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限制當作何解？何以同一個人能寫出《追憶逝水年華》這樣的煌煌巨著，談起話來卻口不能言？部分的原因是由於心靈的運作機制。心靈是個極不穩定的器官，說不準何時就會出現一片空白或是心神不屬，惟在靜定或無所事事之時才會冒出思想的火花，而此時並非真正是「我們自己」。那狀態毋寧說倒似一臉孩童式茫然的表情盯著天上飄過的流雲出神——說是神不守舍或許並不算誇張。但是談話時的節奏卻不允許留下這樣的停頓，因為他人的在場要求我們不斷地做出回應，於是我們總覺脫口而出的儘是些蠢話，真正想要說的卻沒說出，為此我們懊惱不已。

要說明這種橋歸橋、路歸路的截然二分如何影響到普魯斯特的為人處事，他與費爾南德·格雷的交往不失為一個好例。格雷與他一度是同班同學，後來又是寫作上的朋友。普魯斯特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時，費爾南德·格雷已在文學期刊《巴黎評論》任要職。普魯斯特自己也認為這本《優遊卒歲錄》有毛病，不過要求老校友美言幾句不能算是過分吧？未料對格雷而言，這還是強人所難了，關於普魯斯特的寫作，他在《巴黎評論》上甚至一字不提。他倒是在雜誌上留了點篇幅寫了書評，但他只談插圖、序言及隨書附贈的鋼琴琴譜（附贈琴譜是商家伎倆，與普魯斯特毫不相干），結末還要來上一番嘲諷，說這書是託了人情才得以出版。

雖說生出這些麻煩，屬友誼的歸於友誼，屬誠實的（不寄出的信或小說）歸於誠實，這原則還是應當牢守不渝（當然街名還是改為上策，信件還須藏得嚴實）。

斯契夫夫人：你還能記起書中的片斷嗎？

水至清則無魚，絕對的誠實在友誼中其實是不存在的，朋友興頭頭展覽自己的詩集，或是讓你看看剛出生的寧馨兒，當其時也，說說好話幾乎是不可免的，我們不可因普魯斯特社交禮數上過於誇張忽略了此一事實。將此種禮數說成是虛偽，乃是無視我們有時說說假話並非出於什麼不良企圖，倒是想證實我們的情感。文章是自己的妙，孩子是自己的好，這可說是人之常情，是故要是見了朋友的作品不表欣喜之情，見了朋友有孩子不誇上幾句，他們或許就會疑惑我們是否當真喜歡他們。朋友總是想從我們這裏得到讚許之詞以證實我們對他們的愛，豈不知有時我們雖對他們不滿卻仍然喜歡他們，這二者之間實有距離。我們想象得出，有的人有詩人的憂鬱卻又世事洞明，有的人夸夸其談卻很迷人，有的人有口臭卻讓人想親近，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人往往是敏感的，這意味著如果說出負面的看法，多半會危及彼此的交情。我們總以為人家背後對自己的議論多是出於惡意（或是不滿之意），而對剛剛與我們閑聊的人就覺得近乎，我們會嘲笑他的習慣，卻依然對他有好感。

不幸的是，普魯斯特既堅持誠實又維繫友情的努力讓巴黎社交圈那幫死心眼的人給攪了局，他們硬要把他的作品當作「紀實小說」來讀。普魯斯特言之鑿鑿，「書中人物純屬虛構」，即使如此，很多人還是按跡索蹤，自動對號入座：卡米耶·巴瑞爾發現諾布瓦身上有點自己的影子；羅貝爾·德·孟德斯鳩發現夏呂斯男爵有點像自己；德阿布費拉公爵看出羅貝爾·德·聖盧和拉謝爾之間的情事寫的是他和露易莎·德·莫南之間的關係；勞合在奧黛特·德·克雷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些特徵。雖說普魯斯特連忙向勞合賭咒發誓，說奧黛特事實上「與您正好相反」，但是既然兩人的住址都一模一樣，勞合不信他的話倒也在情理之中。普魯斯特那年頭的巴黎黃頁上分明寫著：「海曼（勞合夫人），拉貝魯茲大街（rue Laperouse）3號」，小說中奧黛特則住在「拉貝魯茲大街（rue La Perouse）一小旅館，位於凱旋門之後」。惟一的差別似乎只是街名的拼寫方式。

