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您想一想，我的朋友，您會讓您那些上司的惱恨得逞嗎？您沒有感覺到所有法國人都滿懷自我犧牲的熱忱贊同了我的政策嗎？……」

1938年12月1日，他作為記者撰寫的一篇報道首次引起了轟動。當時關押在一艘輪船底艙的一批刑事犯（又稱普通犯）正在等待發落。加繆報道說：「在每個艙格的頂棚下……都有一張嘴正要嘔吐，如果發生騷亂，水蒸汽就會噴向犯人。」與1924年在《小巴黎人報》上發表有關苦役犯監獄系列出色報道的阿爾貝·隆德爾一樣，加繆沒有躲在中性的第三人稱背後，而是以第一人稱進一步描述：「我看見三個阿拉伯人扒在一個舷窗上，朝阿爾及爾方向眺望。對於他們的同伴來說，那裡從此將是一片遠去的陌生土地，而對於那三名張望的阿拉伯人來說，透過雨水他們多少還在找尋著自己的家園。」加繆明白自己是「歐洲裔」的自由人：「置身於那種環境我並不感到有什麼可驕傲的。」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任職不到兩個月，他就坦率表達了自己作為一個體面的記者面對囚犯時的不安。他把自己對輪船上苦役犯的採訪寫成了一篇敘事作品：「走出船艙時，他們中的一個用阿拉伯語向我要一支煙抽，我知道那是有關規定所禁止的，然而對於一個僅僅希望得到某種理解和友善表示的人來說，如果那麼回答就太可笑了。……結果我只好不回答他。」加繆作為記者履行的首要職責是報道新聞，但他在提到憑藉良好意願判定別人有罪的那些人所提出的理由之後，也進行了評論：「我明白他們說的意思，他們是在懲處『社會的垃圾』，事實也的確如此（雖然我們很希望這些賦予自己權利將他人判定為社會垃圾的人，不是那幫將沙龍里的博學狗頭定義為社會精英的人）。」最後致命的一句：「真希望別在碼頭上見到那些被好奇心引來的高雅貴婦們。」

接著他用嚴肅的語氣說：

他發表了150多篇文章，其中一些署了自己的名，另外一些也應該看作是他寫的。每寫一篇社會新聞，他都會將阿爾及爾社會暴露出來。他駕輕就熟地討論嚴肅題材、參議院的選舉、市政財務預算、一家農業公會的工程建設、移居法國的北非人的社會保險問題，或是由一個名叫夏普東的夫人為窮人提供的新年古斯古斯聚餐。

「假如幸福不是人與自身的一種簡單的和諧，那還能是什麼呢？」加繆在《婚禮集》中問道。這個反問句本身已經包含了答案。眼下的加繆沉浸在幸福里，正熱戀著在阿爾及爾大學繼續數學學業的弗朗西娜·弗爾。心態平穩的他在《婚禮集》中寫道：「沒有人說過幸福必須與樂觀主義緊密相連。」

該報起初既不贊同也不反對慕尼黑協議。報紙當時沒有固定的社論撰寫人，時常將客觀分析與主觀立場混在一起發表。當年的第6期報紙刊登了勒胡從巴黎發來的文章，為該報對時局的看法定下了基調：「如果說慕尼黑協議顯然減少了戰爭威脅的話，那麼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份協議眼下並沒有為我們帶來和平。」兩個月後，勒胡強化了自己的觀點：「雖然慕尼黑協議的簽訂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不應該再有類似的協議了。」加繆私下裡思考著當前的局勢。羅貝爾·若索談到法國對捷克人的背叛，加繆對此感到惱火。

