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同為落井下石，張敬堯更不厚道。不僅痛罵曹、章、陸「把持政柄」，「假公濟私，陰逞詭謀」，連北京政府慰留這幾位都加以指責，說成袒護私人。要不是曹、章、陸等人操辦西原借款，武力統一怎能發動？張敬堯督軍的椅子從何而來？在他看來，只要能把事端平息，犧牲幾個文官，又算得了什麼？此時的他，最關心的是「亟謀統一」四個字，不統一，他湖南督軍就只能算一個長沙公。運動一天不停息，在湘南的吳佩孚就一天有借口抗命，武力統一就遙遙無期，張敬堯的急，急在這裏。

看來，即使是段祺瑞的心腹愛將，也是屁股決定腦袋，自家的利益大於主公的利益。為了自己，急於讓他們的主公丟卒保車，擺脫危機。他們不知道，曹、章、陸的地位，關係段祺瑞的整體利益，犧牲曹、章、陸，雖然可以暫時度過危機，但卻是飲鴆止渴，曹、章、陸倒了，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合法性也就所剩無幾了。

其實，段祺瑞和小徐真正需要擔憂的，不是告老還鄉的馮國璋而是遠在湖南前線，卻按兵不動，大肆招兵買馬，加緊訓練的吳佩孚。隸屬於人稱新直系的吳佩孚，才真的是心腹大患。曹氏家族甚至曹錕雖然未必有決心跟段祺瑞決裂，但吳佩孚可早就下了決心，而精銳盡在吳氏門下的曹錕，到了五四運動的時候，已經多少有點身不由己了。於是吳佩孚，則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時機，搞臭了皖系，順勢邁出了取而代之的最關鍵的一步，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專門講。不止吳佩孚，連曾經鬧出過武穴吁和的馮玉祥，此時的動向，也耐人尋味。此時，他在常德做鎮守使。常德的學生抵制日貨，砸毀了日商的店面，日方通過外交途徑，索賠6000餘元。而此前馮玉祥拿獲了幾個走私煙土的日本人，現在「罰洋一萬」，最後賠款不了了之。更有意思的是，馮玉祥不僅在給北京政府的電文中，替學生辯解，說是學生僅僅是「在街行走」，經過日本商行，「因受日商輕重譏嘲，學生怒忿口角，致將該行玻璃器具打毀」，學生又已經四散逃走，意思是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不打算追查。同時，馮玉祥卻別有用心地「飭警派警保護」日商。即派士兵前往日本商行門口站崗，看見有人來買東西就ｈｔｔｐｓ://reａd.９９csw•ｃom上前盤問，害得日本商行門可羅雀。

人稱后直系的曹錕集團，此時的表現相當混亂。一方面，由於在此前一個階段，曹錕惑于副總統的誘餌，表現出了對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極大配合，派精銳部隊第三師由吳佩孚帶領，殺入湖南，將湖南和廣西聯軍打得節節敗退。雖然說，此後由於吳佩孚沒有得到湖南督軍位置的獎賞，止步衡陽，還不斷發表反戰言論，跟皖系的矛盾日益激化，但激進的吳佩孚，跟留在武漢的曹錕之間，步調相當不一致，跟留在直隸的曹錕幾個兄弟之間，差得就更多，當然做直隸省長的曹錕兄弟曹銳，思想還留在跟段祺瑞的合作階段，至少不敢不尊北京的指令。因此，他對於天津警察頭子楊以德直接聽命北京，封堵學生運動，就睜眼閉眼，一任楊抓了一些學生，送上法庭。楊以德甚至還奉北京方面的旨意，對於追查「馮國璋操控」很有興趣。周恩來、馬駿他們被捕之後，天津警察廳的保安總隊隊長丁振芝總是對學生說，你們是受了馮國璋的利用。而且還對學生說，「馮國璋要利用學生要推翻政府。他的機關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對門，內中的幹事姓梁的，已經拘來了，他們的公文書信全都呈上去了。」居然還拿了些「公文書信、委任狀、同信封的像片」給學生看，這些公文書信，都蓋有「華甫」的圖章。說這裏面，還涉及北京的林長民諸人。如果說馮國璋利用運動推翻政府，而且還設置了專門的機關，也許有這個可能，但做這樣機密不合法的事，來往書信上面提到的人都是真名實姓，在信上還都蓋了自己的圖章，斷然沒有這麼弱智。警察出示這樣的東西，有太明顯的作偽痕迹，無非是想從學生那裡詐出一點線索來。反過來，可以看出當時的皖系中人對直系的參与攪和的擔心和憂慮。但是，同時，一直唯曹家兄弟馬首是瞻的順直省議會，卻迭次電請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要求拒絕簽字，並且聲討曹、章、陸。言辭激烈。一點不遜於吳佩孚。

