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船的發動機起動時，一群婦女沖向舷梯，但被帶手槍的古巴警察趕了回去。在哈瓦那港停泊的六天時間里，聖路易斯號已變成一個旅遊景點，啟航時前來圍觀的人群估計達到十萬。船長從漢堡的上司那裡得到許可，船可以開到任何會接受他的乘客的港口。開始他駕船悠閑地轉著越來越大的圈子，等待著被召回哈瓦那；然後掉頭向北，開往邁阿密。船抵達美國海岸時，一艘美國海岸防衛快艇迎了上來。可是，這貌似歡迎，實際上是回絕：快艇在那兒的目的是不讓聖路易斯號進入領海。國務院已經決定，如果古巴拒絕接受這些猶太人，那就不准他們進入美國。金錢在這裏倒不是最直接的因素：高失業率和可以利用的排外傾向就是充分的理由。

約拿死裡逃生的故事中是什麼使我們驚呆？是被鯨魚吞下的那一刻？在那一刻，我們在危險與拯救之間搖擺，我們以為自己奇迹般地獲救而免於葬身大海，不料卻又陷於被鯨魚生吞的厄運。是在鯨魚肚子里的三天三夜給我們的那種封閉、窒息、活埋的形象？（我有一次坐夜班火車從倫敦去巴黎，發現自己在一個閉鎖的卧鋪間里，卧鋪間又在閉鎖的車廂里，車廂又在一條海峽渡輪的閉鎖的船艙里，船艙在水線以下；我當時沒有想起約拿，但我的恐懼大概和他的有關係。是不是還牽涉到一種由教科書引發的懼怕：看到脈動的鯨脂會不會產生又被帶回母腹的恐怖感？）或者，是否故事中第三個要素，即解救使我們最受感動？這種解救證明在我們的煉獄禁閉之後會有拯救和正義。我們都像約拿一樣，在生活的海洋里經受狂風惡浪的顛簸，有時似乎死到臨頭，甚至完全隱沒掩埋，但繼而達到迷眼炫目的起死回生，汽車渡輪的門豁然大開，我們又被送回光明世界，感受上帝的關愛。是不是因為這個，神話故事得以在我們的記憶中遊盪？

這算不了什麼故事，對不對？就像差不多整本《舊約》的內容一樣，哪兒也不見自由意志，簡直害死人——連自由意志的幻覺都沒有。上帝把所有的牌都抓在手裡，不管玩什麼花招都是他贏。唯一不確定的是上帝這次準備怎麼打：先出王牌小二，一路打到A；還是從A開始，一直往下打到小二；或者全部混合起來打。既然碰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你什麼也說不準，那麼，有這一條，故事就有點來勁了。可我們又怎麼看那葫蘆的故事呢？從邏輯上看，這種論點不太令人信服：誰都能看出來，一棵蓖麻和一座十二萬人口的城市之間是天差地別的。當然，如果想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那又另當別論。如此說來，東地中海的上帝把他的造物看得一點也不比植物更有價值。

突然，我發現自己在一個大袋子里，那袋子比我的身體要大得多，但是裏面一片漆黑。我觸摸四周，我的手碰到好幾條魚，有些好像還活著，因為它們在我手指間蠕動，又滑回我的腳。很快，我感到劇烈的頭痛，呼吸變得越來越困難。與此同時，我感到熱得難受，熱度越來越高，好像要把我燒掉。我的雙眼成了頭上兩隻燃燒著的煤球，我每時每刻都認為自己註定要死在這鯨魚肚子里了。我受到難以忍受的折磨。同時，在這恐怖的囚牢里，令人畏懼的靜寂使我心情沉重。我想起身活動手腳、叫喊。到這時，什麼動作也做不出來了，但我的腦子卻似乎異常清醒；我完全明白了自己悲慘的命運，到最後便失去所有知覺。

