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經常去里昂街看望母親。貝爾古受到了警方的監視。土著事務總秘書處和警察總局的警長科克蘭先生曾提到：「在對著里昂街147號的馬拉布公墓外牆上，塗有阿爾及利亞獨立萬歲」的字樣，旁邊畫著鐮刀和鎚子。這位警長手裡還掌握有「在布拉賽勒街各處小便池裡發現的」顛覆性張貼傳單。

在這篇與大學畢業論文同時撰寫的論馬爾羅的文章中，有一句話使年輕作家加繆的個人寫作與他關於普羅提諾和聖奧古斯丁的學業論文之間建立起了關聯：「無論我們做什麼，我們都是希臘人和基督徒。」馬爾羅對於加繆及其那一代人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在這位波德萊爾式的人物身上，行動與夢想緊密相連。他既是現實主義者又是預言家，以充沛的活力投入到自己時代的各種鬥爭中，沒有將自己局限於歐洲範圍。無論在中國還是德國，他都站在共產黨人一邊，至少人們是這麼認為的。這位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成員沒有登記加入共產黨，有誰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呢？在《人類的命運》中，他強調了一個加繆所明白的真理：對於窮人和被欺侮、被剝削的人來說，「屈辱的反義詞就是尊嚴」。在印度支那，馬爾羅曾「拿走了」幾尊柬埔寨的雕像；崇拜他的人則記得他在西貢保護過革命者。馬爾羅既有超驗性的一面，又有龔古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一面，在讀者的心中，他的政治性文學和文學性政治已經超越了現實本身，這個人既寫作又戰鬥。阿爾及爾同情左翼的那些年輕人讀過他為安德烈·維奧利斯的《印度支那緊急呼救》所寫的序言，他批評了殖民主義者在亞洲實施的高壓政策，揭露他們「故意混淆殖民主義在即使能被接受的情況下的必要性，以及炫耀這種殖民行為的愚蠢之舉」，富於同情心的阿爾及爾年輕人所領會的就是這樣一種觀點。與年輕的加繆一樣，馬爾羅既憧憬著政治行動，也憧憬著自己的藝術，他曾寫道：「我想當今只有極少數小說家在面對大量新聞報道時未曾徘徊、未曾感到其中正醞釀著一種新的小說形式，並很快放棄了原來的希望。」加繆嘗試寫作的文字超越了新聞報道，因為那種新聞報道如馬爾羅接下去所說的：「仍在繼續法國小說從巴爾扎克到左拉的最強大的傳統之一：小說人物闖入到某個世界之中，他在自己發現這個世界的同時，也將其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加繆摒棄了左拉及其自然主義，不過仍然欣賞巴爾扎克。

善特隆工作的黨部所在地外表看上去是一個文具店，位於貝爾古里昂街66號，離桑德斯-加繆家住的房子不遠。他負責阿爾及利亞三個省的黨務，手下有「150名黨員，大部分是法國裔，只有百分之十……是阿拉伯-柏柏爾裔，而他們卻代表著阿爾及利亞全國90％的人口。」阿爾及爾的警察局弄錯了情報，統計的共產黨人數比實際更多，而善特隆所處的有利位置使他比警察局的線人更清楚情況。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人數並不多，當局能夠對他們進行圍捕。此時加繆入黨已經一年。

在書信和筆記中，他很早就制訂出了工作計劃：

1936年元旦，加繆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一封信中寫道：「眼下的這種生活對我們每個人都具有誘惑，但是在其深處、最深處，除了荒誕還是荒誕。」加繆式的悲觀主義並不排除希望，因為這位年輕的積極分子補充道：「也許正是這一切給我們帶read.99csw.com來了生命的歡樂，因為能與荒誕相對的只有一樣東西，那就是清醒。」加繆沒有在黨內同志的會議上，而是私下對弗雷曼維爾這位好友談到了他關於共產主義、死亡、英雄主義、人類信念這些問題的沉思：「與你相反，我在共產主義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種冒險和賭博，而不是對實現世界大同的一種確信。」這句精心推敲過的話，他在與朋友們的交談以及別的書信中還會再次提到。他不是弗雷曼維爾那樣的「一個被熱情所累的苦役犯」，與那些崇高而真誠的情感保持著距離：「假如你不夠聰明，就有可能隨時落入人性多愁善感的誤區和那些看似重要的廢話之中。」他要弗雷曼維爾以後把信寄到阿爾及爾泰朗里區德里昂上校街10號：他已經搬離了伊德阿別墅。

