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決定留在阿爾及爾，因為西蒙娜一直在注射毒品，需要有人照看。她有時住在母親家裡，更多時候待在醫療診所。阿爾貝希望1935年夏天完成他的書稿但是卻無法做到。辦刊物的計劃也失敗了，他打算與弗雷曼維爾寫一出題為《社會新聞》的戲劇：

回到阿爾及爾後，富歇見加繆的次數並不多：畢竟加繆搶了他的未婚妻，而且聲稱比他這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更接近左翼立場。加繆有幾個朋友圈子，出於保護或者隱藏妻子的需要，他經常是分別與不同的朋友圈交往。她的出現會使人為難。在伊德阿別墅和米什萊街的家裡，她經常是半裸著身子走來走去。一直未能戒除毒癮的西蒙娜·加繆對於阿爾貝來說是一次失敗，他掩蓋著這個其實早已為人所知的家庭秘密。在一次晚間聚會上，幾個朋友目睹她表情獃滯地走到隔壁一間屋裡，等到回來時神色已經安寧了。在梅松瑟勒和路易·貝尼斯蒂看來，「S」令加繆深感痛苦，他只能把自己藏在譏諷的微笑和挖苦的沉默背後。加繆因為馬克斯-波爾·富歇的介紹認識了梅松瑟勒。長相具有羅馬人輪廓的讓·龐德里格·德·梅松瑟勒對文學和繪畫都很了解，說話略帶巴黎16區的口音，談起某幅畫、某首詩或某個景點時，他會脫口而出說「妙極了」或者「太棒了」。他的曾祖父是個海軍軍官，當過阿爾及爾港口的軍事指揮官，思想上屬於自由主義傳統。北非殖民地當年是拿破崙三世的得意話題，而他卻偏向于阿拉伯王國一邊，因此受到共和派的、「反動的」殖民者的仇恨。他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全家人都曾經站在德雷福斯一邊。於是加繆便認識了阿爾及利亞一個富裕的、頭腦開放的法國人階層，對於他們來說，不公正的現象是可以得到糾正的。在一些想要與眾不同的圈子裡，有人會把他們稱作「阿拉伯佬」、「北非法國人」，法國本土的人甚至會冒失地稱他們是「猶太佬」。

加繆仍舊忠實于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與阿爾及爾最好的畫家之一保持著友情。此人有一個絕妙的名字：索維爾（救星）·加里耶羅，是少有的住在老城區的歐洲人之一。他出生在巴伯·埃勒-烏埃德，比阿爾貝小一歲，走起路來慢慢吞吞，長得像個茨岡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分別是阿爾薩斯和西西里島人。他們兩人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索維爾的父親是個馬車夫，離開了他那做廚娘的母親。加繆總是衣冠整齊，加里耶羅則穿帆布鞋和短褲，兩人外表沒有相似之處，卻都對闊佬顯貴抱有戒心，更喜歡海港一帶的流浪漢。索維爾的西班牙語講得不錯，阿拉伯語也能應付。他們常去老城區的小巷或港口一帶溜達。索維爾既在市政府里當秘書，又在阿蘭·雷蒙畫廊畫素描，還幫人搞裝飾、做細木工活兒。他隨身帶著一個小型水彩畫盒子和速寫本。「對我來說，畫畫既不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是個解決問題的手段，畫家就是要畫畫，如此而已，其他理由都是牽強附會的文字遊戲罷了。」

9月份的課程在一名女學生的家裡上，那是特朗里大街12號丙的一幢別墅，對著聖馬爾西埃娜教堂。婚禮的鐘聲從那邊傳了過來。

他曾打算用6到11月的5個月時間精心潤色那本向弗雷曼維爾許諾過的書，但是現在又想要撰寫另外一本。西蒙娜酷愛貝洛和格林的童話，加繆則欣賞阿納托爾·法朗士的短篇小說。為了安慰一直輾轉于伊德阿別墅、醫療診所和母親家中的妻子，他寫了《梅呂西娜之書》，「一篇寫給悶悶不樂的孩子們看的小故事」。他精神飽滿地說：「要想逃避等待給我們造成的沒完沒了憂傷，現在是創造新世界的時候了。」《梅呂西娜之書》既像神話寓言故事，又像奇妙的純粹童話，既幽默又帶有道德意味，彷彿一篇關於童話的童話。仙女是什麼？一種既完美又讓人生氣的生命——當然不完全是西蒙娜。仙女中「最讓人有好感、離我們最近的是那些徒有仙女名字的仙女」。