其二，若我們敢大胆直言對朋友的想法，朋友很可能棄我們而去，對此我們是否已掂量好了？而我們掂量的結果部分地又是依照我們對以下問題的意識得來的：我們招人喜愛的程度，我們的品性是否足以保證我們在已然一時開罪了朋友（比如提到人家的未婚妻或是抒情詩時盡說叫人掃興的話）的情況下仍能與他們做朋友。

我們不妨把《追憶逝水年華》看作一封其長無比卻未寄出的信，看作「普魯斯特做派」的解藥，看作雅典娜云云、奢侈的禮物、長莖菊花之類的反面，看作普魯斯特在現實生活中不能說不可道者於此盡可一吐為快的所在。普魯斯特將藝術家描述成「能夠將不足為外人道之事準確道出的人」，《追憶逝水年華》恰恰給了他一個機會，將不當說之事之思傾囊倒出。勞合·海曼也許自有其迷人之處，但也有令人不耐的一面，這一切均融入到對奧黛特·德·克雷西這個虛構人物的描寫中。費爾南德·格雷在生活中或許躲過了普魯斯特的一頓教訓，但從書中那個令人生厭的人物阿爾弗萊德·布魯赫身上，他可以看到普魯斯特在轉彎抹角地給他上課，因為這個角色身上的某些東西恰是他格雷的傳神寫照。

——他是個好奇的人

——他不會沒完沒了地談自己

「如果一頓飯花了他十法郎，他會掏出二十法郎給夥計。」——費爾南德·格雷

「不論過度工作還里病痛纏身，他都不會因此冷落了朋友，即使到生命的最後也是如此——他當然不能將他所有的詩情都寫入書中，於是他將同樣多的詩情奉于生活。」——瓦爾特·貝里

「在他家進晚餐，他決不會讓任何一位客人有冷ｈｔtpｓ://read.9９ｃsｗ•cｏｍ落之感；他會陪某位喝湯，挨著另一位吃魚，吃了一半又轉到另一人身邊且吃且談，如此這般，直到一餐用完；不難想象，待到水果上來，他已挨個陪了一圈了。對每一位都體貼周到，足證他的恭而有禮，——若是來賓中有一人稍有怨意，他肯定會深感不安。彬彬有禮還不算，以他之善度人意，他還希望確保來他家的每一位都能滿意而歸。當然，他的晚餐無可挑剔，人人都有賓至如歸之感。」——加布里埃爾·德·拉羅什富科

與此恰相對照，一部書則允許我們從時常麻痹的心靈中提煉出精純之物，它是心靈最活躍之時的一份記錄，是對靈感火花的集中再現，而那靈感的火花也許經長年累月的醞釀才得偶一閃現，其前其後，心靈或許始終處於昧暗不明之中。由此看來，同自己心儀的作家見面幾乎肯定會大失所望（「的確，有些人比他們的書更了不起，不過恰恰是因為他們的書算不上一流」），因為這樣的會面中我們只能見到作家尋常的一面，他們超越時空的一面我們則難以窺見。

——友情淺薄無聊

這些人不求真理與情感兩全，他們洞悉二者不可得兼，因此分而求之。在菊花與小說，勞合·海曼與奧黛特·德·克雷西，當寄出的信與密不示人然而絕對應寫的信之間，他們明智地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線。

——他特別善談

「馬塞爾對朋友懷有濃厚興趣。我從未見過這麼不自我中心的人……他總是想讓你高興。看見別人快樂，他就開心。」——喬治·德·勞里斯

普魯斯特對勞合·海曼的殷勤有禮，可說是所謂「普魯斯特做派」的最好註腳。勞合·海曼是個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名妓，奧爾良公爵、希臘國王、埃根·馮·弗斯騰伯格親王，後來還有普魯斯特的舅公路易·威爾等，都曾是她的恩客。普魯斯特初遇勞合時還不到二十歲，勞合遂成為他展示「普魯斯特做派」的第一個對象。他給她寫信，信中全是讚歎之辭，信之外，還送上了巧克力、鮮花、飾品，這些禮物均價格不菲，以致他父親不得不警告他不可如此揮霍。

