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礙我們興旺成功的真正風險跟自由主義者設想的並不一樣，在多數發達社會裡，缺乏自由不再是個問題。我們如今之所以栽跟斗，問題出在無法充分利用以往三個多世紀中先輩們為我等苦苦爭取到手的自由。一方面我們可以不受干擾、隨心所欲地行為，另一方面卻又沒有足夠的智慧來利用好這種自由，這使大家陷於病態。現在的問題主要不是我們身不由己地受到家長主義權威的支配，而自己卻痛恨這些權威的種種主張，乃至一心想要擺脫操控獲得自由。目前的危險正好相反：我們面臨著撩人的誘惑，在那些能與之保持足夠距離的間歇時刻，我們詛咒這些誘惑，但其他多數時候，我們卻缺乏勇氣去抵制誘惑，終於令我們對自身也極度厭惡並大失所望。當我們身上嬰兒般不成熟的一面踐踏我們頗為高尚的原則，無視我等最為崇敬的東西時，我們身上成熟的一面在絕望地旁觀哀嘆。我們最深切的希望可能是，某人會站出來從我們自身那裡拯救我們自己。

「十誡」作為較早的嘗試，旨在約束人們對其同類的侵害。在《塔木德》的敕令和中世紀基督教的善惡羅列中，我們可以見到一種關注，即關注那些涉及細枝末節，卻又同樣暗流涌動、隨時會爆炸開來的不良言行。向人宣告殺人越貨是惡行，那再容易不過，而就鄙薄言辭或者性|愛冷漠之後果向人提出警告，這可以說更是富有道德想象力的壯舉。

現代道德建設很大程度上已被「上帝已死」給予了當頭一棒，因為人們以為，信念的崩潰必定無可挽回地損害了大家的能力，使我們難以建立一個令人信服的道德倫理框架。然而，這個論點是有問題的。雖然該論點表面看來是個無神論的主張，但它實際上還是奇怪地、莫名其妙地寄托在一個宗教的思維前提之下。理由是，只有當我們某種程度上相信上帝曾經存在過，並因此相通道德的基礎本質上是超自然的，對上帝如今已不存在這一認知才會有力量來動搖我們的道德原則。

為人父母必然意味著強有力地介入自己孩子的生活，這樣做是希望他們某一天長大成人時不僅守法，而且還要和善，比如，對自己的同伴體貼周到，對孤苦者有慷慨善心，對自己的動機有自我意識，不至於慵懶不堪或者自憐自哀。父母的耳提面命就其為時之長和密度之高而言，足可與猶太法典中所列內容相提並論。

偶爾以家長主義方式提醒一下要循規蹈矩一點，這未必就一定構成對「自由」的侵犯，假如對自由這個術語作恰當理解的話。真的自由並不意味著完全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它應當與節制和引導是并行不悖、相互兼容的。

現可看一下猶太教的例子。猶太法典《密西拿》中的某些篇章與現代法律有著十分相似的內容，其中關於不偷盜、不違反合同、戰爭中不對敵人實施不成比例的報復，都有一些耳熟能詳的法律規定。九-九-藏-書

依據自由主義者的考慮，在世俗社會中，應當在法律監管的行為與個人道德約束的行為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防止對公民生命和財產構成損害，這類事情應當由各級議會、警察力量、法院和監獄來承擔，而較為模糊的各類小節問題應當完全屬於良心的斟酌範圍。因此，偷竊一頭公牛，這是警官要調查的事，而卧房中冷漠以對二十年乃至令某人鬱鬱寡歡，這就輪不到警察去調查。

看來已很清楚，宗教倫理的起源在於初民社會的實用主義需要，即需要控制其社會成員的暴力傾向，需要在他們中間確立起反向的和諧與寬恕習慣。所以，宗教準則開始時是一些告誡性的規矩，後來才被送上了天，再帶著脫離現實的威嚴面目被彈回到人間。關於同情惻隱和忍耐克己的訓令脫胎於一種意識，即同情和忍耐這樣的特質可以讓社會免於四分五裂和自我毀滅。這些規矩對於人類的持續生存太過重要了，以致數千年中我們都不敢承認是人類自己制訂了這些規矩，唯恐這樣的承認會使得這些規矩被人們吹毛求疵甚至粗暴處置。我們不得不假裝道德來自於茫茫上蒼，目的就是要把道德與我們凡人的推諉和過失隔離開來。

這些圖表一般都會使得孩子的行為有相當大的改善，同時，孩子似乎也因自己混亂無序的衝動得到監督和節制而獲得某種不可思議的滿足感。考慮到這些現象，持自由主義立場的成年人也許會受到觸動，進而建議給自己往牆上釘一張「乖孩子星星圖」，用這張圖來跟蹤記錄本人的古怪行為或許會有所益處。當然，他們也可能會對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荒唐想法莞爾一笑。

