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蘇聯瓜分波蘭的那一天，加繆在給弗朗西娜·弗爾的信中說：「經過認真考慮，我決定開始創作自己的長篇小說（如果我敢這麼說的話）。我已經想好了這部作品的形式和特徵。那些主要人物彷彿就在我的周圍，生活在貧窮之中，漠然忍受著自己的命運。一幅表現這個世界的美妙畫面！沒有溫情，讓人感到有些不寒而慄。近來這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將在沒有感到（此處手稿難以辨認）的狀態下開始創作，這種自由空閑的狀態好極了，甚至現在就能感覺到，不過它也讓我感到憂愁和不安，彷彿是在重負之下掙扎。但願我能把這件事做好。我希望從三件必須馬上做的事情中脫身出來得到安寧，和你一起去義大利無憂無慮地享受歡笑與生活。」第二天，他又給弗朗西娜寫信：「昨天我真的開始創作了。我曾告訴你我要先寫長篇（我對自己也是這麼說的），但我現在實際著手寫的是一本關於荒誕的隨筆。我對這本隨筆的思考要比長篇成熟得多，而且已經完成了其中一章（至少是初步）：關於唐璜的那一章。最近一段時間我寫起來比較順，寫出的東西比較清晰和質樸，不像原來那麼追求效果。昨天我對自己寫出的這一章感到滿意，不過還沒有時間去重讀，不知道究竟能有多大價值。希望能夠一直這麼寫下去不要中斷。」

1939年9月3日，聯合王國和法國向第三帝國宣戰。三千多輛德國坦克正在向華沙挺進。加繆在其手記中表現出現實的態度，他以記者的冷漠和作家的溫情在手記中寫道：「有些人讓一個阿爾及爾的著名醫生給他們做緊急手術，因為他們害怕自己被徵兵。……在火車站月台上，一位母親對一個年輕的（30歲）預備役軍人說：『保重自己。』戰爭爆發了。可戰爭究竟在哪裡？除了那些應該相信的新聞和應該瀏覽的布告以外，到哪裡去尋找這場荒誕事件的標誌？戰爭並不存在於阿爾及爾的碧海藍天之間，不存在於夏日的蟬鳴聲中，或者山嶺的柏樹林中，它顯然不是跳動在阿爾及爾街道上的那道年輕的陽光。」加繆頭腦中充滿了回憶，尤其是對父親之死的回憶。「再過一陣，大概就會見到泥漿、鮮血和無數令人噁心的場面。」《阿爾及爾共和報》預告一份兄弟報紙《共和晚報》即將問世，主編是阿爾貝·加繆，第一期於1939年9月15日出刊，售價40生丁。《阿爾及爾共和報》每期為八個版，而《共和晚報》只有正反頁兩個版面，所刊文章幾乎沒有作者的署名。發刊詞宣稱，創辦該報是因為公眾渴望知道真實的新聞。這份新問世的日報每天16點左右發售，與那些「欺騙性的宣傳報道」針鋒相對。主編手中沒有幾個撰稿人，該報和《阿爾及爾共和報》一樣只訂購了廣播通訊社的快訊，而不是法新社、路透社或美聯社的快訊。巴黎是最大的信息來源，而阿爾及爾卻遠離巴黎，加繆只能寄希望于報紙的嚴肅性與反諷風格。首次出刊的那天，《共和晚報》在頭版刊登了一個疑問：蘇聯會參戰嗎？副標題帶著不確定的語氣：據英國報刊報道，蘇聯可能打算與第三帝國聯手滅掉波蘭。報紙編輯部使用了一個條件式句子以保留希望。作為反法西斯的強大力量、左翼人士的第二祖國，蘇聯就這樣在左翼的集體想象界中坍塌了。

