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投入行動之前的一次後撤，作為對母親祖籍呼喚的回應和對祖籍的敬意，加繆和妻子一起遊覽了帕爾馬。西班牙是他的第二故鄉，在他眼裡既帶有神話色彩又是活生生的現實。一路上他流連於各處名勝，也享受著自己苦澀的樂趣。他喜歡聖弗朗西斯科的隱修院、各地的港口、聖安東尼奧的修道院，以及伊維薩的海灣。格勒尼耶和帕斯卡爾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他。將這次遠足的印象整理清晰之後他在手記中寫道：「旅行的代價是恐懼。在某個時刻，由於遠離家鄉和母語（這種時候一份法文報紙會變得無比珍貴；還有那些傍晚坐在咖啡館里與別人手肘緊挨著的時刻），你會被一種隱隱約約的恐懼抓住，本能地想要重新躲進自己所習慣的環境中，這是旅行帶給我們的最清楚的感受。」或者更進一步，突然感到了到某個修道院去遁世的誘惑：「我在一個山崗上發現了一座外牆深黃舊得發黑的隱修院。一位修道士告訴我，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租給我一個小房間，條件是我自己做飯，並且同意很多天里不見任何人。……要是在離這兒800米的那個地方獨自一人寫作，我一定能夠將書寫出來。」

當然並非一切都帶有政治色彩。加繆和朋友們也會花很多時間去阿爾及爾的郊區遠足。那些地方有著讓人懷舊的可愛名稱：舞場，布洛涅樹林，藍色噴泉公園，聖桑公園，法蘭西氣候等等。在非洲聖母教堂前，他們能夠遠眺「佩斯卡德海角」和「皇帝要塞」，並能將阿爾及爾的老城區和穆斯塔法一帶盡收眼底。遠足之後這幫朋友與情侶來到巴伯·埃勒-烏埃德涼爽的酒吧歇腳，男的要了茴香酒，女的要了40生丁一杯的巴旦杏仁糖漿。每一輪飲料端上來，杯托里都會裝著橄欖、鷹嘴豆、煎餅和肉醬。讓娜·特拉契尼告訴大家：「用牙輕輕咬一下肉醬周圍的豆莢，然後用拇指和食指夾住一擠，鹹鹹的豆粒兒就會射進你的嘴裏！」小夥子們常去海濱區的「底層酒吧」。妓|女和皮條客在故意布置的黑暗中四下攬客。左邊矗立著一座斷頭台，右邊懸挂著一具包著破布的骨骼，掀起布來一個男性生殖器就會射出液體。開酒吧的傢伙是個侏儒，拿著一個陽|具模型為顧客祝福。跟「底層酒吧」里那些碼頭裝卸工和抽大麻的人在一起，要比坐在米什萊街咖啡館舒適的街邊露天座更容易讓人變得粗俗。加繆追上朋友們后大聲道：「哥幾個，都玩的開心吧？」

加繆再也踢不成足球了，稍微一活動他就喘氣。不過要是看到大街上有罐頭盒，他還是會去踢上一腳。和加里耶羅一樣，他仍然留意觀察巴伯·埃勒-烏埃德和貝爾古的下層平民，那些以莊重的彎腰姿勢玩滾球戲的狂熱愛好者。阿爾及爾人在每一塊平坦空地上都扔滾球玩。在街邊、咖啡館里和學校里人們玩的則是「契克-契克」遊戲：歐洲移民們與「土著」在一個竹筒或金屬管里搖晃骰子，然後將其倒在手心。大家都喜歡打賭：小孩賭畫片或彈子，大人賭錢，上了年紀的、體面的、養尊處優的、老成持重的則拿莊稼和葡萄酒的年景好壞打賭。全國性的六合彩很快就在阿爾及利亞風靡起來，它讓窮人懷抱發財夢，讓有權有勢的人得到娛樂。