移民入境跟移民出境一樣，在此過程中，金錢的重要性一點不亞於原則或法律，經常還比後面兩者都更管用。金錢讓東道國——或者，以古巴而言，過境國——放心，新來的人們不會成為國家的負擔。金錢也可以用來賄賂那些必須做出這一決定的官員。古巴移民總監從過去整船整船的猶太人那裡賺了一大筆錢；古巴總統還沒從他們身上賺夠。於是總統在五月六日發布命令，如果遇到旅行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移民的情況，則旅遊簽證一律作廢。這一命令是否適用於聖路易斯號上的人？船是在法律頒布后駛離漢堡的；但從另一方面看，入境證在此之前就簽發了。在這個問題上，大有文章可作，錢也要花上一大筆。總統令的編號是九百三十七，相信迷信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也是聖路易斯號離開歐洲時船上乘客的數目。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六，晚上八點，聖路易斯號班輪駛離始發港漢堡。這是一艘游輪，在這次橫渡大西洋的航班訂了艙位的九百三十七個乘客中大部分持有簽證，被確認是「為娛樂目的的旅遊者」。但是，這些都是遁詞，正如他們的航行是為了逃遁一樣。他們除了少數幾個，都是猶太人，納粹國家的難民。納粹國家打算剝奪他們的財富，把他們趕盡滅絕。事實上，很多人已被剝奪財富，因為離開德國的移民名義上只允許隨身攜帶不超過十個帝國馬克。這種強行造成的貧困使他們更容易成為宣傳機器的攻擊目標：如果他們離去時帶的錢沒超出允許範圍，就可以把他們形容成窮苦潦倒的賤民，像老鼠一樣逃竄；如果他們矇騙官方居然得逞，那麼，他們就是攜贓而逃的經濟罪犯。這一切都是正常的。

在航行了一萬英里之後，聖路易斯號停靠在安特衛普，距離它的始發港三百英里。來自四個有關國家的救援人員已經碰頭，決定如何分派這些猶太人。船上大多數人具有到ｒｅad.９9cｓw•ｃom美國的最終入境權，因此在美國的配額表上已經掛了號。看得出來，救援人員爭著要編號數字小的乘客，因為這些難民會最早離開過境國。

在我見到他之前五十二年，勞倫斯·比斯利曾經是泰坦尼克號首次航行的二等艙乘客。他那時三十五歲，剛辭去達利奇學院理科老師的職務，正橫渡大西洋，為的是——至少是按照後來家裡人的說法——半心半意地追一個美國女繼承人。泰坦尼克號和冰山相撞之後，比斯利搭乘人不算多的十三號救生船得以逃生，後來被喀爾巴齊亞號輪救起。這位八十多歲的倖存者保存在自己房間里的紀念物中有一條毛毯，上面綉有救援輪船的船名。家裡有些抱更多懷疑態度的人認為，那船名綉上去的時間要比一九一二年晚多了。他們還從這樣一種推測中取樂，即他們的這位老前輩是穿著女人的衣服從泰坦尼克號上逃生的。最早的獲救人員名單上不是見不到比斯利的名字嗎？而在最後的傷亡人員公告中，在那些淹死的人當中不是倒有比斯利的名字嗎？這些都毫不含糊地證實了一種假設，即這位由錯認的死屍而搖身變成的神秘倖存者穿起襯裙，壓尖嗓子，直到安全抵達紐約之後才在地鐵的廁所里將那累贅的偽裝偷偷地脫去，難道不是這樣嗎？

這些猶太人中——半數是婦女兒童——誰也沒有在不久的將來再回德國的打算。儘管如此，按照船運公司的規定，他們全都被迫買了回程票。他們被告知，回程票的錢是用於應付「不測事件」。難民們抵達哈瓦那之後，漢堡——美洲船運公司會給他們開一張路費節餘的收據。錢已存入在德國的一個特別賬戶：他們只要回到那裡，就可以領回去。有些猶太人放出集中營是有嚴格條件的，就是要立即離開「祖國」。就連他們也被迫支付了來迴路費。

除了船票，難民們還從古巴移民總監那裡買來入境證。總監親自保證，他們進入他的國家不會有任何麻煩。就是他把他們划為「為娛樂目的的旅遊者」；在航行過程中，有些乘客，特別是年輕一些的，居然由原先受人鄙視的賤民轉變為尋歡作樂的遊客，這種轉變真是太大了。也許，他們逃離德國就和約拿逃離鯨魚一樣給人一種神奇的感覺。每天都是吃、喝、跳舞。雖然蓋世太保小組警告船員們不得違反《保護日耳曼血統和榮譽法》，性|交往活動在航行中照樣進行，從沒間斷。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快要結束時，舉行了傳統的化裝舞會。樂隊演奏格倫·米勒的音樂；猶太人化裝成海盜、水手和夏威夷舞蹈者。有些很有興緻的女孩裝扮成穆斯林妻妾，穿著用床單做成的阿拉伯裙服——這種改頭換面在船上比較正統的人看來不成體統。

