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辛亥以來，中國國內的內戰，往往是呈現一種「假打」的狀態，戰爭的勝負，似乎跟對陣雙方的實力對比無關。實力較弱的一方，往往敢於公然取攻勢，比如像討袁之役、護法之役，也不一定就非得失敗不可。只要佔據了輿論的主動，弱者就是可以打敗強者。北洋系第二代不滿第一代的專橫、顢頇，挑戰的方式，首先也是佔據輿論的制高點。要佔據這個制高點，在南北內戰的當口，就是呼籲和平。在吳佩孚之前，已經有馮玉祥武穴罷兵，用的就是這一招。可惜，當時馮玉祥的資本不夠，實力也不足，半途而廢。接下來，輪到比較有資本和比較有實力的吳佩孚了。他提出的休戰借口，依然是呼籲和平。如果說，馮玉祥呼籲和平的背後，有陸建章的運作，也有他個人的野心，那麼，吳佩孚的和平呼籲，則有對段祺瑞的不平，同樣也有他個人的野心。

吳佩孚在前線止步不前，開始可以賴到軍餉不繼上，但是，老是這樣賴，好像也是個問題。畢竟，南征各軍的軍餉多少還是有的，比較起來，吳佩孚拿的還算多的。老拿這點說事，行內人看著也不是那麼回事。所以，必須找個新的借口才是。是時也，和平是最為時髦的呼聲。南北斷斷續續打了兩年，作為戰場的湖南飽受荼毒。不比此前的討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正當性遭到輿論的強烈質疑。為內戰而大筆舉借日本借款，更是令人疑竇叢生。歐戰結束，西方列強出於抵制日本，也有希望中國停止內戰的呼聲，尤其是美國，多次表示強烈反對中國內戰的意願。此時吳佩孚打出這個旗幟，比起一年前的馮玉祥，更加順理成章，也更有煽惑性。

這段電文，是1919年9月5日，吳佩孚聽聞北京政府意欲補簽對德和約〔當時有人認為，中國不簽巴黎和約，等於沒有跟德奧終止戰爭狀態，因此無法進入戰後的新秩序。但如果真要是補簽對德和約，那麼，就等於變相簽了巴黎和約〕，因此特地出頭打來的抗議電。其中「龔代揆」，指的是代理總理龔心湛。「芳澤」是指日本外務省參事芳澤謙吉，五四運動後期來華訪問。「軍械借款」，指的是武裝參戰軍的軍械借款，這是直系特別痛恨的事情。整段電文說的是當年軍械借款，瞞著直系，暗渡陳倉，出賣了國家主權。而現在代理總理對補簽對德和約一事，含糊其辭，無非是舊戲重演，再次跟日本勾結，出賣國家。當然，說龔心湛賴著總理的位置不走，實在不是事實。龔是錢能訓在五四運動中焦頭爛額，做不下去之後，內閣空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困難之際，被勉強拉出來應付局面的。聲言做只做「十日」，但時間到了，沒有人接，只好勉為其難再維持幾日。至於說安福系聲稱中日合併，實際也無其事。只是在運動期間，內閣受冤，早已是家常便飯，安福賣國，也已經成為定論。吳佩孚來電罵街，自然要罵得狠。不過在運動中，如此露骨地罵政府，罵國會，一般都是群眾團體所為，這樣的話從一個在任的將軍嘴裏說出來，還是少見。