1940年元旦報紙刊登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沒有提及當前局勢但也並未脫離現實，該社論以加繆式的感人語氣聲明：「人的唯一高貴之處就是與超越了自己的事物作鬥爭。今天所應該期待的不是幸福，而肯定是這種絕望的高貴。」這位主編告訴他的讀者：「你們將會鑄就自己的幸福與尊嚴。」報紙下方的一個方框里引用的不是馬克思的話，而是福音書：「願世間的和平屬於擁有善良願望的人。」報紙原材料的供應商因為收不到貨款而大叫大嚷，價格能夠接受的紙張已很難找到。這份報紙在一片敵意的汪洋大海中艱難求生。總督手下的各個部門對該報感到惱火，審查官們更是怒氣沖沖。報紙上經常出現的加繆和彼亞索性公開出言不遜：你們居然查禁了伏爾泰的文字？！而且正在查禁你們自己的上司、巴黎新聞局老闆讓·吉羅杜的文字！這份規模不大的日報沒有泄露任何軍事上的機密，但是卻傳播著一種與時下輿論相反的道德觀。比起《阿爾及爾共和報》來，《共和晚報》表達了更多的懷疑與疑問，在某些新聞的上方加上了「本報對該消息的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證」的字樣。別的競爭對手，無論是循規蹈矩的還是的討好當局的，都從不會採用如此慎重的報道口吻。最有來頭的《阿爾及爾回聲報》用大量的官方公報和政府部長們的宣傳口號對讀者進行轟炸：「我們將像鋼鐵一般堅強地贏得勝利。」「我們將戰勝敵人，因為我們是最強大的。」德國的水雷和潛艇在大西洋戰役的初期佔據了優勢，《回聲報》和《快訊報》解釋說這根本就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法國的部長們就是這麼斷言的。我們有最好的軍隊，官方新聞的虛張聲勢與其信用成了反比。《共和晚報》沒有理由希望法國能夠與德國達成和解，比它規模更大的那些報紙錯誤地傳播了一種關於戰事的愚蠢的樂觀主義，它們聲稱的陣地戰尚位於法德邊境；《阿爾及爾回聲報》吹噓說：「戰爭還只是一些小規模的接觸，法國軍隊牢牢控制著戰局！」加繆之所以覺得這場戰爭還有可能避免，另一個原因就在於法國人、不列顛人與德國人之間的戰爭還沒有真正開始。他高估了希特勒接受和平的意願，不過從軍事角度講，他的觀點是可以討論的，至少不是納粹的黷武主義。

阿爾及爾港務警察局1940年2月8日的報告稱：「皮埃爾·杜朗，又名帕斯卡爾·彼亞，被禁的《共和晚報》的社長，於今天11時乘坐『阿爾及爾城市號』輪船離開了阿爾及爾，同行的還有其比利時籍的岳母昂熱諾·瑪格麗特、兩歲的女兒以及他的妻子。」

阿爾貝的哥哥呂西安·讓·艾蒂安·加繆作為炮兵中士，到設在君士坦丁省的非洲炮兵部隊徵兵中心報名，加入了炮兵第3團第55大隊，而阿爾貝甚至未能加入輔助人員隊伍，對此他感到遺憾。呂西安走後，弟弟便盡量每星期去里昂街兩到三次看望母親。沉默的她很少說話：

《阿爾及爾回聲報》聽命于巴黎，對戰局信心十足，而《共和晚報》卻是一份獨立並且咄咄逼人的報紙。《回聲報》的版面上很少有因為被審查而留下的空白，該報駐巴黎的通訊員兼社論作者弗朗西斯科·洛朗撰文要求政府成立一個新聞部，因為「現在只有審查制度！而審查制度太簡單化，對報紙內容要麼下令寬容放行，要麼查禁。」這種新聞觀是從公共權力部門和讀者角度考慮問題，因此有別於彼亞和加繆的新聞觀。洛朗希望能夠「恰當左右輿論的神經」，而《共和晚報》讀者數量在下降，影響有限，既左右不了輿論，也左右不了當局。ｈttｐs://rｅad.９9ｃsw•ｃom

加繆很欣賞在戰爭的氛圍中英國的一位和平主義候選人能夠參加選舉。彼亞和他都堅定地認為不能相信任何政黨，他們共同撰寫了一篇表達信仰的文章，後來從未發表。文章說《共和晚報》「不會支持民族主義的職業活動分子，以及利用別人的鮮血來豪邁抒情的人。我們是徹底的和平主義者。」在法國參戰後，「和平主義者」是一個會招來危險的詞語。政府當局逮捕並關押了屬於社會黨外圍、由馬爾索·彼維爾領導的工農社會黨中的和平主義革命者。當局指責那些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和平的天真人士是在自認失敗：這些不切實際的傻瓜竟希望實現全世界的和平。當局將他們與任何情況下都堅持非暴力的人士混為一談。加繆所呼籲的是各民族與國家之間的和平，因而不屬於后一類人。希望大家對1939年末歐洲局勢進行思考的這個年輕人，也是當年將《輕蔑的時代》改編成戲劇的那個年輕人。

這一年的歲末，報社裡一片慘淡，大多數的撰稿人都已四散，《共和晚報》的未來看樣子面臨著威脅。報紙的財政收入微薄，創辦者和股東都為此擔憂，而且對「以戰爭眼光看世界」專欄字裡行間流露出的辦報路線感到憤慨。兩位重要的領導成員對報紙所持的立場感到惱火，其中之一是作為軍隊郵政局上校局長應徵入伍的盧亞爾，另外一位是弗爾。後者認為《共和晚報》採取了無政府主義的立場，而且報紙所表達的思想觀點又不具有任何商業價值。彼亞和加繆作為獨立和高傲的自由知識分子，從來都不徵求盧亞爾的意見，而盧亞爾本來是能夠接近總督府的人。由於應徵入伍或者意見不合，部分朋友與加繆疏遠了。忠實的蓬塞從部隊里獲准休假，到科契蘭街來看他，發現他神色凝重，但幾乎沒有表現出氣餒。

