫：曹家的房子，是曹汝霖為了嫁禍學生，甚至是為了焚燒賣國文件，自己點燃的。公眾和輿論關注的是另外一種暴力——政府對學生的暴力。火燒趙家樓之後，30多個落在後面的學生被捕，據彭明考證，被捕的學生一共有32人，其中北大20人，高師8人，工業學校2人，中國大學1人，匯文大學1人。學生被捕，當然不是因為「愛國遊行」，而是放火打人，但是輿論不這麼看。大家眾口一詞，學生愛國無罪，政府抓人無理。除了梁漱溟之外，所有的聲音都是營救被捕學生的。第二天，名流汪大燮、王寵惠和林長民就出面保釋被捕學生，5月6日，北京13所專門以上的學校校長，到教育部要求釋放學生，北京農會商會，則開會議決，派代表「往謁當局，請將學生釋放」。緊接著，北京專門以上的14所學校學生一起罷課。與此同時，人們風傳曹家的火是曹汝霖自己放的，為了「燒死學子」，甚至還有傳說，曹汝霖為了掩蓋罪證，燒毀秘密文件才將房子點燃的，巧妙地將學生的暴力轉變成了賣國賊的暴力。還好，沒有把學生痛打章宗祥，變成章宗祥痛打學生。ｈｔtｐｓ://rｅad.９9csｗ.ｃｏm

遊行隊伍中的多數人，此時根本不知道趙家樓在哪裡，為什麼要去哪兒？當時參加過遊行的作家王統照回憶說，一聽說隊伍要去趙家樓，人們紛紛問：「趙家樓在哪裡？」「誰住在趙家樓？」大家只是跟著走而已。可是，隊伍中的一些人，對此卻是十分清楚的。據當時為北京高師〔高等師範學校〕學生的周予同回憶說，高師和北大的若干人，在遊行前就開過一個秘密會議，在會上，一部分人不願意用和平的遊行請願方式，想要暴動，但是怎麼暴動，還沒想好，據說有人可以搞到手槍，但卻沒有結果，只是從大柵欄的照相館里搞到了曹、章、陸照片，「其餘少數同學也只分別帶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機利用」。周予同的同學匡互生也說，某些小團體已經事先將曹、章、陸各家的住址和門牌號碼都弄清楚了，準備激烈行動。高師的俞勁，也有類似的說法，說是他們預先調查了曹、章、陸的情況。溫和的羅家倫到了趙家樓感到很奇怪，怎麼有人會帶著「自來火」〔火柴〕呢？後來才明白，原來來的這些人早有預謀。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學生在沒有找到曹汝霖、抓住章宗祥痛打的時候，下手相當狠，甚至用旗杆鐵棍打他的腦袋，簡直是要把人往死了打。可是日本人中江丑吉出來保護章宗祥的時候，大家發現他是日本人，就不約而同地住了手，因為是擔心打了日本人，「增加外交交涉上的麻煩」。按抗議者的道理，曹、章、陸無非是日本的走狗，日本人才真正是罪魁禍首，碰上了日本人，理應更加痛恨才是，怎麼可能在火頭上戛然而止呢？看來，不僅那些一時失控的學生，還是預謀好了的激進分子，腦袋裡依然有義和團運動的陰影，他們不想讓外國人，即使是仇敵，認為他們是野蠻的「拳匪」。在北京，另外一件跟日本人發生衝突的事件，發生在1919年的8月26日，當時京津兩地的學生代表到新華門請願，一直堅持到次日，發現一個日本記者安藤秀吉在場，學生們將他揪住，說是他在學生存放食物的地方站立已久，「恐暗下危險物，吾人食之必死」。但是學生並沒有毆打這個日本記者，而是將他交給了巡警，依然能堅持不肯跟外國人動武。九-九-藏-書

最有意思的是，過了很多年之後，當事人的回憶，在台灣和海外的人，跟在大陸的有很大的不同。在外面的人對於當時學生的暴力，多不以為然，羅家倫的回憶，我已經徵引過了，頗多悔不當初之意。另一位台灣著名學者毛子水說：「我當時聽見許多人亂打一個人，心裏頗為不平，以為這種行為不是大學生所應有的，但我也沒有力量阻止，所以只得大叫呼我常在一起的同學離開打人的地方，叫不到人，我便獨自回校了。」一位當時的法專學生王扶洲的回憶，強調了遊行的和平性，說他們根本無意去打曹、章、陸，而且到了趙家樓曹宅之後，喊了幾句口號就走了。當年的北大學生田炯錦甚至對整個的遊行都感到不滿，說是「遊行隊伍零亂，談笑喧嘩，喊口號時，常作怪叫」，令他很是反感，當時就想脫離來的。而大陸方面的回憶，則不約而同地稱讚學生的暴力，在他們看來暴力只有不夠的問題，沒有什麼過火。因此，誰先跳進曹家，打開大門，誰先動手打人，都跟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一樣，成為大家競爭的目標，也成了眾說紛紜的一個羅生門。

