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斯韋爾也有同樣的感觸。他寫道，他「意識到自己對約翰生懷有一種深厚的感情，我把他看作我的良師益友……我認為我可以用我的劍捍衛他」。

「我不知道。還有其他關係、朋友、工作、無法擺脫的煩惱、一切的一切。人們總想不失時機地做那種事。這是不是有點可笑？我這樣說你介意嗎？」

「當然是。」

這種魯莽的認識人的過程跟剛剛啪的一聲打開一本小說就形成了對書中人物的看法很相似。要做一個合格的好讀者，當然就應該耐心地等待作者把話說完，不要輕率地下結論，加以諷刺。然而，這一點我做不到，我沒有這樣的耐心，因為我看小說很少看完過。我總是拿起來看幾頁，然後找出一些比較適合拍成電視劇的情節。這種災難曾經困擾過我和簡·奧斯丁的小說《愛瑪》之間的關係。我帶著那本書穿越過大西洋，到過格拉斯哥和西班牙，但二十齣頭那幾年過完了我也沒有讀它。

女：沒有。我也該向亨德里克斯祈禱。你都是在哪兒演出？

我把車拐上了大路。

「我也不知道，」她說。「可我今天去看牙醫才發現我沒有定期清洗。這顯然是個很大的問題。幾乎百分之四十的人牙床都不好，到老時會引起可怕的併發症。人們所犯的真正錯誤是，他們認為他們刷牙很起勁，這對牙床有一定好處。其實很簡單，最好的辦法是用牙刷之類的東西像這樣輕輕地轉動……」

「想不想喝點酒？」

「哦，我的上帝，救救我吧！」我上面描述的那個女人說道。緊接著，她便匆匆來到廚房。

「我剛給我媽打了個電話，」她向我道了聲歉，便關上車門，摸索起安全帶來。「那女人無疑是瘋了。沒把她關起來真是奇迹。」

然而，正是這種對細枝末節的關注，使得約翰生的後代無須回答「倫敦是不是一個適於生活的好地方」這一問題。倫敦即便不像是伊莎貝爾剛剛說過的那麼壯麗，距壯麗也並非千里之遙。

「要不咱們就哼聖誕歌？」

我按響了門鈴。她通過內部電話對我說：「我馬上就好。我本來應該邀請你上來的，可我家裡亂得像豬圈似的。」我還沒來得及說沒關係，她已經下樓了。

「什麼？」

通過閑聊我了解到，伊莎貝爾是在金斯頓上的學，她的家人至今還住在那裡。當地的那所學校教學質量很差，但她堅持要去那裡上學，而不願像母親希望的那樣到私立寄宿學校讀書。她上學不怎麼用功。她比班裡其他姑娘年齡都小，但她學得很圓滑。後來她進了瑪麗女王學院——那是倫敦大學的一部分——學習歐洲文學，「瘋瘋癲癲的，有點像個男孩子」。她已經工作了四年，對於她的差使，她有時討厭，有時也挺喜歡，儘管她有時也曾想放棄原來的工作，改行做園丁。她有一個妹妹叫露西。她們倆的關係是又愛又恨。她還有個正在上學的弟弟，小性子，整天「神氣活現」的。她很少回家，她的母親對此很惱火。她的母親在當地政務委員會的教育處工作，曾一度擁護女權主義。現在她告誡伊莎貝爾說，假如她不趕快結婚，將會淪為老處|女；男人們不喜歡她穿的衣裳（她為什麼就不能選擇更女性化一點的服裝呢？）；她應當接受更多男人的宴請。關於她的父親，她談得不多，只說他很善良，但無一技之長，特別沒本事。

女：真的？

「你的牙床是不是定期清洗？」伊莎貝爾問。

在傳記里寫上這樣的細節無疑會有誇張不實之嫌。兩個人在吃快餐的時候真會有空描述三明治、開輕鬆的玩笑嗎？

女：你說得太對了。

「你真好，」伊莎貝爾說。「你知道，如果有什麼不方便的話，我可以打的回去，或者跟亨德里克斯一起走。」

「西西弗斯。」

「你要幹什麼？」她從我迷迷糊糊的擁抱中掙脫出來，問道。

我們從游泳池裡出來，分頭去換衣服。出了游泳館，我提議到路邊幾碼遠處的一家三明治店用午餐。當時正值午餐時間，又是星期六，店裡顧客很多，我們等了很久，後來終於被安排在靠門角落裡的一張桌子上。

