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話一旦從另一個人嘴裏說出來，原先扭捏作態的自我貶低也就會生長出利爪來。

然而，世人仍在主觀地認為，只有偉人才適合做傳記的素材。

有意思的是，那些傳記主人公們令人嘆為觀止的履歷中很可能隱藏了某種人們對別人的活動普遍抱有的更卑劣的好奇心。當隨他們揮霍浪費的東西可能是一種窺視他人如何解決生活難題的慾望時，傳記主人公的名譽更使得傳記所具有的偷窺狂實質被人們所原宥。人們之所以熱衷於了解拿破崙的性情趣，不僅僅是因為——甚至主要不是因為——他是名人，而是因為他們普遍對房中之事津津樂道。在一群粗野女人隔著籬笆牆說長道短的過程中，奧斯特利茨和滑鐵盧很可能只算是無足輕重的無花果葉子而已。

然而從近處看去，傳記作家主要關心的似乎並不在於強調偉人與普通人之間的差別在於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要著力表現偉人（儘管他們征服過俄國、制服過印第安人、寫過《邏輯哲學論》、發明過蒸汽機）與普通人所出的車費一樣多，就像你和我一樣。讀傳記的樂趣部分在於，它能使人想起那些被認為是由較堅硬的材料構成的生物的血和肉。人格是有情趣的；講述細節與歷史所產生的人性被氣筆從其莊嚴的畫像上修去了。

「你瞧，他們讓她們把腿都跑斷了，」他解釋說，儘管誰都能夠看出這位老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剛才，有一個善良的女人在聽他講。他趕緊從大腦的密室里取出記憶的包裹，正要當她的面把包裹抖落開來，那女人卻走開了。他的故事主要是講述自己。他需要一位年輕的護士發發善心，聽他傾訴。我想，看到她要走，他肯定感受到了自尊心受到的傷害。沒有傳記作家把他的話記錄下來，為他制定口述計劃，幫他安排回憶。他在把自己的傳記分別滴灑進一大堆不同的容器里。人們總是聽上三五分鐘，然後便拍拍他的肩膀走開，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由於別人都需要工作，能對他付出的同情是有限的。於是他死了，只在一盒子褪色的散亂信件中留下了自己的一些碎片，在家庭相冊中留下一些未加說明的照片；只對他的兩個兒子以及後來坐著輪椅在他的葬禮上露了露面的少數幾位朋友講述了幾件軼事趣聞。

考慮到這種傳記衝動的倫理價值，我竭力尋找合適的對象。然而我吃驚地發現，在這個星球上生活或曾經生活過的數十億居民中，傳統的傳記作家所選擇的目標竟是如此狹窄。假如像沃霍爾所暗示的那樣，一千七百十一個世紀之後僅僅為了給當時的每個人提供方便而導致交通阻塞的話，就會出現某種自私現象：一些人物會頑強而貪心地攫取傳記地盤，如希特勒、巴迪·霍利、拿破崙、威爾第、耶穌、斯大林、司湯達、丘吉爾、巴爾扎克、歌德、瑪麗蓮·夢露、愷撒、W·H·奧登。其原因不言而喻，因為這些人物生前對他們的男女同胞產生過巨大的有益或無益、藝術或政治的影響。人們可以懶洋洋地說，他們的生命比普通人的生命更偉大；他們最大限度地表現出了人類的潛在價值。這種價值令早晨乘短途火車上班的人們感嘆與震驚。九_九_藏_書

在混亂中尋求典範的人們喜歡一種現象，在那種現象里，一個人有時會把興趣集中在某一個詞上，然後他會不可思議地在一個短時期內在多種不同場合聽到它或讀到它。更不可思議的是，無論那個詞是客觀存在，還是僅僅因為一個人的感覺對它特別敏感，語言片段都似乎像是從上邊飄落下來的符號。無論對「似曾經歷的幻覺」一詞做何解釋，據別人說我難得擁有的那種同情此刻卻在一位傳記作家隨著材料肆意溢出的語境里重新露面了。這種差異導致我突然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探索者的高尚品德產生了一種孩子般的妒忌。這一切就發生在光線暗淡的文學書店裡，發生在監控攝像機的鏡頭以及可愛的店員們的睽睽目光之下。