對於加里耶羅設計的桌椅圖案，藝術評論家古斯塔夫·邁爾西耶和「法蘭西藝術」傢具商店的經理安德烈·托馬·魯沃都給予了鼓勵。他的作品避免了索然無味的東方主義風格。他用水彩、鉛筆、油畫探索著自己的風格，就像加繆在隨筆、詩歌和敘事中探索自己的風格一樣。這兩個失去父親的年輕人、窮人的兒子，很樂意用巴伯·埃勒-烏埃德和貝爾古的口音講話，收養那些無家可歸的狗。加繆很喜歡梅松瑟勒、貝尼斯蒂、加里耶羅以及克洛這幾個畫家，而對伽耶、德尚和法曼等另外一些阿爾及爾畫家則興趣不大。

加繆會寫一些關於朋友的文字，這並不僅僅是出於在阿爾及爾的小圈子裡互相欣賞的禮貌。客套文章他是後來才學會的，而眼下在阿爾及爾他寫起東西來直言不諱。他的評論遵循一個必不可少的標準：「一幅油畫如果價值可疑便經受不了幾天時間的公眾檢驗。」在東方風格畫展上，他發現了勒內-讓·克羅送來參展的用中間色調畫成的作品，此人還是個優秀的作家。加繆斷言貝尼斯蒂是阿爾及爾唯一有價值的雕塑家，「他的藝術才剛剛開始，他的構思幾乎已經成熟。」加繆在評論貝尼斯蒂時幾乎也是在談論作為作家的自己。他還寫道，創作一件藝術作品「就像製作一件陶器」。加繆不是憑藉一時衝動進行創作的人。就像陶工在坯樣上逐步添加黏土一樣，他寫東西時也要對遣詞造句進行刪減調整。他跟格勒尼耶一樣喜歡「試驗」一詞，對大學某些課堂上的抽象概念保持距離，因為它們有時會讓他覺得自己「淹沒在別人的觀念、索邦大學先生們的哲學中」。他喜歡建築師、城市規劃師、畫家和雕塑家的表達方式。他告訴定居在巴黎的弗雷曼維爾，他將會給他介紹一位「住在巴黎第5區于爾姆街15號的年輕朋友，……一個從德國回來的建築師，勒科爾布齊耶的學生，……名叫米蓋爾，……很可愛，……既懂得人生又不會生搬硬套一些理論去解釋。……況且你知道建築師總是比僅有書本知識的大學生更高明，因為他必須從實際出發，否則建造的房子就會坍塌。」九九藏書

同一天，加繆半真半假地對伊夫說了一句：

1935年3月到6月，加繆投入準備兩門課程的考試：「我知道每門課程三分之一的內容，……即最低限度50本需要精讀的書。等到讀完了，我的『文化苦悶』將比任何時候都要多。」他的哲學史課程和邏輯學、普通哲學一樣，都得了「較好」評語。哲學史的四個考生中只有他獲得了這一評語。普瓦利耶打分很嚴格。

他把沒有通過1933年6月高中文憑的哲學課程考試而有望在10月份通過的學生召集到自己家裡。聽課的有索朗日·薩爾法蒂和另外6名學生。每星期加繆布置他們準備一個專題發言。老師和學生一起喝茶、抽煙。加繆不滿足於批閱這些女生的文章，還寫信給她們，對他自己的評語進行再評論。他莊重地給其中一位寫道：「我沒有馬上分析您的論文，這是因為我想要對其多說幾句。如果將您的文章當作一篇考試作文的話，那麼我可以告訴您它寫得非常出色，行文通暢，條理清晰，表明您已經無須再學習學校訓練方面的任何東西，……總之，您肯定會通過業士文憑考試。」不過他覺得這名學生「太沒有主見」，因為她沒有在帕斯卡爾的觀點和加繆認為愚蠢的瓦雷里的觀點之間做出選擇。在21歲的年紀，他就有意識地與法國式的那種正題、反題、合題的論說文類型拉開了距離，因為那種文章有時只是一些廢話。某天下午他正給學生們開小灶，西蒙娜從遠處朝他喊：

