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太快」似乎是普魯斯特的口頭禪。「別太快」的好處是，當我們玩味事情的過程時，這個世界會變得更有意思。尼科爾森原本三言兩語就將早上的事交待了（「是這樣，我們一般十點鐘開會」），現在則說到了握手、地圖、翻動文件發出的聲音，說到了杏仁餅乾。那杏仁餅乾尤其值得一提，它可視為普氏「別太快」之說的一個極好的象徵——如果我們行色匆匆，就不可能留意到它誘人的香味。

此時十五秒鐘已到，不能再寫了。「很好，」節目主持人有幾分勉強地說，「可惜他由對作品的總評開始，未及進入細部。」他對該選手感謝了一通，又對他的泳褲恭維一番，而後就讓他鞠躬走人。

關於普魯斯特的借題發揮的本事，還有一更嚴肅正經的例子。1907年1月，他正讀報間，忽被一頭條新聞摘要「瘋狂的悲劇」吸引。出身中產階級的年輕人亨利·梵·布萊倫伯格「瘋病發作」，用廚刀刺死了母親。他母親驚呼：「亨利，亨利，你對我幹了什麼？」雙手伸向天空，倒在地板上。亨利隨即將自己反鎖在房間里，想用那把廚刀割喉自殺，卻找不準血管，於是又拿了把左輪手槍對著太陽穴扣動了扳機。但他玩槍也是個生手，警察（其中有一位碰巧也叫普魯斯特）趕到現場時發現他在自己房間的床上，臉上血肉模糊，一隻眼球懸于眼眶外，與滿是鮮血的眼窩似斷似連。警察向他詢問躺在外面的母親是怎麼回事，他未及說完即一命嗚呼。

普魯斯特在其生命的最後八年根本不可能離開巴黎，對這樣一個病人，關心聖拉扎爾車站的火車何時發車，可說毫無意義。然而普魯斯特不僅讀，而且還讀得津津有味，如同那是一部寫鄉間生活的引人入勝的小說。單是時刻表上外省火車站的站名，即足以引他浮想聯翩，據此他能想象出一個鮮活完整的鄉間世界：農舍里家庭生活的活劇，鄉下官吏的胡作非為，以及田間的勞作。

少一點貪慾，多一點體察，放慢了腳步的我們就會變得更有同情心。再想想那位不知所措的梵·布萊倫伯格，我們提起那樁弒母案時，就會將心比心，而不是嘀咕一聲「瘋子」就將報紙翻到下一頁。

「全英普魯斯特梗概大賽」的靈感就是從這兒來的，這節目由蒙蒂·派尚在南部的一處海濱度假勝地主持，大賽要求參賽者在十五秒鐘以內概述七巨冊的《追憶逝水年華》，身著泳裝和禮服上場交卷。第一個參賽者是來自盧頓的哈里·巴格特，他匆匆交上了下面的幾行字：

普魯斯特寫道：

普魯斯特的作品誠然不同凡響，不過最狂熱的崇拜者也不得不承認它有一大毛病——這書實在長得沒邊。如他弟弟羅貝爾所言，「要想讀《追憶逝水年華》，先得大病一場，或是把腿摔折，要不哪來那麼多時間？」但是診出肺結核或斷腿打了石膏躺在床上，得了閑工夫的人又須迎接新的挑戰，那就是普魯斯特式的冗長句子，它們盤曲纏繞，如同長蛇。最長的句子出在第五冊，要是以標準印刷字體排成一列，差不多要有四米長，足可圍著酒瓶底部繞上十七圈：

——此等消息實在平淡無奇。然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福樓拜等卻以其卓越的藝術告訴我們：即使瑣碎如花邊新聞中的羅密歐、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故事，亦有深意存焉。只要腦子正常，任何人皆可從中看出，這是些配得上偉大作品、有資格登上環球劇院舞台的人物，而一眼望去，這些人物與維爾邦涅大街沖向電車的那匹馬，與奧貝那位觸電身亡的佩熱尼先生，似乎毫無差別。由此普魯斯特宣稱，藝術作品是否偉大與其取材如何毫無關係，而與對題材的處理則息息相關。進而他還九九藏書斷言，以藝術的眼光，即芥子之微亦可見須彌之大，我們會發現，甚至報上的一則香皂廣告，也可以像帕斯卡爾的《沉思錄》一樣，令人回味無窮。

