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對惠特福德的感情部分建立在兩人具有相同的文學愛好的基礎上。她對他的文學反應的重視表現在如下偏見上：《傲慢與偏見》里的一對情人要比薩克雷小說里錯配姻緣的夫妻和睦相處的機會更大一些；體驗對同一個人的相同情感是一種心理親和的標誌；理解一本書意味著以某種方式理解該書的其他讀者。

——她永遠不會原諒父母，因為他們強迫她必須在十一點之前回家，而人家勞拉和薩拉卻可以在外面玩到半夜；

「為什麼不會？別那麼肯定。」

從一個角度說，這是一個小孩子盲目任性的故事，但從另一個角度說（對於羅傑斯太太來說，這是極不愉快的），這是一個小孩子在跟一位一再令人失望的母親對著干、自己實現自己的願望、而且敢於付諸實踐的故事，儘管在成年人看來晚上泡在冰冷的浴盆里似乎是不合邏輯的。

2.喬治·艾略特、瑪麗·居里和弗吉尼亞·伍爾夫都是理性的；

死亡是隱性選擇的大敵。它能夠使我們忘記如何像從內部觀察事物一樣從外部看待一位死者的生活目的，使我們忘記為什麼推斷的情節往往會超過死者真實的經歷。

——度假的目的就是晒黑皮膚；

「我只是有點吃驚而已。」

「有些事你應該懂。」

但我所使用的這一詞條在我的詞典里的釋義是：

弗蘭克·惠特福德是一位退休教師，曾經幫助伊莎貝爾準備英語高級考試，包括輔導她閱讀《傲慢與偏見》、《米德爾馬契》、《荒涼山莊》和《無名的裘德》。吸引伊莎貝爾的不是他的相貌，因為他的牙齒咬不動一個略微青一點的蘋果；他的皮膚像紙灰一樣蒼白，活像陰間的死人。但他的談話充滿尖刻的睿智；與伊莎貝爾的同齡人的缺乏反思相比，他對人性的理解深刻、透徹。有一次他建議去國家政府的統治中心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她在新政府機構大院外面的一個早餐館里向他的勾引屈服了。

宣布某些日子是性格的轉折點是很有誘惑力的，就像歷史學家確定這個朝代的衰或那個朝代的興是在1850年、1500年或是1066年一樣。然而，要確定發展與倒退的真實年代卻要困難得多，因為總能找到工業化以前的村落一直存在到所謂現代的證據，或者一個王國早在下一個五十年前就本應最後滅亡，但卻表現出了巨大的複原力的證據。

「至於說印度和中亞在哪裡，我真的不知道，」伊莎貝爾說。

「啊，我不知道，反正有許多粉紅色、紅色、藍色的花。」

伊莎貝爾的性格上有一種傾向，那就是對待她不太了解的人過分認真。孩提時代，她在小夥伴中間超前地自信，而在一屋子生人中間又極其羞怯。在幼兒園的頭兩個星期里她一句話也沒說。直到老師煞費苦心地把她介紹給別的孩子，她才融入了班級生活，還帶頭搞過一系列反叛式的惡作劇折磨她們的園丁，而那些園丁們至今還被蒙在鼓裡。

「那可說不準。」

——發財的人都是壞蛋；

「我不想誇張，但我覺得最近我跟別人交往時變得自信多了，」她舉例子說，「就從我學會對人進行盧牌測試以後。」

然而，假如傳記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一個人一生的經歷，那麼死人的傳記就喪失了一個重要特點，那就是：人死以後，我們很難斷定我們所講述的故事是否真實。

她現在同父母之間的關係似乎仍不是一種成年人之間的關係。其原因與她越來越聰明關係不大，而跟她有自己的住房有關。她去看望父母就像是出於禮貌拜訪朋友，從不跟同一屋頂下的一家人唇槍舌劍。然而一個聖誕節周末發生的事使她清醒地認識到，從深層講，她和父母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改變。那天，她使出青春期的所有活力同母親大吵大鬧一通，還跟弟弟因為一卷透明膠帶發生了口角，如同兩個小學生一般。父親以屈尊俯就的口吻對她進行了一番說教。那口氣似乎是說，她那麼大火氣大概是因為回家時買火車票遇到了麻煩。