從第二頁起作者就承認：練習寫童話和為仙女們找名字需要「巨大的虛構才能」，而他並不具備。寫童話的人必須既是個神奇、「富於幻想」的傢伙，又必須具備非常有條理的頭腦。對於加繆而言，童話是一種寫到哪兒算哪兒的玩意兒，沒有任何意義。童話的形態學不是他所擅長的。寫這種東西的時候他完全找不著恰當的語氣。非現實的事物在仙女梅呂西娜的凄涼故事中被寫得太離譜。他總結說：「我曾經一直想要寫出一篇童話，僅僅只開一個頭，然後故事就懸在那裡，保持一種美妙的未完成狀態。」《梅呂西娜》中點綴著一首歌謠的雛形，由8行克羅岱爾風格的、參差不齊的長句構成：

弗雷曼維爾將詩集、小說和書信堆積在一起：他告訴貝拉米克最近一周的通信竟有40封之多。他興奮地說：「你看到沒有，安德烈，與人相比詩歌很渺小，任何東西與人相比都很渺小。我坦率地跟你說安德烈，即使是宗教神靈也不能讓天下太平！」弗雷曼維爾彷彿看穿了真相：「上帝是可以被瓦解的，他不過是一張加了桌板的桌子而已。好好看看吧，你們以為只有上帝這一塊桌板嗎？得了吧！我再拉出一塊來：聖靈。還可以拉出一塊來：嘿嘿，耶穌！喂，別弄髒了耶穌，你們這些豬玀！……共產主義者希望人就是人，不是別的。」在弗雷曼維爾看來，共產主義首先是一種人道主義。更具神學意識的加繆則認為：「不要那麼決絕地對一切類似神性的東西都不予理睬。在把那些其實仍然只是上帝表現形式的東西也叫作|愛的時候，最好有點畏懼。」

「可能吧，不過外套可是我的，」伊夫回答道。

加繆幫弗雷曼維爾潤色手稿，稱讚其中有一些「文采斐然的句子，例如『安東尼奧聽見天空像被卡住的帆篷一樣呼嘯』，……我所喜歡的一些句子，就像裝有混合香氣的瓶子，既難以分辨又美妙動人。」作為刊物的文學責編，加繆會糾正拼寫錯誤與粗俗用語：「為什麼要說『媽的，一腳踹在了睾丸上』？從第一頁開始就帶著『老傻瓜』、『蠢貨』之類字眼，我覺得這是一種德·弗雷曼維爾式的挑戰姿態。」阿爾貝告訴安德烈，他可以懷疑自己的才華，但絕不懷疑克洛德的才華。後者推薦他讀福克納的《聖殿》。加繆說，卡夫卡的《訴訟》屬於「阿爾貝·加繆風格」，而福克納則應該屬於「弗雷曼維爾類型」。「沒有收到你對《偽幣製造者》的看法，這也許是紀德最好的一本書。」加繆覺得自己比較喜歡凱瑟林·曼斯菲爾德的《日記》，那種接近於書信而不是短篇小說的寫法。在弗雷曼維爾看來，加繆的寫作就會讓人想到這位紐西蘭女小說家。得到如此評價的加繆困惑地回答：「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把我和她聯繫到一起，也許是因為創作中的猶豫不決？」他正在寫一本書：「題目叫《貧民區》，已經寫了三分之一，即第一部分以及第二部分的幾乎全部。過不久我就把第一部分寄給你，然後你告訴我你的看法。有一點我很在乎，就是想知道你是否能感覺出我是帶著情感和愛來寫的。等到全書寫完（大約在［1935年］6月左右），我將想辦法發表。」阿爾貝在阿爾及爾警察局駕駛執照管理處有一份臨時工作，那是通過他的幾個老師推薦得到的。管理處的上司鮑米耶先生還是某個阿爾及利亞文學社的組織者，在他看來，阿爾貝寫得並不好，他指的大概是阿爾貝的字體而不是他的文筆。九_九_藏_書

