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戈什哈〔勤務兵〕做起的吳佩孚，當兵的生涯並不順利。比起他的主公曹錕來，他的磨難似乎多了很多。如果不是趕個晚集，上了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個子不高，身材也不魁偉的他，也許永遠都無法出人頭地。作為一個中國軍人，他是少有的幾位經歷過日俄戰爭，跟日本軍人打過交道的人。複雜的經歷，讓他明白了很多東西，更重要的學會了審時度勢，具有別的軍人所沒有的政治眼光。儘管如此，吳佩孚身上衛道的味道卻始終都在。縱觀他的言論和行為，他其實可以算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人，從小受的儒學教育，是他思想的底色。在文化上，則是帶有自大色彩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主張西學中源。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李滿康，在他的傳記里說，吳佩孚「十五歲從李丕森游，二十三歲受知于遵化秦樹春〔與陸潤庠同科之翰林，得中式原籍蓬萊邑庠得中秀才之意——筆者注〕，故其學問之淵源，亦無異於昔日之儒生，全承孔孟之餘緒，其思想亦脫胎于儒家」。其失去軍隊之後的晚年，有所著述，諸如《循分新書》、《春秋正義》、《易經新解》、《正一道詮》、《明德講義》之類，全系傳統儒學的性理、教義的陳年舊章，道學氣息極濃，還可以理解為一種北洋遺老無聊的消遣，但他在得意之際的很多精神講話即當年對軍隊的精神教育，大抵也是這個味道。五常八德，禮義廉恥，大抵上就是他的口頭禪。1924年，一個日本人問他，民國創立，君主不存，「五倫失其一」，只剩下四倫，無君則談不上忠，將如何收拾人心呢？吳佩孚回答說：「夫孝悌忠信，天之四柱也，禮義廉恥，地之四維也，天柱不立，地維不張，國乃滅亡，禮教救國，自為亘古不刊之論。」言外之意，雖然君主沒有了，但五倫缺一的問題，並不存在。如果非要強調這一點，吳佩孚說，可以「正『長幼之序』以代『君臣之義』，懷敬老尊賢之觀念以敷教於天下，則君臣之義以行，而不傷及父老政治之本義」。顯然，在他看來，所謂五常八德、禮義廉恥這種儒家信條，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如果非要修補的話，也只能在儒家的語境內，用儒家的信條來修補，即所謂以長幼之序替代君臣之義，最後保全了君臣之義。他對於曹錕忠貞不貳，寧可隨著一起背黑鍋，也不肯自己獨立單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的傳統道德。到了他再次失勢，二度下野之時，他就乾脆鼓吹三綱至上，認為君臣即上下之義，長官之於部下，就是君臣。即使於他擅長的治軍，也充斥了傳統的氣息。他的部隊，儘管紀律比較嚴，但基本上不用外國留學生，即便國內出產的軍校學生，也不甚喜歡。對軍官，只用他自己辦的學兵連出身的人。他練兵，最喜歡效法的人，是岳飛，是戚繼光，是曾國藩，還有成吉思汗，沒有一個西方或者日本的名將。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的學業，顯然沒有給吳九九藏書佩孚多少西方的學識。

對於吳佩孚的失敗，白堅武認為，主要敗在曹錕身上。其次，是內部分裂。還有就是因為吳佩孚過於信任他那個文膽張其鍠，而張恰是一箇舊文人。結果導致吳佩孚用人，「不明新陳代謝之旨」，「故所用不偏徇于鄉籍，即沾濡于關係……余聞陸軍學生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關者相繼不絕，可證直系用人之無策矣」。兩人文化觀上的不同，最終還是顯現了出來。說起來，的確吳佩孚對於幕僚，更喜歡的是張其鍠。只是，吳佩孚和白堅武能夠合作，還是因為儘管文化觀不同，但性格中卻都有強烈的功利和趨時的傾向。

據說，吳佩孚還親自動手寫過一篇戒淫說。其中有言道：「國體變而政教衰，異學鳴而風俗壞，政綱墜地，法綱遂弛，禍水滔天，狂瀾莫挽，禮義之防既潰，淫|靡之俗遂成。有時髦之士，新學之女，誤解自由，尊崇異說，嫌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一意恣其姦淫，作風流之佳話，目束身之名教，為專制之惡魔，男倡公妻之論，倫紀何存？女崇多夫之風，廉恥喪盡，甚至以孝為萬惡之首，以淫為百行之先，狂悖之談，古今罕見。」調子和口吻，跟五四時期攻擊新文化運動的遺老遺少幾乎一模一樣。看內容，似乎應該是在他第二次復出之後寫的。但是這樣的想法，其實在此前，他就已經有了。他在駐紮洛陽期間，要算是思想最趨時的時候，但這時的他，對「男女關係」不謹者，一概革職。1923年，武漢江漢大學實行男女同校，出現了女生懷孕的事情。吳佩孚聽聞，竟然下令解散江漢大學。