我們知道，直皖之戰，即使算直接參戰的部隊，皖系的兵力也優於直系差不多三分之一強，武器裝備給養方面，更是具有優勢。但是，仗只打了7天，皖系的兵力還沒有展開，前線總指揮段芝貴就被生擒，皖軍全線潰敗，段祺瑞、徐樹錚多年經營的看家本錢，都成了人家鍋里的菜。一般人都從皖系的用人不當，如段芝貴是個花|花|公|子，還有第十五師劉詢前線倒戈，以及邊防軍未經戰陣等等因素上找原因。但皖系脆敗，除了直系比較能打，皖系戰鬥經驗不足之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直系佔據了道義上的制高點，在戰前的輿論上，就已經大獲全勝。對於戰爭，人心的向背不一定都是決定性因素，但在軍閥混戰之初，卻有著莫大的威力。雖然說軍人當兵是為了吃糧，但如果打仗一點道理都說出不來，還是會有麻煩。如果兩方都說不出道理，也就罷了，如果一方振振有詞，一方支支吾吾，那麼，支支吾吾的一方，麻煩就更大。否則，用不著每次開戰之前，雙方先要罵陣，打電報戰。因為，雖然組成軍隊的士兵都是識字不多的農民，但不識字的農民也會傳小道，像賣國這樣的消息，是特別適合士兵間口耳相傳的風聞。況且，軍官們還是有相當部分的人，出身軍官學校，趕巧了，在皖系的部隊，軍官出身軍校的人特別多。在這種背景下，皖系自五四以來，一直飽受輿論的抨擊，飽受直系的攻擊，而且都是愛國和賣國這樣的大話題。在舉國公認皖系賣國九*九*藏*書的輿論面前，自己這邊理屈詞窮，什麼也說不出來。就算皖系的軍人特別在乎金錢，精神上也頂不住。戰況順利尚可，戰況稍有不利，潰敗是難以避免的。況且，在當時的民國，雖然是軍人統治，但作為民主政體的一些基本因素，還是能得到人們的尊重。至少，言論自由，是統治者也要認可的。所以，即使那個時代的中國，也因此有了一般民主國家的某些政治特質，比如當政者或多或少會有些民粹的意向。完全無視民意，經常後果不佳。在直皖之爭中，很顯然，直系不僅善於抓民意，而且抓住了民意。

本來，當初吳佩孚呼籲和平，就隱含了愛國的籲求，但是，彼時的愛國呼聲，怎麼及得上此時嚴懲賣國賊的呼喊？或者說，當初不打內戰，可以說是愛國，但怎能比得了直接要求懲辦賣國賊？在這種響入雲霄的內懲國賊的呼聲中，愛國的聲音才能被放大到極點。顯然，作為事實上的對頭，段祺瑞和他的皖系集團，此前的親日政策由於巴黎的「外交失敗」，給了吳佩孚一個極佳的機會，讓他乘著五四學生的抗爭運動，在直皖之爭中，迅速登上了道德制高點。而段祺瑞及其皖系集團，則因此蒙上了賣國的頭巾，無論怎樣掙扎、辯解，都無濟於事。當然，吳佩孚的形象，也因為五四運動，更加出名更加高大。在愛國、廉潔、能戰的名聲上面，又多了進步的好名聲。原本骨子裡相當保守的吳佩孚，出於五四的緣故，居然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變得相當趨時，什麼口號激進，什麼口號時髦，就喊什麼。五四後知識界一度向左轉，吳佩孚也跟著轉。連「勞工神聖」這樣的口號，他也贊成，顯得相當有左翼的味道。以至於蘇俄在中國尋找有實力的合作者，首選的目標居然是吳佩孚。五四運動著名的活躍人物張國燾告訴我們，「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象。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中，知道他不過是一箇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麼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持」。

這階段吳佩孚的電報戰，或者說電報秀，最主要秀的，是個人的身段和形象。「戍防向南，為期半載，罷戰言和，南北一家，對外不能爭主權，對內寧忍設防線。」這樣膾炙人口的話，樹的形象是愛國。提出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人，不舉外債，四大自律，則是廉潔、正直，不慕權勢，再加上愛國。最有意思的是，即使在這些通電中，吳佩孚也忘不了自我炫耀一下自己常勝將軍的威風。他大剌剌地宣稱：「如蒙俯如所請，則南人不反，擔保十年，后如無效，學生以一師之力，平之足矣。」一口一個「南人」，無論南人是否「不復反矣」，他吳佩孚隱隱然成了南征的諸葛亮。民國時期軍閥之間打電報戰，是一大風景。但打得最精彩的，還是要數吳佩孚。不僅話說得漂亮，而且文采飛揚。一邊在自我炫耀，一邊在戳別人的肺管，將別人的軍。凡是他聲言不做的事，都是別的軍閥正在做，或者非做不可，卻又不敢公開的事。