加繆一心想著戲劇。卡利古拉，多好的題材！

加繆希望保持自己的安寧，希望能夠實現這樁既出於激|情也出於理智考慮的婚姻，再說他更關心的是文學形式而不是政治。身在巴黎的弗雷曼維爾為世界前途和希特勒的上台而擔憂，他加入了法國共產黨，一封接一封地給貝拉米克和加繆寫信，督促他們也加入法共。兩天之後貝拉米克決定要干，加繆則提醒克洛德：「當心千萬不要將自己與一種年輕人的信條拴在一起，因為那只是一種信條。」他進一步說：「我們似乎傾向於把拋棄過去的錯誤看作是一種怯懦。」他並非像馬克斯-波爾·富歇那樣拒絕共產主義。作為社會主義者的加繆寫道：「我加入共產黨是有可能的，如果加入，我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也許還有全部的感情，但不會是全部的心靈，我身上的某個部分不會投入其中，而我不願意出現這種情況。」他的心靈留給了文學：「我不加入並非意味著對自己的尊重，而是意味著我對一項高尚的、令人欽佩的事業的不尊重。但是我的宗教精神已經根深蒂固，對我而言，如果共產主義不能成為一種宗教的話，那它就什麼都不是。」弗雷曼維爾仍然在督促他。結婚前一個月，加繆明確表示不會介入、不會參与：「加入黨派就是對自己的強迫，就是對自己身上的其他方面視而不見。」他要求保留自己作為藝術家的自負的權利：「如果各種因素都促使我保持沉默、促使我更看重生活本身，如果一切因素都讓我遠離社會性的事務，那我是毫無辦法的。至於行動，我哪天不在行動？」他的各種活動和各種操心事一樣的多：「我已經忘了加入法共這回事。如果在你看來我也許從根本上錯了，那就讓它去吧。做什麼都是一樣的。」這是不是加繆將世界看作一種荒誕的偶然性存在的最初表達呢？「再說我也付出了代價：我既不幸福也不快樂。」馬爾羅宣稱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兄弟般的博愛，加繆就以一句「順致兄弟般的問候」作為書信的結尾。通常他更喜歡使用別的結尾方式，例如「真摯的問候」或者「回頭見」。

「也就是說將以上兩個方面加以融合，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基礎上能夠寫出吶喊與歌唱，或者說是將兩個方面並列起來（這個構思讓我很感興趣）：我想說的是交替展示同一事件的兩個方面：比如說一個得了病的女人：首先只是表現她。然後，再表現一個生病的女人或死去的女孩給所有富有同情心的人帶來的內心衝突，那種超越了生活本身的、驕傲的或者屈從的內心衝突（克洛岱爾筆下的那種）。每個事件都可以有兩種闡釋，在這方面我們的合作將會非常有用。我覺得在這一點上可以好好挖掘一下。你先看一下我的設想，認真考慮考慮，收集一些社會新聞。」

加繆迷失在雜亂的思考中，但是也吐露了心扉：「梅呂西娜仙女，莫爾嘎納仙女，于爾熱勒仙女，維維阿娜仙女，我渴望感受到你們身上真實的人性。……我喜歡枯燥但是被希望澆灌過的道路。」他天生不是寫神奇故事的料，而在這方面西蒙娜又完全幫不上忙。他提防著不把《梅呂西娜》拿給弗雷曼維爾看。對待隨手抽出一本書便是《惡之花》而不是《睡美人》的西蒙娜，加繆已經不是隨便說幾句風雅的殷勤話就能打發，而是必須獻媚才行。他留給熟睡中的西蒙娜的那些矯揉造作的話更是動人：「既然咱們都這麼想，那就這麼定了。我會抓住妹妹的小手，讓你坐在我的身邊。」九九藏書