也許是，或者，也許根本就不是。電影《大白鯊》拍成后，很多人試圖解釋這部電影何以對觀眾有如此的吸引力。它是否藉助了某種原始的隱喻，某種全球通曉的夢幻原型？是否利用了陸地和水之間的衝突要素，抓住我們對兩棲性概念的焦慮借題發揮？是否在某種方面與這樣一種事實有關，即幾百萬年前，我們還長著鰓的祖先爬出了池塘，自那以後我們一想到要回歸池塘就四肢發軟？英國小說家金斯利·艾米斯對這部電影及其可能的闡釋做了這樣的結論：「它講的是人們怕被那該死的大鯊魚吃掉而嚇得要死的故事。」

聖路易斯號本來就不打算扔下九百三十七個移民之後空船離開哈瓦那。另外有大約二百五十個乘客買好了回程票，經由里斯本去漢堡。有一種建議是，至少可以讓二百五十個猶太人下船，給岸上那些乘客騰出地方來。可是，你又怎麼挑選出二百五十個准許走下方舟的人來？誰來分開潔凈的和不潔凈的？抽籤嗎？

就在這時，一幫比較年輕的猶太人試圖劫船。他們衝上駕駛台，但在船長的勸說下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而在船長這一頭，他想出個計劃，等聖路易斯號靠近比奇赫德時點火燒船，迫使救援國收下他的乘客們。這個絕望的方案就差真的付諸實施了。到了最後，很多人已不再抱希望，游輪正在靠近歐洲，就在這時，比利時政府宣布可以接收兩百個乘客。此後，荷蘭同意接收一百九十四人，英國三百五十人，法國二百五十人。

現實要褊狹得多。我在離家半英里的一個補習班教了一學期。但不是和可愛的孩子們一起打發慵懶的時光，碰到什麼無休無止的遊樂日子，花粉飛揚，孩子們的母親戴著活潑的帽子，面帶微笑，屈尊俯就，還加幾分輕佻。我的時間都用來陪當地一個書商的兒子（他把自行車借我，我把它摔壞了）和郊區一個律師的女兒。對從沒出過門的人來說，半英里也算是不小的距離；在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看來，中產階級社會裡最不起眼的等級變遷也夠令人激動和畏怯的了。這個學校連帶著一戶人家，這家人住在一幢房子里。這裏的一切都是異樣的，因此也就更好：直挺挺的黃銅水龍頭，樓梯扶手的雕紋，真跡油畫（我們也有一幅真跡油畫，但沒有那麼逼真），滿滿一屋藏書的圖書館，老得已生蛀蟲的傢具，對繼承財產的漫不經心。廳里掛著一片殘缺不全的槳葉：黑色水鏟上用金字銘刻了大學校隊八個人的名字，他們每人都獲得這樣一個戰前陽光燦爛的年代的獎品；那玩意看上去奇異得沒譜，不知道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前花園有一個防空洞，這要是在家裡會看著難受，得用多年生耐寒植https://read.99csw.com物拚命遮掩住，而在這裏只讓人感到有趣和自豪。這戶人家和房子很般配。父親是個間諜，母親是個演員，兒子穿的是垂片領和雙排扣背心。我還用多說嗎？我那時如果已經看了很多法國小說，就會知道應該期待些什麼了。當然啦，我在這裏第一次戀愛。可那是另一個故事了，或者至少是另一章。

如果我們不是把上帝看做故事里的主角和道德上的惡霸，而是作為故事作者來看待，那麼，我們倒要為他的情節、動因、懸念和性格刻畫提上一筆。但是，在他那例行而又頗招人厭的道德說教中卻冒出一個聳人聽聞的奇特故事——那頭鯨魚的故事。從技術上來說，鯨魚這方面的文章根本就沒作好：這動物跟約拿一樣，明擺著都是走卒；水手們正在把約拿從船上拋下海去，上帝安排鯨魚就在這時出現，猶如突然冒出的解圍之神。這情節太牽強了。這條大魚在故事中的作用一旦完結，上帝就草草把它打發走。連那葫蘆的境遇都比鯨魚強，鯨魚只不過是一座水上囚牢，約拿在那兒關了三天，清洗他的藐視法庭罪。上帝用指頭將那鯨魚監獄到處亂撥，儼然一個艦隊司令在實戰演習中將他的艦隊在海圖上來回調動。