在五四過後，吳佩孚沿著趨時的路線，繼續前行。一時間，他表現得相當激進，對於五四后流行的口號，國民自決，勞工神聖，他都接受，而且跟著高喊。對於所有跟外國借款，無論是否有道理，他一概反對。似乎始終站在進步一邊，道義一邊。擁護吳佩孚的人們，也忘記了吳秀才的本來面目。但是，細心的人也許會發現，吳佩孚所有高調的表態，都是跟著輿論走。這種堅定不移的趨時表現，使得他不僅打贏了直皖戰爭，而且打敗了號稱能戰的奉系。在兩次軍閥大戰中，獲得勝利。但是，在直系達到頂峰之際，由於曹錕肆無忌憚的賄選，導致他無法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地主導輿論。加上他自己由於心胸狹窄，容不得同屬第二代梟雄的馮玉祥和王承斌，內部分裂，最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失敗。

白堅武是吳佩孚的核心幕僚，也是他信任的智囊，但是，白堅武的經歷跟吳佩孚很不一樣。白堅武是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的畢業生，當年跟李大釗是同學，同列為北洋政法三傑。他跟李大釗的私人關係也特別好，屬於摯友。不過，跟李大釗不一樣的是，他很早就進入政界發展。1916年，得到在政界特別活躍的國民黨籍議員孫洪伊的賞識，成為他的幕僚。並一度在孫擔任內務部長的時候，任內務部的僉事，算是做了官了。我們知道，在黎元洪和段祺瑞鬧府院之爭的時候，孫洪伊是一個關鍵性的擁黎人士。因此，read.99csw.com從那時起，白堅武就跟皖繫結了怨。此後，孫洪伊靠上了直系，他也進入號稱前直系幹將江蘇督軍李純的幕中，得以結交吳佩孚。吳佩孚在湘南罷兵休戰，呼籲和平，有他的摻和。1922年，他為吳佩孚所聘，在吳佩孚巔峰時期，任兩湖巡閱使和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成為吳佩孚的頭號幕僚，他主持的巡閱署政務處，在當時有「小內閣」之稱。

五四運動起，白堅武歡欣鼓舞，學生火燒趙家樓，痛毆章宗祥，他說：「足徵人心未死。」並頻繁活動，在李純、吳佩孚、張其鍠等人之間穿梭往來，並致電南北和談代表，要求中國代表拒絕簽字，釋放被捕學生，懲辦賣國黨段祺瑞、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還主動代吳佩孚起草通電，聲討賣國賊。並於運動存續期間，來到上海，公開在順直同鄉會上演講，曆數皖系賣國劣跡，支持抵制日貨。很有意思的是，在這場演說中，白堅武還模仿當時湖南人的口吻，大聲疾呼，說：「中國若亡，除非直隸人盡死。」把直皖衝突，直接解釋成賣國和愛國之爭。

按道理，有著這樣思想的人，所作所為，應該跟遺老遺少同氣相求才對，根本沒有可能跟五四運動中受到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學生產生強烈的呼應。運動起來之際，他應該跟皖系的文人和軍閥一樣，以衛道者的面目出現，站在學生的對立面。但是，不可思議的是，恰恰相反，吳佩孚不僅迅速表態支持學生，而且站出來高調大聲疾呼，不是像一些人那樣僅僅是虛應故事。在他的言論里，似乎年來飽受舊學之士詬病的這些酷愛《新青年》的學生們，根本沒有「誤解自由，尊崇異說，嫌綱常之舊制，好解放之新詞，一意恣其姦淫，作風流之佳話，目束身之名教，為專制之惡魔」，當然也沒有「覆孔孟，鏟倫常」，即使提倡「非孝」〔五四時期杭州一師的風波〕，似乎也無所謂了。他看到的只是學生的愛國。學生自以為自己是北宋抗議賣國的太學生陳東，他也當他們是陳東。五四時的吳佩孚，根本沒有受自己的文化立場的影響，他不是遠在美國的吳宓和陳寅恪，這兩個洋學生會因自己保守的文化立場表現出對運動的不滿，但是吳佩孚不會。因為此時他看到的是政治，看到的是後來的戰爭。為了政治，為了戰爭，他必須抓住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一個人心。更何況，運動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和高昂的道德主義，跟他的文化立場，並不衝突。即使有衝突，文化也必須為政治讓路。

