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共創作了兩個劇本。一個是《宇妥·元丹貢布》，表達了對創立古代藏族科學文化的前驅者的景仰。《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就是他對未來的一種理想寄寓了。

也是這一天，個別還未從「左」的思想陰影中走出來的幹部，起初還接受了邀請，要去看看演出，但一看到如此盛大的自發性的慶典場面，就害怕了。就立即想起在歷次藏區的政治運動中那些非常活躍，殺傷力很強的政治語彙，趕緊吩咐司機跟他回縣上去。車子順公路駛出一段，估計到了不會被裹挾的安全距離，他才說：「危險啊，危險!」

1988年，《雪山下的藏族青年》獲得演出獎。

若爾蓋地區從解放到民主改革，再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段時間,教育也經歷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從混雜著許多陳腐東西，封閉、僵死、脫離實際的寺院教育一變而為面向大眾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權利的、內容也更為具有科學性的教育所替代。

他深信這個設想會得到上級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從若爾蓋到馬爾康，一件事情按中國方式開始了它被認可被支持的過程。不能說一路都是綠燈大亮，不能說從每一個領導那裡取得了需要的讚賞，但畢竟這是一個時代發展所需求的東西，不是個人好惡所能完全左右得了的。報告在一級級批複中更顯得完整合理了。

戲上演后，就有人說，看啊，尼瑪又在搞政治了。語含譏諷。這種人都是尼瑪平常十分敬重的，他們這種表現令尼瑪感到失望。同時也警醒他注意克服知識分子通常自命清髙的弱點。

中國人，依賴著政治。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真正在中國歷史上掀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整個社會顯現了空前的活力與激|情。多年以來，尼瑪性格中被抑制的一面顯露出來了。

這是一幅獨特的人文風景。

尼瑪的想法在逐漸成熟。

尼瑪先生不是在消極中等待的人。

一部戲是現代題材的《雪山下的藏族青年》。內容是關於教育的。具體內容我們將在以後的敘述中來展開。

我只是想，在這偏僻的生活艱苦的地方，他肯定還會面臨一次又一次選擇，在老師已經故去之後，他還能堅持初衷，把當初的選擇當成一項永遠的選擇嗎？

尼瑪有自己的看法，但卻不把想法強加於人，即使這個人是自己的學生也是一樣。他對牡丹說：「你已經比較成熟了，進不進寺院主意自己拿。當活佛明顯是舒適尊貴的。在我看，年青人是屬於將來的人。你不當他們也能找到別的人來當。我只能說希望你多學點實用的東西，我更希望在我身邊做教育工作。」

只有尼瑪，卻從一個社會普通成員的地位上，用他那雙永遠在疑問，永遠在探究的雙眼打量著這個龐大的機器。回顧他自己的辦學經歷，他的想法愈益明白。他要吸收寺院教學和現有的正規的普通教育的長處，並克服它們的缺陷與弱點，走一條符合地方實際的民族教育之路。

是一場新的變革，或者僅僅是又一場運動的開始。

1980年，從北京傳來了鼓舞人心的消息。尼瑪先是從收音機里聽到了《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的消息。這篇文章就叫做《民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嗎？》。

自若爾蓋縣第一所現代教育意義上的求吉小學創立。1959年，熱當壩鄉建立第一所小學,叫康薩小學。1964年，康薩小學首屆畢業十幾名學生。當時，我們不說全部藏區，至少在阿壩州，在若爾蓋縣推行於牧區的現代教育其實是不完備的，只是整個大教育概念中的普通基礎教育一種內容。教學用語是當地人民中不通用流行的漢語，教材內容、課程設置到學制、招生與升學方式都照搬漢區的一套現成作ｒｅad•99cｓｗ•com法。到1963年，若爾蓋全縣已建立小學32所,在校學生為1885人。平均每所學校為六十多人。經過文化大革命運動，特別是「五七」指示大力貫徹的時期，學校教育更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在這一時期，照搬內地教育模式而對本地本民族實際情況缺乏考慮的教育方式開始暴露出嚴重的缺陷。首先一個問題是語言障礙，本地人用的是自己的語言。從淺層次上說，學生進人學校首先面臨的是語言障礙，絕大多數學生不可能與學習語言的同時同步掌握課程內容。從深層次上講，即使學生有了一定的語言能力，但決定他感受與思維的仍然是他更熟悉更應用裕如的本民族的母語一藏語言。這樣導致的結果自然是，學生很少能按要求順利升學畢業。很多學生存在的意義就僅僅只是統計表上的一個數字，一個純粹的符號。極少數能升學的人成才后又遠離了自己那片急需知識文化的鄉土。

