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認為布魯克納是現實的，那麼喬伊斯就是古怪的，這是因為我和伊莎貝爾在咖啡店裡互相交談時，我們是在用布魯克納式的句子交流，而不是用喬伊斯式的句子。如果我輕輕拍拍伊迪絲的肩膀，問她坐在安樂椅里想什麼，她一定會回答說：「哦，我是在考慮她們的同性|伙|伴怎麼會把許多女人驅趕進婚姻的深淵。」

最後一個普魯斯特式回憶隱藏在最近的一次單位聖誕晚會中。晚會上，《拿我賭一回》的歌聲回蕩在皮卡迪利一家飯店酒吧粉紅色的大廳里。接待員薩莉·韋爾奇的眼淚（她的男朋友當天晚上離開了她）、勾兌的酒水、打情罵俏與孤獨寂寞一直伴隨到晚會結束。

時間的雲霧被包裹在其他官能和飲料中。從新磨的咖啡內部，像魔仆似的飄然升起了她小時候星期六上午父親的形象。那時候，她的父親把自己當成撲撲冒氣的煮咖啡器，而且一再聲稱（背著妻子）一個男人混到這份上已經夠了，還求什麼呢？他愛坐在廚房裡看報紙。他情緒好的時候，伊莎貝爾、保羅和露西甚至在吃完早餐后也會留在餐桌邊聊天。他會偶爾轉過臉來對他們中間的某個人眨巴眨巴眼睛，他們則會哈哈大笑，要求他再眨巴一下。有時候他還會給他們唱歌，把他們中的一個抱起來放在腿上。他的《徒步旅行》唱得好，但唱《約翰·布朗的身體》難聽得嚇人，於是他們就哈哈大笑，尖叫著要他安靜，並用手指塞住耳朵。

但事實上，伊迪絲自己未必會把事情想得那麼清楚。她的思維也會像喋喋不休的摩莉·布盧姆那樣迅速，離譜，富於聯想。話又說回來，思維清晰是社會強加于我們的。我們的意識中分泌出的不能是毫無句法可言的黏液。我們學習講話時別無選擇，只能夠把原料裝進用動詞、名詞和稀稀拉拉的形容詞做成的、用句號包裹得整整齊齊的香腸里。交談的時候，我們要竭力讓別人聽明白。要想讓別人明白我們腦子裡想的什麼，首先我們自己要清楚我們要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但與更為傳統的年表法相比，這種方法要複雜一些。下面是有人記述的尼採的生平：

她記得小時候她以為父親一直就活著，因為他是那樣高，那樣老，似乎什麼都知道。有一個學期，他們學習工業革命。伊莎貝爾回到家裡問父親是否記得火車出現以前的事。

這些音樂把伊莎貝爾帶回到她十幾歲時在卧室里度過的那些百無聊賴的下午。那些回憶中的主要色彩是紫色（那是她的羽絨被的底色）和米黃色（那是磁帶封套的顏色）。母親總對她怒目而視，罵她像街頭流浪兒，既不跟家裡人講話，又不好好上學。無論母親說什麼，伊莎貝爾都不爭辯。她只是用單一的語調低聲問能不能讓她一個人獃著。這可能不是做母親的所希望的，因為她認為對方不反擊是對她的侮辱，於是她更加怒火萬丈。有一次，伊莎貝爾拒絕否認她在嘗試毒品，母親狠狠地打了她一耳光。伊莎貝爾坐在餐桌邊一動沒動，連眼睛也沒眨一眨，以免眼裡的淚水流出來。就是在那時候，她冒出了那句臭名昭著的話，說她從沒有要求父母生她。

「讀過一點，啊，沒有讀過，」克萊斯特不自在地回答說，「我是說我有那本書，看過一些評論文章，但就是抽不出長假日……」

「哦？難道你不準備道歉嗎？」被弄得滿身是土的女副校長問。

「我？」

我們說話的時候，要盡量讓別人明白意思，向他們講明一兩個要點，而不必也讓他們了解意識中較為混亂的思維過程。就連小說中的人物也大多缺乏必要的複雜思維。他們的想法是從智力的黏性物質中提煉出來，然後帶著個套子「他想」或「她想」被塗抹在頁面上的。