還有一些未經證實或者無法實施的提議，來自宏都拉斯的總統、美國的一個慈善家，甚至巴拿馬運河區的一個檢疫站。船繼續航行。乘客委員會向整個歐洲的政界和宗教界領袖發出了請求；不過，這時的電報只能更簡短了，因為船運公司已經撤回了免費發報設施。此時，有人提議，應該讓水性最好的猶太人每隔一段時間跳下船去，以此迫使聖路易斯號停船掉頭。這樣就會放慢船向歐洲航行的進程，可以有更多的談判時間。這個提議沒有被採納。

說到底，這就是約拿和鯨魚的故事之所以能支配我們的力量：害怕被一隻大動物吞掉，害怕被咀嚼，咂吧咂吧地咬爛，咕嚕咕嚕地含漱，用一大口鹽水衝下，再來上一群鯷魚清清口；害怕變瞎、失明、窒息、溺斃、鯨脂蓋頂；害怕喪失感覺，我們知道這會使人發瘋的；還有害怕死。自從某個虐待狂的海員為了嚇唬新來的服務生而編造了這麼一個故事以後，歷代的人們都怕得要死，我們也不例外。

在安特衛普，一個親納粹的青年組織散發了傳單，上面印著：「我們也想幫助猶太人。如果他們光臨我們的辦事處，每個人都可免費得到一段繩子和一根長釘子。」乘客們下了船。由比利時接收的那些乘客被裝上火車，車上的門加了鎖，窗子都釘死；他們被告知，這些措施是必要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由荷蘭接收的乘客被立即轉移到一個由鐵絲網和警衛狗包圍的營地。

我十八歲，在這個年齡的人中算是正常的：自閉，拘謹，從沒出過遠門，凡事看不上眼；良好的暴力教育，糟糕的社會意識，容易衝動。至少，我認識的其他所有十八歲的人都是這樣，我由此推測這是正常的。我等著升入大學，剛找到一份學齡前兒童家庭教師的工作。我看過的小說把我的工作角色形容得光怪陸離——在古老的石砌宅邸里做家庭教師，那兒有孔雀在紫杉樹籬中棲息，封閉的藏身洞里發現白堊似的屍骨；一個輕信的天真少女來到威爾士邊境一處古怪的私家大院，裏面一屋子喝得醉醺醺的彪形大漢和鬼鬼祟祟的色鬼。還有毛手毛腳的姑娘和無動於衷的管家。你知道這類故事的社會寓意：知識精英勢利熏心。

建這所學校的是祖父，他還住在校園裡。雖然已經八十五六歲了，他只是不久前才被我的某個狡猾前任擠出了課表。偶爾能看到他在屋裡轉悠，穿著乳白色亞麻外套，帶著學院領帶——岡維爾和凱厄斯，你應該知道的——和扁平帽（在我們家，扁平帽很平常；在這裏卻算時髦，多半說明你時常去獵兔）。他是在找「他的班級」，可總是找不到。他還談論「實驗室」，那隻不過是后廚房加上本生燈和自來水。天氣暖和的下午，他會坐到前門外面，帶一個羅伯特攜帶型收音機（我得知，全木構造發出的音質優於我喜歡的塑料或金屬外殼晶體管收音機），收聽板球評論。他名叫勞倫斯·比斯利。

如果你是個科學家，或者受到胃液懷疑論的影響，那就這樣來看這件事。很多人（包括我）相信巴特利神話，就像千百萬人相信約拿神話一樣。你可能不相信它，但實際情況是，這故事一講再講，又修改，又更新，搞得離我們更近了。因為巴特利就是現代的約拿。有一天，會發生一個水手從鯨魚嘴巴里進，又從肚子里出的事情，連你都會相信。也許不是在肚子里待上半天，可能只是半個小時。這麼一來，人們就會相信由約拿神話而引發的巴特利神話了。關鍵的問題是：神話並不是叫我們對某個經過集體記憶而添油加醬、改頭換面的事件追根究底；而是叫我們向前看那種將會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的事情。神話會變成現實，不管我們持什麼樣的懷疑態度。

他們開始拖時間。十九個古巴人和西班牙人被放下船去，外加三個有正規簽證的乘客；其餘九百來個猶太人等待談判的消息。各級參与談判的人當中包括了古巴總統、古巴移民總監、船運公司、本地救援委員會、船長，以及從聯合分派委員會紐約總部飛來的一名律師。這些談判持續了好幾天。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金錢、自尊、政治野rｅaｄ.9９ｃsｗ.coｍ心和古巴的公眾輿論。聖路易斯號的船長雖然對當地政客和他自己的船運公司都不信任，但至少確信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古巴進不去，美國肯定會在許諾的日期之前接受他的乘客，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有在美國的最終入境權。