吳佩孚作為北洋第二代的中堅人物，如此高調地登場，肆無忌憚地將第一代的醜行，借外債，聚財斂財，失敗則躲進租界，勾結外人，等等，毫無顧忌地張揚出來，讓第一代給自己的登台，做鋪墊。其中得罪的人，肯定不少。皖系自不消說，就是老直系中人，如長江三督，面對這種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猛烈抨擊，心裏也未必是滋味。但是，民國以來，自打袁世凱開始，凡是掌握實權的軍人鬧事，都無一例外地會得到優容。更何況，段祺瑞武力統一，還指望這個已經踩在廣東大門邊上的吳師長呢。只要吳佩孚沒有最後決裂，北京政府絕對不會把他怎麼樣的。況且，吳佩孚雖然張狂，但步步都踩在愛國、正義和廉潔的點上，說出來的話，駢四儷六，不光文採好，抑揚頓挫，多有警句，而且都是社會各界尤其是輿論界句句愛聽的話。這些年來，即使邵飄萍、林白水這樣的敢言名記，其罵權勢者的名篇，也不過如此，比較起來，還真沒有吳秀才或者說張其鍠這樣的文采，怎麼讓人不喜歡呢？可以說，吳佩孚就像當年的梅蘭芳，一登台，就贏得了大大的碰頭彩。自打吳秀才鬧事，全中國各地的聲援電報，就紛至沓來。吳佩孚將所有的讚揚他的電報，統統交給報紙發表。一邊是表演，一邊是喝彩，都見了天日。

即使在這種時候，吳佩孚的通電，也依然改不了他自我炫耀的舊習。在1919年7月13日的通電中，他表示為了堅持到底，可以不惜跟日本一戰，而本錢，就是作為常勝將軍的他和他的一師人馬：「日人對華，向用威嚇手段，我政府應鎮靜以待，勿為所屈。西歐既開和平會，必不使德意志武力主義，再見於東亞大陸。彼如果以兵要挾，則請列強監視，劃定戰區，不妨以相當之兵力，作最後之解決。吾國數百萬軍人，數百員將領，豈盡皆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敵，優於對內，而絀于對外耶。師長等上年以全勝之師，遽爾罷戰主和，休養兵力者，正為今日。」九-九-藏-書

吳佩孚高調亮相，把和平的調子唱入雲霄。但敢於迎合他的軍人，畢竟不多，連所謂的長江三督，也只是敲敲邊鼓。某些在吳佩孚通電中被列名的前線將領，如張宗昌和馮玉祥，後來悄悄地表示沒自己的事。所以，吳秀才雖然狂，但真的要決裂，本錢還不夠，借口也不足。雖然和平的呼籲，經過吳佩孚這麼一折騰，已經壓倒了主戰的勢頭。此後的9月，在徐世昌履任前夕，吳佩孚居然跟南方湘桂軍將領聯名通電主和，要求馮國璋代總統下令停戰，徐世昌做調人。上個月否認聯名通電的張宗昌和馮玉祥，此次再次出現在聯名的名單上，他們不再否認了。面對明目張胆「通敵」而且有據的吳佩孚，段祺瑞既不能撤職，也不敢討伐，只能以國務院的名義出面駁斥，再發動一些軍閥聯合聲討。大家看得明白，吳秀才主和，業已佔了上風。接下來，即使皖系推出來的總統徐世昌，在上台伊始，也不得不呼籲南北和談。南北也就真的談了起來。北方代表是王揖唐，半心半意；南方代表是唐紹儀，真心實意，連談判的費用都自己墊出來。結果直到五四運動爆發，也沒談出名堂。

