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上，去衡陽的請願團，採取了三種戰術。一是悲情打動，二是好話恭維，三是曉以利害。

在如此狹窄的土地上，驟然養了這麼多兵，當地紳民肯定是吃不消的。張敬堯既要養兵，又要自肥，沒有別的辦法。跟所有沒出息的軍閥一樣，只能一邊加大徵收幅度，橫徵暴斂，一邊濫發紙幣，濫發債券，同時還干點盜賣公產的勾當。特別遭人詬病的是，張敬堯還剋扣湖南的教育經費。湖南是個士紳勢力極大的省份，自晚清以來，教育經費就已是得到特別保障的，任誰當政，都不敢隨便動一個指頭。可是到了張敬堯手裡，由於軍費緊張，居然敢動教育經費的主意。先是挪用，然後以紙幣代銀元，繼而拖欠。各學校1月份的經費，時常拖到3月份方給，給的時候還要剋扣打折。因此，引得新舊知識界對張敬堯格外地不滿。

所以，在請願團率領大批學生對他「效秦廷之哭」之後，他馬上給北京的徐世昌，給長沙的張敬堯和保定的曹錕，連發三電。在給張敬堯的電報說道：學生的舉動「系出於愛國一片血誠，應為略跡原心之對待，只可以理曉喻之，萬勿以力遏之」。而在給徐世昌的電文中，則誇張地說，「長沙學生男女數百人，每日齊來師部效秦廷之哭」，他無法應付，明顯是在給北京政府施加壓力。在給曹錕的電文中，他不僅強調了給徐世昌電文中的誇張，而且具體敘述了學生要求直系動手「驅張」的請求，轉而要求曹錕能否設法運作把張敬堯調走。這些電文，真正的意圖，只是起到一個廣而告之的作用。告訴這些人，你們看，湖南的老百姓已經在懇求我「驅張」了。而他自己，則在請願團到達之時，就在跟南方軍政府和湘軍緊鑼密鼓地謀划撤防事宜。到了這年的2月，雙方已經具體談到軍政府接濟吳軍的撤防費用問題了，據當時南方軍政府總裁之一的岑春煊密電，吳佩孚要求的價碼是60萬。顯然，對於吳佩孚1師4旅之眾，這個開拔費並不多。當時的規矩，凡是讓某地軍隊自己開拔，非得付開拔費不可，俗稱「打開發」，就是打發。不掏點銀子，人家就不走。對於特別想吳佩孚走路的南方軍政府和湘桂軍而言，付出這麼點打發費用，也是應該。反過來說，即使是滿口正義的吳佩孚，其實也未能免俗。

到了3月，請願團還在衡陽沒走，吳佩孚將要撤防的消息，就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這下輪到張敬堯恐慌了，左一個密電，右一個密電給北京政府，給他的主公段祺瑞督辦〔時段祺瑞擔任北京政府太上皇的邊防督辦〕，「萬急」，「萬萬火急」，「萬萬特急」，跪求他們設法讓吳佩孚別走。到了3月底，撤防的事就徹底公開了，吳佩孚和曹錕跟北京政府正式攤牌。5月10日，吳佩孚開始北撤行動。張敬堯在給北京政府的密電中，稱「人心恐慌，達于極點」。5月31日，吳佩孚率1師4旅之眾，安然抵達漢口。吳佩孚撤走，其他非張敬堯系統的北軍，如馮玉祥、范國璋各部，也先後自行撤離湖南。張宗昌和張勳前安武軍則稀里嘩啦也退了。湘軍隨即發動反擊，張敬堯的部隊當時雖有7萬之眾，在人不滿萬、槍不足3000的湘軍進攻面前，一觸即潰。到了6月13日，張敬堯已經完整地把湖南丟了，殘軍退入湖北，被湖北督軍王占元收編，張敬堯丟了本兼各職，光桿司令一個，下野到租界做寓公去了。從此，在歷史就等於沒這個人了。到了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加緊侵華動作，張敬堯在日本特務策動下，食指大動，謀有所為，結果被國民黨軍統在北平六國飯店給殺掉，到死還落了個漢奸的罵名。這年的7月，直皖正式開打。但是，我們看到，直皖之戰的前哨戰，其實就是「驅張」。張敬堯原本是給皖系看大門的，可是，用不著直系動手，就一敗塗地。這一個前哨戰，似乎已經預示了直皖大戰的結局。從這個意義上，「驅張」，是五四運動在湖南的一個子運動，直接就跟直皖之戰發生了關聯。九*九*藏*書

