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當然。」

「不，不是這個。」

然後再畫眼睛：先用睫毛膏刷睫毛，用眼影刷刷上眼皮（褐色，與她的眼睛相匹配）；接著輕輕地把眉毛梳理整齊。多餘的眉毛可以在這時候拔掉。整個過程苦不堪言。

伊莎貝爾的一天是從洗面奶開始的。那是一種由嬌韻詩公司製造、裝在藍色瓶子里的白色液體。她先把一個棉絮墊用水龍頭裡的熱水沖一衝，擠出水分，然後把洗面奶倒在上面。這樣，用它擦臉的時候毛就不會掉在臉上了，而且墊子的熱量還能使皮膚上的毛孔張開。擦完之後再用爽膚水，那是一種清澈的液體，用以清除臉上殘留的洗面奶和彩妝。它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可以使毛孔關閉。接下去是使用妮維雅公司生產的管裝潤膚露。伊莎貝爾總不忘在脖子上塗一些。那是他媽媽教給她的，目的是防止以後脖子上起皺紋。伊莎貝爾每周洗過澡之後會用另一種潤膚露塗抹雙腿（這一次用的是一種大粉紅瓶子裝的），而塗抹雙手時再換一種（裝在一個淡藍色的管子里）。

「當然。」

「我要的，」我回答說。

「你等待片刻好不好？別再打擾我了，不然我會花更長時間。跟你說，我會儘快出來的，」她回答道。很顯然，她根本沒有發現我的語氣已從煩惱變成了哲學研究。

「幹嗎不現在就走呢？你看起來挺好的嘛。」

「你真想聽我解釋？」伊莎貝爾一開門，露出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微笑。

「你身上穿的這件襯衫就很好，」我撒謊說，就像一個色盲侈談馬蒂斯運用紅色顏料的技巧一樣，目的無非是藉此嚇唬人。

「那是什麼？」

「今兒外面天氣不錯，」我說，因為雨一連下了十二天，今天是第一次停。

這種程序橫亘在我們中間的十字路口。它使伊莎貝爾產生了這樣的感覺：好萊塢傷感電影里的女主角不到上床睡覺是不會卸妝的；還有，在葬禮上，沒有一個女人眼上濃重的睫毛膏會流下來——我對電影的真實性的看法同樣是譴責性的，但男性的遲鈍使我忽略了這些細節。

「好的。」

難道伊莎貝爾不傻嗎？話說回來，我講句心裡話又有什麼關係呢？怎麼能把一個小紅點看成可怕的火山呢？面對苛刻的自我觀念，別人的判斷又有什麼用處呢？

「不好嗎？」

「不，很好。咱們走吧，不然要遲到了，」我回答說。

「那好吧，我們只好等儀式結束后才趕到了，」我生硬地說。

「祝你們好胃口，」他又加了一句，並對我們這哭喪著臉的一對兒報以諷刺的一笑。

「不知道，」我回答說。我不清楚她問的什麼。

「沒什麼，」我再次安慰她說。

儘管ｒｅａｄ.９9csｗ.ｃｏｍ與別人同甘共苦是一種美德，但枕頭理論的嚴重後果在於，它需要切實地貯存足夠的經驗，用以想象別人的經驗——令人沮喪的是，我們的經驗貯存將永遠不足以回答我們所遇到的自身無法理解的情感問題。

我們可以設想，任何經歷都不是獨一無二、不可類比的。總有一些經歷是相近的，我們可以藉助它們獲取原來經歷的信息。當我們的想象力枯竭時，我們可以利用隱喻進行推斷。我從來沒有吃過鯊魚，然而當伊莎貝爾對我說鯊魚肉的味道半似鱈魚半似金槍魚時，它對我也就不那麼神秘了，因為鱈魚和金槍魚我偶爾都買過。當我們說一部書能把我們帶到一個從未去過的國度時，我們也是在說，它成功地使我們聯想起了那些我們所熟悉，但從來沒有聯繫起來想的地方，儘管這樣說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在任何一位女性看來，這一程序之枯燥乏味與其重大意義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對於一個被認為古怪的人來說，最大的乏味恰恰就是因為他不喜歡這種枯燥乏味——即使他碰巧會對別人的化妝大吃一驚，他也會相信這種東西不值得她感興趣，也不會激起他特別的好奇心。

