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家的成員支持布盧姆-維奧萊特的社會改革方案。阿爾及利亞總督莫里斯·維奧萊特曾希望給予穆斯林精英以法國公民的身份。1931年，他發表了題為《阿爾及利亞能夠維持下去嗎？》的文章，預言如果穆斯林精英不能獲得升遷並融入法蘭西民族，那麼法國將在1945至1950年之間失去阿爾及利亞。人民陣線執政時期，他的主張被重新提及。布盧姆-維奧萊特方案打算給予20萬穆斯林選民以政治權利。由於包括人民陣線的激進社會黨人在內的一批政治家的壓力，這個方案無疾而終，但是加繆仍然為其辯護。

很少有穆斯林到文化之家來，即使是當它致力於介紹土著藝術的時候。讓娜負責準備（蓬塞說其實是缺乏準備）一場阿拉伯音樂晚會，她從阿爾及利亞南部請來了三名音樂家和兩名女舞蹈家。六百個座位的波爾德大廳稀稀拉拉只坐了40個觀眾。如何才能吸引「土著」呢？這些共產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了解阿拉伯人對歐洲裔進步人士的反感，為了吸引阿拉伯人中的同情者，他們甚至考慮：「是否有必要在地上鋪上席子，讓大家圍坐成幾圈，旁邊準備上茶水！」歐洲裔的進步人士主動去接近阿拉伯人，但是後者到文化之家來的次數卻比法國裔、義大利裔、西班牙裔和馬爾他裔的工人還要少，文化之家為這些工人開辦了由瑪格麗特組織的各類課程。

貝爾古黨支部的書記埃米爾·巴杜拉委派加繆研究在阿拉伯群眾中發展黨員的問題，這項任務既讓他傷腦筋又讓他傷心。與阿拉伯人關係密切的巴杜拉幫他與宗教領袖和伊斯蘭教學者建立了聯繫，其中包括本·巴蒂斯教長和塔伊伯·埃勒·奧克比教長。烏茲迦納則鼓勵他與年輕的穆斯林建立聯繫。加繆與阿拉伯人沒有什麼交往，雖然認識幾個阿拉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但卻無法深入到工人中間去。

為了在阿爾及利亞消除紀德的影響，費爾南·格勒尼耶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巡迴演說。2月25日在馬塔萊斯大廳，面對800名阿爾及爾人，其中包括米尼沃同志，他回顧了人民陣線的歷程、法-蘇關係、莫斯科對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等「鬣狗」的審判。他用了很多時間談論紀德，指責他說錯了。同志們，在蘇聯人們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這位政治局委員談到了蘇聯工廠里存在的工資差異，那是因為蘇聯還只是處在社會主義階段，因此還有某些不完善的地方，等到實現了共產主義，人類歷史就將到達完美的最終境界。費爾南·格勒尼耶跑遍了阿爾及利亞，四處設置防火隔離帶。這是法國特有的現象：將作家看作是危險人物。

加繆擔任阿爾及爾文化之家的秘書長職務，埃米爾·斯科托-拉維納負責財務，讓娜、瑪格麗特、羅貝爾·若索、夏爾·蓬塞也參与有關的事務。他們的首次聚會是在斯科托的家裡，那是寶劍神父街的一處別墅，往上爬直接通向特朗里街區。人民陣線的網路將阿爾及利亞與法國本土聯繫在一起，馬賽的《南方手冊》雜誌主編讓·巴拉爾參加了這次會議，他請斯科托幫他拉一些斯基阿菲諾船舶裝備公司的廣告。加繆對馬賽的「灰幕劇團」產生了興趣，該劇團在安德烈·魯散和路易·迪克勒的領導下也展開了戲劇活動。在阿爾及爾文化之家的保護傘下，還成立了一個法國-穆斯林聯盟，弗雷曼維爾就是其中的成員。這個聯盟後來發表過加繆等人所關注的有關法國議會中「土著」代表情況的小冊子。

進步人士蓬塞和黨員加繆感到困惑。他們讀了《從蘇聯歸來》，蓬塞是在看完蘇瓦利納的《斯大林》之後幾個月讀到紀德這本書的，他認為值得對這本書展開一次討論，阿爾貝贊同他的意見。由於阿爾及爾的文化之家聽命于巴黎，蓬塞將這個想法告訴了巴黎的布萊克，後者很快有了迴音但感到為難：他懂得舉行這麼一次討論的意義，不過現在時機合適嗎？蓬塞讓加繆看了回信，他仍然想舉行討論，加繆表示贊同。這次由文化之家主辦的討論會於1937年初在博丹大街的一個大廳進行，聽眾不到40人。蓬塞與勞動權利聯盟成員、工程師維埃勒一起主持了會議。沒有真正的討論，也沒有出現爭議，只有人提了幾個不痛不癢的問題。阿共黨員沒有一個人出席，倒是讓·格勒尼耶突然出現在會場。蓬塞徵求這位哲學教師的意見，格勒尼耶回答說他來完全不是為了參加討論，而是想要看看黨員們對紀德這本書的反應。如何解釋加繆沒有出席這次討論會？實際上他經常參加一些意義沒有那麼特殊的討論。是太忙了嗎？面對紀德就蘇聯所提出的批評，他是否感到憂慮又不願表達自己的困惑？他是想要維護自己作為黨員的名聲嗎？

在一份11頁的關於黨在阿爾及利亞面臨的形勢的報告中，德洛什向巴黎的法共領導彙報了他所做的一些具體工作（法共還會將報告轉送給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我們對幾個進行挑唆破壞的托洛茨基分子進行了必要的清洗，例如文化之家前負責人加繆，以及剛入黨半年的吉拉爾，此人發起了一場全面詆毀法共領導人及其政治路線的運動……」甚至連烏茲迦納都將受到懷疑。幾個月後，德洛什在寫給巴黎的信中就談到了他：「此人的歷史充滿了疑點……一個托洛茨基分子，總是拉小圈子，我個人認為他對我黨的正確發展具有高度可疑性和危險性。」德洛什舉了個例子說明烏茲迦納的危險程度：他在法國失業期間，「總是穿得衣冠楚楚」。加繆也總是很注意自己的衣著。