故事如此平直。

人們在宗教上表現出的熱情令他深深思索，讓他更深地認識到了傳統文化的價值。他重新翻閱自己編寫的教材。這些教材涉及到藏語文、藏獸醫、藏醫、會計、農田技術等方面。主要還是藏語文和藏獸醫兩個方面是他最為成功的地方。成功之處就在於從本民族文化中搬取了精華部分，又有別於寺院傳統教學和現代學校教育的方式，才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演出開始了。

他要和縣、州的部門領導一起上省里去爭取批複與具體的支援了。行走在草原上，他有了一種自身和腳下這片大地融為一體的感覺。這是一種崇高而莊嚴的感覺。

希望，希望中交織著焦灼的情感。

尼瑪這個走出寺院莊嚴紅牆而投身社會進行服務與奉獻的知識分子的焦灼，其實是急於對社會作出更大的奉獻。十多年的社會生活的閱歷和鍛煉，給了他一雙識別政治風向的眼睛。應該說，經歷過那個階段的中國人都有一雙在這方面能捕捉最細微信號的眼睛，唯一的區別是大多數人把這當成一種明哲保身的條件。一部分人則作為自己的晉身之階。尼瑪這樣，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尋找一條生存之道，則是為了一個宏大的抱負。

1992年冬天，現任阿壩州藏文中學校長的牡丹長途奔波到馬爾康，專程來文化部門要求承擔建州40周年時的一台藏戲表演任務。

共產黨如此坦率承認自己的錯誤使尼瑪感到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光榮。而他更感到有了一個機會可以去實踐他已經有了一定經驗積累並在心中日益醞釀的有關民族教育的規劃了。

來自北京的聲音，的確證實了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正從一場廣泛深人的討論變成一個個實際的行動。

1981年，尼瑪率團參加在巴塘舉辦的「全省藏戲調演」，演出的《朗莎姑娘》獲優秀獎。

尼瑪肯定是這敏感者中的一員。

現在，這個機會正在他眼前出現。

只要我能，這是他的回答。

從1960年到1980年，共培養了45077人。這些人絕大部分回鄉成為了藏獸醫、會計、藏文民辦教師、藏醫和基層幹部。在農牧業生產的第一線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初級人才其實正是一個落後民族在一個新時期中力求發展時最為需要的。這部分學生既來自紅星和若爾蓋縣，也來自州內各地和相距遙遠的甘肅、青海、雲南、西藏、內蒙、新疆等省區。他的辦學方式已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並越來越受到那些努力探求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新路的各級領導的重視。從紅星到若爾蓋，從馬爾康到北京，我們可以開出一長列名單。凡已奉獻的,都有一道永遠的無字碑，聳立在了草原人民的心間。尼瑪這時考慮的是，能不能再進展一步，加重這三教合一雛形中的普通教育成分呢？

新近出版《阿壩州文化藝術志》統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阿壩州藏hｔｔｐs://rｅad•9９ｃsw•com戲」名錄共收人22部。其中傳統戲兩部，即《松贊干布》和《智米更登》。其餘20部中改編戲佔15部。15部中的11部都是由尼瑪和他的弟子們改編，並上演。

