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演講的學生，組織形式是五四時期具有特色的十人團，10人一隊〔有時也不一定10人〕，四齣演講，散發傳單，查抄日貨。機動靈活，十分便利。這種運動方式跟北京學生的罷課，很快傳染到了全國各大城市，一時間，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做一樣的事。北京的警察和步兵統領衙門的軍人，開始是阻攔，看見就攔，攔不住只好聽之任之。這一階段檔案中的警察報告，只是彙報學生如何演講，如何散發傳單，而警察則「加派長警勸諭」，「委長和平勸解」，「長警等用婉言勸諭」，無奈之狀，溢於紙面。進入5月底，眼看運動如火如荼，沒有絲毫停下來的意思。當局有點著急，態度轉為強硬，開始動手抓人。5月22日內務部的訓令，口氣還相當和緩，承認學生的愛國熱誠，「原為國民朝氣」，學生「集眾演說、散布傳單等情事」，偶一為之，也是可以的。只是擔心「若長此紛紜，人心將因之不靖」，而「不良分子，攙入其中，乘機鼓煽，難保不別生事端」。然而到了第二天，內務部的訓令，就變得有些殺氣了：「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製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污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遊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交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並有擊毀日人商店，毆傷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合亟令行該廳密行查察，分別依法辦理。」接下來，5月25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大總統令，強調對於上街的學生，如果制止不了，「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學生根本不理，依舊上街演講和查抄日貨，直到進入6月，政府感到不抓人不行了，才開始動手抓人。由於學生非常多，每個學校每天都會派出十隊八隊的十人團，「同時至少有二三千人」，抓不勝抓，抓多了也沒有地方關，於是就把北京大學法科佔了，改做臨時拘留所，關押被捕的學生。沒想到學生越抓越多，法科裝不下了，最後臨時拘留所又擴張到了北大理科。

當然，看當時人編的資料，也不斷有軍警如何殘暴，學生挨打，甚至流血的報道，但比照後來的事件進行就知道，這種說法，多為宣傳的需要，眾多被打受傷的人，好像沒有幾個進了醫院，更看不到對傷員慰問方面的報道。比如武昌高師事件，學生方面說傷了幾十人，但真正在醫院里接受各方慰問的，只有陳開泰一人。而且據1949年之後大陸當事人的回憶，在五四運動已經被抬到天上的情況下，軍警的殘暴，如果真有的話，按情理，應該大肆渲染的，卻恰恰沒有這種渲染。相反，在當事人的回憶中，連最殘暴的濟南軍警，都相當仁慈，軍警要關城門，學生將腿塞進門縫，他們就不敢關，結果讓學生涌了進去。還有人回憶說，當時的軍警根本不敢用刺刀碰學生。五四當口，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有篇對警察的「慰諭」，很有意思，抄在下面，人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軍警真實態度：

王占元在給北京的電報上，則是這樣說的：

武漢的軍警，也同樣對學生縮手縮腳，也同樣容易被感動。運動初起，因執行北京政府禁令，湖北督軍王占元對於防堵學生相當賣力。這個滑頭軍閥，名列直系的長江三督，但卻經常首鼠兩端。由於段政府南征，很多部隊要過境湖北，也不容他不聽話。只是，對於在防堵中抓的學生，他卻沒有為難。據當時的報道，武漢私立政法學校的學生，因外出演講，被逮至某團兵營，「后旋由該團三營營長賈萬興〔河南人〕出為接洽。略謂；諸位熱心愛國無不感佩，敝營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滋事，奉令解散諸位之演講而已，實非敢擅於逮捕。今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當呈報團長，轉請督軍送諸位回校。於是乃一面諭令護兵優禮招待，一面置酒備飯自陪暢敘。各學員等亦將聯合會之宗旨及講演之要義，逐一詳告，飯後復令于樓上安置鋪蓋，請事憩息。各學員又復隨時演講，各軍士多被感動，均各屏息傾聽。至於各警署捕去之學生，雖雲亦甚優待，然究不若該營長之特色雲。」九-九-藏-書