直皖之戰之際，中國軍隊整體上戰爭能力依然有限，戰爭的烈度也不夠強。飛機基本沒有參戰，裝甲部隊也沒露面，而有限的大炮，用的時候還不會間接射擊，看不見敵人就無法開炮。戰爭的勝負，往往不取決於交戰雙方的兵力多寡，武器的優劣，而要看雙方的士氣。那時候，儘管士兵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炮灰，但戰爭道義上的多寡，還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士氣，進而影響戰爭進程。在直皖之戰之前的幾場戰事，比如討袁之役，段政府的南征，以及直軍撤防后南軍對北軍的戰鬥，都是弱勢者只要有了比較好的道德口號，就往往會在戰爭上佔上風，甚至勢如破竹地打敗實力佔優的一方。比如湖南軍隊「驅張」，幾天工夫，1萬槍械不足的湖南軍，就將北軍的7萬之眾趕出了湖南，打得北軍全軍潰散。直皖戰前，屬於皖系主力的邊防軍戰爭動員，居然只能這樣說：「仗是一定要打的！練軍隊原來就是為打仗，現在就要準備好，軍隊好比是狗，主人要我們咬誰我們就去咬誰。」連一丁點道義感都沒有。皖系在開戰之前，完全靠利益的誘惑，驅使軍隊打仗。據當時的報道，皖系軍隊發4個月的軍餉，而且各營開拔之前，大擺酒席，行軍途中，麵包汽水隨時供應。但直軍卻只有饅頭和鹹菜。結果，卻是待遇差的打敗了待遇好的。

然而，事情總是福禍相依，人們對於戰勝的興奮，化為對戰後巴黎和會的超常期待，即使段祺瑞和其他還算明白的外交人士，也沒有及時吹吹冷風，同樣抱著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樣的熱情和期待，進到了巴黎和會這個嚴酷的冰窖里，所有人都凍僵了。巨大的落差，逼使知識界反躬自問，到底是中國人做錯了什麼？在這種並不很困難的逼問中，此前還被人們捧到天上的段祺瑞以及他們的同黨們，迅速落在了泥沼里。在人們看來，巴黎和會上的失敗，追根溯源，就是皖系的親日政策。因此，在1918年中被追究的政府對日借款，種種跟日本簽訂的條約，在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中，都被人們再一次想起。顯然，吳佩孚的機會又來了。

在直軍告邊防軍西北軍〔由參戰軍改編擴充而來〕書中，同樣拿徐樹錚、安福系賣國說事：「安福系跳梁跋扈，殆甚於閹宦貂璫。而指揮安福禍國者，惟徐樹錚一人。我昂藏七尺男兒，詎甘心供其驅使耶？渴不飲盜泉之水，飢不食嗟來之食，熱不息惡木之陰。彼安福系以路礦抵押外人，屈膝借債，豢養國軍，以殘害同胞。我國軍不乏忠義之士，明達之人，執〔孰〕肯為一黨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魯案〔指巴黎和會上的山東問題——筆者注〕發生，我國軍人有協力對外之熱忱；借債發餉，我國軍人有不受外餉之義憤。」又說：「此次直軍撤防，原為掃除殃民禍國之安福系，及倡亂賣國之徐樹錚。對於先進泰斗，同氣友軍，毫無挾帶惡感，及並峙對敵行為。」反觀段祺瑞討伐曹錕、吳佩孚的通電，前段則一筆抹殺曹錕所有功勞，連討伐張勳復辟之功，也全不認賬。然後則挑撥曹錕、吳佩孚關係，說他原打算授予吳佩孚湖南督軍，是曹錕不許，不僅不許，連給吳佩孚一個空頭將軍，曹錕「仍怏怏」，吳佩孚休兵罷戰，也是曹錕唆使〔似乎不擔心前後矛盾——筆者注〕。然後就指責吳佩孚怎樣通敵，跟南方勾結，怎樣對徐世昌稱東海先生，「未嘗一盡敬上之禮」。然後開列擅自撤防，「盤踞京漢、隴海各路」，這些人所盡知的直皖決裂之後的敵對行為。甚至竟然說，直系的這種敵對行為，危及北京，全然不顧各國使節和外國僑民的安危。唯一說到點的是指責曹錕在南征之際，于私宅起造花園，「窮極工巧，計費在數十萬之巨」。通篇讀罷，沒有一丁點像樣的理由，指責之陳詞濫調，格調之低下不堪，令人咋舌。很明顯，直皖之爭，武戲還沒開鑼，文戲皖系就已經輸了。直系堂堂正正的出師之名，明顯是得了五四的濟。正因為有了五四運動，直系借運動開展的電報戰，使他們在未戰之前，就盡佔先機，佔據了道德和輿論的制高點。老資格的外交官顧維鈞，看出了五四或者說巴黎和會跟國內政局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巴黎和會「對國內政治情勢影響至巨」，即第一次直皖之戰，與此有關。其實，段祺瑞借外債打內戰，曹錕、吳佩孚這種人原本就是花這些外債當急先鋒的。曹錕尤其無恥，直到吳佩孚罷戰休兵，他還一個勁地向段祺瑞要錢，得錢之後，納妾修別墅。就個人私德來講，他的確沒資格罵段祺瑞借債賣國。所以，當時傳聞，直皖最後決裂之際，段祺瑞憤憤言道：「他人罵我借債，我不怪他。曹錕領去借款甚多，他用了錢，還罵人。」可是，政治上的論爭，要講大道理。經過五四，大道理讓吳佩孚佔了，無論在小道理上段祺瑞怎麼冤，都無濟於事了。ｒeaｄ.９9cｓｗ•ｃom