最典型的兩封密電，一封來自上海護軍使盧永祥，一封是湖南督軍張敬堯。倆人都是段祺瑞鐵杆的心腹愛將，前者駐守中國最大也最重要的商埠，後者鎮守湖南前線，直接擔負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重任。盧永祥的密電是這樣說的：

對於當時的北京政府來說，一方面，各地軍閥實際上割據一方，根本不在財政上支持所謂的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北京政府還需要各地軍閥的政治支持，如果有較多一點的地方表示脫離北京政府獨立，北京是很害怕的。當然，各地軍閥，也需要獲得北京政府的承認，以強化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相對而言，北京政府對地方軍閥的支持，更為在乎一些。因此，無論誰控制北京政府，對於下面軍人的聲音都十分忌憚。五四運動，在北京，一邊是學生一邊是中央政府。在地方，一邊是學生和市民，一邊是各地的軍閥政府。相對而言，北京政府更希望把運動壓下去，恢復秩序。但是，地方軍閥卻另有懷抱，即便敷衍北京的地方的軍頭們，也不那麼熱衷壓制運動，很顯然，即使是他們，也生怕在民族主義熱潮中失掉分數，害怕媒體的聲討。更何況，還有不少的人，想要藉機謀點輿論上的好處。

不過，在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還分不大清，對所謂過激黨的擔憂，只是從在華西方人那裡聽來的，並不真切。因此，多數沒有明確立場的軍頭所真正擔心的，無非是所在地的秩序。只要學生上街，遊行示威，抵制日貨，沒有引起秩序的混亂，他們就阿彌陀佛。但是，對於那些原本就對段祺瑞和小徐有看法，甚至懷有敵意的軍頭來說，學生運動正好是一個機會。

這封密電，後來被用來說明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性，似乎暗示罷課、罷市都沒有罷工令他們感到情勢危急。其實通觀全文就知道，電文提及工人罷工，僅僅一句話，而且只是表示發生次序而已，即先有罷課，然後罷市，最後連工人也要罷工了。盧永祥最關心的問題，還是開市，言外之意，就是最怕商人罷市。但商會難以自主，要聽學生的。領導運動的學生「堅以曹、陸、章三人去職為開市條件」，所以，才催促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其實，早在盧永祥跟學界和商界開會商議之時，就已經「擅自」答應勸告北京政府處理曹、章、陸，他開篇就講，「由永祥將人民之意思代達政府，請其俯從民意，准曹等辭職，永祥願負責擔保。」似乎吃准了北京政府肯定會答應他的要求。

但是，說了算的軍人，都是長官，士兵或者下級軍官是沒有聲音的。我們看到，在學生上街宣傳演講的時候，也不乏軍警被打動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軍官都對學生表示了極大的好感。連段祺瑞親信張敬堯的部隊，都有人對上街遊行的學生「舉槍示敬」，至於駐紮在湖南衡陽的吳佩孚的第三師官佐杜茂林，到長沙公幹，居然加入到學生遊行隊伍中來，「嚙指書『毋忘國恥』四字，並號啕大哭。」可是，在當時的中國，當兵是為了吃糧，為了養家糊口，儘管被感動，卻不大可能有人為了某種道德目的，反叛自己的上司，站在學生一邊。公然參加遊行的士兵，只能是吳佩孚的部下，因為他的長官已經對於學生運動，公開表示了強烈的聲援。士兵和下級軍官，已經習慣了服從命令，服從上司，只要還能有口飯吃，有點軍餉，他們就會這樣做下去，反抗和兵變，一般都發生在長期糧餉無著，但軍官卻大魚大肉，肥馬輕裘的情況下，即便如此，騷亂的士兵也沒有任何政治立場可言，鬧將起來之後，大搶一通散去，因此，民眾對亂兵往往更加反感。說起來，民國年間的「國軍」雖然是從清末的新軍演變來的，由於新軍數量少，所以選擇餘地大，讀過書的人很多，各省新軍士兵，不少人還是秀才。相比之下，由於人數眾多，民國軍隊士兵沒有新軍士兵那樣的文化素質，絕大多數人目不識丁。1930年代初兩份關於士兵的社會調查，一份調查了41個殘廢兵，一份調查了40個士兵，前者未讀過書的29人，讀過書的12人，但「就是所謂曾讀過書的，也不過只認識幾百字罷了」。而那40個正常的士兵，讀過書的只有11人，未讀過書的有29人。此前社會學家陶孟和對晉軍的一個旅近1000個人做了一個調查，發現這些士兵有87.3％的人是農民和無職業者，幾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所以，士兵就是來吃糧的，找一個糊口的職業。對於政治，甚至要跟誰作戰，都不關心。盧永祥和齊燮元開戰之前，盧永祥為激勵士氣，預發4個月的兵餉，但士兵卻不知為何，而且不知要跟誰開戰。連跟誰打仗都不關心，自然對於政治問題，就更無從談起了。其實，就算士兵有心關心，礙於軍隊的體制，單個的士兵也很難所有表示。除非到了時局失控，而且上級要士兵執行的任務突破了眾人的底線、士兵中有草根領袖帶頭的時候，才有可能出現集體的抗命。但是，在民國期間，這種抗命，多出在長期欠餉而導致的兵變中，像俄羅斯二月革命時發生的軍隊拒絕對民眾開槍這樣的事，在中國，實際上很難發生。htｔpｓ://ｒｅａｄ•99ｃｓw•cｏm