當然，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不可能答應請願團的要求。漫說當家的是皖系自己人，就是別的派系當家，自打袁世凱死後，也沒有一屆政府能換得了兵權在握的督軍的，除非讓更有實權也有野心的督軍下屬頂班。但如此聲勢浩大的請願宣傳，卻弄臭了張敬堯。張敬堯臭了，使得原本就因五四運動而聲名狼藉的皖系，雪上加霜，等於間接地為直皖之爭中的直系加了分。去衡陽的請願活動，雖然聲勢沒有北京那麼大，但取得的實效，卻遠遠過之。去衡陽的請願團，也是一支龐大的隊伍，裏面有易培基、何叔衡、蔣竹如等重量級人物。這個請願團組織嚴密，有總幹事，下設交際、庶務、文書各股。除了請願團之外，湘南學生幾百人，也加入進來。事實上，決意「驅張」的湖南學生和知識界知道，真正對張敬堯能產生切實威脅的，也只有吳佩孚，即使當時看起來也很進步的馮玉祥，也得看吳佩孚的眼色行事。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的選擇是對的。

張敬堯出身小站新軍隨營學堂，算是小站舊人。在北洋軍里，資歷絕對比吳佩孚老。1914年他做第七師師長的時候，吳佩孚才是個小營長。當年辛亥革命北洋軍進攻武漢，後來國民黨二次革命，北洋軍進攻南昌，以及圍剿「白狼軍」，張敬堯還算是驍將。但是，到了入川跟護國軍對陣之時，就已經不中用了。在段政府的南征中，作為段祺瑞倚重的愛將，實在是不爭氣，打一仗敗一仗。如果不是段祺瑞用人不明，任人唯親，湖南的督軍，無論如何都到不了他的手裡。

引秦末蒯通遊說韓信的故事，來勸吳佩孚「造反」，通篇幾乎跟《戰國策》和《三國演義》里的遊說詞一樣。固然合情合理，但策士遊說的味道，實在太足了。

事情是這樣的，由於福州事件的刺|激，學生加緊了抵貨的步驟。1919年11月26日，學生查獲了大批日貨，準備在教育會會坪集中銷毀。但同樣參加抵貨的商界人士，卻大多主張罰款，雙方爭執不下，商會會長張先贊懇請張敬堯干預。於是，張敬堯的弟弟張敬湯帶領軍警，來到了教育會。軍警和學生發生了衝突。據學生方面講，他們遭到了軍警的毒打和驅散，身受重傷者數十人。可是，這場被稱為「學界未有之慘劇」的鎮壓，後來卻沒聽說學生入院治療，受傷的學生後來怎樣，也沒人提及。依照運動時期媒體的慣例，如果真的打傷了學生，隨後報紙就會大肆渲染，絕無可能放過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根本沒有學生受傷。但是，隨後長沙中小學生，全體解散，不上課了。張敬堯派人跟各學校協商數次，沒有結果，於是親自到教育會去跟各校校長和教員們去協商，委婉地說了軟話，商會會長也道了歉。但是，沒有用。學生和知識界聯合起來，一致決議開展「驅張」運動。具體地說，「驅張」運動的核心組織者，是健學會和新民學會，推舉代表數十人，分赴北京、上海、廣州、衡陽和常德〔還有一說，加上漢口和保定〕，向各方申訴，要求罷免張敬堯。去北京，自然是向北京政府請願。去上海，則主要是向媒體和外國人造勢。去廣州，則是對南方軍政府呼籲。去衡陽和常德，則是對吳佩孚和馮玉祥做工作。其中，「驅張」運作的重點，就是北京和衡陽。兩地的「驅張」請願團，分別有三四十人的規模。按《毛澤東傳》的說法，毛澤東實際上是此次「驅張」運動的策劃者。早在1919年的8月，他就有意圖要「驅張」了。去北京的請願團，實際上是他帶領的。也因為「驅張」，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革職「驅張」通電和新聞里。去北京請願的人中，我們還發現了楊樹達、李振翩、李啟漢等後來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們在北京聯絡了在京的湘籍士紳熊希齡、郭侗伯、范源濂等168人聯名上書，在京的湘籍國會議員，也都被動員起來。請願團還成立了平民通訊社，專門宣傳造勢。一時間，報上儘是張敬堯如何禍湘，如何鎮壓學生的消息和報道。九_九_藏_書