「可憐的人們，」加繆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你們可不要結婚，小姐們，不要結婚。」

另外一位畫家路易·阿拉爾曾對索維爾說：

索維爾回答說：「巴黎沒有大海和陽光。」

讓·德·梅松瑟勒代表著閱歷，路易·貝尼斯蒂代表著單純。比加繆大10歲的貝尼斯蒂將成為珠寶商，總督府給了他一筆獎學金，派他去委拉斯凱茲美術學院學習。他本是一個出色的雕塑家，現在卻只能畫畫：油畫要比青銅雕像更容易賣出去。弗雷曼維爾曾說「貝尼斯蒂的素描總像是在為雕像構思」。

青年知識分子們創辦了自己的刊物，有的觀點激進，有的無疾而終。在巴黎，夏爾·拉波博爾、亨利·勒費弗爾和保爾·尼贊推出了《馬克思主義雜誌》。弗雷曼維爾決定在阿爾及爾出版一份刊物，他的兩員先鋒是貝拉米克和加繆。後者給他寄了一篇關於馬爾羅的文章，向他概括了自己的觀點：「馬爾羅的思想並非毫無道理：將東西方對立起來，這是一種思想現象。你聲稱找到了人性的救世之道，我對此一無所知，要不就只是在觀念上知道。不過我了解東方的救世之道，而且知道它不能解決我們這些西方人的問題。你讀了《西方的誘惑》嗎？馬爾羅在書里比我更清楚地說明了東西方的立場以及它們之間無法克服的分裂。」加繆首次試圖在一篇文章中闡明一位仍然在世的作家的思想，此前他只是快速寫下過一些關於紀德、格勒尼耶、尼采和司湯達的筆記。他嘗試透過自己最喜愛的兩位健在作家的差異將他們聯繫起來：「我的這篇文章試圖表明從《西方的誘惑》到《人類的命運》之間所存在的距離，如此而已。你讀一下格勒尼耶書中（《島嶼》）有關印度的段落。我在其中更多想到的是印度而不是中國。我們把革命變成了一種通向矯情天國的方式，而印度卻不需要這種東西。」身處格勒尼耶和馬爾羅之間，加繆想要調和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知道共產主義者關注的中心是人，而東方哲學卻讓人圍繞著「萬物」轉。通過閱讀馬爾羅他重新接近了弗雷曼維爾，而遠離了印度的思想家：「我跟你說過在他們和我們之間有一條任何東西都無法彌合的鴻溝，哪怕共產主義和革命也無法彌合。」

他施展自己的魅力，讓這些阿爾及爾姑娘開心發笑，給她們讀繆塞特的《土老冒的婚禮》。索朗日·薩爾法蒂想要學醫，但她的兄長們要她讀藥學。

加繆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信中說：「不要以為激|情就一定晦暗、智性就一定明晰，這種想法愚蠢而不符合實際情況。太耽於智性或一味沉溺於肉體都肯定會出錯。」這些年輕人並沒有像紀德、瓦雷里或克洛岱爾那樣，想到自己的書信有朝一日會發表，然而他們的確是一些非常具有文人氣質的年輕人……加繆寫道：「你若是知道帕斯卡爾的著作里有那麼令人陶醉的東西該多好，……但願人們不要指責我們缺乏明晰，因為我們公開聲明要這麼做。……而且，他關於人的心靈及其令人絕望的榮耀的看法是那麼的清晰、深刻、令人難忘。」加繆拒絕做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置身於碼放整齊的卷宗之間的精神貴族。寫到這裏他又告訴弗雷曼維爾沖泡一杯好咖啡的方法：不能一點一點地往咖啡里倒熱水，「而是要先倒入四分之一的溫水，然後再分三次倒入滾開的水。」阿爾及爾人都愛喝濃咖啡。弗雷曼維爾指責加繆仍然是個知識分子，這讓他感到受了傷害。他回答說：「可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地熱愛那些下層平民，我深為之感動的，是那些受人氣的年老女佣人的不幸，以及貝爾古咖啡館里和我一起喝酒的工人的困苦。」

