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從各地趕來為他送葬。我和妻子去法華寺為他選購花籃，是白色的百合；去王府井替他買布鞋；我們挑選了他最喜歡聽的莫扎特幾首曲子在告別儀式上播放——好像這些事情仍然與他有關。我還把自己寫的一部蹩腳的小說放在他的身邊，讓他帶去閱讀——好像他一睡醒來，真的會用來打發漫長的寂寞。

他這副樣子我並非第一次見到。我沒有把它當回事，也沒有想到要去安慰他。從他臉上我更多地看到了我自己。我知道，我的境況也不比他好多少。

在他昏迷倒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和妻子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她終於想到了給急救中心打電話；再後來，我們意識到，其實根本沒有必要等待救護車，因為北京醫院就在我們家的對面。另外，我們忽略了最應做的事：在他的嘴裏塞上一顆硝酸甘油。其他的事情我都記不起來了。我只記得，當我們七手八腳地將他弄到樓下時，救護車還沒有來。東交民巷的槐花全都開了。

「有些人，就像這些冰塊，只能在冬天生存。」我的妻子說，「到了春天，它幾乎立刻就融化了。」我知道她說的「有些人」指的是誰。她的手裡拿著一根鐵錐，一把榔頭，正在用力地將冰坨砸碎。醫生們需要這些冰塊，用於病人腦部的冷敷。

「恰恰相反，我覺得擺脫苦惱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寫一部永遠寫不完的小說。至少也要寫得像普魯斯特那樣長。」他提到了普魯斯特，說明他對文學也並非一竅不通。但隨後他扶了扶眼鏡，轉身走了出去。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是王小波，心臟病。」

胡河清博士沒有立刻回答我的話，他獃獃地看著牆角出神，那裡有一張木台上有一面圓鏡，鏡子上覆蓋著紅綢布。大概是為了避邪。

「這傢伙一定是被什麼念頭纏上了。」她說。整整一個晚上，她都在喃喃自語，而我很快就睡著了。

第二年的春天，似乎也是四月，我在北京突然接到了陳福民先生從上海打來的長途，他只說了四個字：河清沒了。

他死了，什麼痕迹也沒有留下。

有一天，在北京醫院的門口，一個人懶洋洋地朝我走過來，對我說：

「這與蘇醒時的脆弱意識有關。」胡河清先生的語調里夾雜著錢塘方音，說話不緊不慢，「假如他能熬到夏天，也許一切都會好起來。他根本ｈｔtps://ｒeａｄ•9９ｃsw.cｏｍ用不著自殺。」

我說我有點不太明白他的意思，胡河清接著解釋說：

還有那位遁世者華萊士·史蒂文斯，春天總在他的詩作中扮演殺手的角色：

差不多在同一個夜晚，王潤東給遠在加拿大的一位朋友打去了同樣的電話。我知道這件事，是在兩個月之後，那時我和這位加拿大朋友正在五台山白雪皚皚的冰峰下穿越密林，希望為他找到一塊理想的墓穴。

我走進他房間的時候，他正趴在桌上畫圖紙，身上只穿著一條三角短褲。「如果我每天都得畫一張飛機圖紙，也許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用來胡思亂想了。」進門后，我這樣對他說。

我以為，胡河清博士在這方面的思索也值得一提，作為一名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他的文章中洋溢著濃厚的神秘主義氣息，我猜測，這與他對於時序、季節、術數和天象的持續興趣不無關係。在上海華山路上的枕流公寓里，我們喝著剛剛上市的西湖龍井，對春天這個話題進行過一番簡短的交談，時間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談話也是從一位朋友的自殺開始的。

「生機，」胡河清說，「空氣污染得那樣厲害，你還是能嗅到窗外的勃勃生機，它幾乎是無處不在，卻唯獨不是你的。它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你的衰老、沒落、陳腐、百無一用。所有的植物都長勢良好，而我卻要凋萎了。」

有人提起了他們，那些死者，我們共同的朋友。他們的死大多是因為自殺。氣氛隨之變得抑鬱而沉重。我們很快就注意到了以上事實：幾乎所有的自殺者都是在春天死去的。我們希望找到一兩個例外，於是每個人都提供了一些姓名和日期。沒有例外。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就像一部偵探小說所設置的謎團，春天即便不是謎底，至少也是線索之一。為什麼會是春天？

按照我妻子的說法（我也這麼認為），她哥哥的舉止多少有些乖戾。也許她能理解其中所蘊含的特別意義。他的房門永遠關著的，只有在吃飯時，他才會出來。他很少與我們說話，隨便對付幾句，也是讓人摸不著頭腦，而且總是帶著一點語病。要麼是「我對你的話感到很難令人費解」，要麼是「若要己莫為，除非人不知」。聽上去有https://read.99csw.com些莫名其妙。

我注意到，我的妻子正在椅子上熟睡，懷裡抱著一本還珠樓主的《青城十九俠》。後來，當我重新回憶起這個上午的情形時，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酣睡的樣子：嘴巴不時蠕動著，像是在費力吞咽著什麼東西。如果說，在那個安靜的上午，有什麼不同尋常的事發生，那一定是保姆端著餃子皮走進了客廳。她是來宣布一個驚人的消息的。