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聖路易斯號上的乘客們陷入和全歐洲猶太人同樣的命運。他們的運氣是好是壞取決於他們被分派到哪個國家。有多少人活下來，各種估測莫衷一是。

當然，我們看得出來，這故事不可能有任何事實根據。我們老於世故，知道現實與神話之間的區別。鯨魚可能會吞下一個活人，不錯，我們承認有這種可能性；可是，那人一旦進入魚肚就別想活了。首先，他會淹死，不淹死也窒息了；十有八九，當他感覺那張大嘴為他洞開時就心臟病發作而死了。所以，人在鯨魚肚子里是不可能存活的。我們知道怎樣區分神話和現實，因為我們老於世故。

作為一個受過暴力教育的十八歲青年，我很熟悉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闡釋：歷史經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但在此之前，我還沒遇到過這一過程的範例。多少年過去了，我還沒找到一個比這更好的例子。

約拿好好的幹嘛跑到鯨魚的肚子里？這故事不太可靠，也許你也會這樣想。

勞倫斯·比斯利在他《泰坦尼克號的沉沒》一書中沒有提及女式服裝。美國出版商霍頓·米夫林把他安頓在波士頓一個居傢俱樂部里，他用了六個星期把書寫成；在書中描寫的沉船事故發生后不到三個月就出了書，從那以後隔一段時間就重印。比斯利因為這本書而成為這場災難中最有名的倖存者之一，在五十年時間里——一直到我遇見他的時候——時常有航海歷史學家、電影製作研究人員、新聞記者、紀念品追獵者、百無聊賴的人、陰謀論者以及令人厭煩的訟棍向他討教。別的船被冰山撞沉后，記者們也會急切地打他的電話，要他推測遇難者的命運。

我樂於贊同這種理論，因為它證實了我對這世界的看法。那年秋天，我在學院宿舍的鏡子上嵌進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樣幾行字：「生活是一場騙局，一切都在證明。過去我只是猜想，現在我已確定。」比斯利的例子提供了確證：泰坦尼克號的英雄在毛毯上作假，是個異裝騙子；這麼看來，我報給他虛假的板球得分是很合適而有理的。從更大範圍上講，理論家們認為，生活的本意是適者生存：比斯利的虛偽難道不是證明了「適者」只不過是最狡猾的人嗎？英雄們、具有衛士美德的堅貞可靠的人們、具有良好家世和教養的人們，甚至船長（特別是船長）——都高尚地與船同沉大海；而懦弱膽怯的、驚慌失措的、欺詐矇騙的都能找到理由躲進救生船里。這難道不是典型地證明了人類的基因庫是如何不斷地惡化，壞血統如何排擠好血統？

但是，且不說這一切，鯨魚還是風光佔盡。我們忘了故事的寓意（巴比倫吞沒桀驁不遜的以色列），我們不太經意尼尼微城是否被保住，或者被吐出的悔過者又凶吉如何；但我們卻都記住了鯨魚。喬托畫中的鯨魚正在咀嚼約拿的大腿，只剩下膝和打連枷一般擺動的腳還沒吞下。勃魯蓋爾、米開朗琪羅、柯勒喬、魯本斯和達利都用濃墨重彩渲染這個故事。在吉達，有一扇彩繪玻璃窗，畫的是約拿正從魚嘴裏出來，像一個徒步乘客跨出汽車渡船的出入口。約拿（畫成從肌肉發達的牧神到鬍鬚飄逸的老者，應有盡有）的畫像從源遠流長到形式多樣都會令挪亞羡慕不已。

從我掉下船去，感覺兩腿撞到什麼軟東西的那一刻起，我記憶非常清楚。我朝上看，發現一個巨大肋拱支撐的淺粉紅色和白色的頂蓋對著我壓下來。接著，我感覺自己被往下拽，兩腳先下。我意識到，我是被一條鯨魚吞了。我越來越被往下拖，肉壁四面包裹著往裡壓，但那壓力倒沒有痛感，我只要稍微一動，那肌肉就像橡膠一樣輕易讓開。