加繆正在準備他的勞動劇團的演出計劃，但是覺得自己並沒有在工作。「我極其需要一套房子，以便有個稍微能獨處的地方清醒地思考事情，看清楚周圍的世界。我非常厭惡那些『麻木不仁』之人，可是如果連屬於自己的20平米空間都沒有，如何能夠在清醒與尊嚴中得到幸福呢？」他一連幾天從早到晚待在西迪-布拉伊姆路的翡虛院，修門窗、接電源、刷油漆，至於電線的布設和牆壁都只是草草對付了事。「這將是阿拉伯式的房子，會很迷人的。」一次排練之後他又去物色住房：「我得先走了，姑娘們。今天上午我要去看一套『帶浴室的一居室套房，租金不貴』，要是還能有壁爐的話，你們就可以過來喝熱葡萄酒（橙汁+桂皮＋葡萄酒）了。你們接著排練吧，尤其要設計好手勢動作——優美起伏的——俄國式的。」

是指死去的愛情嗎？是指阿爾貝對西蒙娜·伊埃及其「引人注目的美貌」的愛，還是指離去的朋友對他的愛？

知識分子黨支部的聚會不多，參加者主要是大學師生、阿爾貝、讓娜、瑪格麗特，有時還加上弗雷曼維爾。與他們有來往的還包括做商務代表的斯蒂埃爾和他在藥店做事的妻子、未來的建築師路易·米蓋爾、畫家莫里斯·吉拉爾（他在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問題上與加繆觀點相近），有的時候三個干體力活兒的阿拉伯同志也會來一下。他們有時在翡虛院聚會，更多的是海闊天空地隨意聊天，而不去討論國際局勢和本地局勢。他們嘲笑黨內的等級制度。法共新來的特派員羅貝爾·德洛什沒有巴爾泰勒那麼靈活，從巴黎帶來了更為強硬的指示：反法西斯鬥爭要優先於反殖民主義鬥爭。在德洛什到來之前代理巴爾泰勒職務的艾黎·米尼沃對德洛什表示支持。共產黨的報紙將梅薩利黨人稱作偽民族主義者、煽動肇事的破壞分子、政府的代理人。一些穆斯林要求加繆對此作出反應。與阿爾及利亞人民黨意見不合這可以理解，但是將其成員稱作法西斯分子就太過分了！加繆提高了聲調。彼此沒有好感的德洛什和烏茲迦納出席了知識分子支部的一些會議。受到指責的加繆拒絕改變自己的觀點，而他的觀點並不孤立，於是依據慣例將這類黨員開除出黨就勢在必行了，共產黨的幹部是將持批評意見的黨員當作具有傳染性的病人看待的。

克里絲蒂安娜是個美麗的女孩，棕色頭髮，皮膚晒成古銅色。她母親是小學教師，做葡萄酒經紀人的父親在她還不到12歲時就去世了。讀高一ｒｅａｄ.９９ｃsw•coｍ的時候就認識了瑪格麗特·多布萊納。眼下她在阿爾及爾找到了一份秘書兼速記打字員的工作，僱主是標緻公司的一家特許經銷商萬松商行。克里絲蒂安娜與加繆很快就互生好感，他們既浪漫又默契的長期戀人關係開始於1937年1月，那時大家——讓娜、瑪格麗特、阿爾貝——真正住進了翡虛院，這所位於米什萊街上方特朗里區高地一個公園後面的房子帶有露台、大客廳、兩間卧室和一個廚房。阿爾貝接受了克里絲蒂安娜的柔情。忠實的她感到了他的才華並且為之服務，幫他列印文稿。那時沒有任何人像她那樣了解加繆的力量與弱點。染上毒癮的西蒙娜讓人感覺既神秘又反常，而克里絲蒂安娜則開朗健康。她會在露台上赤|裸著身子曬日光浴。她的美麗和好心腸感動了加繆的朋友們，瑪多和羅貝爾·若索往往覺得她對加繆過於寬容了。

20年代，反殖民主義的法共曾經幫助過梅薩利·哈吉及其「北非之星黨」的追隨者。如今鬥爭的重點隨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改變了：擋住這些勢力，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無產階級就能獲得解放。善特隆-巴爾泰勒應該在阿爾及利亞執行這一新的戰略，向「土著人」說明法蘭西共和國本著博愛的理想，會保證幫助他們反抗阿拉伯封建領主和法國來的上層殖民者，反抗法西斯勢力的掠奪。一位阿拉伯共產黨員在《社會鬥爭》上這樣寫道：「反對法國？我們可不是這樣的人，因為我們熱愛法國人民的革命傳統。……有人指責我們想把所有的法國人扔進大海里，多麼聳人聽聞！」要制定一個下層白人和「土著人」都能接受的路線並不容易。烏茲迦納和善特隆對任務進行了分工，在各次會議上，他們都闡發了一個雙重主題：一方面反對殖民主義直至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另一方面讓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就是支持社會主義。第一個主題是針對宗主國的，重點放在爭取獨立上；另一個主題是針對阿拉伯人的，強調的是團結。他們超越了種種「矛盾」，讚頌團結，尤其是終於重新聯合起來的各工會的團結。阿爾及爾在「電影帝國」的大廳慶祝這一事件，裏面擠滿了3千名支持者。工會的統一要求政治上的統一。誰能不被這些鐵路員工、郵電局職員、海關職員以及市政服務部門和私營企業的員工所感動？這是最後的鬥爭，這一鬥爭不應該讓歐洲裔的無產者產生分裂，也不應該讓他們與阿爾及利亞的同志們產生分裂，後者多數為梅薩利黨人，尤其是那些電車公司的職工。

當時有兩位作家一直是左翼青年的指向標，一個是34歲、一頭亂髮、身穿皮夾克的馬爾羅；另一個是67歲的紀德，他看上去更像一個傳統文人，禿頂，處事謹小慎微，肩上披著寬大的旅行外套，然而反叛精神和革命性並不亞於馬爾羅。1936年11月，紀德發表了他的《從蘇聯歸來》，1937年6月又出了一本更為異端的小冊子，題為《從蘇聯歸來修改稿》，兩次對蘇聯發出了令人震駭的抨擊。紀德顯然不能被輕蔑地當作一個精神錯亂的資產階級看待，他曾經因為在《剛果遊記》和《從查德歸來》中揭露殖民當局的罪行而遭到右翼謾罵，當時左翼站到了他的一邊，現在他又以同樣的冷靜抨擊蘇聯的神話，因為他目睹了社會主義的真相。在第一篇小冊子里，貌似天真的紀德描述了「一片正在將烏托邦變成現實的土地」，這位不帶成見的旅行者看到了莫斯科商店那些令人沮喪的櫥窗，在一處由陪同人員選定的繁榮興旺的集體農莊居民區參觀時，他發現了那裡的人都喪失了個性。與阿爾及爾勞動影院的觀眾所歡呼的那些蘇聯電影不同，他筆下的蘇聯是另外一番景象：「每戶人家裡都是同樣醜陋的傢具，都掛著斯大林的肖像，除此以外一無所有。……那裡不僅有窮人，……而且有太多的窮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某一個人對全體無產階級實施的專政。無視既定看法的紀德秉筆直言：「我懷疑今天在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即使是希特勒的德國，人的精神會比這裏更不自由、更多扭曲、更多害怕（甚至恐懼）、更加臣服。」《從蘇聯歸來》沒有讓人看到什麼希望，儘管如此，行文滴水不漏的紀德略帶造作地感嘆道：「蘇聯為西班牙提供幫助一事向我們表明，它能達到何等了不起的國家重建水平。」在法國，共產黨的機器正在運轉：如何阻止紀德的言論？黨的知識分子，包括31歲的保爾·尼贊，被指派作出反擊。一些政治家，諸如擔任國會議員的法共政治局委員費爾南·格勒尼耶，居然也對這個能讓那麼多資產階級成員感到煩惱的作家進行指責！

