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儘管慷慨，讀者渴望了解更多的東西也情有可原。然而在倫敦什麼地方呢？1959年5月的天氣如何？編輯有沒有邀請佩因特共進午餐慶祝該書出版？義大利午餐還是法國午餐？伊利諾斯州的埃文斯頓究竟在什麼地方？那裡有能飲用的咖啡嗎？

令人失望的是，傳記作家們獨立生活的跡象少得可憐。「致謝」的結尾偶爾會加上一個羞羞答答的暗示。有幸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一本書完成的地點或日期。喬治·佩因特在其著作《論普魯斯特》一書中巧妙地落上了「1959年5月于倫敦」；而理查德·埃爾曼在介紹喬伊斯的生平時加上了「1959年3月15日（我的生日）于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

她總有提不完的問題：電視機關了以後，住在電視里的人幹什麼呢？他們不嫌地方小嗎？他們怎麼會變那麼快？媽咪不是老說牛奶多麼有營養嗎？可她想往電視機側面的通氣孔里灌一品脫牛奶喂喂電視機里的人，媽咪為什麼要打她呢？還有其他一些問題：如果地球像一個乒乓球在太空里漂浮，那太空在什麼東西裏面漂浮呢？還有一個更大的房間能讓太空在裏面漂浮嗎？也許有人看地球就像她看花園牆縫裡的螞蟻一樣大？布里思頓太太，那個老保姆，她走了嗎？過去每天上午她總是先哄她玩，然後自己再去睡覺。她不讓伊莎貝爾睡過頭了，可她自己為什麼睡那麼長時間呢？已經睡了好幾個星期了。伊莎貝爾問媽咪她到哪裡去了，媽咪傷心地說，可憐的布里思頓太太安息去了。安息是什麼意思呢？後來爸爸給她解釋說布里思頓太太到天國去了，那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跟他們聖誕節去過的露天遊樂場差不多，有扔圈套玩具的，套上了玩具歸你。但那些圈都扔不遠，最後只能套得一隻塑料青蛙。啊，那是一個油綠色的小東西，夜裡拿眼睛瞧著她。不過，要是用床單蓋住它的頭，它還能看見她嗎？布里思頓到天國去了。誰要是睡懶覺就會出這種事。伊莎貝爾想要早點起床了。有時候，她看見月亮在窗戶角里漂浮。它為什麼撞不上飛機呢？白天為什麼沒有月亮呢？夜裡為什麼也是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呢？也許是因為它很害羞。她想跟月亮交朋友。

「你從哪兒聽說的這種無稽之談？」

然而，傳記里看不見作者的影子不應當簡單地解釋為作者謙虛。假如問理查德·埃爾曼，毫無疑問他會愉快地向你解釋伊利諾斯州埃文斯頓哪家飯館的飯最好，或他的妻子（「……瑪麗·埃爾曼，埃爾曼的書到處都有她改動的痕迹，從概念到表達……」）對他的書有什麼看法，或什麼原因導致他喜歡喬伊斯，或他的孩子們對他們的父親一天到晚泡在圖書館里有什麼反應。硬要把他從這些枝節問題中拉出來是不禮貌的。這是傳記寫作內在的哲學前提的一部分。即：絕不能簡單地把寫出自己的觀點當成目的（這是幾年前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個遙遠國度的愛爾蘭人在埃文斯頓的觀點），而是要努力寫出生平本身，儘可能擺脫偏見與感情脆弱的學究氣。從這一點上看，寫得不好的傳記恰恰是作者過多地將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主人公。讀者從中讀到的更多的是作者的情結，而不是他們花錢買書所希望了解的偉大人物。

女王和她的僕人喜歡玩一種遊戲：兩個人都坐在廚房裡的洗衣筐里。那兩隻筐子的形狀很像是爺爺送給她們的那本書里的北歐海盜船。她們必須征服一塊外國領土，也就是那張桌子，掠奪敵人的財寶，也就是食品櫃里的東西。她們編造一種海盜黑話，結果惹惱了此地不是海盜的人們，因為他們想讓她們乾脆地回答出女王和她的僕人一頓飯要吃多少土豆。

