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逃難
加繆夫婦住的旅館房間狹小局促，他們在彼亞的幫助下找到一套公寓，但是還沒來得及搬家：加繆在《巴黎晚報》新一輪裁員中被解僱。出路之一：回奧蘭。在那兒弗朗西娜和阿爾貝無須為住房付錢。
1941年1月，加繆夫婦在馬賽登上了「達爾-皮亞茲總統號」輪船。
加繆脫下自己的上衣：
10月23日，加繆寫信給猶太人伊萊娜·吉昂：「這一切都極其的不公正、極其的卑鄙。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未被涉及的人並不會無動於衷。換句話說，此刻我們是休戚與共的，我願意為此而儘力。我跟你說的這番話，每次如有必要我還會說。讓這股風吹去吧，它是不會長久的。只要每個人都冷靜地斷定這股風散發著臭味，那它就無法長久。」他還向以前在阿爾及爾大學認識的另一位猶太朋友莉莉阿娜·舒庫恩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她是一名教師，現在卻被剝奪了授課的權利。
就在法國國家元首貝當呼籲與德國人合作的那一天，失去法國國籍的拉扎雷夫動身去了美國。米勒在里昂接管了《巴黎晚報》，那裡還有許多家從巴黎遷來的報紙。其他的報紙如《巴黎回聲報》、《小巴黎人報》和《小報》，則撤到了奧弗涅。官方的《法蘭西文獻報》和《政府公報》通篇刊登的都是當局的指示。巴黎來的政客、大使、金融家、記者等各色人物都在里昂進行著思考。一個與《巴黎晚報》接近的前超現實主義者羅歇·瓦揚對拉瓦爾推崇備至，彼亞和加繆則非常敵視維希政權的意識形態，他們既無法忍受其鄉下人般的道德說教，也無法忍受其教權主義的思想。重操排版編輯舊業的彼亞與當初在巴黎時一樣工作繁忙。
加繆收養了一條狗，給它取名叫布萊茲·布拉坦：布萊茲取自本地區出生的偉大哲學家帕斯卡爾的名，布拉坦意指《巴黎晚報》總部所在地布拉坦街。他與莉萊特·麥特讓交情甚篤，她曾是左派異端反叛者維克多·塞爾日的伴侶。莉萊特在黨內博諾幫當權時期受到指控，而加繆對一切特立獨行的人都特別有好感。他正在寫作關於荒誕的哲學隨筆。從克萊蒙看全國，當時的局勢雖然比較費解，而且常常很荒誕，但大致是可以理解的。沉浸在工作中，加繆再一次找回了自我。
加繆放棄了把即將完成的小說和劇本拿去出版的念頭：「我意識到……我寫的東西還需要很長時間才會有價值，而且未來很多年裡，除了歌頌家庭的文字，我不想在法國發表任何東西。」他寫了一句與眼下法國局勢相吻合的俏皮口號：「工作，家庭，祖國。」猶豫和懷疑再次困擾著這位作家：「我沒有絲毫快樂，甚至沒有寫作的快樂。也許最好是將一切都放棄。」荒誕的人面對時局表明了自己的立場。10月初，維希政府還沒有受到德國人的任何壓力，就頒布了一項猶太人身份法，廢止給予阿爾及利亞猶太人以法國國籍的克雷米約政令。貝當在昂代向佛朗哥表示了敬意之後，又在蒙圖瓦與希特勒會面。《巴黎晚報》的一位匿名編輯寫道：「猶太人身份法已經出台，它的出台是基於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基於法蘭西的迫切要求，基於民族自保的本能反應。」報紙具體解釋說會允許有例外，言下之意：貝當元帥不會拋棄曾為國打仗的猶太退伍軍人、那些富有的猶太人，如此等等，乃至全體猶太人，誰知道呢？總之，上述法令所涉及的只是中歐的賤民。