特想鎮壓，又不敢鎮壓，內部態度不統一，只伸出半隻手，還要遭到痛批和痛打，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運動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實算不上是什麼鎮壓。學生燒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傷，被打的章宗祥，渾身受傷50多處。面對這樣公然的違法行為，幾十個帶槍的警察在一旁束手無策，無所作為。幾個小時之後，鬧夠了的學生大隊人馬離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和步兵統領李長泰率領大隊的軍警才趕到，抓了些掉隊的學生交差。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警察都是會毫不猶豫地抓人甚至開槍的。在整個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從純粹社會治安的立場，警察實際上也是失職的。事後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說沒道理。當然，我們從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個事件中，從一開始就不是很「積極」。甚至，事後取證，在現場的派給曹宅的警察「保安隊員」，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輕傷的人，居然沒有一個出來指證學生的，每個人都說，當時很亂，他們誰也沒看清，不知道是哪個放火打人。當時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麼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異口同聲地這樣說，似乎沒有人統一操控。辦理此案的京師檢察廳的檢察官，無奈地在報告里說：「五月十二日復傳案內受傷之保安隊李昌言等十四名來案，分別驗明受傷屬實。訊據該隊兵等均稱，我們所受之傷究竟被何人所毆，因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在上海，這樣的場景也所處可見。跟其他地方的軍警一樣，他們對於學生都比較客氣，不敢輕易動手動腳，要動粗，也只衝著市民。但是，學生跟北京一樣，主動出擊。復旦大學的學生整隊入城，確定戰略為：「同學中有一人被捕者，當全體肅然隨之。捕者為警察，全體即入警廳；捕者為兵士，全體即入護軍使署。既抵該所，有所詰問，當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語即『國賊未除，不容不毅力堅持』。設有非法苛待，吾等數百人當肅然跪對國旗，勿作一語。」面對這種架勢，即使警察有心抓學生，都會打退堂鼓。事實上，上海的軍警，基本策略對學生是不抓的。復旦的學生出來，沿途軍警就像沒看見一樣。凡是被抓的學生，大抵跟北京近似，都是學生主動「找抓」，甚至「欺負」到警察門上去找事。《時報》報道，6月5日，居然有百余學生來到上海警察廳，「搖鈴演說，言政府如何野蠻，欺壓同胞，諂媚日人。警廳派出巡士多名，勸阻驅散。各學生不聽，於是用強迫手段拘拿，各學生態度文明，既不抗拒，又不走散，口中大呼同胞看看，當被拘住數人，帶入廳中，各學生全體隨之入門。嗣上海縣知事沈寶昌聞信到廳，與徐廳長晤商之下，立將各學生釋出」。所謂「同胞看看」，就是大喊大叫：「看哪，警察抓人啦！」不僅如此，當時還有學生手持白旗一面，上書「徐國梁忠心賣國」字樣〔徐國梁即上海警察廳廳長〕，當街演講，警察勸阻不聽，因阻礙交通之由，將之帶到警察廳。罵人罵到警察頭子頭上了，這位在報人眼裡十分兇惡的徐廳長也沒有因為罵了他，把這位學生怎麼樣，隨即釋放。「該生還復自由后，仍與同學照舊進行演說。」學生出來演講，警察如果幹涉，就非要警察帶入警署，然後警察再給他們放出來，有被拘三、四次，「被釋三、四次者」。就這樣，報紙還是滿天報道，學生被捕，遭到迫害，云云。

因此，儘管北京當局特別想把運動壓下去，但卻始終不敢用強，各地軍頭皮裏陽秋，首鼠兩端，而且個個都積極地跟曹、章、陸劃清界限。所以，運動不僅沒有在各地軍警的阻攔中消退，反而如火如荼地越卷越大，直到運動中人自家沒了熱情，才自然退潮。唯有作為嫡系的嫡系的參戰軍師長馬良，有了一點強硬鎮壓的表示，也很快淹沒在鋪天蓋地的抗議聲中，被誣為主張中日合併的賣國賊，不得不銷聲匿跡。