《社會鬥爭》印刷了兩千份。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是阿爾及利亞黨員未能很好領會的一個路線轉折點，它宣稱「在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反帝人民陣線」，反軍國主義被擱到了一邊，這讓加繆感到惱火。宣傳口號沒有很快跟上形勢的發展：共產國際和法共的指示發出很久以後，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青年組織還在繼續散發一首歌曲的傳單：

阿共的發展減慢了速度，它需要替罪羊，而加繆正好符合條件：他沒有靈活地、無條件地擁護人民陣線。在阿爾及利亞，代表上層殖民者的激進社會黨人推翻了布盧姆-維奧萊特的改革方案。加繆曾撰寫過支持該方案的阿爾及利亞知識分子宣言，發表在阿爾及爾文化之家的月刊《青年地中海》第二期上。持反殖民主義路線的他宣稱：「在人的尊嚴死去的地方不可能有文化生存。……在法律的摧殘下文明不可能繁榮。……在一個90萬居民被剝奪了受教育和享受文明權利的地方……不可能談論文化。」在法律層面，應該做的是讓「土著人」獲得與阿爾及利亞歐洲人同等的身份。烏茲迦納會贊同這個目標，但不會贊同將其列為優先目標。他把激進社會黨的殖民者區分為兩類，一是共和派或共濟會的，二是法西斯主義的。烏茲迦納認為，「加繆為了自己思想上的一致」，甚至會「把兩個不共戴天的敵人——作為殖民帝國忠實代理人的工人國際法國分部的社會黨與要求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激進黨——都放到一個籃子里」。這兩個性格固執的人之間的意見不合或者誤會已經無可救藥。

文化之家的所在地位於夏拉斯街8號，每月出版兩種簡報，然而歐洲裔工人和阿拉伯工人都看不懂，無論是雅克·厄爾貢關於普希金的研究，還是由何塞·阿布勒凱爾翻譯的阿拉伯詩歌，或者是弗里德里克·若里約-居里有關物質衰變和人工放射性的文章。作為文化傳教士，文化之家非正式辦事處的成員組織了一些講座，聽眾主要是阿爾及爾大學的學生和教師。在「世俗女性互助會」一個大廳的講台上，夾在兩男兩女中間的加繆第一個發言，探討是否有可能實現一種地中海文化。加繆反對關於拉丁文化的神秘主義觀點，尤其是當這種神秘主義被墨索里尼利用的時候。在加繆看來，地中海地區並非羅馬帝國或其後繼模仿者的比武場，令人難以忘懷的西班牙——那裡的民族主義分子剛剛攻佔了馬拉加——也擁有一種強大的文化勢力。加繆斷言，通過西班牙這一連接地中海歐洲與非洲的紐帶，就能夠理解什麼是北非。一種新的地中海文化將會接納現代的生活方式。在做出上述也許會受到某些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質疑的激揚論斷後，加繆預言地中海的某些地區將會出現一種「集體主義」，它將有別於共產主義俄國的模式，以及法西斯義大利實行的充其量不過是國家干涉主義的模式。他談到了自己的經歷：「我到過中歐兩個月，從奧地利到德國我都一直在思索，那種壓在我心中的奇怪的不適感、那種隱隱約約的不安究竟從何而來，直到現在我還是不太明白。那裡的人把紐扣一直繫到脖頸，不懂得什麼叫順其自然。」他將自己的主觀感受（薩爾茲堡發現的那封信和那次決裂）轉變為客觀的表述。顯而易見，他更喜歡橄欖樹而不是冷杉，不過他關於日爾曼人的普遍性結論顯得缺乏根據。

在閱讀《一個誘惑者的日記》時，加繆引用蒙泰朗的話逗趣：「我不在乎幸福。我所希望的是偉大。」現在他對讀書感到噁心。文學嗎？當然很好，但什麼也比不上天空中飛過的雨燕、露台上的那幾個「摩爾小姑娘」，以及烘烤咖啡豆的香味。大家一致認為，沒有誰對翡虛院的描寫能比加繆的更好：「那一帶的人把它叫作三個大學生之家，要經過一條很難走的路才能上去，路的開頭是橄欖林，盡頭還是橄欖林。……到達的時候已經汗流浹背、氣喘吁吁。推開一道藍色小柵欄，避開那些扎人的九重葛枝條，你還得再爬一道陡得像梯子的台階，不過在藍色陰影的掩映中，乾渴的感覺已經緩解了。蘿絲（瑪格麗特）、克萊爾（讓娜·西卡爾）、卡特林娜（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和那個小夥子將翡虛院叫作『面對世界的房子』。它完全面朝風景，就像熙熙攘攘的紅塵世界之上高懸于明媚天空中的一個吊籃。」翡虛院俯瞰著阿爾及爾、拉佩爾利耶高地及其橄欖林、松樹林和柏樹林，從這裏可以遠眺40公里以外位於布茲格紮上方的居爾居拉。「因此，」加繆寫道，「沒有誰會因為陡峭的山路和疲勞而抱怨，每天你都會得到新的喜悅。」九九藏書

文學可以將人從政治中解放出來，加繆的情況也不例外。很多阿爾及利亞的共產黨員都沒有去要回黨員證，退出阿共的加繆並沒有標新立異，他的行動至多不過是比其他一些同志早了一步而已。法國將來最大的政治派別就是這些前共產黨人的派別。人民陣線的希望正在破滅，加繆在筆記中寫道：「具有高貴品質的人是不會搞政治的。」