「什麼也沒有想？」

「太好了，九-九-藏-書我剛才也在走神兒。你要不要來點蛋糕？」

然後是：

然而，一盒磁帶里可能會隱藏著一個挨一個的多層記憶，分別反射聆聽它的不同時間，就像將一座古老城市的地基橫向切開，顯示出一層摞一層連續不斷的居住痕迹一樣。

然而幾周之後，當我和伊莎貝爾在我的一位朋友家色彩鮮艷的沙發上坐著時，這件事似乎又成了適當的話題。我朋友的沙發是一個橘黃色的框架結構，上面覆蓋著一種彩色墊子。其中一個墊子是用一種藍色的毛茸茸的材料做成的。我看到伊莎貝爾把它拿起來，用手輕輕地撫摩一兩次，然後低頭聞了聞。

「你能不能把音量開大點？」有一次夜間行車，當汽車收音機里傳出瓊·阿爾馬特拉丁演唱的《愛與情》時，伊莎貝爾問。

「你在做什麼？」趁主人去廚房準備飲料，我悄悄地問她。

伊莎貝爾什麼也回答不出來，只說了聲「姜味餅乾」，便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成年早期，伊莎貝爾開始自己買音樂磁帶並在上面加蓋了記憶的印記。從那以後，她所收集的磁帶既顯示了她的音樂愛好形成的軌跡，又提供了她的音樂愛好形成的背景。

「啊，什麼也沒有想，」她回答說，莞爾一笑，情緒開始好起來。

普魯斯特式回憶並不是遵照邏輯模式出現的。有些事情她能夠銘記好多年卻不記得具體時間，而另一些引起回憶的事則跟播放的音樂本身無關，而是後來變成了引起聯想的線索。比如說，在威廉堡參加完婚禮回來，開車去格拉斯哥的路上，她並沒有聽到雷姆樂隊的《羅克維爾》，但那首歌卻使她回憶起了與另一位應邀參加婚禮的客人同路的那次旅行。那是九月的一天，暴風雪從海面上席捲而來，山上的積雪達幾英寸厚。汽車上的雨刷發瘋似的擦拭著前窗；車空調噴送著融融暖氣，車內的舒適與外面暴風雪的肆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歌聲使人聯想起了旅行的情趣，而不是具體的事件；溫暖的車座的氣味、布滿蒸汽的窗玻璃的手感、路邊被風吹成的雪堆的形狀、他們到達格拉斯哥時天氣戲劇般的突變——這些都是詩一般的感官記憶，而不是敘述性記憶。

「所以，你知道，我也讀一點文學報紙，」伊莎貝爾回答說。然後她決定，即使要蛋糕，也要一個小的。

「是的，正是如此。不論管它叫什麼，它都是普魯斯特瞬間，」伊莎貝爾的朋友克萊斯特領悟到了這一點。當時我們三人坐在一家酒吧里。克萊斯特一直持有和我相同的看法（二手的觀點，但尚未有人註冊）。伊莎貝爾默默地從蠟扦上將蠟燭油挑下來，分成小塊，然後再把它們放進火焰里。

「你讀過普魯斯特的傳記嗎？」伊莎貝爾抬九_九_藏_書起頭來，以懷疑的口吻問克萊斯特。

她的第一盒磁帶是在牛津大街「主人之聲」唱片公司買的。那年她十三歲，曾經親吻過同班的一個男孩子，併發誓以後絕不再那樣做。磁帶的名字是：

「我很好。」

判斷一位作家水平的方法也許就是看他的觀點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從來抽不出長假日讀原著的人們所接受。不幸的是，那本書我也只讀過二十來頁。從伊莎貝爾看克萊斯特時的目光判斷，似乎最好是換個話題或者建議打道回府。