在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多次軍閥割據的時期，每逢這種時期，軍人都毫無例外地成為社會的主宰。而原來趾高氣揚的文人，則蛻變成武夫的附庸，甚至變成收稅記賬的工具〔若無毛錐，財賦安出〕。在發生五四運動的那個時代，在形式上，中國有點類似於五代十國那種軍閥時代，軍人在政治上read.99ｃｓｗ.ｃｏｍ的發言權最大。陳志讓先生稱之為「軍紳政權」，其實，軍的分量遠比紳要大得多，兩者處於完全的不平衡狀態。各個地方的文官，如果服從武人意志的話，基本上無立足之地。但是，跟五代十國時期的武夫不一樣，民國的軍閥，是中國現代化的產物。新式軍人，很多是投筆從戎的有志之士，是晚清志士提倡尚武精神的實踐者。無論是袁世凱的北洋六鎮，還是各省的新軍，其骨幹軍官，不是來自留學日本的士官生，就是國內新式軍事學校的學生。就算比較保守的北洋系統，在接納士官生方面，也是開放的。學習西方，顯然是這些新式軍人的追求。他們對於中國百年來從西方學來的一切，從器物到制度，都是有迷信的。即使想要恢復傳統文治的袁世凱，其實也不能擺脫這種迷信。至於在袁世凱失敗之後，接著當家的北洋軍人，就更沒有這個膽量，敢於輕視民國的共和政體。因此，儘管文人和紳士的地位沒有軍人高，但此時代的文人紳士，絕不至於像五代十國文人那樣低賤。由於近代工商業的發展，紳與商，尤其是現代工商業者，有了密切的聯繫，而且他們跟新興的學界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有自己的團體，商會、教育會，有相應的公共空間。更重要的是，新興媒體的出現，已經形成了一種輿論壓力，對於紳商學群體在媒體上的聲音，武夫們還是有所忌憚的。儘管武人們有力量封報館，鉗制言論，但一般不敢這麼干。他們顧忌輿論，也顧忌民意，更顧忌道德譴責，一旦被置於道德上被動的地位，他們在日後的軍閥紛爭中，就會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北洋時期，畢竟是軍人統治。軍人有軍人的積習，耐性不夠，實在急了，還是要用武力解決的。但是，即使武力解決，也要顧忌自家的形象，如果在道德上理虧，在戰爭中也就占不了便宜。

在北京焦頭爛額的段祺瑞，隨著運動的深入，突然發現，不僅文官曹、章、陸，他保不住，而妥協，簽署戰後和約根本做不到，連一向依附自己的各地軍閥，都一個接一個地變了臉，紛紛要求他們親愛的老師〔段祺瑞是所有北洋系統軍校的總監，因此，所有北洋系統的軍頭，都是他的學生〕丟卒保車，拋棄三個「賣國賊」。