在阿爾及爾這些既有文化修養又獨特的朋友圈子中，有的人醉心藝術，有的關心政治，還有的像此時的加繆一樣，兩者兼而有之。

「你嘛，是個做丈夫的料。」

「維爾德拉克加上克洛岱爾的風格，這個構思看起來挺傻的。不過我真正的想法是：戲劇應該是非常主觀的、有固定套路的。我的構想是在劇本的風格和觀念中加入某種怪異的東西，更確切地說某種壓倒性的東西，而同時戲劇材料卻是最富有情感的、最日常性的，即真實生活中最平凡的那種社會新聞。因此需要做的是將這兩個方面協調起來。我的構思還很模糊，不過你可以試著理解：

馬克斯-波爾·富歇這段時間住在聖伊萊爾迪杜維的大學生療養院。他主動向加繆表示了和解的意願。加繆還嘴說：「對你的來信我沒有什https://read.99csw.com麼要回答的，要不只能說，我們每個人都在盡量積累生活經驗，直至自己徹底感覺到這種經驗的毫無價值，它的最深刻之處就在這裏。……你住在療養院，另外一個（弗雷曼維爾）待在巴黎，我們都在儘力用種種徒勞的言行來遮蓋一種赤|裸裸的、非常簡單的真理：我們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在這封給馬克斯-波爾·富歇的信以及另外一封給克洛德的信中，加繆談到人在書信中會流露出一些「心靈小片斷」。他希望富歇幫自己找一些寫稿、教課的事做，而他則會寄一些書籍和雜誌給療養院中的富歇。接著又補充了一句：「畢竟，通過書信只能交談很少的東西。」加繆的這句話言不由衷，其實他希望能和馬克斯-波爾·富歇重新握手，一起散步。

作為政治鬥爭的積極分子，弗雷曼維爾將自己的刊物看作是一種政治工具，他向貝拉米克坦言：「辦刊物的確是有用的，它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布爾什維克，尤其是能夠把那些態度不明確的人團結到馬克思主義周圍來。更為功利地說，它能把我們三個（包括加繆）都從托洛茨基主義的有害影響中拯救出來，我非常擔心這種思想導致的後果。」弗雷曼維爾表達了自己的擔憂：「應該將加繆撇下不管嗎？……你應該明白爭取他是多麼必要。」阿爾貝關心的是文學，克洛德關心的是政治行動。1934年3月，莫斯科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發表了有關東方各共產主義政黨發展規劃的文件：「必須採取緊急措施以便將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共產主義者組織集中起來。有必要在這些國家中建立起獨立的、將來可以脫離法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組織。」在寫給貝拉米克的信中，弗雷曼維爾憧憬著阿爾及利亞的朋友們能夠加入共產黨、加入到殉道的行列：「當局會查禁我們的組織，把我們投進監獄。」

「你應該去巴黎，在那兒做末流畫家也比在阿爾及爾做一流畫家要好。」

巴黎的服裝時尚和政治事件很快就會傳到阿爾及爾。1934年，極右翼與極左翼在議會相互指責，雙方對壘的事態嚴重。2月6日之後，阿爾及爾的報紙刊登了一些傳真照片：巴黎的保安警察騎在馬上執行任務，示威者在騎兵下方投擲小球，眾議院門前有公共汽車在燃燒。

加繆對一種邏輯上可能的邪惡殘忍的上帝觀念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不要去想象他們的那個上帝是正義的。不妨想象他是任性和不公正的，是《出埃及記》中的那個上帝。必須這麼想象，否則如何去希望人類的絕望處境有一天能夠改變？啊！德·弗雷曼維爾，這片伊德阿高地上的風多麼寒冷！」年輕的加繆夫婦住在伊德阿公園12號的「清涼別墅」。建築師勒科爾布齊耶的弟子梅松瑟勒替他們找到了一處套房，月租金450法郎，由岳母索格勒支付。

