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禮集》的成功非常有限。加繆收到蒙泰朗的一封讚揚信，蒙泰朗建議他去巴黎發展。他很感激弗雷曼維爾和他們共同的朋友貝拉米克對這本書的肯定。

加繆為阿勒杜·赫胥黎的小說《維奇亞的瑪利納》撰寫了第一篇評論性長文，文筆有些做作。他在小說中看到了一種「重建世界的願望，……帶著作者所特有的那種融荒誕與邏輯性於一體的風格」。當小說作者提到某種「隱秘而溫柔的苦澀」時，那也正是加繆本人的體驗。加繆越來越多地使用這些詞彙：荒誕、苦澀、清醒、柔情、偉大、豐富。他的評論才華突然間快速顯露出來。他同時在那麼多領域工作，連朋友們都沒有注意到。他讓自己的感性也進行「思考」，在評論兩個比他年長7歲的人的著作時，寫出了自己最具獨特見解的文章。他們都畢業於巴黎高師、擁有哲學教職資格、並不為加繆所認識但是都令他感到驚訝：一個是在業已發表的作品中表現出非政治傾向的讓-保爾·薩特，另一個是法共黨員保爾·尼贊，彼亞在《今晚報》工作時曾與之過從甚密。

為了報道文學界的近況，他以「因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的筆名撰寫了幾篇短文。「加布里埃爾·鄧南遮的生日是由軍人慶祝的。」「身上佩戴著榮譽勳章的讓·吉奧諾在回答對此感到氣憤的老朋友時，宣稱勳章就像良心一樣，是他個人的私事。」再見了，吉奧諾！「阿拉貢重申了他對蒂諾·羅西和聖女貞德的崇敬，這乃是帝國所希望的。」永別了，阿拉貢！

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加繆從他的文學專欄中拉了出來。1931—1932年他曾經被免除徵兵，現在他來到「應他的要求」對其入伍資格進行複查的委員會，於1939年9月9日將自己的軍籍簿填寫完整，但是他仍然被「免除服役資格」。11月11日他再次嘗試應徵入伍，還是沒有成功。與退役軍人不同，曾經被免除兵役的人是有可能被徵兵的，加繆對此一直寄予希望。他曾向格勒尼耶解釋說：「我要求入伍……並非因為我願意打仗，而是因為我不希望疾病在這件事中成為自己的保護傘，同時也因為我覺得自己與那些不太清楚為何要出發打仗的可憐人是休戚與共的。然而給我做體檢的複查委員會認定我不適宜服兵役，仍然免除了我的資格；此後，另一個複查委員會通知我和同一批未通過體檢的人再去接受檢查，結果還是免除了我的資格。」

作為作家和介入社會問題的記者，加繆離尼贊似乎比離薩特更近，但他最喜愛的作家仍然是馬爾羅：「如今時常有人批評馬爾羅這類作家的浪漫態度，然而問題並不在於知道馬爾羅在革命中是否更偏愛英雄詩史而不是經濟建設（儘管整部《希望》都是對這一指責的回答），而在於想一想這位作家每天冒著生命危險，是否真像有些人以為的那樣是在追求英雄浪漫主義。」在加繆看來，「應該感謝尼贊沒有為了政治而犧牲藝術」，而薩特則有可能為了哲學而犧牲藝術，為此需要用激|情來對抗證明某種觀念的願望，用藝術來對抗圖解式的寫作。尼贊書中關於巴黎的段落令加繆感動，雖然他對那座城市並不太了解；有關希臘納克索斯島的段落也同樣令他感動，那是一片他夢中的土地。他曾被迫推遲了一次去雅典和希臘島嶼的旅行。

「因為道德原因拒服兵役者」提到馬爾羅「從巴塞羅那帶回了一部影片」，由小說《希望》改編而成，最初的片名叫《農民》。在這個他不久就放棄了的專欄上，加繆同時九*九*藏*書談論著文學和政治：「因為把喬治·博奈稱作『達爾丟夫』，詩人皮埃爾·莫朗日被判處5法郎的罰款。如果判到20法郎，那麼大家很快就可以做完全講真話的人了。」