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去赴晚宴常常是因為擔心不赴宴則可能令朋友不悅，傷及彼此的交情，即是說，我們是因想到朋友不免會多心，不得已才打起精神去吃這頓沒滋沒味的飯。與書為伴則是何等愜意！至少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可隨時捧起，如覺厭倦則可棄書不觀，面露不悅之色也不打緊。如果有幸和莫里哀一起共度一個晚上，即令在這位喜劇天才面前，我們也難免偶或強令自己露出虛假的微笑，正以此，普魯斯特說他更喜與書本為伍，而不喜在生活活劇中的交流。至少，當面對書本之際——

然則是不是普魯斯特是個極端虛偽的傢伙？「虛偽」一詞暗示了藏在好心、善意背後的惡意和機心，既然普魯斯特對勞合·海曼的真實感受不可能像他誇飾的言詞中表露的那樣，沒準他話裡有話，看似讚美，實為譏諷哩。

——在他家做客絕對有樂趣

如果這故事聽起來有幾分荒唐，那恰是因為我們對這樣兩位大作家彼此會向對方說些什麼有太多的想象。對很多人來說，無話可談動輒說不並不為奇，令人稱奇的是《尤利西斯》和《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一同坐在里茲飯店的水晶吊燈下，竟然說來說去就是個「不」字，這的確令人遺憾。

普魯斯特：夫人，整本書我都記得。比如主人公走進圖書館的那一段。請原諒我的法國口音，不過我還是忍不住（開始背誦）：「……」

「普魯斯特出手闊綽已成傳奇，不過我們首先該記住的還是他的好心腸。」——保羅·莫蘭德

普魯斯特對友誼的懷疑，與他晚宴上出現的加布里埃爾·拉羅什富科之類沒頭腦的朋友沒多大關係，雖說他不得不端著吃了一半的魚與此輩熱絡寒暄。他的質疑是更具普遍意味的。在他看來，成問題的是人們關於友誼的概念，即使有緣與那個時代最深刻的心靈晤對，傾心深談，比如說吧，就算他有機會與某個有著詹姆斯·喬伊斯般天才的作家對話，問題還是依然如故。

呂西安·都德覺得普魯斯特擁有「一種並不令人羡慕的洞察力」：

普魯斯特曾將友誼比作閱讀，因為交友與閱讀均涉及與他人的交流。不過他以為閱讀有一好處是交友所無的：

話雖如此，普魯斯特自己倒並非玩世不恭之人。他並不冷漠寡情，也不缺少去看朋友的衝動。（這種衝動他描述為「一種想見到他人的渴望，不論男人、女人，都會有這樣的渴望襲上心來，其情形如同長久在醫院幽居一室的病人，恨不能奪窗而出」。）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第二卷的出版推遲了四年，普魯斯特的計劃因此全然改變，在此期間，普魯斯特發現還有許多新的東西可寫，且明白還得有四卷的篇幅才能將所欲寫者道出。結果是，原來的五十萬字擴展到了現在的一百三十余萬言。

致海曼的信通常都是這麼起頭：「親愛的朋友，我的快樂之源，」接著就會說到請花店送來的不成敬意的小玩意，「這兒是十五支菊花，我希望花莖像我吩咐的那麼長。」要是花莖不夠長，或是勞合要什麼比花花草草更昂貴或更耐久的信物，他便奉上讚美之詞，稱勞合是天生尤|物，慧質蘭心，優雅高貴，還說她花容月貌，尤如仙女下凡，能夠顛倒眾生。如此這般，到信的結尾處曲終奏雅，表白心跡，似乎是再自然不過了。不惟如此，普魯斯特還有個建議：「我建議將這個世紀稱作勞合時代。」就這樣，勞合成了他的朋友。

出之以談話形式的友誼要以豐富、精確的語言表達出複雜的意念，實在有其限制，不過還是有人在為這樣的友誼辯護，認為友誼令我們有機緣以最私密最誠實的自我與人溝通，而且我們於此可以清晰地表露心中所想。

——他給九九藏書的小費動輒是餐費的兩倍

普魯斯特：是嗎？我很高興我們所見相同（因發現二人有共同的朋友喜形於色），……雖說我還沒去過里默利克。

即使談論嚴肅、高深的話題，普魯斯特首先也還是在傾聽別人的見解，而非像有些人那樣，兀自忙著發表自己的高見。他的朋友馬塞爾·普蘭德威尼，亦即另一部題為《與普魯斯特在一起的日子》的回憶錄作者，曾說起普魯斯特理智的謙恭，他總惦著他的話是否令人生倦，話題是否引人入勝，或是說得是否委婉。普魯斯特說話，時不時就要來上一句「也許」、「可能」或是「你不這麼想？」。在普蘭德威尼看來，從中恰可見出普魯斯特想讓對方感到舒心的意願。他心裏或者正在嘀咕：「也許我說錯了話，惹他們不悅了。」普蘭德威尼並非在抱怨，此種猶疑毋寧是人們更願意看到的，特別是在普魯斯特情緒低落的時日：