「你覺得這件襯衫時髦嗎？」

「真想象不出她把自己關在裏面對那個紅點做了什麼，」我問自己，並再一次看看衛生間的門和我的手錶。我這個自以為是的瑞士公民16：45仍在滿腹怨恨地等待著8：02的火車。「她已經在裏面關了大約兩個鐘頭了。」

「時髦？」

於是她就解釋起來。我們錯過了整個園丁會議，然而作為回報，我被帶進了伊莎貝爾的生活。她的生活與我本人生活的差別通過亞當·斯密式的想象是推斷不出來的。我了解其他一些女人的衛生間，但卻忽略了她們的面部化妝；我能斷定，女人的梳妝袋裡總是裝著這個露那個劑的，還有什麼睫毛膏、眼線筆和潤膚露，但我不知道女人每天有哪些面部例行公事要做，也不知道這會給兩性的經歷造成什麼差別。

「你聽著，我何不馬上換一換呢？然後聽聽你的看法。」

假如我過去從來沒有痛苦過，那會怎麼樣呢？看到我的兄弟遭受不可想象的痛苦命運的折磨，我會有何感受呢？我會不會想象上一次在擁擠的地鐵火車上的情況，然後把這一經歷擴展一百倍，也許再把它跟拔牙或尖刀的穿刺的痛苦回憶混合起來？換句話說，我們怎麼能夠理解自己不曾經歷過的經歷呢？

「啊，你對著鏡子站那麼長時間，究竟在做什麼。」

「說我傻我就傻，隨你說去，」她突然痛苦地回答說。

「我知道沒有，可我還是想知道。」

我跟隨伊莎貝爾走進她的卧室，只見抽屜大開，柜子門大開，彷彿有一個毛手毛腳的竊賊剛剛忙亂地搜尋過金錠或手槍。

約翰生博士認為：「我們都被相同的動機驅動著，都被相同的假象蒙蔽著，都被希望激勵著，都被危險阻撓著，都被慾望糾九-九-藏-書纏著，都被歡樂引誘著。」約翰生提出：人類屬於同一個既獨立而又統一的大家庭，都持有進入人類社會的護照，因而他們是能夠相互理解的。我能夠理解你的動機，那是因為如果我從枕頭下面看，也會發現相同的動機；我能夠理解你的經驗片段，因為我也能在自己身上發現相同的經驗；我能夠理解愛情給你帶來多大的痛苦，因為我也曾在一個又一個晚上忍受過沒有電話的折磨；我能夠理解你的妒忌，因為我也了解自身的缺憾造成的痛苦。

「伊莎貝爾，別傻了。」

但也有些情況，我們既不能斷定是鱈魚，又不能斷定是金槍魚。也許有人會反對僅憑想當然便認為我們應該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因而沒有讓人家講清楚就主觀地斷定他們的經歷的性質。慍怒者的想象不需要說話、比喻或解釋就可以明白，因為話語意味著對一次重要的和較高暗示程度的交際的理解的失敗。當我們的直覺能力受阻，需要清清嗓子的時候，當我們的聲音有可能會使我們想起自己的孤獨的時候，情況就是如此。我們只研究我們沒有感受過的東西。

「不知道。」我一邊說，一邊猶猶豫豫地回過頭來看，彷彿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就坐在鄰桌上。「我沒注意到什麼。」

「我需要在衛生間里呆一會兒，再收拾收拾，」伊莎貝爾在裏面喊道，「也就一小會兒。冰箱里有葡萄酒和啤酒，想喝自己拿。」

「變化？啊，沒有，真的沒有。我是說，今天是周末，所以你可以說每個人都比平時輕鬆了一點。我猜想，從長遠的觀點看，聯合國的決議會是個好消息，儘管……」

她又嘆了口氣，並刺啦一聲撕開紙包，抽出一根紫色的麥稈吸管，然後說道：「可我想，你是個男人嘛，所以對此我真不該大驚小怪的。」

她走進卧室，慢慢騰騰地換了半天，出來時差不多還是老樣子。

「這是如今比較有女人味的髮型。是戴夫的主意。你知道，關於髮型我們討論了很久，因為我想改變點什麼。一開始他想弄成一綹一綹的，但我認為他後來給我剪成這樣是對的。」

「我希望你不要只圖自己方便就隨便撒謊，」說著，她便向衛生間走去。

「怎麼了，伊莎貝爾？別生氣呀！你想我看見什麼了？我一向是不會猜心思的。」

「不是。」

「天哪！」伊莎貝爾大叫一聲，用雙手捂住臉，嘆起氣來。彷彿在說：「男人」可能原本不過是「糊塗蟲」。服務員的到來破壞了她的這一悲哀的姿態。

「給我一點時間，好不好？」

我為大衣櫃暗示的自我意識和有形意識感到震驚。它使伊莎貝爾得以區分什麼是隨便，什麼是高雅，而這種區別僅僅在於諸如一條牛仔褲的顏色或者read.99csw.com一件毛線衫的口袋樣式之類的外表細節上。衣櫃里有各種各樣的裙子、上衣、襯衫、褲子和套衫，用以滿足不同場合的需要。出席園丁協會會議需要穿這一件，參加朋友的生日宴會需要穿那一件。