紀德已經退居次要位置，因為馬爾羅越來越吸引加繆。這位描寫革命的英雄和先驅作家乘坐一架水上飛機來到阿爾及爾，在貝爾古發表了一次演講。在想到《西方的誘惑》和《人類的命運》時，加繆宣稱馬爾羅筆下那些可敬和感人的人物是在與他們自己以及驕傲的歐洲人的世界進行鬥爭。這個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相距甚遠的黨員在論及《人類的命運》中智慧的長者吉索爾時寫道：「他知道我們在不懈地趨近上帝，並且將此當作一個堅定的目標。」

1936年6月，接受大學遊戲規則的加繆完成了畢業論文，他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信中宣稱：「所有的專業學習都是愚蠢的，但所有的遊戲都有其規則。如果你要想表達自己的看法，就得遵守規則。這樣做愚蠢嗎？當然，不過含混不清地艱難表達自己，畢竟仍然是在生活。我始終相信藝術與生活之間存在著距離。」這句話里「藝術」的首字母用的是大寫，「生活」的首字母卻是小寫。「不過說到底，以後留存下來的，將是一種略微真實的聲音、一頁將會與其讀者相遇的文字。之所以要畢生寫作，就是為了要寫出這樣一頁文字來。」弗雷曼維爾不應該將政治、社會參与和藝術混為一談，每個人都應有屬於自己的天地。在共產主義思想中，有「某種經過盤算的實現理想的願望」令加繆感動。

馬爾羅不帶哲學意味地談論虛無、死亡，並且經常提到荒誕，給巴黎和阿爾及爾所有左翼的年輕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為召開國際作家大會出力，與一批比他年長的作家以及外國作家共同成立了一個反法西斯作家陣線，其中有紀德、于連·班達、E·M·福斯特、A·赫胥黎、海因利希·曼、馬克斯·布勞德、伊利亞·愛倫堡。法國的大作家並非都持左翼立場，但支持人民陣線的作家佔了多數，他們似乎在藝術和政治之間取得了統一。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對阿爾及利亞年輕黨組織的狀況感到擔憂，向阿爾及爾派遣了代表馬塞爾·吉通，他在1936年10月17至18日于巴伯-烏埃德的亨利-巴比塞大廳召開的黨代會上發表了講話。經過一場選舉把戲，幾乎所有的阿爾及利亞黨員——但加繆除外——都成了會議代表，其中包括67名歐洲人和62名「土著」，這是為了給人以「土著」與歐洲人在黨的決策機關內地位平等的印象。一個名叫保爾·埃斯托日的代表批評人民陣線的活動「沒有支持殖民地獨立的要求」，希望法共採取有利於這些要求的立場。吉通回答：在阿爾及利亞首先應該與之鬥爭的是法西斯主義，而不是殖民主義。如果先向殖民主義發起攻擊，就會落入一種「托洛茨基主義的政策」。吉通解釋說人民陣線並不是共產黨，言下之意：我們沒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誰要說共產黨不支持「土著」的獨立要求那將是錯誤的。

反法西斯主義、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這對於加繆來說已經囊括了一切。一個名叫阿馬爾·烏茲迦納的阿爾及爾共產黨員給加繆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烏茲迦納看來，但凡歐洲人，哪怕是共產黨人，在最好的意義上也仍然是主張家長式統治的，而在最壞的意義上則是殖民主義者。他注意到，共產黨人將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都當作麻痹人民的鴉片加以反對，而把無神論作為先決條件。在他眼裡加繆要遠比其他人頭腦更少僵化、更為清醒。加繆與代表穆斯林賢哲的伊斯蘭教學者會的同情者們也經常交往，其中包括在「進步社」聚會的本·巴蒂斯和埃勒·奧克比教長。加繆贊同烏茲迦納的觀點，希望推動共產黨在阿爾及利亞的本土化。不過如何發展黨員呢？他與當地的無產者、阿拉伯及卡比爾商販並沒有深交，所接觸的人都局限於精英階層。他喜歡黨員們身上的那股熱情，在給弗雷曼維爾的一封信中曾寫道：「我覺得共產黨人的相互關係中比他們的政治主張中存在更多的真理。」他將人與言詞區分開來：「一次工人之間的聚會總是比一篇《公社》刊物上刊登的演講更能讓我感動。」九*九*藏*書