伊夫·布爾儒瓦每星期會見到加繆兩三次，覺得加繆不太關心政治。他也認識了西蒙娜，在他看來這對夫妻既關係密切又彼此猶如陌生人，這讓他感到疑惑不解。諸聖瞻禮節假期的一個下午，阿爾貝和伊夫在遠離阿爾及爾的一個地方一起喝酒，與此同時西蒙娜肩上披著布爾儒瓦的一件外套在散步。加繆逗笑說：

加繆要求弗雷曼維爾創辦的刊物在文章質量上決不通融，「對我的也一樣」。他希望刊物的版面要樸素，提出自己每月寄去50法郎的辦刊費。他每月的收入是300法郎，其中包括給人上課的報酬和阿庫夫婦以及索格勒醫生的資助。他拒絕撰寫一篇擬議中的《向羅曼·羅蘭致敬》的文章：「……寫信也罷，鼓勵也罷，所有這些革命運動的電文在我看來都沒有什麼意義。」弗雷曼維爾寄給他一篇由一個名叫穆肖的人寫的論爵士樂的文章。加繆評價說：「寫得很糟糕。毫無吸引人之處。」這個「穆肖」乃是弗雷曼維爾的化名。於是加繆的下一封信只得這麼開頭：「看來我讓你難過了……」

「她有自己的生活。」

「別結婚，小姐們。」

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加繆也對比若中學的教師伊夫·布爾儒瓦另眼相看。愛挖苦人的布爾儒瓦有著令加繆印象深刻的求學經歷：在貢多塞中學師從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讀的文科預備班，又在路易大帝中學讀過文科預備班，18歲半就進了高等師範學校，後來取得英語教職資格。他博覽群書，既不喝酒，也從不摸阿爾及爾人必玩的紙牌。令那些沒有到過比奧蘭、君士坦丁省或者巴黎更遠地方的阿爾及爾年輕人驚訝的是，布爾儒瓦竟遊歷過美國、魁北克、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他於1935年9月來到阿爾及爾，自認為是無政府主義-工聯主義意義上的和平主義者。10月份他結識了加繆，聽人介紹說後者對戲劇感興趣，正在撰寫論普魯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伊夫感興趣的則是吉奧諾、塞利納、梭羅和哈代。他已經會講德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到了阿爾及爾又開始攻讀俄語的學士學位。他是法國總工會會員，曾經常出入里昂的建築業自治工會，現在又與阿爾及利亞的一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其中包括阿里·布門傑勒、阿馬爾·烏茲迦納、姆魯·馬莫里。他具有政治傾向，想要鼓動阿爾及利https://read.99csw.com亞人民起來暴動。這種武裝暴動的想法在當地歐洲人和穆斯林中沒有得到什麼響應，這讓布爾儒瓦感到困惑。唉，這些阿爾及爾的自由主義年輕人在政治上是多麼的懶惰！他與阿爾及爾大學著名的西班牙語專家莫里斯·巴塔庸一起積極活動，後者撰寫了一份兩頁紙的題為「為了看清局勢」的簡報，列舉了許多令人難堪的事實，將歐洲殖民者的農場面積與大大小小「土著」地主的農場面積進行了比較。布爾儒瓦還有一個朋友名叫阿爾弗雷德·波瓦尼昂，是個獲得教職資格的德語教師，也非常有文化修養，後來就是他將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加（Garcia Lorca）介紹給了朋友們。

加繆微笑著對學生們說：

加繆也經常跟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斯·茨維克林斯基、綽號「斯塔沙」的醫生見面。這位身材高大的醫生愛嘮叨，從事小雞胚胎的研究，並在尋找具有藥用價值的石頭。他的戒毒療法是讓病人節食30至40天，同時服用加有數滴甘油的清水，但這種方法對西蒙娜沒有產生效果，加繆對其抱懷疑態度。這個來自波蘭的人天生精力充沛，在到阿爾及爾定居之前又在巴黎重修了以前學過的所有知識，自己撰寫一些滿是新詞和不規範用語的散文。和加繆一樣，茨維克林斯基與瑪塞爾·布朗歇的關係也很熟。這個比阿爾貝大20歲的女性對文學懷有與富歇或梅松瑟勒一樣的好奇心，並且比他們具備更多的經濟能力滿足自己的這種好奇心。她訂了《藝術手冊》雜誌和《新法蘭西雜誌》，將蒙泰朗、克洛岱爾和瓦雷里的最新作品借給年輕人看。