想起來令人沮喪，除非在理髮行業受過熏陶，否則我們對他人外表總不及對我們自己的外表那麼敏感。有些日子我們發現頭髮垂到眉毛上很吸引人，但奇怪的是，有些日子頭髮垂到同一條眉毛上卻會掃得眼睛直流眼淚。我們無法明白其中類似的複雜性，只知道那些唯一的敏感通道支配著他人與其外在的自我的關係。其實他們只須保留他們的本質，我們就會忽略那些偶然發生的面部浮腫、前額皺紋或肚子隆起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卻可能會導致那些不幸的人們極度憎恨自我。

然而，我們剛坐下片刻，她又重新問起了那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我拿不定主意是穿米黃色的還是穿淡藍色的，你想不想看看？」

作決定的過程似乎結束了，於是我們朝門口走去。不幸的是，過廳一側的牆上掛著一面鏡子，不知伊莎貝爾從鏡子里看到了什麼，她趕緊跑回起居室里，還一面解釋說：「我的鬢角上有一座火紅的火山。」

「不是挖苦，我想知道。」

一個星期六的上午，我約伊莎貝爾在考文特花園車站外相會。她遲到了幾分鐘。在道過歉、罵過火車之後，她問我：「哎，你覺得怎麼樣？」

「於是，我輕輕地在臉上撲一層古銅色的粉，比皮膚的顏色稍重一點。它可以避免顏色刺眼。你得用一個大刷子刷，先擦去手背上多餘的潤膚露。如果不嫌麻煩，我還可以擦上點腮紅，以突出顴骨。」

「卡普契諾咖啡？」服務員問道。

「哎呀，別挖苦人了。我說過了，馬上就好。」

「都好，」我以一個男人的觀點預言說。而我這個男人空閑時間老穿棉布褲子，因而連一條黑裙子與另一條黑裙子之間的細微差別也搞不清楚。

「你是在開玩笑。」

「哦，很抱歉，我還沒準備好呢，」一個星期二的晚上，七點四十分，伊莎貝爾這樣說。那是我們約好從她那裡出發去基爾本出席在一年一度的業餘園丁協會會議上舉行的頒獎儀式的時間。伊莎貝爾因為在陽台上栽種了一種綠色植物而獲得了該協會的一個獎項。

就在我繼續用手指輕輕叩擊玻璃咖啡桌，電視上的娛樂節目已經演完、換成了較沉悶的節目——燕子的築巢方式考察時，我認真反思了自己脾氣暴躁、無法理解伊莎貝爾呆在衛生間不出來的問題。我以亞當·斯密的名義問：女人究竟在衛生間里幹什麼呢？我為什麼會想當然地認為一個不用化妝品的人能理解一個用化妝品的人呢？一個連四天的黑眼圈都不怕的人為什麼非要理解別人鬢角上的一個紅點的意義呢？一個從未穿過裙子的男人如何會對一個柜子里有五六條裙子的女人表示同情呢？

「你覺得短裙好還是長裙好？」

「我還沒站夠時間哩。」

「九九藏書你到底在裏面做什麼？」我問伊莎貝爾。我的聲音里已不再有原先提問時的那種怨憤。

「我覺得長裙好，你說呢？」

於是，我便在她的臉上尋找那座維蘇威火山，然而經她一解釋我才明白，原來只不過是一個小紅點，一個皮膚病歷史上比較小的紅點潛伏在她的左鬢角上。

「快點。」

「我不是要催你。忘記那該死的園丁協會吧。我只是對你在衛生間里做什麼感興趣。你已經化過妝，穿好衣服了呀。」

現在我能夠正確地看待伊莎貝爾了，也就是說，由於了解了她今天的不同，現在再看她，的確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原先她那栗色的頭髮低垂到肩膀以下，現在只達到肩胛骨上邊。她的臉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顴骨更加突出，人顯得更成熟了。