無論是有道理還有沒有道理的輕蔑，都很容易出現在加繆筆下。

阿爾及爾市長奧古斯丹·羅西在加繆眼裡象徵著殖民主義最惡劣的傾向。這名記者沒有忘記《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遭到禁演的往事。喜愛莫拉斯作品的羅西仇視工會，強烈反對布盧姆-維奧萊特方案，支持法西斯主義者和佛朗哥主義者。他和奧蘭市長朗貝爾神父、西迪-貝爾-阿貝斯市長貝拉一道，後來成為首批受到佛朗哥邀請的阿爾及利亞人。羅西給達拉第發過一封電報，拒絕接納西班牙的共和派避難者。阿爾貝·加繆與彼亞、呂西安娜·讓-達魯、羅歇·梅尼庫奇、拉米娜·拉姆迪以及《社會鬥爭》雜誌一道，一連好幾個月都在向這個「該死的人」發起抨擊。彼亞在其標題新聞中一直保持著對羅西的討伐，即使沒有關於後者的新聞：「羅西先生當然是市長，但不能因為他是市長就可以讓歹徒橫行街頭」；「羅西先生每年要從市財政領取6萬多法郎，用這筆錢我們可以救助多少西班牙小孩啊」；「您知道『赫爾·馮·羅西』這個名稱嗎？這是德國廣播電台對阿爾及爾市長表示祝賀時的稱呼。」《阿爾及爾共和報》甚至因為省長質疑羅西的預算而向其表示敬意。這位市長的任何措施，即使是他的行業稅收措施，都會遭到《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反對。加繆寫道：「我們針對的不是羅西先生個人，他個人算不了什麼。」羅西與市政府的僱員發生衝突，他將其中幾個停了職，還想進一步將他們撤職。加繆寫道：「羅西先生面對的是工會這道沒有一絲縫隙的牆。他夢想要當獨裁者，可是清醒后意識到自己其實是個專橫粗暴的上司。」羅西發布了一道法令，加繆又寫道：「如果我簡單概括一下自己的想法，我會說這項法令古怪、違法而且醜惡。」

「朋友們，局勢已經明朗，戰爭幾乎肯定會爆發。斯大林和希特勒達成了協議，里賓特洛甫明天會到莫斯科，跟蘇聯人簽署一項友好條約。」九_九_藏_書

這位記者認為博爾吉-莫納伊埃勒這座土著城市令人滿意，那裡每月40法郎的房租尚說得過去，但是以當地的工資水平而言，誰能付得起呢？他思考著慈善與社會公正問題，向那些做善事的修女、一位牧師乃至一位副省長表示了敬意，後者每星期「自費」（加繆加了著重號）向50名兒童提供一餐飯。當時的左翼只把慈善活動看作是反動派的一件偽善武器，而加繆對此明確表示了自己的立場：「我並不認為善心是一種無濟於事的情感，但我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慈善行為的結果可能會是徒勞的，因此更好的辦法是用一種建設性的社會政策來代替它。」他看到了當地市政議員和土著官員行事的專斷，「他們拒絕給伊賽爾那些曾經投票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窮人提供種子。」他獨立於黨派組織之外，從事著一個記者為社會正義而進行的鬥爭：「我寫這些東西不是為了哪個黨派，而是為了人本身。」他的系列報道的最後一篇於1939年6月15日發表，旁邊配了一張樂觀的照片：一個卡比爾人和一個歐洲人臉上流露著幸福的表情，但是彼此之間隔著距離。在這篇結論中加繆強調了自己的報道所包含的意義，因為他預料有人會批評他，尤其是在報紙發行的阿爾及爾地區：「我不想拐彎抹角地說話。今天誰要是揭露了一個法國地區（我強調這一點）所存在的貧困，似乎就表明自己是個壞法國人。」

國際形勢的變化使阿爾及利亞國內問題退居次要位置。1939年元旦出刊的《阿爾及爾共和報》將好幾個欄目都用於報道西班牙局勢，該報的鬥爭色綵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新聞信息方面，它藉助于各種英國報紙，並轉載西班牙共和派方面的新聞公報。西班牙內戰是一部史詩，受人羡慕和崇拜的納米亞從戰場回來，帶回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具體詳細，有的內容模糊。1939年8月22日，蓬塞在家中以古斯古斯待客，邀來了羅貝爾和瑪多·若索、讓娜·西卡爾、埃米爾·斯科托-拉維納。他們對加繆遲遲未到感到奇怪，於是大家就坐到了餐桌前。加繆終於來了：