這時候，她開始接觸：

當阿妮塔·布魯克納希望告訴我們《湖濱旅館》的女主人公伊迪絲頭腦里在想什麼時，她設置了一個平靜的沉思場面：

「啊，你知道，胡思亂想。真的沒什麼。」

還有一次我和伊莎貝爾去游泳。池子里的氯氣味比在電影院里的任何提問都遠為成功地喚起了她童年時的回憶。我們游第三圈的時候，一個划槳的小孩子濺了伊莎貝爾一臉水。她抹了一把眼上的水說：「天哪，它使我想起了往事。」我回頭看看，彷彿那小孩子是個熟人或是某個熟人的後代。伊莎貝爾遊了過來，向我講述她小時候知道的另一個有氯氣味的池塘。她說，從那個池塘邊放眼望去，目光可以穿過萊芒湖看到法國的阿爾卑斯山，有些山峰上夏天裡還覆蓋著白雪。她曾在那裡學過游泳。由於在水裡呆得時間過長，指尖都被泡得起了皺。她媽媽說「就像漁民的手一樣」。貯藏室里有大黃毛巾，毛巾上扯滿了蜘蛛網，爬滿了黃蜂。伊莎貝爾取一條大毛巾來，用腳趾頭夾住一頭的兩個角，將另一頭蒙在頭上，做成一個毛巾帳篷。陽光穿過毛巾照進帳篷里，她覺得舒適極了。帳篷外面正發生著更奇怪的事。她媽媽誇張地哈哈大笑；那些大人們講的是法語。她不喜歡他們，或者說不喜歡他們的做法：他們管她叫「小公主」，而且每遞給她一根空心面總要不停地拍打她的腦袋。連續五年裡，每年夏天他們都要回那所房子和它的游泳池去。儘管伊莎貝爾已經忘記了她睡的是哪個房間，忘記了主人們的面孔，但那個城市的氯氣味比我的任何愚蠢的問題都能更有效地把她帶回當時的環境里。

這就使得按時間順序界定重要事件更加複雜化了。傳記依據的是小商販評判標準，一個人的一生以死亡、婚姻、專業職位、謀殺以及軍事戰役為標記被劃分成許多小塊。因而，當我們回首往事的時候，許多極其模糊的形象就會在腦海里浮現出來。我們不僅能夠回憶起具體的事件，甚至能夠回憶起毫無情節襯托的情緒和氣氛。由此可見，我們常見一個人沉湎於對往事的回憶，卻又聲稱他什麼也沒有想，這是不足為奇的。

「你知道嗎？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是在薩拉的十四歲生日晚會上。當天晚上，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躲在浴室里，要麼就是在廚房裡幫忙洗碟子。晚會上人滿為患，人們吃著辣味香腸——這很可能就是我記得有人想親吻我的原因。我的裙子上濺了點什麼東西，我記得是蘋果汁。」

「但無論我在想什麼，我只不過是埋頭喝茶而已，」她端著一個杏仁巧克力麵包卷從櫃檯回來后，態度更加寬容地接著說。

伊莎貝爾聽音樂的時候，常常講述一件有具體時間、具體環境的普魯斯特式的往事。因此，她的回憶常常是隱藏在唱片中的歌聲和伴奏聲中的。

我開始琢磨一個人能不能不按家庭年表安排自己的過去，而改用普魯斯特瞬時法，按照氣味、觸覺、聲音以及使周圍的感觸具體化的視覺景象所引起的反應安排自己的過去。

催促別人回憶過去無異於強迫他們在槍口的威脅下打噴嚏，效果註定是令人失望的。因為真正的回憶就像打噴嚏一樣，不是隨意就能做到的。當然，有些東西經常被我們錯當成了回憶，比如當你問我中學畢業時的成績時，我就去搜索文件櫃。其實那只是一種機械的本能反應，是這一現象微不足道的同類物。與過九*九*藏*書去的真正碰撞應該是不分時間距離的即時性對我們的襲擊；它看起來根本不像是回憶，而是發生在時間口袋以外的東西。真正的回憶能夠溶解回憶本身與現時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三十歲的時候我們突然回到二十歲時在森林里的一次旅行中，吃著夾有粉紅色的肉火腿的三明治。回憶不是以另一個人的唐突提問強加給我們的，而是三十年後在一家火車站小餐館里偶然聞到的相似的三明治氣味啟發我們的。

「伊迪絲想，將許多女人驅趕進婚姻深淵的恰恰是她們的同性|伙|伴。」

情況在好轉。首先，那張唱片是伊莎貝爾的第一個男朋友斯圖爾特·威爾遜送給她的禮物。斯圖爾特透露說，有時候，跟男孩子談話可以像跟女孩子談話一樣暢快。斯圖爾特十七歲，前年離開了學校，現在在維多利亞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青年旅行社上班。他們兩人的關係持續了一年。其間，這對年輕人或一連幾個小時在市場上找衣服，或去淘唱片店，或到恩菲爾德大街斯圖爾特的父母家去，在斯圖爾特的床上互相撫摩。