先看第一種戰術。1920年1月9日，請願團21人，加上湘南的男女學生400餘人，遊行至吳佩孚的司令部，推出代表，要求見吳佩孚。吳佩孚欣然出來接見學生，學生們注意到，吳佩孚出來的時候，「無一隨身衛兵，與張敬堯兄弟武士環身者有別」。請願代表「面呈遞交請願書，及張酋罪狀書，並訴說去張之決心」，說到動情之處，放聲大哭，頃刻間，「全隊學生哭聲大作，左右侍衛軍士亦為泣下」。大家一起哭，請願效果奇佳，「吳將軍乃大感動，允三日答覆」。但是學生還心有不甘，「以未得具體辦法，席地守候，以示堅決」。後來是吳佩孚的參謀長出面，「切實擔保」，學生們才離開，前往各旅的旅部繼續請願。

這裏，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后兩條。一則來自長沙學生和知識界的，一則來自吳佩孚和馮玉祥。兩下夾攻，把個主戰派健將逼成了這副模樣。

求人辦事，說人好話，這是中國人的規矩，赴衡請願團當然懂得。況且，吳佩孚的軍隊，紀律的確不錯，來到衡陽，說說吳佩孚的好話，也是現成的。請願團到衡陽之後，發表告衡陽各界同胞書，是這樣寫的：「我們這次走到衡陽這個地方，覺得市面上的生意很興旺。農工商學各界的人都安居樂業，好像別有天地一樣。我們就考究當這連年兵燹以後，怎麼能夠有這樣的太平氣象咧！那麼，人人都說有一位很仁義很道德的吳將軍在這裏保護百姓。唉！試一想到長沙、醴陵、株洲和別的地方，有被兵燒去了房屋的，有被兵強|奸了婦女的，有被兵劫去了銀錢衣服的，有被兵結果了性命的，弄得他們傾家蕩產，飲泣吞聲。要死不死，要活不活，受盡了無窮的痛苦！唉！這又是誰的罪過？那麼，人人都說是窮凶極惡的督軍張敬堯把我們湖南弄糟了。張敬堯除開造了這些罪惡以外，還把湖南的公產變賣進了腰包，把湖南的學校解散，弄得青年子弟流離失所〔明明是學生自己宣布解散的——筆者注〕。把湖南的金錢刮削盡了，又要勒捐軍米。把湖南的人民弄得疲病不堪，又要勒種鴉片，唯恐我們湖南人不死絕。列位：試想一想，這種人做我們湖南的督軍，你看我們湖南的人怎麼得了！所以我們學生跑到衡陽來，請求很仁義很道德的吳將軍設法驅除窮凶極惡的督軍張敬堯。救我們湖南三千萬同胞。」九-九-藏-書

光戴高帽子，肯定不夠，請願團也知道曉以利害，以吳佩孚的切身利益，來打動他。在請願團的第三次給吳佩孚的上書中，特彆強調的是這一點：

1918年3月，北軍三路進攻湖南，作為主攻的張敬堯第七師，寸功未見。吳佩孚率領第三師攻下湘北重鎮岳州，連下長沙，湘桂聯軍潰走。在這個時候，吳佩孚和張敬堯分別接到兩個命令。給吳佩孚的是讓他繼續追擊南軍，直搗兩廣。給張敬堯的是讓他做湖南督軍兼省長。接下來，追到衡陽的吳佩孚，不再追了。而身在長沙的張敬堯，做了大帥〔當時人按晚清的慣例，給督軍上的「尊號」〕，總算有了地盤，按規矩，可以算是地方諸侯了。