——男孩子第一次邀你出來時，你應該假裝很忙；

她對我說，十五歲時她是一個淘氣的孩子，相信下列各點：

伊莎貝爾孩提時代的羞怯一直延續到成年，直到她參加工作后不久在一次會議上發現了盧牌測試法為止。她跟她的老闆去找銀行經理，商量貸款購買地皮興建新倉庫一事。事前，老闆要求她根據她計算出的管理費用在會上概括陳述公司的策略。她的數學差是出了名的，那些數字都是她從相關決算表中搜集的。她很擔心完不成任務。但馬上就要輪到她發言時，那位肥胖的銀行經理告退，出去了一會。於是只好休會，直到他從洗手間回來。不料，他回來后剛坐了十分鐘，便連喊倒霉，說他頭天晚上吃了變質的海鮮，不得不再次告退。說來也怪，銀行經理的麻煩非但沒有影響伊莎貝爾的陳述，反而使她頓時信心倍增。銀行經理突然變成了一個脆弱的人，腸胃咕嚕嚕作https://read.99csw.com響。一想到他褲子褪到腳脖子上，條紋變成亂七八糟的褶子，額頭上滲出豆大的汗珠，五臟六腑在傾斜的籠子里扭動的狼狽相，他那細條紋套裝似乎也不那麼令人生畏了。

難怪有的人會有那麼大的熱情，在各個安靜的圖書館里窺察讀者，通過閱讀假裝跟一些熱情好客的生人認識，慢慢地抿白葡萄酒，不動聲色地將他們列入神秘的康拉德派、衰弱的菲茨傑拉德派或刻板的卡弗派。

然而，無論伊莎貝爾如何努力區分她不同的自我與它們的生活，這種區分都是註定要失敗的。有一次，在忙碌了一天之後，她宣布今後將不再從感情上關心公司的命運了。她躺在泰晤士河邊的草地上，眼看著一架噴氣式飛機冒出的煙霧在天空劃出一道條紋。她說：「今天我有一個非常振奮的想法。就在大家都在叫喊、郵件還沒有來到、電話鈴丁零零作響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對世上的一切到頭來都可以說一聲『那又怎麼樣？』今天該做的事我沒有做完，那又怎麼樣？我的汽車跑起來不太順當，那又怎麼樣？我的錢不夠用，那又怎麼樣？我爸媽不怎麼愛我，那又怎麼樣？你明白我的意思沒有？這樣想叫人很輕鬆。這將是我今後看待世界的新方法。」

但我和伊莎貝爾不僅對地貌的感知不同，而且所使用的感知方法也往往不同。我們倆生來都是倫敦人。我們可以談論拉塞爾廣場的停車情況，談論騎自行車去滑鐵盧或在橋頭堡劇院看戲，然而，由這些地方引起的聯想和活動卻反映出了兩個人截然不同的歷史。從肯辛頓西區薩拉的家去瑞士式農舍，伊莎貝爾設計出了一系列捷徑，其中包括從布魯克蓋特的停車場出發，穿過格羅夫納廣場，繼續往前走，到漢諾威廣場，然後從北出口去卡文迪什廣場，穿過波特蘭大街，然後再繞過攝政王公園。她還熱衷於走A40公路。她堅持說，從東向西走，可以不走貝斯沃特公路，而走A40公路。而這兩種方案我都反對。去瑞士式農舍我會選擇走埃德格瓦爾大街；從東往西走，我會從韋斯特瓦爾大道走，創造性地選擇一條曲折的路線。我說這些，是想證明一個冒險盤旋在膚淺與深沉之間的斷層線上空的論點，那就是：雖說實質上只有一個倫敦，但一個人眼裡的倫敦一個樣。有多少個倫敦人，就有多少個倫敦。