斯圖爾特雖然話不多，但卻有超人的本領：他能讓伊莎貝爾感覺到他理解她。迪倫的歌是他們上述活動的重要載體，儘管他們也可以選擇比《你這樣的情人》、《憂鬱難排解》、《我真正想做的事》等較差的載體。他開始進入青春期中期，而在此期間，伊莎貝爾對音樂的興趣以及對男朋友的眷戀一起隨之而去。在其中一個人發現了他們最喜歡的三個管樂隊之後，相互之間對對方生活的探索很快就結束了。

對事件的這種排列順序在某種程度上是以事件與時間具有內在聯繫這一觀念，即某些記憶在時間上比另一些記憶離得更遠的觀念為前提的。但普魯斯特瞬時法揭示出：從主觀上說，將我們和某一事件分隔開來的距離並不表明時間的久遠。1882年尼采單戀盧·安德烈亞斯·薩洛米的時候，他記得更清楚的可能是1865年衝出妓院的那一天，而不是僅僅出版了《悲劇的產生》一書的1872年。當記憶與事實一樣強烈時，生平也就變成了協同式的，而不是順序式的。我們可以同時體驗兩個時間段。1889年，當尼采擁抱著那匹馬，從而促成他發瘋的時候，他可能也感受到了1867年在軍隊服役時所感受過的對殘忍虐待動物的同樣的義憤。

「你瞧，一看見黃花菊我就想起了小時候生病的情形，」她一邊解釋，一邊攪拌現在空了一半、上面印有1984年奧運會標誌的杯子。「母親認為，黃花菊可以治百病。所以，我們幾個誰有個頭疼腦熱的，我就聽見她說：『我去給你沖一杯黃花菊，喝下去轉眼就好。』我不知道她是否有關於黃花菊療效的證據，但只憑她的那份熱情就足夠了。沖一杯黃花菊就能保證你健康。所以我真的沒有多想，只是心不在焉。」

伊莎貝爾繼續進行這種普魯斯特式的調查。她對我說，姜味餅乾使她想起了她上小學時上午的課間休息。十一點鐘鈴響，孩子們從各個教室里跑出來，亂鬨哄地在餐廳里排成長隊。擺在金屬櫃檯上的食品盒裡只有很少的姜味餅乾。其他可供選擇的食品都很可怕，有奇奇怪怪的奶油蛋糕、令人噁心的粗麵餅干，還有令人討厭的白脫甜酥餅。伊莎貝爾摸索到一條佔據離門最近的桌子以及迅速跑到校園左邊的最佳路線。有一次，她跑得太快了，一頭撞到女副校長的懷裡。當時那位女副校長正捧著一棵植物苗往生物室走，結果植物苗被碰落在地上。她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嚇得呆若木雞。

儘管許多記憶都是通過視覺、味覺和嗅覺發現的，但伊莎貝爾認為，音樂才是最能喚起她回憶的普魯斯特式媒介。

另一方面，非自願回憶則是在別人沒有提出問題的情況下人們被不規則運動的「現在」碎片、著名的瑪德萊娜蛋糕或不那麼著名的氈墊撞擊進「過去」的懷抱里。那種「過去」將會像「現在」一樣真實；它存在於一切感知之中。誰也無法預料這種燈彩會在何時出現，而只能偶然遇到這些曾經是、現在又死而復生的逝去了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們的許多時間真是在什麼也不想中度過的。這也許是我們除睡覺以外最喜歡的消遣形式。即便是在浩如煙海的編年史中頻繁出現的男女偉人（如托爾斯泰、弗洛倫斯·南丁格爾、亨利四世）肯定也在什麼也不想中消磨過時光——坐在火車上、馬背上、會議室里和肥皂泡沫覆蓋的澡盆里，任憑往事從意識中川流而過，但卻不能清晰地判斷出它們可以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吹起小號宣布說「我是柏林人」或「不管怎麼說，巴黎也許還值幾個錢」。

然而到學生生活的最後一年，兩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唱片收集活動都更加成熟了。那時，伊莎貝爾弄到了一種版本的：

一個星期四晚上下班之後，根據伊莎貝爾的建議，我和她來到離法林頓路不遠的一家咖啡館。我們倆都沒有心思說話。已經在咖啡館里談了好幾天之後，出現這種沉默的局面是很自然的。但我覺得她長時間的沉默可能是一種信號，表明她遇到了什麼問題。於是我問她在想什麼。