那麼，我何不開始我的艱難的寫作過程呢？與消失在伊莎貝爾枯燥無味的生平年表背後相比，簡單介紹一下我是怎樣認識她的、我對她有什麼印象、這些印象是如何形成的、我抓住了什麼、對她有什麼誤解、我的偏見是如ｈｔｔpｓ://rｅad•99ｃｓw•ｃoｍ何干擾我的以及我對她的深入了解是如何形成的，豈非更加真誠一些？根據海森伯的測不準原理，我需要——起碼是暫時需要——先從早年的那些日子寫起。

他們更不可能會注意到，當女嬰的母親看到這個臉蛋紅撲撲的小生靈竟敢跌跌撞撞地闖進人世，現在又開始用如此期待的目光凝視著她時，臉上所出現的那種尷尬的怪相。女嬰的父親抱著熱乎乎的襁褓，好像抱著一個手榴彈。看到小不點伊莎貝爾的眼睛跟自己的一模一樣，小嘴巴又像他父親和爺爺的嘴巴一樣嘴角尖尖的，他的心裏樂滋滋的。而對於女嬰的母親來說，這種遺傳只能使她想起，正是這個孩子，使她不能嫁給她唯一愛過的男人——一位長著一雙杏仁眼，擁有一間充滿陽光的工作室的法國藝術家；正是這個孩子，迫使她和一位最近受雇於一家大型跨國食品聯合企業結算部的古典學畢業生結合。

「水真的很討厭，」她回答道。「水是那麼乏味，有那麼多——你知道——那麼多水分，」她聳聳肩膀解釋說。

「這就是我奇怪的童年，既頑皮，又羞怯，還有點危害性，」伊莎貝爾二十五歲時這樣說。說到這裏，她突然難為情地關閉了記憶之門，生怕有人對她說話只憑熱情、不講禮貌的表現感到震驚。

這對夫婦搬到倫敦，住進了帕丁頓的維多利亞街區一所房子的三樓。克里斯托弗在謝潑茲鎮一個機關工作；拉維尼婭宣稱她的一生已毀，便開始撰寫她的博士論文，儘管在房子坍塌在毀滅性的大洪水裡之前她不能遠離那所房子。丈夫發怒的時候，她就憂鬱地用法語同他說話（「這件事必須做」，「真遺憾」，「你真是個傻瓜」，「思想意識不錯」）。她想，上大學的時候學了那麼多年的語言，她不能荒廢了。

「晚上七點半鍾你還喝牛奶？」

儘管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把生命比作從A開始到Z結束的字母表，但生命的歷程決不會受這種語法約束。它就像是一個糊塗的孩子弄不清字母順序而又不斷嘗試著擺放一樣。一個人會從Q開始講述某個人的生平，然後回過頭來到D，接著他的興趣又轉向S，在移動中的R上空盤旋，時不時地降落下來撿一些十五歲時發生的事——這是由自動唱機播放的一支歌或從一本被遺忘的關於巴厘島雛鳥遷徙方式的書本里掉下來的一張照片引發的聯想。

「我餓了，」伊莎貝爾突然站起來，從窗台上拿起手提包說。「你想不想跟我回家吃晚飯？我可以湊一些凍魚條什麼的。」

「來一杯喜力啤酒和一杯牛奶好嗎？」我問酒吧老闆。他的表情好像是發現了比最重量級拳擊手更能賺錢的行當。

「當心，千萬別跟她去，我的朋友，」酒吧間老闆傲慢地眨巴一下眼睛告誡我說。

「不是我要喝，」我辯解說，「是別人要喝，是她。啊，她要開車回家了。」

然而，等到雅克得知這一消息，對這種苟合聳著肩膀時，兩億五千萬個精|子已經在拉維尼婭的體內游完了第一圈；有好幾百個接近了輸卵管深處的一個卵子，其中一個僥倖破壁而入。在那個時代，上流社會認為這種事是不正當的。於是拉維尼婭別無選擇，只好任憑孩子在肚子里成長；而她本人也只好狠狠心嫁給了孩子的父親。