然而，有這麼一個領域，在其中我們會不由自主地贊成道德干預，而不贊成抱持中立態度。對我們許多人而言，這個領域主導著我們的實際生活，並且就其價值而言，壓倒了所有其他的關注。這就是養育孩子這件事。

然而，其他大量的法令卻引人矚目地超出了通常的領域，遠遠超越了自由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判定為合適的範圍。猶太法典津津樂道地詳細規範了應當如何與家人、同事、陌生人，甚至與動物相處。它規定，在還沒有餵飽山羊和駱駝時，自己決不能坐下吃飯；如果答應的出行需超過一夜以上的時間，應當請求父母的同意；每個春天時節都應當邀請社區中的寡居婦人一起來用餐；應當只在收穫季節敲打橄欖樹一次，以便為孤兒或窮人留下一些剩餘的果子。此類建議中，最登峰造極者莫過於有關性|交頻率的指令。男人被告知有義務為了上帝，應當有規律地依照日程表來與妻子做|愛，這個日程表把做|愛頻率與職業責任的等級掛起鉤來：「對擁有獨立經營手段的男人，每天；對體力勞動者，每周兩次；對趕驢者，每周一次；對趕駱駝者，每三十天一次；對水手，每六個月一次。」（《密西拿》「婚書篇」，5:6）

原罪論讓我們理read.99csw.com解到自己所鄙視的自身缺陷實乃人類這一物種不可避免的特徵，由此鼓勵我們一點一滴地尋求道德的完善，我們因此可以在朗朗乾坤之下坦承缺陷並且努力改邪歸正。原罪論清楚，羞恥並不是一種壓在我們心頭的有益情緒，我們正需要不斷精進以圖日漸減少需要為之羞恥的東西。啟蒙思想家們相信，當他們宣布人之初性本善時，他們幫了我們一個忙。然而，翻來覆去地重申我們天生純潔卻會造成我們身心崩潰，因為我們會對自己無法達到高不可攀的完善水平而生髮出無窮的自責和悔恨。結果是，坦承普天下人都有罪反而是個更好的起點，可從此邁出走向美德的碎小步子。

猶太—基督教傳統時斷時續地領悟到，可能阻止我們改造自己的障礙是一種孤獨、負疚的感受，即認為我們已經壞到了超乎常情、無可救藥的地步。因此，這些宗教頗為沉著冷靜地宣告，我們大家無一例外都是缺陷十分嚴重的創造物。「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詩篇》51），這一啟示反覆回蕩在《舊約》中，在《新約》中也有回應：「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書》5:12）

從猶太—基督教關於良好行為的觀念中，或許可以大胆地吸取一個總體原則，即我們最好集中關注那些相對輕微的、不惹人注目的不良言行。驕傲，表面看來不過是毫不起眼的心理態度而已，可是在基督教看來卻很值得注意，這如同猶太教給已婚夫妻提出性|交頻率的建議，並不覺得是在小題大做。

與此相比，宗教一直懷有試圖塑造他人的遠大雄心，對於社會成員應當如何相處，宗教提出了一些影響深遠的理念。

假如成人「星星圖」的想法雖有點奇怪但還不至於完全沒有道理，那是因為在比較成熟理智的時刻，我們意識到了自身不完美的廣度以及孩子氣的深度。有那麼多事情我們想做但從來就沒有去做，也有那麼多的行為方式我們傾心贊同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拋諸腦後。然而，在一個對自由頂禮膜拜的世界上，已經剩下很少的聲音敢於勸誡我們要好好做人了。

父母當然也面臨著自由主義理論家們在政治領域深感頭痛的問題，即：「你算老幾來告訴我該怎麼做？」「你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可是，父母在得出切實可行的答案時並不覺得多麼困難。即使是給孩子的第一要求潑冷水，甚至經常要頂著孩子刺耳的叫喊聲，父母一般也還是相信，自己正在指導孩子依照恰當的規矩行事；要是孩子擁有充分成熟的理性和自制力，他們定會自覺自愿地尊重這些規範。

鑒於天下人都難免形形色|色的愚蠢和私憤，為了指導我們的行為，要開列的善惡榮辱單子理當十分具體。但即便如此，作為當務之急的道德訓導卻必須ｒｅａｄ•９9ｃsw.ｃoｍ著眼于總體的問題。