加繆與幾個漂亮女友之間也出現了不和，她們信任他的文學才華，但在政治上保留了不跟隨他的權利。他和布朗什·巴蘭產生過幾次口角，在給她的一封信中說：「您徵求我的意見，其實您並不需要，因為您已經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麼。而且不管是否意識到，總之以某種您試圖定義的理想或者宿命觀為由，您已經接受了成千上萬人類的死亡。無疑您對此感到難過，但是在您看來這場戰爭是無法避免的，因而您接受了這一宿命。」宿命在他的書信、手記和文章中成了揮之不去的念頭：「不，這場戰爭不是命中注定的，它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現在乃至任何時候都仍然可以避免。」在進行了入伍的嘗試之後，他於1939年11月11日寫下了這段譴責執政者平庸無能的話：「我願意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但是不會接受別人告訴我的那些戰爭理由」。「仇恨今天已經把我們淹沒」，對這種仇恨感到厭惡的加繆認為「唯一可以保衛的價值觀」是「愛與思想」。

人在突尼西亞城的讓-皮埃爾·弗爾上尉關注著奄奄一息的《阿爾及爾共和報》。9月6日他在給彼亞的信中說：「……告訴我一些我們這份不幸報紙的近況，我在這裏看不到它。」沒有任何一份阿爾及利亞的報紙能賣到突尼西亞城去。10月9日，弗爾再次給彼亞寫信：「我知道您已經精疲力竭。」後來他在突尼西亞城終於買到了自己的這份報紙：「以你們所能掌握的信息渠道，我想很難做出一份比現在更好的信息類報紙了。……在我手頭曾經翻閱過的所有報紙里，我們這一份是最令人欽佩的。……代向加繆轉告我的友情……並請彼亞夫人原諒我將您帶入了這條死胡同里。非常想念你們。」

他們還對報紙文章進行掐頭去尾的剪切，例如由巴黎《民眾報》發表、《共和晚報》轉載的雷翁·布盧姆的文章。固執的加繆採用了各種打擦邊球的方法。《共和晚報》的新聞來源非常有限。他們已經不是在報道新聞，而更多是在進行一項特殊的工作：報道關於新聞業的新聞。加繆採取了以退為進的策略，他對戰爭沒有進行明確的表態，而是通過轉引法國本土及外國的報道，試圖對其原因進行分析。新聞審查官們儘管擁有絕對權力，但是對於《共和晚報》轉載的法國和英國報紙的文章片斷卻不知該如何下手。《每日電訊報》刊登了有利於加繆這位《共和晚報》主編的文章：「斯大林行事既不是出於對希特勒的喜愛，也不是為了拯救各國的民主制度，而是基於俄國的利益。他採取的一直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政策。」對於加繆來說，他要做的不是去贊同什麼，而是要作出解釋。他幾乎再次傾向於尼贊的觀點，後者雖然從法共退出，但仍是列寧主義者，他對斯大林表示理解，而對法共的政策則無法苟同。加繆更多是從歷史學家而非新聞記者的角度，連續幾周在報紙上提出了他自己構想的凡爾賽條約草案，他用扎克斯的筆名宣稱「應該創建一個新的國際社會」。審查官們剪去了這份凡爾賽條約中的一些條款。「希特勒主義的得勢本九_九_藏_書來並非不可避免。」這句影射戰前各大國所犯錯誤的話沒有引起審查官們的注意，加繆指的是當時應該保護世界免遭納粹的威脅，並把德國從這一威脅中解救出來。

加繆和其他的共產黨朋友沒有發生爭執，但是停止了來往。在當局拘禁共產黨的幹部和黨員時，《共和晚報》是阿爾及爾唯一一家提出了抗議的報紙，無論那些人是支持還是反對德-蘇條約。加繆帶著苦澀注意到：「所有的人都背叛了，無論是那些曾經呼籲抵抗的人，還是那些曾經呼籲和平的人。」他沒有使用雙重語言：私人筆記和公開發表的文章所表達的都是同樣的觀點。他既反對納粹和法西斯的帝國主義，也反對「革命的帝國主義」。在1939年那個時期，有多少左翼人士敢於寫下（即使他們是這麼想的）「今天的蘇聯已經成為兇狠貪婪的國家」這樣的話？《阿爾及爾共和報》和《共和晚報》揭露了納粹的真實面目，從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革命中看到了一種神秘主義。加繆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其實都是宗教，但不能因此就摒棄德國人民或者將他們叫作「德國鬼子」。