在沒有「S」同行的時候，他經常去拉菲家的謝赫拉扎德別墅見一些新朋友，那座別墅坐落在阿爾及爾的一個山丘上。拉菲的父親在謝阿菲諾公司當船長，那是法國第六大航運公司，擁有22艘貨船。拉菲太太是個非常可愛的女主人，她的幾個兒子在大學里讀法律和建築。這個家庭是《阿爾及利亞雜誌》的繼承人。通過一個女大學生柯萊特·普雷沃斯特的介紹，加繆在拉菲家認識了兩位年輕女性，瑪格麗特·多布萊納和讓娜·西卡爾。她們倆住在一起，都是奧蘭人。讓娜前額寬大，長著灰藍色的明亮眼睛，栗色頭髮。這個讀文學的大學生充滿自信，有時表現得很高傲，讓加繆這樣好相處的人都感到氣餒，因此加繆把她叫作「甜蜜的苦澀」。讓娜和加繆一樣生於1913年，學歷史的瑪格麗特則生於1912年，她的個頭要小一些，眼鏡後面柔和的目光帶著詢問，有一種靦腆的魅力。讓娜一家屬於煙草工業王國巴斯多斯公司的家族成員，父親是奧蘭地區葡萄種植者協會的主席，還領導著「法蘭西行動」運動的一個小組。這個組織因為教皇革除了莫拉斯的教籍而與之存在著矛盾，一位主教因此要求在奧蘭田園聖母學校讀書的讓娜與父親斷絕關係。她雖然不喜歡「法蘭西行動」，但還沒有到不認自己父親的地步。被學校開除后她進了女子高中，認識了瑪格麗特。思想左傾的讓娜希望能夠獨立，一心想要獲得文學教職資格。瑪格麗特的祖先分別來自普羅旺斯和阿爾薩斯，她的父親是牙醫。加繆對這兩個女孩十分傾心，他不需要向她們施展自己的男性魅力，因為他發現了「女性友誼的某些溫柔而有分寸的表達方式」所帶來的樂趣。他將自己的人生計劃告訴了讓娜和瑪格麗特，就像告訴另一位女性朋友讓娜·特拉契尼一樣。他說自己希望依靠寫作謀生，對將來的成就抱有信心。九九藏書

「英國式的！」

「你們想要他怎麼跳？」

回到阿爾及爾，政治又成了他們關注的焦點。自1934年起，作為左翼力量聯盟的人民陣線開始反擊法西斯組織的威脅以保衛民主自由。人民陣線此前以人民聯盟的名稱成立於巴黎。數十個組織響應了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於1935年7月14日發出的號召，聯盟聚集了四個大的黨派及其領袖：一是加繆所鄙視的激進黨，黨首為埃杜阿爾·達拉第和埃杜阿爾·埃里奧；二是保爾·拉馬迪耶領導的社會共和同盟；三是加繆頗不信任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其核心人物為雷翁·布盧姆；四是莫里斯·多萊斯領導的法國共產黨。此外參加聯盟的還有兩個工會同盟：法國總工會（CGT）與法國聯合總工會（CGTU），以及人權聯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的關鍵人物是羅曼·羅蘭——加繆對他這個人及其作品都不怎麼欣賞——以及在左翼退伍軍人中享有盛名的亨利·巴比塞。參加聯盟的還有由保爾·里韋、保爾·朗日萬以及哲學家阿蘭領導的知識界反法西斯警惕委員會，它發表了一些平淡的和平主義言論。

「至於我嘛，我希望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通向我作品的跳板。」

加繆被「流感」所困擾，其實是結核病尚未痊癒。由疾病和旅行他聯想到了自己強烈的感受力：「眼下的我發著燒卻又感覺敏銳，任何一點刺|激都會給我內心深處帶來震動。……讓光線傾瀉而來吧，永恆就在其中。」感覺過敏症再次出現，他想起自己曾經寫過一遍，因此已經被清理過的回憶：「不應該說旅行是為了樂趣。旅行並無樂趣可言。」甚至跟西蒙娜一起也是如此嗎？「我在旅行中想到的更多是一種禁慾。」這就如同某種異教神秘主義的誘惑一般。除了禁除性的快|感外，禁慾還意味什麼呢？加繆想要迫使自己接受的，並非是讓自己戒除或者缺少什麼，而是一種內心的修鍊、一種紀律的訓練。對於他而言，世俗的聖人不做祈禱，而是走近藝術。格勒尼耶和哲學課的影響就在眼前。「旅遊是為了自身的修鍊，如果我們把修鍊理解為對自己身上最隱秘的感覺力，即對於永恆性的感覺力進行鍛煉的話。享樂會使我們遠離自己，就像帕斯卡爾的消遣使其遠離上帝一樣。旅行彷彿一門更偉大、更嚴肅的科學，能將我們帶回自己身邊。」

阿爾貝向夏爾解釋說，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的權力機構「按照事先約定」派他作為代表到貝爾古去推動當地支部的工作。

