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的隨後一頁是一篇題為《一個死嬰的末日》的短篇小說，作者署名P．C．。小說主人公稱：「我年屆十八，已記不太清楚那溫馨愉快、文靜而又多病的童年時光。……我曾有過堅定的原則：上帝，不朽的靈魂，為他人而活著，對物質享樂嗤之以鼻。」作者談到了自己的情愛：「我知道她待人隨和，我們開始了交談。當我感覺到她的胸脯與我的貼近時，……我體驗到的慾望遠遠不止於愛情。她因為害怕而退縮，而我則一直笑著重新朝山上跑去。」作者時而又變得憂鬱：「……紛繁的思緒浮上心頭：我已經一無所有，不再相信任何事情，這樣下去是無法生活的。我已經消滅了自己身上的道德感，不再有人生目標，不再有存在的理由，我已經快要死去。」年齡略小於小說中主人公的加繆本人也不相信天主教，也曾快要死去。

因為對自己的想象性習作不太自信，加繆只署以縮寫的筆名。他後來又在《南方》上發表了四篇評論性隨筆。格勒尼耶強調說這些文章的「價值毋庸置疑，但……有些還只是提綱。」將近19歲時，加繆寫過一篇價值不大的關於魏爾侖的隨筆，另外一篇筆調浮華之作則是關於熱昂·里克圖斯的。這個年輕人正在探索一種文學批評的方法：「我們不應該對那些真實和真誠的作品進行分析，這類解剖會毀掉文學中的情感。……里克圖斯作品的魅力，在於這個窮困之人所經歷的泥濘骯髒的生活與他那純凈蔚藍的靈魂之間形成的對比。」

嘉碧姨媽負責管賬。每天上午結束了肉店的工作后，阿庫姨父便神色莊重地穿過米什萊街，去「文藝復興」酒館喝上一杯茴香甜酒，跟阿爾及爾學區區長玩上兩盤紙牌。他講述的種種往事和看待事物的明確見解讓周圍的人覺得非常有趣。他出生在里昂，是個美食家，對熏蹄和熟肉醬情有獨鍾。左右翼的報紙他都讀，對一切與政府和社會秩序有關的內容都反對，宣稱自己是個無政府主義者。阿爾貝經常平等地和他討論文學與政治。中午過後，古斯塔夫會睡個午覺，然後在4點左右再去打理肉店。

加繆學會了大學的遊戲規則，1933年7月5日隆重頒布的優等生獲獎名單證明了這一點。那次頒獎由政府秘書長貝魯通先生主持。大學預科班的優異獎頒給了讓·博格里奧羅，受到祝賀的加繆則獲得了法語作文一等獎和哲學作文二等獎，后一門課程的論說文他得了14分。格勒尼耶經常評價說他的寫作不帶「書本腔」。此外他還獲得了歷史課的鼓勵獎，而拉丁語和英語課則沒有得到任何獎。他沒有選修希臘語。貝拉米克和佩蘭在獲獎名單上也都位置靠前，不遵守大學規則的弗雷曼維爾則名落孫山。加繆為格勒尼耶關注的文藝月刊《南方》寫稿，這份刊物在第一期發表了一個署名P·加繆的作者對魏爾侖的仿寫之作：

哲學課老師讓·格勒尼耶為加繆的病情擔心，問起他的近況。格勒尼耶把這名看上去不太守紀律的男孩視為班上最好的學生之一。他在另一名學生的陪同下坐計程車來到貝爾古，看到了病中的加繆以及他家中的貧窮。加繆病得只能發出一個個單音節來回答他。在法國中學里，學生與教師之間很少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格勒尼耶事先沒有通知的這次友好探望使他的學生感到意外，「因為靦腆和感激而說不出話來」。