直到1935年的夏天——他的第二個肺葉這時也出了問題——加繆都過著游泳和露營的休假生活。酷愛足球的他觀看孩子們踢球——那常常只是一團破布球——，或者去觀看比賽。作為球迷，他一直是阿爾及爾大學體協比賽的忠實觀眾，尤其喜歡一個叫加里亞的歐洲裔球員，還有阿爾及爾的一個叫穆魯迪阿的阿拉伯球員。他還跟若索一起去看拳擊比賽。體育在阿爾及爾是一種沒有得到正式承認但實際存在的宗教之一。

「別聽他們的，索朗日，」加繆說，「你天生就是一個當好醫生的料。」

兩年來，阿爾貝一直在創作並潤色《貧民區的醫院》和《貧民區的聲音》這兩篇題獻給西蒙娜的作品。他在尋找一種語言：「不應該在藝術作品上留下某種標籤。」在《貧民區》的那些片斷里，他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自然主義者。兼有論述和敘事的《摩爾式房子》聰明地將小標題都取為描述性的：「入口」，「走廊」，「黃昏」。加繆試驗用簡短和拉長的各種句型寫作：「開闊的公園在風中吼叫而他強烈的生命力在雨中憤怒爆發。」這些段落帶有普魯斯特尤其是福克納的筆調：「……如同大教堂中那些無性別的聲音一下子升至最高的拱頂，隨即黑壓壓的唱詩班人群保持寂靜，以便讓這一聲熱烈的高音獲得最大的效果；如同這些懇求的聲音一樣絕望地、不懈地延伸，直至到達最終的死亡。」弗雷曼維爾喜歡《貧民區》，這讓加繆感動：「重要的是朋友們因為我們所寫的東西而開心並被打動。」《貧民區》一直停留在初稿狀態，並在加繆的腦海中與另外一個寫作構思混在了一起。他忙得不可開交，既要完成大學的學業，又要再一次教課掙錢。一個名叫皮埃爾·達納的學生覺得他教書很在行。加繆建議弗雷曼維爾從事新聞行當或者給別人當代理：「等我到了巴黎，我會盡量為自己找一份這樣的工作……」他再次表示：「我不想做教師，眼下正在竭盡全力尋找改行的機會。……別人告訴我沒有這樣的機會，這真叫我失望。中學里的環境讓人不自在，同事們都板著臉，學生們用謊言掩飾自己的真實感情。你瞧，眼下我正在中學里教夜校課程（在初中校園），幫一些商行、銀行、郵局的僱員複習準備哲學業士學位考試。聽課的學生（總共10個）挺招人喜歡，他們白天工作到6點鐘，下了班又來上夜校，有時要到晚上11點，每個人都能通過他們所參加的考試。我很喜歡他們。」他更喜歡這些成人學生而不是中學生，稱後者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討厭的小東西」。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並不吸引他。「我也不想象藝術家那樣生活……即使在警察局工作那會兒我覺得自己與生活的接觸也要更密切一些！」當時每天上班7小時，他說那是一份「蠢貨乾的工作」。等拿到了學士學位最後幾門課程的考試合格證書，他就去找弗雷曼維爾：「……我要來巴黎。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很願意在那兒拿文憑。格勒尼耶曾說：『巴黎！世上獨一無二的城市。』和你在一起工作那該有多開心！各種展覽、音樂會、盧浮宮，還有我所嚮往的那個巴黎：那些叫作『切麵包街』、『鐵罐街』的古老街道，等等等等。」

「阿爾貝，你把鞋子忘在餐廳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