《費加羅報》普魯斯特每天必讀，該報的新聞提要，膽小的人看了，真得犯心臟病。1914年的某個早晨，讀者可在報上看到下面這些內容：

真是無獨有偶，幾個月前，法斯蓋勒出版社請的審稿人雅克·馬德萊也讀過這捆書稿。「七百二十多頁讀下來，」他說道，「不知因摸不著頭腦嘆了多少回氣，因終不見了局發了多少回煩，到頭來還是一頭霧水，沒一點頭緒。整個不知作者在寫什麼。到底是什麼意思？作者究竟是何用意？天曉得！實在不知對這本書說什麼好。」

——縱使不能說「愚不可及」，也總是大悖常理吧。剛認識普魯斯特的人，常會產生這樣的印象。普魯斯特往往會問生活中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諸如日常用品廣告、巴黎到勒阿弗爾的火車時刻表之類，但有誰沒事幹，盡琢磨這些沒要緊的事？

其他的出版社反應也差不多。無奈之下，普魯斯特只好自己掏錢出書（幾年後他則可以拿那些因錯失良機追悔致歉的商家尋開心了）。但是指責此書繁縟冗長、難以卒讀的，仍大有人在。1923年底，《追憶逝水年華》已然名聲大噪了，普魯斯特還收到過這樣一封信，寫信的是個美國人，她說自己芳齡二十七，現居羅馬，生得花容月貌，三年來她諸事不問，專心拜讀他的大作。不過她有一事見告：「我就是讀不懂，一點也不懂。親愛的普魯斯特先生，您就不要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一回吧。請用兩行字告訴我，您到底想說些什麼。」

這一番引經據典並非只是賣弄學問（儘管普魯斯特碰巧說過這樣的話：「若是別人的說法較自己苦思冥想所得更有意思，斷不可錯失良機，拒不引用。」），我們毋寧認為，這是引導人們思索弒母慘劇背後深意的一種方法。對普魯斯特而言，梵·布萊倫伯格對每個人均有啟迪意義，我們不能以為事不關己，全然置身事外而遽下判斷。也許我們只不過是忘了給母親寄生日賀卡，然當聽到梵·布萊倫伯格夫人「你對我幹了什麼？！你對我幹了什麼？！」的呼號，隱隱的罪惡感也會油然而生。「『你對我幹了什麼？！你九*九*藏*書對我幹了什麼？！』——如果於此深思，」普魯斯特寫道，「我們或許會發現，惟有深愛兒子的母親，才會在瀕死之際，如此深切、絕望地責備兒子。事實是，隨著時光推移，我們往往會以我們的關愛，以我們令他們承受的憂慮和不時的驚恐，將所有愛我們的人均置於死地。」

雖說這人栽了，整個大賽還是讓人充滿希望，十五秒內搞掂普魯斯特，將洋洋洒洒七大本的內容縮為梗概，而且不走樣、不弄到雞零狗碎，並非不可能。只要有一個應徵者，就算大功告成。

但這不是普魯斯特的方式。我們從呂西安·都德不經意的議論中看到的，是普魯斯特完整的哲學，他的這套哲學不單關乎閱讀，而且關乎人生：

我們本想將這些簡無再簡的消息看個仔細，老想著再呷一口咖啡的念頭卻不免讓我們心神不屬，何況那版面上此時又落了不少麵包屑。當然，這也不打緊，報道將事情壓縮得越厲害，我們似乎就越不必為弄清事情的原委勞神費心。忘掉五萬人死於戰火，嘆口氣把報紙擱過一邊，在枯燥的日常生活中來上那麼點淡淡的憂鬱，想想其實一天里什麼事也沒有，心裏何等輕鬆。