1931年10月，病情有所好轉的加繆重返學校，在第二學期的哲學課上重新見到了讓·格勒尼耶。加繆周圍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師和學生對廣大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抱有同情，他們無法容忍城市及農村穆斯林的困苦，儘管他們對具體情況並不十分清楚。在第二學期的哲學課上，加繆認識了羅貝爾·若索，他從法國轉學過來，在政治上更有經驗，是個遠足旅行的愛好者。讓·格勒尼耶在課堂上沒有提及阿爾及利亞的問題。由於受到當時局勢的困擾，他試圖尋求一種形而上的安寧，因而只在超驗和虛空中玩味，講述自己的旅行見聞給那些到他的伊德阿別墅拜訪的學生們聽。他是個謹慎的神秘主義者，說自己平生最強烈的內心體驗是在一棵樹下得到的：「我躺在一棵椴樹的樹蔭下，凝望著幾乎沒有一絲雲彩的天空，發現那天空搖晃起來，被吞沒在一片空虛之中。」格勒尼耶對印度的宗教感興趣，在他看來，要把世俗生活和對上帝的信仰調和到一起是不可能的：「在世俗中只能走向世俗，對上帝的信仰只能通向上帝。」加繆在帕斯卡爾的著作中略微接觸過這樣的思想。哲學家的上帝與福音書中的上帝相距甚遠。加繆經歷過貧窮，他曾與死神擦肩而過。假如上帝存在的話，他要麼是個邪惡的上帝，要麼是個並非全能的上帝。或者上帝並不存在，那麼世上一切就是沒有理由的。讓·格勒尼耶對人已經絕望，試圖在別處尋求得到拯救，但中學生加繆不會這樣。

預科生們在一起玩法庭遊戲，大家要無保留地審判加繆。其中一個說：「我很喜歡加繆，……尤其是在早上：你們沒有發現他九*九*藏*書到學校的時候那神情有多憂鬱？」對於佩蘭來說，跟加繆的關係儘管「從來都沒有達到過一種同伴之間的坦率程度」，但是變得比較容易了。他認為加繆走上了「一條徒勞無益的唯美主義道路，這使他在一段時間里脫離了同代人。」格勒尼耶在咖啡館或自己家裡與加繆見面時，將一些書籍借給他看，其中一本是其朋友安德烈·德·黎肖寫的《痛苦》。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德國囚犯與一個法國女人之間的愛情，以及與加繆經歷過的生活相似的內容：一個母親的遭遇、貧窮、美麗的天空。

在巴伯·埃勒-烏埃德的那家大型影院里——該影院有三千個座位，屋頂可以打開——歌星妮儂·瓦蘭領唱「百年慶典大合唱」。參加慶祝活動的阿拉伯人不多，孩子們則很喜歡見到士兵和節日。阿爾貝·加繆已經不再是孩子，只是從這些慶祝活動的旁邊走過。法國人在「方屋菜市場」旁邊建起了一座廣播發射台；在路易·熱爾曼家附近的桉樹林、靠近洛維戈拐角處，有人還建起了一座……愛斯基摩式的營地。穆斯林中間流傳著一句話：「法國人在為法屬阿爾及利亞慶祝第一個100周年，他們慶祝不了第二個。」 一些像謝赫·本·巴迪斯這樣的本地知名人士公開表示憤慨：「一個世紀的時間本已使傷口愈合，但這些閱兵活動卻極度刺傷了我們的尊嚴。」

年輕的加繆致力於其他類型的寫作，介乎于筆記和正式撰寫的文字之間。「接受生活，按照其本來面目對待它？愚蠢的想法。那還有別的方式嗎？」「接受人現有的處境？恰恰相反，我認為反抗（黑體為筆者所加）存在於人的天性之中。……選擇接受還是反抗，就是讓自己去面對生活。」加繆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反叛性，但沒有給其作出定義。「我們不應該弄錯：痛苦就在眼前，不可能搪塞過去。也許，對於我們的內心深處而言，它乃是生活的本質部分。」此時的他覺得自己永遠逃脫不了結核病的困擾。