「可能有，我說不準。有一群日本遊客。他們當中好多人不是在看景，而是在用攝像機拍攝，見什麼拍什麼，新式攝像機，取景器是彩色的。」

「我知道，可我討厭在海上飛行。我記得看過一個關於大自然的節目，講的是大西洋里的鯊魚。據說那種鯊魚非常飢餓，專等著吞吃旅客。」

在我們倆的擁抱預示著一種更加經典的親密形式即將到來且我們開始討論伊莎貝爾預定的雅典之行以前，這種可能性看起來也許是抽象的，而且顯然是怪誕的。她的公司正準備往希臘發運第一批產品。她和她的老闆以及公司的營銷主任即將趕赴希臘，與當地的經理討論交貨安排。那次旅行誘發出伊莎貝爾的出發恐懼症的明顯癥狀。她不知道該帶什麼，她陷入了困境：是帶一條裙子還是兩條？是否需要帶一些不那麼正式的衣服周末穿？帶兩條牛仔褲還是一件布連衣裙？另外，她還有一種擔心：飛機在飛行途中可能會發生可怕的情況，因為伊莎貝爾特別害怕飛機會出現機械故障，儘管她對那些機器的工作原理一竅不通。

然而，當她透露說她每次開車經過大本鍾的時候都禁不住會想起她父親的一個朋友、許多年前在去議會兩院途中勾引她的弗蘭克·惠特福德時，我意識到，我的這種關於個人獨有倫敦的過激觀點是正確的。八百萬個居民每人都有一個倫敦。大本鍾乃是這個國家的國際象徵、臨近政府議院的報時官、生殖器崇拜的換喻詞。大本鍾之於倫敦猶如帝國大廈之於紐約，埃菲爾鐵塔之於巴黎。而對於伊莎貝爾來說，大本鍾則是她十七歲那年與父親的朋友的一次接吻的私人象徵。

伊莎貝爾曾大胆地聲明，她「今後決不再跟感情受壓抑的男人有任何瓜葛」，今後「決不再因為我自己的過錯責怪他人」，或今後「午餐只吃有益於健康的食物，晚餐決不喝白葡萄酒」，但性格的轉變是逐漸發生的，儘管伊莎貝爾不願意承認這一點。

3.適合併能夠增進感情。

但後來伊莎貝爾既沒有做砌牆工，又沒有做擠奶工，難怪她不願在聚會時談論她的職業。她通過網路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不願將自己的身份降低為文書。大學畢業后，她先去一家電台找工作，但因缺少必要的經驗而遭到拒絕。於是她決定註冊學習廣播課程，並申請政府貸款，但當時申請政府貸款需要提供經濟擔保，她可悲的經濟狀況意味著她不得不同時尋找工作。她送去文書工作的申請僅僅一天之後，她現在的老闆便給她打電話，向她提供了一個相當不錯的職位，要求她第二周上班。伊莎貝爾覺得自己沒有足夠的自信拒絕那份工作。

「聳人聽聞，」伊莎貝爾激動地說。很顯然，這種反應屬於上面提到的斷層線的膚淺一方。

伊莎貝爾從未去過俄羅斯，當然更沒有去過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所以，她心目中的伊萬·伊里奇的住所是她憑著對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博物館的記憶想象的。十五歲那年她曾隨父母參觀過那個博物館。那是一棟不起眼的資產階級住宅，黑色的木門，破舊的波斯地毯。伊莎貝爾並沒有用這棟房子完全取代伊里奇的住宅，因為在她的想象里，伊里奇的書房又像是她爺爺的書房，房間里擺滿了軍事書籍，一個角落裡放著個地球儀，沉重的絳紫色窗帘，靠牆放著兩把寬大的安樂椅，寫字檯上的一隻罐子里插著一組羽翎筆。她經常把這種房間布局運用於俄羅斯文學作品。她記得曾經將這一布局移植進《罪與罰》的章節里。至於伊里奇和他妻子的相貌，在伊莎貝爾的夢中他們都不止一種長相。伊里奇既是她的美國表兄，嚴厲、拘謹、正確，而且在托爾斯泰揭示了他的慈悲之後，伊里奇又搖身一變成了國家畫廊里懸挂的後期自畫像上的倫勃朗。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則得到了伊麗莎白二世女王中年時的相貌，跟伊莎貝爾辦公室的檔案室里懸挂的一幅照片一模一樣。