諸如此類的自我觀念與外界判斷的矛盾衝突有許多都是令人愉快的，因為差異所要求的糾正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義大利滷汁麵條好極了，儘管廚師認為糟透了；晚餐后的演說很成功，儘管演說人認為自己放了個受潮的啞炮。然而，其他誤解就不是這樣無害了。傳記作家經常得罪主人公的親屬和崇拜者，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經常往相反的方向調整傳記主人公的自我形象。就好比告訴伊莎貝爾，說她的舞跳得不像她自己想象的那麼好、法語講得不像她自己聲稱的那麼流利，或者說在計算機技術方面她應該再謙虛點時，她多半會皺眉頭。

「配上裙子？」

「知道什麼？」

也許有人會由此得出結論：一個合格的男性傳記作家需要在內心形成一種異性裝扮癖，以便理解女性的經驗。亨利·詹姆斯戴假髮的故事如今似乎成了類似於研究鱈魚和金槍魚的資料，而不是什麼屬於精神病分支的東西。對於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男性傳記作家來說，尋找她的信件和穿著愛德華式的襪子在貝德福德廣場轉悠一整天同樣重要。

「真想。」

伊莎貝爾笑了笑，嘆了口氣，臉上露出兩個裝滿幽默的酒窩。然後她說：「算了，忘了它吧。走，咱們喝點什麼去。」

「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打扮太過分了？」她問。

傳記的傳統寫法是毫不猶豫地跨越時代、階級、職業與性別界線。一位城市貴族會過上鄉村貧民的生活；一位五十歲的人會遵循年輕的蘭波的經驗；一位膽小的書生會把自己同阿拉伯的勞倫斯聯繫起來。令人欽佩的忠實就隱藏在這些冒險精神的背後。儘管有細微的表面差別，但男人和女人還是能夠互相理解的。https://read.99csw.com

「這麼說你認為什麼變化也沒有？」

「難道你真的沒注意到什麼？」

這種差異還是另一個象徵，它是對傳記的客觀性概念發起的又一次挑戰。且不論火山專家小組會怎麼說，假如有人試圖理解伊莎貝爾，他真的能把她本人對那個小紅點的感覺誤認為跟維蘇威火山的大小無關嗎？換句話說，難道他不應該考慮這種客觀上荒唐可笑、主觀上真誠可信的看法嗎？

我在起居室里一邊看電視上的娛樂節目一邊等她，時不時地掃一眼手錶和關閉著的衛生間的門。我這個自以為是的瑞士公民就像在8：03等待8：02的火車，心中充滿了怨恨。此外，我還像伊莎貝爾幾星期前那樣嘆了口氣，悄悄地脫口說出了一聲「女人哪」，然後沉浸在電視里的觀眾粗野的大笑中。其中一位觀眾因為吃完了一罐蚯蚓而剛剛獲得去夏威夷度假的獎勵。

但這種枕頭模式的含義也有灰暗難解之處。枕頭下面隱藏一點東西又有什麼關係呢？亞當·斯密在其《道德情操論》一書中無意間精闢地論述了這一難題：「因為我們沒有別人感受到的直接經驗，因而，我們無法僅憑設想我們在類似的情況下會有什麼感受對影響他們的行為方式形成看法。儘管我們的兄弟正處在極度痛苦之中，只要我們自己心情舒暢，我們的感官將永遠無法告訴我們他受的是什麼苦。只有通過想象我們才能對他的感覺形成某種概念。通過想象，我們能夠設身處地設想自己正在忍受同樣的折磨。

「嗯。」

「女士要橙汁，」他很懂事地說。他所表現出的老練的演繹能力比我還要強。

「噢。」

無論一個人如何注意通過另一個人的眼睛看世界，他總有某些東西看不清楚，尤其是當他不幸身為人類（儘管這是很平常的事）、站在人類的位置上觀察的時候。這一點現在越來越清楚了。

「我看著更年輕了，是不是？」伊莎貝爾問。

「我只是想，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有半個腦細胞，或者半隻眼睛，都會一下子看出來我跟昨天有點不一樣，因為我剛花了兩個小時和二十五英鎊在髮廊里理了發。我現在的頭髮比原來短大約兩寸半。我知道，這肯定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新聞，而聯合國什麼時候都是一個值得談論的話題，可我還是希望你能注意到發生了點什麼變化。」

「先用遮瑕膏蓋住紅斑或紅點，然後打肉色的粉底，然後再……你真的還想聽我說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