住在集體病房的加繆沒有消沉，他以嘲諷的眼光看待某些病人：「有個人晚上的體溫不過才38還不到38.5度，……醫生要是給誰做了一次氣胸治療，其他的人就會說：『這位還能多活幾天』，接著就笑了起來。」人年輕時都以為自己是不會死的，以為受傷和長期患病只會危及別人，尤其是老年人。然而加繆17歲就已經知道自己是可能死去的。他在醫院閱讀埃比克泰德的著述，那是一位獲得自由的奴隸，跟他一樣貧窮。加繆模糊地覺得自己更接近古代的價值觀而不是基督教所允諾的出路。埃比克泰德在著述中說：「疾病對於人的身體誠然是一種羈絆，但對於人的意志則並不一定。」加繆決定將肺結核看作是一種形而上的疾病。埃比克泰德還寫道：「世界上……並不存在惡。」這位斯多葛派哲學家告訴患病的年輕加繆：「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是我們的判斷、傾向、慾望、憎惡，……不取決於我們的是我們的身體、財富、名聲、權力。」

1930年12月，在第一學期臨近結束時，加繆沒有回校上課。他發燒、呼吸困難、咯血。他的身體本不健壯，在學校和假期里又刻苦學習、拚命做工。醫生診斷他得了肺結核。在貝爾古和巴伯·埃勒-烏埃德這些貧民區，結核病有可能帶來嚴重後果。誰得了這種病就會失業，根本不可能去法國醫治，處境只會越變越糟，而某些社會階層要比另外一些更加容易遭受傷害。

「正如賀拉斯所言，那是一些病人的幻覺。」

源自痛苦的豐富熱誠。……在一批收進《直覺》這一柏格森式標題名下的文章中，加繆羅列了自己的種種疑問。他沒有將這些文章拿給朋友們看：「我在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我所陌生的這一次生命的意義。」在一個題為《狂熱》的未完成散文片斷中，他表達出一種除了弗雷曼維爾和貝拉米克任何同學都不會懷疑的激|情：「這些夢幻產生於偉大的厭倦情緒，它們表達了一顆過於神秘的心靈為自己的激|情和熱忱尋找一個對象的那種願望。」作者在這篇文章里與一個瘋子在交談。在抒情的、發自內心的語氣中，一個理性的、日神式的加繆與一個非理性的、酒神式的加繆在對話。「如果你繼續探求幸福是由什麼構成的話，那麼你永遠都不會幸福。」他譴責自己：「我太喜歡自己的謊言和虛偽，以致無法不虔誠地將其懺悔出來。」這個年輕人不信仰上帝，但是嘴上卻不斷地提到他：「上帝說，如果有一天人戰勝了我，變得無所不知，那麼他的生命歷險就將結束，他將死於自己之手，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再能給他。」

在後來成為朋友的那些同學中，加繆對克洛德·德·弗雷曼維爾和安德https://read.99csw.com烈·貝拉米克留下深刻印象。前者博覽群書，按照字母順序排列所讀的作者；後者則對古典音樂非常內行。前者性格外向愛激動，後者性格內向很沉穩。「弗雷曼」一驚一乍的，言辭聳人聽聞，對一些極端的說法深感興趣，總愛在黑板上寫：「所謂智慧，不過是個老婊子而已。」

文學課教師保爾·馬蒂厄講授非常法國式的論說文寫作法：先是引論，然後是兩到三個部分的正論，最後是結論，這和英國式的更為隨意的論文寫法迥然不同。馬蒂厄有一定的表演才能，講授龔古爾兄弟的《日爾米妮·拉塞德》時把學生都給講哭了。他的文學觀念因循守舊，在布置學生寫一篇關於超現實主義的專題發言時宣稱：

加繆「胡亂」寫了一些詩，有的隨處丟放，有的被銷毀，其中一首很長的留了下來，是寫地中海的，極其自由隨意：「在海濱墓園裡，只有永恆存在……」在這首接近瓦雷里詩的習作中，加繆同樣也吟唱「平靜海面上的正午太陽」，同時又濫用疊韻：「Blond berceau bleu où balance l'incertitude……」自由體詩什麼都好，就是自由體本身不好，有時候，詩的韻味變成了散文的腔調。