入黨剛一年多的加繆對黨的路線語帶嘲諷：「共產黨張貼聲明，向那些『歌頌軍隊團結一致為祖國效力的應徵入伍者致敬』。」由於投入到反法西斯鬥爭中，共產黨降低了反殖民主義的調門。黨組織讓人失望了嗎？那就把希望寄托在具體個人身上吧。加繆：「我覺得所有的人既愚蠢又缺乏優雅，只有我時常見到的既招人喜歡又博學的路易·貝尼斯蒂是個例外，我跟他一起討論繪畫和雕塑——這種討論我已經兩年都沒有了。」

巴黎的法共政治局進行了調整，曾經影響過善特隆的安德烈·費拉因為支持反殖民主義路線被排擠出政治局，後來又被開除出黨。梅薩利黨人在與共產黨競爭。應該與他們的影響進行鬥爭，創建一個有別於法共的阿爾及利亞共產黨，該黨的兩位正式領導人是烏茲迦納和本·阿里·布科爾，協助他們工作的善特隆象徵著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的聯繫，此外，米尼沃同志作為「政治和行政上的合作者」，負責監督黨內各種級別的同志。黨的阿拉伯化開始了。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支持蘇聯，支持賴伐爾-斯大林協議、非公開地堅持民族獨立原則。梅薩利·哈吉很懂策略，他所支持的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以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作為目標，部分阿拉伯共產黨員與梅薩利黨人又站到了一起，更為支持反殖民主義的善特隆消失了，他投身到了有穆斯林參加的西班牙國際縱隊的戰鬥中。阿拉伯裔與卡比爾裔共產黨員的人數不多，他們放棄了伊斯蘭教，儘管沒有公開承認。不論列寧、斯大林、多萊斯、善特隆還是加繆都沒有想到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是何等地難以相容，一個穆斯林要是不放棄伊斯蘭教就無法融入共產主義。

在自己的第一本書里，加繆嘗試了文筆風格的練習。《反與正》猶如音樂中的斷奏：「那是一個獨具個性而又孤獨的女人。」《是與否之間》是柔板：「假如唯一的天堂真的是已經失去的天堂，那麼我知道什麼是眼下自己正在經歷的這種既溫柔又令人難以承受的感覺。」《對生活的熱愛》是行板：「帕爾馬的夜晚，生活像退潮一樣緩慢地流向市場後面那片傳出歌聲的咖啡館街區。」年僅24歲的加繆已經掌握了好幾種寫作的語調。他喜歡「非同尋常的文字」，喜歡莎士比亞筆下華美的辭藻。在表達懷舊時他的寫作才華已經佔據了更重要的地位：「這條街上，每一個我遇見的人、每一種氣味，所有的一切都會成為我無限熱愛生活的理由。」——從中仍然能看出聖奧古斯丁的影響。

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和別處一樣的殖民地嗎？阿爾及利亞人的情況是與別處一樣的嗎？1921年，西迪·貝拉伯黨支部的一項決議斷言，「土著人由於抗拒經濟和社會變革、反對一切為婦女提供的教育、沒有能力掌握開發土地和地下財富的技術，已經被其資產階級教友馴化得對大地主和宗教領袖唯命是從，因此他們的獨立要求將有可能招致封建壓迫。」

紀德的《從蘇聯歸來修改稿》出版后，加繆經歷了一個極其喧鬧的政治時期。1937年1月，布盧姆政府解散了「北非之星黨」，此舉讓法共感到滿意，而梅薩利立刻又建立了阿爾及利亞人民黨（PPA）。3月，阿爾及利亞爆發了罷工，警察在庫伊夫向罷工者開槍。7月，在領導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時，梅薩利·哈吉被逮捕，後來又被流放。部分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幹部以前曾是法共黨員，因此在斯大林式的詞彙中，這是一些叛徒。共產黨員與梅薩利黨人互相揭發。對於梅薩利·哈吉來說，現在的法共和阿共都代表著「莫斯科黨」。加繆較為接近阿爾及利亞人民黨成員，儘管並不太了解他們。梅薩利黨人將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置於捍衛蘇聯之前。有人在私下議論，為了擺脫梅薩利黨人的競爭，共產黨人向警察局告發了他們，這件事沒有得到證實，但也並非不可能。在印度支那各地，胡志明就把民族主義領袖們交給警察當局，並且命人處死托洛茨基分子。

年輕的前共產黨員阿爾貝·加繆拒絕為了某個讓政治內容高於一切，尤其高於藝術性的政黨的要求，而犧牲被他叫作「阿拉伯人」的那些人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藝術觀。

勞動劇團的道具被用來裝飾這個住所：貝尼斯蒂製作的面具掛在米灰色牆紙的那個房間里，一束束月桂、百里香的調味葉和香腸既裝飾了廚房又散發出香味。加繆收養了一些動物，一條名叫基爾克的狗、一隻名叫卡里的棕色|貓和一隻名叫居拉的黑貓。朋友們輪流下廚房做飯。他們伴著一支德國歌曲的旋律哼唱加繆的歌詞：

儘管沒有被提到名字，但是艾蒂安舅舅、母親和哥哥呂西安都出現在這篇文章中：「比如有很多家庭，男的做箍桶匠，女的給人當女傭，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家用。孩子們一到當學徒的年齡，就被大人送去做工，為的是要他們掙錢養家。」加繆總結說：「歷史只有一種必然性，就是我們自己創造的那一種。……正是在這樣一種危險的、人孤獨置身其中、獨自面對並創造自己命運的自由里，他無比喜悅地重新找到了自己最隱秘的博愛之情。」

奧蘭的姑娘中，有一個比別人更能讓加繆忘掉西蒙娜。瑪格麗特和讓娜曾經請加繆幫助她們的一個朋友，想要在阿爾及爾生活的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他準備助這個陌生的姑娘一臂之力。在奧蘭做秘書的克里絲蒂安娜希望提前一個月得到雇傭的通知，阿爾及爾能找到一個僱主願意等她那麼長的時間嗎？有許多工作都可能適合她，有的地方在招速記打字員。阿爾貝也為自己收集招聘廣告，「暗中希望某個印度王子會雇傭一個具有西方文化的秘書」，附帶還幻想自己能在療養院遇上一位印度王公。克里絲蒂安娜能否到阿爾及爾來兩個星期？「她可以住在翡虛院（那兒有一張床和一個浴缸，好歹可以住人），吃飯可以做天然食物（這對於錢包和身體都非常好），然後可以實地了解一下招聘信息。」加繆指點說：「正常情況下我可以讓她寄宿在我家裡，但我現在沒有自己的住處也沒有錢。」他像個父親一般主動提出：「這是來我這兒的第三個孩子了，連續不斷收留孩子的欣喜已經開始變為厭煩（如果我敢這麼說的話），但是我無法拒絕這類神聖的義務，一定會等候她到來（一家農業機械公司最近三天正在招聘一名速記員）。」他推薦了《阿爾及爾回聲報》上的招聘信息。加繆曾為米蓋爾在阿爾及爾找到了一份工作，還安頓了一個電工，卻沒有為自己找到任何工作。他身無分文，自嘲說：「最近十天我連買郵票的錢都沒有，於是把我哥任命為我的秘書，讓他幫我去寄信。」呂西安為阿爾貝感到擔憂。新開張的小麥交易所正在招聘速記打字員，他寫信說：「讓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穿上她最漂亮的行頭去求職（尤其要注意的是：填寫家庭狀況一欄時必須將情況說得糟糕），假如碰巧她是由國家負擔的戰爭孤兒，那就應該讓省民政局對她的求職申請加以支持。」這些準備工作做好后讓娜和瑪格麗特就通知加繆，他在總督府認識「兩三個人」，可以試試去爭取他們的幫助。

