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濟路的換文，由於「欣然同意」四個字，成為美英在巴黎和會上搪塞中國的借口〔在曹汝霖看來，這四個字，僅僅是通用的外交辭令而已，章宗祥也說是「外交文書上之套語」〕，因此，在五四運動中，最為人詬病，但真正對當時的中國構成威脅，或者說當時的國人最擔心的中日密約，卻是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

段祺瑞比起他的主公袁世凱來，無論眼界、魄力、用人和手腕，都要差上一截，但是他的志向，卻一點都不比袁世凱小，此公不唯志大才疏，而且志堅才疏，看準，或者說看上的事，無論如何都要做，九頭牛都拉不回。袁世凱死於帝制自為，造成了南北分裂。多少年的公論，分裂的中國自然不可能強大，若要中國富強，必須實現統一。因此，對於段祺瑞來說，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就是實現中國的重新統一。在袁世凱死後，他之所以如此痛快地同意恢復民元約法，就是覺得非如此才能爭得西南方面的妥協，達成統一。然而，他看到，即便恢復了民元約法，統一依然沒有希望，南方軍閥，並不想聽北京的招呼。於是，軍人出身的他，開始轉向斥諸武力。但是武力統一需要大筆的錢，當時的北京政府，雖說未必真的政令不出都門，但在各省都不向中央政府解款的情況下，其財政收入，僅僅依靠有數的幾條鐵路的收入和北京市內崇文門關稅，再就是支付完庚子賠款和其他借款的關余和鹽餘。這點錢，事實上連維持中央政府和直屬軍隊的日常開支都不夠，除了財政和交通兩部，政府的其他部門一律欠薪。發行公債，開始還可以籌到點錢，但到後來總是無法歸還本息，最後也就發不動了。儘管如此，段祺瑞武力統一的熱望，並不因此而退燒。曹汝霖回憶他在幫助段祺瑞粉碎張勳復辟、接任段政府的財政總長時說：

根本沒有嫡系武力，即使所謂親信如張敬堯和倪嗣沖都不大給他練活的段祺瑞，居然要憑藉著這樣一支四分五裂的隊伍，對南方用兵，實現統一，不啻痴人說夢。這樣的武力統一，除了南北之間無謂的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波及地區的兵燹之災，毫無意義。無疑，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作為戰場的湖南，是一場巨大的災難。湖南人編的《湘災紀略》說戰爭造成「死亡枕藉，廬墓為墟，戎馬所及，決無完土」。當時的中國的軍隊，大體未脫清朝舊軍隊之積習，在自己家鄉，還能有所收斂，出省作戰，每每胡作非為。入湘北軍，張敬堯和張宗昌的部隊，紀律尤壞，戰時燒殺淫掠，駭人聽聞，停戰了，依舊擾民。湖南被南北客軍來回拉鋸，其荼苦無以復加。

當然，把段祺瑞、徐樹錚以及曹、章、陸，從親日推到賣國之境的，其實是跟西原借款有關的若干中日密約有關。說是密約，但是那時的中國，沒有秘密，這邊剛簽字，那邊風就透出來了，說它們密，委實枉擔了虛名。但是，密約這種形式，卻陡然增加了中日間存在貓膩的坊間猜想。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蘇俄政府很快跟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單獨退出了戰爭。但是革命的蘇俄很快陷入戰亂，作為俘虜的、遠在西伯利亞的捷克軍團首先叛亂，各種反布爾什維克的叛軍四起，不僅原來已經被沙俄策動開始分離的外蒙，蘇俄中央政府無暇顧及，就是跟中國接壤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也處於一片混亂。一個一向欺凌我們的強鄰陷於內亂，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顯然好處更多一點，中國政府得以藉機出兵庫倫，收回了外蒙。當然，邊境上也有些小麻煩，俄國境內的戰事，免不了經常會有戰敗者竄入中國境內，導致一些騷亂。在1918年最初兩個月的中國報章上，也出現過對此現象的報道和憂慮。有消息說，在新疆方面，俄國的回纏〔當時泛指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筆者注〕將與新疆和土耳其的回纏一併起事，新疆督軍楊增新已經實行戒嚴。還有傳聞說，在西伯利亞的德國俘虜不穩，而俄國可能崩潰，因此，德奧可能沿西伯利亞鐵路東來，云云。報章甚至打出「俄國既以無條件屈服於德，吉黑邊防日形危急」字樣，很是聳人聽聞。九-九-藏-書