然而，要實現沃霍爾的這種美好願望絕非易事，那純粹是因為人數太多。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地球上的人口已經超過了五十五億。要對現有人口每人關注十五分鐘，至少需要一千七百十一個世紀。

「一個人很少會對另一個人如此感興趣，」一位評論家斷言，「傳記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對傳記的主人公表示過如此同情。作者從心理、性、交際等各個角度審視了維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過程中再現了本世read.99csw.com紀最複雜的思想家的內心世界。」

當然，也許有人會反駁說，過去從沒有如此多的人為他人的瑣事花費過如此多的時間。你到裝飾幽雅的書店裡瞧瞧，那麼多詩人與宇航員、將軍與部長、登山運動員與製造商的傳記全都擺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它們宣告了安迪·沃霍爾所預言的那個神話時代的來臨。在那個時代里，每個人都會出名（即被立傳）十五分鐘。

說起來令人震驚，拿破崙（即無往不勝的波拿巴，他的遺體體面地躺在十英尺厚的大理石下面的鍍金棺材里）喜歡吃烤雞和帶皮煮的土豆。就是憑著愛吃這些周末晚上人們可以在超級市場輕易買到的粗劣食品，他才變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一個人們可以與之交往的人物。他生前喜歡參加各種日常活動，甚至還會哭，有各種瑣碎的雜事，咬指甲，妒忌朋友，喜歡錢但謾罵橘子醬——這一切都能夠熔化這一官僚形象堅如磐石的英雄主義。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琢磨透你，」一位曾和我共同生活過六個月的女人的來信開頭這樣寫道。接著她拿定主意，她寧願看著我死，「也不願去琢磨一個人怎麼會如此缺乏自我意識，同時又如此自我迷戀。你說你愛我，但一個孤芳自賞者除了他自己絕不會愛任何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不太懂得交際方法，但你的交際能力之差異乎尋常，令人討厭。我在乎的東西你一樣也不尊重。你不加選擇地以專橫跋扈、自以為是的態度對待一切。我跟你這樣一個利己主義者在一起，浪費的時間實在太多了。你不能傾聽我的需要，只關心自己的耳垂，不關心其他任何東西……」

那位店員重又玩起縱橫填字遊戲來。我正準備用另一本書把那本損壞的書換下來，突然在損壞了的滿是塵土的護封中央的一段文字中——而不是在我耳垂上和無能上——看到了「同情」一詞。

無論是要依靠信件還是日記，無論是會見女傭還是園丁，無論是相信桂冠詩人、他的亡妻，還是他們的報刊經銷人，內省的傳記作家們在問及他們的職業時，此類關切很少會在他們提出的問題中出現。但它表明，沒有理由認為下一個走進我的生活的人所做的具有移情效果的努力將會比人們預料的最平庸的傳記作家所做的努力小。看來，在最普遍但複雜的而又有趣的理解別人的過程中，不尋常的價值就在於發掘傳記傳統手法的潛藏作用。

幾周之後，我在倫敦一家書店裡瀏覽圖書。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揚聲器里播放著莫扎特的管風琴協奏曲，意在烘托1900年以前的樂曲中難以理解的古典情趣。在從一張上方掛有燙金的「傳記」牌匾的桌子邊經過時，我一不小心撞在一摞書上面的一本大部頭書上。書滑落下來，掉在紫紅色的地毯九_九_藏_書上，盪起一股塵土，並引起了一位在對面櫃檯上玩縱橫填字遊戲的樣子十分可愛的店員的注意。