雖然有消息說，在火燒趙家樓事件之後，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堅持下，有心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曹汝霖回憶說，火燒趙家樓之後，徐世昌將他安置在北海團城保護起來，還給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萬元〔雖然他沒接受〕。他到團城第二天，段祺瑞即來慰問，言明這次的事，「他們本是對著我，竟連累了你們。」又囑咐曹汝霖不要辭職，「看東海〔徐世昌〕如何處置？」恨恨之情，溢於言表。對於徐世昌的不滿，也溢於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時雖然不做總理，轉為參戰督辦，但他這個督辦，卻是可以給內閣行文下命令的督辦，即使從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興，政府的壓力自然很大。於是，政府態度趨於強硬。5月5日，14所有關的大專學校的校長在北大開會，商議解救學生，他們一起去見總統、總理和教育總長，以及警察總監，要求釋放學生。但只有吳炳湘冷冷地見了他們，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見。這樣不給大學校長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絕對沒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總統令，一邊訓斥了警察總監吳炳湘，一邊要求他嚴加防範，「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法辦，勿稍疏弛。」但是，被捕學生的消息一經傳開，社會各界的輿論一致聲討，各界名流，紛紛致電北京政府，一邊倒地譴責政府，聲援學生，有消息說，「北洋團體」內的親馮國璋的人士，也開始思有所為。即使安福國會內部，也有人對內閣表示不滿。內閣里，也有不同聲音，教育總長傅增湘屢次請辭。原本就滑頭的老官僚徐世昌，見勢不妙，又把頭縮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將被捕學生交保釋放，由點起五四這把火的林長民和他兩個外交委員會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寵惠保了出去。然後擇機由司法機關來處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決，化解危機。應該說，這是一種比較適當的做法。九九藏書

這些學生中，不僅有後來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劉仁靜，還有一個也是中共創始人，但更為有名的張國燾，這兩位都是當年的特別能戰鬥的五四青年。幾乎是只要警察一碰他們，就指責警察違法，到了警察署，就不肯走，無論自稱「職等」的警察怎樣勸，都不行，非讓警察把他們抓起來不可，警察不道歉，誓不罷休。匡互生回憶說，到了6月4日，軍警不僅不敢再抓捕學生，而且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再外出演講，「甚至於有跪地哀求的」。都說警察抓學生是貓捉老鼠的遊戲，但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這裏，學生是貓，警察才是老鼠。

盡量不碰學生，似乎成了當政者的某種禁忌。手握參戰軍一個師的重兵，身為濟南鎮守使的馬良，是回民，脾氣火爆。作為段祺瑞愛將他，在五四運動中，自然要站在主公一邊，即使出於報恩，也得表現一下。相對而言，由於濟南作為五四運動由頭的發生地，運動的火爆程度也非同一般，據當時人講，在群眾大會上，會議主席想要致辭，說得不對學生口味，都被哄下。與會的群眾上街遊行，不僅砸了傾向政府的《昌言報》報社，而且把報社的經理和主編捆起來，前胸後背貼上賣國賊和漢奸字樣，背插亡命旗遊街示眾，在這個過程中，主編和經理不斷地挨打受折磨。到了這個地步，學生和市民還意猶未盡，徑直將人押到省長公署，逼省長表態。即便如此，馬良的「表現」，也對學生沒有多少辦法，據說只打了兩個學生的手板。卻找了一些回族市民的霉頭，說是我自己抓自己人，別人總不好說什麼。抓了幾個領頭的回民領袖，殺一儆百，殺了其中的三人，製造了五四運動中，最大一次鎮壓事件。這個事件，在山東督軍張樹元向北京的電報中，變成了「莠民假借學生名義」做的，乾脆跟學生一點干係都沒有了。儘管如此，學生卻沒有因此而放過馬良，山東和天津兩地的學生一撥一撥地上北京請願告狀，聲討馬良，造謠說馬良主張中日合併，云云。

當時的場景，學生的說詞有沒有這樣的文縐縐我們不得而知，但學生對於軍警這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反「勸阻」，而且勸說奏效的事，肯定是有的。匡互生的回憶中，就多次提及軍警被學生所感動，不僅外面抓人的軍警被感動，連負責看守被捕學生的軍警，也被感動，甚至大罵「段、徐、曹、章賣國的不是」。

雖然受傷者很快就傷愈出院，但事件卻引發了軒然大|波，各地一致聲討，要求罷免王占元，連人稱安福國會的國會議員，都提出質詢案，幾十人聯署。迫於壓力，王占元不僅隨即派人去醫院慰問傷者，送了50塊錢〔這對於一向有吝嗇之名的王占元來說，真難為他了〕，而且還督促湖北警察廳長何佩瑢將直接負責的警務處督察長撤差，將警務處長一併記過。看來，傷到了學生，事情還真就是不小，連割據一方的軍閥，也得讓上不止三分。