「有人在追我，」她隨手關上門說。

「不想，但我想吃個胡蘿蔔。我就是掌握不了在適當的時候飢餓的竅門。」

「不認識。你認識克里斯嗎？」

我對這種心理描述非常滿意，不想再對她琢磨什麼https://read.99csw.com了，便走進廚房裡，希望能在那裡遇到一個興味更相投的人。遺憾的是裏面沒有人，只有一份前一天的報紙攤在桌子上，上面的一篇文章預言：地球將與一顆鐵路終點站大小的流星相撞。

她莞爾一笑，然後若有所思地向別處看去。她的頭髮是深褐色，中等長度，略微捲曲。在廚房裡熒光燈的照耀下，她的皮膚顯得十分白皙，下巴左側有一顆不協調的黑痣。她的眼睛（當時她的目光正集中在電冰箱門上）是不引人注意的淡褐色。

「可你想想亨德里克斯這傢伙。我就討厭那些千方百計趕時髦的人。誰時髦不時髦我不介意，可悲的是刻意追求時髦。這就像有些人竭力要給你留下『他們多聰明』的印象。假如有誰讀過全本的亞里士多德著作，他就會學得很乖，決不會把他從書中得到的信息強往你喉嚨眼裡塞。」

雪萊和柯爾律治的傳記作者理查德·霍姆斯曾經生動地將傳記作者的任務比作從頭至尾追隨主人公的腳步。為理解這一點，他還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要求：「假如你不愛他們，你就不會追隨他們——至少不會追隨很遠。」

「她在電話里嘮叨了半個鐘頭，說我吃得太少，還說怪不得一直沒有個像樣的男人約我出去。她對我吃什麼一直放心不下。這是一種心理障礙。每一次打電話她都要問問我冰箱里放的是什麼。一位母親對成年女兒竟然這樣做，你能想象得到嗎？哦，往左拐。」

「不知道。」

「你靠做什麼生活？」我的問題掩蓋了水龍頭滴滴答答的滴水聲。

男（長發，皮茄克）：很高興你能同意。有時候，像亨德里克斯那樣在台上如醉如痴地演出對我來說就是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天空的雲散了，就像是，雲開霧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

「難道你不是嗎？」

男：去年我是在洛杉磯。

「哦，不知道。我認識的許多大學的朋友都已經離開了倫敦，有的去了外地城市，有的去了歐洲或美洲。我有一個好朋友搬到了紐約。我並不特別喜歡倫敦，但同時我也認為，當你真要搬到另一個地方去的時候，你就會越發感到原駐地在你心裏的分量。說到底，所有城市都一樣，所以你在哪住，就不妨還呆在那裡，你熟悉那裡的電話，那裡的交通，辦什麼事都方便。」

「你想讓人人都愛你？」

「有可能。要不然就是對富得居然家裡有游泳池感到沮喪。我認為，沒有錢的最大好處就在於你可以想象一旦有了錢一切將會多麼舒服。等你真的發了財，你自己也就只有抱怨的份了。」

就在伊莎貝爾用力擦拭的時候，我注意到，游泳之後，伊莎貝爾的米黃色套衫沒有穿好，洗衣標籤從衣領處伸出舌頭來。我們兩人談話中表現出的差異、她的擦拭動作以及這個洗衣標籤十分明顯地暴露出了一個更為隱蔽的伊莎貝爾。我突然有一種獨特而又明顯的病態感。那就是：我對她的興趣沒有理由不延伸到她對一周一次去洗衣店的態度。