也有人說，你成了很懂政治的人了。

1976年，中國在她紅色政權成立的金秋十月又一次迎來了解放。

他的思想，也在經歷著變化。

六月，晴朗的下午，藏文中學里書聲琅琅,推開窗戶可以望見外面大片的原野。沉靜的綠色中蘊含著無限的生機。

他在等待中繼續日常工作，並排演藏戲，他知道任何事業的發展都必須等待來自政治上的信號。

尼瑪在新時期開始的階段，竟然不是從他專擅的醫學和教育，而是從藝術邁開了他生命中最為輝煌的步伐。

他說阿古尼瑪從來不以老師自居。創作中，總是經常和弟子們一起反覆討論斟酌，學生們哪怕對台詞提出一個字的修改意見，他都加以鼓勵並虛心採納。

你要作一個領路人。

與此同時，他也在等待，他更在期待。

從這種意義上講，母親感覺對了，因為他再也不能有寺院中很容易找到的那份超脫的感覺。

尼瑪也不記得自己是何時開始變得如此敏感了。

我問他奔波的結果。說話總是顯得有分寸的他卻對我回顧尼瑪老師帶著他們創作藏戲的情景。

可惜，即使是真理，也是只能在某些人那裡是真理，某些人那裡卻是教條。

其實,這時演出就已經開始了。成千上萬的人圍起的圈圈就是舞台。

1984年，《青頸鳥的故事》獲全州調演二等獎。

最初的歡慶變成了焦灼的期待。尼瑪堅信，那平地一聲春雷就要從遙遠的北京震響了。

他想，也許會下地獄，如果是這片草原，這片草原上的同胞要獲得利益，而以他下地獄作為代價的話，他是義無反顧的。

傳說中，唐東傑布創立藏戲是基於一個非常實用的目的，為了在藏地的眾多河流上架設橋樑而摹集資金。

讓我們敘述一個小插曲。

終於，到了那個日子了。

藏戲團的演出受到了民間的熱烈歡迎。

一個龐大的存在，卻給人與己無關，大而無當的感覺。

「這其實就是老師的一種教學方法，他的教育不是只局限在課堂那幾十分鐘里的。」

這是政治上學會生存的需要。這也是他天性中對知識總能兼收並蓄的態度使然。他當然也知道「文學源於生活，而又高於生活」的道理。並應用在實踐中，創造了一個他希望中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

他的目標就是要在草原上培育造就這樣一批有用之才。

這一切都像過去寺院教育一樣，一方面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存在，和它一定程度上的功能與作用。另一方面，它卻顯得過於自如自在，而不能有和社會生活緊密相關、互相依存、水乳|交融那種感覺。

這是一個真正的春天。

當他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隨著草原上乃至整個藏區正確的宗教政策貫徹執行，格爾底寺和其他一些寺廟陸續開放，過去的僧人們一批批回到寺院，在自食其力的同時，進行自身的修持。

尼瑪在1978年開始排演這部劇目，可以說是煞費苦心。情形頗像是在施放一隻探空氣球。這其中也蘊含著雙向挑戰的意味。對於忽視少數民族文化傳統的觀點是一種挑戰。同時也對傳統文化中落後反動的封建勢力所灌注的僵死的敵視人民創造的思想也是一個挑戰。

但真正的史詩，人民自己塑造出的英雄《格薩爾》在舊的藏族社會裡是受到封建勢力百般排斥的。在西藏的雪頓節的藏戲會演中，一般都限定表演「八大藏戲」，凡是表現新題ｈttps://reａd•９9ｃｓw•ｃom材和格薩爾故事的劇目都在禁止之列。

他的弟子們也總是說：「老師在他戲里寫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的東西，也是他希望能早日出現的東西。」這部戲上演較晚，但創作卻是較早期的事情。

他回答：因為我們剛學會睜開眼睛的人們需要。

回首那些日子，最初的歡慶也是由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方式並無太大區別的方式進行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那些最初由集會、遊行和旗幟構成的熱流下面，身處於偏僻草原上的人們保持著一種內心的冷靜。