更進一步，白堅武幾乎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先是對張東蓀受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影響〔這在當時是時髦，而張當時也算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分析中國的南北戰爭，說是在剝削階級制度下的產物，而平民階級必須打破南北軍人勢力，深表贊同。接下來，開始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里的話：「有產者不僅鍛煉足以致死自身之武器而已，且有產出可以揮其武器之力現代之勞動者，無產者是也。」1919年底，他花了兩天讀《新青年》上的《馬克思學說》一文，感慨道：「馬氏之經濟論發抒特點甚多，雖不甚合實際，曙光在此。」他在日記還提道，「勞動論的名人馬克司思雲：『勞動界把自己解放了，也就解放了全體人類。』我謂馬氏兩語可作勞動解放總論」。當然，比較起來，最合白堅武口味的，還是張東蓀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他在日記里多次提及研讀張東蓀談社會主義的文章，認為張東蓀說了他想說的話。但是，這一點並不耽誤他跟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友誼，白堅武不僅跟李大釗來往密切，交情甚篤，對陳獨秀也感佩之深。1919年11月4日，漢口《大漢報》上誤載了陳獨秀已死的消息，白堅武聞之大慟，在日記里寫道：「陳君獨能為理想革進之先鋒，難矣；躬行犧牲，尤難，余方擬以中國之路得〔即馬丁·路德——筆者注〕、盧梭，斯人若不幸，則人道之明星隕墜。苦惱眾生，倘自知其所處之境，其吊悼陳君之淚涕，當與江濤海波同量。」更不耽誤他因李大釗和陳獨秀穿線，跟蘇俄代表見面，拉上蘇俄跟吳佩孚的關係。

事實上，中共鐵路工人運動的開展，在很大程度上虧了白堅武的幫助。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袖鄧中夏提到，李大釗通過直系的交通部長高恩洪的關係，得以在國家控制的每條鐵路上派一個密查員，這些密查員都是共產黨人。通過職務的便利，「幫助工人組織俱樂部和進行鬥爭」，同時把工人討厭的鐵路職員，通過「臚列其營私舞弊的罪狀」，告上去，把他們搞掉，由此打開了局面。而高恩洪之所以答應李大釗，主要是由於白堅武的關係。這一點，當事人朱務善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只是後來總工會建立之後，因和當局的糾紛罷工，導致京漢鐵路時常中斷，最終危及直系的軍事利益，中共才與吳佩孚逐漸交惡。rｅaｄ.９９cｓw.ｃｏm

用今天的話來形容，年輕時的吳佩孚，很有點憤青的感覺。他屬於那種比較有正義感，有衛道精神的年輕人。這在晚清時節，顯得有點不合俗流。吳佩孚是山東蓬萊人，按家境，算是個窮人，二十齣頭，中了秀才。在一個並不發達的農村，吳佩孚這樣的經歷，足以讓他變成一個志大氣也盛的人。他的離家出走，最後投軍，發跡，就源於一次跟當地鄉紳的衝突——人家在過生日唱堂會，他嫌戲演得淫穢，於是出頭大鬧一場。自然把人惹惱了，將之告到官里。吳佩孚不得已離家出走，飄落北京，實在混不下去了，然後去投軍。就這樣，從吳秀才變成了吳丘八。

有這樣的一個核心幕僚，吳佩孚的表現，一度在外界看來，相當激進，相當「左傾」。以至於蘇俄在中國找盟友的時候，曾經一度很中意吳佩孚。即使選中了孫中山，也希望孫吳聯合，一併成為蘇俄的盟友。可是，吳佩孚並非是一個真正的激進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根本沒有感覺。他所謂激進的表現，更多是由於激進，才能贏得輿論的擁戴。而五四的輿論戰的全勝，使得他嘗到了甜頭，所以才接茬走下去。一旦激進到了危及他的利益，尤其是軍事利益，那他就不會再接著激進了，反而揮舞屠刀，殺向堅持不肯復工的罷工工人。與此同時，他堅持不肯背叛的主公曹錕，也因為赤|裸裸地賄選總統，失去了媒體的寵愛。就這樣，一度佔據輿論制高點的直系，從這個高點迅速地跌落下來，接下來的第二次直奉大戰，在內外交困之中，他也就輸了。