這個讀大學預科班的高中生撰寫了一篇「論本世紀哲學」的犀利短文，討論柏格森的《道德與宗教的兩種來源》。他讀了1929年版的《物質與記憶》，重點談到了其中的兩句話：「本書肯定精神與物質的現實性，嘗試在一個具體例子——記憶——的基礎上確定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形而上學應該從消除自身人為的晦澀開始」。意氣風發的加繆對此表達了一種斷然的失望：「我本來急切地期待這本書能成為柏格森作品的一個完美結局。柏格森的哲學提出了一個疑問，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它還缺少一個答案。這本新作給了我們一個答案，卻令我失望。」儘管如此，加繆還是在柏格森身上發現了一個高雅的作家，以及某種意義上一個有洞察力的哲學家：「顯然，他所做的還是對直覺的頌揚和對智性的譴責」，但是柏格森為什麼「沒有能夠寫出一部教人以真理的大師之作呢」？加繆期待的是一位有體系支撐的哲學大師。他斷言，「將智性當作危險的東西加以拋棄，將體系完全建立在直接認識和原始狀態的感覺之上」，這等於是「將全部哲學與我們的時代分離開來」。

作為國家撫養的戰爭孤兒，阿爾貝有權得到免費治療。他被安排住進穆斯塔法醫院的一個集體病房。醫生們為他檢查出是伴有穿孔的右肺嚴重乾酪狀潰瘍性結核病，但尚未出現胸膜粘連。聽著醫生的解釋，阿爾貝感到了死亡的威脅。他討厭醫院，討厭它的氣味以及患者們的萎靡倦怠和他們開的那些玩笑。「讓·佩雷斯怎麼樣了？」「你是說煤氣公司的那位？他已經死了。他有半邊肺出了問題，當時想要回到家裡去住，……到頭來還是死了。他總是跟他老婆干那事，……每天要干兩三次，一個本來就有病的人那麼搞還能不完蛋。」

古斯塔夫·阿庫姨父和安托瓦奈特姨媽——親近的人叫她嘉碧——在朗格多克街留出了一個房間給阿爾貝住，使他得以逃避家裡的混亂擁擠。古斯塔夫比熱爾曼更讓他覺得像一位父親。阿爾貝跟阿庫夫婦住在一起，就像跟家人在一起。每天他都能吃上肉糜，在那個時代，醫生們認為多攝入營養是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

他不是一個平庸的商人，自己也明白這一點。他對外甥說，良好的教養比才幹更重要，頭腦聰明的人勝過書獃子，無知但有道德的人比虛偽的傢伙更有價值。古斯塔夫經常去德魯耶街，上一段台階到公濟會之家。作為一個受伏爾泰思想影響的人，他比絕大多數原籍歐洲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更有文化修養。他很喜歡阿納托爾·法朗士，有人還說他欣賞詹姆斯·喬伊斯。在這位興趣廣泛的姨父的書房裡，加繆不僅能讀到巴爾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全集，還能讀到保爾·瓦雷里和夏爾·莫拉斯的作品。

阿庫會開車帶著妻子和外甥去海邊。他們夫妻沒有孩子，把阿爾貝當自己的兒子看待。古斯塔夫認為外甥將來能成為中學教師。當教師有很長的假期，而且工作有保障。後來他又希望阿爾貝能夠繼承他的生意，他解釋說，只要幾個星期就能學會這一行，這樣阿爾貝衣食無憂，可以抽出時間來專心去寫自己的作品。后話暫且不說，阿爾貝倒是已經領略到了舒適的生活：「家裡物品的名稱都不是普通的，而是叫作『凹形餐碟』、『壁爐上的花瓶』等等。他家還有孚日地區出產的火焰斑紋瓷缸、坎佩爾出產的餐具，等等。」阿爾貝意識到了生活水平的差距，「懂得了什麼叫作高檔」。

阿爾及利亞的90萬歐洲人很少去考慮600萬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的感情或者當地精英的意見。在法布里克新建的一座紀念碑上，法國人甚至刻上了一句愚蠢透頂的話：「一百年過去了，由於法蘭西共和國給本地帶來了繁榮，所以心懷感激的阿爾及利亞向祖國母親表達它永恆眷戀的敬意。」當時的共和國總統加斯東·杜梅格身穿燕尾服來到一艘裝甲巡洋艦上，杜阿雷格人、北非士兵、塞內加爾人以及土著騎兵穿著那個時代的服裝從他面前列隊而過。ｈtｔｐs://ｒｅａd•９9ｃｓw•cｏｍ