幾個月前，我眼看著祖父在受盡癌症的折磨之後，於八十歲生日前夕死去。他不得不在倫敦的一家醫院里熬過生命的最後幾周。在那裡，他跟來自他老家諾福克郡同村的一位護士交上了朋友。她一有空，他就對她講述自己一生的經歷。一天晚上我下班之後去看他，他用拘謹而又自嘲的語氣說，年邁體衰的老爺爺們不應當惹這麼忙的職員厭煩。那天下午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位護士朋友嘮叨他在北非沙漠戰役中跟隆美爾作戰的情況。他說戰爭爆發不久他就入了伍，先在一個特種兵基地受訓，然後乘在地中海游弋的潛艇到達亞歷山大。接著他又講述坦克戰的故事、可怕的乾渴以及短暫的一段拘留營生活。然而，他正講到興頭上，一抬頭，看見那位護士正準備離去。此刻她正跟一位醫生和另一個護士站在病房門口。

在講述那些絕不可能和我們在一起喝酒的人們的行為時，傳記保護了我們，沒有把我們或明或暗地統統卷進傳記工程里。我們的每一個熟人都要求我們理解一個生命。在這一理解過程中，傳記的傳統手法起著優先作用。它的敘事傳統決定著我們可能講給自己聽的有關我們認識的人的故事的發展過程；它構成我們對他們的秘聞的感受；它是賴以安排他們的離異和休假的標準；它是我們選擇的方法，彷彿我們的選擇是自然而然的，我們對他們本人而不是他人的記憶確信無疑。

自我羞辱的魅力就在於，它能使人知道刀子要插多深，並能像外科醫生一樣準確地避開最敏感的神經。它是一種無害的遊戲，就像自己胳肢自己。當埃爾頓·約翰按照歌唱家和眼睛濕漉漉的詩人們的陳腐傳統用一支動人的情歌向自己的心上人哭訴說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藝術能充分表達他的激|情（《你的歌》，1969）時，假如我們猜想他曾經一時懷疑過自己的天賦的話，那我們就太愚蠢了。他之所以能貶低自己的音樂技巧，顯然是基於一種謙遜而又根深蒂固的傲慢看法，那就是：事實上他曾經寫過一些精品。正如約翰生博士在談到這些自我羞辱的行為時所說，這是一種令人愉快的遊戲，因為它能使一個男人（格言里似乎沒有女人的位置，至少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是如此）「顯示他能寬容到什麼程度」。究竟需要對音樂有多大的把握才能唱得悅耳動聽，人們並沒有定論。一個人如何才能有更大的把握不產生——而不是偶爾不產生——自己是一個「只顧自己的吝嗇鬼」的想法呢？約翰生式的自我貶低是由堅信不疑派生出來的：「瞧，媽媽，沒有人」會傳播你的大話，原本需要使勁握住自尊心的車把的手可以暫時放鬆一下了。於是，一個人便可以一邊依靠慣性向山下滑行，一邊興高采烈地喊道：「我是一個如此糟糕的歌手」，以及「啊，我真是一個頑童」。九*九*藏*書

實行起來有什麼樣的實際困難暫且不論，哲學家西奧蘭無意間提出的一個問題也給沃霍爾的願望潑了一瓢冷水。他曾經寫道：一個人真正對另一個人感興趣的時間最長不會超過一刻鐘（您別笑，不信試試看）。也許人們一直認為，弗洛伊德最希望人類能夠互相理解與交流。然而就連弗洛伊德也在晚年對一位採訪者說，他的確沒有什麼可抱怨的：「我已經活了七十多年，不愁吃，不愁喝，該享受的都享受了，還遇到過一兩個幾乎理解我的人。我還求什麼呢？」

不管他們如何斷言，不管有什麼樣的障礙，傳記作家的使命還是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促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想法：以儘可能充分地理解一個人的迫切願望去理解另一個人，將自己潛入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用他人的目光觀察世界，追蹤某一些人的童年與夢想，探索他們從拉菲爾前派繪畫到水果味冰糕的興趣範圍。何不自己試著寫一部傳記呢？那將是對自己多年來沒有認真傾聽別人訴說所表示的小小悔過。這些年來，我一次又一次無聲地打著哈欠，對計劃明天要做的事感到疑惑。與此同時，就在我喝最後一杯咖啡的時候，微型傳記一部分一部分在我面前展開。