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會退而承認，試圖滿足配偶的性要求，慷慨地分享橄欖，將出行計劃通報給長者，毫無疑問都值得稱道。然而，對於把此類願望轉變為法律條文的家長主義做法，他們會視若稀奇古怪和十足邪惡而加以譴責。按照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什麼時候喂狗、請寡婦來吃飯，不過是個人良心上的事情，不是社會群體需要作出判斷的問題。

我們所需要的勸誡一般而言並不複雜：寬恕他人，不要一觸即跳、暴跳如雷，敢於從對方角度設身處地地考慮問題，恰當地看待自己的理由、感受和委屈，等等。假如我們以為自己任何時候都用不著傾聽有針對性的、直截了當的、條理簡明的勸善提醒，那我們一定太過自以為是、老於世故了。更有智慧的是，我們應當認識到，大多數情況下，自己作為生命個體，也很需要善意的、堅定的、基本的指導，正如同我們視若當然地調|教孩子、馴化家畜。

這樣的父母在自己家裡崇尚家長主義，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們已經把所有的倫理疑慮都解決得一清二楚了。父母們會告訴你，大事上拿不定主意也十分合乎情理。哪怕對許多小事信心滿滿，比如，揍自己弟弟的臉或者把蘋果汁噴到卧室的天花板上，這裏的對錯很容易判別，但對某些大的問題，比如超過二十四周的胎兒到底是否可以實施人工流產，終究仍舊拿不定主意。

依據這一設想，國家不應當懷抱某種期望，想要去處理國民內心健全或者外表禮貌這樣的問題，公民的個人小節不該受到評論或指責。自由主義者所擔心的是，對小節的干預可能會將政府打造成一個保姆國家，在他們眼裡，那是最應當加以討伐、最令人厭惡的政權類型。

作為最早並且最清晰地倡導這种放任主義的人士之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在其1859年的《論自由》中解釋道：「在一個文明社會中，對任何成員在違背其個人意願的情況下行使權力，只能有一個正當的目的，那就是防止其對他人產生危害。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身體的還是精神的，都不構成足夠的理由。」

誠然，我們接受他人指導的意願程度尚且有賴於提供指導者的腔調。宗教是有一些令人不快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神職人員跟人說話時，總擺出一副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擁有成熟心智和道德權威的架勢。可是，基督教最動人、最迷人的一點是，它不承認那種「孩子—成人二元對立論」，而是承認我們歸根結底都很幼稚、不完全、有待完善、容易受誘惑，甚至作惡多端。假如有關善與惡的教訓是由深刻了解這兩類故事的人說出來，我們便更願意吸取善惡的教訓。故此，「原罪」的理念擁有著經久不息的吸引力和實用性。

我們會全力說服周末到訪的朋友們多待上一九*九*藏*書會兒，他們的問候和敬意讓人想起周圍世界曾經對我們寄予的厚望。可是在心靈深處，我們知道自己如此承受痛苦，是因為沒有人在那裡好言相勸讓我們調整言行並且真下點功夫。宗教理解到這一點，它們知道若要延續良好的品行，擁有一批觀眾將會有所幫助。因此，在即將步入婚姻殿堂的典禮上，不同宗教都為我們提供了一批觀眾，也因此，還將監督警戒的責任賦予了各路神靈。不管乍一看此等監督警戒的想法可能是多麼的乖戾不祥，但事實上，感覺有人一直在觀察著並且期望著我們做得最好，這樣生活著還是平添了安慰和鼓勵。當覺得個人的行為不只是關乎自己時，會讓人心生快意，也會讓言行良善這一非同小可的事情做起來稍微容易一點。

我們永遠不會發現關於良好行為的鐵打準則，也不要期望這樣的準則可以回答一切問題，告訴人類如何平安融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然而，缺乏關於良好生活的絕對共識本身不應該阻止我們去探討並弘揚有關良好生活的思想觀念。

強調原罪還可進一步解釋他人的疑惑，因為在一個民主的時代，人們不免懷疑誰有權來提供道德指南。對於那個怒氣沖沖的問題：「你算老幾來告訴我該怎麼做？」信教者只需以一個令人消氣的答覆來回應：「一個同樣的罪人。」我們都從同一個祖先即墮落的亞當那裡繁衍下來，故此都同樣受困於內心的焦慮、罪孽的誘惑、對愛的渴求，以及偶爾對純潔的追求。