跟在北京一樣，上海也有被學生感動的軍警。據《申報》報道，復旦大學的學生到警察廳周圍演講，「大講段、徐、曹、陸等賣國之情形，警兵旁立傾聽，非特不拘人，且多頷首稱是。」進入南洋公學的士兵，據說也在學生「告以大義」之後，「為之惶愧而去」。上海的學生比起北京的同輩來，對付警察，還會調侃。據當時人講，學生在送食物給自己人的時候，有時候看見士兵在「荷槍守備」，遂將「特製饅頭數百枚，以饗各士兵」，一邊說著風涼話，說是感謝他們「幫同救國」，結果士兵「頰頓飛紅，堅不肯受。」

五四運動的發生，恰好處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后袁世凱時代的北洋軍閥正處於裂變時期，當家的段祺瑞和他的親信們，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圖以武力統一中國，激化了國內包括北洋團體內部的所有矛盾，危機四伏。但比較起來，在後世所謂皖系執政的這個階段，當政的軍人對於當時的代議制政體表現得最為尊重，不僅恢復了民元國會，而且在民元國會因張勳復辟而垮台之後，組織設計了第二次國會選舉。固然此番國會選舉，遭致詬病頗多，也的確存在著大量的人為操控以及賄選行為，但比起後來的軍閥對代議制的無情踐踏——曹錕公然賄選，張作霖和馮玉祥扶植段祺瑞搞沒有代議機關的執政府，張作霖的軍政府，還是要好得多。當時的政府對於民主體制下的基本人權，比如言論、結社和遊行集會的自由，還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學校的自治，即使是國立大學，也不隨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後站著的是北洋軍人，但這些軍人卻沒有用軍人的方式來君臨天下，控制社會。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軍閥也如此，握有實權的軍人，是發言權最大的人，但省議會都在運作，可以發出不同的聲音。記者批評當道，學生們表達意見，一般不會有軍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罵到了自家頭上，最大的懲罰，也無非是查封報館。這邊查了，那邊人家再辦。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當時的軍人政權比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門，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軍人割據，各行其是。其實，即便這些當家軍人實力不強，若想壓制輿論，干預教育，也是足夠用的。就像1926年之後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後，干涉大學，捕殺記者，硬是蠻幹，誰也拿他們沒辦法。

逮捕學生的起因，是魁發成事件〔事件詳情，參見《抵貨運動的是是非非》一章〕。魁發成料器店，有日本人的股份，衝突中，也有日本人參與。加上剛剛發生了福州抵貨學生跟日本人的衝突事件，北京政府特別擔心在京畿之地，也發生類似的事件。作為天津警察頭子的楊以德，更是擔心這一點，所以，才大動干戈，抓了學生。雖然學生在這個事件中，的確違法了，按說被逮也不為過。但抓了人的楊以德，卻心虛得緊，不斷跟被捕的學生套近乎，強調他對學生的愛國熱情表示讚許，他跟南開的校長張伯苓關係怎樣好，對這些出身官宦家庭的學生的父輩怎樣有交情，他跟學生沒有私仇，他自己過去怎樣愛國，怎樣在外國人面前不含糊，他這個人怎樣仗義。到被捕學生移送檢察廳之後，坐監的學生，在拘押期間，居然可以讀書，開討論會，開晚會，茶話會，「有遊戲，有演說，快樂得很，並且吃了些茶點」。唱京劇，大鼓書，演相聲，滑稽戲。玩夠了要聚餐，派人出去買酒，看守所所長說按規矩不能喝酒，學生了發了脾氣，所長只好妥協，任這些學生喝酒猜拳。哪裡是在坐監，分明屬於度假。最後，上了法庭，一場官司，學生在法庭內外，慷慨陳詞，揚眉吐氣，最後法官草草審完，匆匆開釋。凡是坐了監的學生，都成了英雄，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

