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向社會發行50法郎面值的股票。為了保持固定的讀者群，各家報紙都刊登小說連載，彼亞在副刊版面選登的是司湯達的《桑奇家族》，接著又登了巴爾扎克的作品和一部偵探小說。羅布萊斯參与了一篇連載作品的部分創作。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懂得欣賞司湯達，為了吸引受電影影響的普通讀者——阿爾及爾有25家觀眾盈門的電影院：阿爾卡扎爾、沃克斯、呂克斯、羅克西，等等——《阿爾及爾共和報》登載了一種電影故事的梗概介紹：將伊羅·弗萊恩主演的《羅賓漢》的故事情節加以摘要改寫。這並非放棄辦報原則，而只是採取了一種折衷手段。

「我來跟你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要重寫……」

「你跟我不一樣。」

弗爾於1938年夏天之前就與加繆進行了聯繫。8月，加繆在奧蘭認識了一批《奧蘭共和報》的記者，以及由埃德蒙·夏爾洛創辦的《海岸》雜誌的通訊員。對於弗爾的邀請他猶豫不決：「我還沒有完全接受編輯的職位，甚至因為自己的猶豫不決而感到有點痛苦。眼下我需要平靜和安定的生活，即使只是為了寫作。如果我能知道究竟應該走哪條路、如果我能斷然作出一個決定，那一切問題都會變得簡單了。問題是許多年來，我一直沒有享受過一段較長的放鬆和什麼事都不幹的時期，現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仍然處在這種狀態下。」加繆最初打算與《阿爾及爾共和報》進行有限的合作：「那個編輯的職位在等著我。我要乾的是彙編工作（編輯快訊），還要負責文化藝術專欄。這些工作從下午5點干到凌晨1點，不過上午可以睡覺，下午的一部分時間屬於自己。這就是未來的生活模式。」他正在思考另外一部小說和一齣戲劇。在筆記中，他為一部尚無標題的小說記下這樣的句子：「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養老院的一份電報：『母死。明日葬。專此通知。』這等於什麼也沒說。也許是昨天……」

歐洲醜惡的反猶太主義在德國已經演變為可怕的暴力，在義大利的初期顯得較為溫和，在法國處於上升狀態，在阿爾及利亞也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普通民眾滿腦子都被灌輸了反猶宣傳。當艾蒂安舅舅不是出於自己的信念而是跟著別人也批評猶太人時，加繆勸阻了他的行為。義大利、西班牙、馬爾他裔的阿爾及利亞法國籍人也在火上澆油，對自己的法國身份越是缺乏信心的人，就越要表現得自己像個真正的法國人，就越是禁止猶太人要求這種身份。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宣傳戰一直在繼續，尤其在奧蘭尼地區，當地的《奧蘭回聲報》、《小奧蘭人》和《奧蘭晨報》都在為排猶主義推波助瀾。在這個問題上，弗雷曼維爾一直憤怒不已。

左翼的《奧蘭共和報》自1937年起創辦，社會黨人雷翁·布盧姆和共產黨人馬塞爾·卡善對這份報紙的誕生表示了祝賀。報紙總編米歇爾·魯澤（真名是米哈伊爾·科科赫欽斯基）來自巴黎，《奧蘭晨報》指責他躲藏在法國語音的筆名背後。魯澤在一些文章中攻擊了梅薩利黨人和阿爾及利亞人民黨：「一切具有自治傾向的要求註定都是為法西斯利益服務的。」加繆一直拒絕譴責梅薩利黨人。在阿爾及爾，處境困難的人民陣線需要辦一份報紙。工人國際法國分部擁有《社會主義阿爾及爾報》，共產黨有《社會鬥爭報》，總編是阿馬爾·烏茲迦納。阿爾及利亞人還可以讀到埃勒·奧克比教長創辦的半月刊《正義》，他和西·埃勒·巴希爾以及其他伊斯蘭教學者一道提出的要求令當局感到擔心，儘管只是溫和的要求。

在法國本土，法國社會黨和法國人民黨悄無聲息地採取了反猶政策，這對於煽動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和「土著人」是一個很好的政治策略。很多猶太人，尤其是城市裡的，都曾經支持過人民陣線。在阿爾及利亞，道里沃傾向於對猶太人採取抵制措施而不是暴力手段。一些人開始以謹慎的匿名方式散發不標明製作者的反猶傳單及歌曲，例如《反猶與反共濟會馬賽曲》：