有關這時期的中日密約，主要有兩個東西，一是有關山東鐵路以及延長線濟順和高徐線的若干換文，一是應對俄國事變的若干中日軍事協定。關於濟順和高徐路的換文，國內比較晚近的研究，依然認為這是段政府架不住西原借款的誘惑，出賣了連二十一條交涉時都未曾讓步的兩路敷設權。可見當初，國人對此事的疑慮乃至憤怒有多大。顯然，我們仔細審視有關兩路的換文，發現並沒有出讓「敷設權」這回事。首先，兩路是由中國政府組織的修路公司，跟日本民間銀行簽訂的協議，由「日本資本家」出面，是得到日本政府確認的。其次，修路的款項，由中國政府發行債劵解決，言下之意，日本銀行的借款，是用於購買中國的鐵路債劵。其三，換文僅限於借款，沒有其他附加條件，更沒有就敷設鐵路有任何承諾。至少按條文推理，兩路的敷設應該跟借款無關。因此，一直研究中日關係，而且對皖系向無好感的王芸生才會得出結論，認為「此項換文在當時言之，比較於中國有利」。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未及半途，就變成了舉國痛詆、國際聲譽也很差的雞肋之舉，以至於被安福俱樂部捧出來的總統徐世昌上台，也得重開南北和談。這樣糟糕的武力統一，跟日元借款這種賣國行為聯繫在一起，使得段政府的賣國，更加罪惡昭著，儘管，段祺瑞的初衷，倒真的可能是為了救國，而非賣國。

被這麼大個運動，被這麼多人當靶子打，原因是他們賣國，或者大家認為他們賣國。那麼，他們是不是真的像人們說的那樣，是中國的石敬瑭、張邦昌，朝鮮的李完用呢？顯然，段祺瑞政府之所以為人詬病，90％以上的原因，是因為段本人及其集團的親日政策。而段政府之所以親日，關鍵在於日本的寺內內閣上台以後，改變了前任大隈內閣一味強硬的對華戰略，由硬轉軟的緣故。但在實際上，這個所謂的「軟」，也是相當有限的，用寺內對華策略的操盤者西原龜三的話來說，既非「宋襄之仁」，也非「強橫蠻幹」。所謂的「軟」，無非是大把地撒錢，但在這大筆的日元借款背後，卻是徹底控制中國金融控制中國政府的遠大圖謀。在段政府和日本的蜜月時期，我們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活動，並沒有因段政府的親日，而有半點減少。日軍依然佔據著青島和膠濟鐵路，在山東的首府濟南，日軍依舊如往昔一樣跋扈，日本在東三省和福建，也照樣強勢地擁有特權，地位明顯有所增強，而且通過段政府，把手「合法」伸到了長江中游。

最根本的問題是，自打二十一條之後，中日兩國之間國民的基本信任已經蕩然無存，中國是個大而弱的國家，近代以來，一直飽受欺凌，特別是來自日本的欺凌，二十一條對中國人，尤其是對知識界的刺|激實在是太大了，早已風聲鶴唳，任何中日間的交易，都可以向喪失權益的方向解讀。當然，以當時國人的慘痛經驗而言，這樣的解讀，也未必沒有道理。曹、章、陸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們不幸地趕上了那個時代，主持中日間的外交事務，自己卻沒有足夠的政治視野。