當然，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張敬堯在民國史上，名聲的確很壞，但並非一個專門作惡的惡魔。他的軍隊，雖然紀律不好，但也不至於專門放出來燒殺淫掠。後來湖南「驅張」運動，臚列了張軍的惡行，儘管已經極盡誇張之詞，但比起後來督魯的張宗昌，還是小巫見大巫。張敬堯種種搜刮惡行，的確很惡劣，但還沒有到令人完全無法忍受的地步，跟他同時期的一些軍閥，比如四川的劉存厚，也差不多是這樣。五四運動後期，湖南學生和知識界發起「驅張」運動，大張旗鼓四處運作，到處去臭張敬堯。張敬堯能夠讓這些人從容發動，而且自由出入，可見張敬堯並沒有人們說的那樣窮凶極惡。可是，張敬堯倒霉就倒霉在他剛當上督軍不久，就碰上了五四運動。這個運動，就是衝著他所在的皖系去的，而張敬堯要對付的，不僅有全省各地尤其是省城的學生，還有在湘南劍拔弩張的吳佩孚，和在常德皮裏陽秋的馮玉祥。是人都知道張敬堯是皖系的大將，痛打賣國賊，在北京目標是段祺瑞、徐樹錚和曹、章、陸，在湖南，就是他張敬堯。

其實，「驅張」運動對於吳佩孚，無異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本來直皖之間，因為五四的契機，趨於劍拔弩張，而且勢力此消彼長，已經接近攤牌。即使沒有湖南學生和知識界的「驅張」運動，吳佩孚撤防北上，也是早晚的事。現在「驅張」運動的開展，hｔｔｐs://ｒｅａｄ•９9cｓw•ｃoｍ尤其是大批學生來到衡陽，向他情願，則給了吳佩孚一個絕佳的機會，一個難得的借口，有了這個借口，吳佩孚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撤防北上了。這個借口就是，既然戰爭給湖南人民帶來如此大的痛苦，而戰爭的「果實」，張敬堯督湘，又是如此遭致人民反對，那麼，北軍撤走，讓湖南人自己解決湖南的問題，豈不是最好的選擇？

很顯然，這個面向各界的文告，主要是給吳佩孚看的。可以肯定，吳佩孚看了以後，會很受用。作為一個地方的統治者，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有人拿他跟相鄰的統治者比較，而他什麼都好，鄰居則萬惡居之。

恭維後面是直接的催逼。在何叔衡和匡日休給吳佩孚的請願書里，先是申明大義，開首直接點明山東問題的根源就在於皖系政府賣國，而張敬堯則是仰安福系鼻息之國賊。在臚列了張敬堯種種惡行之後，請願書說道：「夫國勢已危亡急矣！湘民之疾苦深矣！自將軍以戰勝之師，首倡和義，次爭外交，繼斥安福之禍國，信義昭于中外，威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則湘人，遠則國人，其視線已盡于將軍之一身。時至勢迫，以待樞機之潛運。倘將軍於斯時而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則國賊可除，國權可爭，倒懸之湘民可救矣。」而蔣竹如的請願書，則乾脆言明：「將軍已有不可不剋日興師之勢，何況湘省人民望將軍之拯救者，若大旱之望雲霓乎！」話說到了這個地步，吳佩孚似乎是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

不過，儘管張敬堯對學生鬧事基本上不敢過問，但畢竟不許抵貨是北京政府的明令，而且基於當地經濟的考慮，如果抵貨的規模過於大了，而且商會出面要求干預，張敬堯還是得出面應付一下。但這一應付，出大事了，湖南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登場。

說實在的，從五四開始，一直到吳佩孚撤防北上，張敬堯就像被放在火爐上烤的烤鴨，一邊的火是湖南的知識界，一邊的火是吳佩孚，直到烤成兩面焦，最終被湖南文武兩伙勢力，驅逐出了湖南，官職丟了，殘兵被人吞掉，片甲無存。一生的事業，從此煙消雲散。