弗爾為彼亞提供的是阿爾及利亞報業工會規定的二類日報薪水待遇，又暗示說，「到一家創辦初期的外省報紙工作幾年，對於一個熱愛自己職業的記者來說應該具有某種好處。」彼亞如果接受將擔任報紙的社長，一開始的年薪是4萬8千法郎，當時法國工人的平均年收入是2萬2千法郎，在阿爾及利亞要更少一些，待遇最好的「土著」農業工人如果幹滿一年的話，最多掙5千法郎。《阿爾及爾共和報》的這位創辦人給彼亞發電報，希望他從9月1日起就結束原來的工作。彼亞猶豫不決，先是謝絕，後來又同意了。弗爾為他找了一個住處，「離環境較為舒適租金又不太貴的聖-歐仁別墅區不太遠」。弗爾特別提到，有錢人眼下都住在穆斯塔法區，那裡冬天很舒服，但其餘半年裡都不適宜居住。他希望彼亞儘快離開《今晚報》！弗爾體貼地說，他的家人可以稍後在到阿爾及爾，這樣彼亞太太就避開了9至10月份經常讓人感到難受的暑天。不知彼亞如何評價也許會從巴黎來阿爾及利亞定居的照相製版工沃貝爾丹先生？如果可能的話，彼亞還能推薦一名月薪2500法郎的編輯部秘書嗎？

報社僱用了兩個穆斯林工人，其中一個在彼亞看來可能是警察局的線人。報社的穆斯林臨時編輯一直都為數甚少。編輯人員與報社工人之間的關係良好，雖然有時會拌上幾句嘴。編輯部的秘書後來被辭退了，因為他對薪水提出過分要求，而且愛喝酒。普雷齊奧西負責兩項工作：編輯整理新聞快訊，以及稿件編完開印之前，指示印刷廠負責人需要印刷的報紙數量。《阿爾及爾共和報》一開始發行3萬份，但很快就跌落至不足2萬份。20來輛汽車每天將報紙送往市區和郊區，但經常都不能按時送到，因為這個原因普雷齊奧西和負責發行的塔巴龍之間發生了口角，有次甚至打了起來，彼此罵對方是「娘娘腔的同性戀傢伙」。這是一樁非常具有阿爾及利亞特色的糾紛：排字工的頭兒ｈtｔｐs://ｒeａｄ.９9cｓw•ｃom、共產黨人馬祖阿耶遞了一杯酒給普雷齊奧西，結果雙方按阿爾及爾人的方式和解了，彼此還道賀一番：

加繆不想全力投入去搞新聞，他希望把主要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上，眼下正在寫一部長篇、一個劇本和一本隨筆集。他的第二部作品將由勇敢無畏的出版商埃德蒙·夏爾洛出版，此前他已在這家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和《反與正》。作為報界的一個新手，他對這一行當既無熱情也未全力投入。他在給格勒尼耶的信中說：「眼下我在做一些報紙工作，報道諸如狗被碾死之類新聞，也寫點文學方面的文章。您比我更了解這個職業有多麼令人失望。不過我還是在其中發現了一些東西：對事物的自由觀察，由於不受約束，我覺得自己所乾的一切都是富有活力的，此外還能體會到某種低級的滿足感，不過也只好如此了。」假如此前他能夠參加教職資格考試，現在就不會幹報紙這一行了：「就因為這個原因我接受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當編輯。」他並不是懷著皈依宗教那樣的心情進入新聞界的，不過對待新聞職業認真投入的彼亞向他表明，誠實地做這一行是可能的。

他給巴克利上了一堂新聞寫作課。這個年輕人後來替報紙的青年專欄撰寫文章，並和加繆一起討論精神分析學，儘管加繆對弗洛伊德學說並沒有太多的熱情。

巴黎的《今晚報》為彼亞的離去而感到惋惜，共產黨的國會議員維吉爾·巴萊爾讓人轉告他：「阿拉貢問我：『他那邊的報紙辦得怎樣？』『我看辦得還行！』『很遺憾，要是《阿爾及爾共和報》辦不下去，彼亞就能回來了。大家都很想念他。』J·R·布洛克幾乎以同樣的口吻跟我說過同樣的話，保爾·尼贊也曾向我大力誇獎過您……」

《阿爾及爾共和報》有時會向外出租自己的辦公室，在一個帶藍色玻璃天窗的房間里，志願服務者為穆斯林文盲婦女上文化課，加繆和女教師卡特林娜·勒魯弗爾及其學生們一起分吃三王來朝節餅，要是碰巧自己的那一塊里找到了蠶豆，按風俗他就成了國王，這讓他樂不可支。排字車間的工人有些是阿共黨員，有些是親阿共的，他們都知道加繆曾經入過黨又退出了，但並沒有因此而疏遠他：他是個左翼人士，這就夠了。弗爾與工人們一起談判協商獎金的發放與工作時間的安排。