「你還記得什麼事？」

「不知道。」

「很容易。更需要問的問題應該是：你怎麼會記不住像伊莎貝爾這樣的名字呢？」

「你怎麼知道我把你的名字給忘了？」

雖說我是一個不合格的讀者，但我仍自信了解愛瑪的性格和前途；我自信我能在晚會上認出她來。事實上，從小說的第一句話，我已經形成了清晰的先入之見：

「承蒙指教，原來如此。」

我的朋友納塔麗就是我理解的起點。伊莎貝爾或許是獨特的，然而單憑想象力卻看不出她這一點，因為想象力更容易將不同的人濃縮成一個人。夢能夠揭示出人們在無意識狀態下有很多相同之處。於是，迷迷糊糊的做夢者報告說他或她同愷撒過了一夜，儘管此愷撒並非歷史上的愷撒，「其實是」或「同時又是」當地的一位烤麵包師或他的表弟安格斯。大腦是識別人類一致性的大師，在清醒的時候主要是識別肉體層面上的一致性，而睡眠的時候主要是識別心理層面上的一致性，並能使我們不舒服地、無意識地看到一對非常相像的形象：我們的女朋友同時又是我們的伯祖母；我們的高爾夫球夥伴則無意識地扮演了電影《現代啟示錄》中奧森·威爾斯的角色。這種一致性在我們下一次接吻或建議玩九孔戲的時候立即就會想起來。hｔｔｐs://reａd.９９ｃsw•cｏm

鮑斯韋爾在追述約翰生博士的生平時似乎也曾受到過類似的指責，但他立即辯解說：「我十分清楚，我對約翰生的談話的幾處詳細記述立即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認為，將傳記加以修改，以適應理解力低下的人，滿足他們滑稽的好奇心，博得他們會心的一笑該有多好啊！然而我堅定地相信我自己的意見：那些雞毛蒜皮的瑣事一旦與名人相關，常常能反映出他們的性格，而且總是那樣引人入勝。」

「啊，我總是剛感到有點餓，等該吃早餐時又不那麼餓了，但到了中午又餓得不得了，不吃一塊餅乾簡直要餓死了。」

「簡直無法相信。衣服全讓土豆給弄髒了，剛剛洗過的。對不起，我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餐巾？」

我們在烤箱旁邊的罐頭盒裡找到一塊餅乾，接著又是簡單的介紹。

「不認識。尼克是誰？」

對別人還不甚了解，我們就不知羞恥地認為他們如何如何。有人會宣稱要真正認識一個人不可能，由於不了解情況而不願發表意見。某種說話的習慣、一份報紙的讀者群、一張嘴巴或一個腦袋的形狀，這一切造就了全人類。我們可以斷言，有的人僅僅跟別人聊了幾句有關牙醫職業或公共汽車站的位置，就會投人家的票或想讓人家親吻他。

「就像他推石頭一樣。」

「那你為什麼要搭老亨德里克斯的便車呢？」

「他是朱莉的朋友。你認識朱莉嗎？」

「我敢打賭，你早把我的名字忘記了。」

「我怎麼會忘記像哈麗維特這樣的名字呢？」

「是嗎？」

「看看冰箱上粘的磁力人兒。他們可都是名人，有卡特、戈爾巴喬夫、薩達特，那一個看起來像是莎士比亞。難道他不可愛嗎？」說著，她一把撕下那個小磁人，用手撫摩它光禿禿的塑料腦袋。

「不認識。」

「怎麼了？」我問。

「我討厭這樣的問題。」

我介意了嗎？

「因為我長期以來也是這樣愛忘記名字。後來我在報上看到一篇談名字問題的文章。只操心張揚自己的人都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的注意力難以集中在記別人的名字上。」

「我要幹什麼？」

「如果他闖進來，咱們能不能裝作在全神貫注地談著什麼？」

我在晚會上呆了個把小時才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站在貝爾賽茲帕克一所房子的起居室的壁龕里。起居室的牆上裝飾著一套印度畫的複製品，畫上表現的是一對身強力壯的男女翻雲覆雨的姿態。吉他手時不時地用手指指這些畫，每一次都逗得同伴掩著嘴咯咯地笑。我攪了攪第二杯酒里的冰塊。如果整個晚上都將以這種調笑加伏特加酒的方式進行，我當然是受不了的。於是我便在一張紫褐色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這種對愛瑪先入為主的看法歸根到底跟我對伊莎貝爾的粗略看法相去不遠，儘管我會更樂於開車送後者回家，而不是送前者。

我想：愚蠢的姑娘，笑得很甜蜜，扭扭捏捏。不知道她是否喜歡園藝，儘管我們談到過園藝。我問她「你用過電動牙刷嗎？」她回答說用過，但不常用。那是她母親的，有一年沒用過了。

「為什麼？」

「但也許你厭倦之後就不用它了。」

「當心，別把車停在樓前的樹下，倫敦的每一隻小鳥似乎都把那地方當成廁所了，」我打電話再次確認這一安排時，她告誡我說。

「不是我不願意，只是因為我們倆認識的時間太短，我覺得那樣做現在還不合適。我們倆只屬於互相認識，我知道，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已經夠了。我不想匆忙去做任何事。我不是反對那樣做，只是，啊，只是聽起來有點荒唐。我想我們先得進一步互相了解了解。」