從1931年到1936年，共產黨都在其傳單上進行保衛「土著人」和反對殖民主義的宣傳：

加繆和黨員朋友們每15天聚會一次，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感興趣，而是成立了一個社會研究小組（秘書：瑪格麗特·多布萊納）、一個勞動劇團和一個文化之家，參加的積極分子有瑪格麗特、讓娜、保爾·拉菲和加繆。作為只是業餘愛好者的黨員，他們中除加繆以外沒有人與巴爾泰勒或烏茲迦納有任何聯繫。巴爾泰勒夫人倒是告訴讓娜和瑪格麗特，作為處|女的年輕女孩應該避免騎自行車。

黨組織敦促加繆做事。他帶動了人民陣線和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下屬的一些組織。1936年4月2日，他的活動被寫進警方兩份相互印證的報告中，一份是省安全局的，另一份是警察總局的。前一份報告估計在呂伊索區斯岱拉電影廳舉行的一次集會有150人參加，第二份報告則估計人數為140。安全局的報告稱：「加繆先生，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下屬成員，在演講中介紹了人民陣線的大事記。要明白什麼是人民陣線，就必須了解歐洲目前的局勢：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正處於亢奮狀態；一個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正在發動一場（對衣索比亞的）殖民戰爭；一個極端民族主義的日本正試圖將中國變成其殖民地。」根據這份報告，加繆對局勢的分析上升到了地緣政治的高度，同時還採納了共產主義神學的觀點：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戰爭與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而法西斯主義其實就是窮途末路的資本主義的最終表達形式。資本主義破產了，因為在這種制度中，大多數人為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勞動，生產密集但產品只在小範圍內流通。」這位持正統觀念的演講者談到了經濟學：「有人將各種原料付之一炬、扔進大海，而全世界卻有4千萬失業者不知道明天用什麼果腹。不過人民已經懂得自己的真正利read.99csw.com益，開始反抗法西斯的奴役。」眼見德國的納粹和義大利的法西斯都取得了勝利，這種說法顯得缺乏說服力，加繆試圖弄明白究竟：「法西斯擁有多種手段控制人民，首先是藉助於一些口號的力量，諸如『祖國』、『光榮』、『榮譽』這類屢試不爽的詞彙；其次是發動戰爭；最後尤其重要的是對人民的分化。……手工藝人、小商人、工人、知識分子、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應該團結起來，掙脫法西斯壓迫者的枷鎖。」加繆所希望的只是「稍微多一點公正，大家都能有自由、有工作保障，工作環境能改善一些，尤其希望世界能夠和平。」他的演講從18點45分開始，埃斯古特主持了會議並於20點宣布結束。警察總局密探特別提到，按加繆的說法，「資本主義甚至有可能使本地的土著人與猶太人產生對立」。加繆意識到了阿爾及利亞的反猶傳統，他還將這一點與「試圖用反猶主義對法國進行孤立的德國」作了比較。警察局的這個探員特別提到演講者獲得了熱烈的掌聲。在這份報告中，演講結束的時間是20點10分，與另外一份證詞相符。

他還有一些戲劇計劃需要克洛德參与：「……一切都有待我們去開創、去落實，諸如搭建橫樑、舞台、處理各種麻煩事、接電源線——這些只是個開始——接下來還要組織起一批人，帶動他們去模仿一種悲劇，一種他們明確感受到卻表達不出來的東西——這需要跟大家交談、儘力闡明構想——，還要在創建藝術理論的同時想著如果哪裡著了火應該叫消防隊。所有這些一旦上馬了、忙活起來了，就該考慮如何使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能達到演出狀態，讓那些心生厭倦的人振作起來，拿他們逗逗樂，相信自己所做的這一切定能在某個夜晚搬上舞台，第二天除了打掃演出場地和清點賬目以外再沒有其他任何事情需要做。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讓人激動的事情。我們當演員、當置景工、嚴格管理賬目、細心推敲戲劇風格。咱們倆一起來做這件事，那會更加精彩。」