勞動影院一直由馬克斯-波爾·富歇主持，自布盧姆政府組建以來，這個社會黨人的叛徒色彩在加繆眼中有所減弱。和其他所有藝術影院、實驗影院和政治影院一樣，勞動影院經常上映愛森斯坦的《戰艦波將金號》。那是一個電影業空前繁榮的年代，這門新興藝術作為有力的宣傳工具，既面向知識分子也面向沒有文化的大眾。吸引普通民眾看電影，要比吸引他們去聽演講或看戲劇演出更為容易。加繆對戲劇滿懷激|情，但作為觀眾對電影也深感興趣。他還不知道這種宣傳布爾什維克傳奇的俄國電影對蘇聯歷史的改寫達到了何種程度。《生活之路》、《饑渴的土地》、《總路線》、《震撼世界的十天》、《今日莫斯科》、《恰帕耶夫》、《1936年的西班牙》和《共和派民兵佔領西耶塔摩》都取得了成功。西班牙的內戰掩蓋了蘇聯的血腥清洗。阿爾及爾的共產黨人與法國的共產黨人同樣盲目，但是比後者要少一些教條，有時還具有更多的反思精神。勞動影院的簡報上說：「人類的天才，即使是蘇聯人的，也有其局限性。」九-九-藏-書

在被開除或者退黨之前幾個月，他已經拿到了自己出的第一本書《反與正》，該書印了350本。讓·德·梅松瑟勒在一封信中批評他過多地使用第一人稱「我」，加繆以同樣坦率的口氣回答：「我同意你的說法：應該待在幕後。」但稍後又寫道：「我可以允許自己滿懷激|情地說話。」迄今為止他的寫作都帶有一種「過於直白的癖好」，連自己都不喜歡。將來他會寫一本讓自己更加「置身局外」的書。他道出了自己隱秘的想法：「如今我對藝術作品已經不在意，即使寫出幾頁漂亮的文字來，那也是出自我的心靈和切身感受，而不是出自我的理性思維。」

文化之家並非黨組織的一個被動中轉站，它的年輕知識分子們政治上單純，但在文化上並不總是順從。他們沒有向聽眾推出一次關於《蘇維埃的奢侈》的演講，談論這個題目的女子高中教師吉拉爾迪夫人曾在農業大廳告訴六百名聽眾，蘇聯人每天只工作7個小時，「婦女們個個都是風情萬種」。

在維拉雷-德-儒瓦約斯大街的西居羅-塞萬提斯大廳，文化之家還舉辦了一些更具政治色彩的慶祝活動。在文化之家的領導下——它的非政治色彩並不像斯科托預言的那麼少——貝爾古的共產黨支部、世界反戰與反法西斯委員會分部舉辦了一個聲援西班牙共和黨人的「地中海節」。包括西班牙駐阿爾及利亞副領事蒂拉多先生、瓦利高爾斯基先生和一批蘇聯之友在內的五百名來賓出席了音樂會。在被圍困的馬德里有人犧牲之後，誰還能聲稱自己不介入政治呢？應邀參加活動的貴賓，是停靠在阿爾及爾港的西班牙共和黨軍艦「加勒比海號」上的軍官。中場休息時，作為文化之家秘書被介紹給大家的加繆鼓掌對他們表示敬意。大家一起唱了《國際歌》，然後開始跳舞。從西班牙傳來軍事上失利、政治上含混不清的消息。無政府主義者在阿爾及爾積極活動，但不如在奧蘭那麼活躍。無政府主義聯盟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報》解釋了西班牙的斯大林主義者的立場、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後來的衝突。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對法國的和平或者說社會的暫時平靜抱敵視態度，希望掀起一場無產階級革命。無政府主義聯盟在貝爾古和巴伯·埃勒-烏埃德張貼出告示：「是斯大林主義者挑起了瓦朗斯的政府危機。」告示上還說：「無政府主義聯盟是西班牙革命最有力的支柱。」

1937年6月加繆遇上了幾樁官司。從《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劇組被解僱的共產黨青年組織發言人普雷迪莫對他造謠中傷，指責加繆轉移了文化之家的部分基金。這是個奇怪的指責，因為文化之家根本就沒有錢，反而是由加繆和讓娜等一幫朋友出錢資助的。加繆與讓·德蓋爾斯也發生了爭執，此人對他在勞動劇團的領導工作提出了批評。作為堅定的共產黨員，德蓋爾斯希望劇團上演的劇目直截了當，傳達簡單明確的信息。《輕蔑的時代》、《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底層》這些劇目很不錯，但是上演本·瓊生的戲劇幹什麼！讓娜和瑪格麗特支持加繆，德蓋爾斯則與托馬-魯沃和莫里斯·吉拉爾結成聯盟。托馬-魯沃曾經有過一個劇團，後來跟加繆的劇團合併了，他反對勞動劇團的劇目主要是出於個人原因而非政治原因。鬧劇方面，被文化之家開除的普雷迪莫暗示加繆作為勞動劇團的領導很會勾引女人，加繆直想揍他一頓。政治方面，加繆告訴巴杜拉和烏茲迦納他反對阿共對待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路線。作為黨的書記，烏茲迦納希望說服加繆相信這條路線的正確性。烏茲迦納不喜歡梅薩利，因為此人在穆斯林群眾中比他更受歡迎，有數據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1937年10月，在參加市議會選舉的土著居民第一選區，烏茲迦納獲得580票，而梅薩利的得票數幾乎是他的5倍，達2425票之多。毫無疑問，這個梅薩利一定是法西斯的「同謀」！即使處於半地下狀態，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黨員和支持者照樣組織集會與閃電式的遊行。他們不是舉起緊握的拳頭，而是舉起食指伸直的右手，以示區別於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他們的口號：「參加阿爾及利亞議會！」還呼喊「土地屬於農民！」他們拒絕法國化：「創辦阿拉伯學校！」這個口號與法蘭西共和國普及法語的政策相抵觸，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裔進步人士均贊同這項政策。在宗教上，梅薩利黨人也針鋒相對地呼喊「尊重伊斯蘭教」！共產黨人很少觸及這個敏感問題。加繆對部分穆斯林傑出人士的願望心懷同情，與他持同樣態度的還有幾個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大多熟悉阿拉伯文化，其中包括君士坦丁省的保爾·埃斯托日，以及奧蘭的卡米耶·拉里貝爾醫生。在蓬塞眼裡，他們是「不害怕阿拉伯極端民族主義的真正的阿爾及利亞人」。