隨後的日子里，《阿爾及爾共和報》拒絕相信希特勒和斯大林在串通一氣。報紙認為，這項協議只是「渲染造勢，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它不過是將好幾年前簽署的兩箇舊條約重申了一遍而已。」該報宣稱，協議沒有包含任何秘密條款，只是將願望當成了現實來表述。終於，迪扎爾在8月的最後一天從巴黎發來報道，揭露了「蘇聯政府的詭計和背叛」。直到蘇聯人進攻波蘭，《阿爾及爾共和報》編輯部才對局勢有了清楚的認識。

有個細節說明了彼亞和加繆的新聞職業觀：他們承認自己可能會犯錯誤。「昨天我們在報道卡比利亞地區的醫療人員人數時提供了一個錯誤數字，擁有12萬5千居民的蘇瑪姆地區不是有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而是有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事實上，昨天（6月10日刊登的報道）的數字沒有把埃勒-克瑟爾的醫務人員包括進去。」報紙很多時候都不喜歡刊登這句話：我們弄錯了。

加繆為一些被判刑的君士坦丁省農業工人呼籲，他們因為一些並未全部得到證實的貪污罪名，總共被判處了60年的強制勞役。他們在等待最高法院的裁決。加繆還為阿爾及利亞人民救援會的普里沃和布阿里申辯，他們因為「煽動製造混亂及針對法蘭西至高無上地位的抗議活動」而被判處30天的監禁。

1939年夏天，感到迷惘的加繆在給弗朗西娜·弗爾的信中寫道：「我不太清楚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不知道是否需要休假一段時間。如果休假的話，我想用一個月時間來做自己的事，待在一個我喜歡的地方有規律地工作。但眼下我覺得自己還無法作這個打算。我收到了完全列印好的《卡利古拉》，校稿時發現還應該再作修改，這一切要做起來很難。我還要改編《人類的命運》、繼續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我沒有精力來完成這一切。再說，面對當前可惡的戰爭威脅，怎麼可能安下心來工作呢？」

「僱員：請您原諒，理事會主席先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初入新聞界的加繆對自己的道德原則確信不疑。他不斷錘鍊著各種表達方式，在談到奧當案件時這樣說：「人們大概注意到了這次判決的理由並未觸及到案件的實質。」或者：「明天，蒂阿萊的法官們將要做的不是審理一樁案件，而是要在兩個派別之間作出選擇：一邊是（支持奧當的）普通人，沒有頭銜、沒有財富、沒有野心；另一邊是徒有精英虛名的某個社會階層。」

他以自己名字發表的第一篇非文學性文章刊登在1938年10月12日的《阿爾及爾共和報》上。繼人民陣線的有關呼籲和保爾·雷諾政府關於加班工時的法令發布之後，這篇文章討論了勞動者的購買力問題。「工資的增加（指人九_九_藏_書民陣線時期）確實略微改善了土著勞動者的處境，但是考慮到當時工人每天只掙11.20法郎，工資水平的這麼一點上調讓人感到仍然只是權宜之計。……至於歐洲裔的工人，工資的各種級差和物價水平使他們在1936年5月似乎好不容易爭取到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化為烏有。」這是加繆作為一名左翼人士對現狀所作的誠實描述。加繆不是抽象地談論金錢問題，而是在具體分析物價與工資水平。他總結說：「工人階級每爭取到一點權益，總是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持續性的消費抑制和生活費用的上漲。」

幾天之後，他再次給弗朗西娜寫信：「如果不出現奇迹，一切都會崩潰。我想到了勞倫斯生前說過的最後幾句話中的一句：『世界正在期待一場偉大的博愛運動，要不然就會有一個巨大的死亡浪潮。』死亡浪潮已經近在眼前。即使它能退去，還需要我們每個人在自己有限的範圍內做出不可能的努力，才能讓博愛運動誕生。」

