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愛讀的世俗書籍並不會提醒我們，讀完就扔的一次性閱讀方法是多麼的漏洞百出。這些書籍不像宗教典籍，沒有標示出一年中哪些特定的日子里我們應該複習，況且，宗教典籍複習時有二百來人在一起做，還有樂器在演奏背景音樂呢！你可以說在安東·契訶夫的故事中，能夠找到跟福音書中一樣多的智慧，可是契訶夫的故事集並未附有月曆牌，去提醒讀者照著計劃定期複習書中的金玉良言。假如我們試圖從世俗作家的作品中編出誦讀語錄，一定會有人指責我們稀奇古怪。我們最多不過是在自己最喜歡的句子下面不成系統地劃一些線，下次或許在等待計程車的偷閑時刻碰巧再掃視一遍而已。

世俗社會經常極力主張，我們應該感到無比欣喜，不僅有如此大量的書籍，而且其價格還是如此之低。可是，不應當認為這兩種情況必然就是板上釘釘的優勢。谷登堡之前時代，一冊《聖經》蘊含了代價高昂、煞費苦心的手工技藝，書頁邊空處花卉的插圖樣子、對約拿和鯨魚樸拙的刻畫，以及聖母頭頂的湛藍天空和點綴其中的奇異飛鳥，無不透露出精工細作的態度。這種製作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注重在收斂的基礎上用足工夫，並且期望把一本本單獨的書冊製成賞心悅目的作品，從而突顯其精神意義和道德價值。

相比而言，宗教幾乎不需要藉助不斷翻新的新聞播報來改變或形成自己的見解。那些穩定性較高的偉大真理可以寫在精製羊皮紙上或者刻在石頭上，不必流淌泛濫在手持屏幕上。在十六億佛教徒看來，自公元前483年至今，還沒有什麼具有改變世界意義的消息；對基督教徒而言，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公元30年復活節星期天前後已經終結；而在猶太人眼裡，歷史的分界線早已劃在公元70年羅馬執政官提圖斯夷平第二聖殿稍後的時候。

相比之下，世俗社會對我們是多麼的放任自流！它以為，我們定會自然而然地踏准發現之路，總能找到對自己至關重要的理念，而且，它還讓我們在周末放鬆地去消費和娛樂。世俗社會正像科學一樣，特別看重新的發現。在它眼裡，重複終究是極度匱乏狀態下不得已的做法，故此，它給我們提供著滾滾流淌的新信息，但也因此弄得我們把一切都忘了個一乾二淨。

完全無法想象，哪一位當代大學的講課教師在故世之後，自己的遺體會被綁縛在桌子上，脖頸被切開，喉管、舌頭、下頜被取下，再安放到一個鑲飾有寶石的金色盒子里，然後展示在一個聖祠中央的壁龕中，而這個聖祠專門用來紀念其不凡的演說天才。然而，這一切恰恰就是帕多瓦的聖安東尼得到的待遇，他是13世紀聖方濟各會教派的修士，後來依仗其公共演說方面出類拔萃的才能和精力而被冊封為聖人。他的發聲器官陳列於家鄉的天主教大教堂，依然吸引著來自天主教世界各地的慕名朝拜者。依照聖徒傳記，聖安東尼一生中總共作了一萬場佈道，而且能夠感化最最鐵石心腸的罪人。甚至有傳說稱，有一天在里米尼，他站在海灘上，開始對著並無特定聽眾的大海慷慨陳詞，很快他居然發現，一群魚兒已經圍攏過來，成了一批無比好奇、顯然陶醉其中的聽眾。

然而，世俗大學教育的辯護者很少擔憂過「自製缺失」問題，他們毫不猶豫地斷言，有些概念哪怕只在二十歲時聽過一兩次，哪怕已經過了五十年的金融或市場調查生涯，而且哪怕這些概念當年是由講課者站在空洞的房間里以單調的聲音說出來的，人們還是會完完全全地受到這些概念的影響。根據這一看法，觀點可以從腦袋中流淌出來，其隨意的樣子很像倒拿的手提包倒出東西一樣，或者，觀點可以像說明書一樣平鋪直敘了無修飾地表達出來，一點也不會傷及相關精神活動的總體目標。自從柏拉圖攻擊希臘詭辯學派更關注說得動聽、反倒不關注誠實思考之後，西方的知識分子一直固執地質疑口頭的和筆頭的滔滔雄辯，他們相信口若懸河的教師會用甜言蜜語別有用心地掩蓋其不可告人或者乏善可陳的想法。以何種方式來傳達一個想法被認為無足輕重，至少它排在該想法本身的質量之後。因此，現代大學沒有特別重視演說才能，倒是沾沾自喜地以為，自己重視真理本身而不是表達技巧，足以保證真理得到成功而且持久的傳播。