就在這個當口，徐世昌換掉了李長泰，讓自己的舊部王懷慶由幫辦升為步兵統領，這個涉及京師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許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政府強化鎮壓功能。事實證明，後來的王懷慶，並沒有如人詬病的那樣成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樣軟弱，對學生下不了手。看來，王懷慶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為了自己考慮的，讓他這個光桿傀儡總統，在軍人的眾多指揮刀面前，多個保鏢，稍微感到踏實一點。儘管政府軟了下來，但對於以徐世昌為首的「文治派」而言，應學生的要求，把曹、章、陸免了，顯然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這個意願。他們都知道，曹、章、陸做的事，背後其實是徐樹錚，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親日政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徐世昌也是這個政策的得利者，沒有西原借款，第二屆國會〔安福國會〕選舉就沒戲，自然他老徐也就當不上這個總統。但是，作為晚清僅次於袁世凱的重臣，北洋團體的老人，袁世凱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傑這等武夫面前，也有點老資格可擺，因此，他不肯規規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間的空隙，做點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價。因此，此時也不肯乖乖地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會之後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中，逆風而上，嚴懲學生。最佳的方案，就是兩邊應付，盡量模稜。但是，首先要顧及的還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

自晚清以來，達爾文的進化論，經過甲午戰爭的催化，已經成為上流社會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落實在政體上，往往被解讀為民主共和優於君主立憲，君主立憲優於君主專制。從專制到共和，彼此間是沿著進化的路徑行進的。袁世凱的帝制，原本無非是力圖解決辛亥以來的政體驟變、致變亂相的一種努力，增強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導致削弱的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勢力坐大，積重難返的情勢下，反而成了導致自己脆敗的由頭。因為這種帝制自為的做法，嚴重違背進化的道理，成為開歷史倒車的反動。然而，政治強人袁世凱的掙扎以及脆敗，卻進一步強化了上流社會進化論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對這個被西方證明具有魔力的政體有所輕視，從某種意義上說，此時的當家武人，他們對民主政體尚有幻想。因此，寧可忍受體制對他們的束縛，也不會對體制採取大動作的背離行為。

碰到學生的事兒，也不是沒有，軍警要圍堵學生不令上街，無論軍警如何客氣，只要學生執意要衝，也難免磕碰。湖北督軍王占元的麾下軍警，就攤上了這樣的事。6月1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大門口，有學生受傷了，報界哄傳，軍警鎮壓，武昌出了當時轟動全國的流血事件。對於事件，武昌高師學生的通電是這樣說的：

運動中，抓學生並將之送上法庭，最後一次「公演」，是天津的警察頭子楊以德扮演反面角色。天津是直隸的地盤，直隸督軍是曹錕，省長是曹錕的弟弟曹銳。一般來講，凡屬於跟段祺瑞走得比較近的人，對於執行中央政府禁令，彈壓學生相對積極一點。曹錕當然不算是皖系人物，但是，在此前一段時間里，跟馮國璋也走得也不近，遠遠不及長江三督〔江蘇李純、江西陳光遠和湖北王占元〕，基本屬於在尚未界限分明的直皖之間騎牆的人物。在段祺瑞第二次對南方用兵之際，由於許願給曹錕一個副總統，所以，曹錕對於南征一度相當積極，手下參戰的大將吳佩孚戰績也特好，一直打到了衡陽。但是，到了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曹錕的副總統飛了，而且湖南督軍也沒給吳佩孚，因此，曹錕集團跟段祺瑞已經離心離德，曹錕和曹銳尚未撕破臉皮，但是，吳佩孚已經公開叫罵了。因此，在直隸的地界上，按道理對於學生運動，軍警是沒有彈壓的積極性的，只是天津這個地方例外，一方面它是北方第一大商埠，對外口岸，日本勢力很大，另一方面它離北京很近，直隸首府保定對它的影響，遠不及北京。五四運動爆發以來，天津警方一直直接聽命于北京，因此，才有1920年初對學生的逮捕。