看來簡潔的敘述也並非一無是處。我們「感到不安」，我們「想家」，我們「遷入新居」，我們「面對死亡」，或是「害怕撒手」——就這麼直截了當。如此這般，倒可直奔主題，遠兜遠轉，大費周折，似乎顯得多餘。

於此我們也就知道，人類的經驗是多麼微妙脆弱，經不起半點刪削壓縮，這樣的經驗原本可以成為明確的路標，引導我們走出迷途，而人們卻是那樣漫不經心，隨手即將其棄置一旁。事實上，許多文學作品和戲劇就其題材而言，與早報上的花邊新聞大同小異，若是取了花邊新聞的形式，最初又是在餐桌邊讀到，我們會毫無反應，而這些作品恰恰早已被證明是根本無法刪削壓縮的。

阿爾弗萊德·安布羅從未見識過這樣的玩意兒。他是享有盛名的奧蘭多夫出版公司的頭兒，還在1913年初，作家羅貝爾就請他考慮普魯斯特的書稿。羅貝爾與這家出版公司有合作關係，一直在促成普魯斯特作品的出版。

若是在前述「全英普魯斯特梗概大賽」中要求概述這一段，嫻熟一點的參賽者不到兩秒鐘就可將其搞定：「年輕人不知他是否當求婚。」雖說沒有簡短到這地步，書中敘述者收到的那封信卻也有同樣的效果。此信是他母親寄來，信中提及他在婚事上的舉棋不定，首鼠兩端，其措辭令他頓覺自己誇飾可笑：此前那樣思前想後，分析來分析去，真是小題大做，何苦來哉。讀罷此信，敘述者對自己說：

肥皂泡予人的快|感當真能與帕斯卡爾《沉思錄》予人的啟迪相提並論？這似乎不大說得通。當然也非普魯斯特本意。他只是告訴我們，即使微末如香皂廣告者，也可成為我們沉思的起點，由此直趨深處，其所獲或者不下於《沉思錄》中那些已然充分表達、充分展開了的思想。此前我們不會對肥皂之類遙想深思，也許是由於因循的觀念，這種觀念認定思想只可見於此，不可見於彼；也許是起於心靈的麻痹，豈不知正是心靈的力量指引福樓拜將一則少婦自殺的花邊新聞升華為《包法利夫人》，也正是心靈的力量令普魯斯特在他那部巨著的開頭就睡意矇矓的狀態整整寫了三十頁。

不過馬德萊還是就前十七頁的內容寫了個梗概：「有個人患了失眠症。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睡意矇矓間，昔日的印象和幻象浮上心來，這裏面有些就是寫他小時與父母住在貢布雷時如何深更半夜還難以入睡。老天爺！寫了十七頁！有個句子（第四頁末至第五頁）居然有四十四行。」

經這樣一番生髮，一個看似並不比本埠消息中寥寥數行的花邊新聞更起眼的故事，竟可進入悲劇史，走入母子關係的普遍主題，而它竟能喚起我們複雜的同情。須知這樣的同情人們通常只給予舞台上的俄狄浦斯，為一則早報上的凶殺案唏噓不已乃至大驚小怪，則被認為是過於濫情。

普魯斯特辯稱，如此陶醉於隨心所欲的閱讀，正是作家的典型特徵，惟真正的作家才會對那些看似與偉大藝術了不相關的東西深感興趣，流連忘返。作家正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而言——