「他是最好的聽眾。即使與關係極近的人在一起，他也很注意分寸，從不讓人圍著自己的話題轉。他會順著別人的思路去找話題。有時他會挑起話頭說說運動、汽車之類，顯出一副很感興趣的樣子，等著你高談闊論一番。他總是對別人感興趣，而不是試圖讓別人對他感興趣。」——喬治·德·勞里斯

「普魯斯特做派」的另一受益者是詩人兼小說家的安娜·德·諾瓦耶，寫過六部詩集，算不上什麼令人難忘之作，不過在普魯斯特眼中，她卻是位可與波德萊爾比肩的天才。1905年7月，諾瓦耶將其小說《操控》寄贈普魯斯特，普魯斯特複信贊她簡直是創造了一個星球，「一個可供人類沉思的奇妙星球」。她不僅是天體的創造者，而且也是個神話中的女子。普魯斯特向她發誓：「我一點也不羡慕尤利西斯，因為我的雅典娜更美麗，比他的女神擁有更多的智慧和知識。」幾年後，普魯斯特為《費加羅報》撰文評論安娜的詩集《目眩神迷》，他寫道，安娜創造出了可與維克多·雨果媲美的意象，她的作品令人炫目，堪稱印象主義文學的典範之作。為向讀者證明他所言不謬，他引了安娜的幾行詩：

所以普魯斯特與之大唱對台戲的，乃是所有對友誼不著邊際的頌揚。比如聲稱朋友令我們有機會表露出我們最內在的自我，又如與朋友交談是最稱心如意之事，我們可盡去矯飾，放言無忌，坦然呈現真實的自我。

普魯斯特寫作之從心所欲是出了名的，往往要到命筆之際，他才知道自己想寫什麼。1913年《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問世，其時普魯斯特根本沒想到此書最終會寫成洋洋七巨冊的鴻篇巨製，計劃中該書應是一個三部曲（《在斯萬家那邊》、《在蓋爾芒特家那邊》和《重現的時光》），而且還準備將後面兩部分合為一卷。

面對每一樁友誼中都顯然不可免的虛假，我們當做何反應？同一把友誼的傘下，卻總是存在著兩個彼此矛盾的方面，一面是我們得維繫感情，另一面是我們想表達出真實的自我，對此難題，我們當如何措置？普魯斯特是個極誠實的人，同時又是個極度渴求情感的人，正因如此，他發展出他獨有的一套交友之道，竭力使兩方面各臻極致而無所滯，照他的判斷，對情感的追求和對誠實的追求，二者格格不入，不是偶爾難以兩全，而是根本無法兼得。這意味著普魯斯特在友誼上採用的是一種狹義的概念：他要的是與勞合愉悅地互通情款，而非對莫里哀說他令人厭煩，或是對安娜·德·諾瓦耶說她根本不知詩為何物。你可能會懸想，如此一來，普魯斯特未免不夠朋友，實情卻恰恰相反，他將二者分得一清二楚，交情歸交情，誠實歸誠實，反使他在兩方面都更應付裕如，他是個好性子、可靠、迷人的朋友，同時他又是個誠實、深刻、決不會陷入溫情主義的思想者。

——他是個彬彬有禮的人

友人心目中的普魯斯特是何面目？他有一大幫朋友，這當中許多人在他過世后寫了追懷的文章，記述他們所知道的普魯斯特。對他的評價幾乎是一面倒的稱揚，朋友們不約而同地表示，普魯斯特堪稱交友的最佳人選，簡直就是友情的化身。

舍此而外，怎麼做都不能說是好的交談方式：「很多人與人交談時都顯得太生硬，他們不管對方是否高興，只顧自說自話，說來說去都是自己感興趣的話題。」而交談要求我們為了令對方高興在某種程度上放棄自我：「我們在聊天時，說話的已不再是我們自己……我們在不斷地調整自己，越來越接近對方，而不再是那個與對方反差很大的自我。」