文科預備班學生戴著橄欖帽，上面的貓頭鷹圖案是他們的標誌，然而加繆沒有戴。他和其中幾個同學關係密切。莫里斯·佩蘭注意到他「一成不變地身穿灰色法蘭絨套裝，頭戴小圓氈帽，系一條海軍藍帶圓白點的寬領帶，腳下是白襪子和漆皮鞋。」這身規規矩矩的穿戴與同學們的衣冠不整形成鮮明對比：別的男孩都穿得怪裡怪氣，灰暗陰沉的罩衫，腰間系著細繩。佩蘭覺得加繆「神情冷淡、面帶嘲諷，跟大家保持著距離」，一副紈絝子弟的模樣。他走過時拎一個小手提箱，從裏面拿出一些藝術雜誌和別人沒見過的書籍，恰到好處地引用舍斯托夫，談論普魯斯特，嘲笑那些功成名就之人。不過在佩蘭眼裡，加繆的「成熟」是無可置疑的。

加繆的一篇哲學論文——《作為文學體裁的長篇小說》——得到了在班上朗讀的榮譽。文中參閱了俄國偉大小說家的作品，轉述了紀德在《偽幣製造者》中的思想，為一種「長篇小說的復調理論」提出辯護。加繆斷言，通過多種主題的交織以及表現不同人物面對同一個問題時的多樣性，長篇小說這一體裁將會取得非凡成就。

繼百年慶典之後，巴黎舉辦的殖民地展覽吸引了九百萬參觀者。左翼組織起來對此表示抗議。在工人國際法國分部（SFIO）主辦的《民眾日報》上，雷翁·布盧姆撰文說：「我們希望少一些慶典和演講，多一些人性的智慧和正義。」超現實主義者們也表示抗議。安德烈·布勒東、保爾·艾呂雅、路易·阿拉貢和勒內·夏爾散發了一份傳單：「以列寧的名義，請您不要參觀殖民地展覽。他在本世紀初第一個認識到殖民地的人民中有著國際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巴黎舉辦的反殖民展覽披露了事情的真相，但在阿爾及利亞沒有引起什麼反響。有幾個右翼知識分子表示反對殖民主義，但這種反殖民主義無疑帶有自覺的家長式傾向。對阿爾及利亞有所了解的亨利·德·蒙泰朗私下曾對「我們那些沒有武器、沒有報刊、沒有公民和政治權利的穆斯林土著」問題進行過思考。受戈比諾影響的巴比揚博士就「殖民地人種的價值」論述道：「北非和敘利亞人屬於白種人，非常開化，對他們進行同化是值得期待的。……與法國人的緩慢混血可以通向同化。」

加繆在班上並不是最拔尖的學生，但第三學期的哲學課作文他卻得了第一，並以較好評語通過了第二部分的中學畢業會考，也就是說在20分的記分制中至少得到了12分的平均分。他進入了大學文科一年級預科班。這種預科班1929年由一位名叫皮埃爾·馬爾蒂諾的文學院院長創辦。通常高中生們升入大學時對高等教育一無所知，馬爾蒂諾希望他們在預科班上能夠有所準備。法國本土文科預備班準備的是于爾姆街的巴黎高師入學考試，阿爾及爾的預備班則不然，學校里最好的學生會被送到巴黎的路易大帝高中、亨利四世高中或者里昂的花園高中。教這個班的格勒尼耶經常不來。學生們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並不多，因為在阿爾及爾讀這種預科班是奢侈而沒有出路的。學生們更多是自己擴展知識、嬉戲、跟其他預科班的學生一起玩足球。

加繆分析了自己的身體狀況：「過度參加體育運動、疲勞、過度曬太陽、咯血。」家人有的覺得他是有次在海里游泳后著了涼，有的認為是有次踢足球后著了涼。到8月份他還在咳嗽吐血。夏季里A·列維-瓦朗西醫生給他進行了治療。外祖母也擔憂起來。他經常是一洗了澡、走了路或者天氣太熱就會突然咯血，吐出的血先是鮮紅的、帶著泡沫，隨後就變得黯淡。不停咳嗽的病人會咯出50、100乃至上千克的血。阿爾貝的手帕被浸透，手指上也粘著血，有時會感到眩暈。他咯的是血，也是自己的生命。母親並沒有驚惶失措，阿爾貝不怨她。彷彿共有一個秘密似的，沉默一直使母子倆心有默契，即使是面對疾病。