1939年3月，加繆又在梅薩利黨人的案件中和他們站在了一起，就像1937年與他們共同面對共產黨的機器一樣。他不僅僅是呼籲宣告他們無罪：「土著人應該支持那些支持他們的人，否則他們會讓今後任何關心他們的人感到氣餒。」因為覺得阿共背叛了梅薩利黨人而退黨的加繆，現在作為一個言行一致的記者，忠實地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作為釀酒工和女傭的兒子，作為箍桶匠的外甥，當記者的加繆不斷想到歐洲裔和阿拉伯勞動者所面對的麵包、肉類、雞蛋與牛奶的價格問題。他認為失業率的降低可能會重新推動工資的提高和促進消費。要成為一個懂經濟的記者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掌握有關的數字。他的意圖是富於同情心的，但他表述這些問題的方式比較笨拙。稍後不久，他發表了「一個理事會主席與一個月薪1200法郎的僱員之間的對話」。加繆曾經每月靠1000法郎度日，桑德斯-加繆一家沒有誰的月薪超過2000法郎。這篇對話篇幅冗長，進展緩慢，沿襲了大學文科預科班刊物和自編自唱藝人的風格。

加繆短暫地休了一段時間假，同時繼續著自己作品的創作。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從1938年10月6日到1939年10月28日——，伴隨著387期《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出版，他學會了做一個職業新聞記者，而不只是業餘從事。必須完成的報社日常工作、歐洲歷史進程的加速，以及他本人作為道德作家的傾向，都促使他投入了這項職業。報社採取的路線使他沒有因為與阿共斷絕關係而感到痛苦，因為他與自己出生的階級和穆斯林同伴們仍然保持著相互的團結支持。他無法接受不公正的社會現狀，無法接受佛朗哥主義在西班牙的勝利以及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得勢，同時也反對阿爾及利亞極右翼的民粹主義和蠱惑人心的宣傳。自從《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被禁演后，他又記下了一筆要和某些政客清算的賬。

在報道警察局的一次會議時，加繆筆下同時顯示出文學家和對話體作家的風格。他先是把自己融入記者這個人物：「在警察局門口，一聲『您找誰，先生？』讓我明白自己身上沒有參議員的派頭。雖然自己身份卑微，但環顧四周還是能發現一些有趣的地方。特別通行證、樓梯、警察局裡的各種氣味。我就這樣被扔進了猛獸叢林之中。」這出短劇里既有諷刺也有敘事：

他到警察局采寫簡短新聞，旁聽法庭的審判，並將這些場景在他構思的小說中表現出來：他筆下的主人公默爾索被刑事法庭判處了死刑，審判是一出以正義的名義上演的鬧劇，法庭成了串通一氣的法官和律師的俱樂部，新聞界也是參与鬧劇的一員。在未來的這部小說中，一個記者對被告說：「『您知道，我們把您的案子誇大了一點，夏天是報紙新聞的淡季，只有您這案子和那樁弒父案有點兒新聞價值。』接著，他為我指了指他剛離開的那群人中的一個小個子男人，那人像只肥胖的鼬，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他告訴我那是巴黎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他並不是為您的案件而來的，不過既然派他來報道弒父案，那家報紙就要他順便將您的案子也發回去。』」