阿爾弗萊德·安布羅、馬德萊和那位定居羅馬的美女讀者或許都會下此判斷：對此駭人聽聞的罪案，最相宜的文字表述是一二驚嘆之語。普魯斯特則整整寫了一篇滿滿五頁紙的文章，將這個眼球懸于眶外的廚房慘劇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細加探究。他不肯僅僅將此故事看作一樁聞所未聞、難以置信的凶殺案，寧將其視為人性中固有悲劇因素的又一顯例，而自古希臘迄今，人的悲劇性恰是西方眾多偉大作品的中心主題。在普魯斯特看來，亨利弒母時的瘋狂一如埃阿斯殺心頓起，令希臘羊倌及羊群慘遭殺戮時那莫名的憤怒。亨利就是又一個俄狄浦斯，亨利眼球懸于眼眶之外，俄狄浦斯以取自其母（亦其妻）伊俄卡斯特死時衣上的金扣刺瞎自己的雙眼，二者正相彷彿。亨利看著母親死去想必會感到心痛欲絕吧？這情景讓普魯斯特聯想到抱著考狄莉婭屍身痛哭的李爾王，彼時李爾王哭喊道：「她永遠去了。她已歸於塵土。再不會，再不會活過來了！為什麼狗、馬、老鼠之類都還活著，你卻再無一點呼吸？」當警官詰問奄奄待斃的亨利之時，作家普魯斯特卻感到自己就像《李爾王》劇中的肯特，正在讓愛德加別去驚動意亂神迷的李爾王：「別打擾他的靈魂，哦，隨他去吧。」

對看報這事，普魯斯特可謂愛恨交加。在十五秒內壓九-九-藏-書縮七大本的小說誠然非比尋常，可就每天都須出報，就內容繁多而言，報紙要做的壓縮工作恐怕尤有過之。每天報上的內容都足可寫上厚厚二十大本，卻不得不壓縮成寥寥數行，去同一大堆曾經大紅大紫而今沒顏落色的故事爭奪讀者的眼球。

可是事情通常並非如此簡單。普魯斯特筆下的敘述者讀罷母親的信，過片刻回頭再想，就覺他和阿爾貝蒂娜間的事遠不像母親說得那麼易於分解，是故他又重新回到冗長，花了幾百頁的篇幅將與阿爾貝蒂娜交往的前前後後細加追溯（「別太快」），結末還發了下面這一通議論：

布萊茲·帕斯卡爾生於1623年，自小即被目為天才（並非僅僅是其顯貴的家族自相標榜）。二十歲時他已弄通歐幾里得的三十二條定理，繼則窮究數學，測算大氣壓力，製作計算器，設計公共馬車。染上肺結核之後他還寫了一部為基督教辯護的格言集，這部語帶悲觀卻文采斐然的書，即是鼎鼎大名的《沉思錄》。

其實這樣延展思緒，不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罪案，即對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大有好處。普魯斯特的敘述者曾以無比冗長的篇幅來描述面臨抉擇時的優柔寡斷，他不知是否應向女友阿爾貝蒂娜求婚，有時他覺得離了她自己就活不了，有時又確信自己根本不想再見到她，——真是痛苦萬狀。

在日記中，尼科爾森記下了那天的晚宴：

1919年，年輕的外交官哈洛德·尼科爾森在里茲飯店的一次晚宴上經人介紹，與普魯斯特相識。其時一戰剛剛結束，尼科爾森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隨團參加巴黎和會。他對自己的使命頗感興趣，然而他發現，普魯斯特對此事的興趣較他尤有過之。

《沉思錄》的價值不言而喻，我們從中獲得啟示也絲毫不必驚訝。此部大作在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它令我們生出此想：若是掩卷之後仍不曉其價值，應責備的不是作者，而是我們自己。當然《沉思錄》的妙處我們還是看得出，因為此書所論具有普遍意義，文字引人入勝且有某種現代的簡潔。「我們並非總是挑那些出身高貴者當船長，」——有一則格言這樣寫道。這是對世襲貴族的抗議，如今我們自不難欣賞其中的冷嘲熱諷，而在帕斯卡爾的時代重門第而不重才能，此種言論真稱得上驚世駭俗。帕斯卡爾在此一語雙關，以航海喻政治，不動聲色地譏刺了某些人僅因出身世家即能身居高位的陋規：出身貴胄者或許會反唇相譏，就算他們連乘法口訣都拎不清，到了七乘幾便一籌莫展，他們命中注定還是會獨攬大權，你又奈何？——帕斯卡爾時代的讀者也許會懼於此等盛氣凌人的聲勢，不敢與之爭辯；但若是有位對航海一竅不通的公爵要充船長領他們過好望角，再以類似的說詞作論據，他們恐怕多半就不會逆來順受，聽之任之了。