這就是伊莎貝爾的性格：蔑視年輕時的自我以及當時的幼稚想法，將自己與過去劃清界限。

「有沒有杜鵑花？」

因而，我需要千方百計地努力使自己暫時從自己的思維傾向里走出來，以便理解以下兩點：一，伊莎貝爾心目中的地圖的形狀很可能與我們常見的地圖有很大差別；二，按詞的最基本意義說，通過她的眼睛看，世界很有可能像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地方。

「像我這樣的人很多。這跟空間感有關。我想我不是一個理想的陸路旅行者。」

「怎麼個絢麗法？」她問。

這種由不一致引起的小衝突表明，人們對一個單一事件可能會產生不同的解釋；表現在傳記上，就會出現一種令人驚恐的現象：一份單一的生平能夠衍生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故事。

「伊莎貝爾，你不可能會掉進大西洋里。」

由於傳記的選擇取決於https://read.99csw.com伊莎貝爾難以預測的情緒變化，所以不可能用一個阿基米德點永久性地將故事固定下來——起碼在死亡的打擊到來之前不可能。

「何為盧牌測試？」

然而，內心裡的不同形象並不總是隨意堆積、毫無價值的，因為它們的基礎是與截然不同的感受，與一個人能夠和諧相處或在一個特定的環境里能夠獲取的不同事物聯繫在一起的。

「我後來認為，當時我並沒有真正打算到電台工作，我的其他幾位朋友現在就在那裡干，但他們有的簽過合同，有的具有我不具備的經驗，」伊莎貝爾說，聲音里流露出回首往事的辛酸。這件往事提醒人們，帶有個人責任心重負的偶然事件並不總是令人愉快的。一個人的職業是由神明安排的，容不得自己選擇，不是靠再堅持一下、再巧妙一點能夠改變的。這樣想事情就簡單多了。

但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認為伊莎貝爾很清楚她生命中的事件意味著什麼。我對她了解得越深，越是注意到她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故事。她哪一天高興了，童年的故事就會朝著樂觀的方向冒出來；有一天她和老闆鬧翻了，兩手捧著腦袋坐在那裡哭了一陣（她喜歡宣洩式的短暫痛哭），最後得出結論：她從落地以來就沒有走順當過一步。

「你不會掉進大洋里。」

「嗬，你說得倒輕巧，你到霍爾本的一家公司去幹嗎老是乘地鐵？」

即便是從髮型的角度看，從1881到1973年，畢加索也經歷了根本性的變化。照片顯示，他十五歲時留的是平頭短髮；十八歲時的自畫像上是從中間分開的長發，並留著小鬍子；二十歲時他蓄著惹人注目的大鬍子；中年時他的長發改從右邊分開，常有幾縷頭髮垂下來遮住左眼；1944年巴黎解放時，他的頭髮變得稀疏起來，而且已白了許多；到了1949年的巴黎和會期間，他已成了禿子。他的衣著也經歷了重大變化：早年穿茄克衫，中年穿套裝，晚年穿藍白相間的條紋T恤衫。

形容詞

「於是，我便開始對我所畏懼的所有人進行這種盧牌測試：警察、服務員、學者、計程車司機、天然氣管委會的人……結果我發現，他們似乎和我都是同一個星球上的人。這一方法改變了我的生活。」

用心的讀者也許已經發現了這部冒險式的傳記和比它更正規的傳記之間的差別，因為它的著眼點（這樣說決無惡意）是伊莎貝爾還沒有死。

這些原本都是些無足輕重的小事，而偏偏又是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法理解環境的徵兆。於是有的人就開始對環境大喊大叫，而不是去解釋它。以「理性」一詞為例。在伊莎貝爾的詞典里它是一種意思，而在我的詞典它又是另一種意思。所以，當我讚揚她多麼有「理性」時，她以為我是在侮辱她，因為在她的詞典里，「理性」一詞的定義如下：

我們討論了一會兒飛機飛行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可怕情況。這時，她第一次提到一個大洋的名字。