彼亞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待在報社，凌晨兩點左右截稿后離開。連已經校好的稿件他都要再作校對。加繆最初是中午過後開始上班，直至半夜下班，後來他到報社的時間越來越早，干新聞這一行無法只投入一半精力或者準時上下班。隨著一篇關於卡比利亞山區的報道撰寫完成，阿爾貝·加繆由隨筆作家轉變為一名大牌記者。所謂大牌記者其實是種荒謬的說法，因為記者只有好壞之分，並無大小之別。1939年3月至6月間他以《卡比利亞的苦難》為題發表11篇系列文章時，他當專業記者才剛剛8個月。做這個系列報道的好處是，加繆得以經常和一些友好的嚮導乘車旅行，跋涉于平原山區，碰上什麼旅店就住什麼旅店。沒有當地政府官員隨行。在寫給一位女性律師朋友伊萊娜·達揚的信中他說：「這次旅行我沒有得到自己曾期待的那種安寧，我已經到了一個按道理不應該再談論安寧的年紀。」採訪的不便之處是，加繆既不會說阿拉伯語，也不會說柏柏爾語，與人交談必須經過翻譯的過濾。他似乎從來沒有想到要把卡比爾人當成異族，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他值得尊敬之處，相比之下，殖民當局的政策則常常是將人加以區分以便於統治。系列報道的第一篇題為《衣衫襤褸的希臘》，文章的開頭好似《婚禮集》中的某個段落：「當你踏上卡比利亞的第一片山坡，看到圍繞山丘而建的那些小村落，那些披著白羊毛氈的人，那些兩旁種著橄欖樹、無花果樹和仙人掌的道路，總之那種生活和景色的簡樸，以及人與自己土地之間的和諧，你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希臘。」加繆並沒有見過希臘。起初我們擔心這樣寫會成為一篇遊記，就像羅歇·弗里松-洛什在《快訊報》上發表的那些文章一樣。在逐漸與風景描寫拉開距離后，作家加繆顯示出了記者的一面：「在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從未見過比卡比利亞地區更加窮困的人。……這裏的赤貧讓人觸目驚心。」村子里的男人幾乎跑光，都去了法國謀生，加繆見到了剩下的幾個：「他們中四分之三靠政府救濟。」他想要「中止……官方對現實含糊其詞的說法」。作為一個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一個下層白人的兒子，他在看到乞丐、精疲力竭的婦女、因為飢餓而昏厥的小學生、缺醫少葯的小鎮、沒有排污下水道的村莊時，會感到「良心不安」。他研究了當地的收入水平、住房教育狀況、高利貸問題和民間手工業。在一篇成功撰寫的調查報告中，他將統計數字與親眼所見融會在一起，但並未讓人覺得讀起來吃力。他曾聽到，或者說通過翻譯聽到卡比爾人講的一些話，令人感到難過：「戰爭萬歲！因為當兵至少有人給碗飯吃。……」加繆寫道：「他們以為可以用荒謬來對付荒謬。」在卡比利亞，他除了見到一般窮人外，還見過赤貧如洗的人。他從個別推及一般，又從一般想到個別：「某份官方報告估計目前有40％的卡比爾家庭每年的生活費不到1千法郎，也就是說（請大家仔細想想）每月不到100法郎。」在法國，一名失業者每天可以領到13法郎，這能讓他購買5公斤麵包。「為了解釋當地人的低收入與歐洲裔工人高出兩倍的收入之間的差距，殖民當局說土著人可以靠山吃山：他們每天要吃5到6公斤的葡萄！」九-九-藏-書

根據1936年所做的人口普查，阿爾及利亞的三個省共有7百萬人口，其中包括1百萬歐洲人。阿爾及爾的人口即將達到36萬，奧蘭有16萬，君士坦丁省13萬。在採訪的過程中，加繆發現了卡比爾地區人口外流的嚴重性，他腦子裡沉甸甸地想著農村人口的貧困問題，但沒有清楚地看到農村和城市裡的卡比爾、阿拉伯無產者及半無產者與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之間的不同處境會導致他們的對立。

加繆沒有將卡比利亞地區的所有苦難都說成是殖民化帶來的後果，他還提到了歷史原因，以及一些非人為的因素：「事情的真相在於，我們每天接觸到的這個民族的生活條件比今天落後了三個世紀。」他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阿爾及利亞內地農村的貧困，此前他所了解的是城市貧民的生活，現在還記得阿爾及利亞歐洲人說過的一些話：「誰要說這個民族與我們沒有相同的生活需要，那是可恥的。」他注意到了「殖民者在對待不幸的當地人時所帶有的普遍性歧視」。加繆沒有讀過太多馬克思的著作，但內心贊同馬克思的觀點：殖民化也會帶來進步。以前在小學和中學他沒有弄明白比若將軍豎立那些軍事紀念柱的含義，現在他明白了：「殖民征服之所以總能找到替自己開脫的理由，是因為它幫助被征服的人民保留了他們的特性。如果說我們對這個地方負有某種責任的話，那就是幫助這個世界上最驕傲、最富於人性的民族之一能夠繼續忠實于自己民族的傳統和命運。」加繆進一步強調：「如果我們要想真正實行民族同化、讓這個如此具有尊嚴的民族成為法國人的話，那麼首先就不應該將他們與法國人分隔開來。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要求。」他尚不知道阿爾及利亞人民黨那些幹部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早在梅薩利之前，阿爾及利亞就已經存在著民族主義。和阿爾及利亞幾乎所有的溫和派、自由派和進步人士一樣，加繆無法想象阿爾及利亞會獨立，他的採訪報道中缺少了這個政治上的視角。