同時，五四又是一個如此高調佔據愛國的道德制高點，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議運動，不僅社會上商人和市民也懷有學生們一樣的對於巴黎和會的情感落差，而且因為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引發了以往皖系政府親日政策的所有潛在的危機，各種的不滿與衝突，都接著愛國運動迸發出來，北京政府內部，矛盾也開始激化。加上中國社會的傳統，學生鬧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無理取鬧，社會對他們也有相當的包容性。在帝制時代，每屆科考，應試的舉子鬧事，只要鬧得不太過火，都會被優容。在士子與丘八士兵之間，不僅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懸殊差距，而且有聲望方面的天壤之別。士兵天然地就對讀書人有敬畏之感，還在晚清時節，士兵們就不大敢輕易進學堂生事，哪怕這個學堂里有革命黨需要搜查。進入民國之後，這種軍警怕學生的狀況，並沒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軍警在學生面前依然縮手縮腳，怕三怕四。他們尊學生為老爺，說我們是丘八，你們是丘九，比我們大一輩。

雖然說，這種安撫和慰留，並未脫出舊時官僚對下屬態度的窠臼，也未必顯示出徐世昌對三人格外優待。但是在那個情勢下，卻足以引發人們對政府的強烈不滿。人們更關心的是，在這安撫背後皖系軍閥的動向，顯然，他們的動向，很是令人不安。躲在北海團城的曹汝霖說，眼看著上街的學生越來越少，事情大有平息之勢，可是林長民的煽惑，又令風潮再起。其實根本不對，真正讓運動再火起來的，主要是政府的曖昧，以及這種曖昧背後皖系軍閥種種強硬的表態和人們的猜測。在這以後的一段時間里，社會上流言紛起。說政府「徇武人之請，主嚴辦學生，解散大學，更換各校校長」。段祺瑞的大將段芝貴也被扯了進來，說就是他說的，「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還有說法是，段芝貴的嚴厲主張，是在軍警會議上提出來的。此公當年捲入名伶楊翠喜案，名聲本來就不好，借他說事，不由得人們不信。在次年的直皖大戰中，段芝貴有上佳的表演，以前敵總指揮之貴，仗還沒怎麼打呢，就做了吳佩孚的俘虜。此時看來就有預兆。更多的流言，都集中在北大校長蔡元培身上。說是政府壓教育總長傅增湘，要他撤換蔡元培，連替換人選都定了，命令已發，送交印鑄局蓋印去了。甚至傳說有某上將，要用往年對付陸建章的手段來對付蔡元培，也就是說殺掉他。最離譜的是說曹、章等人以300萬收買刺客，刺殺蔡元培，還要派人焚燒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這些流言，有的有影，有的沒影，但流長飛短，一時間卻導致人心惶惶。就在這個時候，蔡元培留下一封至今仍舊費人猜度「殺君馬者道旁兒」的信，辭職南下。一石激起千層浪，於是原本就不安的校園，再度沸騰。北京學生全體罷課，不讓上街遊行示威，就分頭宣傳。這下，軍警又有事幹了。hｔｔps://ｒｅａd.９9cｓｗ•coｍ

不僅如此，我們還在當時的各種記錄中，看到軍警被學生的演講和行為感動的場面。當時編的《五四》一書，有這樣的記載：

上海的警察，都是山東人盧永祥從山東帶來的老鄉，跟上海護軍使的軍隊一樣，都是當年的莊稼漢。維持秩序，當然是警察的任務，但是，一方面，徐廳長擔心因山東問題而起的五四運動，使得這些山東鄉親組成的警察們受到「煽惑」，軍心動搖，一方面，又要讓警察們盡量克制，別跟學生發生衝突，把事情鬧大。在這樣縮手縮腳的方針下，警察能做點什麼，做到什麼地步，可想而知。上海如此，別的地方也差不太多。

因此，作為站在台前的政府機關，面對洶洶的學潮，首要的任務，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現第二次火燒趙家樓事件，否則段督辦那邊沒法交代。於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連發表兩個大總統令，措辭嚴厲地譴責學生，批評下屬彈壓不力，其實意思只有一個，那就是不許學生再上街。甚至，連5月7日外交協會一干名流張羅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取締。對保釋學生的審判，也如期進行。最讓學生和輿論難以接受的是，曹、章、陸三人的辭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來自徐世昌的撫慰。其中對曹汝霖辭呈的批複，說曹「體國公誠，為本大總統所深識」。而且強調，此番事件，系曹「因公受累」。同時給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各5萬元，秘密安排曹到北海團城靜養。