辦一份報紙，無論創辦者們抱有怎樣的民主決策意願，到頭來實際上都是一個人在主事，充其量兩個人，如果他們分工合作的話。加繆先後曾經在阿庫姨父、路易·熱爾曼和讓·格勒尼耶身上尋找父親的角色，後者離開阿爾及爾已經有一年。帕斯卡爾·彼亞真名是皮埃爾·杜朗，比加繆大10歲，這是一個兄長的年紀。額頭開闊、臉龐端莊、膚色較暗、身材勻稱的彼亞能讓人產生信任之感。他有很多化名，杜桑、馬塞爾·拉朋普、梅德塞-莫里尼耶、路易·拉拉納。加繆和彼亞都是戰爭孤兒，加繆的母親是女傭，彼亞的母親是會計和北方鐵路公司的僱員，愛開玩笑的彼亞喜歡把母親說成是看門人。他對教給自己文化的小學老師也懷有一種感激的溫情。他說自己很小就離開了家，當過飯店的門童、跑腿的夥計、酒吧的招待、保險公司的僱員和證券經紀人，說自己曾與地痞流氓廝混，跟安東南·阿爾托和馬爾羅也經常往來。據說他曾經和馬爾羅在巴黎的院子里一起唱過歌。帕斯卡爾寫作詩歌，對當局和體制抱不信任態度，《新法蘭西雜誌》的經理雅克·里維埃爾看上他時他才19歲。他學識淵博，看書如饑似渴，曾經為伽利馬出版社的讓·波朗寫過書評。他了解阿爾及利亞，因為曾經在朱阿夫第三團服過兵役，後來軍隊讓他退了役，每月發給他50法郎的退伍金。還在當兵時，他就在一份請願書上籤過名，聲援在印度支那被通緝的馬爾羅。他崇拜波德萊爾，後者曾希望兩項原則——人的自相矛盾權利和遁世權利——能夠寫進人權憲章。波德萊爾還曾寫過：「荒誕是疲憊之人所得到的恩賜。」加繆認識彼亞時正處於身心疲憊的狀態，彼亞注意到他身上長了很多癤子。彼亞是個悲觀主義者，接近虛無主義的邊緣，但加繆不是，對於他而言人應該追求幸福。彼亞是個懷疑論者但並沒有玩世不恭，他代表的是與野心勃勃之人正好相反的一類人。

《阿爾及爾共和報》很快公布了自己的政治指導委員會成員名單：盧亞爾、科隆布、達勞尼、高茲朗、穆奇埃里、佩斯特和塞勒，後者是伊斯蘭-基督教對話溝通方面的專家。報紙上沒有介紹組織機構的刊頭，報社領導人、發行人、主編、讀者服務部負責人和記者的名單都沒有出現。

副歌

設計版面時，彼亞將嚴肅內容與瑣碎話題編排在一起，頭版右側的標題《西班牙局勢如何？》對應著內頁的相關新聞，下方刊登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總統伯奈斯辭職的消息，上方是一張德國士兵的照片，他們「肩負佔領蘇台德地區的任務，開進了瓦德哈福斯特村」。右側另一篇文章是呂西安娜·讓-達魯就阿爾及利亞教育所做的一次調查，標題是「你將來不會識字」：每年有數以千計的孩子無法進入阿爾及爾的學校念書。呂西安娜·讓-達魯既做大型調查也寫時事述評，至少就風格而言，她與加繆後來成為了《阿爾及爾共和報》真正優秀的記者。在很多期報紙上，她連續發表了就貧困問題所做的調查：「阿爾及爾白人貧民區見聞」。報紙的下方還有特約通訊員E·P·迪扎爾關於巴黎投票通過的金融全權法案的一篇文章，迪扎爾同時也為《奧蘭共和報》工作，和他情況類似的還有溫和https://read.99csw.com的進步人士安德烈·勒胡，他從巴黎蒙馬特街142號發回了所有的國際新聞。加繆希望他的兩位奧蘭女友呂賽特·莫萊和伊馮娜·杜凱拉爾能夠主持一個每期四個版的女性專欄，後來她們承擔了這項工作。