再來看看普魯斯特說的香皂廣告吧。這離帕斯卡爾引我們進入的精神領地何其遙遠！畫中的長發美人喜不自勝，一念全在香皂。但見她手捧前胸，身邊即是鋪了軟墊的首飾盒，盒中與項鏈在一處的，居然是碼得整整齊齊的香皂。

安布羅匆匆翻了翻小說的開頭，眼裡滿是疑惑，「我親愛的朋友，恕我眼拙，」他答覆道，「我實在搞不懂，這傢伙幹嗎花了三十頁紙寫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

倘若與案犯是陌路之人，普魯斯特對這報道也許掃上幾眼，深呷一口咖啡，便即放過。偏偏他與這位溫文爾雅、多愁善感的亨利·梵·布萊倫伯格在幾次宴會上見過面，有過幾次書信往還，就在幾個星期前，還收到過他的信，信中布萊倫伯格詢及他的健康，懸想新年二人運氣如何，且希望他們不久即能再度見面。

這位羅馬佳麗的沮喪很說明問題：普魯斯特的拿腔做調有違關於長度的一個基本法則，該法則規定，表現某種經驗，自有合適的字數，其長短與欲表現者正相匹配。普魯斯特的問題不在寫得太多，而在他總是拋開主題，沒完沒了地扯閑篇。睡覺？兩個字就結了；主人公鬧肚子或是接下去寫院里的一隻德國牧羊犬在下崽？四行足矣。但是普魯斯特的假門假式不光在寫睡覺時發作，不拘寫晚宴、誘惑還是嫉妒，他總是會旁逸斜出，離題萬里。

普魯斯特拿什麼當早飯？病重之前的慣例是兩杯極濃的牛奶咖啡，外加一塊羊角麵包。咖啡盛在鐫有他姓名縮寫的銀壺裡，他喜歡在過濾器中裝滿咖啡，讓水一滴一滴濾過。麵包則是讓女僕專門到一家糕餅屋買來，就這家店做的麵包鬆脆可口，恰到好處。普魯斯特就這麼將羊角麵包泡在牛奶咖啡里慢慢吃著，一邊開始讀來信，看報紙。

這一課有何教益？他讓我們好好去品戲，耐心讀報，如同那是悲劇小說喜劇小說的頂尖之作，或者，如果有必要，就花上三十頁去寫矇矓的睡意。如果沒那麼多時間，至少別學奧蘭多夫的阿爾弗萊德·安布羅，法斯蓋勒的馬德萊，對這二人，普魯斯特曾下過如此定義：「忙得沒工夫做手上的事情的『忙人』，因『忙』而總是興興頭頭——儘管忙得毫無意義。」

難道這樣的新聞也能生髮出悲劇性或喜劇性的小說？居勒·雷納爾？這位左岸女子中學的化學老師婚姻不幸，原就患有哮喘，又被診斷得了直腸癌，聽上去頗似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左拉筆下的人物。觸電身亡的馬塞爾·佩熱尼呢？他那麼熱心地向朋友顯擺電器設備知識，終以身殉，乃是為了促成兒子的婚事：他那兔唇兒子塞爾吉看中了朋友不|穿緊身胸衣的女兒瑪蒂爾德。維爾邦涅大街的那匹馬呢？它會一個跟頭翻上電車，怕是在懷念過去參加障礙賽的好日子，要不就是在為前些天集市上被撞死的兄弟報仇，人真可惡，竟將它兄弟做成了馬排——這故事寫成專欄小品頗為相宜。

普魯斯特之耽於深思，我們于有關他閱讀的另一事例中亦可見一斑。他的朋友莫里斯·多布雷告訴我們，當其難以成眠之時，馬塞爾最喜歡讀的，竟是火車時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