從巴利阿里群島返回阿爾及爾後，加繆與自己身上的病魔進行著鬥爭。1935年8月，在得知自己的第二個肺葉也出現問題后，他帶著一種醫生般的冷漠告訴弗雷曼維爾和格勒尼耶：「我于上周五乘貨輪出發，但剛到貝熱亞，一次輕微的血尿就迫使我去看了醫生。他建議我儘快返回阿爾及爾，擔心在我目前的狀況下，這點小問題可能是結核病引起的。」說完這話加繆又改口了，他是一個放鬆之後總是馬上又緊張的人。

很多男性也喜歡加繆，其中包括13歲半就進入謝阿菲諾公司做事的格魯約、在政府的運輸諮詢和監督秘書處做事的夏爾·蓬塞，他後來又轉到資料部門工作。此外還有借美國小說給加繆看的埃米爾·斯科托-拉維納，現在當了政府部門的秘書長助理。根據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的說法，自學成才的蓬塞是貝爾古反戰與反法西斯運動的負責人，這個被共產國際滲透的組織聚集了一批阿爾及爾的進步人士。蓬塞有次提前到里昂街與拉馬丁街交匯處的一家酒館的地下室去參加該組織的會議。九-九-藏-書

意思是說：帶空翻的。

兩眼閃著光芒、熱血沸騰的弗雷曼維爾終於說服加繆加入了共產黨。加繆將這件事告訴了格勒尼耶、若索和富歇，後者在知道后覺得好玩，貝尼斯蒂則表示懷疑。加繆沒有告訴那幾位漂亮的女友，而西蒙娜對政治不感興趣。超然于混亂之上的格勒尼耶每逢星期天都會在家中接待幾個學生和同事。一天下午他談到了共產主義。這位老師認為，人在加繆這個年齡應該參与政治、嘗試一種經歷，哪怕以後會抽身退出。

遵守紀律、手腳勤快、起早貪黑的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員依靠有限的手段進行鬥爭。多萊斯和法國共產黨的任務是要捍衛輻射全世界的革命中心蘇聯，此外還要和已經不再是「社會法西斯主義者」的社會黨的同志一起反對阿爾及爾、奧蘭和君士坦丁省的右翼聯盟，這個聯盟中兇狠的「火十字團」在阿爾及利亞有17個分部，每個分部有一千至三千名成員。右翼和左翼針鋒相對地組織示威，法國內政部明確希望執行解散政治聯盟的法令，阿爾及利亞各省省長暗地裡也希望這麼做，這些聯盟已經成為左翼和卡古爾黨的執著追求。共產黨抹去了宣傳中反對法國和反軍國主義的長篇大論，法共領導成員加布列埃爾·佩里和加斯東·蒙穆梭到阿爾及利亞跑了一趟，阿爾及爾的幹部們有的明白了——有的則沒弄明白——改變反殖民主義宣傳的必要性。基層的活動分子忙於「不放過法西斯主義」，沒有領會這一宣傳口徑的轉變。「國家自願軍」和「愛國青年團」在米什萊街攻擊銷售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日報《人民》的工作人員。警方介入了這起事件。加繆目睹了許多次示威活動。法蘭西帝國青年團、愛國青年團、火十字團在米什萊街的大學校園一帶與人權聯盟、反戰委員會對峙。阿爾及利亞當局對此感到憂慮。軍人們沒有忘記，共產黨在摩洛哥里夫戰爭期間曾經策劃過反軍國主義運動。這些第三國際的圖騰、這些外國佬、這些紀德和馬爾羅所捍衛的季米特洛夫、拉科西、塔埃勒曼、人民陣線的演說家究竟是些什麼人？阿爾及利亞的民事和軍事當局害怕極右翼，尤其是極左翼在衝突中使用的暴力。

這群朋友也去阿爾及利亞的內地探尋。加繆、貝尼斯蒂、米蓋爾、羅貝爾與瑪德萊娜·若索夫婦一起到過布里達和梅岱亞之間的奚發露營。朋友們說，一個受到過加繆撫愛的奇醜女人曾經醋意大發，因為有另外一個女人要接近他。這幫飢腸轆轆的朋友來到一個鐵道口看守員的家，他的妻子用麵包和油漬沙丁魚招待大家。加繆把麵包片浸在咖啡里。大家一起談論文學、繪畫和哲學。https://read.99csw.com