「基本上是這樣。」我說。的確，我不該那樣輕率地說話。我應該能夠想到，他打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的國家長途，不會僅僅是為了和我「隨便聊聊」。

在電話的另一端，傳來了王潤東乾澀的聲音。那時，他正在日本的福岡，而電話卻是繞過美國打來的。他說，這樣電話費便宜一些，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他的聲音聽上去很不真切，長吁短嘆，很快就把我攪得心煩意亂。

我說，計劃得以實施的先決條件，是你能夠活到五十歲（現在，我有點後悔這麼說），而且丹徒那個地方已經不那麼清凈了。幾乎每個鎮上都有了按摩院，從安徽、四川過來的歌舞|女郎已經使我們家鄉那些本分的庄稼人嘗到了開放的滋味。再說，我們那裡根本就沒有棉花，更別提養蜂了。

終於有一天，王潤東突然提出來，要跟我學打橋牌。我妻子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彼此了解，消除隔閡和陌生感。「其實他心裏很苦。人人心裏都有一束光。就像汽車的前燈，本來是用來照亮前面的道路的，可他卻用來烘烤自己的心臟，它遲早會被燒壞的。」

掛斷電話之後，我的妻子一直憂心忡忡。她反覆地追問我，她哥哥在電話中說了些什麼，然後細細咀嚼著每一個字。慢慢地，她就琢磨出一點味道來了。

我聽說，王潤東最大的愛好是爬山。慕田峪、金山嶺、白花山、小五台，北京郊外的山脈早就讓他爬遍了。他最大的願望是登上貢嘎山。不是珠穆朗瑪。他不願意湊熱鬧。實際上，他已經在為登上貢嘎山進行周密的準備了，但突發性的心肌梗塞卻將他拽向最終的棲息之地：八寶山。

「我差不多也是這樣。」我對他說。

接著，他伸了個懶腰，說了這麼一句話：

我看過王小波先生的文章，雖說不上喜歡，但也決不反感。按說，聽到這九九藏書個噩耗，總該表示點什麼，問題是，我當時什麼也沒有說。當我一個人獨自走開時，腦子裡正想著另一件事，另一個人。就在十分鐘之前，他突然陷入了昏迷，我們正等著他清醒過來，儘管我心裏清楚，他或許永遠不會醒來了。

「我還從來沒有嘗過茴香餡的餃子，今天總算吃上了。」

「茴香。」保姆說。

春天到了，我的好日子到頭了。

「今天吃餃子。」她說。

「你是在安慰我。」胡河清搖了搖頭，笑了起來，像個孩子那樣天真無邪，「在我看來，春天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當然，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畢竟夏天很快就會到來，一切都會在暴風雨中得到洗刷，或者，像我每天盼望的那樣，在炎炎烈日下出一身大汗。」

「那我們就去西藏。去西藏總可以吧？」

他重複了曾與我談起的一個個計劃。比方說，他想去一個地方「隱居」起來，別人無法找到他，而他卻可以偷偷回來，躲在暗處，探訪一下他的親友。假如他高興，也許還會突然現身，讓我們大吃一驚，比如，他打算在五十歲時，去我的老家丹徒，找一個清凈的地方，辦一所小學，聊以終老。課餘還可以開片荒地，種上幾畝棉花。他說他喜歡聞棉鈴的味道。春天就養養蜜蜂。

冰塊這個比喻，也可以看成是我們為他寫的墓志銘：

現在，王潤東去世已經兩年了。轉眼又到了他的忌日。我的妻子打算寫篇文章來紀念他。她想了一個題目，叫做《脆弱而高貴》。她大概是覺得高貴這個詞語過於扎眼了，與她哥哥謙卑的一生不相吻合，就將它刪去了。其實，在今天，高貴這個詞，早就不是什麼贊語了，它僅僅與不幸的命運還有點關係。而沒有「高貴」，「脆弱」就顯得有些不倫不類了。這篇文章終於沒有寫成。到了後來，連寫文章的念頭也漸漸淡了。它就像一塊冰，一點點地融化了，什麼痕迹也沒有留下。

「什麼餡的？」他問道。

如果一定要尋找解答，總會得出一些牽強附會的結論。多多提到了一位名叫岳重的詩人，早在七十年代，他就發現了春天隱含的恐怖，他有一首詩，在當時非常著名，題目就叫做《三月即末日》。也有人談到了T.S·艾略特：

沒有人會對他的這句話表示異議。但事情隨之急轉直下，無法挽回，速度之快，也許連他自己也無法意識到。這句話將是他留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聲音。