直皖開戰，直軍聲討徐樹錚的通電〔北洋系第一次分裂，直系還不便直接聲討段祺瑞，只好拿段門下的策士說事〕中，最有分量的部分，依舊算是在五四時期提出過的關於皖系賣國的指控：「罪莫大於賣國，奸莫甚於媚外，徐樹錚兼而有之。媚骨生成，甘心作倀。自合肥〔指段祺瑞——筆者注〕秉政以來，徐樹錚經手所借日款，不下六億萬元。其抵押條件，雖合肥亦莫明其〔真〕象，局外者更無從懸揣。如中日軍械借款也，軍事協定也，高徐、順濟抵押也，籌邊銀行設立也，莫非徐樹錚一手經營。對魯案則主張直接交涉，西北軍則權衡操縱〔之〕東鄰〔指日本——筆者注〕。全國抵制外貨，彼則毆辱學生以媚外；全國力爭國權，彼則斷送路礦以賣國。以天下為囊金，視疆土若敝屣，不惜分裂河山，屈膝外人，以為對內之憑藉。」以情勢論，這是直軍列數徐樹錚的6大罪狀中，分量最重的1樁。

這樣的文字，即使今日讀來，依然令人有解氣的感覺，何況當年？罵人罵得狠，有這樣的段子：

一戰的勝利，也讓前段時間陷於窘境的段祺瑞，揚眉吐氣。畢竟，人們在回顧這個勝利的時候，發現當年衝破諸多阻力，不惜跟大總統黎元洪鬧翻，力主參戰的人，是這個老兒。飲水思源，一時間，不僅政界軍界諸公，紛紛向段祺瑞表示敬意，就是挑剔的媒體，也態度大變。上上下下，對段祺瑞的觀感，好了許多。此前種種涉及段政府跟日本的貓膩和傳說，在這個時候，也不聲不響地收了起來。

就這樣，1918年8月7日，吳佩孚突然發表致老直系的核心人物、江蘇督軍李純的陽電，公開呼籲和平，指責武力統一政策是北京政府誤聽宵小奸謀，做出的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亡國之策。通電里有幾句話說得很漂亮，當時就傳誦一時：「我國內爭年余，所有軍用各款，純由抵押借貸而來。用借款以殘同種，是何異飲鴆止渴，借劍殺人？長此以往，恐未罷同室之戈，墮落漁人之網。」要求李純再次約請另外兩位江督，江西的陳光遠，湖北的王占元，來一次長江三督呼籲和平。大概是由於屬於老直系的長江三督，在馮國璋麾下的時候，雖然時不時地搗點亂，但從來沒有跟段祺瑞撕破臉皮，見到這樣大胆蔑視「元首」的通電，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所以，吳佩孚的陽電發出后，長江三督並沒有反應。但是，這邊吳佩孚可剎不住閘了，通電一個接一個推出來，文字越來越精彩，越犀利。天下亂了，長江三督順勢反應了，但是好像是沒有聽到吳佩孚的聲音，提出先解決時局、后選總統的主張。皖系幹將倪嗣沖反過來，跳起來堅決要求打到底。張作霖也應和著。段祺瑞生氣了，擺出老師的架子，一邊批評學生，一邊說要怪自己教育不周。曹錕也坐不住了，裝模作樣出來訓斥吳佩孚，不明事理，要求他的這個部下，「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逾以前之宗旨，恪守服從之義務。」可是，吳佩孚好像什麼都沒聽見，依舊一個通電接一個通電。在那個時代，公開的通電，就是表演，給媒體和輿論看的表演。藉助這個表演，吳佩孚逐漸從一個北洋系內部的知名戰將，變成了舉國皆知的愛國英雄。read•９9csｗ•ｃｏｍ

