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流亡
5月4日，什麼大話都敢說的《巴黎晚報》在頭版報道說盟軍「不損一兵一卒地」從挪威撤出。這種鼓舞人心的標題新聞只有打過仗的老兵才會明白：「因為有加里波利的撤退，才會有薩洛尼卡的勝利。」無論報紙的編輯部還是法國軍隊的參謀部都信息不靈。新聞檢查變得兇狠起來，《巴黎晚報》上經常開著天窗，於是各種謠傳謊言在巴黎和倫敦四起，既有無心的，也有故意的。《巴黎晚報》用大字標題告誡讀者：「警惕那些『消息靈通』之人。真正了解情況的人是不會開口的。」要麼，大家都應遵從一個非常精彩但是不符合新聞業精神的原則：「正在打著呢，保持肅靜。」
雅尼娜覺得拉扎雷夫和保羅·布蘭基耶說話太愛大聲嚷嚷。與加繆一樣，她和妹妹勒內也經歷過貧窮。她們曾住在克利希的一套小公寓里，父親是巴斯克人，曾做過樂隊指揮、工程師、軍人、音樂家……他拋棄了妻女，那時雅尼娜只有八歲。兩個女孩兒住在外婆家，外婆是巴黎中央菜場的商販。雅尼娜曾在費爾南·納唐出版社工作。一天晚上，她在林蔭大道的「克里佐」跳舞茶室遇見了加斯東·伽利馬家的一群人。作為出版商的伽利馬對電影也感興趣。那一天，加斯東、他的妻子讓娜、侄兒皮埃爾和米歇爾及其姐妹尼科爾委託路易·達尼埃魯上前與這位漂亮的年輕女郎搭話，他邀請她跳華爾茲，激動得不留神踩了她的腳，隨後又將她介紹給包廂里的人。雅尼娜雖然只讀過三分錢小說，但是知道伽利馬代表著什麼。
加繆與排版秘書和排版工們親如兄弟。他做這一行的時間不長，還需要學習，他懂得傾聽。科克蘭冒出一句難聽的話：「我可不想跟一個肺癆一起幹活！」勒涅夫在桌下踢了他一腳，把他拉到了一旁。科克蘭向加繆道了歉，他們成為了朋友。加繆在科克蘭家吃意大利麵，卻從不向他透露自己在寫作。加繆與記者很少來往，只是偶爾碰到像凱塞爾這樣的大牌記者，或是羅歇·瓦楊等工作很輕鬆卻待遇優厚的普通記者。與技術工人在一起，他感到更為自在。雅尼娜·托馬塞是個嗓音動人的漂亮姑娘，年紀20歲，是拉扎雷夫一年裡換的第三個秘書，她在為被大家叫作波波的波萊特募集結婚禮物時，注意到了阿爾貝這個穿粗呢上衣抽香煙的帥氣年輕人，便上前與他攀談。他打趣說：
「您從不和我打招呼，現在卻跟我要錢。」
和彼亞一樣，加繆成了排版編輯，月薪3千法郎，每天只需工作5個小時，待遇不錯。報社老闆皮埃爾·拉扎雷夫和埃爾維·米勒為他們376000法郎的年薪感到驕傲，這在法國報界是最為優渥的待遇了。
法國置身於對德國宣而不戰的奇怪戰爭中。巴黎的婦女、兒童和老人被疏散到諾曼底、布列塔尼、都蘭和南方。政府印製了配給券卻不發放配給品。有段時間，商人們無權銷售酒和牛肉，4月1號到10月15號停止市政供暖，餐館被告誡向每位顧客只出售一份肉菜，去骨肉為100克，帶骨肉為150克，此外還取消供應花式麵包以及高檔或速溶的牛奶巧克力。軍需總長宣稱法國軍隊將是世界上著裝最好的：護腿套將代替綁腿布。《巴黎晚報》頭版報道，那些朝著勝利大踏步邁進的將軍們紛紛獲得勳章。在未能擊落德國空軍的飛機和打亂德國裝甲部隊時，英國皇家軍隊參謀長艾倫德賽勛爵一直不厭其煩地重申：「只要德軍完好無損，危險就會始終存在。」經常有警報拉響，舉行防空演習。一些共產黨的議員受到審判，警察在追捕共產黨員，對這些《巴黎晚報》只作報道不加評論。大部分被徵召參戰的共產黨員已經重歸部隊。《巴黎晚報》刊登出法軍參謀部寥寥數語的公告：3月18日晚第394號公告：沒有任何戰事。3月19日晨第395號公告：沒有任何要事發生。專家們推敲著這些表述的細微差異。《巴黎晚報》上沒有出現不和諧的論調，也沒有《共和晚報》式的戰況分析。按照該報紙所相信的，法國空軍將消滅德國空中力量，梅塞施密特式飛機、多尼爾式飛機和亨克爾式飛機將一串串被擊落。3月20日，在議會成為少數派的達拉第內閣辭職，保羅·萊諾當上總理，達拉第就任國防部長。萊諾的言論讓加繆感到好笑，尤其當他宣布所有不工作的人將被「搗碎」時。
5月15日，荷蘭軍隊投降。古德里安將軍的裝甲部隊已於三天前抵達色當。《巴黎晚報》解釋說，敵人每天都要損失超過一百架飛機。潰退開始了。為了給老百姓打氣，《巴黎晚報》接二連三地刊登一些愚蠢內容。這份左右為難的報紙的最奇怪之舉，是在頭版上方的標題旁邊刊登一些標題新聞，讓人常常聯想起《阿爾及爾共和報》。這些不諧調的標題新聞就像是彼亞的香水被加繆拿來噴洒：「法國在這場博弈中擁有足夠的王牌，無需弄虛作假。」這些付印之前才確定下來的標題新聞可以避開新聞審查官和報紙總編室的審查：「丹麥王子哈姆雷特面臨生存還是毀滅的抉擇」，「自從在挪威冒險之後，希特勒開始信奉一句新的格言：無需顧忌。」彼亞和加繆的消息來源並不比其他觀察家更多。