不過，當時的中國，武力統一是根本行九-九-藏-書不通的。后袁時代的北洋政府，跟袁世凱時代有根本性的不同，這個所謂的中央政府，即使在依然「聽命」的各省軍閥那裡，也已經是個名義上的中央，作為命|根|子的北洋團體，到了段祺瑞手上，已經事實上四分五裂，不僅作為旁支的奉系只關心自己的勢力擴張，就是嫡系中馮國璋派的勢力，比如長江三督，也經常不招呼，隨馮國璋起舞，時不時給老段添點堵。可以說，由於利益格局的分化，北洋系直、皖、奉系三大派系的分化已經開始。在袁世凱時代，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至少對自己能控制的地方軍政長官，還可以加以懲治，雖然這種懲治的權力一直在減弱，但到了段祺瑞時代，漫說一省督軍，就是像馮玉祥那樣的小小的旅長，即使公然抗命，總理段祺瑞也拿他無可奈何。同時，地方軍閥內部的分離傾向也日趨嚴重，一省督軍對於手下師旅長往往很難控制，害得督軍往往得兼任一個主力師的師長，否則，就是一個空頭大帥，早晚被人家取代。在段祺瑞第二撥對南方用兵的過程中，山東督軍張懷芝領兵出征，部下張樹元就後院起火，在前方作戰的督軍，無論怎樣都回不了家了，而命令張懷芝出征的段祺瑞，卻拿反叛的張樹元一點辦法都沒有，不僅不能主持公道，最後反而只能追認他的篡位合法。這顯然對於他的聽命者來說，是一種致命的打擊。

事實上，在所謂的中日蜜月期間，日本的威脅，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通過段政府跟日本的一系列密約和換文，得到了「合法」承認，不僅鞏固了他們在山東的存在，而且通過膠濟鐵路的延伸，濟順、徐高兩路的借款，把勢力擴展至整個中國的腹地。同時，由於參戰軍的訓練和裝備，中日間關於應付俄國事變的一系列軍事密約，二十一條第五號之日本的軍事顧問和採用日本軍械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落到實處。而這一系列的密約和換文，經手者的確就是五四運動中，為人痛恨的親日派政客曹、章、陸。

武力統一，是令他沉迷的政治海洛因，但事實上也是段祺瑞的自己給自己挖的陷阱。後來的事實證明，段的失敗，龐大皖系集團的覆滅，就是因為他們蹈入了這個陷阱。日本方面投其所好，大筆的日元湧進，使得武力統一的軍事行動得以展開，即便這滾滾的日元背後有陰謀在，處於迷幻之中的段祺瑞，也難以覺察，即使有所覺察，也會以為，一旦中國實現統一，變得強大之後，剩下的事都可以重議。就當時而言，持這樣功利主義態度的政治家不在少數，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有過出賣領土主權，換得中國改革和強大之資本的設想，段祺瑞如果這樣想，事實上也不奇怪。更何況，就當時而言，段祺瑞並沒有意識他的親日，會導致主權的流失。

其實，到了吳佩孚罷戰，跟南方簽訂密約之際，段祺瑞和徐樹錚等人已經對戰事之不可恃，有所覺察，編練參戰軍，訓練自己的嫡系武力，就是應對之策。然而，這種在吳佩孚和曹錕看來的卸磨殺驢的舉措，反而更加刺|激了吳佩孚和曹錕的離心，這邊廂參戰軍未及練成，那邊廂曹、吳已經反心陡長了。

這樣一個四分五裂、各有懷抱的北洋系，實際上是打不了仗的，如果有人樂意打的話，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打。有地盤的，像張懷芝那樣傻的很少。就是張懷芝，實際上多半也是因為在省內受部下的擠兌壓迫，待不下去了，才出來找門路。剩下的，即便是最忠於段的安徽督軍倪嗣沖，也只是將張勳的舊部安武軍派出來應景，自己沒有出一兵一卒。沒有地盤的，倒是相對積極一點，但也無非是為了搶地盤，戰況有利，則進，戰況不利，則退，甚至呼籲和平。吳佩孚打了勝仗，當湖南的地盤給了別個，馬上頓兵不前。之所以沒有馬上撤退回防，無非是為了向中央政府騙餉，同時利用控制的湘南地區的稅收，擴張自己的軍隊。懷有同樣抱負的，還有名義上歸奉軍副總司令徐樹錚指揮的幾個奉軍師，一旦槍械撈足了，部隊擴張了，就立馬翻臉，一仗不打，就撤回東北。