《阿爾及爾共和報》呼籲所有人都應該擁有投票選舉權，為此它動用了一切手段：通訊報道、時事述評、簡明新聞、由莫里斯·維奧萊特、阿馬爾·烏茲迦納或本·阿里·布科爾撰寫的社論，后兩人仍是阿共的領導人。彼亞不搞政治，但是懂得根據形勢改變報紙的語調。該報先是將達拉第與法西斯相提並論對其進行挖苦（「既然可以提出撤職解僱法案，為什麼不索性建立集中營？」），隨後報紙又變成了中學生式的語氣：「達拉第先生並非缺乏良好的意願，只是缺少時間來傾聽我們的呼聲。」《阿爾及爾共和報》最終採取了一條較有分寸的路線，因為義大利人已經表現出對北非的野心，德國人則企圖佔領中歐。達拉第到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巡視了一圈，於是《阿爾及爾共和報》在頭版以大量篇幅報道：「阿爾及爾昨天熱烈歡迎政府首腦的到來，他帶來了共和國不會向外國勢力屈服的保證……」出於捍衛民主的目的，該報將反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佛朗哥主義的鬥爭放在首要位置加以報道，至於社會主義的事情以後再說。在這一點上報紙距離法共的路線並不遙遠。

在彼亞眼中，加繆聰明、敏感、有文化教養，對左翼不抱幻想，但也不接受現存秩序，尤其是阿爾及利亞的現存秩序，而且比起大多數同齡人來要更有生活閱歷。

「咱們握手吧，你是個爺們兒。」

1938年9月，加繆認識了帕斯卡爾·彼亞。他沒有一上來就向彼亞提起自己改編過《輕蔑的時代》，也沒有提到已經出版的《反與正》。在一篇筆記中他寫道：「（與他相處）能得到男人之間交往的那種樂趣，那種抽煙時給對方遞個火或者向對方要個火的微妙樂趣：一種默契，一種香煙帶來的秘密關係。」對於加繆等一批新手和按工作量計酬的記者，彼亞大概尤其感到滿意。按照《阿爾及爾共和報》與《奧蘭共和報》之間的協議，前者可以轉載後者的部分文章。為了報道最新消息，他們還藉助了巴黎的報紙以及無線電廣播，包括阿爾及爾郵電廣播電台、巴黎廣播電台、巴黎電台、巴黎郵電廣播電台。弗爾只能給加繆提供2千法郎的月薪。

巴克利於是動手寫出了文章，彼亞覺得很不錯。報紙出來時，文章已經被重寫過了，署名是「阿爾貝·加繆」。巴克利來到報社抱怨，加繆感到過意不去，向他作了解釋：

「是的，很不一樣，你是天下最蠢的蠢貨。」

阿爾及爾讀者在尋思這個彼亞是個什麼樣的人。或許為了平息各種傳言，或許為了讓傳言更加熱鬧，《阿爾及爾共和報》在其問世的第二個星期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撰寫的半真半假的短文：「彼亞是一位35歲的巴黎人（真實），由於父親在戰爭中陣亡，他14歲就開始做工（真實）。進入海運公司（虛假）4年後，他在馬賽獲得了高中業士學位和『物理、化學、博物修業證書』（虛假）。」這篇文章宣稱他在巴黎取得了一個大學文科修業證書，而且撰寫過一篇關於塔爾芒·德·雷奧的博士論文。事實上，經常替人捉刀的彼亞可能幫別人重寫過某篇博士論文。以上介紹以更嚴肅的筆調總結說彼亞「曾是《里昂進步報》的編輯部秘書、《今晚報》的新聞版負責人，我們就是在該報物色到他的」。彼亞從來都不拒絕製造愚弄人的假消息。

根據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以及編委會在意識形態上作出的理解，一些無稽之談或者可疑的消息也會悄然出現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第一周，該報以新聞界所不喜歡的可能性語氣報道說，「佛朗哥也許會將西班牙所屬里夫地區的一部分出讓給德國」。第二天，報紙又提到了「坦噶尼喀湖可能會被出讓給第三帝國的潛在危險」。此外排字工也經常會出排字錯誤。不過最重要的是《阿爾及爾共和報》表明，它分別刊登于頭兩期的關於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的原則性聲明並不是純粹的修辭。在報紙的第一期上，彼亞有意避免發表意圖過於明顯的聲明：《阿爾及爾共和報》不應該類似於一份黨派報紙。

《阿爾及爾共和報》逐漸完善著各類專欄，包括世界各地交易所信息、分類廣告、拍賣告示以及官方公告。彼亞注意到新入行的加繆的寫作水平要高於其他撰稿人。此前他並不了解加繆在觀察事物方面的才能，後者的手記中記滿了各種場面、文章和構思中的中短篇小說。在關於阿爾及爾新聞的「本地」一欄，他記錄下自己對警察局經常進行的採訪，對社會新聞的嚴肅看法，與新聞圈子所保持的距離。在一篇手記中他記下了這樣的場面：

編輯部的負責人花了幾個星期時間了解讀者的平均文化水平，這些讀者與加繆的母親和舅舅一樣，更容易聽懂莉娜·凱蒂或者讓·薩布龍唱的《等你回來》，而不是莫扎特的《加冕彌撒曲》。