「主席：我親愛的朋友，感謝您理解了您的真正利益所在，理解了偉大的法蘭西必須致力於秩序與法制。親愛的朋友，您的犧牲精神使我料想您會同意我希望您作出的種種犧牲。在這個感人的時刻我想對您說：『親愛的朋友，請您接受我的建議吧。』」

他的舅舅艾蒂安生活貧窮，但還不是一貧如洗。加繆寫文章時筆端帶著感情：「我並不想抬高嗓門，但是在此卻不得不說，卡比利亞的勞動制度是一種奴隸制度，因為我不知道還能用別的什麼說法來稱呼這樣一個工人每天勞動10到12個小時平均工資才掙6到10個法郎的制度。」他在文章中沒有寬恕那些卡比爾地主，與殖民者相比，他們「同樣過得心滿意足」。

加繆興高采烈地寫道：「壓制行動已經在市政建築部門和殯儀館部門展開，但每次只能解僱三名僱員，否則就會妨礙公共服務的需要。可以看出，這樣的周全考慮為羅西先生帶來了榮譽。」奧古斯丹·羅西幾乎應該為布朗夏爾街煤氣管道破裂導致的一起爆炸事件負責，加繆懷著一種職業的樂趣對這次事件進行了5天的跟蹤報道。與一篇社會學論文相比，一則經過精闢分析的社會新聞常常能告訴我們一個社會更多的東西，羅西為加繆所闡釋的事故責任付出了代價。這名記者邊鬥爭邊描述，邊描述邊鬥爭。要把事故責任鑒定寫得生動是需要才華的：「從他的角度，羅西先生也許有權利和必要減輕自己的責任，事實上他並沒有義務為某次災難提供經費，那是保險公司的事情。但是，當那些不幸的人們（其中很多是手工藝人、在家做活的裁縫、電影院的女領座員，對此我們可以作證）真正失去了經濟來源、請他關心一下他們的處境時，他有義務……不要帶著一種醜惡的腔調講話。」ｒeaｄ.99csｗ•cｏｍ

加繆並不是在討論審判的法律依據或其非正義性，他只是描寫了被押往卡延途中苦役犯們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並表達了自己的道德觀：「這裏涉及的並不是憐憫問題，而完全是另外的問題。對人施以非人的對待，沒有比這更加卑鄙的場面了。」在報道中他不斷以第一人稱「我」說話，即使在使用介於代表記者本人的「我」和代表讀者的「您」之間的「人們」一詞時，也讓人感到是「我」在說話。

他以專欄編輯的身份介入到另外一樁令他感覺不太自在的案件中。他所認識的現代主義者、理性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埃勒·奧克比教長，被指控資助了針對阿爾及爾大穆夫提卡烏勒的謀殺案。警方逮捕了下流社會的幾名妓|女和流氓，他們起初招供，後來又翻供了。埃勒·奧克比和另一名被告阿巴斯·土耳其得到假釋，於1938年2月暫時獲得自由。穆夫提的家屬提出上訴，教長二人再次被送上了法庭。這樁被警方和預審法官草率審理的案件就像一部連載偵探小說，情節一波三折，有人被迫作偽證，告密者逃逸，證人被賄賂，被告被非法監禁，而且還「忽略了」對血型和一台打字機的字跡進行分析。謀殺案發生35個月後，教長二人與另外三名「土著」再次坐到了被告席上。這樁案件對於殖民當局來說具有政治上的含義，他們將埃勒·奧克比看作是一個危險的改良主義分子。在發往巴黎的一封電報中，現存體制的擁護者穆夫提將埃勒·奧克比描述成一個進步主義的煽動者。埃勒·奧克比和土耳其後來被宣告無罪，兩名次要的被告阿卡沙與莫哈拉被判處終生強制勞役，布克赫拉被判20年強制勞役。加繆用筆名昂塔爾撰文稱讚這場聲援埃勒·奧克比的偉大戰役，因為它具有反種族主義和希特勒主義的意味。昂塔爾寫道，這是一場體現了寬容精神的鬥爭，「令人想起蘇格拉底和伽利略事件」。埃勒·奧克比也是一位詩人。