我們離開咖啡店的時候，她手裡拿著為父親的生日買的一包哥倫比亞咖啡豆問我：「這是不是我的戀父情結的進一步證據？」

它使她想起了一次學校組織的和十個女生及一位藝術史教師一同參加的巴黎觀光旅遊。他們住在蒙馬特爾一家破舊的旅館里。伊莎貝爾和一個擔任旅遊團副團長的姑娘合住一個房間。（那姑娘已被牛津大學錄取，後來她患了癌症，在她的二十五歲生日前一個星期死去。）他們參觀博物館，在里沃利大街的小餐館里給朋友寫明信片，對法國小夥子講糟糕得可怕的法語——只要她們能報之一笑，那些法國小夥子們倒不嫌麻煩。聽那些協奏曲特別能喚起伊莎貝爾對乘火車返回加來的旅行。她記得那綠色的塑料座位，記得車窗外阿圖瓦鄉村單調的景色。離開那座城市回國的時候她非常想家，想家裡的親人。然而僅僅幾個月之後她畢了業，在倫敦大學謀到一份工作，幹了一年便又到國外旅行去了。她先到柏林，為一位翻譯家打工，遇到一群美國人，其中一個人給她留下一盤：

封套上站著的一群人身穿閃閃發光的緞子褲、紫色絲綢襯衣，沐浴在朦朧的橘黃色光線里。曲目包括《舞后》、《拿我賭一回》、《贏者全拿去》、《徹姬提塔》和《我們中間的一個》。她跟薩拉、塔米、珍妮特和勞拉幾個姑娘在購物中心跑了一個夏天才買到那盒磁帶。她回憶說她當時希望自己是另外一個人，具體地說是高她兩個年級的格雷絲·馬斯登，因為格雷絲乳|房大，頭髮長，皮膚光潔。伊莎貝爾一直不敢照鏡子，因為鼻子底下的一個膿皰長了一個星期。她曾經想到過上吊自殺——這也許跟艾芭的調子不太和諧，但艾芭的歌聲確曾給她帶來了幾度歡樂。歌曲《舞后》充滿活力，速度很快，她跟勞拉把錄音放到最大音量，伴著節奏在床上亂蹦亂跳，直到勞拉的父親——拋棄了妻子，跟自己的法律助手勾搭的法務官——大喊大叫，要她們懂事一點。

「對，你。」

這一次，伊莎貝爾十四歲，每天下午都要一邊聽著《海潮高高》、《不掛電話》和《玻璃心》，一邊學習化妝，試穿朋友的衣服。她的裙子越來越短（她媽媽看到一件時嘲笑說：「看起來更像是腰帶而不像裙子」）。她的第一條迷你裙伴隨著緊身衣和高跟鞋出現了。趁父母和爺爺奶奶一起度復活節假期的時候，伊莎貝爾拉著勞拉去了諾廷希爾的一家夜總會。她們畫著眼線，抹著淡紫色的口紅，冒充十六歲少女混了進去。幾位學語言的義大利留學生給她們買來了飲料。兩杯草莓代基里酒下肚，酒性發作，伊莎貝爾迷迷糊糊地親吻了其中的一位，是叫圭多或是喬瓦尼或是賈科莫什麼的。後來她喝的酒吐在了拉德布羅克路邊的排水溝里。

那盒磁帶的第二次出現是在伊莎貝爾二十二歲那年搬進哈默史密斯的套房裡的時候。當時它簡直成了她的打掃衛生伴奏帶，無論是用吸塵器打掃卧室和小客廳還是清掃書架，無論是洗滌一摞摞的餐具還是清理浴室，她都要放那音樂。她非常討厭日常瑣事，所以她需要音樂給她帶來活力，以免一開始就癱倒在沙發上。

「真有意思。這個墊子和我小時候穿的睡衣是用一模一樣的材料做成的。你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套ｈｔｔps://read•９9ｃsｗ.coｍ嗎？那是一種單件連衫褲，也是這種深藍色，前面有一條大拉鎖，兩隻腳套是直接縫進材料里的軟塑料。小時候我最喜歡穿，感覺到又安全又自由。我記得有一次洗澡，媽媽給我穿上一件。我穿著那個小殼子圍著房子跑來跑去。由於某種原因，我記得那天陽光燦爛，黃昏時分屋子裡充滿了橘黃色的光線。那是母親準備打發我和妹妹睡覺的時候，也是父親下班回家的時候。晚上是媽媽對孩子們管束最鬆懈的時候。她總要喝一杯酒，抽一支煙，甚至會變得非常溫柔。你覺得我能不能問問你的朋友這些墊子的來歷？」