歲末，阿爾貝在手記中寫道：「就《卡利古拉》一劇而言，虛構不符合那個時代特徵的劇情是最糟糕不過的事情，因此卡利古拉在劇中不會說出那句他本來也許會說的唯一合乎情理的台詞：『唯有一人在思索，四周一片荒涼。』」和莎士比亞、莫里哀一樣，加繆先是當演員和導演，後來才撰寫劇本。他想「重拾有關普羅提諾的研究」，簡言之，想寫一篇哲學隨筆。此時他尚未完成《婚禮集》。

一個人無法既搞戲劇又編報紙，於是加繆放棄了去奧蘭演出的計劃。他希望要麼專心搞戲劇，要麼專心做新聞。

這份信息日報的辦報宗旨是「誠實、不模稜兩可」，不與公共權力機構、行政機構和當選參政的人保持關係。這份「充滿活力、乾淨、自由」的《阿爾及爾共和報》將是「勞動者的報紙」。它避免使用「中產階級」這一說法，因為那會帶上布爾喬亞氣息，因此它也是「下層階級的報紙」。在報紙預計面世前5天，弗爾於1938年10月1日出資搞了一次海報宣傳活動，紅色的海報上有一道光線，當中是一個身穿藍褲白背心的工人，右手握著一個燃燒的火炬，高舉的左手抓著自己的帽子。準備在報紙上刊登廣告的客戶們對此感到不滿，當時幾乎壟斷了廣告市場的哈瓦斯通訊社開始拒絕向《阿爾及爾共和報》提供很賺錢的喪事告示。弗爾向管理部門提出了抗議，希望在刊登官方告示方面，《阿爾及爾共和報》能獲得與《快訊報》和《阿爾及爾回聲報》同樣的待遇。政府秘書長於是命令各省省長在發布他們的行政公告時也要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刊登，因為政府看不出「有任何妨礙這樣做的理由」。

這份報紙起初將一版篇幅用於體育報道，後來又增加到兩版，並以一版篇幅報道本地新聞：「從貝爾古到巴伯·埃勒-烏埃德」。《阿爾及爾共和報》突出報道進步組織召集活動的消息，說「有6千名外國猶太人已經準備加入這些組織」。這條消息是阿爾及爾其他報紙上所沒有的，所謂客觀報道其實也需要對新聞作出挑選。該報稱文化之家已經恢復活力，上午組織跳舞活動，此外還有星期日的舞會以及由自由廣播波電台組織的系列講座。

「老子做人清白。」

讓娜·西卡爾要去巴黎了。加繆就這件事幫她進行了分析：「這裏的生活已經不再能使您受益。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人最終會成為某個地方的囚徒：他總是與一個小圈子來往，這其實並不好，即使這個小圈子讓人感到親切。」他向讓娜保證對她的友情永不改變。對於這位他用「您」稱呼的女性，他所吐露的內心要比對那些他以「你」稱呼的男性更多。他把希望寄托在新劇社上，但是告訴讓娜「沒有幾個演員在繼續協助他」。他沒有勇氣從頭再來。戲劇與其說是一種必需品不如說是一種附屬品：「我可能會放棄這種奢侈。」他已經開始懷念大家在一起排練的那些日子：「想起那種美妙的情景我永遠都會感到惋惜。」關於一個主題的第一批筆記：「我所得到過的某些最純潔的快樂和可靠的友情都要歸功於她。」讓娜則以為他又開始了《幸福的死亡》的寫作。他同時還在修改《婚禮集》，覺得讓娜將會喜歡這本「隨筆集」。他斷言這本具有雕塑風格的小冊子既有自己的影子又跳出了過去的自己，不過他覺得這本書「寫得笨拙而且過於僵硬」。這些隨筆結束了一個時期，將他從那個時期里解脫了出來，然而後來讀到這本隨筆集的朋友們卻以為它「標志著一個新時期的開始」。其實這並不矛盾。加繆已經從勞動劇團和共產黨組織中解脫出來，現在想要獲得哲學教職資格，正在為此準備相關材料：學士課程合格證書、大學畢業文憑、沒有犯罪記錄的法律證明文件。此外還需要準備一份體檢證明，因為公共教育部門與軍事部門一樣，拒絕雇傭身患疾病的人，擔心需要為長期患病的公務員支付相關費用。A·列維-瓦朗西大夫自1931年8月以來就為阿爾貝治病。他為這個打算求職的人進行了體檢，明確指出加繆「曾經因為浸潤到幾乎整個左肺以及右肺尖的結核病而接受過魯貝爾大夫所做的」一次氣胸手術。不過手術以來體重已經有所增加。此後列維-瓦朗西繼續為他進行人工氣胸治療直至1938年5月，「沒有意外情況發生」，患者中學和大學的學業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這位醫生只介紹了大致的情況，實際上加繆曾有好幾個月未能到校學習，並且因為患病重修了一遍哲學課。「1938年9月2日的結核桿菌檢查結果呈陰性」，直接聽診和X光照片顯示了「7年前」那次患病留下的癥狀，現在這位求職者可以從事教學工作，「無論對自身健康還是對周圍的人而言都沒有危險」。