30年代中期，阿爾及爾的進步年輕人很少有不覺得自己是親近共產黨的。你要麼是左翼的積極分子和同情者，要麼是法西斯的積極分子和同情者，或者至少站在某一方的外圍。加繆公開了自己的進步主義立場，但是沒有公開自己加入了共產黨。來自巴黎的黨的幹部沒有引用列寧文章中那些極富煽動性的段落，而是「將共產國際的任務」加以理論化。已故的弗拉基米爾·伊利奇宣稱，各地黨組織不投入其所在殖民地的革命鬥爭以推翻資產階級、不向當地引入「武器和文學」，就是「卑鄙的流氓和叛徒」。這是列寧主義的充滿暴力的時代。在阿爾及爾，極少數讀到過列寧這些文章的人之一是讓·善特隆-巴爾泰勒，這位巴黎派來的黨代表、職業革命家，觀看了《輕蔑的時代》和《底層》的演出。

會後，巴杜拉建議加繆主動退黨，加繆拒絕了，他決定讓他們開除自己。到了開除黨籍這齣戲的最後一場，阿共政治局召見了阿爾及爾分黨委的幹部，吉拉爾和加繆加九-九-藏-書繆都沒有得到通知。巴杜拉作為貝爾古黨組織的代表，因而也間接地代表知識分子支部，向烏茲迦納冷靜地表達了反對意見。米尼沃和德洛什這兩個頑固的官僚主義者把加繆-德洛什事件與國際形勢聯繫了起來。西班牙的局勢不妙，日本未經宣戰就侵佔了中國，受到包圍的蘇聯必須保衛自己。1937年6月，斯大林清洗托洛茨基分子的運動打擊到了蘇聯的高級軍事指揮人員。在這樣一個風聲鶴唳、知識分子尤為受到懷疑的時代，德洛什和米尼沃的目光所及都是叛徒。作為背叛的第一步，對黨的路線的偏離就是一種犯罪。德洛什指控加繆是托洛茨基分子，這是一個致命的罪名。烏茲迦納沒有這麼做。德洛什肩負的任務是將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放在首位，對於在阿爾及爾警察局內建立一個阿姆斯特丹-普雷耶爾委員會分部這一想法他大表讚賞，可是當有罷工或被當局禁止的遊行時，這些反法西斯主義的警察們卻首先將橡皮棍掄向阿拉伯工人而不是歐洲裔的工人。德洛什不信任對阿爾及爾和阿爾及利亞局勢更為了解的烏茲迦納，他採取了檯球政策：打擊了加繆，就能動搖黨的書記烏茲迦納的地位。巴杜拉在對穆斯林朋友們的義氣與對黨的忠誠之間左右為難。德洛什開除了加繆同志，然而在這次清洗行動中，手段最微妙、最圓滑的芭蕾大師是烏茲迦納，儘管他欣賞加繆。

加繆想要超越自己阿爾及爾人的身份，但又不願使自己僅僅歸屬於法國，尤其是巴黎。作為一個文化的領路人，他覺得自己既不完全是法國人，又不僅僅是阿爾及利亞人。文化之家應該致力於發展地中海精神，組織有關介紹地中海文明發展階段的活動、有關科學論著的公眾討論，並對阿爾及利亞民俗進行「權威的研究」。加繆預告了克洛德·阿維林關於革命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講座，這讓阿庫姨父非常高興。演講者研究了民主制度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的衝突，言下之意蘇聯是一種民主制度。後來在拉丁區啤酒館與和平主義大學生見面時，他呼籲聽眾拿起武器支援西班牙的共和黨人。加繆對他表示支持，但講話時不帶演說效果。從巴黎來的演講者們就像江湖藝術家一樣到處「巡迴演出」，返回時總是取道突尼西亞以便節省費用。這些來自巴黎新聞界的文化傳播者包括西蒙娜·特里和安德烈·魏爾姆塞，前者是《人道報》的撰稿人，後者是《被縛的鴨子報》的撰稿人。和黨內許多知識分子或准知識分子一樣，魏爾姆塞被叛徒的觀念所糾纏，在名為《關於背教者的變奏曲》的談話中，他將矛頭指向了從蘇聯失望歸來的安德烈·紀德，描述了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的潛在叛徒思想發展的過程。他說這些時尚人物年輕時都反對循規蹈矩，到後來卻希望能進入法蘭西學士院。和原名埃米爾·赫爾佐格的安德烈·莫洛亞一樣，魏爾姆塞也對「可恥的猶太人」進行指責。後來，讓·蓋埃諾到阿爾及爾宣傳反對階級鬥爭的溫和的人道主義，這個鞋匠的兒子感動了加繆。伊萊娜·若里約-居里介紹了皮埃爾和瑪麗·居里所做的研究、地殼、鈾元素和釷元素。加繆有時會鼓勵自己的夥伴上台發言，或者慫恿自己的老師這麼做。厄爾貢就《唐璜》作了發言，當時他們正在上演普希金的《唐璜》，說話帶巴斯克口音的瑪多·若索負責陪飾演唐璜的加繆排練台詞。