《共和晚報》的廣告來源很少，讀者也不夠多，銷售的數量不到六千份。加繆在「看世界」欄目中表達了自己的信念：必須「拒絕歐洲一切現存的制度，而不僅僅是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和佛朗哥主義」。他用阿里尤斯的筆名呼籲建立一種有必要重新定義的社會主義：「在我們看來，社會主義不是對某個人、某個團體、某種教義的虔信，甚至也不是對某個階級、某個政府的虔信。」加繆拒絕從屬於某個政黨或者組織：「只有當我們對改善所有社會成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條件作出思考和行動，並且使經濟集體化的時候，才可能出現社會主義。」他相信有可能建立起一種既不是由工人國際法國分部也不是由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和彼亞一樣，加繆深感孤獨，這種共同的孤獨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情。

兩天之後，阿爾貝向弗朗西娜訴說了自己的厭倦心情：「自昨天以來我都處在疑慮之中。昨晚我開始撰寫關於荒誕的隨筆，此前我已按照自己的心情寫出了一些零星片斷，但是真正的工作還有待完成，必須一段一段地撰寫潤色，將所有內容融入一部完整的作品里。這就是昨天晚上我開始做的事情。剛寫了半個小時就全亂了，因為寫下的那兩頁與我想要表達的感受比起來很幼稚，我還沒有思考清楚，所以迷失在細節之中了。於是我放下了筆，突然想到也許自己並沒有能力寫這樣一篇東西。要說思想每個人都有，但是只有將思想融入到作品中、始終保持住自己對創作的駕馭，那才能叫作家……迄今為止我只是將寫作和感受生活當作消遣而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將生活也當作了一種消遣的方式。現在，我是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有關構思，開始撰寫一部需要長時間才能完成的作品，而正是按照我的構思，這部作品必須是一次完全的成功，內容必須始終明晰，每一處都必須完美無瑕。這樣的境界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出來，即使沒有能力達到。」五天之後，寫作再次擱淺，他又給弗朗西娜寫信：「我停下不寫了。現在一落筆字裡行間都是我想要追求完美的意願，我寫下的與其說是自己感受到並且想傳達出來的那種熾熱激|情，不如說是一場自己並未真正投入其中的智力遊戲。我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到寫作中，沒有把那種激動的情緒融入其中，而缺少了那種激動的情緒，一切都將失去價值。也許需要隨意一些，需要某种放棄，眼下我太孜孜以求，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完成想要做的事，把自己弄得高度緊張，已經不會寫作了，甚至在飛快寫信時都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今天晚上我沒有再做努力，以後一旦需要我就會停下筆來。如果不能將自己思考好的內容寫出來，我就索性不去寫，什麼都不寫。寧願看書、散步、等待。等待什麼？我一無所知。反正與其寫出一篇與自己的全部感受不符的東西來，我寧願什麼都不寫。」

帶來光榮的戰爭同時也是一段荒誕的時光。加繆與弗朗西娜交流著自己的內心體驗和思想：「告訴克里絲蒂安娜（弗爾姐妹中的老大），我相信自己絕不是唯一正在體驗著荒誕意識的人，恰好相反，我覺得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不過我感興趣的是由此帶來的後果。……大家常說某件事『真是荒誕』，說完之後他們照樣納稅、照樣把自己的女兒送進宗教機構。這是因為他們以為一旦說了『真是荒誕』以後，一切就都結束了，事實上這隻是剛剛開始。這種需要用一本書才能講清楚的問題我當然無法用幾句話就說明白，不過對我來說這主要是個理性的問題，其次才是道德的問題。對於一戰以後的知識分子來說，生活中的荒誕性就像是老生常談，但是只有當我們帶著嚴謹與誠實去深入思考老生常談，才會有哲學思想的出現。我完全可以把『時光的流逝』或『人必有一死』這類陳舊話題當作思考的出發點，重要的是能夠從中有所感悟。而我希望從中感悟到的，是某種人性的、睿智的、屬於某個特定歷史語境的思想，某種指導性準則，根據這樣的準則生活只有在以自身為目的時才應該受到保護，而不是為了給空想提供借口。況且，既然各種道德觀在這樣的觀點中並不具有重要性，因此它所創立的更多是一種表達的方式，而不是某種生活的方式。」