然而，我們確實在遺忘這些東西啊！現代世界充滿了各種刺|激，其中最奪人眼球者當數被統稱為「新聞」的滾滾洪流。這一大塊內容在世俗世界所佔的權威地位等同於宗教世界中的祈禱日程表，其新聞播報以超常的精確性覆蓋著祈禱時間節點：晨禱已變形為早餐新聞播報，晚禱則變形為新聞晚間報道。

各路宗教都富有智慧地制訂了詳盡的月曆牌和日程表，深切而廣泛地介入信眾的生活，不會讓一個月、一整天、一小時在缺乏精心策劃的思想灌輸下付諸東流。宗教工作計劃幾乎會落實到每一時刻，會細緻地告訴教友應該閱讀什麼、思考什麼、演唱什麼、做些什麼，堪稱事無巨細毫不疏漏，但確又處之泰然視若當然。例如，《公禱書》規定，信眾應當總是在「三一節」后第二十六個星期日晚上六點半集會，此時，燭光在教堂四壁上留下碎影，大家應當聽講次經中《巴hｔtｐｓ://ｒｅａｄ.９9cｓｗ.cｏｍ錄書》第二部分的誦讀；1月25日，他們必須一直思索聖保羅的談話；7月2日上午，則必須反思聖母馬利亞之往見，並吸收《約伯記》中第三篇的道德教誨。對天主教徒而言，日程安排還要精細，他們的一天被分割為不少於七次的祈禱。比如，每天晚上十點，他們必須審視自己的良心，閱讀一首讚美詩篇，宣告「交託在你的手中」，歌唱《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西面頌」，最後再讚美一番聖母（「永生永世的聖母，憐憫我等罪人吧」）。

近期，基督教的演說傳統有了進一步的光大，主要得益於非洲裔美國佈道者，尤其是那些屬於五旬節派和浸禮會派的佈道者。在美國各地的教堂里，星期天的佈道可不是枯燥無聊的時刻：聽講者傻坐著，一隻眼睛盯著時鐘，教堂東面的半圓室里，一位牧師則在讀經台上，面無表情地仔細剖析行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正好相反，信眾們都需要打開各自的心扉，緊握鄰座教友的手，噴發出「對呀」、「阿門，佈道師」這樣的喊聲，讓聖靈進入他們的靈魂，最後在一陣欣喜若狂的喊叫中轟然打住。在台上，佈道者則通過呼喚與回應，撩撥著集會教友的熱情之火，他會令人著迷地夾雜著本地土話和欽定版聖經詞彙，反覆問道：「願意說阿門嗎？我說你們願意說阿門嗎？」

聖安東尼不過是基督教悠長而自覺的演說傳統中的一個代表而已。英國詹姆斯一世時期詩人兼聖保羅大教堂教長約翰·多恩在自己的佈道中，也展示了足可媲美聖安東尼的感化勸導才能，他能將複雜的思想化解為輕鬆自然的清澈道理，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為了消除聽眾在佈道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厭倦，多恩會每講幾段就稍作停留，以便總結自己的思想，而且總結用詞都決意要銘刻在聽眾易變健忘的頭腦中。（「年長是一種疾病，年輕是一個伏兵。」）正像一切魅力獨具的格言家一樣，他擁有爐火純青的對仗功夫（「失卻畏懼，焉得真愛？」），而且，這種修養又與一種抒情的感觸相結合，使他能夠藉助出人意料的形容詞凌空翱翔，然後又以一句深入淺出的格言帶著他的教徒聽眾戛然而止。（「鐘聲為誰鳴，切莫去打聽，只要有善心，自然屬於您。」）他在處理自己與聽眾之間的關係時絲毫不會擺出一副教長的面孔。教友們尤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他思想的真實誠懇，因為這些都出自一位看來人性濃厚乃至同樣會有失誤的佈道者。（「我平躺在房間，我仰天呼喚，請求上帝和天使降臨人間。等他們來到之後，我卻冷落了上帝和天使，只因為蒼蠅嗡嗡、馬車叮噹、房門吱嘎。」）

思想觀念除了九九藏書需要表達得生動流暢外，還必須不斷地重複。我們必須一天三番五次乃至多到十次地強迫提醒自己記住所深愛的真理，要不就難以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九點閱讀的東西到中午時分我們也許已經忘記，所以需要到黃昏時段再去閱讀。必須時時給我們的內心世界提供一種支撐結構，這樣心中最好的思想內容才能得到反覆的強化，也才能克服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每時每刻給你的困擾。