這意味著普魯斯特在任何場合首先想要做到的總是讓別人喜歡他，記得他，對他有好評。好友雅克埃彌爾·布朗徹的話可以讓我們對他之在意他人略知一二：「他不僅把男主人女主人捧得暈頭轉向，而且還送鮮花和花樣翻新的禮物，為此盪盡家產也在所不惜。」普魯斯特的心理洞察力（厲害到已然威脅到看手相者的飯碗）使他總能渾不費力即找到九_九_藏_書得體的話、微笑和鮮花，以贏得朋友的歡心，而他的招數總是有效。他諳曉交友之道，交遊甚廣，朋友都喜歡與他相伴，且對他關愛有加，在他死後，他們寫了一大堆頌揚的書，書名儘是「我的朋友馬塞爾·普魯斯特」（莫里斯·多布雷，一卷本）、「我與馬塞爾·普魯斯特的友誼」（費爾南德·格雷）、「給一個朋友的信」（瑪麗·諾德林格）之類。

由此我們也就不難明白，普魯斯特的朋友喬治·德·勞里斯說起他常和普魯斯特談論運動和賽車時，何以充滿感激之情。此人是個狂熱的飈車族，也是個網球手。誰都知道，普魯斯特對運動和賽車都沒什麼興趣，但是與一個對雷諾汽車曲軸情有獨鍾的人聊天卻大談蓬巴杜夫人小時如何如何，則未免太不知交情為何物了。

晚宴結束后，普魯斯特與那天晚上作東的悉德尼·斯契夫夫婦上了他叫的計程車，喬伊斯問也不問一聲，即隨他們坐進車裡。上車后他的第一個動作是打開車窗，第二個動作便是點上一支煙，二者對普魯斯特而言恰恰都是要命的。歸途中喬伊斯看著普魯斯特一言不發，而普魯斯特雖說個不停，卻沒半句是對喬伊斯說的。車到阿梅蘭路普魯斯特寓所，普魯斯特悄悄對悉德尼·斯契夫說：「請對喬伊斯先生說，讓我的車送他回去吧。」計程車果然送喬伊斯回到住所。此後二人再未謀面。

出版商可算是倒霉到家了，普魯斯特送來的手稿字跡潦草不說，交稿之後他還會沒完沒了地修改。潦草的字跡一變而為字跡工整、優雅的校樣，不過是讓他更容易看出種種錯漏之處，他會再在上面大改特改，改到紙上每一處空白都用盡還不夠，有時他還要在紙張的邊緣貼上些長籤條。

「談話似乎是表達友情的不二之門，然而所談者儘是浮淺空洞的雞毛蒜皮，對我們全無益處。終其一生，我們說個不休，其實說來說去都是些蠢話。」

這種判斷也許過於戲劇化了。毫無疑問，他的「普魯斯特做派」沒幾回是十足當真的，但是那裡面卻也傳達出這樣的信息：「我喜歡你，希望你也喜歡我，」當此之時，普魯斯特是誠心的。十五枝長莖菊花、奇妙的星球、顛倒眾生、雅典娜、女神、華美的意象之類，不過是普魯斯特自疑的派生物：他感到單憑他自己的情意還不足以確保得到他人的關愛，還得有些附加物才行。我們不該忘記，前邊提及的，他對自己的令人氣沮的評價［「我的自我估價還不如安東尼（他的管家）對他自己的評價」］。

喬伊斯：請就叫我喬伊斯吧。公爵？我跟他很熟，一個出色的朋友，從這兒到里默利克，他是我遇到的最仁慈的人。

——友誼究其實不過是謊言

給朋友寫了信過後卻決定不將其付郵，這種事是常有的，而寄出的信往往比沒寄出的更有趣。普魯斯特去世后，從他遺下的文件中，人們發現了給格雷的一封短簡，寫信的時間稍早於他寄出的那封信。信中的話要刻薄得多，難以接受得多，但其中透露的信息卻更為真實。他對格雷寄贈《童年的家園》表示感謝，接下來的讚詞卻都是說書寫得夠長夠厚，隻字不提詩的水準，再往下還有些傷人的話，說格雷傲慢、不可信賴、幼稚等等。