「謝謝，」我端著牛奶和啤酒回來時，伊莎貝爾說。

所有這一切，都給她的女兒伊莎貝爾即將降臨的這個世界增添了色彩。既然歷史認為當時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時代，人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幼兒早期經歷的重要性上。據羅傑斯先生說，他女兒開始階段的情況是令人鼓舞的；他的妻子認為，她對那場無法想象的苦難經歷了一個噩夢般的適應過程；而伊莎貝爾則無從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苦難。

「很少有人指責我沒有教養。」我低頭看看桌子和空玻璃杯。「要不咱們再喝點別的什麼？」

「除了那些在社交中同某個人一起吃、喝、生活過的人之外，誰也寫不出他的生平來，」約翰生曾經這樣告誡過鮑斯韋爾，後者把他的話當即記錄了下來。「我星期天一般要吃一個肉餡餅，」他這樣寫道，接著便開始說明對他在家裡吃的那頓飯的描述是準確的：「在這裏，一頓飯被認為是一種孤立的現象。由於經常有人詢問我有關這方面的情況，我的讀者也許很想了解我們的菜單。那我不妨告訴你：我們吃了一道很好的湯、一道羔羊腿燉菠菜、一個牛肉餡餅，還有一份大米布丁。」

很顯然，傳記https://read.99csw.com受到了海森伯理論的很大影響。傳記的目的是再現「確定的」生命，是該生命最可靠的版本。這一點，《海森伯傳》的操刀人布洛格斯未能抓住，因為他沒有同海岬旅館的服務員領班交談過，從而忽略了主人公的手足病醫生的回憶。這種偏見同我偶然遇到的精神分析界的偏見很相似。在精神分析界，治療專家總是竭力避免拋頭露面。你不能問他們是否喜歡最近上映的某部電影、更喜歡在哪裡度假，更不能問他們對你所談的令人驚訝的私人情況有何看法。每當只有一個人回答問題並對別人透露自己的私事而引得人滔滔不絕地提出一連串他不願回答的問題時，你對他說話以勢壓人只會讓他感到不舒服。

由於無事可做，伊莎貝爾只好靠探索起居室打發日子：研究如何撕下沙發墊的襯裡、將球莖狀煙灰缸摔到地板上會怎麼樣、嚼嚼電話繩會是什麼味道。廚房裡的餅乾可以吃，也可以扔到地上；在黑白瓷磚上敲打，直到弄得地板髒兮兮的。還沒有品出來餅乾好不好吃，媽咪進來一看，臉色頓時由白變紅。你看見她彎下腰來，激動得不得了。她掰開你的手，把纖維餅乾扔進筒里，裝出一副生氣的樣子。你知道，你只要笑一笑，一切錯誤都會被原諒。爸爸總是天亮出去，夜裡回來，而且身上總是那一種氣味，吃飯的時候腮幫子一鼓一鼓的。他喜歡把你扛在肩膀上，你高興得哈哈大笑，因為從上往下看，一切似乎都很小；再說，你還可以夠到燈泡，看燈泡跳舞。再往後，你上學了。學校里有走廊，走廊聞起來有一股檸檬味。你學算術。老師哪裡會知道你寫的8不正確，是用兩個O拼起來的呢？正確的寫法很難嗎？