這種場面與人文學科的典型課堂相比，反差猶如天壤之別，可是這種反差真的不必存在。世俗學府那副一本正經的樣子能有什麼用處呢？講解蒙田的小品文時，如果每句話后一百號人都激動萬分地齊聲叫好，那蒙田著作的含義不就可以大大拓展嗎？講解盧梭的哲理時，假如用有節奏、詩歌般的「呼喚—回應」方式來鋪陳展開，那盧梭哲學不就可以在你我的腦海中久久回蕩嗎？可以說，只要不把人文老師送到非洲裔美國五旬節派的佈道師那裡去接受培訓，世俗教育便永遠不可能成功地挖掘出自己的全部潛力。只有接受了那種培訓，謹小慎微的講課者在講述濟慈、亞當·斯密時才會拋棄現有的自我束縛，才會掙脫舉止持重得體這樣的虛假觀念，才會衝著昏昏欲睡的聽眾大聲喊道：「聽到了嗎，我說聽到了嗎？」只有到那個份上，那些終於眼淚汪汪的學生才會跪倒下來，聽任一些世上最重要的精神觀念流入腦海並進而改造他們自身。

宗教的追隨者不會覺得有這些問題。對猶太教徒而言，在星期一和星期四、每次兩節、大聲朗讀《摩西五書》，這一儀式自公元前537年「巴比倫囚虜」時期結束以來，一直是他們宗教的核心內容。在猶太歷提市黎月第二十二天，「慶法節」標志著一年會堂誦經的結束以及下一輪的開始，這時，《申命記》最後一節、《創世記》第一節都需要從頭至尾背誦一遍。很奇特的是，被指定閱讀《申命記》34:1—12的信徒會被稱為「律法新郎」，而負責閱讀《創世記》第一篇的人則被稱為「創世新郎」。我們這些世俗之輩或許覺得自己還是很愛讀書的，但如果跟這兩個新郎比，我們對書的喜愛簡直顯得有點冷淡。須知，這兩個新郎要繞教堂走七個來回，唱出他們的喜悅並且乞求上帝開恩：「賜予我們吧！」與此同時，教堂中的其他信眾則揮舞旗幟，互相接吻，向所有在場的孩子拋灑糖果。而世俗這一邊卻是多麼的令人遺憾呀！設想一下，當我們合上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最後一頁，假如進而去爭取那份成為「斯萬家新郎」的榮耀，世俗社會一定會對我們側目而視。

在這方面，世俗社會同樣提供了超出消化能力無窮倍的內容，弄得我們不得不苦苦掙扎，以設法抓住一點最有用的東西。21世紀初攻讀人文學位的本科生，即使其勤奮程度屬於中等https://read.99csw.com水平，畢業前可能也需要翻閱八百本書。相比之下，1250年時一個富裕的英國家庭要是擁有三本書已算是走運的了，這點有限的收藏會包括一本《聖經》、一本禱告集、一本聖賢行狀彙編，但其代價足有居家房舍那麼高。假如我們如今哀嘆這個書山書海的時代，那是因為意識到，要想最有效地開發自己的智力和情感，並不是靠閱讀得更多，而是靠聚焦某些書籍，加深理解並時而複習。我們為自己還有那麼多書尚未閱讀而惶恐不已，但看不到自己已比奧古斯丁或但丁多讀了很多很多，也因此看不到，我們的問題純粹就是自己吸收的方式問題，而不是自己消費的範圍問題。

依照宗教啟示來重新安排大學教育，不僅涉及課程體系的調整，而且同樣關鍵的是，會包括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進。

就其方法而言，基督教從一開始便受到一個簡單卻又關鍵的見解所引導，這就是我們太容易遺忘。可惜的是，這一見解在負責世俗教育的人那裡，從來就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基督教的神學家們知道，我們的心靈受困於古希臘哲學家所謂自製缺失，這是指一種茫然不知所措的交織狀態，即雖然知道應該做什麼，實際上卻又持續地不願意行動，不管是因為意志薄弱還是因為心不在焉。我們一方面擁有智慧，另一方面卻缺乏恰當的力量在生活中實施這一智慧。基督教把大腦描繪成一個懶散而又易變的器官，它很容易留下印象，但又永遠在改變自己的關注焦點，並且永遠在拋棄自己的原先承諾。有鑒於此，基督教提出，教育的中心問題並不是如何去對抗無知（世俗教育家們即主張對抗無知），而是我們如何能夠去對抗自身的惰性，此即不願意身體力行我們在理論層面上已經充分認同的想法。基督教贊同西塞羅的勸導，說公共演說家應當擁有三重能力：證明、娛樂、說服，此外，它也追隨希臘詭辯學派的觀點，堅信所有的課程都應當既訴諸理性，又訴諸感情。總沒有理由讓震古爍今、顛倒眾生的思想在含混不清的瓮聲瓮氣中表達出來吧。