兩個世紀以前，曾有一種聲音對這眾口一詞的假定提出過簡短的異議，只是當時傳記越來越多，堆積得像大山一樣壓在吶喊者的頭上，也壓抑住了這種不同的聲音。發出這一聲音的是約翰生博士。他若有所思地說：「一個人對其一生明智而忠實的敘述鮮有毫無用處者，這是因為，不僅每個人都有與他自己生活在同樣條件下的偉大的同代人——對於那些人來說，他的錯誤與失敗、逃避與對策，顯然也是有直接警示和借鑒作用的；而且除了弄虛作假外，人類總還有這樣的共識：所謂好與壞，其實都是人類的共性。」

這種看法似乎非常重要，簡直是傳記領域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傳記關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蓋的則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處。正是這種普通生命的非凡之處，使得約翰生認為，他有能力，也值得為ｒｅａｄ.９9ｃsｗ•ｃｏｍ掃帚的生命寫一篇生動活潑的報道。

無論這種想法會令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們多麼掃興，然而，在擠橙子汁或在深夜瀏覽電視頻道時，讓這種想法從心裏悄悄冒出來是一回事，而能在聽到另一個人憤怒的指責聲以及在地上摔碎花瓶的響聲后更堅定這種想法的正確性是另一回事，這兩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這件事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有害卻又普遍存在的冷漠中的角色。大多數人正是以這種冷漠打量自己的同類，卻對他們的年表和最早期的照片、他們的文章和日記、青春期和成熟期、學歷和婚禮賓客視而不見。將突然冒出來的自私拋在一邊，用一個腳趾頭踢一下鐵桌子的邊沿，然後以當務之急是關心腳為理由，往往足以能夠把注意力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來。

不管怎麼說，她的指責的大意還是給我留下了印象。然而現在，每當在宴會上碰到有些客人禮貌地推說再去取一杯飲料卻一去不返，留下我一個人陪著花生米，更加小心翼翼地捧著自憐自艾的錢罐子的時候，我便對她的指責產生了懷疑。「耳垂」一詞更是緊緊地卡在大腦里。

無論一個人對這個星球及其居民有什麼樣的經驗，無論他的判斷是多麼公正，他的熟人如何變化，假如他認真地說迄今為止他所遇見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誰也不會感到意外。他對愛情與文學、宗教與娛樂、下流笑話與家庭衛生的情趣全都無可指責；他的挫折能夠激起他對人孜孜不倦的關切和同情；他早晨的口臭不會讓人暗暗厭惡；他對人類的看法似乎既不殘酷也不幼稚。

一生中只遇到過一兩個，多麼可憐的數字啊！儘管數目少得令人難受，它卻促使我們對我們跟那些我們深情地稱之為朋友的人們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不是密切產生了懷疑。你可以想象出弗洛伊德臉上對傲慢的傳記作家所報以的扭曲的笑容。那些人一直跟他跟到墓地，然後寫出書來報告說，他們是第一個抓住了他的個性本質的人。

我看到書的護封上被我弄破了一點，便假裝一時對書的內容產生了興趣，捧著翻看起來，希望能以此騙得那位店員對我失去興趣。那是一部介紹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生平的書，內容包括兩個年表、一篇傳記、四十頁註釋和三組哲學家穿著游泳褲頭以及他在保姆懷抱里的照片。但該書顯然未能向讀者闡明那位已故哲學家所感興趣的那個問題。然而，既然該書的目的是確定《邏輯哲學論》的作者的生平線索，包括以前未被發現的有關他和他的弟兄們的關係的材料，這一點疏忽又算得了什麼呢？

讀者大可不必對我興師問罪，只須用人類的文明語言說一聲我跟迪維娜不般配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