「干這樣的總編我實在受夠了……」

和加繆一樣，彼亞將下層白人與上層殖民者區別開來。在第一篇以自己真實名字發表的文章中，他強調「不應把大地主和大企業主的代表……與在自己的田地上勞動的小土地所有者混為一談」。彼亞和加繆一樣都厭惡搞政治的人，因為政客會掩蓋真相，而記者則努力抓住真相，這兩種職業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彼亞和加繆一起參觀美術館的各個展廳，談論吳哥窟、小型黑人雕塑，以及畢加索或馬塞爾·塞爾當的最新作品。彼亞不贊同加繆對紀德的欣賞，他也從未加入過共產黨。出於一種絕對主義者的尊重，彼亞拒絕從事文學創作，而是獻身於新聞事業。在他手下工作、受到過他指正的人都對他的記憶力和博學感到震驚。作為一個完美主義的職業記者，他在報紙對文學作品的引用或者體育評論中都能發現錯誤。

「給你們寫一篇九九藏書報道怎麼樣？」

《阿爾及爾共和報》問世的時間非常好：此前幾天的9月30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簽署了《慕尼黑協定》。但問題是很少有報紙能憑藉大量報道國際政治新聞而贏得廣泛的讀者群，即使退而求其次，將美國明星少年詹內特·查普曼的照片與評論金融全權法案表決的文章放在一起，彼亞也要冒吸引不了讀者的危險。從事新聞行業的巨大難題：面對不同類型的讀者，如何既能大眾化又不至於淪為庸俗？

9月6日，埃米爾·普熱大夫接待了加繆，檢查結果也令人滿意。這位求職者「健康狀況良好」，「1米79的身高，體重為65公斤」。此外，他的身體「沒有顯示出任何問題，視力和聽力正常，……心臟沒有任何異常顯示，……尿檢也沒有任何異常。」這份體檢報告令人鼓舞，證實了列維-瓦朗西大夫的診斷：「以目前情況看，儘管曾經有過患病史，但是由於7年來左肺得到了合理的人工氣胸定期治療，聽診檢查結果呈現陰性」，被檢查者「沒有表現出任何正在發展中的結核病臨床癥狀」，阿爾貝·加繆「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已經病愈的人，無須擔心病情複發」，他「可以勝任教學工作，應該獲得許可參加教職資格考試」。然而，10月8日，阿爾及利亞的醫療監督員向這位申請者表示，「按照現行的規定」不能宣布他為「結核病痊癒者」，任何人的說情都無法改變這名醫生的裁定，加繆因而不可能、以後也永遠不可能到公務部門任職。

「好的，」彼亞答道，「你就寫吧。」

致讀者信宣稱該報將會有一個辦報綱領，即人民陣線的熱情綱領。該報明確了自己的敵人，「那些法西斯主義的旅行推銷員、工農業和銀行業中的壟斷勢力」，它要與「某些家族過度的特權」進行鬥爭。《阿爾及爾共和報》表示要反抗「德國製造」的排猶主義，但是忘記了阿爾及利亞的排猶傾向在納粹之前就出現了。該報反對「想要繼續歧視我們土著朋友的社會保守主義」，它要求「立即實現所有法國人的社會平等，無論其種族、信仰和思想觀念」，並要求「實現阿爾及利亞土著人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保爾·巴拉扎羅負責足球專欄。星期天傍晚出了比賽結果，阿爾及爾大學生體協隊贏了，加繆樂不可支。彼亞給普雷齊奧西看了體育記者寫的那些糟糕報道：

多才多藝的弗爾作為報紙的董事、管理者、人事招聘者，正在物色一名能夠擔任社長的記者。他在巴黎認識了《今晚報》的編輯部秘書、後來負責新聞版的帕斯卡爾·彼亞。這家報紙由法共創辦，用以對抗讓·普魯沃斯特的《巴黎晚報》。《今晚報》的兩個主編是路易·阿拉貢和讓-里夏爾·布洛赫，負責國外政治版的是保爾·尼贊。