我現在又被緊隨傳記其後的另一個推斷所困擾，那就是：假如傳記必須很嚴肅，那就會抹殺作者的風格。那樣的傳記只能是一個被寫得蒼白的主人公生平；作者只會從沒有視角的立場研究他的生平。那樣的作者只能是徒有其名；他捉筆的動機就成了一個謎（要求我一有機會或付過飲料費后就退出舞台）。一個傳記作家會像一個羞怯的主人一樣引退一邊，讓客人們于適當的時候發言，自己很少作評判；即便是作評判，也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再三之後才開口，很少有感情用事，偏袒一方者。

「啤酒。給你要點什麼？」

「啊，真是烹飪大師。聽起來不錯。」

假如人僅僅有一次生命，那麼，傳記作家置身於傳記畫面之外就是至關重要的。那樣他就可以不受競爭性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興趣的胡亂干擾，細心而公正地讓生命再現。然而，我們的生命卻像我們能與之交談的人一樣多。我們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候，有些事情可以談，而有些事情就不可以談；警察給我們的是一種感覺，而極端宗教組織的成員給我們的是另一種感覺。這種相對性促使海森伯提出了測不準原理。它用以解釋觀察者既觀察事物、同時又影響被觀察事物的所有情況。據說，海森伯曾經說過，假如你用顯微鏡長時間觀察一些原子，那些原子就會顯得極不自然；它們會開始做一些私下裡沒有做過的事。同樣，用望遠鏡偷偷觀察你的鄰居，可能會中止他們在起居室地板上摟抱的計劃。

我一向認為，講述童年應以線形結構開始。每一部傳記都是從早年開始的，從主人公後來的詩歌和散文中提煉出趣聞軼事來，從親愛的姑媽姨媽、態度曖昧的同胞兄弟姊妹或默默無聞的學友的回憶中摘錄出一個個事件來對早年加以修飾。那些早年的同窗好友往往喜歡因偶爾同大航海家或政治家有過接觸而撈取資本，或在上奧數課時碰巧和他們鄰桌，或一起用射豆玩具槍射擊過生物老師。

後來媽咪發胖了，房間里突然增加了一張黃色的童床和各種氣味。媽咪和爸爸只關心那個愛尖叫的小東西。他們想去別處玩的時候就到奶奶那裡去，因為花園裡的玫瑰不能碰，一碰就咬人。起先她不喜歡那個小東西，不過後來她慢慢學會笑了，跟著她圍著房子轉。大家都叫她露西。露西很聽話，叫她幹啥就幹啥。於是大家就管她叫僕人，而伊莎貝爾是女王。伊莎貝爾對僕人說她的主人有魔力：她能跟樓下的花貓hｔtps://ｒeａｄ•９9csｗ•coｍ說話；那隻貓不願意跟露西說話，因為它不喜歡她；她也能夠跟小鳥說話。聽了這話，露西哭了起來，因為那麼多小鳥，沒有一隻跟她說過話。

寫得糟糕的傳記就像是十九世紀一次悲慘的工業運動的繼承人，它們製造了弗吉尼亞·伍爾夫所描述的「一團亂麻，製造了一部《丁尼生傳》或《格萊斯頓傳》，讓我們悶悶不樂地到裏面去尋找嬉笑怒罵聲，尋找能夠證明這件化石原是一個活人的任何蹤跡」。

一開始，她幾乎當著克里斯托弗的好朋友雅克的面向克里斯托弗建議開車到鄉下旅行。然而，儘管她費盡了心機，那次旅行卻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雅克對此顯然不願作任何反對的表示。這使拉維尼婭大為失望。她把部分怨恨發泄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有一次在酒店用過午餐時，她挑逗似的對克里斯托弗說，她從書上看到，男人的性功能到十九歲就已經過了高峰期。說完，她發出了一陣長長的、刺耳的咯咯笑聲。這也許能夠解釋克里斯托弗為什麼會產生把拉維尼婭拉到臨近的牧場里併發瘋似的摟抱她的強烈慾望。克里斯托弗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為他有一個願望，那就是證明他到了二十來歲仍舊性|欲旺盛；拉維尼婭之所以沒能阻止他那樣做，是因為她想體驗一下這件事跟她那位傲慢無理、薄情寡義的法國情人究竟會有多大關係。