尼瑪是那個年代的過來人。也是那些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如果不被視為異己分子被排除在外的話。

早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克服這種教育方式的弱點，若爾蓋縣也在各學校開始設置藏語課程，但始終是在一種陪襯的位置，而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法國的藏學家石泰安在《西藏的文明》一書中3才藏戲是這樣論述的：

草綠花紅的季節，經過尼瑪親手改編的藏戲《霍嶺大戰》就在草原上正式演出了。首場演出變成了一個節日盛典。和自己本民族的藝術決絕已久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來自紅星全境，來自若爾蓋的其他地方，來自鄰近的甘肅和青海。群眾來了，領導也來了。看到這一節日似的勝景，尼瑪把欣喜藏在心底，作著演出前的調度。

尼瑪對回到寺院的僧人們說：你們去享受寧靜吧，我要作一個教師。

他開始起草一份報告。具體提出了創立一所全日制正規的用藏語文來開設大部分課程的全日制中學的設想。

這個形象代表了一個民族的願望。

以他因工作需要自發創辦那個沒有名目又學文化又學技術的班開始，到縣「五七」學校，已經有了二十個年頭。這其中已經有了把職業技術教育和成人教育以及普通教育融匯於一體的基本因素。

排演的第一個劇目，即是藏戲中的傳統的劇目，取材於英雄史詩《格薩爾》的《霍嶺大戰》。

主題十分明了。

他的雙眼從未像今天這樣明亮，閃爍著灼灼的動人光華。

宗教活動恢復正常后，一部分學生離開事倍功半的學校，進人了寺廟，目的是在那裡可以學習他們更容易掌握和領會的藏文化，這不是一個民族文化振興的道路，但這種現象足以警醒我們：什麼是人民需要而且可以接受的教育。這不是漢區樣式生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它的意義在於提醒人們注意一個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命力，更提醒人們注意一個民族無論如何總是需要一種文化上的歸屬感。一個民族前進不應是以犧牲其有價值有光彩的文化屬性作為代價。

今天,他已是這所蜚聲州內外的學校的一校之長了。

而敏感的人已經在思索這一個變化所包含的信息。

《人民日報》送到紅星已是一周以後了。內容他已經從收音機里聽過多遍了。但多年以來，中國人都養成一種更為信賴白紙黑字的思維定式，所以，他也一直在哪裡等待消息。

這是因為他個人素質中一直抑制的一面，在這春天裡猛烈而自然地噴發，還是應和了整個中國文化藝術在思想解放中先聲奪人，篳路藍縷的潮流，我們已不能在先生身後妄加推斷了。

周圍地區都向他們發出了邀請。尼瑪又把他的業餘藏戲團拉了出去，在縣內各地和鄰省的一些地方義務巡迴演出。

年老的母親總以憂鬱的眼光注視著自己那眾口稱讚的兒子。她也要兒子回到寺院去。宗教和兒子，是這個倔強善良的婦女的終生寄託。她說自己就要死了。唯一擔心的是兒子，進寺院修行靈魂就不會墜人地獄。

母親去世后，他真誠地祈禱過，讓母親的靈魂升人天空。

如果說，他曾影響了弟子選擇的話，那就是他向牡丹暢談了自己關於民族教育的設想，間接地讓他明白民族文化復興之路的方向何在。

新時期開始，教育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髙度，它的作用也在更深廣的意義上被認識。對政九*九*藏*書治風雲已經具備了足夠敏感的尼瑪清楚地知道，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已經來臨了。

和一個民族聯繫起來的命運是闊大的。

他去上課了。

其中幾部是和弟子牡丹、格德甲、甲木科、雲丹等共同編寫。

1978年3月8日，若爾蓋業餘藏戲團成立。人員全部來自尼瑪所領導的紅星獸防站和「五七」學校，並由他負責管理並任總編導，他的弟子納科出任藝術指導。

發展到後來，產生了白面具派和藍面具派。到後來，拉卜楞寺貢唐三世又創立了安多藏戲。若爾蓋業餘藏戲團就承襲了這一門派的傳統。傳統的藏戲劇本中，在過去年代里深受佛教文化的影響。