阿爾貝與弗朗西娜時聚時散，經歷著年輕戀人的感情爆發期。加繆信任這位姑娘，將一個失敗的消息告訴了她：「《阿爾及爾共和報》就要走到頭了，明天將出最後一期。只有《共和晚報》會繼續辦下去。四分之三的人員都被裁掉了——又多了將近40名失業者！《晚報》留下的只有彼亞、一位編輯和我，誰知道這還能堅持多久呢。……彼亞打算過一兩個月就離開，把編輯事務都交給我。我的報酬會稍多一些，要做的事也會稍多一些。（忘了告訴你報紙之所以辦不下去，是因為傅爾尼耶廣告代理商突然撤銷了向我們提供的廣告，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來自外界的壓力。）此外，事情變糟也是因為我們刊登的『戰爭分析』（由加繆創辦的專欄）。一位新聞檢察官在談到我時，對某個編輯聲稱要我當心點，還說『真遺憾一個那麼有才華的小夥子卻是個壞法國人』。今天上午，他再次要我停止刊登『戰爭分析』，我回答他說我們堅信為了抗擊希特勒，就必須也抗擊那些想要將希特勒的手段引入法國的壞法國人。目前的情況就是如此。」第二天，彷彿是為了抹去自己的一部分過去，他在仍然是寫給弗朗西娜的信中說：「今天下午我剛剛清空了兩個箱子，燒掉了裏面裝得滿滿的五年來積累的信件，簡直是一次狂暴之舉，什麼也沒有留下。那些對我來說曾經是最珍貴的人，那些曾經讚揚過我的人，那些曾經讓我感動過的人，格勒尼耶、厄爾貢、克洛德、讓娜和瑪格麗特、克里絲蒂安娜，所有這些人和其他人的書信，我都付之一炬了，我的心中減去了五年的往事。無意間，我重讀了其中的幾封信。我曾經是一個小夥子，後來成了一個男人，這兩個從前的我完全判若兩人。對於曾經愛我的那些人，我從來不曾讓他們幸福過，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而這一切是如此微不足道，我沒有任何可以後悔的。為了做得更好，也許我還應該把你的信件也都燒了。留下這些往昔的證明有什麼用呢？事實上我已經準備這麼做了，不過我不知道是什麼情緒衝動讓我繼續這樣做。還有很多需要燒掉的，舊日習作，寫得不倫不類的隨筆，幾封作家的來信，馬克斯·雅各布、奧迪西奧、馬爾羅、蒙泰朗，那將是第二批要燒的東西。今天的這把火燒得我渾身發熱，想要停下來冷靜思考一下。」https://read.99csw.com

阿爾貝·加繆已經學會了在報紙上創辦各種欄目，學會了撰寫新聞報道、分析文章、評論文章、法律專欄和文學專欄的文章。突然之間，他就像一個已經拿起畫筆和顏料的畫家被禁止了繪畫。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經歷了一段非同尋常的生活，並且形成了一種自己的新聞道德觀。在參与創辦兩份特殊的、像一對年邁夫妻一樣先後夭折的報紙的過程中，加繆度過了一段苦澀、幸福、清醒和荒誕的時光。

在此之前，蘇聯曾是人類的希望、反戰的中流砥柱。現在呢？加繆以讓·麥爾索的筆名撰文認為，「眼下的所有跡象都讓人相信蘇聯已經站到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陣營」。蘇聯想要吞併芬蘭。加繆的一些共產黨朋友只能說是勉強跟隨著法共和阿共的路線，這兩個政黨流失了不少黨員，其中大部分是因為被捕或者被徵兵。初出茅廬的社論作者預料如果不能實現和平，就會出現一場「新的殺戮」。住在報社附近的羅貝爾·若索對此感到憤怒，他不贊同加繆的預言，詰問如果不進行戰爭那如何才能制止希特勒「這個瘋子」。兩個朋友為此鬧翻了。若索與加繆斷交，還因為在瑪多和他看來，阿爾貝對待克里絲蒂安娜的方式讓人無法接受。

應徵加入朱阿夫第9團的弗雷曼維爾同樣也對法國宣戰感到厭惡。格但斯克有什麼好保衛的？他說。去他媽的戰爭，去他媽的法國！但是在蘇聯對芬蘭宣戰的那一天，他卻欣喜若狂，以為資本主義終於要被摧毀了。