進入1918年底，時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次大戰結束了，破天荒地，中國成了戰勝國。「勝利」的喜悅，讓中國的上層和知識界，一時間忘記了國內的紛爭。北大一干新人物，蔡元培和陳獨秀等，一連多少天都沉浸在狂喜之中。天安門廣場充滿了學生，但他們不是來示威遊行的，而是前來慶祝的，雖然中國的勝利，中國人能看到的，只是克林德碑被推倒，變成了「公理戰勝」碑。

不消說，直系，確切地說是吳佩孚，在直皖戰爭中巨大的道義優勢，是五四運動賜給他的。可以很負責地說，直皖勢力的消長，五四運動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經過五四之後，權傾一時的皖系，就從它的頂峰跌落下來，順理成章地被直系取而代之。而吳佩孚的個人聲望，經過五四，也達到了頂點。1920年7月的一天，陝西軍閥胡景翼讀報，在閱及吳佩孚主張解散安福俱樂部，解散邊防軍，撤換徐樹錚，撤換王揖唐，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時，「不禁拍案大叫曰：賢哉吳子玉！〔吳佩孚，字子玉——筆者注〕」並在日記里說，「古人雖雲蓋棺定論，然此時之吳子玉，吾固以關岳期之也」。像這樣的軍人，其實不止胡景翼一人。台灣著名的史學家郭廷以先生，五四時是個中學生。他回憶說，他在五四罷課期間，辦學生刊物，寫了不少罵安福系捧吳佩孚的文章。據他說，「我們學生——關心國事而自認愛國的學生對安福系和吳佩孚本沒有特別的愛憎，對直皖兩系的傾軋也沒有特別的了解，不過我們知道在反對內戰方面南征的大將吳佩孚竟然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去年民國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吳佩孚發表『息爭御辱』電。五四運動因山東問題而觸發，日本人要我們的山東，這還得了，而當權的安福系竟然與日本有勾結，他們當然是漢奸啰！再看五四運動后吳佩孚又打電報援救被捕學生，痛斥曹、章、陸等賣國，主張取消中日密約，敦促南北談判……八月底攻擊安福系大將議和代表王揖唐。兩方面對照的結果，吳佩孚的主張無一不是學生們所期望的，因此學生無不喜歡吳佩孚的，因此我和潘保安，常寫捧吳的文章。」著名報人徐鑄成也回憶說，當年〔1920〕他的一位做小學教師的堂兄，也因為報上的報道，特別崇拜吳佩孚，說吳是了不起的英雄，神機妙算，用兵如神。吳打敗了賣國政府，總算有救，不會亡國了。進入1920年代，嘗到了甜頭的吳佩孚，ｒeａd•9９csｗ•ｃom繼續在迎合輿論方面往前走，真像郭廷以先生說的那樣，吳佩孚的主張，無一不是學生們所期望的，連五四之後時髦的「勞工神聖」、「國民自決」，吳佩孚也喊出來了。越來越進步，越來越趨時。從此，吳佩孚成了國際性人物，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英美和蘇俄，都喜歡他。據說還有美國的女士，要求嫁給他。顯然，一個原本頭腦很舊的前秀才，如果沒有五四，多半走不到這一步。