不妨對比一下，現代國家出台禁令並介入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的遲緩和生硬，它干預的時刻是在我們已經拿起了槍、偷了錢、對孩子撒了謊，乃至把配偶推出了窗戶之後，早已為時太晚。現代國家並不研究見微知著、防微杜漸的問題，而猶太—基督教倫理的成就卻在於不僅僅把人類十惡不赦、顯而易見的罪行包括在訓誡範圍之內。其訓誡涉及一系列起於青萍之末、擾亂日常生活、終會釀成滔天罪行的那些粗暴和殘忍行為，它知道粗野無禮和感情羞辱可能跟搶劫和謀殺一樣，同樣會腐蝕一個健全運行的社會。

但如果我們現在能夠承認自己的倫理法則有過這樣一個精神化的過程，那我們就沒有理由去廢除這些法則本身。即使不再相信有個上帝插手著要我們懷有同情並且秉持正義，我們也繼續需要同情和正義這方面的告誡。我們不再需要依靠下地獄的威脅或者上天堂的誘惑來讓自己循規蹈矩，只需提醒自己，我們曾經想象超自然神靈要求我們過的那種日子實際上正是我們自己想要過的日子。當然，這裏的「我們」是指我等身上最成熟、最理性的部分，在我們危機四伏、執迷不悟時，往往很難找到這些部分的影子。道德從迷信到理性的充分演化昭告世人，我們自己才是道德戒律的真正制訂者。

然而，htｔｐｓ://rｅａd.99ｃsｗ•ｃｏm對此等陰暗的認識並不是最終的落腳點，而現代悲觀主義則經常假定必定如此。我們在誘惑之下，是會欺騙、偷盜、侮辱他人、自私自利地漠視他人、不忠不信，這些都可以毫不驚訝地加以接受。問題不在於是否我們會經歷這些駭人聽聞的誘惑，而是我們是否可以偶爾地超越這些誘惑。

一旦我們長大成人，很少再有人一本正經地鼓勵我們要和善待人。現代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個關鍵前提假定就是，我們應當在不受責罵的狀態下如己所願地自由生活，既不必恐懼他人的道德評判，也不應屈從於某一權威一時性起的意念。自由已經成為我們至高無上的政治品格，人們不會設想讓國家承擔起教化的責任，來告訴大家應當如何跟他人交往，或者把我們送去聽聽關於俠肝義膽和禮節禮貌的講座。現代政治，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都被一種所謂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著。

然而，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假定上帝原本就是我們自己樹立起來的，那麼上述論點立馬便分崩離析，變成一種同義反覆的廢話。因為，如果我們原本就知道，歸結到超自然神靈頭上的許多規範實際上只是不折不扣的人類祖先自己的作品，那我們還有必要因為他人對倫理的懷疑而增加心理負擔嗎？

為了給自己的主張提供具體的形式，父母經常會不惜畫出「乖孩子星星圖」之類的複雜家政協議，把它們貼在冰箱側面或者食品儲藏室的門上。這些家政協議會事無巨細地詳盡列出家長對孩子行為的期望以及反過來會對孩子的獎勵。

不願意介入私人事務，其根源與其說是冷漠，不如說是懷疑，具體而言，是總體上不相信何人居然能確知何為美德，更不相信如何可能把美德安全而又明智地灌輸給其他人。自由主義者認識到倫理問題固有的複雜性，也不可能看不到，很少有問題能夠一清二楚地歸到「對」和「錯」這種毋庸置疑的類別中。一方眼裡顯而易見的真理，在另一方看來可能只是具有文化傾向性的偏見而已。自由主義者回顧了以往多個世紀中宗教的自以為是，深為信仰所包含的危險而震顫。他們出於對粗陋道德主義的憎惡，把對道德的談論逐出了公共領域。當有人躍躍欲試地要質疑他人的行為時，自由主義者可能會拋出一個足以令其發抖的問題：你算老幾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自由主義者可能也會承認，理論上講我們可以從他人的指導中獲得益處，但他們還是會抱怨說，誰也不可能來提供這種指導。道理很簡單，人們心中再也不清楚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了，而我們之所以不知好壞，則正如一句誘人墮落的誇張警句所言，是因為「上帝已死」。

現代婚姻便反映了道德氛圍缺失所帶來的問題。我們開始時懷有最為美好的初衷，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群體支持，全部的眼睛都看著我們，家庭、朋友及國家的僱員似乎都與我們的共同幸福和良好行為休戚與共。但很快，我們發現只剩下自己來獨自處理賀喜禮品以及雙方不合的性格，而且，因為都是意志薄弱的傢伙，我們剛剛才一片至誠投身其中的契約便開始出現裂痕。令人陶醉的浪漫期盼不過是易碎的材料，不足以打造婚姻關係，於是，我們彼此間不再顧及對方，甚至虛情假意起來。各自的粗俗無禮使得雙方都會大吃一驚，直變得滿口謊言、滿腹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