不僅如此，吳佩孚最佩服的人，近世唯有曾國藩。時常以曾國藩的言行為模仿之對象，直皖戰後，在洛陽巡閱使官署里，高懸一約二尺平方之曾國藩遺像，「以便朝夕瞻仰」。他說：「吾欲行志於天下，以孔孟之教義為大本，至於漢高祖之偉略，諸葛武侯之經綸，唐太宗之機智，皆為余景仰不忘之人物，就中關於日常處世方針及事務處理，多取范于曾文正公制現實的行為，吱吱以赴，唯恐未逮。論及心境之忠正，經綸之遠大及人情之純厚，近代無出曾文正公之右者，惟其偉大也，故海量包容，凡集於麾下之湘人，不論張三李四，皆得被其餘光，玉石同視，而占天下之要樞。」無疑，正是曾國藩這種道學氣質，才讓吳佩孚如此欽敬。

不過，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失勢的白堅武，為了跟他討厭的國民黨作對，居然接受日本的資助，在華北地區搞「華北國」，策動了一系列暗殺、破壞和策動兵變的活動。無論動機如何，畢竟大節有虧。而吳佩孚的性格，固然有功利趨時的一面，但他的道德主義追求，卻大體上能夠堅持下去。他在1918年就提出的四不主義，一直到晚年，依然堅守。其中不借外債一條，使得1922年之後的直系政府，時常陷於財政異常困難的境地，也激化了直系內部的矛盾，但他就是不肯讓步。他的確也不像其他軍閥那樣，嗜財如命，廣有積蓄，下野之後，可以在租界做寓公〔曹錕就是這樣〕。吳佩孚確實沒錢，下野之後，只能靠其他軍閥的接濟養著。抗戰期間，身陷敵後的他，在日本人的高壓和利誘之下，依然能保持民族氣節，至死不肯與日本人合作。據說，當時日本人對吳佩孚的工作，是力度最大的一個，土肥原親自主持，但依然無功而返。這裏，他那保守主義的文化觀還是起了作用的。看來，文化觀之新舊，不見得舊的一定不好，新的也不見得一定好。也許，舊的畢竟有底線，而新的為了某個目的，底線是可以放棄的。ｒｅad.９9ｃsw•ｃoｍ

以當時的情勢言之，白堅武所說的「悶葫蘆」，最大可能，就是指中國的舊傳統。白堅武還稱讚《新青年》「辟乩壇之說」，「甚精允」，「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無新界人士出而辟之，渾妖二將並充斥於國中矣」。而吳佩孚則一向喜談命理，于算卦、星象和扶乩都有所好。

白堅武的思想底色，跟吳佩孚大不同。無疑，他屬於受過新式教育的一代新學堂學生，而且其中比較趨新趨時的一個。對於傳統的儒學，沒有吳佩孚那樣的感情。在某種程度上，他的思想很接近李大釗。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他跟李大釗往還密切，魚雁頻頻。李大釗不間斷地把《新青年》、《每周評論》，甚至《新潮》寄給他。他每期都看得津津有味，萬一有一期收不到，就非常不舒服，在日記里直抱怨。他還購買作為北大教材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我們知道，這期間的《新青年》和《新潮》，主要是文學刊物，裏面對傳統倫理的批判，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尤其對男女自由戀愛的推崇，是主基調。這些東西，恰恰是吳佩孚一直不以為然，或者深惡痛絕的。但是白堅武對此，卻相當欣賞。讀《新青年》第5號上胡適《論短篇小說》，稱道不已。他還跟著學做白話詩，詩名曰「葫蘆行」，並將詩寄給李大釗。詩的後半似有隱語，不可解，但前半部意指相當清楚。詩云：

在運動中，白堅武的文化立場更加接近新人物。他在7月10日的日記中，抄錄《新潮》上的文章《白話文與心理改革》中的一段話：「我們須得立定志願去克服舊主義〔不適時主義〕，這是改革的根本手段。天地間事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各不相下，便成旋風。旋風是最討厭的，所以調和是遷就的別名，遷就是糟糕的綽號。政治上講調和才有今日的怪現狀，學術上講調和才有所謂古今中外黨……須知天地間事物不是一件一段的獨立的，是互相關聯的。所以西洋成西洋的系統，中國成中國的系統，動搖一件牽動多種，調和是沒成效的，必鬚根本改換。」對於這種出自新文化運動的學生先鋒傅斯年之手，決然的全盤西化主張，白堅武深以為然。他在後面寫道：「余年來深悟政治以及各社會內幕，亟有待于根本澄清，絕對不贊成調和，調和在本身為自滅，對客體為投降。凡天地間事事物物皆不容有調和，政治社會更無論矣。傅君茲文，實獲余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