在他的眼中，加繆不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阿爾及利亞歐洲人：他對「西方種族中心主義」並不感到難以忍受。加繆生病缺錢時，烏茲迦納曾經為他募過捐。阿爾及爾的黨員幹部中，唯有烏茲迦納知道加繆在幾個星期前的5月份在夏爾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反與正》。他比加繆大三歲，靠自學成才，精明機靈，曾經賣過報紙、在郵政局工作過，加入工會青年組織后開始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他理解加繆對穆斯林勞動者的關心，也了解工人、農民、碼頭搬運工和礦工階層。他能說一口令人讚歎的法語，並不懷疑加繆的誠實，但在他眼中，加繆是一個只受過粗淺政治培訓的年輕黨員，又是一個搞藝術的人。烏茲迦納有黨性原則，但不像德洛什那麼咄咄逼人。他認為加繆在好幾個問題的看法都是錯誤的，而不僅僅是在阿共有可能向警察局告發了阿爾及利亞人民黨成員這一個問題上。在他看來，「一個嚴肅的革命者懂得在不同時期提出與該時期相適應的訴求，能夠學會確定當前可能做的事，又不停止對實現最終目標的準備。」烏茲迦納認為，加繆把阿共對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疏遠看作是一個不可接受的戰略和道義上的錯誤，其實這隻是一個戰術改變而已。加繆將此看作是一個根本性的政治轉變，烏茲迦納則認為這隻是一個暫時的變化。加繆維護的首先是「土著人」，而阿共則把「土著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從小在貝爾古長大的加繆深受一些穆斯林活動分子的影響，他們曾經是阿共黨員，後來加入了「北非之星」這一危險的極端民族主義運動。在一些抱有宗派態度的共產黨人眼裡，加繆時常接觸的那些伊斯蘭教學者和宗教領袖從社會意義上講是有危害的，從政治上講是有毒的。實際上，支持與法國同化的伊斯蘭教學者對於要求獨立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是一股制衡力量。烏茲迦納認為，共產黨沒有拋棄梅薩利黨人，反倒是阿爾及利亞人民黨拋棄了法共。作為職業革命者的代表，烏茲迦納認為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內充滿了密探，況且，憑什麼只批評共產黨改變策略，卻不批評極端民族主義的梅薩利黨人見風使舵，從極端民族主義轉變為主張與法國同化呢？

克里絲蒂安娜雖然傾向左翼，但是並沒有加入共產黨。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阿爾及爾創辦的文化之家領導著勞動劇團、勞動影院、醫療與勞動互助社、社會陣線下屬的文化團體、無產者世界語組織、《公社》雜誌之友會、《知識》雜誌之友會、蘇聯之友會以及本地的畫家、建築師、雕塑家和作家聯誼會。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基本原則：必鬚髮展各種類型的文化組織，在數量上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以此顯示「進步人士與民主人士」都參与了共產黨的活動。公開承認的目的是：提供「被平庸與暴力所威脅」的文化活動，讓「阿爾及爾成為地中海世界里當之無愧和義不容辭的文化之都」。一批始終懷抱良好願望、常常天真輕信的年輕人「希望改變世界」，以平等的姿態把文化奉獻給廣大群眾。巴黎共產黨文化機構不公開的目的是：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控制。受共產國際領導的保衛文化國際大會從法國本土轉來了各種建議。巴黎文化之家總部的領導人是共產黨作家勒內·布萊克。

他已經忘記了去印度支那或法國執教的夢想，全力投入到戲劇活動中，這大約會讓他在阿爾及爾待上一年。他等待著瑪格麗特和讓娜的回來。1936年10月29日，他若無其事地給她們寫信說：「我不能肯定是否會在這裏一直待到你們從奧蘭回來：我正在與一家阿爾卑斯地區的療養院洽談，他們那兒想要一名小學教師，地點在上薩瓦省。或許我會到那個海拔1500米的地方將自己與世隔絕。」他需要照顧自己的身體，但是拒絕減輕每天的工作。如果去療養院，就能讓自己既得到休息，又能工作並且維持生活。他並非一定想要找一份教師的工作：「要是這事成不了，其實這是我內心悄悄希望的，那麼我就會想辦法回到這裏，找一份辦公室的工作，像那些小時候的夥伴一樣每天8小時去上班。那會是一種乏味的生活，索然無味，但是我對這些已經無所謂了，所以……」在同樣的衝動下，他對預料中8小時坐班的乏味已經視而不見：「……6點下班后，我們可以在一起喝茶」，他在信中對讓娜和瑪格麗特這麼寫道。

同一天里希望與失望交替出現：「這是星期五的最後一刻。我不再找房子了，因為無法負擔房租，還是住在哥哥家裡吧。」等到翡虛院最終可以住人時，那裡將成為他的港灣，其他幾處可以寄居的房間則將是他的落腳點。10月里一個陰沉下雨的上午，他開始厭倦阿爾及爾了。城裡只有兩處風景依然美麗：阿格哈的內港和布扎萊阿一帶。「我感到厭倦。」因為什麼原因？「……我知道一般人會解釋自己是因為某件事而感到厭倦，而實際上這類事件只是借口，說到底並不能解釋任何東西。別人會對你說：『情況會好起來的，這件事並不嚴重。』……這種說法並不對，因為需要改善的是別的東西。我之所以跟你們說這麼多，原因當然在於就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幻想可言。」

烏茲迦納和巴杜拉非正式地告誡加繆：他正在滑向錯誤的政治方向，這不是一個read.99csw.com輕微的過失。加繆仍然固執己見：阿共對待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路線在理論分析上是錯誤的，在具體措施上是卑鄙的。烏茲迦納和巴杜拉對他的意氣用事感到遺憾，但是欣賞他的真誠。他在勞動劇團和文化之家的活動表明他不僅是個有用的人，而且也是個有能力的人。一些思想正統的家庭懷疑他是共產黨，禁止孩子去他的課外輔導班聽課。他在黨內沒有級別，只是在被人以同情口吻提到的「索利埃爾高地知識分子黨支部」擔任秘書，這個支部位於米什萊街一帶，隸屬於貝爾古的黨組織分部，因為上等住宅區是很少有共產黨組織的。