顯然，對於運動中人而言，對自己國家的人施暴，特別是對那些公認是賣國的人施加暴力，就不算是不文明。只有把火燒到外國人頭上，才是野蠻，才是拳匪行徑。其實，當年的義和團暴力，也主要是針對國人的，也是在他們看來具有賣國嫌疑的人，所謂信洋教、跟洋人打交道的二毛子。五四運動中，這樣的暴力後來還發生若干次，對不肯抵制日貨的商人，對替政府說話的《昌言報》記者，捆、打、遊街，都有過。其中《昌言報》經理和主編被「雙臂倒捆，復系長繩，牽至街心，人皆呼『賣國賊』不已。有憤而手批彼等面頰者。復以該社之紙張，書『賣國賊、漢奸』等字樣，貼在彼等胸前及背後，並遍插亡命旗」遊街，一路挨打。hｔtps://reａd•９９cｓw.ｃｏｍ

對於這種運動中的暴力，當時的輿論，基本上沒有譴責的。只有當時身為北大講師梁漱溟，在1919年5月18日《國民公報》上，發表《論學生事件》一文，表示了異議，他說：「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廳去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去遵判服罪。檢廳如果因人多，檢查的不清楚，不好辦理，我們盡可一一自首，就是情願犧牲。因為，如不如此，我們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是無可諱的。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我們縱然是愛國急公的行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於他。縱是國民公眾的舉動，也不能橫行，不管不顧。絕不能說我們所作的都對，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們民眾的舉動就犯法也可以使得〕。」除了梁漱溟外，北大法學教授張孝簃在學生問到當天運動的法律問題時，也表示，學生的行為，「法無可恕，情有可原」。然而，公開發表的梁漱溟的異議，立刻引起學界精英一連串的針對他的異議和批評。很多人認為，雖然學生之舉在形式上與法律不合，但卻符合法律的精神，法律要遵循公理。著名國會議員兼記者藍公武先生，還舉出西方國家遊行示威中出現的暴力，證明只要公眾行為符合道義，有點暴力也無傷大雅。如果對此進行追究，反而在法律上是冤枉，在道德上是作偽。甚至，不僅曹汝霖的鄰居含糊其辭，推說當時沒看清，即使把人傳來，也認不出來。就連曹家的傭人，也不肯出面具體指證是誰放的火、打的人，提供的唯一線索，是說記得先進來的學生，是戴四角帽的。從老照片上我們就能知道，當時學生戴四角帽者，車載斗量。甚至一些在事件中受傷的警察保安隊員，也不肯指證學生，說連他們自己為何人毆傷，也不清楚。

但是，暴力卻在遊行隊伍到達東交民巷不久就發生了。對於參加遊行的多數學生，包括總指揮傅斯年和段錫朋，並沒有計劃去趙家樓曹汝霖家。國內和海外的兩本五四運動史，都告訴我們，那年的5月4日是星期天，政府機關都在放假，沒辦法請願，選擇這天遊行，無非為了「喚醒民眾」，因此，根據組織者事先的商議，13所學校學生代表通過的決議，路線基本是繁華的商業區，順便到東交民巷的使館區，對外國人，主要是對美國人做一點呼籲式的請求。顯然，很多學生對於後者，似乎更加在意。可惜，那天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不知道學生要來，去門頭溝旅行了，其餘巴黎和會五強，日本自然除外，英、法和義大利公使，也外出遊玩，使館一概對學生拒不接待，只有美國使館館員露了面，接受了學生的請願書。到了東交民巷又不得門而入的學生們，大為失望，心情未免煩悶。這時候，恰好有些人高喊，去趙家樓找曹汝霖算賬去！於是，大隊轉向趙家樓。

作為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倒是不希望隊伍轉向曹家，可是，這位新潮社的頭兒，在北大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威望的學生領袖人物，此時的話卻根本沒有人要聽，人們需要的是一個發泄的出口，不管這個口在哪兒，總之要找這麼一個。不僅如此，據羅家倫的回憶，還有人打了傅斯年一拳，從此將傅斯年打得萬念俱灰，「自此以後，五四運動和傅斯年便不發|生|關|系了」。如果這事屬實，那麼，等於遊行的學生，在未對曹家和章宗祥動武之前，暴力就已經發生了，最先觸霉頭的竟然是自己人的領頭人。據當事人回憶，另一個學生領袖，《新潮》的骨幹羅家倫，還被人罵為「無恥膽小鬼」。

據當日北京日華同仁醫院診斷，章宗祥的傷勢相當嚴重，診斷是，頭部挫創，全身各部打撲傷兼腦震蕩。診斷書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