多明尼加表示可以按每個人頭五百美元的市場標準價接受這些移民；可這隻不過是照搬古巴的收費價目。委內瑞拉、厄瓜多、智利、哥倫比亞、巴拉圭和阿根廷都去過了，但都拒絕獨自承擔全世界的恥辱。邁阿密移民檢查官宣布，不允許聖路易斯號在美國的任何港口停靠。

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東方之星號船上三十五歲的水手詹姆斯·巴特利在福克蘭群島海域被一條巨頭鯨吞吃：

德國電台宣布，既然沒有一個國家接受這一船猶太人，德國只好收容和供養他們。不難猜出會把他們供養在哪裡。再說，如果聖路易斯號輪被迫將船上的墮落者和罪犯卸回漢堡，這就證明全世界的所謂關切只是虛情假義。沒有人要這些窮困潦倒的猶太人，因此，不管德國怎樣迎接這些骯髒的寄生蟲的歸來，誰也沒有權利提出批評。

故事是從上帝叫約拿去勸誡尼尼微城居民開始的。上帝毀滅邪惡城市的紀錄算是很可觀的了，可這尼尼微城不知為什麼還頑固不化地堅持罪惡。約拿因為不得而知的原因不喜歡這項任務，也許是怕尋歡作樂的尼尼微城居民用石塊把自己砸死，就逃之夭夭。到了約帕，他上了一條船，開往已知世界的盡頭：西班牙的他施。他當然不知道，上帝完全清九-九-藏-書楚他在那裡，而且能夠在東地中海興風作浪。一場罕見的大風暴席捲而來，海員們都是些很迷信的傢伙，便用抽籤的辦法來確定是船上哪個人引來了這場災禍。約拿抽到了那根短簽，或者是缺損的多米諾骨牌，或者是黑桃皇后。他即刻被扔下船去，又即刻被上帝特意安排在水裡的鯨魚吞到肚子里。

難民值多少錢？這要看他們處境多麼危急，他們的庇護人有多富裕，他們的東道主多麼貪婪。在這個入境證和恐慌的世界中，免不了是賣方市場。開價是隨心所欲、投機取巧而且出爾反爾。聯合分派委員會的律師開始提議為猶太人安全登陸付五萬美元，得到的回答是，三倍于這個數目倒可以考慮。可是，如果能漲到三倍，為什麼不再漲三倍？移民總監——他對不管用的入境證已經每個人頭收了一百五十美元——向船運公司提出再收費二十五萬美元以設法取消第九三七號令。一個號稱是總統手下的調解人似乎認為，給一百萬美元，猶太人就可以登陸。最後，古巴政府確定，每個猶太人要交五百美元的保證金。這個價作為每個入境的正式移民必須交納的擔保金有一定道理。於是，船上這些已經付了來回雙程路費，買過入境證，又按官方規定每人身上只剩下十個馬克的九百零七位乘客，合計要付四十五萬三千五百美元。

除開我的曾祖父，他是我所見到過的最老的人了。他的年紀和地位使我很自然地產生敬畏和無禮混合在一起的情緒。他的老朽——衣服常年沾滿污跡，下巴掛著蛋清似的口水——讓我心裏冒出一種年輕人對生活及其不可逃脫的臨終狀態的普遍反感；這種感覺自然轉化成對身處這種狀態的那個人的忌恨。他的女兒給他吃罐頭嬰兒食品，在我看來，這又一次證實生存只是一場酸溜溜的玩笑，證明這老頭特別招人嫌。我過去常常把編造出來的板球得分告訴他。他常在纖細的紫藤下打瞌睡，我走過時就大聲喊，「兩個出局積八十四分，比斯利先生，」我用托盤給他送去嬰兒正餐時還堅持對他說，「西印度群島隊三個出局積七百九十分叫停。」我告訴他還沒有打，根本不會打的比賽得分，胡編亂造的得分和荒誕無稽的得分。他會點頭作答，我就偷偷溜走，竊笑自己的小惡作劇，為自己全然不是他想象中的好小夥子而得意。

擱在船上的乘客當中有些人沒那麼有信心，因為前途未卜、拖延時間和天氣炎熱而感到懊喪。他們為了到達一個安全之地費了這麼多時間，現在又離得這麼近了。親戚朋友們還乘小船圍在遊船四周；有一隻提前從德國帶過來的獵狐狗，被人用船載來，再抱起來對著船欄杆和遠離它的主人。乘客委員會組織起來，船運公司向他們提供免費發報設施；請求干預的電報發給了有影響的人士，包括古巴總統的夫人。在這段時間里，有兩個乘客企圖自殺。一個用針筒注射鎮靜劑，另一個則割破手腕，跳入大海；兩個人都沒死。從那以後，為了防止再有人企圖自殺，夜裡有保安巡邏；救生船隨時待命，船上用泛光燈照明。這些措施使有些猶太人想起他們剛離開不久的集中營。