「就你這小樣兒，我一把就能把你摁到褲襠下。老子做人清白。」

為了創辦一份名叫《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報紙，讓-皮埃爾·弗爾這位農業工程師、自由思想家、理性主義者、埃利·弗爾的孫子，自1937年起與保爾·施密特一道在尋找支持，在共產黨那裡他們沒有得到，因為「作為人民陣線的發起人，法共希望避免一切可能導致人民陣線各成員組織間分裂的動議，基於這一考慮，我們中央委員會決定，阿共及其黨員不能向《阿爾及爾共和報》提供實際的合作。」

不過弗爾還是找到了一些經費、一個印刷廠和一批合作者。他希望報紙能夠發行兩萬到三萬份。他租下了馬拉科夫大街8號拐角處、科什蘭街9號的一棟兩層房子，用於安置印刷排版設備、編輯部和辦公室。《阿爾及爾共和報》的章程於1937年11月5日制定，預告中的第一期報紙後來推遲了出版。弗爾和施密特在整個阿爾及爾地區發起了一場宣傳攻勢，在一些咖啡館里舉辦講座，組建了一個有24名成員的董事會，其中包括4個「土著人」：教師穆罕默德·勒沙尼和卡杜爾·馬卡西、商人阿巴斯·土耳基、醫生魯弗拉尼。弗爾還成立了一個由9名成員組成的政治指導委員會，包括8個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其中有市政建設工程師歐仁·科隆布、代理商艾黎·高茲朗、幾何學家夏爾·埃斯古特。埃斯古特是共產黨的同路人但並非正式黨員，他與烏茲迦納是朋友。除了藥劑師熱洛姆·澤瓦科和從事農業的喬治·拉薩拉斯以外，所有董事都是阿爾及爾人。

加繆對《阿凱亞人》頗感興趣，看的仍然是尼贊的譯本。1938年8月，他提出與團隊劇社一起去奧蘭演出，為此打算向當地極右翼的市長朗貝爾神父申請一筆資助。加繆不願再在文化之家一本正經的領導下導演戲劇：「我們成立的劇社是遠離一切政治運動的，而文化之家的過問會將其引向一個我曾儘力想要避開的方向。各地的文化之家都是消極意義上的正統學院，甚至連其領導者常常都沒有意識到，我是吃過苦頭才知道這一點的。」

他不再參加政治活動，但仍然關注著政治局勢。阿爾及利亞的左翼勢力正在衰落，極右翼逐漸抬頭並且變得咄咄逼人。前共產黨人、後來搖身變為法西斯主義者的雅克·道里沃是法國人民黨（PPF）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他組織各種會議，向中產階級、退伍軍人和穆斯林進行宣傳。屬於極右翼但不帶法西斯傾向的弗朗索瓦·德·拉羅克和法國社會黨（PSF）在平民與軍人中站住了腳，在穆斯林退役軍人和大學生中發展了一批黨員。

其實上帝知道九-九-藏-書他是多麼喜歡這份職業！他對加繆信任有加，委託他核對校樣或是核實有關葡萄酒行情的報道，加繆順便還學習了報紙的排版。派記者到國外進行報道費用太高，彼亞有時就將其委託給一些遊客。莫里斯·波萊提供了一些關於英國威爾士的文章，概括而言，那裡存在著失業問題。波萊被粗體字介紹為「大學教師」，是出於加繆和彼亞對大學時代帶著敬意的懷念，還是出於對念過大學的人的新聞素質的由衷信任？都不是，這隻是彼亞逗樂的方式而已：在頭銜上賣弄玄虛，是他捉弄那些迂腐之人的一種狡黠辦法。

本應監管《阿爾及爾共和報》印刷機器調試的《奧蘭共和報》技術負責人安德烈·杜凱納在一次車禍中身亡。不斷被推遲的第一期《阿爾及爾共和報》於10月6日問世，八個版面，售價40生丁，全年訂閱價132法郎。儘管領導層和編輯部制定過相關政策，但是報紙的定價仍然一開始就超出了大多數「土著」讀者的承受能力。對於一個阿拉伯工人來說，《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售價始終偏高。