作為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對象，在廣東孫中山的國民黨和西南軍閥，在第一時間，一致表示對學生的聲援，對北京政府「賣國行為」的抗議。傾向國民黨的四川軍閥熊克武，也在第一時間表示對學生的聲援。傾向孫中山的陝西小軍閥胡景翼，在日記里的情緒，幾乎隨著學生運動節奏起伏，對段政府的敵意和不滿，一點不亞於任何一個參加運動的學生娃。比較接近馮國璋的所謂直系軍閥，所謂長江三督之中，江蘇的李純和江西的陳光遠，都對「鎮壓學生」沒有熱情，僅僅裝模作樣地打了幾封電報，應付一下北京政府。只有作為南征前線的湖北督軍王占元有所不同。比較起來，由於在武力統一上比較配合段祺瑞，因此，對於北京政府鎮壓學生的命令，也就只能配合。結果，惹出了大簍子，遭全國的痛罵。報界哄傳，王占元接受日皇勳章，形象大為受損。後來王占元輕易地被吳佩孚逐走，跟此番看走了眼站錯了隊，因而聲名狼藉不無關係。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是五四運動另一個中心，盧永祥的壓力的確很大，且不說三罷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動蕩，單單罷市，就對上海的商業有很大的影響，直接損害上海的稅收，會導致盧永祥利益受損，所以，盧永祥的「變節」還多少有點道理。可是，湖南是個農業省，商業稅收比例不大，而且運動在湖南規模不小，但對張敬堯的財政影響不那麼嚴重，由此產生的壓力應該說不算大，然而，段祺瑞一手扶上去的九_九_藏_書湖南督軍張敬堯，卻也發來密電，要求罷免曹、章、陸。其電文也很有意思：

顯然，這樣的「自由」和「人格」之類的說教，士兵們大概是聽不進去的。但是，這種基於地位差距的「階級」挑撥，軍頭們還是有點擔心。對於傳說中過激黨的動作，軍頭們還真是有些害怕，因為傳說他們有組織，而且在西方威力強大。山東督軍張樹元1919年6月11日在給北京政府的密電中，提到在山東各地，「無政府共產黨宣言，時有發現」，憂慮「外匪生心之足患」。漢口警察廳在向內務部的彙報中，也表達了對於國外的社會黨人，無政府黨和鼓吹共產主義者，利用激進刊物「狂悖惑人」的擔憂。

一場波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街頭上雖然沒有軍頭們的身影，但運動卻跟他們關係密切。士兵不懂政治，他們卻不可能不懂。這場運動，對於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是一個天賜的良機，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卻可能是一個天大的難題，有些人則是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應對。但無論持何種態度的軍頭，都不願意頂起對抗甚至鎮壓愛國運動的名頭，即使不得不遵從段祺瑞的旨意，出面阻止學生行動，也大多縮手縮腳，最積極的馬良，也只敢拿幾個市民開刀，其餘的一律其軟如棉，只要學生不鬧出大事來，他們就樂得「無為而治」。當然，各地當家的軍頭，對於學生運動，也有一絲隱憂。這個隱憂來自運動中某些激進分子，當時所謂的「過激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某些信奉無政府主義的人，他們在運動中散發傳單和一些小冊子，策動士兵，投入運動。早在運動初起之時，運動士兵的傳單就有了，據《時報》報道，早在1919年5月，駐紮在湖北的陸軍第五師，就接到學生的傳單，由於該師多為山東人，師長王子春因此非常害怕，採取措施，嚴防士兵跟學生接觸。類似這樣直接斥諸運動軍警的傳單，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北京的傳單煽動性更強，有份傳單這樣寫道：

相比較起來，段祺瑞是對文人和紳士最為尊重的一位軍頭。一來是袁世凱失敗的殷鑒不遠，二來此老對西方政體的確有幻想，中國的議會政治，實則為士紳政治。府院之爭，段祺瑞和黎元洪鬧意氣，國會偏向總統，實力強大，擁有各省督軍團支持的段祺瑞，居然好長時間內，跟個沒有一兵一卒的總統，打了個平手。但是，儘管如此，在骨子裡，段祺瑞還是個迷信武力的人，武人不僅跟他更親近，而且更為他所看重。他所處的集團，像徐樹錚的這樣迷信權術的心腹，對武人和武力就更加在意。在依靠梁啟超、林長民和湯化龍的研究系設計好了議會改革之後，真的選舉國會了，居然把研究系一腳踢開，暗中指示各省督軍，無論如何都得將研究系弄下來。也就是說，段祺瑞的手下，包括像小徐這樣獨斷專行的手下，對於軍人更在意些。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大業之所以能啟動，除了大筆的日本貸款之外，關鍵是小徐在其中縱橫捭闔，四處拉攏，連一向狡詐的張作霖，都被矇騙得讓他把軍隊帶到了湖南前線。即便如此，小徐依然得罪不起地方軍頭。人家一旦不高興了，他還是得放軟身段。南征之役，張作霖儘管得了大批的武器，也得了不少軍餉，但一槍不放就要撤走軍隊，身為奉軍副總司令的小徐也只好眼睜睜看著人家的背影沒轍。說到底，在北洋時期，最後說了算的，還是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