加繆有可能上了當局的黑名單，因為他曾經是拉扎雷夫共產黨小組的成員，而拉扎雷夫既九*九*藏*書是猶太人，又曾是一份反希特勒報紙的老闆。7月18日，維希政府斷絕了與英國的外交關係。同一天，阿爾貝在給弗朗西娜的信中說：「與北非的交通已經中斷了，如果不久能恢復的話，我會步行去馬賽坐船（因為既沒有火車，也沒有汽車和汽油）。眼下我和一些同事合住在一套還算比較舒適的套間里（如果在這個醜惡的地方還能有什麼東西可以叫作舒適的話）。我們自己做飯，洗衣服，等待。當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估計一切都已經有了分曉，不管是好是壞，況且聽人說除了發電報之外與阿爾及利亞已經沒有別的聯繫方式。正因為如此現在還給你寫信是挺可笑的，也正因為如此我準備不再寫信了。」
雅尼娜也在撤退的車隊里。在波爾多遇到的一次轟炸中，她將腦袋埋在一個枕頭裡保護自己，害怕被毀了容。加繆晚到了幾個小時，錯過了本來可以讓他「去別處戰鬥」的那班輪船。
加繆給彼亞看了劇本《卡利古拉》，彼亞頗為興奮。兩個朋友籌劃著要辦一份刊物，起名為《普羅米修斯》。彼亞會爭取伽利馬出版社的絕對實權人物讓·波朗、哲學家貝爾納·格勒圖伊森、詩人及小說家雷蒙·格諾以及馬爾羅對這份刊物感興趣。停戰線將法國一分為二，一半被德國軍隊佔領，被稱作「自由區」的另一半則由貝當元帥的人領導。安德烈·馬爾羅的同父異母兄弟羅蘭可以在巴黎為這份雜誌徵集稿件，然後讓人送到南方來。
弗朗西娜於11月底到達了里昂，加繆已經許諾過要娶她。他沒有到火車站去接她，因為弄錯了時刻表。這是一個失誤嗎？他們於12月3號結了婚，這場婚姻後來持續了20來年。一起到市政廳去的有彼亞、勒涅夫，以及報社的一些夥伴：勒穆瓦納、勒麥特爾、科爾米耶、利奧內。既沒有舉行宗教儀式，也沒有擺婚宴，大家只是喝了杯酒。弗朗西娜的母親和姐妹們開始習慣她的新名字：弗朗西娜·加繆。這對新婚夫婦收到了她們的賀電。
計劃中的三部曲完成了，一個劇本，一部小說，一本隨筆。夏爾洛希望加繆把作品交給他的出版社，加繆雖然動心，但沒有答應。12月12日，他建議仍在阿爾及利亞的弗雷曼維爾寫一本「兩三年後再出版」的書：「把其他考慮都放一邊吧，也許你會再次發現奧蘭是座大城市，是個可以生活的地方。我一直相信你有才華，我不可能搞錯。但眼下必須具備藐視現狀的力量，權當這是個埋頭工作的時期。」他補充道：「我很快將完成被我視為『基石』的作品，要不了多久我就會知道它有沒有價值，如果沒有價值我就從此罷筆，但應該不會惱火。不經歷可怕的痛苦，我們就無法進入成熟期（眼下我們就到了這樣的年齡），但很少有人會對此感興趣。說到底，我寫的東西有無價值並不重要。因此，我們可以失去曾經帶給我們力量的東西，對此沒有人會了解。」在不到5年的時間里加繆寫出了三本書，但他現在卻既不想發表也不想獲得承認。他給弗雷曼維爾打氣，說他不應該自我封閉，建議他去看看自己在奧蘭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提到皮埃爾·加蘭多時他說：「他也許是少數讓我感到完整友誼的朋友之一，但我還必須守住這位朋友。」與弗朗西娜結婚9天的加繆總結道：「一段時間以來我幹了很多蠢事，而干蠢事既不能讓別人幸福，也不能讓自己幸福。你知道我一直忠於朋友，尤其是你。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奢侈了。」