儘管得到一些肯定，加繆尚不為人所知。在格勒尼耶看來，他渴望「成功」。1932年6月出版的《南方》第7期特刊，登載了加繆的一篇論音樂的文章，它由此前一篇論文改寫而成，密密麻麻有6頁篇幅。格勒尼耶在空白處評價：「廢話太多」、「乏味」、「愚蠢」……阿庫姨父有一架留聲機。加繆發現，音樂就是和諧ｈttｐｓ://ｒeａd.９9csｗ•ｃｏｍ。當時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的十二音體系音樂尚未傳入阿爾及爾和巴黎。加繆在文中對叔本華和尼采與音樂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冗長的分析，並自創了一些新的字眼：「尼采極端化了叔本華的觀點。」這個天真的阿爾及爾人非常喜歡通俗老歌：

這些穆斯林的進步人士沒有得到阿爾及利亞左翼的支持。共產黨——只是大城市裡一些零星小組——猶豫不定，他們不接受阿爾及利亞（以及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的民族主義觀念，而是從階級的角度來分析世界及北非的形勢，拒絕承認從君士坦丁省到奧蘭、從貝爾古到巴伯·埃勒-烏埃德的無產階級利益與下層白人的利益可能並不一致。為民族獨立而積極活動的阿爾及利亞人為數很少，他們的抗議活動遭到了壓制。梅薩利·哈吉呼籲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而他所在的「北非之星」政黨卻主要是在法國本土的阿爾及利亞工人中發展黨員，該黨更為接近共產黨提倡的國際主義。

在那個時代，肺穿孔如果得不到治療，三個人里就會有一個在18到20個月之後死去。肺部萎陷療法即氣胸物理療法的出現可以追溯到1888年。醫生用穿刺針將空氣導入胸膜的兩個葉瓣使肺部得到休息，並讓肺穿孔得以愈合，因為此時肺部就能依靠自身的收縮彈性彌合孔隙。這種療法每半個月就得做一次，否則肺穿孔會吞噬患者的生命。穆斯塔法醫院的氣胸療法初期需要每周做一次X光透視，以後改為每月兩次，此外還要做昂貴的X線造影。肺結核科醫生和普通科醫生更多採用胸腔透視，圖像上如有異常很少能夠逃過他們的眼睛，有時他們用胸透檢查出的異常情況比X線造影還要清晰。肺部萎陷療法挽救了一批患者的生命。

結核病使阿爾貝的感官變得更為敏銳。每次一發燒，各種顏色就不僅僅是被他感覺到，而且變成一種強烈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光線刺|激。醫生將這種現象稱作「過度敏感症」或「感覺過敏症」，紀德則將其叫作一種「感覺的聚會」。加繆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某一種色彩上，而是所有的色彩上，從柔和色調到強烈的藍色、到阿爾及利亞特有的那種耀眼的紅色和白色。與紀德一樣——他們都使用了同一種說法——加繆稱自己「渾身都是感覺的穿透細孔」。獨處使人內省。這個年輕人確信，疾病是「抵抗死亡的一種藥物，它讓人對死亡有所準備，讓人學習死亡，其中第一個階段就是學會同情自己。它給苦苦掙扎中的病人以支撐，使其避免確信自己會徹底死去。」由於氣胸療法的功效，加繆的呼吸順暢了一些，醫生說他從令人擔憂的憋悶漸漸轉變為令人放心的正常呼吸。病痛、不能行動和中斷學業本來是一種不利的處境，但是阿爾貝希望能夠重新生活，即使一個肺葉因為氣胸治療暫時失去了功能。他仍然堅持著自己對陽光與學習的興趣愛好。他所能依靠的是什麼呢？上帝？他並不相信。被迫在家休養成為一段艱難但是讓人獲益良多的冒險經歷。加繆重讀了紀德的《阿曼塔斯集》，這個有文化修養的阿爾及利亞年輕人把這本書當作自己的《聖經》。當年患結核病的紀德曾在自己的疾病中找尋力量：「況且正是在那裡（阿爾及利亞），我有幸得過一次病。……儘管患病，或者不如說由於患病，我所得到的全是快樂。」在這段話里，紀德沒有將比斯克拉這類阿爾及利亞城市描繪成「美麗的小玫瑰」，那種語言風格會令加繆感到惱火。他謳歌了患病之人的感受：「我想要赤條條躺在沙灘上。沙子溫暖、柔軟而輕盈。……我感覺自己在分解、融化、蒸發。」紀德沒有逃避現實：「這個地方的蒼蠅數量眾多，就像亞伯拉罕的後代。」發燒會令人興奮，就像隨後又讓人休息一樣。阿爾貝隱隱約約產生了幻覺：「在一片荒涼的景色之上，出現了一些奇異的、搖晃著腦袋的巨大動物。」