「我很了解貝爾古的那些人，」加繆說，「說到玩滾球、玩貝洛特紙牌或者喝茴香酒，他們個個都是好手，可是對於政治嘛……」

在這樣的地方他找到了自己寫作所需的節奏感和語氣：「某些時刻，田野因為陽光的照射而讓人感到目眩。」各種色彩與氣息抓住了這個年輕的作家：「我們走進了一個黃色與藍色的世界，迎接我們的，是阿爾及利亞夏天土地的那種芬芳而刺鼻的氣味所發出的嘆息聲。」《梅呂西娜》中矯揉造作的喁喁低語不見了，加繆現在歌唱的是石榴樹、桂竹香、松樹和柏樹，以及「愛與慾望的交融」。他反對那種「害怕享樂」的愚蠢之人，並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觀：「在蒂巴薩，我看見等於我相信。……一旦感受、見證了蒂巴薩，藝術作品自然就會誕生。」

「加繆。」

每當大家大聲交談，建築實習生路易·米蓋爾便會睜大了驚訝的眼睛聆聽。不過這些年輕人並不總是談論喬伊斯、苔萊絲·達維拉、紀德、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他們還會講一些下流故事。隨著萬桑·斯科托《在巴黎橋下》的曲調，這幫人扯著嗓門唱起埃德蒙·布呂阿的一首歌：

國際共產主義開始推進與社會主義者的統一行動，因為巴黎的另一個極權政體可能會與柏林和羅馬結成聯盟對付莫斯科。統一行動於是成了多萊斯在共產國際駐巴黎代表歐仁·弗里德的授意下宣傳的最新指示。共產黨人向激進黨人、社會主義者和驚訝得目瞪口呆的天主教徒表達了聯合的意願。自1929年以來，帕納伊特·伊斯特拉迪、鮑里斯·蘇瓦利納、維克多·塞爾日就描述了蘇聯這個充滿謊言的國家。在巴黎或者信息傳遞不那麼快的阿爾及爾，人們如果願意就能夠了解到蘇聯是一個獨裁的、警察掌控的、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幾個像皮埃爾·莫納特這樣不容易輕信的、具有自由思想、屬於少數派的人，在影響不大的左翼反對派出版物《無產階級革命》上發表文章，贊同蘇瓦利納關於蘇聯的看法。在工人國際法國分部，反斯大林主義明確出現在馬克斯-波爾·富歇所屬的「綠啄木鳥」派別內部以及在阿爾及利亞發行的《箭報》上，就像出現在某些像吉奧諾這樣的知識分子的筆下一樣。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觀點也出現在《解放者學校》上。這是一份教師行業的機關刊物，訂閱者包括加繆從前的老師熱爾曼。像加繆這樣不諳世故的年輕人並不清楚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於是漫不經心地表達了對列寧的敬意。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給人以希望的共產主義產生了共鳴。加繆懷著比若索和弗雷曼維爾更真切的家庭經歷去感受《共產黨宣言》，因為他的舅舅艾蒂安就屬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描寫過的「那些被迫將自己零星出賣的工人……也不免要受到市場方面一切波動的影響」，而他的母親則是「頂替男人在勞動」。

另外一個朋友羅貝爾·納米亞來自布里達地區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這個充滿激|情的人也失去了父親，為了謀生，他先是替一個建築師做事，後來又替一個畫家和一個書籍裝訂商幹活。他閱讀《公社》雜誌，那是共產國際法國分部的一份非正式刊物，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納米亞認識富歇，並在他家結識了加繆。他還和富歇一起組織青年共產黨人及工人國際法國分部的聯席會議。他們都憎惡戰爭。納米亞讀過維克多·塞爾日的《人性的祖國》，馬克思主義令他著迷，在他看來是一種「必然要出現的事物」。他是「救援兒童工人運動」的負責人，開辦了一個電影俱樂部，向同伴介紹布努埃爾和蘇聯影片，同時還是巴伯·埃勒-烏埃德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富歇想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通向成功的跳板，加繆與他針鋒相對，至少有這樣的說法：

歌詞的疊句部分是對巴黎「先賢祠」和「奧斯特里茨橋」的嘲笑。加繆寫作時喜歡一種精心推敲的語言，而聊天時則喜歡開九-九-藏-書粗俗的玩笑。這群年輕人來到海濱區的餐館，加繆身上錢不多，但常常謝絕別人請客，反而愛替大家付賬。他又隨著斯科托的曲調唱起來：