該報的記者與審查官們一直相互謾罵，1940年1月6日，警官戴勒卡夫去了一趟報社，回去后在報告中寫道：「彼亞先生（原文如此）接待了我。」彼亞向他宣稱，以杜布依上尉為首的軍人審查官認為《共和晚報》「是由共產黨領導的」。警察與軍人常常分不清各種政治立場，將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混為一談。彼亞還宣稱「軍隊里向來的原則都是不任用有能力的人」，這番話對於解決加繆和《晚報》面臨的麻煩當然不會有助益。警長和杜布依上尉向上司作了彙報。經過一番爭論，給報紙打了幾次電話的杜布依上尉突然來到報社，對《晚報》的樣稿又評論了一番。彼亞挑釁地說，他一定會要求將新聞審查處處長弗洛里中校調離崗位。報紙與審查處的游擊戰現在變成了正式戰爭，加繆和彼亞沒有贏得最後的戰役，1月10日這份小報出版了第117期，此時阿爾及爾的奧林匹亞影院正在上映芭芭拉·斯坦維克主演的《永別了》，「以戰爭眼光看世界」欄目引用了阿納托爾·法朗士的一句話：「人類的偉大價值就在於人自身」——這是一聲激昂的、含義模糊的、最後的吶喊。就在這同一天，警察分局局長、阿爾及爾省特警隊隊長布賴特先生要求與報紙主編阿爾貝·加繆先生見面。局長正式通知他阿爾及利亞總督先生已於1940年1月9日簽署決定，根據1939年8月24和26日頒布的有關法令，中止《共和晚報》的出版。加繆在通知書背面簽了字，禁令的法律權威以及一堆無用的文件得到了尊重。在此之前，《阿爾及爾共和報》已經於1939年10月28日在出了第387期之後「暫時」中止了出版。1940年1月10日這一天結束時，警察局長從報社搜走了110份已經捆紮好、準備向訂戶遞送的《共和晚報》，此外還從各個報亭、煙草店以及沿街叫賣的小販那裡收繳了1051份報紙。這位政府官員還具體說明了在被沒收的1161份報紙中，有107份是在第6區收繳的，5份是在第7區收繳的……《共和晚報》夭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不可避免、符合邏輯的自殺行為：既缺少資金，又缺少使其能夠平衡財務收支的讀者數量。戰爭中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真相，第二個則是批判的精神。1月10日晚上，彼九九藏書亞和加繆與報社14名工人中的10人進行了商談，後者希望能夠拿到薪水。彼亞說會通過分期支付的方式來結清他們的工資，他建議工人們先去找點事做。等到2月21日報社的賬目審核完成後，工人們的工資每天減少了兩個法郎。

以加繆為首的《共和晚報》編輯人員對軍事新聞報道方面的審查表示接受，這些記者對新聞審查制度的挑戰並非率性而為：「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是對於精神思想的審查。」批判的精神拒絕任何政治路線，而中校領導的新聞審查處不接受精神思想的自由表達。此外，這些被派來進行新聞審查的軍職和文職人員大多數都是一些具有愛國主義或沙文主義傾向的官僚，他們不想招惹麻煩，一旦出現可疑報道，那就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一禁了事。

1939年12月份，《共和晚報》「以戰爭眼光看世界」欄目引用了德國人費希特的一段話：「為了顯示勇氣，我們並不需要拿起武器。生活中往往要求我們的是一種更大的勇氣，那就是始終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將自己置於他人的評判之上。」

《共和晚報》無視權威，與被稱作「阿納斯塔西」的新聞審查機構進行對抗，該機構在阿爾及利亞要比法國更為嚴厲，早在1937年就根據總督的指令開始了運作。弗洛里中校是「新聞審查處」的負責人，該處下設一個歐洲新聞科和一個「土著」新聞科，在處里工作的最初是一些軍官，後來又多了一些文職人員，「新聞審查官」這一20世紀極有前途的職業在阿爾及利亞便由此產生。在總督指令的保護下，弗洛里沒有將自己的工作簡單看作是一項軍事任務，而是為其構想出了一個強制性的觀念，要在報紙上看到「經過明智篩選的新聞」，他的新聞審查處要領導「道德和精神領域的鬥爭」，他手下的審查官們要執行一項任務：「將殖民地報紙的編輯工作引向當前局勢所要求的方向。」

這場戰爭讓加繆覺得荒誕，因為在他看來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華沙被德國人包圍的第二天，也就是蘇聯人進攻波蘭的當天，深受震動的加繆發表了一篇社論，好似一聲吶喊：「左翼的積極分子也許從未有過如此之多感到失望的理由。」無論在阿爾及爾還是巴黎，蘇聯採取的立場都讓人難以理解。「無數的希望和信仰都隨著這場戰爭破滅了。」加繆提到了這個世界的「種種矛盾」。他回顧道：「我們中曾經有很多人不理解1914年的那些人為何會投入戰爭。」加繆不贊成膚淺的反戰主義，有時還對其加以揭露，但他曾經譏笑過退伍老兵的思想觀念。「現在我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了，因為我們明白了人可能會在並不贊同戰爭的情況下參与一場戰爭。」後來他的一篇政治社論中出現了一句奇特的話，「我」再次隱藏在莊重的「我們」背後：「我們知道人在某種極度絕望的情況下會變得麻木不仁，會把一切都解釋為天意。」1914年被徵召參戰的那些人，包括加繆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提到的自己的父親，以為他們投入的是「最後的一場戰爭」。加繆在這篇社論里追憶起「過去時光那脆弱而珍貴的形象，那時的生活還保持著它的意義：在陽光與海水中嬉戲時身體所感受到的歡樂，還有綻放的鮮花中姍姍來遲的春天。」當他謳歌柏樹、黃連木和玫瑰時，《婚禮集》的作者又出現了，他無法認同當前這個籠罩著戰爭氛圍的世界。《婚禮集》中有這樣的句子：「一個年輕人望著眼前的世界，對於死亡和虛無他尚未做過清晰的思考，儘管已經咀嚼過它們帶來的恐怖。」在上述激|情洋溢的社論的最後，加繆再次從悲觀主義轉向了有節制的樂觀主義：「也許反抗的偏激之處正在於失去了對人性的信仰。這場戰爭之後，樹木也許還會生機勃勃，因為自然的世界最終總是能夠戰勝人類製造的歷史。但等那一天到來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去注意到這一點。」這樣的筆調與其說是政治評論，不如說是文學作品。加繆顯得迷惘，而他不是唯一迷惘之人。