加繆很快就學會將書面體、敘述體和朗誦體結合在一起，他的寫作才華得到盡情發揮，但並不是總能得到最好的成績。文學課老師覺得這名學生有獨創性但行文武斷。有時候，他和別的同學一樣「抄襲」作家們的文字，尤其是尼採的。在一篇題為《悲劇與喜劇》的論說文中他得出結論說：「古希臘悲劇產生於逃避痛苦生活的需要。希臘人不是尋求讓生活變得愜意一些，而是用悲劇和夢境將其摧毀。……和喜劇一樣，悲劇的目的也許只在於給人提供遺忘。」這篇文章得了20分制的12分。

某種風格從他的寫作中浮現出來。加繆找到了一種自己的語調，一種莊重的語調。一個作家不就是一種語調，因而也就是一種語言氛圍嗎？「年輕人在踏入生活、開始做任何事情之前，一般都會有一種沉重的疲憊感，一種對於自己的狹隘心胸和虛榮心的深深厭倦，它們既使他墮落又促使他進行反抗。……他知道我所說的那種形而上的放縱所帶來的虛榮心。」加繆寫下很多筆記，很愉快地重讀自己寫過的東西，重讀自己奉為道德指南的著作。紀德就是他反覆閱讀的一位作家。他喜歡紀德：「我重讀了自己有關紀德的筆記。……想到我對紀九-九-藏-書德的感情之深，我就為自己思想的平庸而生氣。」不喜歡紀德的理由：「紀德的作品是置於他生活前面的一個熒幕，在他看來，『我們寫的書將不會是對我們所受不幸的非常真實的敘述』。」喜歡紀德的理由：「當紀德心懷愛意並且帶著激|情講話時，他總是在看著自己。」既喜歡又不喜歡的理由：「《地糧》：這本為感覺辯護的書……僅僅是一種對感官的理智化而已。……《地糧》：被禁止的天堂……」

對於作家紀德加繆是既疏遠又親近，對於有年金收入的資產者紀德則不然。「重讀《紀德日記》，我對他的欣賞倍增。他是多麼的富有人性。我對他的喜愛會繼續勝過對其他所有作家的。出於相同的原因，我很討厭科克多。」他告訴把《尋找失去的時間》送給他的導師格勒尼耶，普魯斯特作品「整體上的力量與細節上的精妙之間的對立」是何等的引人入勝。普魯斯特就是藝術家的代表，這句話是加繆嘴裏最高的讚揚。他對這位作家的喜愛到了每次放下他的書就會感到痛苦的地步。加繆很早就喜歡用痛苦這個詞，不過是在正面的意義上使用。他覺得普魯斯特已經「把一切都說盡了，無須回過頭來再寫什麼」。加繆用悲愴乃至煽情的語調表示：「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神秘的靈魂急切地想要奉獻自己，帶著熱情、真誠和熱忱。」

他誇大其詞地闡述自己對音樂的理解：「作為本文的結論，一般而言真正豐富的音樂（筆者用黑體強調這個極富加繆特徵的用詞）、唯一能夠使我們感動、能讓我們真正欣賞的音樂是一種夢幻般的音樂，它應當拒絕一切理性和一切分析。……藝術不能忍受理性。」全文結束。