「你的意思是——」我問了一句，彎腰去撿被我碰出來的雜物。

沒有時間介意，需要了解的東西太多了。

「沒什麼不方便，我也是去那個方向，」我撒謊說，因為不願意在交換電話號碼前和她分手。

有些人認為，傳記的高尚與人類情感的卑賤絕不應混為一談。要回答這些人的觀點，我們不妨建議他們注意一下情感與傳記衝動（即充分了解另一個人的衝動）之間的關係。每一種情感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一個有意識的傳記過程（一個人確定日期、特點、最喜歡的洗衣店和快餐店等等的過程），這很像是一部真正的傳記要求作者與主人公之間或多或少地具有有意識的感情聯繫。要完成這樣一本書難道還需要別的什麼巨大動力嗎？

第二個周末我去接伊莎貝爾一起去游泳，又了解到她的一些情況：她住在一幢愛德華一世、二世、三世時代式樣的樓房頂層的一套公寓里。那幢樓房坐落在離哈默史密斯路不遠的一條街上。

「不，另一個。」

「我是尼克的朋友。你認不認識尼克？」

「她怎麼瘋了？」

「我是說拐對了。我一直弄不清這個詞的用法。」

「啊，他也住在哈默史密斯，離我家很近。我不了解周圍的情況。我對人一向都很友善。其實有時我不該這樣。我就是學不會冷淡地把誰趕走。也許是因為我害怕得罪人，所以也只好對人友善了。」

就連不諳劍術的弗洛伊德也同意這種觀點。他說：「傳記作者以一種相當獨特的方式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主人公身上。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選擇他們的主人公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因為——出於他們的個人情感生活的原因——他們從一開始就感受到了對主人公的某種特殊感情。」（儘管這段話的其餘部分略顯刻薄，但不引用會顯得不夠真誠：「此後他們便將精力奉獻給一項理想化任務。他們抹掉主人公的個人相貌特徵；他們填平主人公一生中與內外阻力抗爭的痕迹；他們不容忍主人公身上殘存任何人性弱點或瑕疵。」）

我們游到游泳池一頭，然後改用仰泳返回。這時來了一群孩子，他們互相比賽，在哈默史密斯的這個高檔游泳池的一端濺起了更大的水花。

所以，伊莎貝爾就是納塔麗。納塔麗曾經對我說過，她小的時候很靦腆，而現在很大胆。因而我想象，有一個相似的過程一直在發揮作用。她肯定已經決定將自我意識戴在袖筒上，決不為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羞愧根源的事感到窘迫。也許正是這一點給了她侵略性的性格。當她突然問我是否記得她的名字時，這種性格表露得十分明顯。在她談及她的牙科醫生和她的飲食習慣時，言談話語中流露出對不重要的社會習俗的不屑一顧。我根據這一點想象，要想使她對什麼事感到震驚很難。她會認為這一想法簡直是狂妄。她的社會標記模糊不清。她住在各個階層的人雜居的哈默史密斯，在一家企業工作。遠遠望去，那家企業裝飾精美。她不像是在做行政工作。看來她掙的錢足夠她出國旅遊，也許是去遠東或者非洲。

「只是輕微的嗎？」

「哎，真是糟透了，到處都在塌陷，」伊莎貝爾這樣說她的三明治。這話未免有點誇張，因為那三層的「糟透」的東西只是邊緣有些塌陷。

女：太棒了。

她停了停。這時，有兩個客人走進來，拿起一瓶酒，又走了出去。僅僅幾分鐘之前我剛剛形成了對伊莎貝爾的決定性看法，然而在這一階段，我對她的印象發生了變化。她已不再是一個流行歌星的狂熱追隨者或澳大利亞食蟻動物的保護者，儘管我說不清她現在應該是什麼。這種印象的轉變表明了先入之見（無論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判斷。先入之見導致了人們看問題的自我主義方式。根據這種方式，我們對別人的看法完全取決於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斯大林把古拉格群島讓給了我們，我們就心安理得地斷定斯大林這人還不算太壞；晚會上的一位客人詢問我們的郵政編碼，我們就心安理得地斷定這人蠻有意思。然而，這種心安理得是很可怕的。