貝當把他的內閣辦公廳和幾個政府部門臨時在克萊蒙安頓了幾天。《巴黎晚報》跟隨著他們。旅館、供租住的套房和別墅都不夠用。6月26日，普魯沃斯特搖身一變成了宣傳部負責對下層民眾進行宣傳的高級專員，於是，他手下的《巴黎晚報》開始了另一種類型的欺騙宣傳，有時用甜膩膩的口吻來寬慰讀者：「貝當元帥的胃口極好，他既無需節食，也不暴飲暴食……」據說即將年滿85歲的貝當「心血管功能好得跟40歲的人一樣」。有時《巴黎晚報》又換成了《茅屋夜話》的講故事口吻：「就這樣，在上等細麻布燈罩下，他一直沉思到深夜，有時要到一兩點鐘，環繞著白髮的前額靜謐安詳，就像當年在凡爾登戰場沉思一樣。」法國人需要一位父親、一位祖父，《巴黎晚報》便塑造出這樣一個形象。該報有幾篇匿名文章出現了排猶意識：「我們不加區分地接納了大批異族人。……我們國家有許多誠實的外來者，但是還有更多構成動蕩和混亂的因素，這些人不為我們做事，卻依靠我們生活。讓我們清除他們吧。」令人惱火的言論。《巴黎晚報》不僅狂熱賣力，而且永遠跟隨政府的立場說話。德國人和英國人在交戰，空戰尤為激烈，《巴黎晚報》刊登出德國人的戰況公報：「本周」441架英國飛機被擊落，而德國飛機只被擊落121架。其實英國廣播公司也在散布相反的虛假信息，只不過要做得稍微巧妙一些。《巴黎晚報》一直是其不斷更換的主人的忠實傳聲筒。報社的員工輪班工作，早上8點到下午6點一班，下午6點到夜裡12點一班。read.99csw.com
「穿上它，你就是老百姓了。我會有好一陣用不著這件上衣，因為我隨時都有可能被抓起來。」
「不能喝，我穿著軍裝呢，規定不準進咖啡館。」
戰敗造就的不僅僅是頭腦清醒的英雄：「除了個別人外，我周圍儘是些懦夫。這幾周來我目睹了太多令人憎惡的事情，我像溺水一般感到窒息，我多麼希望離開這裏。現在想起阿爾及利亞，我不再把它僅僅看作是我熱愛的、生活著我所愛之人的地方，而且還看作是最後一片仍然自由的法國領土，那裡沒有『佔領』這一下流之說，無需同仇敵愾，可以過個人的生活。也許我說得不對，但這的確是我現在的感受。此外，為了讓你放心，我還有著從未消失的、你和我一樣都了解的力量。擁抱你，親愛的。想到竟然還有一個愛的世界、一種人類的真理，以及像你一樣的人存在，這真讓人難以置信。他們最大的罪惡，也許就是戕害了那麼多的靈魂。給我寫信，不管能否寄出。如果沒有我的消息你要有耐心，我會安然無恙地度過這段時期。不要把時間花在等待上，該怎麼生活還怎麼生活。我非常愛你，為了你的勇氣和忠貞。」
作為法國人、阿爾及爾人的加繆與貝當主義格格不入：「總之事實就是如此，怯懦與衰老，這就是他給我們的全部東西。親德政策、仿照集權體制的政體、對並不會到來的革命的極端恐懼，這一切都是為了討好最終會將我們鎮壓的敵人、為了保護其實並不會受到威脅的種種特權。未來的日子將非常可怕：飢餓、人人失業以及隨之而來的仇恨，那些老東西們的夸夸其談並不會阻止這一切的到來。軍事獨裁和限制言論自由不能阻止我講出這一切事實。對那些反英宣傳也要警惕，那裡面包藏著最險惡的用心。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些，我只知道我將保持自己的信仰，作為獨立的個體我不會向任何勢力屈服。無需我來告訴你，我們已經輸了，那些強行將我們拖入這場災難性戰爭的人反而還會因為莫名其妙的戰敗而進一步加強他們的勢力。」