加繆所描寫的是一個抽象的僱員，然而除了教科書里，抽象的僱員並不存在。對話里那個理事會主席代表的也是模糊的抽象觀念。加繆經常是從抽象的意義上對人進行思考。

加繆既受過大學教育又有文學經驗。相比之下，並不是每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能應付新聞行業的要求，也不是每個有文學經驗的人都受過撰寫學術論文的正規訓練。加繆很快就明白了，新聞寫作不同於論文寫作。在大學文學院學習期間，他學會了對知識進行儲存、評估和分類的技巧；在阿爾及利亞和中歐，他又學會了觀察與描寫。在他的隨筆集里幾乎經常出現的抒情筆調，沒有被用到報紙文章的寫作之中。《阿爾及爾共和報》使加繆變成了一個具有多種才能的人，而不是封閉在一個窄小的專業之內。在彼亞看來，加繆具備一個優秀新聞記者的語言感覺和表現場景的才能。他起初只是不經意地進入了這一行，現在已經完全投入其中。與其他同行有別的是，他還在同時創作幾部文學作品，並且完成了其中的兩部：《反與正》和《婚禮集》。很多作家都是干記者出身的，但也有同樣多的人因此而喪失了作家的生命，加繆走的是一條與別人相反的路。他已經懂得了環境描寫和人物塑造，此前撰寫的哲學學士論文對他也有幫助：他懂得探詢事實背後的意義。雖然有時是紙上談兵——在討論經濟問題時尤其如此——，但他並不教條。

讓加繆感到不自在的是，被告方的幾名證人，魯弗拉尼、塞勒、高茲朗、馬卡西這幾位先生都是《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董事會成員。他這個扮演了法官和證人角色的記者只是基於一種簡單的想法介入了案件：既然大穆夫提是個反動分子、當局的合作者，那麼埃勒·奧克比教長自然就是穆斯林或歐洲裔自由主義者的盟友，就像有人對法共所說的那樣。反殖民主義者就應該為埃勒·奧克比辯護。不過教長似乎並非無罪，在穆夫提謀殺案中他至少起到了一些慫恿的作用。儘管措辭謹慎，加繆還是忍不住流露出對殖民當局的蔑視。在報道里他有時會屈從於所有持介入立場的記者都會面臨的永恆誘惑：對自己敘述的事件進行某種加工或是修改。

在這部未來的敘事作品中，小說家加繆將記者加繆領入法庭旁聽席的兩hｔtpｓ://rｅaｄ•9９ｃsｗ.cｏm扇門之間，就像希區柯克將自己拍入鏡頭一樣：「記者們已經拿起了鋼筆，臉上都帶著漠然和些許嘲諷的神情。然而，他們中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穿一身灰法蘭絨衣服，系著藍色領帶的人，他沒有拿起筆，只是望著我。在他那張不大勻稱的臉上，我只看見一雙明澈的眼睛在專註地朝我審視，表情難以捉摸。於是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彷彿在被自己的目光注視。」加繆注視著自己。

加繆正在構思或撰寫的小說、劇本有助於他從事記者的工作，而記者工作反過來也對他的文學創作有所啟發。他的隨筆加強了他對既莊重又情感奔放的文體的偏好，平時個人的反諷化入記者的筆端，形成了論戰的風格。當一個律師對埃勒·奧克比進行指控時，加繆犀利地諷刺道：「科洛納大人提到了埃勒·奧克比『統治』的進步小組。星期六上午，這位首席律師在談及為埃勒·奧克比提供的一些充滿感情|色彩的證詞時，嘲笑了由三方宗教人士組織的演講，說它們將《猶太教法典》、《聖經》和《古蘭經》『出色結合到一起，就像從來如此的三人家庭一樣』。像他這樣的證人也許都有優秀的頭腦，但是也有可能會搞錯，即使是在建立一個『一神教俱樂部』的時候。」