我對普魯斯特的研究可以說是蜻蜓點水，但我讀過塞繆爾·貝克特寫的一本對他很有見地的評論。所以我知道，無須過多的推斷便可以確定，伊莎貝爾坐在沙發上突然回憶起來的她童年的軼事就是所謂普魯斯特瞬間。普魯斯特關於回憶的思想介紹了一種判定過去復甦的複雜方法。這種方法彌足珍貴，但卻具有傳記性質。最常用但卻美中不足的方法是通過自願回憶。有一次在電影院里的燈光熄滅之前和伊莎貝爾的談話中我曾經使用過這種方法。當時我問她小的時候在哪裡過夏天。「啊，洛桑。在我父母的朋友萊芒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要不要再來點爆米花？」這種回憶是自發出現的，因而它無疑是可靠的，也是改變話題的前奏；它是一道重新加熱的菜，而不是在煎鍋里劈啪作響的原料。

有一次，伊莎貝爾在考文特花園的一家咖啡店裡回憶起了父親。儘管父親本身根本沒有咖啡豆的香味，但在伊莎貝爾的想象中，咖啡和父親總是同時出現。

在艾芭的第一普魯斯特層下面埋藏著一個在阿爾加維度過的假期。那一次伊莎貝爾是同克里斯、克里斯的女朋友和她的妹妹一起去的。他們租下了一套房和一輛汽車，使用一個星期。在開車沿著彎彎曲曲的道路去海濱和夜總會的路上他們播放了那盤磁帶。伊莎貝爾一直在尋找無聊的刺|激，這種無聊的刺|激終於以她和來自呂貝克的一位德國人的風流韻事的形式到來了。那位德國人是一位潛艇設計師。假期臨近結束的時候，他向伊莎貝爾透露說他要帶著一個小兒子結婚了。但這並沒有影響沃爾夫岡與伊莎貝爾一起聆聽《我們的去年夏天》。後來那首歌常使他想起那一次他和伊莎貝爾在他的吉普車裡過夜，一起在海邊看日出的情景。

然而，伊莎貝爾更多的普魯斯特式聯想還是發生在泡泡浴室里，發生在她十一歲那年從紐約旅行回來的汽車上。她父親的公司派她父親去做一筆生意，他們全家被安排在曼哈頓中心的一個商務賓館里住了一個星期。伊莎貝爾對賓館的奢華大為震驚：那裡的電視有三十個頻道；休息廳安裝著巨大的雙開式彈簧門；她的房間竟然高居那幢六十層大樓的第三十九層。她同電梯司機成了朋友，他把她一直帶到頂樓。頂樓跟其他樓層看起來一模一樣，儘管那人告訴她說風大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大樓在晃動。那天夜裡起了風暴，她很慶幸他們只住在第三十九層。就是在那時，她第一次洗泡泡浴。看到綠色的液體擴散開來，形成表面參差不齊的一塊塊泡沫，像白色的蜂窩似的閃耀著柔和的光芒，她驚訝不已。她像撒哈拉大沙漠里的孩子用手觸摸白雪一樣拿眼睛瞧著那些泡沫，又花了半個小時將泡沫擺弄成各種形狀：先壘成圓頂小屋，再堆成帶有滑雪場的高山，後來泡沫開始消失，變成一座座在綠色的大海里漂浮的冰山，最後在她身上留下一種滑膩膩的香味，一直保留到下一次洗澡。

這張唱片捕捉到了伊莎貝爾對國外一年生活的混亂記憶。歌曲《假如你想跳舞》使她想起柏林曼埃克大街的一個角落裡她經常光顧的一家咖啡館；《蘇珊娜沒有來！》使她想起了歌劇院；從《如同殘缺而穩固的礁石》里她彷彿看見了多維爾，她在那裡的一家旅館幹了一個夏天的接待工作；而《唐·奧塔維奧死了！》的不祥樂曲使她想起了她所乘坐的那趟正駛出米蘭火車站的卧鋪車。

讓我們對比一下，在小說《尤利西斯》中，當喬伊斯想告訴我們摩莉的頭腦里在想什麼時，他是如何做的（榮格說，喬伊斯在那一段長篇大論中給他講的女性心理學比其他任何東西都多，而納博科夫則認為，「私下裡說，那是書中最差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