因而，伊莎貝爾至少有兩部童年傳記並排擺放著：

四歲那年，伊莎貝爾想做砌磚工人。

形容詞

因為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物質世界，使用著受共同定義約束的語言。我們同別人交談時，總是設想他們大多數人的頭腦里會具有和我們相同的形象與概念。假如你和我在談論牙膏，儘管市場上可以買到的牙膏品牌繁多，泡沫種類各異，但我們談論的依據是雙方對這種物質的共同理解。談論的結果，我不必拿出我的佳潔士，你也不必拿出你的高露潔。類似的道理也適用於地理知識領域，因為假如有人提到從倫敦乘飛機去雅典，另一個人的腦海里就會出現如下的地理形象：

「電台只不過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愚蠢而又過分渴望的夢，」她最後說，「許多人在離開大學后，了解實際情況以前，都做過這樣的夢。」

3.蓋伊曾用這個詞侮辱過她。

「是嗎？」

「是的，半是實幹，半是美學。你知道，我當時想，蓋房子的人都是英國最有錢的人，因為房子那麼大，那麼貴。這是孩子們的邏輯。後來我很納悶，不知道房子上的每一塊磚是怎樣一塊摞一塊仔細壘起來的。那時候我很喜歡觀察牆壁，然後想象壘成那些牆花了多長時間。」

同樣，我和伊莎貝爾對他人的敏感之處也是不一致的。假如她要寫一部傳記的話，裏面肯定會描述一番人們出手汗多少的差別，而我對那一點向來是不注意的。她記得她們的老校長手掌總是濕漉漉的，而她的父親的手總是乾裂；保羅夏天裡老是搓手，而聖艾夫斯的一位客戶的幽默感則像他的爪子一樣糟糕得令人難以忍受。

——她二十五歲生日前會死；

儘管這種探索人們性格的方法無疑有其優點，但雅典到倫敦的飛行同樣也會間接地提醒我們：兩個人可能會喜歡同一本書，但他們腦海里的形象卻是截然不同的。這一問題決非文學課所講的霍爾登·考爾菲爾德是不是好人或伊莎貝爾·阿徹是不是愚蠢之類的陳腔濫調。這一問題也不是一本書的意義問題，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思維形象問題，即一本書在讀者的腦海里放映出的思維電影。提問「當你閱讀《麥田裡的守望者》或《一位女士的畫像》時實際上你看到了什麼？」這一問題和提問「在你的心目中的地圖上雅典究竟在哪裡？」具有相同的意義。https://read.99csw.com

——婚姻是反動保守的，孩子是無謂的犧牲品；

「那是一種同羞怯作鬥爭的最佳辦法。」

伊莎貝爾最近剛剛讀完托爾斯泰的《伊萬·伊里奇》，我們就這部傑作如何感人交換過意見。儘管我贊同她的看法：以往還沒有任何一本書使她如此接近死亡的現實，但我不知道該不該向她提出這樣一個古怪的問題：事實上她是如何想象伊萬·伊里奇、他居住的房子、他的妻子以及孩子們的相貌的。我想超越一般文學討論的範圍，不是簡單地談論道德、象徵意義和小說的結局，而是討論一個人如何看待小說里的風景、人物和房間，以及在一個人的生命中這些舞台道具是如何布置的。

伊莎貝爾小時候顯然很喜歡洗澡，常常纏著忙碌的母親給她洗。有一天晚上，羅傑斯太太答應五歲的伊莎貝爾，說六點鐘給她洗澡。可是，六點鐘到了，羅傑斯太太偏偏有別的事要辦，第二天又是答應了沒辦到。到了第三天，伊莎貝爾沒經過母親允許，索性自己去洗。然而不幸的是，熱水水箱剛壞，伊莎貝爾伸進腳丫子試試，浴盆里的水冰涼。儘管如此，她還是決心洗一次等待已久的澡。她躺進冰冷的浴盆里，結果被母親發現，罵她昏了頭了。