加繆又回到童年時常去的植物園，重新看見那裡的熱帶植物，看見那些相互勾著小手指頭、耳朵背後插著茉莉花的阿拉伯少年。四處閑逛、海灘上玩耍、海里泡澡是阿爾及爾人的本地習俗。像艾蒂安舅舅那樣的窮人玩貝洛特紙牌，有錢人打橋牌。海灘上，歐洲人的孩子和阿拉伯孩子廝混在一起。加繆曾提到，「在阿爾及爾不說在海里『泡個澡』，而說在海里『整個澡』。」對此我們別去較真。大伙兒在海港里泡澡，到浮標上休息。誰要是游過某個浮標看見已經有個漂亮姑娘在上面，就會對同伴喊：「我跟你說過的那是只海鷗。」共產主義在列寧看來是電氣化加上蘇維埃，而幸福在加繆看來是大海加上陽光：既免費又沒人能剝奪。游蛙泳還是自由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跳水比賽。

他們兩人在很長時間里都是競爭對手。

加繆時常寫下一些創作手記。比起快速記錄自己生活並加以評判的普通日記來，這些手記成了他文學創作的工具。他在其中為未來的作品草擬一些精彩的片斷、談論自己以及有待塑造的人物、思索時間與空間、尋找「分寸感」。他身上沸騰著某種無節制的衝動，說自己過著「一種混亂的生活」，因而要在紙上將自己的混亂加以整理。在這些手記里，以嘲諷語氣直接提到的第三人稱「他」代替了第一人稱「我」，彷彿對其他人說話更容易與自己拉開距離。加繆曾於1935年（沒有標明具體時間）寫道：「他在真誠的時候會感到自在。」這種真誠與作為其平衡力量的詼諧同樣重要。「將我們從極端痛苦中拯救出來的，就是這種被拋棄的孤獨感……這種被拋棄的感覺極其悲哀地充滿了我們全身，令我們感到憤怒。……幸福常常不過是對自己不幸的同情。」這段話講的既可能是未來小說中的某個人物，也可能是加繆自己。在1935年的這些手記中，他回顧了自己的童年：「小時候，我曾向別人要求超出他們能力限度的東西：持久的友誼、不變的情感。」如今他已22歲。「我已懂得向別人要求低於他們能力限度的東西：簡簡單單的同伴而已。這方面最完美的人是誰？加里耶羅。至於別人的情感、友誼、高尚行為，在我眼裡均屬奇迹或曰意外的恩賜。」

蘇聯向不知內幕的同情者吹噓它能實現人類的解放。阿爾及爾的左翼活動分子表現得焦慮而咄咄逼人。組織起來的左翼得到了屬於阿爾及利亞工人階級的下層白人的同情，他們還記得1929年的經濟危機導致的失業。那時公司大量裁員，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的鐵路員工中。約瑟夫·桑德斯舅舅當時就在鐵路上工作。蘇聯人應該能夠消除失業，這一點對於貝爾古的人來說很重要。根據警察局的統計，1934年底阿爾及爾約有200名共產主義活動分子，其中40名被關在監獄里。一年之內他們的人數可能會增加三倍。擁有一千名成員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阿爾及爾支部公開地開展工作，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工會會員中都有下級成員。

晚上，他們去市中心的時髦電影院或平民影院，去遊藝場或「首飾宮」。加繆喜歡看美國的西部片、警匪片和嚴謹的俄國電影。與安德烈·布勒東一樣，這些年輕人喜歡愚蠢和通俗的電影。不過加繆對超現實主義的文學理論、絕對與相對的交匯說以及自動寫作說均持懷疑態度，他認為戲劇是比電影更高級的藝術。