可是，做了大帥的張敬堯，卻發現他這個督軍，能夠控制的不過長沙周圍幾個地方。漫說遠在衡陽控制湘南的吳佩孚他管不了，不僅管不了人，連地盤也不是他的。其他地方，由於分別駐紮著南征的北軍各部，他實際上也管不了。一個督軍，實際管轄範圍，也就是北到岳州，南至湘潭這麼大的湘北方寸之地。地盤不大，但軍閥的毛病，張敬堯都有，首先要地皮，有了地皮，就拚命擴軍。第七師進駐長沙不久，就擴充到7萬人槍。人馬多了，跟其他軍閥一樣，用人先用自己人，第一是兄弟子侄，第二親戚同學，第三故舊鄉親。張敬堯排行老大，下面兄弟三人，張敬舜、張敬禹、張敬湯，各個都身居高位，不幹好事。湖南人給他們編了歌謠：「堂堂乎張，堯舜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軍閥的部隊有個通病，凡是駐紮地不是自己的家鄉，紀律就不好。北軍進入湖南，原本就是來征服的，先天不足，只有馮玉祥和吳佩孚的部隊尚可，其他部隊，口碑都不怎麼樣，而張敬堯的部隊，就更是差勁。加上他的部隊，大部分都是擅自擴招的，陸軍部一時還排不上編製，因此，經常薪餉不繼。嚴格來說，得要靠他自己籌餉養活。可是，他實際控制的地盤小，自己貪，幾個兄弟更貪，read.99csw.com弄點錢，先要往上海租界外國銀行里存上，在天津租界購置產業，在安徽老家買地，餘下來的，才能養兵。因此，他的部隊，經常鬧餉，然後自行搜刮，紀律一塌糊塗。

「驅張」的最大贏家，是吳佩孚。他沒有動一兵一卒，還撈了大筆的開拔費，北撤大軍路過長沙的時候，吳佩孚和張敬堯所部，都劍拔弩張，但一槍都沒放，吳佩孚還禮節性地見了張敬堯，雙方客客氣氣。理論上說，兩人並沒有扯破臉皮，以後還是可以見面的。可是，吳佩孚卻賺足了民意，成為解湖南人民倒懸的大英雄。當然，「驅張」的成功，也的確跟他有直接的關係。正是因為吳佩孚的撤防，以及這樣的撤防背後跟湘桂軍之間說不清的密約〔人人都擔心被出賣〕，讓所有的北軍，不是跟著撤，就是人心恐慌，在湘軍的反攻下，毫無抵抗能力，一潰千里。「驅張」，就這樣痛快淋漓地實現了。事情過後，參加請願的學生對吳佩孚萬分感激，他們說：「在衡陽的代表，幸而遇見一位主持正義的吳子玉將軍，替我們想了幾個辦法。不然，我們宣告上所說『張一日不去湘，學生等一日不返校』的話，不曉得要堅持到什麼時候咧！」其實，湖南的學生用不著感激吳佩孚，他們正好趕對了時機，即使沒有學生「驅張」，甚至南方軍政府不給吳佩孚開拔費，吳佩孚還是會撤防北上的，直皖之爭，已經到了非打一仗不能解決的地步。皖系不肯自動下台，直系則不動刀兵，果實落不到自己口袋裡。但是，就跟五四運動的爆發一樣，「驅張」給了吳佩孚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湖南的學生惠及吳佩孚的，比吳佩孚給他們的要多得多。

我曾經介紹過，五四期間，湖南的抵制日貨運動非常火爆。學生對買賣日貨的人，往往採取暴力的行動，但軍警卻並不制止，有時甚至還向著學生。事實上，張敬堯根本不敢對運動說三道四，更談不上鎮壓了。不僅如此，張敬堯還曾致電北京政府，要求罷免曹、章、陸，以丟卒保車。個中緣由，就像他在1920年5月26日也跟著眾多軍人通電主張續開南北和談之後，給段祺瑞的密電里講的，關節有五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