作為想象力豐富的主編，加繆創辦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欄目：「以戰爭眼光看世界」。這個密集薈萃了各類匿名文章的欄目一看風格就知道創意者是誰。晚報的刊名下面有一行虛張聲勢的文字：「一份信息類和評論性的日報（有六個詞被審查刪去）。」加繆在他最好的欄目里經常引入評論或新聞。「以戰爭眼光看世界」欄目向讀者推薦閱讀一些書籍，它們的標題在審查官們看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對於有經驗的讀者來說則意味深長。這些書籍包括阿蘭的《戰神或被評判的戰爭》，雅洛斯拉夫·哈謝克的《好兵帥克》。該欄目還建議讀者思考凱恩斯關於凡爾賽條約在經濟上可能導致何種後果的著作。突然間，加繆刊登了——部分內容被刪節——伏爾泰《哲學詞典》中關於戰爭的文章，超越歷史的論述被借用來解釋當前的局勢。「看世界」欄目還引用《光明報》、《被縛的鴨子報》、《烏鶇報》和《布爾高涅共和報》這些最不循規蹈矩的法國報紙上的內容。加繆極其厭惡那些好戰歌曲，他以研究士兵歌曲為名將這些歌曲刊登出來，實際旨在對其進行抨擊。在「令人憎惡的類別」中，他找到了1915—1916屆入伍士兵集合時唱的歌曲：

12月，他們已經厭倦了和新聞審查官們打游擊戰，也厭倦了信息來源的匱乏。彼亞撰寫了一組論新聞信息的文章，此前尼贊出版了《9月紀事》一書，對慕尼黑協議的傳奇故事進行分析，1939年底的彼亞和加繆都感覺與尼贊心靈相通。彼亞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引述了尼贊這部新作中最有教益的部分：長達11頁的序言。加繆則密切留意著這些關於新聞從業方法的論述。和尼贊一樣，彼亞也在思考信息流通的問題，特別指出了一則國際新聞在流通時要經過的各種環節以及因此而受到的種種扭曲。他將新聞實踐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一個嚴謹的新聞業應該制定出一些自律的規則。1939年的法國報業界很少有總編會公開宣稱自己致力於這種業內的自律。彼亞對記者們的日常工作、各個通訊社提供的新聞、各種文獻、口頭和書面的信息來源以及通訊員所提供的新聞都進行了分析研究，通訊員所提供的新聞對於《阿爾及爾共和報》來說是不夠多，對於《共和晚報》來說則是匱乏。彼亞的系列文章許諾要採取改革措施，但是在第五篇文章經審查被部分刪節發表之後，他放棄了自己的計劃。加繆思考並且借用了尼贊說過的一句話：記者「是記錄即時事件的歷史學家」。即時事件是新聞記者和社論作者的素材，是日報與周刊的當下內容，它們脆弱、稍縱即逝，轉瞬之間就會成為需要回望的過去。read.99csw.com