吳佩孚勢如破竹地從岳州打到衡陽，幾乎縱貫整個湖南，把桂軍打得退出了湖南，把湘軍給打殘了，然後就罷兵休戰。就地整軍經武，壯大力量，而且迭發怪論。表面的原因是段祺瑞的偏心，不按功行賞，把湖南督軍給了那個一向為吳佩孚看不起的草包張敬堯。對於曹錕來說，則是許諾給的副總統，若有若無，最後居然泡了湯。但深層的原因，則是由於北洋集團第二代崛起。出於戰爭的緣故，第二代早早出頭，建功立業，因此形成新老代際之間的對立和挑戰。機緣湊巧，由於段政府的對南方作戰，被人稱為後直系的曹錕，給了作為第二代冒尖人物吳佩孚一個機會，一個坐大的機會，而且，出於曹錕的性格原因，自打重用吳佩孚之後，一直對這位咄咄逼人的第二代，表示優容。於是，代際之間的爭奪，就變成傳統的以地域為分別的派系之爭，或者說以地域派系之爭為表現形式。北洋第二代除了吳佩孚，還有獨立的馮玉祥，湖北督軍王占元下面的孫傳芳，江蘇督軍下面的齊燮元，奉系的郭松齡和張學良。他們都在後來的軍閥混戰中，比較早地脫穎而出，成為戰爭實際的主宰者。比較起來，1918年的吳佩孚，已經45歲了。按輩分，他屬於北洋第二代，但論年齡，他跟第一代相差無幾。用給他做傳的章君榖的話來說，因為吳佩孚在新軍當兵的時候，錯失了一次直接進北洋武備學堂第一期的機會，結果反而居於一向被稱為傻子的曹錕之下。這個心高氣傲的人，此時，已經等不及了。

上一年罷戰休兵，呼籲和平，就這樣跟眼前的五四運動結合起來，衡陽前線的吳秀才，就這樣成了五四學生反日運動的堅強後盾。吳佩孚的電報戰，或者說電報秀，就這樣，從1918年一直打到1920年。五四期間，從營救學生，到拒絕簽字，再到抗議閩案〔即福州學生和日商衝突事件〕，以及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大事基本不落，拍磚基本不累。到了1920年初，吳佩孚已經開始打定主意撤兵回防，吳佩孚的電報戰，從五四的抗議，直接進入直皖兩家交兵前例行的電報戰，最終，一場綿延了兩年之久的文戲，以直皖大戰的全武行宣告結束。

當年長沙《大公報》的記者陶菊隱先生，在他早年1941年出版的《吳佩孚將軍傳》中寫道，在五四期間，「那時遠戍衡陽的吳受了救國熱情的驅使，一面援救被捕學生，痛數曹、章、陸等之賣國行動該電直接打給徐，一面願負弩前驅，移師對外……他的電報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張取消《中日密約》、召開國民大會、反對簽字和約、敦促南北代表賡續談判，等等。總之，他的主張完全站在民眾之前，其動機純由救國救鄉之一念〔他是山東人〕，所以國人視之為『民族救星』，而段〔祺瑞〕的眼光中則認為『北洋系之一叛徒』」。吳佩孚罵街罵得厲害，五四當口，作為代理總理的龔心湛成了倒霉蛋，「他是段〔祺瑞〕的代言人，吳就把一口毒氣呵在他的身上，一次，兩次，三次，把他罵得狗血淋頭。龔與之打筆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開始而只罵王〔揖唐〕〔時為南北和談北方代表，被視為破壞和談的操盤手〕，繼而罵安福系，終至無所不罵，直把龔內閣罵倒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無不極口反對」。而且通電寫得精彩，「今天一篇新式《驅鱷魚文》，明天一通仿《討武曌檄》」，「國人目吳電為『新古文觀止』，都說讀此妙文，可作國文範本而不愁文思之不暢，文筆之不雄健了」。五四的確給了吳佩孚一個特別合適的舞台，在這種舞台上，吳佩孚和他的文膽張其鍠先生，有著超常的發揮。在國人因「戰勝」狂喜，然後因巴黎和會而墮入失望深淵的當口，吳佩孚的通電，可謂療傷的妙藥，讀起來朗朗上口，聲聲入耳。1919年6月9日，吳佩孚連發兩電，要求北京政府釋放被捕學生。如此絕妙好文，不抄一段，不足以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