他不願意繼續搞新聞，因為與目前的文學創作無法協調：「與一般人以為的相反，從事創作的人（我說的是那些大藝術家，而不是報道文學新聞的記者）幾乎都是崇尚行動的人，他們選擇了文學這種行動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意志。」這時他想到的無疑是馬爾羅。一個有關時局的插曲：「希特勒曾經夢想當畫家，可他缺乏才華，只能去做獨裁者。」加繆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這樣做當然要付出代價。蕭伯納曾經談到過真正藝術家的那種無情的冷漠，加繆的想法也是如此：「為了創作，必須讓心靈變得堅硬一些。」他不相信天才：「至於普通才能那是另一回事，它可以通過工作獲得。」
全身心沉浸在《局外人》創作中的加繆此時就像「在一根繃緊的繩子上」跳舞，處在「一種既充滿激|情又孤獨的緊張狀態中」。感到沮喪的他給弗朗西娜寫信：「剛才我把自己寫的小說全文重讀了一遍，卻被倒了胃口，感覺一無是處，而《卡利古拉》也好不到哪兒去。從我想寫的頭幾行文字就可以判斷我能做什麼。我悲哀地放下稿子，就有點像已經向它屈服了。這樣的狀態可不好。」隨即他的情緒又轉好了：「很多人邀請我，希望約我聚會，五次中我最多答應一次，其他都被我拒絕了，但對此我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因為要創作就必須這樣，況且我是懷著巨大的快樂在寫作的。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勤奮工作。在這間簡陋的房間里，我獨自一人，感覺疲憊。我不知道是否正因為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或者為了抗拒這樣的環境，我寫下了自己想寫的東西，並能很快地判斷自己究竟有無才能，然後作出一個決定。」read.99csw.com
他把自己寫的文章、劇本和小說手稿寄給在奧蘭當小學教師的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由她幫忙打字，並與她保持著通信。作品完成後他有了一種踏實放心的感覺，可是又不斷地、幾乎每一分鐘都在由相對滿足變成完全懷疑：「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日積月累寫成的東西是獨一無二的，可有時候又因為自己想要表現的東西與實際寫出來的東西之間的差距而感到沮喪。我也許在做一件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情。不過在某些時刻，我能感覺到自己充滿力量、無比清醒。」有哪位創作者能從整體上正確地認識自己的作品呢？「現在我不再作任何判斷，而是像個聾子一樣工作，結果如何到時候自然會見分曉。可笑的是，置身巴黎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其中大部分是自命不凡之人），我卻在跟自己筆下的人物相處，而保持住自己的本性，這能讓人感覺到一種奇怪的力量。」
喬治·鮑里斯主編的《光明報》刊登了加繆的一篇文章，對莫里亞克尋找巴萊斯後繼者的一篇文章加以評論：應該把馬爾羅、蒙泰朗、阿拉貢、德里厄·拉·羅歇爾看作是巴萊斯的後繼者嗎？作為強有力的宣傳者，他們都可以歸入巴萊斯一派，但是加繆將蒙泰朗、馬爾羅與巴萊斯區分開來：前兩者將巴萊斯「只是在書本上讚美的」道德規範轉化成了「一種令人振奮的生活法則」。加繆也在尋找自己的法則。
加繆留下來的筆記中沒有任何關於當時事件的記載，但他的書信表明他對當時的局勢並非無動於衷。1940年5月1日，他在給伊馮娜的信中說：「我從報社給你寫信，正置身於一片瘋狂時局的中心。成千上萬的人將會死去，真叫人感慨唏噓。」加繆仍然還想參軍：「這個月我還會再去一趟體檢複查委員會，至於能否被批准我已經無所謂，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所要經歷的生活，無論上戰場還是待在巴黎都可以實現，至於會不會死亡則毫不重要。今天早晨響起了警報，汽笛聲、飛機的轟鳴和防空炮火聲將我驚醒，但是隨後我又困得睡著了。周圍的人在尖叫著，個個緊張不安。」