加繆投入到自己的文章寫作中，並且勾勒出了自己的小說觀念。他最喜愛的作家，馬爾羅和紀德，再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在阿爾及爾的文學小圈子裡，他數次藉機對這兩位作家表達了敬意。阿爾及爾人讓·伊吉耶出版了一本他關於紀德的演講集，加繆對其讚譽有加。在評論安達盧西亞民間故事時，他毫不理會文學批評家通常要考慮的面面俱到。這些民間故事的譯文與伊吉耶的著作一樣都由加繆和弗雷曼維爾共同創辦但是曇花一現的卡菲爾出版社出版，加繆參与了翻譯工作。他在評論中讚揚「未署名的譯者所具有的藝術品味樸實無華」。事實的確如此。

寫完關於《噁心》的文章三個月之後，加繆又撰文評論尼贊的第三部小說《密謀》，這部作品獲得了為記者型作家設立的同盟文學獎。尼贊繼續在法共里待了幾個月，直至德-蘇條約簽署，從那以後他就辭去了黨內的職務。在《密謀》中，他譴責了歸附於法共的一代年輕知識分子。加繆寫道：「一個人只有在自己犯下過錯時才會如此惱怒，這種憤怒的聲音回蕩在整部小說中，說實話https://read.99csw.com那是尼贊針對自己而發的，或者至少是針對他自己年輕時所犯的某些錯誤而發的。」加繆不會如此激烈地去批判自己年輕時所犯的錯誤，無論是他的婚姻還是入黨。

1939年3月，「讀者俱樂部」欄目和加繆再次提到了薩特先生。當時德國人出兵佔領了波希米亞地區，而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還在向波蘭保證其領土神聖不可侵犯。比起《噁心》來，中篇小說集《牆》更讓加繆著迷，他尤其看重「薩特先生引人入勝的敘事，具有深厚的駕馭功力」。

這一年《阿爾及爾共和報》第4期上出現了書評專欄，用的是一個陳舊的名稱：「讀者俱樂部」。「與本報大多數專欄一樣，本專欄既沒有定期發稿的抱負也沒有對圖書進行系統評論的抱負。」這篇沒有署名的專欄發刊詞，讓人能夠感覺出經過彼亞潤色后的加繆的文筆，浮夸的自謙之詞掩蓋了報社人手不足的真相。「讀者俱樂部」呼籲大家都來投稿，並不害怕同時刊登相互矛盾的觀點和「彼此沒有關聯的思想」。

加繆順帶還發現了「薩特先生與另外一位作家之間的相似性，人們在談論《噁心》時尚不曾提及（除非我記憶有誤）這一點，我想說的是弗朗茨·卡夫卡」。他的記憶的確有誤：在《今晚報》刊登的一篇短文中，和加繆一樣既關心政治又從事文學的尼贊一邊假裝自己並不認識薩特（「我想他可能是一位哲學教師」）——實際上他們從中學時代就已經是朋友——，一邊寫道：「薩特先生也許是一位法國的卡夫卡」，並指出：「我們所認識的薩特先生毫無疑問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學小說家。」

加繆在創作上沒有刻意去效仿誰，但在談及自己時他提到了吉奧諾：「他屬於道德主義一派的散文家，這派作家較好地體現了法蘭西的文學傳統。」在加繆這個年齡，一個人可能表現出道德主義而自己並不承認。在關於伊涅阿齊奧·西洛納的小說《麵包與葡萄酒》的評論中，加繆總結了自己的美學原則。西洛納曾經是義大利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在托洛茨基被蘇共開除后，他也離開了意共。西洛納曾經是個「重量級」人物，與之相較，加繆過去只是一名基層黨員。西洛納筆下的主人公皮埃特羅·斯比納是個共產黨員，在加繆看來，他之所以退黨是為了繼續忠實于工人階級，但斯比納並不是工人，加繆這個箍桶匠的外甥想到了誰呢？「如果說這個時代教會了我們什麼東西的話，……那就是革命藝術不能無視藝術的高貴价值，不能重新淪落為思想的最屈辱的表達形式。」於是加繆選擇了《婚禮集》，以及他正在構思中的《卡利古拉》和《局外人》，作為正面例子以說明《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所存在的缺陷：「在低級的宣傳與令人激動的藝術創造之間、在馬爾羅所說的『證明的願望』（見《輕蔑的時代》序言）與《人類的命運》這樣的作品之間，沒有任何折衷可言。」加繆選擇了激|情，因為它不會毀掉藝術作品。