1.指一個人令人討厭，迂腐；

「不知道，我想我會把它們漏掉。我說，你能不能把你臉上的那種表情去掉？」

在伊莎貝爾的公寓里用午餐時，羅傑斯太太吃完后講述了一件軼事，以說明她的女兒是多麼固執，但一個不那麼片面的觀察者可能會對那件事另有看法。

——愛一個人意味著你老想和他生活在一起；

然而，她剛剛這樣宣布完，一場更大的職業危機出現了。於是乎，伊莎貝爾的那種佛教式的智慧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個人看待世界的方法總是在不斷變化的，早期的自我留下的遺迹會幹擾後期的自我有條理的推斷。如果有人爭論說，那樣她會躺在床上「像西西里的寡婦一樣抽泣」；伊莎貝爾聲明放棄自憐自哀的決定可能馬上就會收回。她承認說，她經常像壞脾氣的嬰兒一樣有大喊大叫的慾望，只是因為周圍的人們似乎早已逃脫了遊戲圍欄、在他們面前那樣做太不合適罷了。在拒絕求婚者時她決定作一番自我解釋，然而當一位名叫索蒂里斯的希臘會計師開始追求她時，她又改用原有的辦法，從不回他的電話，假裝沒有收到過他的信。

她對歐洲大陸的理解與一般人不同。按照她的理解，大陸塊似乎曾經經歷過一次大動蕩，就像倒退到某種原始拼圖玩具狀態：希臘佔據了伊比利亞半島的位置，將伊比利亞半島推到了義大利原先佔據的地方；半島的尖端向東漂移，羅馬變成了巴塞羅那一條短短的航道。世界的其他地方似乎被扭曲得更加厲害，澳大利亞漂移到了日本附近；菲律賓佔據了夏威夷的地盤；更倒霉的是，中東消失了，非洲高傲地站在了它的頭上。

「哦，確切地說是想做擠奶女工。你知道，我既喜歡牛奶，又喜歡送牛奶的工人開的電動小貨車。所以將兩者合二為一似乎是一個好辦法。我還跟給我們送牛奶的工人交上了朋友。那人名叫特雷弗，從特立尼達島來的。他對我說，他給我們送的牛奶是他養在果園裡的一頭名叫戴西的母牛產的，因而味道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牛奶都好。」

如果有人需要的話，這是很好的一課。它不僅講述了一個人內心的地圖具有多麼強烈的個人色彩，而且講述了這種個人色彩在相互作用中可能會處於休眠狀態。我和伊莎貝爾很可能會整夜討論雅典和倫敦，而意識不到兩人對這兩個城市的定位會有多大差別。這就像兩個耳背的人在哐啷哐啷的火車上友好地交談，一個人說的是法國偉大的歷史學家米什萊，而另一個人說的是法國偉大的導遊米什蘭，結果，兩個人都覺得對方的反應不協調而懷疑地詢問對方。

無論一個沒有飛行恐懼症的人會不會同情有恐懼症的人，我最終還是明白了，這裏面也許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一個人需要更多地了解地理，而不是心理。

然而到了八歲，伊莎貝爾又想做送牛奶的。

「現在看起來，那些東西統統是荒唐可笑的，」她解釋說，「我寧可出一大筆錢，也不願同那個十五歲的傻瓜一起吃飯。想想那些爭論吧，有人會說：『不，親愛的，資本主義並非一無是處，』還有：『你知道，伊莎貝爾，帕台農神廟要比賓館里的游泳池有趣……』」

「聽著，如果飛機掉下來，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不會掉進大西洋里。」

她過去提到過，她的地理知識嚴重不足。她曾經說過她缺乏方向感，因而曾將汽車丟失在一家電影院附近。她甚至還談到過，她曾經因為如何讀地圖與安德魯發生過爭執，而那場爭執成了她和安德魯關係最終破裂的催化劑。然而我顯然rｅaｄ.9９ｃsｗ.ｃom未能理解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因為直到現在我才弄清楚，有跡象表明，伊莎貝爾對地球上那一部分的想象與現有的一切地理概念都不一致。