交談並不是為了對自己感興趣的事情自以為是地大發議論，它首先是為了獲得溫暖，得到情感上的滿足。正因如此，普魯斯特雖是個智力發達的人，卻對純智識上的友誼提不起精神。1920年夏，他收到好友悉德尼·斯契夫的一封來信（兩年後促成普魯斯特與喬伊斯那次糟糕的會面的，正是此人）。悉德尼告訴他，他與太太薇奧列塔正在英格蘭的海濱度假，天氣晴和，陽光明媚，美中不足是薇奧列塔邀來了一幫興興頭頭的年輕人，這幫年輕人的淺陋無知越來越讓他感到沮喪。他寫道：「真是無聊透了。我不喜歡整天與年輕人呆在一起。他們的天真令我難受，我不想敗他們的興，可也不願都由著他們。有時我對人也有興趣，不過這些年輕人我不喜歡，他們太無知了。」

事實上他還當真與喬伊斯有過一面之緣。1922年，兩位作家都出席了在里茲飯店為斯特拉文斯基、賈吉列夫及俄羅斯芭蕾舞團舉行的晚宴，此次盛會系慶祝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劇《列那狐》的首演成功。喬伊斯姍姍來遲且未穿禮服，普魯斯特則自始至終未脫下毛皮外套。喬伊斯後來曾對人說起他們二人互相認識時的情形：

從他們的記述中我們可領略到這樣一個普魯斯特——

「他的禮數真是多得沒法說！你會聽到他事事都要說抱歉：到一場合，要說對不起；說話，要抱歉；默不作聲，也要請你原諒；想心事，要說請原諒；話說得意思有點費解，對不起；甚至對人大大恭維一番之後，也要來上一句請原諒。」——安娜·德·諾瓦耶

「普魯斯特說起話來妙語迭出，引人入勝——即此也難以形容他談話藝術之高妙。」——馬塞爾·普蘭德威尼

要是你有格雷這麼個朋友，而他不久之後出了本寫得糟糕之極的書，寄上一本要你發表高見，你會怎麼做？普魯斯特幾星期後就碰上了這樣的問題——費爾南德將自己的詩集《童年的家園》寄贈普魯斯特，若是此書可以稱善，將諾瓦耶比波德萊爾也真算不得什麼過頭話了。普魯斯特正可藉此良機出掉從格雷那兒受的一口惡氣，直言他的詩水準太低，勸他不要不務正業。但我們知道，這不是普魯斯特的方式，我們看到的是九九藏書，他很大度地寫了封信向格雷道賀。信中寫道：「您的詩令我有驚艷之感。我知道您對我的書頗有微詞。但那顯然是因為您認為我寫得不好，既然發現您書中的好處，出於同樣的理由，我得對您直言我讀後的感受，也對別人這麼說。」

再者，談話幾乎不容我們對出口的話做出修正，通常的情形是，我們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說些什麼，總要有合適的機緣才能表而出之。寫作則沒有這樣的限制，寫作大體上就是不斷的修改，在不斷的改寫中，原初的想法——粗淺而未加琢磨的意念——得以豐富、細化。當其出現在書頁之上時，也許已經合乎邏輯且富於審美意味，一如人們希望看到的那樣。反觀談話，我們的初衷談著談著即變形扭曲，倘我們一再修正補充，談話對象即有再好的脾氣也要大呼消受不起。

這說法頗誘人，但這樣的誠實似尚須仰賴以下二事方成為可能：

奇的是，友人雖是不吝讚美之辭，普魯斯特本人對友誼的見解卻稱得上尖刻至極，我們會發現，他事實上認為友誼的價值極其有限，不拘他付出的友情，抑或他得到的友情，他均作如是觀。儘管聚會場合他可以談笑風生，但他還是相信——

很遺憾，就誠篤的友情所需的條件而論，普魯斯特可說是一樣也不具備，一方面，他對他人的弱點敏感至極，另一方面，他對自己是否能讓人喜歡又有著過分的疑慮（「啊！千萬別成了一個讓人討厭的人——那一直是我的夢魘），同時他又極懷疑如若對朋友道出更多不好聽的話，與他們是否還能做得成朋友。前面我們已提及他的自卑（「如果我能對自己的估價高一點該多好！可惜那是不可能的」），這自卑孕生出極誇張的念頭：要想交上朋友，他必當如何如何。雖然對一切關及友誼的溢美之詞皆不能苟同，他卻還是很渴望得到情感（「當我真正陷入悲傷之時，惟一的慰藉就是愛人與被人愛」）。普魯斯特曾在「毒化友情的種種念頭」項下坦率道出了他在情感問題上近乎偏執狂的種種憂疑：「朋友會怎麼看我們？」「我們是否不夠得體？」「他們當真喜歡我們嗎？」還有，「對朋友另有新朋而將我們遺忘的恐懼」。