精彩的神學辯論總讓人慾罷不能，在位於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的新景浸禮會教堂里，就有這樣一場神學辯論從台上順流而下：「今天我們沒有一人身處監牢。」（集會教友說道：「阿門，對呀，阿門，佈道師。」）「主憐憫我們。」（「阿門。」）「所以，兄弟姐妹們，我們在精神上也決不應當自我監禁。」（「阿門，佈道師。」）「我的兄弟姐妹，聽到了嗎？」（「阿門，阿門，阿門！」）

即使不贊同宗教日程安排中的具體含義，我們也還得承認，自身已經因為雜亂無度地追逐新奇而付出了代價。偶爾到靜夜時分，在收看了一條新鐵路開通的報道，或者聽完了關於移民問題辯論所作的煩心總結后，我們終於讓電視機安靜下來，這時我們會感到悵然若失。我們會意識到，在費心跟蹤關於人類雄心勃勃地邁向技術完美和政治完善的報道過程中，自己實已喪失了重溫某些真理的機會。這些真理低調樸素，我們在理論上雖已了解清楚，但卻忘記了在生活中加以身體力行。

例如，我們會被吸引到電影院去看一部新近發行的影片，電影結尾極度動情、無比悲傷，讓人情緒激越、感慨萬千。走齣電影院這一刻，我們誓言要按照銀幕上所展示的價值觀去重新思考本人全部的生存狀態，並且要洗刷和蕩滌自己身上頹廢沒落和輕狂草率的性格。可是，到第二天晚上，在開了一天的會，發了一天的火之後，當初的電影體驗早已人間蒸發。這個世界上，曾經讓我們刻骨銘心卻轉眼灰飛煙滅的東西太多了：以弗所神廟廢墟的雄偉壯麗，西奈山上放眼四望的特殊體驗，愛丁堡城裡餘音繞梁的詩歌朗誦，閱讀托爾斯泰《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後的掩卷感受。到最後，所有現代文藝大師都難免烹調大師的命運，即精製的佳品轉瞬間被咀嚼個稀爛。當然，文藝大師的作品本身可能不會潰爛腐敗，可是其受眾的反應卻真會銷聲匿跡。我們雖然敬重文化的力量，但很少承認，對於文化中的具體豐碑，我們的健忘程度著實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在讀一部傳世傑作之後不過三個月，我們可能要搜腸刮肚才能回憶起其中的某個場景或者某半句話語。九九藏書

技術進步已使得因擁有一冊書而心存感恩顯得多少有點荒唐，但儘管如此，物以稀為貴這一心理並未過時。當年製作一冊猶太托拉經卷，一名抄寫者謄抄《摩西五經》要花上一年半的時間，抄經的羊皮紙來自於按特定儀式宰殺的山羊，羊皮還要在按教規配製的蘋果汁、鹽水、五倍子混合液中浸泡九天。對於此番用心，我們自應崇敬有加。我們諒必願意用一些很容易散架的平裝書去交換幾冊精良的經卷，這些精裝書卷，通過其材料的厚重、版式的雅緻、插圖的精美，傳達了一種願望，即希望書中的內容能在我們的心靈佔有一個恆久的位置。

新聞的聲望立足於一個未曾明言的假定，即由於現代史上兩大推動力（政治和技術）的作用，我們的生活永遠處於重大轉變的邊緣。因此，地球上必須鋪上縱橫交錯的光纖電纜，機場的候機廳必須裝滿電視屏幕，城市的公共廣場也必須鑲嵌不斷跳動的股票價格表。

我們對文化的這種態度從教育領域漫延到了其他相關領域，比如，在書籍的製作和銷售中，也充斥了類似的可疑思想。

不管你原來的主張有多麼巨大的感染力，如果現在每說完一點，集會的五百人都會齊聲歡呼：「感謝你，耶穌」、「感謝你，救世主」、「感謝你，基督」、「感謝你，上帝」，那你的主張不是足以顛倒眾生了嗎？

當然，世俗社會也不是不熟悉月曆牌和日程表，在跟工作相關的方面我們太了解這些東西了，對於午餐會面、現金流預測、繳稅截止日期之類的日期提醒，我們無不欣然接受。不過，我們似乎覺得，假如把回頭再讀沃爾特·惠特曼、馬可·奧勒留跟記事冊聯在一起，純粹是擾亂個人的自發興緻。《草葉集》和《沉思錄》也許讓人感動，但我們否認有必要每天去複習回味，即使我們希望這些書籍能夠對本人的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更讓我們感到驚恐的不是自己可能會徹底忘掉書中的內容，而是擔心自己被迫刻板地按照計劃去接觸某些思想，我們總以為這種做法會產生窒息心靈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