部分穆斯林在人民陣線時期保持著樂觀主義，他們唱道：

阿庫姨父不再借車給他用。加繆現在要尋找一輛二手摩托車，並打算與弗雷曼維爾一起度過夏天。

在共產黨地區機構正式書記巴爾泰勒的身後，還有一批歐洲人和阿爾及利亞人，其中包括烏茲迦納、本·阿里·布科爾、卡杜爾，以及無所不能卻並不叫嚷自己已經入黨的夏爾·埃斯古特。他是建築師P·A·埃默里的內兄，幾何學家，家庭中的好父親，現在擔任阿爾及爾人民陣線的總書記。他曾私下向個別同志吐露過一些有趣的想法，但從來不在公開場合這麼說：「沒有鎮壓懲罰就沒有社會主義。」

1936年，阿爾及利亞當局也在關注極右翼的動向，一些行政部門感覺到一場內戰已經山雨欲來。總督辦公室主任根據安全局局長提供的信息提交了這樣的報告：「根據在人民陣線活動場所收集到的情報，『火十字團』阿爾及爾分部所屬的飛行員處於緊急待命狀態，一旦接到命令便會奔赴機場執行飛行任務，將該組織的命令送達內地各處。」有關左翼的惡ｒｅａd.9９ｃsｗ•com意流言也成了右翼的宣傳內容：「人民陣線的大約50名成員遵照同一指令，可能被指派去機場執行監視任務，阻止飛機起飛。」鑒於這種局勢，阿爾及爾省長下令禁止一切集會，包括左翼計劃在加繆夫婦別墅附近的伊德阿公園組織的大型野餐會。11月28日，警察與軍隊被緊急集合，總督府擔心「火十字團」要在阿爾及爾舉行遊行，他們的下屬組織可能已經在準備佔領郵局和海關大樓。

法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的政黨和博愛的政黨自居，只有這一點能贏得人們對它的支持，而不是某種作為人類歷史承擔者的無產階級的理念。加繆要保衛當女傭的母親、當箍桶匠的艾蒂安舅舅，以及住在里昂街的那些人。他加入共產黨也是為了尋找一個世俗的教會。阿爾及爾的共產黨人數不多、受到迫害、處於半非法狀態，猶如地下活動時期的基督教徒。共產黨反對戰爭，但並不反對所有戰爭。作為戰爭孤兒，加繆對這種帶有和平主義表象的意願很容易動心，領導者將此當作一種策略，下層民眾則對其懷抱信念。由國際和平戰士聯盟阿爾及爾分部散發的一份傳單表達了當時的和平主義氣氛，1914至1918年的現實被用技術術語描述如下：「戰爭將會波及各階層民眾，……導致老人、婦女、兒童的死亡，或者至少造成全面的恐慌與瘋狂。催淚瓦斯會刺|激眼睛、黏膜、呼吸器官和胃部。」法蘭西學院教授、法蘭西研究院院士、共產黨的同路人保爾·朗日萬宣稱：「……在目前情況下，只需要一百架飛機，每架裝載一噸瓦斯窒息炸彈，就足以將巴黎覆蓋上一層20米厚的瓦斯氣體。」對於阿爾及爾10架飛機就夠了。左翼的信徒或者非信徒都以為和平就此有了保障，窮人將能得救。以下的簡要思路在加繆看來能夠接受：一方面，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的反動資產階級都應該被阿拉伯和法國無產階級革命者推翻，因為資產階級與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沆瀣一氣。另一方面，應該在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和天主教一樣，共產主義作為完美的人類社會模型，標榜能夠拯救全人類。有誰比共產黨更能以蘇聯作為誇耀呢？儘管沒有引申出一套關於阿拉伯農民和工人的理論，加繆在自己加入共產黨的行為中還是看到了保護「土著」的可能性。格勒尼耶認為人民陣線的騷動更多影響到的是歐洲移民而不是阿拉伯人。他說得對，不過這位優秀的教師是從上往下俯視阿拉伯輿論的，他曾經寫道：「你要求那些目不識丁的人呼喊『全世界都建立蘇維埃！』，他們呼喊的卻是：『人人都有鞋子穿！』」