普魯斯特：《尤利西斯》？當然。誰還能不讀這部當代巨著？（喬伊斯聞言面露羞色，然難掩欣喜之情。）

「……它讓我們相信自己並非處於無所不在的孤獨之中。」

——他手面闊綽

為何他寫了信卻未寄出？一般人認為朋友間結了怨應該坐下來開誠布公地談，然而這麼做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也許會讓人躊躇再三。普魯斯特可以將格雷邀到酒店，叫上最上等的葡萄，往侍者手裡塞上五百法郎小費令其小心侍候，而後與格雷開談，輕聲慢語對他說，他似乎有點過於傲氣，對別人不夠信賴，而且幼稚得有點孩子氣。結果會怎樣？結果會發現格雷馬上漲紅了臉，推開面前的葡萄，氣沖沖走出餐廳，弄得剛賺了筆外快的侍者莫名驚詫。這麼做除了與自視甚高的格雷兩人之間生出嫌隙，還能有什麼益處？再者說，普魯斯特與這類人交友，難道就是為了證明他識人之准，一如算卜者之能讀懂手相？

以普魯斯特在交友上付出的心力策略的講究而論，朋友對他報以熱忱實不應讓我們感到吃驚。比如，甚少交友的人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友情是無方之物，我們想談論的話題也正是別人感興趣的，用不著在這上面費心。普魯斯特則沒那麼樂觀，他看到，己之所想未必就是他人所欲，故而認定他還是一直當一個提問者，順著別人的思緒走為好，免得自說自話，令人生厭。

——談話是枉費心力

「你何曾見過如此華美圓融的意象？」他問道，——讀至此處，讀者若心疑腹誹犯嘀咕，暗道「見過，而且見過不少哩」，甚或懷疑論者中了邪，真是情有可原。

——他倒不是為了擺闊

這裡是勞合的玉照，攝影師是保羅·納達爾，照片差不離就攝於那束菊花送到勞合門前之時。

此時普魯斯特在巴黎正纏綿病榻，他很難理解有人會因與年輕人一同在海邊度假而悶悶不樂，而這些年輕人的惟一過錯不過是沒讀過笛卡兒：

不幸的是，照這兩條來看，普魯斯特都無緣享受誠實的友誼。首先，他對人有太多雖透闢卻不那麼厚道的看法。1918年，他遇到一個會看手相的女人，據說這女人瞥了一眼他的手，又對著他的臉端詳片刻，便直筒筒地說：「先生，你read.99csw.com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倒像是你在給我看相。」然而這種鑒貌辨人的本事卻並未讓他得出什麼叫人稱心的結論。「沒幾個人是真正充滿善意的，明白這一點讓我深感悲哀，」——他如是說。據他的判斷，大多數人身上都有嚴重缺點：

「我仍能看見他裹著毛皮大衣（即使在春天也是如此）坐在拉魯斯餐廳的餐桌旁；我仍能看見他優雅的手勢，其時他正在說服你允許他點貴得離譜的晚餐，他對領班的餿主意言聽計從，給你叫香檳、異域水果，或是路上留意到的往酒廠里去的葡萄……他會對你說，要證明你對他的友情，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將他的款待照單全收。」——喬治·德·勞里斯

改變的可不僅僅是小說的字數篇幅。每一頁，乃至大多數的句子都有修改，也可以說，從手稿到校樣，每一個段落都變了樣，單是第一卷就有一半四次重寫。普魯斯特每每回看原稿，一看便覺原先所寫不能愜心當意，有些字句不當漏掉而竟漏植了，有些原本覺得表達清楚的意思似乎還得重新營構，或是一個新的意象或隱喻當寫入書中，以使主題得以豐富和延伸。由那改得面目不清的手稿，我們可看出普魯斯特怎樣精益求精，不停地完善他最初的表達。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那晚上兩人的會面非常成功，——一如我們一廂情願以為的那樣——又會是何種情形：