對此，少數關心時局的人感到憂慮，也是自然，但這種憂慮，多半來自對俄國情況的不清楚，一直到1918年底，中國人都不清楚俄國到底發生了什麼，奪權的人到底是什麼人。德奧勢力會不會趁機與俄國聯合，很難說這種報界的傳聞，會真的引起國人普遍的恐慌，畢竟，真刀實槍的衝突並沒有發生，傳聞帶來的小小波動，很快就會過去，遙遠的俄羅斯，跟中國人有什麼相干。但是，中國的另一個鄰九_九_藏_書居日本，想法卻大不一樣，他們的情報部門會告訴他們的當局大體真實的情況，一個陷於大混亂的俄羅斯，無疑是日本的一個機會。

因此，段祺瑞非常懇切地請他出山，擔任財長，而他則由於已經跟西原龜三有了接洽，得知日本方面有意支持段祺瑞統一，所以也就答應了段的請求。章宗祥也證實，西原龜三曾經對他透露過，寺內了解段祺瑞正在策劃武力統一，但是在必需的武力和財力方面都還「很不夠」，日本樂意在這兩個方面幫忙。事實上，在府院之爭，段祺瑞被免去總理之後不久，段的心腹謀士徐樹錚在給各省督軍的密電中，就坦承日本的寺內內閣是支持他們的，儘管一時去職，但仍被視為「政局之中心」，而「我北軍權勢消長，與日本寺內內閣利害相通」。說明在事實上，段祺瑞是有求于日本。日本的支持，也成為徐樹錚用以堅固眾督軍擁段之心的一種憑藉。

曹、章、陸不是當家人，當家的是徐樹錚，是段祺瑞。我們知道，段祺瑞這個人，正如他自己表白的，在中日二十一條交涉過程中，他是堅定的反日派，不肯妥協，甚至不惜一戰。但是為什麼到了他自己當家做主的時候，居然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變得親日起來了呢？是不是如段祺瑞跟回國請願的留日學生代表講的，他認為日本的寺內內閣「頗推誠相與」呢？雖然說，來華操盤寺內對華的「懷柔」政策的西原龜三，的確給段祺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以西原借款為主要內容的日本新政策，真正令段祺瑞動心的，是他可以用源源不斷的日本借款，實現武力統一的夙願。

當然，換文的產生，跟寺內上台以來，出於西原借款的緣故，段政府對日本大有好感有關。章宗祥的簽字，並非自作主張，畢竟是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授意，也跟當時佔領日本在山東的態勢不無關係。佔據青島、濟南和膠濟路沿線的，是日本的軍隊。而人們都知道，日本軍部長期跟政府步調並不一致，經常自行其是。儘管寺內內閣決心收斂日本在華的跋扈專橫的做法，不再維持上屆政府四下點火、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的策略，但是在華的日本軍隊，並沒有因此而收斂，依舊在山東設置民政機關，征糧收稅，實行實際的管理。正如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針對英美有關的質問回答的那樣，「當時日本在山東之軍隊既不撤退，又設民政署，置警察，課稅則，地方不勝其擾，非常憤悶，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約」。而此換文的產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過雙方政府間的協商，定出規則，讓日本軍隊有所收縮，集中在青島和濟南，膠濟路則由兩國合辦的警察維持，從而撤去日本擅自設置的民政機關。顯然，我們從換文的字面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點權益。比如規定日軍從膠濟路沿線撤軍〔除濟南留一小部分〕，膠濟路的巡警隊，有中國政府組織，聘用日本人，膠濟路上的職員，也要聘用中國人。如果真能按換文規定嚴格執行，比起此前日本軍隊在山東到處駐紮，膠濟路根本不容中國人沾邊的狀況，肯定要好些。這也是一向為人謹慎的章宗祥能夠簽這樣一個換文的原因。但必須指出，這種所謂權益的挽回，只是在日本強佔基礎上的挽回。等於是日本人先搶去根本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然後吐出一點來，就算讓步。可是，就算這樣的讓步，要中國政府付出的，也是過分的代價。當時的當政諸https://read.99csw.com公，包括章宗祥在內，忘記了二十一條之後的中國情勢，這樣一簽，在大局上是徹底失了分的。