里昂雖然是座大城市，但是物資供應比克萊蒙還要困難，故而黑市興旺。九-九-藏-書像彼亞這樣的排版編輯每月掙4500法郎，排版工人則掙2500法郎左右。由於自行車的售價相當於工人兩個月的工資，所以車子容易被盜，看管自行車的車棚便應運而生。麵包的配額供應被削減，法國人發明了各種替代食品，以花生油為主料製成沒有豬肉的豬肉糜；用榛子為主料製成不含花生成分的花生油；用濃縮葡萄汁製作果醬，其實就是葡萄糖。糖精也風靡一時。在黑市上吃頓便飯要花200至300法郎。加繆既到報社上班，也在自己住的旅館房間里寫作。這是一家由妓院改建而成的簡陋旅館，裏面的布置讓他覺得很好玩，尤其是裝飾著裸女圖案的一樓客廳。他的房間里很冷。去自由大道65號的報社得經過羅訥河上的橋。沒有人掃除路上的積雪。加繆從不覺得里昂是座很好客的城市。《巴黎晚報》的辦公部門和出版部門分散在里昂、維希、馬賽和圖盧茲，該報登載一些關於貝當元帥到各地巡視的純潔高尚的圖片報道。按該報的說法，貝當尚未光臨，備感榮耀的那些城市便已經發出歡呼：為了出報的需要真理只能屈服。頭戴貝雷帽和禮帽的人群伸直手臂向元帥敬禮：雖然姿勢還不是標準法西斯式的。這些崇拜者們在向他宣誓。《巴黎晚報》及時報道了德國空軍顯然遭遇失敗的英格蘭戰役，以及軸心國在克蘭尼的最初失利：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軍隊並未能攻下開羅。記者和小說家讓·普雷沃斯特為《巴黎晚報》提供了一篇關於埃及被佔領歷史的文章。《巴黎晚報》被貝當主義束縛了手腳，不過與那些巴黎的報紙，例如馬塞爾·德阿控制的《作品報》比起來，《巴黎晚報》有時還算不那麼卑鄙。
他和弗朗西娜之間的關係沒有破裂。加繆正準備返回阿爾及利亞。然而，在他寫給弗朗西娜的「我對你沒什麼好說的」這句話里，裂縫似乎正在擴大。9月6日，加繆給弗雷曼維爾寫信：「到處都有人失業，《巴黎晚報》更是解僱了一半的員工。他們暫時還用得著我，但解僱可能只是個時間問題。」他準備去里昂，還準備為尚在阿爾及利亞的弗雷曼維爾也找一份工作。克洛德也許可以將自己在阿爾及爾的印刷廠重新辦起來，他可以去奧蘭找弗朗西娜，她一定會提供幫助的。「另外不知你是否願意做排版編輯？這份職業還比較乾淨，報酬也不錯。」然而兩人的打算正相反：克洛德想來法國，阿爾貝卻希望回阿爾及利亞。現在他的政治信念已經確定，還準備理順自己的個人生活。他已經選擇了弗朗西娜，打算與伊馮娜分手，至少在寫給她的一封信里是這樣說的。他又採用了父輩的口吻，這是典型加繆式的表示分手的修辭手法：「再見了，我的小姑娘。你離我那麼遠，許多年來我從未像現在這樣感到心慌意亂，但這一切都是我的錯，我希望，真的希望能夠告別一切、忘掉一切。」他清楚這種良好意願的不切實際：「但這兩種希望都是不可能的。」彷彿他想促使伊馮娜代他作出決定：「我希望你不要給我回信。」彷彿他同時又在否認自己剛剛寫下的話：「只是試著不要忘記我。」
孤獨一人待在巴黎的加繆此刻覺得自己不是與法國政府，而是與法國人民休戚與共。6月9日，兼有報社董事-經理和新聞部長雙重身份的讓·普魯沃斯特向拉扎雷夫下達了指令，要求他將《巴黎晚報》的絕大部分人員疏散到克萊蒙-費朗。政治家皮埃爾·拉瓦爾是個做事深思熟慮的商人，他建議疏散的各家報紙使用他手下《箴言報》設在克萊蒙-費朗的印刷廠，他還向社會黨的《民眾報》和保皇黨的《法蘭西行動報》提供了同樣的幫助。加繆和部分技術人員接到遷往克萊蒙的命令。6月10號、11號和12號三天里，幾輛小型卡車和小汽車載著記者、排字工人、校對員和會計人員離開了巴黎。14號，德國軍隊已經踏上了香榭麗舍大街。這一天，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爾人加繆感到自己「真正成了法國人」。帶著對飛機轟炸的恐懼，以及從潰退轉為戰敗的悲傷和恥辱，兩三百萬法國平民與軍人以及荷蘭和比利時的難民踏上了逃亡之路。電話通訊被切斷了，斯圖卡飛機朝著絡繹湧向南方的人流俯衝轟炸。少數勇敢和指揮不亂的法國部隊還在堅持抵抗，其他部隊則潰不成軍。沿途的農民向遲鈍獃滯的逃難者提供住宿和補給，還有一些人則賣水給他們。《巴黎晚報》會開車的人都被動員起來，加繆駕駛著一輛小汽車，身邊坐著一位女校對員。他在夜裡開車以躲避轟炸。車子冒著煙，靠一點點汽油、機油和水開到了克萊蒙的若德廣場。勒涅夫看見加繆急忙跑向後備箱：他的行李箱和《局外人》手稿在裏面安然無恙。九九藏書