即使政府已經開始抓人，但主動進攻的一方，依然是學生。雖然有傳說，被捕的學生可能被槍斃，被抓進去的清華學生李先聞，最初也感到「有些害怕」，被抓的人，心裏都有點感到有點沒底。但是，這點擔憂，並沒有減弱學生的衝勁。因為，很快他們就發現，其實軍警對抓人並不積極，即使被抓了，好像也無所謂。在某種程度上，是學生主動找軍警來抓他們。據時人回憶，6月1日運動中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決議，從6月2日起分隊外出演講，如果2日外出的學生都被捕了，那麼3日就加倍再出，如果3日再被抓，則4日全體出動。6月2日的一份北京警察報告，很有意思：

五四發生的時代，是個軍人當家的年月。按理說，但凡軍人政權，都有幾分強橫，但是，當時當家的段祺瑞更多以為自己是政治家，而非軍人，比起他的老主公袁世凱來，他更樂意尊重民主體制的一些規矩，在議會不聽話的情況下，不是簡單地廢掉它，而是另起爐灶。因此，儘管段祺瑞推動了武力統一，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但他所掌控的北京政府，跟袁世凱時代相比，畢竟是個弱勢政府，武力統一所用的武力，基本上要靠金錢購買，錢花出去不少，但效果不佳。各地的軍頭，有錢的主兒，不肯出兵，肯出兵的，不是地盤差，就是散兵游勇，像曹錕、吳佩孚這樣別有懷抱的主兒，非常少。到了前線，個個都要餉積極，打仗消極，出工不出力。即使皖系的嫡系，也未必真心擁戴其武力統一的政策。五四運動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國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委屈」，這種委屈，不僅學生有，多數上層人士也有，甚至部分軍頭也難以無動於衷。普遍的委屈匯成愛國主義的洪流，在這個洪流面前，任何人都不敢公然對抗，儘管手裡有槍，但絕沒有任何一級政府敢於自甘被人扣上賣國的帽子。但是，在運動當口，只要有所舉動，就難免背上賣國的黑鍋。在軍閥混戰的時代，一個軍頭背上這樣的黑鍋，不僅意味著得罪了當地的紳民，而且意味著在日後可能的戰爭中，喪失了生存的合法性，在戰前的電報戰中，自己先失一局。

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政府面對上街的學生和市民，就非常尷尬。一方面，由於五四運動的矛頭指向的就是皖系政府，北京學生聲討曹、章、陸，實際上是衝著段祺瑞和安福系來的，到了上海，示威者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要段祺瑞、徐樹錚下台，毫不留情地將真正的主政者放在了對立面。因此，僅僅出於自保的需要，他們也要將運動平息下去。另一方面，運動高調的愛國道德訴求，以及大得民心的情勢，以及大體合法的抗爭形式，又使得他們縮手縮腳，無法鎮壓，一上手，就處於根本喪失話語權的境地，多數禁止學生上街的政府命令，都不得不承認學生愛國熱情的正當性，說他們「純本天良」。既然如此，鎮壓就談不上了。隨著運動的深入，北洋系的分裂隨之日益清晰，地方軍閥的分化，越來越多的不滿皖系統治的軍閥借對學生的聲援，表達對皖系的不滿，陷於孤家寡人的皖系，只能偃旗息鼓，步步退讓。

兩造都說對方來勢「洶湧」，看來至少衝突比較激烈。督軍說學生各持木棍，顯然屬於誇張，但軍警是堵，學生在沖，論勢頭，應該是學生更足，但軍警手裡有傢伙，混亂中，刺刀雖說未必是像督軍說的那樣，被「誤觸」，但也未必像學生所說，軍警用刺刀「亂刺」。後來記者探視受傷的陳開泰，明顯傾向學生的報道，也是說陳的傷在腿，倒的確很重，刺刀由左腿穿透到右腿。說明傷人的軍士，刺刀是向下的，應該還是有所節制，並非「身中數刀」。顯然，就像督軍渲染學生手持木棍、石塊如何兇悍一樣，學生所說的軍士欲開槍屠殺，也不大可能，真要開槍的話，學校的門是擋不住的。自然，學生所說另外受傷的幾十人，後來也沒了下文，最大的可能，是當時張大其辭的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