加繆也知道自己的書被別人評論時的感受：《婚禮集》即將出版，「讀者俱樂部」的一期版面被全部用來刊登埃德蒙·夏爾洛出版社的加框廣告：

加繆這篇文章不是匆忙趕寫出來的。4個月前，1938年7月底，他在給呂賽特·莫萊的信中曾說：「幾個星期前我讀了讓-保爾·薩特的《噁心》，關於這部小說我有很多話想說，它與我身上的某個方面太相近了，讓我無法不喜歡它，不過那個方面恰好是我想要與之鬥爭的。此外，寫小說應該是將某種哲學思想加以形象化（加繆堅持使用這一表述方式），作品的成功完全取決於是否能將這種哲學思想轉換到形象之中。《噁心》里既有哲學思想也有形象，但它們是並列而非交融的，這一點讓我感到不舒服，因為書中的哲學思想是我所認同的，但是在讀這部小說時卻有些難過地看到它失去了力量。這個問題我一時很難表達清楚，但是出於某種奇怪的巧合（不知是哪一種？），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思考這部小說……每當我想談論它時，就會再次產生以上所說的感受。不過，既然您的塔希提女友認識薩特，我將很高興了解一些有關他、有關這個人的具體情況……」加繆提到的，是呂賽特的朋友伊馮娜·杜凱拉爾，她在一張照片上身著塔希提人的纏腰布。九九藏書

尼贊筆下的年輕主人公們隱藏了一批沒有價值的文件，聲稱要將其轉送到蘇聯，由此投入到一次錯誤的密謀行動之中。加繆評論說：「尼贊提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加入黨派（共產黨）的問題。」帶著一種曾經為正義事業而奮鬥的過來人的口吻，這位《阿爾及爾共和報》的文學評論家宣稱自己走出了錯誤：「在我們這裏不會有人再關心這個問題了。這幾年來，圍繞入黨問題已經有過很多討論與爭執。」接著他提出了一個奇怪的解決辦法：「不過說到底，這個問題與靈魂不朽問題一樣無關緊要，應該由個人自己去解決，別人不應該說三道四。」更多的暗示：「入黨就好比結婚一樣。」是為了找到一個家庭歸宿？加繆沒有聲稱介入政治的作家就寫不出藝術作品來，不過藝術應該先於政治：「馬爾羅入過黨，而他就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我還想舉出阿拉貢的例子。相反，亨利·波爾多先生從未想過入黨，但這並不能對他平庸的作家資質起到什麼幫助。蒙泰朗拒絕一切朋黨行為，卻又是本世紀最令人讚歎的散文家之一。最後還可以舉出尼贊的例子：他不僅曾是黨員，而且是激進的黨員，但他卻是位獨樹一幟的作家，他的作品從《看門狗》到《密謀》都能證明這一點。」

加繆對羅歇·馬丹·杜伽爾沒有加以關注，後者在《蒂波一家》第4卷出版之後，於1937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也不去關注右翼的那些有才華的、正走紅的作家，無論是「法蘭西行動」的撰稿人羅貝爾·布拉西亞克，還是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後者發表了也許是其最好的一部小說《想入非非的布爾喬亞》。被加繆忽略的還有雅克·夏爾多納及其作品《巴爾貝西鄂的幸福》。