在加繆眼裡，「這座城市完全就是《噁心》里的背景」。儘管和薩特筆下的布維爾一樣灰濛濛的，但克萊蒙仍然有其魅力。拉扎雷夫在此安頓下了報社的150名員工。加繆與勒涅夫住在同一個房間。《巴黎晚報》幸免於難的人員在布拉坦街《山嶽報》報社重新聚集，身邊時常能碰見一些巴黎人和斯特拉斯堡的大學師生。到此匯合的還有一些記者，包括加繆的朋友夏爾·貢波、阿達貝爾·德·瑟貢扎克，以及報社秘書弗朗索瓦絲·吉魯和雅尼娜·托馬塞。《山嶽報》報社後面有一家瘋人院和一座大鍾，有個瘋子整天在叫喊。在克萊蒙停留了十來天後，《巴黎晚報》的人員接到了繼續撤退的命令。此時法國政府從圖爾遷往了波爾多，菲利普·貝當元帥於16號夜裡成為了總理。加繆沒有聽到戴高樂18號晚上的廣播講話，他正開車前往波爾多，一連三天「夾雜在逃難的人群和潰敗的軍隊中」。
薩拉瑪：
無論在里昂還是巴黎、阿爾及爾，加繆都喜歡印刷這一行當，喜歡紙張濕潤的氣息，還有鉛字、油墨，以及工友們的那種夥伴關係。排版工們大多有文化，動不動就請願，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他們是工人中的精英。知識分子經常談論的工人在報社裡就可以找到。加繆開心地參加「阿拉」活動，大伙兒唱著本行業的歌曲或者警衛隊之歌，為某個工友的健康乾杯。這些避難者相互鼓勵，最初他們並不被裡昂人接納。加繆上的是夜班，夜裡兩點至凌晨五點之間下班回家。他沒有打字機，已經完成的《西西弗的神話》是由弗朗西娜幫他手抄。他還想對其再作一些刪減。這部隨筆其實也反映了他本人在1940歲末的生存狀態，如果重讀一遍他就能意識到。篇首是一句簡潔的開場白：「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篇末也是一句簡潔的結束語：「這醜陋動蕩的世界，連鼴鼠居然也懷揣希望。」
到達里昂后，加繆終於正式宣布與西蒙娜·伊埃離婚。他曾經答應弗朗西娜一離婚就會娶她。他對各位朋友和熟人的現狀作了一番分析。他們中有些人已經被殺害，例如阿爾及爾的一位共產黨同志馬克斯·貝拉爾；彼亞在徒步穿過法國后也來到了里昂；他曾經屬於被大部隊遺忘在巴黎地區某處森林里的一個連隊，沒有被敵人俘獲。停戰之後的法軍不再留用他，在非佔領區把他遣散了。他重返巴黎，試圖到麥迪遜旅館取出加繆的行李，但發現附近有警察和德國人，於是重新離開。好消息是，在桑斯被捕的馬爾羅驍勇越獄，已抵達蔚藍海岸。朱阿夫第三軍團中尉伊夫·布爾儒瓦則被關押在德國。
阿爾貝和同行們一起散步、喝酒、觀看奧弗涅的年輕人在山裡慶祝聖-讓節。當地人和逃難者一起排隊領取麵包、肉和咖啡。物資匱乏導致了黑市的出現。三歲以下的孩子每天的麵包定量是100克，12歲到70歲的人每天定量300克。糖、麵條、大米、人造奶油都是限量配給，隨後牛奶也開始憑卡供應。軍需庫存能夠出售部隊的香煙，這已經很好了，因為加繆的煙癮很大。在改為遣散九_九_藏_書中心的格里博瓦爾軍營周圍，一些頭戴橄欖帽、身穿風衣或者平民衣褲的軍人到處閑逛。《巴黎晚報》的普通員工去不起供應豐富但價格昂貴的餐廳，於是就時常合夥做飯。加繆常去勒涅夫的兄弟和另外兩個朋友住的那個小房間搭夥。大家都看不到前途。加繆在市中心遇到了皮埃爾·薩拉瑪，當年阿爾及爾大學同學米莉亞姆的兄弟，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些豐特奈-勒孔特步兵學校的二年級學生。