當歷史學家們開始講述二十世紀後半期的時候，他們不大可能長時間停頓下來去考慮這麼一件事：一個渾身沾滿血污、體重四磅半、名字叫伊莎貝爾·簡·羅傑斯的女嬰於1968年1月24日剛過半夜時在倫敦的大學醫院降生到了這個世界。那女嬰是克里斯托弗·羅傑斯與拉維尼婭·羅傑斯夫婦的女兒。

「我都入迷了。」

「我不介意喝橘子汁，」我對伊莎貝爾解釋說。這是我對她的詢問的進一步反應。「我只是更喜歡喝水，不喜歡喝人工飲料。多數時候人工飲料冒充果汁，但它其實不是。」

然而，他們不應該掩蓋最優秀的海森伯的傳記以及鮑斯韋爾對約翰生的描寫中所包含的另一個傳統。該傳統認定：對一個人生平的忠實記述只能來源於作者與主人公的關係。這樣的傳記既充滿了傳記作家的風格，又充滿了主人公約翰生博士的風格。

學者的配偶是一個有誘惑力的秘密。瓊·佩因特是誰？她對丈夫把大量的情感與精力奉獻給一個神經質的、具有本世紀特徵的法國天才作何感想？她喜歡普魯斯特？抑或是更喜歡托爾斯泰甚至阿諾德·貝內特？人們背後給普魯斯特取過綽號嗎？有沒有關於喬治與馬塞爾一起度假的笑話？用這麼大的好奇心不僅考證普魯斯特的生平，而且考證佩因特如何發現了生活、哪些瑣事令他厭煩、他去巴黎從事研究工作的時間、他在哪些旅館下榻過、下午他是否在國家圖書館對面的咖啡館里考慮放棄一切、是否在多爾多涅謀求一個教師職位。這樣做有用嗎？這些全都是異端的想法，儘管那些具有永不滿足的好奇心的傳記作家們應當原諒讀者反過來用他們書中的一些材料攻擊他們。讀者一方面必須為傳記的主人https://read.99csw.com公所吸引，同時對作者又絕對不感興趣，就像對電話號碼查詢台低聲下氣的回答聲不感興趣一樣。這其中難道沒有不平衡的地方嗎？（把聲音當作人看待可能會嚴重威脅一個人打電話的優先權。一想到話務員是一個人，有房子，可能還有孩子，但肯定有牙刷，火車站電話號碼的優越性便會大打折扣。這種理解可能會引導你提出一連串的問題，比如：他的牙刷是什麼顏色的？此人求愛時遭到過拒絕嗎？他們游蛙泳嗎？他們的羔羊肉需要在烤箱里烤多長時間？）

「事實上，我寧喝西柚汁也不願喝橘子汁。」我想了想又說，「因為，不管怎麼說，做假西柚汁更容易，而且味道不錯。」

「這又不犯法。」

我曾希望我寫的傳記是詳盡無餘的，但我感到這很難辦到，因為這不僅要求包括過去，而且還要求用一種特殊的寫法，讓過去與現在共存，並從現在中浮現出來。以線形結構安排的傳記從最早的事件開始，到最晚的事件結束，這當然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根據日曆先寫入幼兒園，再寫打破傷風預防針，就像一串按年月排列的項鏈。人們似乎強烈主張將開頭放在這串項鏈正確的位置上。然而，假如歷史是一條軸線，而所有事件發生的順序能在這條軸線上標示出來，主人公能夠記得清的事件恐怕也就寥寥無幾了，自然也就沒什麼東西可向克拉彭酒吧里的外人透露了。