我從來沒有認真觀察過鮮花。鮮花能給花園增添色彩，在這一點上它們似乎是有用的。但「鮮花」若能像一個未知的種族那樣由「德國人」或「美國人」構成就好了。然而，在伊莎貝爾看來，鮮花是人們迷戀的對象。前面我曾將這種迷戀同那個永恆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當我請她描述一下她祖父母的房子時，她先從花園談起，足足講了十分鐘。我打斷她的話，問她埃塞克斯郡的那所住房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向她描述說吉弗尼的莫奈花園色彩絢麗，她大為震驚。這是可以理解的。

1.對有教養的人的讚美話；

「如果要你猜的話，你會把它們擺在哪裡？」

成年人喜歡用粗暴的方式對待青少年，而粗暴則可能導致兩代人的徹底分裂。這表明，一個單一的人實際上乃是擠進一個具有欺騙性的連綿軀體里的一大隊人。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轉變與接力賽跑中傳遞接力棒頗為相似，同一個隊的隊員要跑一圈中的不同路段。這一比喻既指差異性，又指連續性：變換賽跑運動員象徵前者，接力棒的固定不變則象徵後者。

——她決不願像格雷斯·馬斯登那樣漂亮。

我記得有一次參觀畢加索作品回顧展。畢加索一生的作品的多樣性令人驚嘆不已。接力棒從一個用藍顏色畫骨瘦如柴的人物的天才年輕人手裡傳給一個畫柔和的粉紅色景物的人；過了一個時期，那人又把接力棒傳給了一位將透視圖切割並自稱為立體派的畫家。這樣跑了一圈之後，接力棒又到了一個心裏老想著《格爾尼卡》的人手裡。這一過程的進展比我聽說的還要順利，因為我當時溜出來到自助餐館去了。

不幸的是，根本無法斷定這就是她去雅典時的困惑，因為去雅典時的困惑起碼有一個大地圖冊能幫助她在事實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於是，羅傑斯太太離開了公寓，將女兒的解釋斥之為「純粹是胡說八道」（同時建議她「收拾一下那些嚇人的耳環」）。

大多數傳記寫的都是死人。那些傳記有許多引人入勝之處——包括主人公臨終時的懺悔、遺囑里誰得到了什麼、某一位老兵是患肺病死的還是被失手的高爾夫球棒打死的。死亡給一個人的生命畫上了句號；死人不會站起來駁斥作者的分析；他們離開活人生活的土地，為作者提供了將一部書寫完的便利條件。

「不是不懂，萬一出了事故呢？」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

「我寧願飛機掉在陸地上，也不願它掉在大西洋里，」伊莎貝爾說。「掉在地上活命的可能性也許會大一些。」

2.感情的反義，令人想起傳統家庭的二元性：她妹妹是感性的，她是理性的；

「因為，哎呀，飛機從倫敦到雅典根本就不從大西洋上空飛。」

據說，感情移入的典型是能夠通過另一個人的眼睛看世界。儘管我們對這個星球的觀察大部分被我們歪曲的視角扭曲了，然而，由於走運或機靈，我們也會獲得站在另一個人的立場上觀察這個星球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斷言我們能夠——起碼一時能夠——超越自己的相對性。

但我心目中的伊里奇的住所與弗洛伊德的房子毫無共同之處。在我的想象里，伊里奇的住所顯然跟貝爾納多·貝爾托盧奇導演的電影《守法者》里男主人公的妻子的居室一樣。讀《伊萬·伊里奇》前幾周我看過那部電影，現在它已經深深印在了我的腦海里，儘管故事的情節我已經記不清楚了。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則是伊莎貝爾將楓丹白露前面的馬廄與一本《房屋與花園》雜誌里刊登的一家瑞典賓館的內部照片縫合在一起弄成的一所房子。我心目中伊里奇的住所來源於布萊頓附近的一所半獨立式房子。那所房子是我原先的一位女朋友的父母的。她如今在布里斯托爾做旅遊公司的代理人。

那麼，伊莎貝爾的決定性轉變是在哪裡呢？

就這個抽象的問題，我態度和藹地反駁她說：「別傻了，從甲地到乙地，坐飛機是最安全的。起飛前他們檢查得可仔細了。飛機從天上掉下來對誰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