「很抱歉。我這樣說是不是太失禮了？我是一個很粗魯的人。這一九*九*藏*書點你應該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我撞在一個綠色的廢物箱上，三個被壓扁的空易拉罐叮叮噹噹地滾落到人行道上。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忽視她所提出的異議。

「我在一家叫做帕佩爾韋特的文具公司工作，」她接著說，「他們生產練習本、拍紙簿和日記本，現在又擴大了範圍，生產橡皮、鉛筆和文件夾。我的職務是生產助理。我不想一直干這個，以後也許會幹別的什麼事。可老生常談的問題出來了。你知道，我得掙錢吃飯。」

「或者你的父母。」

男：我還去過東京兩次。

「我想要鱷梨和熏鹹肉，也許再買點火雞肉。」

與鮑斯韋爾關於約翰生的辯解的真正區別在於，伊莎貝爾既不可能被稱為男人，也不能被專橫地稱之為名人。我以前的女朋友可能會指責我沒有同情心，我也會出乎意料地因此而變得對寫傳記的可能性越來越感興趣。但這種興趣為何會集中在一個和我一起游泳幾乎沒有游夠二十圈的人身上呢？

「啊，對了，有那麼點兒。反正你別打聽了。咱們才剛剛認識。」

我選擇了乳酪和土豆，我們便開始漫無邊際地交談起來。游泳之後，我們已餓得飢腸轆轆。受飯店裡亂鬨哄的氣氛影響，我問伊莎貝爾是否喜歡住在倫敦。

一場晚會，星期六晚七點三十分，倫敦。說話聲，音樂聲，跳舞。一對青年男女正在談話。

「這裏的人你認識誰？」

「誰？」

我對別人的關心通常是淡漠的，但此刻我意識到，我們的談話儘管乏味，卻漸漸充滿了強烈的吸引力和魔力。

（「我開始懷疑，傳記作者的追蹤特點常常會弄出一些具有喜劇色彩的事情來：總有一種流浪漢來敲廚房的窗戶，暗暗希望能被請進來吃一頓晚飯。」——理查德·霍姆斯，《腳步》）

「有趣的是，起初他們天天凈干一些沒有意思的事，可後來倒認真搞起體育來了。我覺得體育也沒什麼意思。也許你只有先發現生活沒有意思，然後才會發現體育也沒有意思。」

「你認為我應該吃什麼？」她看著菜單問道。

我拋開這個「知道的越多就越不了解」的悖論，轉而求助於心理分析工具。心理分析根據特殊經驗提供了一套回答一般性問題的答案，諸如「白膚金髮碧眼的女人心地好不好？」、「相信抽煙的人是不是明智？」或「應不應該相信那些自稱不會生氣的人？」我把我不了解的人納入一下子就能想起來的熟人的行列之中，保留改變畫面的權利，以求畫面新穎，並能從中獲得與以往的看法不一致的信息。

「因為人們喜歡以職業取人。」

「啊，我們都允許發點牢騷，」她說完，挑逗似的嫣然一笑。就在這時，一盤三明治擺在了我倆中間。

「有一件稀罕事你知不知道？」她問。「加繆和貝克特都很喜歡體育運動。卡米曾當過阿爾及利亞足球隊的守門員，貝克特因為板球打得好曾上過《智慧》雜誌。」

伊莎貝爾用手攏攏頭髮，試試干不幹。「關於游泳，」她說，「最煩人的事其實並不是游泳本身，而是得換衣服、沖洗等等。我說，我要是發了財，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個私人游泳池。你會不會想到？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游二十分鐘，然後精神飽滿地面對新的一天。」

男：那可是天堂，夥計。

在游泳池裡，伊莎貝爾解釋說，她之所以不會潛水，是因為她還沒有掌握讓鼻子不嗆水的方法。她仍然得捏住鼻子。不過，她哈哈一笑說，她可不準備在人滿為患的市游泳池裡當眾表演這種不雅觀的動作。我們沿著浮漂遊了一會。她告訴我說她最近才剛剛開始重新練習體操，打從十幾歲起她就沒再練習過。她做體育運動時總覺得很枯燥。她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體育運動的好處。她做事總希望有個目標，這也是她不喜歡到鄉下遠足而寧可呆在城裡的原因。比方說，打網球有什麼意思呢？不就是把球打來打去嗎？那麼滑雪呢？兩年前她曾經滑過rｅａｄ•9９cｓｗ.ｃoｍ，其中有十次是在法國，住在山上的小屋裡。雖說夜裡很有意思，但白天索然無趣。她還在纜車裡經歷過一次生存危機。