他說，只有在登山的時候hｔｔｐs://rｅａｄ.9９cｓw•cｏm，才會忘掉那些像霧一樣的煩惱。我的手裡正好有一支圓珠筆，就在一張礦泉水征訂單上寫下了「霧」這個字。接著他又說，登山讓他忘掉時間。是時間，還是時艱？我有點吃不準。我記得，我信手寫下的兩個字卻是「灰燼」，而且，我還想到了「焦慮」這個詞：既然有焦慮，必然會有灰燼。我又抬頭看了一眼他的臉。這時，保姆端著一盤餃子皮進了客廳。

「恐怕也沒那麼容易。」

當時，我們坐在客廳里，討論著第二天的登山計劃。他看上去興緻勃勃，實際上內心充滿焦慮。笑容無法遮蓋的陰雲凝結在他的眉頭，殘留在他的嘴角。這種陰雲不是痛苦，而是厭倦。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兩眼，他立刻就顯出很不自在的樣子。

王潤東死後的第二天深夜，天空中沉悶的雷聲預示著春天的結束。我記得，他的遺體被送入北京醫院的太平間時，告別室里「彭真同志永垂不朽」的橫幅尚未取下。

「看見我眼睛里的血絲了嗎？我昨晚一夜沒睡。」

「那麼，什麼是最可怕的？」我問道。

我遠遠地看著她，站在窗口，克制著抽煙的慾望。我的心裏沒有叵測的擔心。或者說沒有擔心；沒有尖銳的痛苦，或者說沒有痛苦。幾年前，當我聽到胡河清先生的死訊時，我曾驚訝自己何以沒有深切的悲傷，沒有眼淚，現在，我連這種驚訝也沒有了。

我與王潤東相識已經十多年了。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在北京度過，見面的機會自然也不算少，可我們幾乎從來就沒有作過什麼像樣的交談。那次電話是唯一的例外。他學的專業是飛機製造，而我的專業卻是文學。我們之間唯一的共同之處，也許就是對各自的專業感到了厭惡，而對對方的職業卻充滿了羡慕。就是說，我們屬於那樣的人，通過對別人生活的想象來構築自己的夢幻。

兩年前，在瑞典的布姆什維克，我遇見詩人多多。他旅居荷蘭多年，頭髮全白了，看上去顯得非常虛弱。我們在湖邊散步，隨後來到一棵大橡樹下避雨。他穿著一件花格西裝，坐在樹樁下打盹。我看見孟浪（也許是別的什麼人）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正從樹林里出來。那天雨下得並不大，於是，我們一起聚在樹下聊天。多多說話時仍像十年前一樣愛激動，喜歡罵人。不過，ｒｅad.９９ｃｓｗ.cｏｍ這一次他用的英語，蹩腳的英語。他在罵人時不說「Fuck you」，而說「Fuck me」，逗得我哈哈大笑。在雨中我們覺得快樂。

「在春天，隨著萬物的復甦，人的思維也變得格外活躍，積蓄了一個冬天的能量此刻都已蠢蠢欲動，各種念頭紛至沓來，而不冷不熱的曖昧氣候很適合這些念頭的生長。在冬天，至少還有嚴寒需要對付，通常你只要縮緊脖子就可以了。而到了春天，人會在不知不覺中迷失。到處都是平庸、呆板、渾渾噩噩，連空氣都是甜膩膩的，連續不斷的陰雨更讓人厭倦。我這麼說，只是打了個比方而已。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何況，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在春天感到不適，只有極少數的人被憂鬱抓住不放，比如我……」

那天，胡河清博士留我用了晚餐。我的朋友徐麟教授後來告訴我，能吃到胡河清先生的晚餐，是一件難得的禮遇，我提到了那天的談話，並表示了隱隱的擔憂。徐麟想了想，對我說：「胡先生雖然生活在當今世界，但嚴格地說，他並不屬於這個時代。」

「好吧，再見。」

阜外醫院的心臟病專家被請來了，據說他曾經搶救過胡耀邦。他查看了王潤東的病情，過來對我們說：假如病人求生的願望特彆強烈，或許還有蘇醒的希望。他的這句話並沒有給我們帶來什麼安慰。我妻子的眼睛馬上就黯淡了下來。「大概是不行了。」她用榔頭奮力敲著冰坨，哭了起來，「哥哥大概沒救了。」

「這都是裝的。」我的妻子對此解釋說，在她們那個機關大院里，有的是公子哥兒和紈絝子弟，為了與眾不同，他索性將自己偽裝成一個可憐蟲。他的衣服打滿了補丁；他用麻繩捆著一摞書去上學，所有的人都認為他買不起書包；他用結結巴巴的語調和別人說話，害得聽者直咽口水。後來他果然成了一個結巴，這給他第一次戀愛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可是到了現在，他再也不用偽裝了，假如他走在大街上，你一眼就能把他辨認出來，從裡到外都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可憐蟲。他還沒有來得及拋棄這個世界，世界就搶先將他拋棄了。」

他以為我一定會問他：昨晚去哪兒了？為什麼一夜沒睡？我沒有這樣問他，他隨後告訴我，昨天晚上，他去幫著料理一位朋友的後事了。我實在應該問一下，誰的後事？誰死了？可我沒有吱聲。於是，他只得自己說出了下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