「哦，來一杯牛奶吧。」

「再這樣喝下去，等你老了會患毛手症的，」她警告說。

「對不起，我太啰嗦了。人們的童年有點像他們的夢，前一兩分鐘或前十來分鐘有意思，接下來就模糊不清了。我猜想，童年對講述者總要比對傾聽者有趣得多。它們是那麼雜亂，有些細節似乎很清楚，就像昨天才發生的，然後就是長長的過程，什麼也記不住。有些事情我實在弄不清楚是兩歲、五歲還是八歲時發生的。我不知道它究竟是我記起來的某張照片，還是別人給我講過的故事，或者真是我的記憶。管它是什麼呢。我的上帝啊，到時間了吧？我嘮叨的時間太長了。你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不讓自己顯出不耐煩的樣子。」

「你不擔心膽固醇？」我問。

「那要看情況，不過我總是喝過量的咖啡。」

四月的一天，那件事發生在馬丁利村外通常用來放牧羊群的一片牧場里，離劍橋大學開車只需要幾分鐘。拉維尼婭看上的原本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頗具藝術天賦的大陸人雅克，而她居然會讓克里斯托弗占那麼大的便宜，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怪事。然而，當你了解到雅克對這位臉上長著雀斑的學語言的學生、蘇格蘭一所寄宿學校以前的校花不曾表現出多大興趣時，這件事也就見怪不怪了（但仍然是不幸的）。於是，拉維尼婭移情別戀，開始注意上克里斯托弗，希望能以此在雅克心裏激發起妒忌的火花。她了解到（剛剛從司湯達的小說里得知），對許多法國人來說，妒忌的火花乃是激|情的催化劑。

兩年半后她添了個小妹妹，接著又有了個小弟弟。她的房間被刷成了天藍色；她有一隻毛皮做的烏龜，名字叫馬利；還有一條被蟲蛀得很厲害的毛毯，名字叫古比。父母用尼龍童車推著她在海德公園裡玩。母親給她麵包皮讓她撕著喂鴿子。到了周末，父母總要帶她到鄉下的爺爺奶奶家去，讓她睡在一個黃色的房間里，放在皮椅子上轉她，直到她尖叫起來。她有一摞書，其中一本講的是一位公主住在月亮上，覺得很孤單，後來就跟一顆名叫海王星的星星交上了朋友。她也有玩具：需要在一個木塊上找位置擱進去的小方塊、用杆子穿起來的塑料圈，還有一個裝著液體、搖一搖會變顏色的球。附近有好多小朋友：樓下正在蹣跚學步的盧克，長著一雙藍眼睛，會在地毯上玩雜技。後來又來了波皮，是她當教師的媽媽帶來的。波皮總是穿著紫衣服，戴著黃帽子。

「我想要好一點。」

「你想喝什麼？」

「你覺得泡沫飲料怎麼樣？」

「你是說你很有教養？」

然而，當我向克拉彭酒吧的吧台走去時（二十年來，那裡的顧客沒有一個人喝完過一杯牛奶），心裏充滿了疑慮。這些疑慮在伊莎貝爾的故事因為幾個問題和兩杯飲料而暫時中止時逐漸達到了高潮。