假設我的思路被新聞簡報打斷了，使我無法進一步了解愛瑪，那也絕不會成為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象她的形象的理由。我會把我所認識的她的一位同名者的相貌轉嫁給愛瑪，並試圖在大學里引誘她。她一頭褐色披肩長發，舉止高雅，面色紅潤，人們可能會據此認為她是英國人。她總是那樣高高興興地在一幫女朋友中間走動。人們在走廊里從她們身邊經過時，常能聽到她們對某個人剛剛開過的玩笑哈哈大笑。她的姓氏的第一個音節使我聯想起鄉村生活，森林與綠地，我會用那種綠色描繪她的眼睛；她的姓氏的第二個音節能使我聯想起一所紅磚農舍，我的一本歷史書的封面上就有那樣的農舍，如今可能是她的家了。「漂亮，聰明，富有」會使我認為她信心十足，聰慧機敏，說話辛辣尖刻，心理上也許很像我的表妹漢娜。愛瑪似乎還有點嬌慣成性，荒唐可笑。說她有一個舒適的家和性格開朗那是嘲弄，因為每一個家庭都有機能障礙；而在文學作品中，性格開朗的人往往是滑稽可笑的，大多數是患憂鬱症的人寫給患憂鬱症的人讀的。那姑娘活到二十一歲沒有遇到過使她憂愁與煩惱的事，我認為這種寫法會使那些在青春期留下過傷痕的人出於報復心理希望她活到二十二歲時必有萬劫不復的大災大難發生。

旅遊者到了異國他鄉總是傻乎乎的。他們把旅行的表面現象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比如機場有沒有手推車、計程車司機用不用除臭劑、博物館大門口參觀者的隊伍排多長。他們就靠這些細節得出荒唐可笑的結論，比如「西班牙極富有進取性」，「印第安人很講禮貌」，或者「她很討人喜歡」。我在提前形成對別人的看法時也是這樣傻。

女：（點頭）：當然。

「坦塔羅斯？」

我和她約好下個周末一起去游泳，然後就在哈默史密斯跟她告別。這時候，我覺得我重新認識了她。使我們對某些人的清晰印象受到破壞的往往不是無知，而是越來越多的了解。我們和別人接觸的時間越長，對他們的印象就越是模糊。這使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無法對一個認識了二十一年的男人或女人歸納出一個清晰的整體看法；我們不得不默認，其實別人也和我們一樣複雜，一樣不可理解。在簡短的認識過程之後，我們很少能有耐心，（或說得好聽一點）有精力認真思考別人身上的那些不可理解的東西。

我已經看清楚了她：她這種女人骨子裡對那些專門做下等工藝品生意的邪惡男人出奇地青睞。儘管她本人很傳統，卻想依戀於一個試圖逃避她的誘惑的男人。她會把他的胡碴子錯當成社會評論，陪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幾年，也許還會養成一種嗜好，要一個孩子，十年之後以被家人從活動住房區救出而告終。她的意見肯定將是一種后青春期中產階級廢話。她將會把某種不假思索的左翼主義同對家用設備的唯物主義情感混合在一起；幾年之後她將會浮現出素食主義的念頭，但最後她會滿足於溫和的多情善感。這種多情善感在她參加旨在拯救大熊貓以及瀕臨滅絕的澳大利亞食蟻動物的組織的行為中表現了出來。

「是嗎？」

男：我登台之前總要向亨德里克斯祈禱。聽起來很傻，對不對？你認為我很傻。

我開始比較有規律地去看望伊莎貝爾。一天晚上，我們沿著沙夫茨伯里大街散步，停下來看一個報刊經售人的櫥窗時，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想親吻她的無法抑制的衝動。

「他媽的。」

「對不起，我必須得裝得很兇。」

「我怎麼老是遇到這種事？他是一位朋友的哥哥。他曾經提出要我搭他的車回家——當然，他打錯了算盤。我覺得他這個人也很危險，但不是特危險，只是有點輕微的精神病。」

「我往山上望去。我想，『哦，我的上帝呀，我得滑上去再滑下來，然後再滑上去再滑下來，』就好像那個希臘人……」

「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