加繆在幾樁重大案件的報道中開始嶄露頭角。他不像傳統的法律專欄記者那樣，報道案件時與庭長、律師和檢察官保持同等距離，他會表達自己的立場，半年裡積極介入了三起重大案件。他為小麥管理局下屬土著互助社具體辦事的經紀人奧當進行辯護。奧當受命買進當年收成的小麥以規避投機風險，因此得罪了中間商和上層殖民者，那些歐洲裔和阿拉伯的富商，於是有人指控他私自囤積小麥，把他和倉庫管理員一起監禁起來。奧當給加繆寫了信。關注這一案件的加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進行了跟蹤報道，列舉了預審的種種不實之處。並非只有他呼籲無罪釋放被告，但他製造了一種有利於被告的輿論氛圍。加繆超越記者的份內工作，發表了一封致總督先生的公開信。他很早就對公開信這種文學性質的體裁產生了愛好。他措辭巧妙，沒有向總督正面說理，而是喚起他的人性關注：「我們只是在行駛而過的車隊、總督法令和官方講話中見到您，但何處才能見到作為人的您呢？」加繆在信中陳述了自己撰寫文章、為被告爭取輿論支持的理由：「在當今這個世界上，苦難與荒誕使那麼多人喪失了作為人的價值，拯救其中一個就是拯救我們自己；有了自我的獲救，才會有些許我們都期盼的人類未來。」這樁案件審理期間，加繆住在奧蘭東南邊的蒂阿萊，一座有16000居民的城市，位於蓋祖爾山脈的一處山口，海拔1千米。庭審時間表決定了每個參加者的日程安排。當被告返回監獄，法官們也回到自己家中，作為記者的加繆在寫完報道之後如何打發時間？他在手記里寫滿了短篇小故事，這成了他後來一些中篇小說的雛形：

他的文章也是行動：他想要讓分屬兩個社會群體的阿爾及利亞人團結起來，認為有可能改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後代之間的關係，然而他看到了人民陣線政府對布盧姆-維奧萊特方案提出的保守建議所做的讓步。對於當時卡比利亞因而也是整個阿爾及利亞的社會狀況，加繆為我們留下了歷史記錄。他的系列報道發表之後，《阿爾及爾共和報》一直謹慎對待的總督勒波恰好也去了一趟卡比利亞。其中存在因果關係嗎？一些從事民族學研究的讀者後來認為加繆的報道將貧窮現象誇大了，還認為加繆看問題有時較為粗略。在他們看來，當時去趟卡比利亞實在太容易了，從社會學和旅遊的角度看並無新意可言。然而，那時又有誰寫出過那麼有力的報道來呢？

報社的記者們花時間在頭版標題旁刊發了一則短訊：「最新消息：蘇聯與第三帝國可能會簽署一項互不侵犯條約。」這天的報紙上，還登了一篇上述消息傳來之前加繆就已撰寫好的文章，他用萬桑·卡巴布勒的筆名憂喜參半地寫道：「應該和希特勒對話嗎？……我更傾向於對話，前提是它們能夠一直堅持下去。」加繆為法國正在發生的壓制行動感到擔憂：「內憂與外患對我來說具有同等重要性。」他仍然將達拉第的路線等同於法西斯主義。

「對不起來遲了，因為我們把報紙的頭版完全重做了一遍。」

其他報紙很少提到奧當，他被宣告無罪部分要歸功於加繆。看來文字也可以是有效的武器。

他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編寫了很多快訊，尤其是署名發表了一些關於國內政治方面的文章。國際方面，他只撰文談論與西班牙共和派有關的內容，像保護自己的母親一樣對其表示支持。他對《阿爾及利亞快訊報》及其浮夸的風格進行挖苦，那家報紙在評論西班牙國際縱隊成員達到本地的消息時，宣稱是法國納稅人為他們支付的費用，說這些國際縱隊成員受到了一種「希望豐富自己閱歷的隱秘慾望」的驅動。加繆於是以輕蔑的口吻評論道：「這當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約瑟夫·普呂多姆的文如其人：既自命不凡又滿嘴謊言。」隨即他話鋒一轉又嘆息道：「對別人表示輕蔑是件很不輕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