和一片土地融入的感覺是沉重的。

學生們從學習史詩開始，到今天，終於變成了史詩中的一個人物，在舞台上演一個古老民族歷史中最輝煌的段落。尼瑪退在了幕後，在作為換衣間的帳篷中，把臉埋在那些新置的戲服中間，他聽見螺筒長長几聲低回的引領下，嗩吶、竹笛、鼓、鈸漸次加入，聲聲人耳，淚水就流下來了。淚水有時是多麼好的一種東西啊,沖走了心中那些長久的鬱積，擦乾眼淚，他抬起頭，只看見高亢的唱腔越拔越高，超過輕盈的流雲。這才坐在了他編導的位置上，指揮調度起來。

這是阿壩州在粉碎「四人幫」后恢復成立的第一個民間業餘藏戲團。

通過排演藏戲，不僅活躍了學校的文藝生活，關鍵是提髙了師生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加寬加深了文藝知識，在師生中激起了經久不衰的創作熱情，大量的文學作品在全國各地的報刊上發表。

這是尼瑪為他創立並領導的業餘藏戲團新創作的一個劇目的名字。

政治，左右著中國人。

演員就是尼瑪本人。所有眼光都投注到他的身上。他依然是那副模樣，一頭多少有些糾結夾纏的黑髮，一件半舊的中山裝，外面一件藏袍。只是這一天，他襯衫的立領白得耀眼，熟悉的人看見他這樣神采煥發，有點不相信這個指揮若定，笑意燦爛的人就是拯救了大批牛馬的阿古尼瑪。就是善為人師的阿古尼瑪。他是一個好醫生，一個好老師，如今又成了一個從容鎮定的導演。

這個形象也僅僅是一個理想。

在這部現代戲的創作中，他大胆改革了舊藏戲中帶著太濃烈的寺院文化特徵的部分，更是完全摒棄了其中的宗教說教。他無意當一個吃螃蟹者。他卻偏偏又成了第一個用舊戲表現現代題材的先驅者。學生們第一次穿著和日常生活中的服裝上台，舞台設計也是和日常生活環境中相似的。連收錄機，電視機都搬到了台上。他們表演起來就更得心應手了。學生們知道，老師就是要他們成為這樣的有志青年。這是一次演出，也是一次教育，一個召喚。

尼瑪笑笑。

我們更提到了尼瑪所創作的兩部新劇目。

全團上下同心協力，自成立以來，走遍全縣的鄉村牧場，行程萬佘里，演出百余場，觀眾人數達到十多萬人次。如果考慮到若爾蓋地廣人稀，全縣五萬多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僅在每平方公里五人上下，就可以看見劇團在群眾中的影響和受熱愛的程度了。

「解放以來的經驗表明，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工作方法——或是按照這些少數民族和地區的特點來辦事；或是機械地照抄漢族地區的政策,任務和方法。在這些方面，我們工作的成敗就取決於我們釆用哪一種方法。少數民族地區至今仍存在許多問題。如果我們調查一下其原因，大多都與我們的工作方法有關係。」

11部改編戲為：《霍嶺大戰》《朗莎姑娘》《青頸鳥的故事》《吐米桑布扎》《達嶺之戰》《魔嶺之戰》《阿達拉姆》《諾桑王子》《尼泊爾公主》《賽馬稱王》《旦遮國王》。

但后一部分恰恰是至今未能得以解決的現實問題。關於這一點，有很高理論水平並善於總結表達的阿壩州州長澤巴足和我談到此種狀況時，卻用了一個譬諭：「ｈttｐｓ://rｅａd.9９ｃｓw.cｏm不|穿鞋的人，打慣赤腳的人走路是不怕石頭和刺紮腳的。穿上了鞋的人，就不肯再走那鄉村的道路了，怕的不只是紮腳，而且害怕弄壞了他腳上的皮鞋。」這也就是我們教育存在的狀況。教育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以提髙民族素質為主要目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更側重為本地區造就人才。而造就的人才卻在很大程度上僅僅只是一些有關材料上的統計教學。