斯契夫夫人：（欠身向普魯斯特，以沙龍女主人特有的善解人意發問）馬塞爾，你知道詹姆斯的大著嗎？

「在餐廳，或是其他什麼地方，只要有機會，馬塞爾總是大把大把地給小費。即使到一家他再也不會光顧的車站自助餐廳，他也照給不誤。」——喬治·德·勞里斯

「放棄一小時工作去和朋友聊上一鐘頭的藝術家都知道，為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玩意兒，他付出了什麼代價（交友有何益處？朋友在一起不過是做些讓人開心的蠢事罷了。我們來者不拒，一輩子樂此不疲，但是心底里誰都清楚，這是自欺欺人，其情形好比相信傢具能明白我們說什麼而對其大發議論）。」

其一，我們的內心究竟有多少念頭，特別是，我們對朋友有多少雖說很實在，說出來卻可能傷人，雖屬推心置腹，說出來卻有失厚道的看法。

但是，縱使那晚上當真如此圓滿，縱使二人後來在回家的車上相談甚歡欲罷不能，乃坐談到天明，縱論音樂、小說、藝術、國家、愛情和莎士比亞，談話與作品、閑聊與寫作最終還是兩回事，畢竟談話是談不出《尤利西斯》也談不出《追憶逝水年華》的，雖說兩部小說都不乏雋永深邃之語，足證二人都可道出不凡之言——這裏恰讓我們看到了談話的限制：談話不可能表達出我們最深層的自我。

普魯斯特：（裹著毛皮外套，悄沒聲息地戳戳面前的美國大龍蝦）喬伊斯先生，您認識克萊蒙多奈爾公爵嗎？

——他是個慷慨的人

——您不這麼看？

——他寧與沙發為伍

「……它將我們引向淺表的自我，代價是遠離自我中更真實且無法溝通的那一部分（這個自我惟有通過藝術才能溝通）。」

不管普魯斯特如何風度迷人，還是有些人不客氣地將其說成是過分的多禮，他們認為普魯斯特實在是禮多，有些愛調侃的朋友甚至發明了一個專用的嘲諷字眼，以形容他古怪的社交習慣。費爾南德·格雷寫道：

對令我們心生怨憤之人反唇相譏兜其老底，往往太過傷人，這些笨拙的想頭還是疊疊收收，存放到某個私人的角落為好。一封永遠不會寄出的信就是這麼一個角落，小說則是另一個好去處。

——他從不忽略友情

出版商或許會因此不悅吧，但不厭其煩的修改卻有助於寫出更好的作品。可以這麼說，《追憶逝水年華》已然不是一個普魯斯特努力的結果（雖說一個普魯斯特就叫最挑剔的人無刺可挑），而是好幾個眼光獨到、造詣不凡的作者通力合作的產物（少說也有三位：作為原稿作者的普魯斯特+作為校閱者的普魯斯特+作為修改者的普魯斯特）。從最後出版的書里當然看不到苦心營構的痕迹，或是創作的具體過程，我們讀到的只是一個從容、嚴謹、無可挑剔的聲音，所有的句子絕無毛病，可以不易一字，沒有一個隱喻須修改，沒有一處意思須澄清，也沒有哮喘病發作造成間斷的痕迹，雖說普魯斯特寫作時當然也得睡覺、吃早餐、寫禮尚往來的書信。普魯斯特倒不是在有心隱瞞什麼，他是要矢忠於他寫這部小說的初衷，哮喘發作或吃早餐之類，雖說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與他寫此書的動機卻了不相關，因為正如普魯斯特所言：

如此牢守友誼、誠實二分之疆界，甚至可說正是為了友誼。普魯斯特有言：「對友誼不屑一顧的人也有可能……正是世上最珍視友誼的人。」這也許是因為，這些冷眼看世的人對友誼有一種更現實的理解。他們避而不談自己，並非因為他們認為這話題不值一談，而是因為他們將這話題看得很重，而閑聊過於隨意、多變，且極表面化，率爾而談，反失其意。是故他們不會因老是充當聽眾而感到不悅，他們視友誼為傾聽的良機，而不以教訓他人為樂。此外，因為能為他人設身處地，他們認為一定程度的虛偽是免不了的，所以他們可以讚歎年老色衰的妓|女玫瑰般嬌艷，也不吝給一部眼高手低的詩集來一篇捧場的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