加繆散發的傳單和張貼的標語沒有他的同伴那麼多，他沒有在里昂街或米什萊街售賣《社會鬥爭》或《工人阿爾及利亞》這兩份黨的報紙。黨組織不信任知識分子，但是懂得如何發揮其作用，加繆的身份因而是一名沒有職銜機動的文化幹部。黨組織要他在集會上發言，參与文化館的工作，組織人民戲劇社。在共產黨內，與「土著」的關係仍然不穩定。烏茲迦納想要改變路線，加強反殖民主義的鬥爭。

貝爾古和巴伯·埃勒-烏埃德的居民在世界電影院和練兵場一帶集會，「反對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想要採取的強盜行徑，聲援衣索比亞人民。」 張貼出來的呼籲書上有20來個參与行動的組織，從社會黨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到勞動權利聯盟，他們的簽名占的篇幅與呼籲書一樣長。read.99csw.com

加繆見過母親數數的情景——她不識字。他了解貝爾古工人的窮困處境，也稍微知道一些阿拉伯人的苦難。他靠教課每月掙大約1千法郎，當時一升食用油或一打雞蛋的價格為5法郎，一公斤咖啡13法郎。他所尋求的不僅僅是社會的公正或與種種不平等現象進行鬥爭，而且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東西。他的共產主義既有經濟和道德的內涵，也有形而上學的內涵。

這位盡職的黨員也是一位細心的電影觀眾：「昨天我在勞動電影院（親共產黨的電影俱樂部）看了一部蘇聯電影《劃破的鞋子》，看完出來非常激動。……正是通過電影里的那些事物、那些行為、那種生活，我有時能感覺到新型共產主義的全部分量，因為這個原因我特別欣賞馬爾羅。」加繆就是這樣發現了共產黨人之間的友愛。

西蒙娜一直住在診所里，加繆抱怨道：「我一個人在這兒生活太孤獨了。我常去貝爾古，在那裡我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覺。」通過黨組織的關係，他與貧民區的男女老少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在他寫給布爾什維克黨員克洛德的信末有這樣一句附言：「你認為共產主義能夠向宗教開放嗎？」加繆將讓娜·西卡爾和瑪格麗特·多布萊納發展為黨員，後來弗雷曼維爾也回到阿爾及爾與黨小組成員匯合。起初阿爾及爾還沒有黨支部，為了培養阿爾及利亞幹部，巴黎的上級機構在馬賽開辦了由艾蒂安·法戎主持的培訓班。加繆沒有參加這個培訓班，也沒有去聽由讓·善特隆主辦的為期15天的短訓班課程。他對這位又名巴爾泰勒的法共駐北非代表懷有好感。巴爾泰勒-善特隆很少見到加繆。這位自學成才的黨代表在派駐北非之前只接受過有關非洲知識的粗略培訓，他曾經在莫斯科見到過斯大林本人，在法共的一所幹部學校接受了速成培訓后，他獲得了在阿爾及爾授課的資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問題；政治經濟學原理；國家問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他曾收到過法共殖民地委員會一名委員下達的與黨的方針相悖的指示，那人是《人道報》前主編安德烈·莫雷爾，又名費拉。莫雷爾支持「土著人」反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在離開巴黎之前，善特隆與法共書記多萊斯單獨見了面。多萊斯強調「在突出反帝鬥爭的同時，不應該忘記如果我們不阻擋法西斯主義，那麼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如同法國、阿爾及利亞以及所有人民的社會解放一樣將被無限推遲，並且蘇聯的存在本身也將受到戰爭的威脅。」列寧主義的辯證法確信整體中的部分有時會與整體產生矛盾，眼下的「土著」群眾就屬於這種部分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