如果說，過去他的大眾教育之路是從一種實際需要出發,在沒有前景預測方向那樣的情形下開始發展的話，他恐怕還沒有更多的期望。「文革」中，他的教育之路和「五七」指示中一些精神不謀而合獲得了未曾預料的發展。但現在，「文革」這場運動正被否定,那麼，他的教育上的明確抱負還有實施的可能嗎？

這一時期，在內地文藝的潮流共同傾向於一個主題：控訴「左」的危害與摧殘。而尼瑪卻舉起了恢復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應有地位的旗幟，作為一個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既表示出一種勇氣，更體現了他政治上的成熟以及獨到的眼光。

報紙來了，尼瑪反覆研究，從中找到了鼓舞人心的段落：

一是有了一個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一是國家花費大量財力和人力建立起來的教育體系正在新形勢下出現危機。

1980年的春天啊，解凍后的大地，泥土散發出的是更加醉人的芬芳。

一輛小車載著一個領導揚長而去。尼瑪把這一切看在眼裡,這時他心中的歡樂足以壓倒那一點不快。再說，更多的領導都坐到了貴賓席上，享受著陽光和奶茶。

他是寺院的精通大小五明的高僧。從寺院走到社會二十多年，他沒有家室，也沒有積聚財產，他只是孜孜以求地獲取知識，傳播知識。

在中國，一方面各種實用的技術與專業知識大面積地貧乏，一方面全民都在投身，或者說被鼓勵進行一些大而無當的哲學論題的爭辯與學習。20世紀70年代的一段時期，中國大地幾乎成為一所巨大的哲學課程。認識論問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問題。「儒家」與「法家」的問題。甚至文藝問題也是這個課堂所要討論的題目。譬如《水滸傳》這本書。譬如文化藝術的功能與屬性。和應有的本職技能知識的缺乏成反比，任何一個幹部都能對你談幾句「文學來源於生活，而又要高於生活」的道理。

這個戲是有一個直截了當的主題。寫一個藏族青年經過刻苦學習，考上了大學。後面也很簡單。學成后回到草原，他拒絕了許多對自己更有利的機會，而深人基層獻身於民族文化傳播這一意義重大卻被人輕視乃至誤解的工作，最終是皆大歡喜的結局：群眾的歡迎和領導的肯定。

季節，仍然以從容不迫的步伐更迭。

我當然也就明白了牡丹的用心，明白藏戲在他們那裡，是課堂之外的又一個課堂。

他的弟子牡丹在意想不到的時候，同時被兩個寺院認定為轉世活佛。其中一個寺院威信很高的活佛委託他的兩個叔叔帶上哈達、信禮、法衣和法器給他，並馬上要迎他進寺。這時，他正在阿西牧場當獸醫，他馬上就去徵求尼瑪老師的意見。

很長時間，已有的教育規模將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生存呢？

更為實際的是大量學生退學回家，參加生產勞動。這當然是由於遊牧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同時也是人們對教育的失望。教育造就了一些農牧民子弟，使他們成為幹部，成為其他人才，但這隻是其中極少的一個部分。大部分人回到鄉土，並將學到的難以應用的知識漸漸遺忘。

牡丹說：「我就這樣又回到老師身邊，做老師又做助手。直到今天。」

他感到欣慰，報紙、電台的文章中有了越來越多關於經濟文化建設的提法。在公社放映的電影中，也多了那種宣傳。但經濟上一些髙得令人瞠目結舌，多少年建成多少大寨、多少大慶的口號，叫人想起文革前「趕英趕美」的那種狂熱。

一部是寫藏醫聖的《宇妥·元丹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