格勒尼耶正在撰寫一篇題為「反對正統思想論」的文章，他間接地體驗著一種戰鬥生活：鼓勵加繆加入正在物色幹部的共產黨。在他看來，這位天賦頗高的年輕人應該「扮演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而共產黨或許可以「確保一個新的于連·索黑爾獲得真正的成功」。加繆並沒有把政治活動當作實現自己雄心的途徑，他只是對歐洲人與「土著」之間的不平等感到震動。既然共產主義許諾要實現平等，他自然就應該加入共產黨。格勒尼耶從一種普遍的準則出發，認為人「有權利享受幸福，但不一定有權利知道真理」。加繆問道：「為了一種正義的理想，是否應該對愚蠢的行徑表示贊同？」他不像弗雷曼維爾那麼激烈衝動，因而在加入法共前曾再三猶豫。1935年8月21日，他從蒂巴薩給格勒尼耶寫過一封信：「您建議我加入共產黨是正確的，我從巴利阿里群島回來后就做這件事。」然而他在寫給弗雷曼維爾的信中說：「我今天出發去巴利阿里群島，預計行程15天……我加入了共產黨。我會忠誠地工作，作為戰士而不是指手畫腳的人。他們可以利用我的能力，辦報紙（《社會鬥爭報》）、辦馬克思主義學校，諸如此類。共產主義的榮與辱都應該去經歷，一年之後我會給自己作一個總結，我們一起來作這個總結……我放下了《貧民區》的寫作。……我正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轉折。」他是在去旅行之前還是之後加入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呢？可能是在旅行前提出加入，在旅行后被接納的；或者是將加入的日期提前了。其實在精神上他早已加入，而不是出於一時心血來潮作出的決定。「那些我認為共產主義將會面對的問題，最好是親身去經歷。……我覺得迄今為止共產主義的過激之處都是基於一些誤解，可以沒有遺憾地將其拋棄。」哪些過激之處？「我覺得長久以來令我卻步、令許多有頭腦的人卻步的東西，是共產主義缺少了宗教意識，是我們在馬克思主義者身上看到的那種自命不凡：想要建立一種僅僅依賴於人自身的道德。……或許我們也可以將共產主義理解為一個準備過程、一個為更具精神性的活動準備場所的禁慾過程，總之一種逃避偽理想主義和硬裝出來的樂觀主義的願望，以便建立一種使人能夠重新找到永恆感的狀態。」他是在非正統意義上加入共產黨的：「具體而言，在我將要（誠實地）去嘗試的經歷中，我會永遠拒絕在生活與人之間放上一冊《資本論》。」九*九*藏*書

「蓬塞。」

一個年輕人正趴在幾張靠在一起的桌子上寫東西。蓬塞看見一張長長的臉龐，兩隻小小的招風耳，領口的蝴蝶結和剪裁非常得體的西服上裝。

「您既然研究哲學，那就必須關心政治。」

星期天，如果西蒙娜沒有關在自己房間里或者接受戒毒治療的話，加繆常常跟她或幾個朋友一起借一輛小汽車，利用整個周末到距離阿爾及爾150公里的傑米拉去露營：「那座已成廢墟的城市在一條很長的盤山公路的盡頭，每次轉彎時都以為要到了，可總到不了，因此讓人覺得特別遠。」他喜歡那片荒涼而壯觀的廢墟，它們激發了他的思考：「我一直感到驚訝的是，在別的問題上我們那麼急切地去鑽牛角尖，而在死亡問題上我們的思想卻顯得那麼貧乏，……對於死亡和各種色彩，我們不懂得該如何去討論。」阿爾及利亞是一個色彩的美妙課堂，如何用語言將其表達出來呢？有時候，加繆和朋友們乘坐大客車去城東的本圭海角。西面的蒂巴薩及其羅馬廢墟也是他們喜愛的一個散步去處：「春天的蒂巴薩有神靈棲居，神靈們在陽光和苦艾的氣息中交談。海面上銀光閃耀，天空湛藍，廢墟開放著花朵，陽光傾瀉到石頭堆上。」加繆將自己寫的這些抒情的隨筆片斷念給朋友們聽。

加繆沒有聲稱讀過在阿爾及爾很少見到的《資本論》。共產黨的積極分子，無論年紀輕的還是上年紀的，首先受到的都是《共產黨宣言》的熏陶，懂得更多一點的人則閱讀列寧的某些著作，尤其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加繆沒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共產主義對他的誘惑由來已久，當前形勢更促使他採取行動，投入到一種對於絕對的探求之中，開始經歷一次共產主義的體驗。

「阿爾及利亞式的，帶翻的。」

他想創建一個具有革命色彩的政治劇團。蓬塞願意一起來做嗎？後者同意了。加繆喜歡他的沉著冷靜。作為信任的表示，他以「你」稱呼蓬塞。不過蓬塞很長時間都不知道加繆出生在貝爾古並且已經結婚。他不戴結婚戒指也不提西蒙娜。謹慎與隱私正好合拍。

「水可真熱！簡直像馬尿。」

「有個人已經在下邊了，」老闆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