在《反與正》那五篇精彩的隨筆兼敘事中，作者是用自己的真實生活孕育了作品。無論筆調莊重還是反諷，他的筆下都會提到母親，以及「不過是在演喜劇」的外祖母。在《內心的死亡》這個富於激|情的標題下，他講述了自己的巴利阿里群島和中歐之旅。他並不在意真實生活中的時間順序，所以把帕爾馬放在了布拉格之後。無所不在的「我」更多地是代表一種內心歷程而不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路。在尋找幸福的路上，伴隨清醒與崇高情感流露出的是苦澀。面對生命與死亡，面對「是與否」的抉擇，加繆思考著青春時代：「人在年輕時並不懂得人生其實就是一種失敗的經歷，必須等到一切都失去了才會懂得一點。」他曾經歷過雙重的孤獨，一種是與母親的生活，一種是與西蒙娜的生活。有時他會在市區見到她與布爾儒瓦在一起。他沒有被貧窮所壓倒：「我用了很長時間才明白了自己對童年時代貧窮環境的依戀與熱愛，同樣，直到現在我才隱約明白了這片我出生的土地及其陽光所包含的啟示。」與黨內的同志決裂后，加繆擺脫了自己身上「那種對虛無的偏好」，投入到「對生活的熱愛」之中，這是他的一篇隨筆兼敘事的標題。他投入到自己的戲劇導演工作，但同時又與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別人說我很活躍，然而活躍同時也意味著浪費了時間，因為找不到方向。」他在與自己的畏懼作鬥爭：「假如焦慮再次向我襲來，我會去感受那種像水銀珠一樣飄忽不定從我指間滑過的時刻。」在提到帕爾馬時，他實際說到的是布拉格：「我在那裡度過了一些可怕的日子。」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意識到自己當時的心情「說不清是想要愛還是想要哭」。現在他已經把自己明確當成作家，不僅僅對朋友這麼說，而且對讀者也這麼說：「我一直想要創作小說，裏面的主人公們會說：『要是不幹辦公室的工作，我會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這部隨筆集的最後一句話是：「我們周圍生活的人都急匆匆的，真是奇怪。」這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沒有引起注意，巴黎的報刊也沒有什麼反響。第一篇書評出現在《奧蘭共和報》上，既有讚譽，也有保留。「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加繆先生的某些文字流露出格勒尼耶先生的筆調，即那種表面上平靜實際卻隱藏著不安的令人難忘的語氣。讀到這樣的文字讀者會立刻感到不舒服，如同本來期待在一面鏡子里看到加繆本人的容貌，而實際看到的卻是他最好的朋友的容貌。」在讀了幾篇評論文章之後加繆對梅松瑟勒說：「這些人對我的評論都是如出一轍：苦澀，悲觀主義，等等。他們沒有讀懂。不過我有時則對自己說，是我自己沒有表達清楚。」

隨著人民陣線的衰落，阿共黨員隊伍開始大量流失。加繆在黨員中很有影響，這樣的人必須被清除。這齣戲的第一場是召開黨支部會議，支部成員開頭都支持加繆，後來又表示反對，其中一些人是被上級的意見說服了，另一些人不想遭到與他相同的處境，還有一些人則是出於被動跟從的心理退讓了。加繆絲毫不提及阿爾及利亞獨立的話題，但是堅持「土著人」應該擁有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在給予「土著」應有支持的問題上拒不退讓，他強調說這才是黨的正確路線。在場的莫里斯·吉拉爾對他的話表示了贊同。

幾個月後，偏向穆斯林民族主義的弗雷曼維爾也退了黨。在對他的處理上，阿共尋找了另外的借口。他們提出兩項主要罪狀：第一，弗雷曼維爾所擁有一家小型印刷廠替梅薩利黨人印製傳單、廣告和宣傳小冊子；第二，他被指控是用塞蒂夫一個藥店主、溫和的民族主義者費拉·拉巴斯的錢買的印刷設備。弗雷曼維爾為自己沒有像加繆和吉拉爾那樣被扣上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而得意，於是把自己稱作是「費拉主義分子」。他寧願自動退黨而不是被沸沸揚揚地開除黨籍。讓娜與瑪格麗特後來也撕掉黨證退了黨。

在20個月的時間里，加繆既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又失去了自己的組織，與這架政治機器決裂對他是一個重要事件，但並沒有使他受到精神創傷，因為他並不覺得自己背叛了一個階級。他仍然忠實于貝爾古的工人，無論他們是「土著人」還是歐洲裔的。從這件事中他目前至少得出了一個結論：作為政治傳聲筒的戲劇不是他想要乾的事。

他並不是對政治不感興趣，只不過不再是某個政黨的黨員罷了。他記住了馬克思的一個觀點：經過社會革命，必然王國將被自由王國所取代。馬克思希望減少勞動者的工作時間，加繆也表達過同樣的願望，在一篇題為《論40小時工作制》、由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列印工整但後來卻沒能發表的文章中，加繆寫道：「我不知道經濟是否應該至高無上，不過我所看到的是左翼不斷在為一些相互矛盾的原則辯解：它推動投票通過了40小時工作制，隨後又自己將其否決；它先是對生產過剩進行抱怨，沒過多久又要求恢復48小時工作制以增加生產。」這篇文章混合運用了論文體和對話體：「聽著，年輕人（現實主義者總是把非現實主義者叫作『年輕人』），你們說得倒好聽，其實都是在夸夸其談！擁有閑暇時間對於我們同樣重要，爭論這個純屬多此一舉，它是一個經濟生活的要素。」文章接著又寫道：「此時他的話被那位理想主義思想家打斷，後者眼睛望著天空悲哀地對我說：我很喜歡您的青春活力，親愛的先生，還有您天真的信仰。要討論人，好吧，可人究竟是什麼，親愛的先生？」

加繆想租一個房間或者一個單獨的住所以便寫作，並將自己作品的一些片斷念給幾個漂亮的女友聽。在瑪格麗特和讓娜看來，他這樣搬來搬去花銷太大，他解釋說：「我很鬱悶，孩子們，鬱悶得可怕。我想租一個套房，可付得起房租的那些都醜陋不堪：就是那種『廉租居民樓』。我去看過的那家人生活在毫無天倫之樂可言的窮困之中：孩子們邋裡邋遢，到處亂糟糟的，廚房的鍋里還裝著中午剩下的米飯。女主人難為情地對我說：『您都看到了，我們希望很快能搬家，這裏地方小了一點。』這相當於說：『這兒的租金對我們來說還是太貴了』；或者還會這麼說：『這樓層是高了點，不過能呼吸到新鮮空氣。』糟糕的是牆上居然還有掛毯，髒得已經成了暗紅色。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住到那種地方去。」

隨後，貝爾古黨組織的領導找加繆同志談了話。原則上，他所在的黨支部和阿爾及利亞地方局的成員都應該參加這次在里昂街一家咖啡館里舉行的會議，但是黨性原則強的人認為範圍還可以縮得更小。由法共政治局及其殖民地分部突然派到阿爾及利亞來的德洛什主持了這次審判。陪審員包括阿共的正式總書記本·阿里·布科爾、烏茲迦納和艾黎·米尼沃。有三個同志受到審判，加繆和莫里斯·吉拉爾被公開指責，巴杜拉則暗中受到壓力。加繆簡要回顧了阿爾及利亞民眾與法共之間的關係。領導們只是聽他陳述，並不作出回答。會議最後，吉拉爾將自己的黨員證交給了德洛什，審判到此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