其實，這兩個換文，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直接觸碰了人們國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經。自從二十一條簽訂以來，中日關係就處在高度敏感的狀態，日本寺內政府所謂的親善之舉，在日本沒有退出山東、沒有廢除二十一條的情況下，很容易被人理解為一種陰謀。段祺瑞迎合日本的「親善」，接受大筆借款，對內開戰，已經有了中招的嫌疑。而這兩個換文，則一個強化了日本搶佔山東權益的合法性，一個則涉及了這種權益的擴展，把黑手伸到了整個中國的腹地。當年德國染指濟順和高徐兩路的路權時，原本就蘊含了把勢力從山東延伸到京漢和京浦線的意思，現在中國跟日本簽這個換文，無論換文文本含義若何，當年的「意思」都會自然延伸過來。更何況，借款的3家日本銀行，也根本不是純粹的民間資本，跟日本政府的關係密切，以中國這種弱國地位，在很多人眼裡，即使文件上沒有寫，但沾上日本的邊，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都很難說。實際上，自二十一條之後，中國人已經喪失了對日本的起碼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動輒獲咎。

但是，關於山東鐵路，也就是膠濟路的換文，卻另當別論。雖然說，日本已經佔了這條路，而且，在二十一條的談判中，中國方面也承認了既成事實，但這一切都屬於被逼無奈，在國際上，尤其是英美方面，對此也是了解的。一般來講，作為一個無力反抗強權侵奪的弱國，其外交的基本原則，是不能對即成的侵奪予以認可。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那樣，這種換文，等於是變相肯定了日本對膠濟路的控制權，以及日軍佔領青島，以及在濟南存在的合法性。而換文的文末，用曹汝霖的話來說，還加上屬於例行外交辭令的「欣然同意」字樣，則給了巴黎和會上英美以否定中國提案的借口。

日本人出兵，還要拉上中國人。1918年2月5日，日本軍部參謀次長田中義一約見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出中日實現合作，共同防止德國勢力藉機東來。進一步，田中提出兩個合作的方式，一是由兩國外交部門協商定約，然後軍事行動細節由雙方軍事部門再商量辦法。一是雙方軍事當局商定軍事布置，然後由外交部門加以認可。中國政府傾向於選擇第二種方式。當時發言權很大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是傾向於跟日本合作的，他的理由是，日本採取行動，本可以不跟中國商議，而日本國內，也有這樣的聲音，拋開中國，單獨行動。因此他擔心，如果日本單獨行動，勢必重演像日俄戰爭以及不久前日德在青島交戰的情形，「彼時拒之不能，聯之無及，自不如先行籌劃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禦，內政外交，大有裨益」。不僅如此，在雙方換文之後，章宗祥還幾次向中國外交部轉達日方的意思，要中國方面追查消息走漏的原因〔因為英國《泰晤士報》已經刊載中日軍事密約的全文〕，別信英方的「挑撥」，進一步打消疑慮。雖然只是轉達日方意見，但也可看出他的傾向所在。

作為五四運動的靶子，曹汝霖晚年寫回憶錄，並不諱言他親日，但他否認自己賣國，這很耐人尋味。五四運動鬥爭的矛頭，最淺的一個層次，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再深一點就是徐樹錚和安福俱樂部，最後就是段祺瑞。五四遊行這天的賣國賊還只是曹、章、陸，很快學生們就口無禁忌，從安福俱樂部一直罵到段祺瑞。這一點，五四遊行過後，段祺瑞就很清楚，據曹汝霖後來回憶，火燒趙家樓之後，段祺瑞來安慰他，當即說，這是衝著他〔指段〕來的。九-九-藏-書