加繆的文學評論還經常涉及到其他的國家及其精神氛圍。這位釀酒工的兒子希望獲得自己的西班牙特性，他在安達盧西亞民間故事里發現了「西班牙人心靈中我們所能抓住的最隱秘的東西：對於風雅的愛好、對於生活的熱愛（無論是對其美妙之處還是易變之處），以及他們對肉|欲畫面的感受力。」加繆的阿爾及利亞性格（但不是阿爾及利亞主義）與這種無限的「愛的權利」融合為一體，呼喚這種權利，是為了讓其能夠實現。與「和諧」一樣，「實現」也是加繆的一個關鍵詞。在隨筆《阿爾及爾之夏》中，他描寫了「一個沒有過去、沒有傳統但是並非沒有詩意的民族」，他還在埃德蒙·布呂阿的《波納寓言集》中重新發現了「我們這個沒有靈魂卻又生機勃勃的民族的道德觀」。加繆喜歡布呂阿語言的活力，評論說「阿爾及利亞人有著自己的語言，不過尚沒有自己的文學。」誰來創造這種文學呢？在他看來，除了曾寫過《阿爾及爾印象》的蒙泰朗之外，還沒有任何人曾嘗ｈｔtｐs://ｒｅaｄ.9９ｃsｗ.ｃｏｍ試去了解阿爾及利亞人和阿爾及爾人的精神世界。加繆稱讚布呂阿撰寫了一本「表現荒誕性和滑稽事的傑作」，他的這篇評論文章並非出於同伴之間的恭維，在他看來，荒誕性會通過機智、反諷、嘲笑和自嘲等各種方式表現出來。

加繆在司法機器、卡比爾人的命運和薩特先生的作品中都發現了荒誕。眼下他已經沒有時間去巴黎或者替那邊的報紙撰稿，所以無法接受《地中海》雜誌負責人米歇爾·魯澤提出的建議，後者曾問彼亞：「您是否願意親自為我們的刊物撰稿？……我是否可以徵求一下呂西安娜·讓-達魯和加繆的意見？」

加繆開始評論《噁心》：「小說絕不僅僅是一種形象化的哲學。在一部優秀的小說中，所有的哲學觀念都已經轉化為形象。」加繆專心投入到這篇評論文章的撰寫中。《噁心》迷住了他，但是其中的哲學讓他感到惱火。在他看來，過多的道德思考「超出了人物與行動」，情節因而失去了真實性。他在《噁心》主人公羅岡丹身上看到了一種「最根本的荒誕性」。加繆並不認同薩特這部小說中的形而上學，宣稱「某一類文學的錯誤，就在於相信生活是苦難的，因而是悲劇性的」。他闡明了自己的觀點：「觀察到生活中的荒誕性並不是結束，而只是一個開始。」

小說加上劇本，再加上隨筆集和哲學論著，常常能像巨大的哈哈鏡一樣折射出影像，讀者從中能夠隱約看到經過變形的作家本人以及他所經歷過的事件。有時候，他作為記者隨意寫在紙上的一篇短文，也可能始料未及地成為一面小鏡子，具有非同尋常的揭示性，而且更加具體真切。在評論文章中，即使一些普通的思考也會隱約流露出加繆的真實內心：「毫無疑問，愛一個女人並不一定意味著我們會對她產生慾望，反之女人對待男人也完全一樣。」在加繆這個大男子主義的阿爾及爾好男人看來，這也許體現了一種「男性化的秉性」。

《阿爾及爾共和報》難以獲得巴黎出版商只為經營狀況穩定的日報和周報提供的新書信息。一些朋友，包括做書店和出版的夏爾洛，會告訴他們有哪些新書問世，加繆和納米亞等另外三名撰稿人便一起進行評論。加繆一共發表了50來篇文藝評論方面的文章，同時還要做新聞報道，繼續參与團隊劇社的工作，以顧問的名義與夏爾洛創辦的出版社合作。他睡得很少，大量抽巴斯多斯牌香煙，吃飯沒有規律，有時候與若索夫婦一起去海邊過周末。彼亞讓他主要負責「讀者俱樂部」欄目，因為在彼亞看來他是撰稿人中最有文化修養的一個。加繆對文學評論的理解就是要不吝筆墨：他喜歡談論自己喜愛的那些書籍。他的書評既不溢美也不損人，他不願做那種為了賣弄自己的才智而尖酸刻薄的評論者。作為文學批評家，他有自己的一些原則，但並沒有系統的理論。當時無論阿爾及爾還是巴黎的報紙專欄作家都不知道雅各布森、托馬舍夫斯基和俄國形式主義，也不知道索緒爾與符號學，以及精神分析學在文學上的應用。