戰爭爆發兩個月後，一篇署名「共和晚報」、由加繆和彼亞合作撰寫的文章回顧了導致這場戰爭的諸種原因：「我們仍然認為：1．在希特勒提出的要求中奇怪地混合著兩種成分：一方面是合法的要求（兩位作者想說的是占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五分之一的蘇台德邊境350萬德國人應屬於德國），另一方面是他的一些無理要求；2．近幾年來國際政治的發展以同樣奇怪的悖論方式拒絕了希特勒的合法要求，卻又滿足了他的無理要求，而且在其威逼之下又作出了原先不懂得及時作出的讓步；3．在任何情況下，各國都不可能依賴某個條約或某種既成事實將現狀永遠維持下去，戰勝國和戰敗國都會受制於各種悲劇性的局勢變化。」彼亞和加繆揭露了凡爾賽條約的不合理條款，也揭露了希特勒主義及其對生存空間的要求。在這種時候含蓄提到德國人的「合理要求」——不幸是由希特勒提出的！——需要某種清醒或者勇氣。《共和晚報》本來應該明確說明「合理要求」指的是蘇台德地區及其生活在那裡的德國人，地緣政治分析不應該只限於曖昧的表述。在其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大部分文章中，加繆從不暗示當下政治家們的所作所為具有隱藏的合理性，無論是達拉第、張伯倫，還是莫洛托夫和墨索里尼。他不相信歷史決定論和歷史主義的宿命論，不管是出自外交角度，還是出自經濟或者軍事角度。這其中也包含著他對荒誕的認識嗎？加繆首先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和具有善良願望的人，沒有彼亞那麼強烈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他在上述文章中說：「我們只相信人類歷史中存在的宿命，即那種我們自己造成的宿命。我們認為，這場戰爭本來是可以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樣能夠避免的，也許現在仍然還有可能避免。」在1939年10月那樣的時期，能夠達成一項令希特勒及其擴張主義滿意的解決方案嗎？這一點令人懷疑。

為了填滿各個欄目，《共和晚報》將希望寄托在它的主編身上，同時又要避免同一期報紙上出現四次相同的署名。作為資金短缺報紙的變通辦法，加繆使用了多個筆名：萬桑·卡巴布爾、德莫斯、伊萊內、利貝爾、內龍、佩特洛納、扎克斯、愷撒·博爾吉亞等。其中「馬爾科」的筆名負責說明法國人民和英格蘭人民（作為法國人的固執口頭語，加繆把「不列顛人民」稱作「英格蘭人民」）並不想消滅德國，並不想要將其奴役、分割。加繆犯了樂觀主義的錯誤。在法國和大不列顛，好戰精神雖然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那樣來勢洶洶，但是兩國人民都希望打敗德國。加繆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向反對這種「災難性政策」的總理達拉第表示了敬意，這位時事評論員拒絕被當前的事件和宣傳牽著鼻子走，只是將衝突看作一種可能的前景。《共和晚報》讓它的大多數讀者感到不快，甚至漸漸地讓它的創始人讓-皮埃爾·弗爾也感到了不快。

《共和晚報》在第二版也刊登佔據很大篇幅的小說連載：《巴馬修道院》。和身處滑鐵盧的法布里斯一樣，身處阿爾及爾的該報主編並不清楚戰場的總體形勢。他領導了一場反對新聞檢查的鬥爭，讓報紙每天的空白越來越多。《共和晚報》聲稱自己的新聞報道最全面、最具洞察力，但它實際上很難洞察局勢。為了抗議新聞檢查，加繆在報紙上點綴了許多容易為讀者理解的名人名言，加上套框，附有作者名字，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則屬虛構。斯賓諾莎、莫泊桑、伏爾泰、莫洛亞，詩句和散文，被借用來表明報紙的立場：「這場地獄般戰爭的美妙之處，在於各方的統帥都讓人為自己的旗幟祝福，並在出發乾掉對手之前向上帝鄭重禱告。」

蘇聯人對波蘭展開了進攻。《共和晚報》未能避免不實報道，它說希特勒可能打算讓位給戈林，元首也許會轉而致力於文學和美術；此外，德國將於1939年底向平靜的法國邊界發起總攻。與絕大多數法國報刊一樣，《共和晚報》相信了法國政府的通報：一天之中有30架德國飛機被擊落，以及其他虛構的新聞。新聞界有時會滿足於刊登一些證明交戰雙方處於僵持狀態的滑稽細節：「德國巡邏隊用手榴彈攻擊了我們的防線。」奇怪的戰爭，奇怪的新聞，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可笑的新聞。

不知是出於善心還是沒有看清楚，值班的審查官批准報紙刊登了作為「法國軍隊新歌」類別介紹的那些歌詞，其中有一首受到加繆的喜愛：

一連三個星期，加繆和彼亞都在四處遊盪。在經歷了艱難但是令人興奮的幾個月之後，他們忽然間落入了空虛之中。嚴肅認真地從事新聞業能夠讓人充滿激|情。彼亞現在除了返回巴黎外沒有別的選擇，他估計有可能在立場接近共濟會和人權聯盟的《光明報》或者《巴黎晚報》找到事做。加繆也必須尋找一份工作，彼亞能否幫他也去法國呢？加繆希望找到一些給私人授課的機會，同時再找一份新聞工作干。他和一份正在籌劃中的雜誌《北非畫報》的經理卡爾波奈爾先生商談過，又去找了印刷官方出版物和六合彩票的艾馬紐埃爾·安德烈奧。他必須避免觸犯當局：在別人眼裡他身上帶有火藥味。擬議中的雜誌未能辦起來，加繆再次失業了，手頭又沒有積蓄，並且和彼亞一樣，受到官方機構的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