一九一四年，《論壇報》科學編輯德·巴爾維先生對此做了研究，斷定船長和船員提供的報道「具有可信度」。現代科學家們告訴我們，巴特利在鯨魚肚子里存活不會超過幾分鐘，更不用說船上不知情的水手們用了半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才救出這位現代約拿。可是，我們相信現代科學家嗎？他們誰也沒有真的進到鯨魚肚子里去。我們當然可以接受專業人士的懷疑論點，但不排除氣潭的可能性（鯨魚是不是跟大家一樣患有腸氣？），或者鯨魚因有某種疾病而使其胃液功效減弱。

約拿在鯨魚肚子里向上帝祈禱了三天三夜，信誓旦旦往後一定唯命是從，上帝於是叫鯨魚把懺悔者吐出來。等到下次上帝派他去尼尼微城，約拿理所當然地遵命前往。他到那兒譴責了罪惡的城市，說它要像東地中海其他所有罪惡之城一樣面臨滅頂之災。於是，尋歡作樂的尼尼微城居民就像約拿在鯨魚肚子里一樣萌生懺悔之念；於是，上帝最後還是決定赦免這座城市；於是，約拿極為惱火，這在他也是正常的，他費了那麼大的工夫才把劫難的消息傳達到，而那上帝素有搗毀城市的嗜好是出了名的，這回卻掉轉身來改了主意。好像這樣還不夠，上帝總是不厭其煩地要證明自己是主宰，這會兒他編造出一個奇特的寓言來耍他的奴才。他先是叫一棵葫蘆長起來為約拿遮蔭（我們應該把這「葫蘆」理解為蓖麻一類的植物，或者是棕櫚科，葉子生長迅速，遮天蔽日）；然後，只要絲手帕一舞，他就派一條蛆蟲把那葫蘆給毀了，讓約拿經受暴晒和酷暑。上帝對這一小幕街頭演藝是這樣解釋的：你不會因為這葫蘆沒幫你忙就懲罰它，對不對；同樣道理，我不會去懲罰尼尼微城。

聖路易斯號面臨的困境並不是一個無人關注的局部問題。德國、英國和美國報界都在報道這次航行。《先鋒報》評論說，如果猶太人選擇返回德國，就應該把他們安頓在達豪和布痕瓦爾德。與此同時，在哈瓦那港，美國記者設法登上他們戲稱為「讓世界丟臉的船」。他們這樣叫也許過於隨便。這類宣傳不一定是幫難民們的忙。如果丟臉的是整個世界，那麼，為什麼動不動就指望某個特定國家——該國已經接受了很多猶太難民——來承九_九_藏_書擔呢？看起來，這世界對自己的恥辱的自覺還沒強烈到促使其慷慨解囊的程度。因此，古巴政府決定不讓移民進入，命令聖路易斯號離開這個島國的領海。總統補充說，這並不意味著他已關閉了談判的大門。只是要等到船駛離港口之後，他才會考慮進一步的建議。

第二天早上，離派恩斯島還有三小時航程，船上收到一份電報：允許下船的消息還沒有得到證實。乘客委員會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一直在發電報給有名望的美國人，請求他們干預，到這會兒也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可以聯繫了。有人提到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市長，認為名字諧音弄不好會引發同情心。於是就發了一份電報。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聖路易斯號輪停泊在哈瓦那港口。凌晨四點，電喇叭鳴響起床號，半小時后，早餐鑼聲敲響。小船向游輪靠過來，有的載著賣椰子香蕉的小販，有的載著親戚朋友，他們對著船欄杆上面呼喊名字。游輪掛著檢疫旗，這是正常的。船長要向哈瓦那港醫務官員證明，船上沒有人「白痴，或者精神失常，或者患有討厭的疾病或接觸性傳染病」。這件事做完之後，移民官員開始處理乘客，檢查證件，指示在碼頭上領取行李的位置。最前面五十個難民集中在梯子頂端，等著坐船上岸。