這篇既有靈感又構思巧妙的文章表達出某種困惑，認為「一部能持久留存的作品的確離不開深刻的思想」。加繆曾在《人類的命運》中讀到人生經歷與思想的水乳|交融，在這位年輕的評論者看來，《噁心》這部小說中人物的經歷與真實生活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理論曲解了生活。」加繆從薩特作品中看出了「一些動人的天賦」，令他難以抗拒，但是覺得這些天賦「被揮霍浪費掉了」。他繼續說：「事實上，如果單獨來看，這部表現奇特沉思小說中的每一章都包含著苦澀與真實，達到了某種完美的程度。」但是整體上這部小說還不能讓他完全佩服。加繆從薩特作品中讀出的荒誕性與苦澀比薩特本人意識到的還要多。小說應該首先是藝術性創作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上《噁心》還不是「一件藝術品」，因此這位讓-保爾·薩特不是一位藝術家。加繆沒有深入到《噁心》表達的思想觀念之中，但是他承認這位「薩特先生」的表達技巧和出色才華。在這位已經享譽巴黎並且獲得過民眾主義文學獎的作者身上，他看到了「無限的天賦」。《噁心》是「一個我們可以寄予全部期望的頭腦」寫出的第一部小說：一位評論新手所打的賭。又一句響亮的讚譽：薩特先生是「一位獨樹一幟、生機勃勃的作家，我們急切地期待著他帶給我們新的作品和新的教諭。」

加繆的評論同樣也有很多保留。對於他這個剛念完哲學的大學生而言，薩特筆下的人物「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對於他們毫無用處，至少薩特先生是這麼描寫的。這些作品中的情感常常令人震動，它們所包含的那種殘酷的悲愴性，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因為在這些作品所創造的世界里，人擺脫了自身偏見的、有時甚至是自身天性的一切束縛，他被迫觀照自己，意識到自己在面對一切非己的他人時那種內心深處的冷漠。」一句加繆式的犀利評語：人「是孤獨的，被封閉在自己的自由之中。這種自由僅僅處在時間進程中，一旦死亡來臨，它便會突然間令人眩暈地終止。」對薩特式人物的評判：「他的處境是荒誕的。」加繆和薩特都在思考世界的荒誕性問題，但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加繆認同一切偉大的小說作品都帶有哲學意味的觀點，認為在薩特和赫胥黎作品中也一樣：「一個偉大的作家總是會將其創造的世界以及說教帶給讀者。薩特先生的說教既體現出虛無也體現出清醒。」加繆想要超越荒誕，在他看來，薩特筆下的人物「到達自身的極限后」，在荒誕問題上表現得不夠堅定。對於薩特露骨粗俗的語言，這位評論家有所保留：「猥褻的語言在文學上可以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來，毋庸置疑，它包含著某種偉大的因素，例如當我們想到莎士比亞筆下的猥褻語言時。但是這種語言首先應該服從於作品本身的需要。就《牆》中的作品而言，如果說《艾洛斯特拉特》的語言達到了這種效果的話，……那麼我不認為《親密》也做到了這一點，這篇作品里的性描寫常常讓人覺得沒有必要。」加繆在評論《牆》和《噁心》時採用了同樣的方式：向薩特強有力的文學獨創性表示敬意，但是對薩特作品中的形而上學和道德基礎則持保留意見。作為報紙專欄評論家他還會面臨另外一種風險：「我們完全可能從兩部作品出發就去評論一個作家的全部作品，如果他在這兩部作品里已經懂得直奔根本問題，並通過一些固執的人物將這個問題生動地表現出來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