「一杯什麼？」他吼叫道，暗示他遇到的是一個概念問題，而不是聽力問題。

「不知道，也許是嫩土豆和大米，也許只有一個色拉。我那裡還剩一些土豆，可以切一切拌上黃瓜，做一個希臘色拉。」

「《瑪麗·克萊爾》雜九九藏書誌上有一篇這樣的文章。」

我在吧台旁邊站著的時候，曾回頭瞟一眼桌子。我看見伊莎貝爾匆匆從面頰上拂去一根頭髮。那是一個微小的動作。我們倆談話的時候她做過許多這樣的動作都沒有引起我的注意。但由於她當時並不知道有一雙好奇的眼睛在觀察她，這一動作就暗示出她似乎覺得自己是火車上的月票乘客或百貨商店裡自動扶梯上的遊客。這一動作既告訴了這個不熟悉她的世界伊莎貝爾是誰，又表明了她自信是一個人的時候的真實情況。這種認識絕對不是「窺淫癖」一詞所指的可怕的幽靈。伊莎貝爾不是在往下卷襪子；她只是在拂去一根頭髮。重要的不是她在做什麼，而是她的信念所引起的幾乎難以覺察的變化。那種信念就是：她相信她正在做的事沒有人注意。假如我告訴她真相，可能會令她一時窘迫不安，就跟一個人正在大街上無拘無束地走著，悠閑自得地吹口哨或盤算著晚飯吃什麼的時候突然被朋友認出來時差不多。不過，他畢竟是在斷定沒有人注意時才那樣做的。

想要回憶起威爾士的某個節日是在奶奶動手術前還是在動手術后是困難的；學做餅乾當然是早在轉學之前。那麼，為什麼前一件事能記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而後一件事卻像十二月的陽光一樣朦朧呢？

食物也很有意思。伊莎貝爾一星期有十五便士零花錢用來買糖果。附近有兩家雜貨店，一家是赫德森太太開的，另一家是辛格先生開的。她輪換著到兩家去買，因為她不想讓任何一家歇業。她知道她的錢夠買什麼：一袋炸土豆片、五塊可樂糖、一根乾草糖、兩個裝有果汁牛奶凍的飛碟。要不就買一包薄荷糖、兩根乾草糖、四個飛碟。她還可以用所有錢買一盒帶一根紅色棒棒糖的果汁牛奶凍。在學校里，朱利安對她說，假如她把一塊走味的馬耳斯巧克力寄給公司，公司會隨同回信附上兩塊新鮮的馬耳斯巧克力來。她已經這樣干過三次了，後來公司對她說別太貪婪。於是她又開始瞄準做果汁牛奶凍的人。等他們明白過來，她已經弄到五盒了。

那麼，在這部傳記剛剛開始，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掩飾同鄰居家的孩子一起玩聽診器時的性潛伏期的弱點時，我為什麼會覺得這樣開始必將意味著要漏掉一些東西呢？如果說用這種方法寫佩魯吉諾和畢加索都很合適，那麼，用這種標準的方法寫伊莎貝爾為什麼突然就不合適了呢？

雖然伊莎貝爾後來一直不願想象這場不幸，但理智告訴她，她本人的出世證明，拉維尼婭和克里斯托弗曾經發生過性行為。

「牛奶？」

有人主張寫傳記要儘可能地避免混亂，儘可能地安排好事件。但也有人主張傳記中應保留一點人生的複雜性。我和伊莎貝爾在克拉彭酒吧坐了兩個小時。我才認識她幾個星期，要寫出一章她早年的生活，則必須靠我和她幾個月里的十幾次交談，然後再仔細地回憶、綜合。在這段時間里，「現在」本身也會前進，並用一種不斷變化的視角觀察「過去」。我們最初的交談甚至根本沒有停止過，就像成功的傳記作家的交談一樣。一開始，我們談的是她的童年。我在認識她兩個月之後才得知，她的父親曾經在一家大型食品聯合企業工作過。至於僕人和女王的軼事，則是在半年之後獲悉的。當時我們發生了爭論。爭論的原因是：究竟是誰忘記把租來的光碟還回女王大街那家商店了。和解之後的第二輪交談中，她告訴了我那件事。

「事實上恰恰相反，我的醫生說我應當儘可能地經常食用奶製品。太有意思了，因為我正好喜歡奶製品。你通常都喝什麼？」

「這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

「別諷刺我了。你應當想想你能受到邀請是多麼幸運。」

「你說得對。」

「那我們用什麼配魚條呢？」我問。

喬治·佩因特在再版前言里寫道（這一次他是在霍夫，時間是1988年）：特將此書「再次獻給和我結婚四十七年後的妻子瓊·佩因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