既然整個美洲大陸都不讓進入，游輪只好繼續向北航行。船上的人心裏清楚，他們正在接近那一刻，到時只能掉轉船頭向東，無可奈何地折回歐洲。到了六月四日，星期天下午四點五十，收到一條新聞快訊。古巴總統看來已經允許猶太人在曾經是監禁地的派恩斯島登陸。船長掉轉聖路易斯號的方向，再一次向南航行。乘客們把行李搬到了甲板上。那天晚上吃晚飯時，化裝舞會當晚的氣氛又重現了。

船開始返航歐洲的時候，向英國和法國政府做了非正式的試探，打聽這兩個國家是否會接受猶太人。英國的回答是，他們更傾向於在總的歐洲難民形勢這個大背景之下看待目前的困難，不過，在猶太人回到德國之後，他們有可能會考慮准許這些猶太人進入英國的可能性。

後來，這條鯨魚被殺死，並被拖到東方之星號旁邊。船員們不知道他們失去的夥伴此刻已近在眼前，把白天剩下的時間再加上夜裡一段時間都用來割鯨魚的油脂。第二天早上，他們把吊鉤穿在魚肚子上，把鯨魚吊上甲板。魚肚子里好像有一陣陣輕微的活動。水手們以為有一條大魚或者鯊魚之類，便把魚腹割開，於是發現了詹姆斯·巴特利：他不省人事，臉、頸和手都被胃液漂白了，但還活著。此後兩個星期，他處於昏迷狀態，然後開始恢復。他後來完全康復，只是暴露部位的皮膚色素都叫胃酸給清除了。他一直到死都是個白化人。

在他逃生四十多年之後，他被聘為電影《冰海沉船》的顧問。該片在派恩伍德拍攝，很多片斷是等到天黑以後拍的，用一個相當於原船一半大小的複製模型和黑色天鵝絨折皺成的大海擺出沉船的場面。比斯利連著幾個晚上帶女兒去看拍電影，下面寫的這些是依據他女兒講給我聽的故事。比斯利對復活而又再度顛簸搖擺的泰坦尼克號很感興趣，本來也不足為奇。但他偏偏很想做一個群眾演員，跟其他群眾演員一起在沉船時絕望地擠向欄杆——你可以這麼說，他很想經歷另一種不同版本的虛構歷史。而電影導演也同樣打定了主意，這個顧問沒有必需的演員工會卡，不能讓他出現在影片里。比斯利慣於急中生智，做了一張能讓他登上泰坦尼克號模型的假通行證，穿上那個年代的服裝（一件事能通過再現而證實其真實性嗎？），就在那幫群眾演員中站住了腳。攝影燈光點亮，導演向這幫群眾演員交待他們將如何很快葬身於黑色天鵝絨褶皺之中。就在最後一分鐘，攝影機就要開始轉動時，導演發覺比斯利已經暗自移身到船欄杆的邊上；他抓起麥克風，明令那業餘騙子乖乖地下船。於是，勞倫斯·比斯利發現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趕在泰坦尼克號下沉之前離船而去。

六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聖路易斯號的英國分隊停靠在南安普敦。他們回想起來，他們已經在海上漂遊了整整四十個日夜。

古巴總統要求每個難民交五百美元保證金，外加一筆附帶的食宿保證金，用於支付在派恩斯島上過境期間的吃住開銷。美國律師表示（按照古巴政府的說法）願出總數為四十四萬三千美元的一筆錢，但又補充說明，這筆錢不只是用於聖路易斯號上的移民，還要包括另外兩條船上的一百五十個猶太人。古巴政府認為無法接受這種反提議，便撤回了自己的提議。聯合委員會的律師答覆全部同意古巴原先的要求。古巴政府回答表示遺憾，其提議已經終止，現在已無法重新生效。聖路易斯號輪掉轉方向，又一次向北航行。

聖路易斯號輪上掛的是納粹旗，這是正常的；船員中包含六七個蓋世太保偵探，這也是正常的。船運公司指令船長為這次航行儲備比較廉價的條塊肉，船上的售品部要清除奢侈品，公共房間里要除去免費明信片；但是，船長對這些指令大多陽奉陰違，決定這次航行應跟聖路易斯號歷次航行一個樣，儘可能保持正常。所以，當猶太人從一個對他們進行鄙視、有組織有計劃的污衊和監禁的大陸來到這條船上時，他們發現，儘管從法律上講這條船還是德國的一部分，船上掛著納粹旗，公共房間里有大幅希特勒畫像，但和他們相處的德國人都很有禮貌，殷勤專註，甚至恭敬順從。這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