8月，政治局勢更加明了，受德國人排斥的洛林人被驅逐出該省，洛林和阿爾薩斯一樣被划入德國的行政管轄範圍。維希政府解散了共濟會，夏爾·戴高樂被缺席判處死刑，巴黎開始出現的法奸分子為8月5號開幕的一個名叫「猶太人與法國」的展覽搖旗吶喊。首批抵抗戰士之一科謝將軍讓人散發一份傳單，上面寫著：「警惕，抵抗，團結。」加繆對弗雷曼維爾常說：「在這裏已經無法生活。到處都能聞到怯懦的氣息。」還有：「不要放棄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會出現轉機的。」
「軍服很漂亮，」加繆對薩拉瑪說，「咱們去喝上一杯。」
7月1日，貝當在維希安頓下來，並於10日讓人宣布自己是法蘭西國家元首，這在加繆看來是「這場瘋狂」中一個奇怪的插曲。一連幾天，他感覺自己又「失去了工作」。《巴黎晚報》將解僱一批人，他認為自己會是其中之一。等待期間，他還剩下兩千法郎，可是等待什麼呢？沒有火車，與北非的交通已經中斷。他向伊馮娜解釋說：「假如還有船的話，我會步行十天去馬賽搭船。在這裏生活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事。」相比之下，他現在更反感的是政治氣候而不是布伊·德·多姆地區令他難受的陰沉天氣：「無處不在將我包圍的不僅僅是克萊蒙-費朗這座醜陋的城市，而且是人的怯懦，……想到我們現在將要經歷的生活就難以忍受。我知道，對於一個自由的人來說，除了遠走高飛或者沒有結果的反抗之外，別無其它出路。現在只有一種道德準則，那就是勇氣，它可以讓我們評判那些傀儡和那些聲稱代表人民說話的夸夸其談的傢伙。」貝當在廣播里不停標榜自己獻身法蘭西，併為戰爭的失利辯解。加繆在筆記中寫道：「我在這裏感到窒息。」
8月5日，他給尚未與他團聚的弗朗西娜寫信：「我對你沒什麼好說的，對你的來信無法作任何回答。我完全不想談我自己，也不想談任何事情。唯一能說的是：《巴黎晚報》要我留下來直到8月15日，到那時我就解脫了，……我將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職業，他們準備給記者以某種『身份』，而我不幸地認為那種身份是可恥的。另一方面，他們又把所有的猶太人都驅逐出境，甚至那些曾經為國而戰的猶太人。我只能另覓一份職業。……我希望你也幫我儘快找一下，不管是到農場幹活還是做買賣還是隨便什麼都行。我尤其希望你幫問一下皮埃爾·加蘭多，看他是否願意跟我一起干點什麼。我想依照當前情況，我們能夠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下一些土地，即政府特許經營的土地。皮埃爾可以在那邊打聽一下。我不怕工作辛苦，如果是一份自由工作的話。我更希望與皮埃爾而不是別的什麼人一起干。就這些。不過時間緊迫，希望你能認真對待。我一切都好，擁抱你。」
德軍佔領了波爾多。加繆在新聞界的極度混亂之中清楚眼下的局勢意味著什麼，6月22日停戰協議簽訂之後三天，他在日記中寫道：「眼下生活在法國對於有思想的人來說不啻于生活在地獄。」他對郵局的通信檢查保持著警惕，在信中對伊馮娜說：「我沒有必要告訴你我的想法以及我在什麼地方。」他認為自己和報社同仁將「重返巴黎，在佔領軍的眼皮底下辦一份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