自甲午戰勝中國以來，日本在遠東的對手，主要就是俄羅斯，日俄戰爭戰而勝之，但俄國的實力仍在，雙方對「中國遺產」的爭奪，正未有窮期。俄國的內亂，無疑給了日本又一個「天佑」之機，因此，日本軍方很快做出了出兵西伯利亞的決定，借口是防止德奧東來。事實上，傻子都知道，儘管俄國退出了戰局，但協約國和同盟國之間的戰爭，仍在歐洲激烈地進行，德奧斷無可能騰出手來萬里遠征遠東。而所謂在西伯利亞的德國戰俘，釋放后對遠東的威脅，也是無稽之談，誰都知道，這些人即使作亂，也是要回家，是往西去，不是向東來，哪裡有力量東來南下。日本出兵，無非出於自家對俄國遠東領土〔多半是俄國從清朝搶來的的〕野心罷了。從地緣態勢來看，日本已經掌握了南滿，如果順勢拿下俄國的遠東地區，那麼北滿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不勞費心從中國生奪硬搶了。

所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令國人最感憂慮的，是日本軍隊可以藉機通過中國領土。人們擔心，這是否會是一個現代版的假途滅虢之計。不過，以當時的情勢而言，日本軍隊還真的就是意在俄國的遠東領土，並非想藉機對中國用兵。道理很簡單，當時日本軍隊，已經存在於中國領土上了，東北有南滿鐵路的護路軍〔關東軍〕，青島和山東也有駐軍，甚至在京津至山海關，日本軍隊也可以憑藉辛丑條約賦予的特權駐紮。日本如果打算跟中國動手，就像逼簽二十一條時那樣，直接在三地動員增兵即可，原用不著大費周章，簽這麼一個協定。這個協定的用意，無非是日本要中國當小夥計，提供通過和後勤的便利，當然也不排除適當的時候，讓中國士兵給他們當回炮灰。應該說，日本人真正要的，是中日協定中的這一條：「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儘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

但是，不幸的是，這種給予日本軍隊公然過境行動權利的軍事密約，跟中國所有的機密政務一樣，根本不可能如日方所願，而保得住密，很快消息就全部泄露，神通廣大的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搞到了全部文本，迅速在英國刊發。這樣一來，中國消息靈通人士自然也都知道了，迅即激起了一連串的抗議。在那種國人風聲鶴唳的情形下，這種根本無密可保的密約，不可能不陷主導者于賣國之境，白紙黑字，縱有百口也無從辯白。不僅知識界疑竇叢生，連親英美的那部分職業官僚，也心懷不滿。屬於親英美派的職業外交官顏惠慶後來回憶說，當年簽的這個軍事密約，「最為國人所反對，認為日本將乘機在我國境內長期駐兵，經過相當談判之後，終於於民國十年〔1921年〕元月，以予廢除」。言外之意，此事被親日派弄糟了，是他們的艱苦談判才得以挽回。其實，按當時操辦者章宗祥的意思，跟簽訂膠濟鐵路的換文一樣，無非是日本既已執意要做，攔也攔不住。為了防備以後日俄之間再發生戰爭，中國重踏當年日俄、日德〔青島〕之戰的覆轍，為人戰地，「彼時拒之不能，聯之無及，自不如先行共同，尚得以合意之商榷，行共同之防禦，內政外交，大有裨益」。還是那個思路，弱國外交，承認既成事實，在此前提下以協定形式加以部分挽回，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其實，弱國外交，就是這樣的兩難，不打交道，對強國的作為，概不承認，在道義上，固然沒有問題，但卻無法防止對方實際的蠶食。如打了交道，又等於變相承認侵略。可是，作為擔事的外交官，實際上只能有前一種的選擇，必須跟強盜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