繼資金問題之後，《阿爾及爾共和報》遇到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將自身的立場觀點與客觀的新聞報道區分開來，這是新聞行業的一個共同難題。《阿爾及爾共和報》有一個由古怪成員組成的業務班子和兩條電話線，其中2511這個號碼總是響個不停。從《阿爾及爾回聲報》過來的呂西安娜·讓-達魯是報紙唯一的職業女記者，她本人也以此自誇，這讓加繆感到不快。曾赴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後來負傷返回阿爾及利亞的羅貝爾·納米亞是《阿爾及爾共和報》的撰稿人，此外還有還俗的教士弗朗索瓦·馬里，他喜歡宴會吃喝，卻缺乏當編輯的能力，只知道圍著固定的或臨時的撰稿人轉，這些撰稿人中包括小學教師洛朗·普雷齊奧西。後來報紙上又有伊沃娜·瑪米和皮埃爾·阿爾芒·法布勒加開設的電影專欄，羅朗·蘭斯負責的繪畫專欄，「團隊劇社」的合作者弗朗克·杜爾奈主持的音樂專欄。有時也會有一些投稿者找上門來，例如17歲的何塞·巴克利在聽完波爾德大廳一場哲學演講后就來問：

由於不能參加教職資格考試，氣象部門的工作又單調乏味，加繆匆匆轉入新聞業，這使他在後來一段時間里中止了戲劇活動。1937—1938年演出季，他為三輪演出創作了四個劇本：《塞萊絲蒂娜》、《浪子回頭》、《特納西岱號郵輪》和《卡拉馬佐夫兄弟》。1938—1939年演出季，他於3月31日至4月2日將《西方世界的江湖藝人》搬上了舞台。皮埃爾·雷賽，又名夏爾·蓬塞，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報道了演出情況。團隊劇社也為自己的長處進行宣傳：「我們是個沒有明星的劇團，因此演出者不會裝腔作勢，演員們同時還要負責舞台機械的安裝、布景的繪製、電源的布設、海報的張貼和服裝的製作。」

「你再說我就揍扁了你，踢爛你的屁股。」

阿爾及爾人對《阿爾及爾共和報》的標題式新聞津津樂道，它們經常出自彼亞之筆，是受《被縛的鴨子報》的啟發。他喜歡在頭版上開一些玩笑：「迷霧河岸大廈的首腦人物招人喜歡，而奧賽河岸大廈的明星就不好這麼說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看來，達拉第政府的政令表現出一種獨裁的傾向，長遠看會「導致這個國家出現法西斯主義」。其實達拉第與墨索里尼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各種各樣的說法經常會出現在《阿爾及爾共和報》記者的筆端。彼亞登出了一個後來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標題新聞：「照這樣頑固不化，再過半年達拉第先生就可以成為（惡毒的極右翼報紙）《葛蘭戈瓦》的編輯了。」

加繆感覺自己更接近工會活動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為了撼動埃杜阿爾·達拉第政府，法國總工會號召舉行一次總罷工。加繆一直不喜歡激進的社會黨人，認為他們是人民陣線的掘墓人。他弄錯了：是共產黨議員團在議會中第一個撤銷了對布盧姆的支持。無論在法國還是在阿爾及利亞，罷工都將是一次慘敗。罷工舉行的前一天，蓬塞和加繆在電車上從阿格哈站一直聊到貝爾古。他們談到了蘇聯。加繆說：「那邊至少不像我們這裏槍斃代人受過的下級，而是槍斃將軍。」對法共幹部持敵意的他，卻對蘇聯的共產主義懷有敬意。蓬塞將他的這種反應歸因於「一種感情上的無政府主義根基」，就像加繆的朋友盧亞爾對他宣稱的那樣。蓬塞認購了兩股200法郎的《阿爾及爾共和報》股份，每月收入只有1千法郎的路易·貝尼斯蒂則無力認購，梅松瑟勒此時人在法國。《阿爾及爾共和報》在拚命籌款。到10月27日，已有5609份股票被認購，實際到賬903940法郎，尚差216260法郎。

仿照《奧蘭共和報》，《阿爾及爾共和報》是一個獨特的股份有限公司：任何人擔任其董事後就不能再擔任參眾議員或政府的財政代表。澤瓦科先生後來因為參加參議院選舉，就辭去了董事的職務。與之相反，《阿爾及爾回聲報》是參議員迪魯的產業，他同時還是船主、麵粉廠主和地主。在法國本土，先後擔任眾議員、政府部長、後來又成為參議員的皮埃爾·拉瓦爾則擁有一個小型的報業王國。《阿爾及爾共和報》的每個股份只有在得到董事會的同意時才能出讓。股份的認購者總是拖延出資。弗爾的有限資金使其無法招聘很多記者。報紙呼籲認購股份的公告後來在很長時間里都是由工會的出版物幫助發布的。

「上流社會的人物或者兩個上了年紀的記者在警察局的大庭廣眾場合吵架，一幫警察圍著看熱鬧。由於年老體衰，吵架雙方儘管怒不可遏卻打不起來，只能以粗俗不堪的語言互相謾罵：『你這個混蛋』、『烏龜』、『傻逼』、『飯桶』、『拉皮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