古斯塔夫·阿庫姨父瞧不起市民階層。他也會使用「土著」這樣的字眼，不過不帶有惡意。他頭腦開放但又思想矛盾，與絕大多數被稱為「黑腳」的北非法國人一樣具有啟蒙精神，相信人應該博古通今，認為穆斯林在變成法國人之後就能實現他們作為人的本質。他們的這種態度在1930年5至6月間慶祝法國介入阿爾及利亞100周年時已經誇張到可笑的程度。法蘭西學院院士路易·貝爾特朗宣稱：「我在想，對於我們這些20世紀的法國人來說，今天的百年慶典是不是應當比當年征服阿爾及利亞更為榮耀。」無論是在右翼還是在左翼，也無論是在有宗教信仰之人還是在無宗教信仰之人中，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同化主張都佔據統治地位。奧蘭市主教杜朗閣下極為稱頌對「土著」的同化：「願上帝使我們所有的人，無論其來自海外還是本地土著，都在基督如此珍愛的法蘭西的旗幟上成為同一個人。」導演讓·雷諾阿則拍攝了歌頌下層殖民者的影片《內地》。百年慶典被看作是對永恆的法蘭西共和國統治下、由三個省區構成的海外領地阿爾及利亞的頌揚。阿庫一家在貝拉爾有一所鄉間小屋，但星期天有時他們會去海灘或者西迪·費魯克半島上的旅遊飯店，那裡立有一座紀念碑：

這是一個男女混合班，12名學生中女生占多數，男生則有加繆、克洛德·德·弗雷曼維爾和安德烈·貝拉米克。高中文憑既已到手，加繆向格勒尼耶提了兩個問題：他是否可以繼續學習哲學？是否可以寫一些配得上發表的「東西」？格勒尼耶給了這個年輕人以鼓勵。在談到格勒尼耶的《島嶼》一書時，加繆曾寫下這樣的話：「他的全部思想都在這本書里，我感覺對他的敬佩與喜愛在增長。……我能真正懂得他教給我的一切嗎？」加繆反思自己：「也許我應該學會馴服自己過於靈敏的感受性，使其不至喪失節制。我本以為不用反諷和冷漠的掩飾也能將其控制住，現在看來應該改變方式了。……這種感受性使我耽於印象主義、耽於不假思索的直接反應。……應該讓它講話，而不是吼叫。……我為自身的矛盾付出了太多代價，老是停頓下來考慮自己性格上的弱點。……該死的驕傲。」加繆對列昂·舍斯托夫感興趣，認為司湯達對法國作家產生了一種「恐怖主義」的影響。

阿庫蓄著兩端上翹的鬍子，方格工作罩衫的外面系著白色圍裙，即便在他那間離家不遠的肉店裡也頭戴帽子，很注意自己的儀錶。他開的「英國肉店」使他頗有名聲，因為阿爾及利亞本地的牛肉質量低劣，羊肉也有一股粗膻味。阿庫聲稱他賣的法國牛肉質量上乘，都是「新鮮抵埠」。他從法國的蒙聖·米歇爾購進沙羅萊良種牛肉及羊肉，但也從本地猶太人和穆斯林屠開的宰場購進內臟。他對待顧客友善，像僕人一樣為他們服務，賣給他們最好的肉類。

外甥疏遠了古斯塔夫·阿庫的伏爾泰主義。1933年年底前，加繆寫了一篇趨向敘事體裁的作品，主人公名叫貝里阿。一位有文化修養並且活躍的朋友馬克斯-波爾·富歇給他寄來一封包括十點意見的批評信，認為貝里阿只是一個固執于邏輯的人。加繆承認他也覺得這個人物寫得「很糟糕」，但反駁說貝里阿並非一個固執于邏輯的人物：「我將夢幻和行動置於邏輯之上，因為在邏輯中我看到的是純粹的智性，空洞而令人輕蔑。」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想沒有給這個年輕人帶來威脅，他這樣解釋自己對邏輯問題的看法：「我把憑邏輯去感覺而不是憑邏輯去思考的人稱為邏輯論者。」那麼，這種被感覺到的邏輯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