《巴黎晚報》的工作時間安排有所變動，但他上班的小時數沒有減少，只有星期二休息。他很難過弗朗西娜不來巴黎與他團聚，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他小說中的背景將他帶回到地中海另一邊的王國：「我想起了自己小說中的一句話：『那邊，那邊的夜晚也一樣的寧靜而憂鬱。』」他想念著阿爾及爾和奧蘭的夜晚：「我是多麼渴望重溫那種海邊的寧靜啊。」是渴望工作之後的寧靜休憩嗎？眼下他打算在巴黎，或者至少在法國，度過1940年的歲末，以及1941年的夏冬兩季，然後返回阿爾及利亞，「重新找回那片綠色的天空」。
加繆很平靜地回答：
加繆是冒著風險應聘的，因為要通過一個星期的試用期。《巴黎晚報》的發行量約為一百萬份，比《阿爾及爾共和報》要大得多。17號是星期天，加繆從早上6點工作到11點半，「進展順利」。他到達巴黎時正值一股寒流席捲歐洲，塞納河上漂著冰塊。他給各處的朋友寫信，說現在乾的是技術工作，不僅有趣，而且「毫不費力」。他負責排版，埃爾維·米勒認為這個年輕人講究的是美觀，對新聞的質量本身卻不關心，不過他的版面確實做得非常漂亮，而彼亞顯得要更為專業一些。加繆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和思想的純潔，他不覺得自己需要對《巴黎晚報》的內容負責。他的一些朋友如蓬塞等是忠實的左翼人士，像莫拉斯一樣將這份報紙戲稱作「垃圾場」，加繆對此不置一詞，他就像在兵工廠幹活的工人會說的那樣：「我又沒有打槍。」作為法國新聞界最大的一家報紙，《巴黎晚報》並不完全像其詆毀者說的那樣墮落。按照報紙擁有者兼經理讓·普魯沃斯特以及拉扎雷夫和米勒的意願，這份報紙的辦報方針只有一個，就是依順掌權者，而不管是誰掌權。它給自己確定的使命是作一份溫和的商業類報紙，因此本能地站在了對自己有利的政府一邊。
「當然！」
5月底，《巴黎晚報》的部分編輯和行政人員遷往南特。加繆留在了巴黎，「……在幾乎荒涼的報社裡，乾著雙倍的工作。巴黎死寂沉沉，危機四伏，人們回到家中，等待著隨時可能響起的警報或者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走在街上，我會隨時被人攔住檢查身份證件，這種氛圍真是太美妙了。」此時彼亞已經作為士兵被徵召入伍，隸屬第211步兵營第20連第3排，駐守麥松-拉菲特。
加繆到拉丁區和14區散步，有時會遇見幾個金髮女大學生，此刻他思考著自己的命運：「什麼！這輩子就做個記者，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可我還想要什麼呢？為什麼要為自己未曾經歷過的生活而遺憾？」然而他的確感到遺憾。他希望能有幾種不同的生活，一種與弗朗西娜的生活，一種與伊馮娜的生活。待在旅館時，加繆繼續著自己的小說創作；到了報社，他眼前晃過的是一篇篇文章和報紙清樣。「有人告訴我說炸彈已經開始落到了巴黎。——能活著真是美好。」他在書信中逐條記載了關於自己孤獨感受的片斷。他在等待弗朗西娜。如果可能他希望伊馮娜也能在身邊。「昨天晚上，……我在蒙馬特的一家餐館吃飯，旁邊有個老先生費了好大勁才在菜單上找到了不帶加菜的套餐。我對面是一個拉小提琴的義大利人，個子矮小，髒兮兮的，喝起湯來狼吞虎咽，連裏面的乾麵包塊都不嚼，我要像他那樣就會胃痛，而他看上去已經習慣了。另一側有個相貌醜陋的姑娘，她那眼神衝著我，讓我頭昏腦脹。每個人都在嚼著東西，拿鼻子嗅來嗅去，緊巴巴地掂量著錢包。我便思忖自己為什麼會在這種地方，為什麼會願意與這些令人厭惡的傢伙為伍。」加繆既想遠離這場愚蠢的戰爭，可同時又想要戎裝從軍。他不是貪生怕死之人，也不會故作姿態。他又提到了自己糟糕的身體，令他「厭惡」的健康狀況。他比以前更瘦了。在阿爾及爾時，他的皮膚曾經是棕色的。眼下他唯一的樂趣就是寫作。他記下了幾件讓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前天，住在我樓上的那個女人從陽台上跳樓自殺了，現在院子里到處都還是血跡。她在咽氣時說：『總算解脫了！』其實活著也好不到哪兒去。」他在4月份的一則筆記中寫道：「在《巴黎晚報》能感受到整個巴黎的心臟，感受到它那小市民的猥瑣頭腦。雖然狹小閣樓變成了堂皇大廈，但是人的心靈卻沒有改變。一顆腐爛的心靈。」rｅａd.99ｃsｗ•ｃoｍ
在他身上，懷疑離沮喪只有一步之遙。5月13日他在信中將內心想法告訴了弗朗西娜：「……今天早上我不當班。我把寫好的小說放進抽屜，然後拿出了哲學隨筆準備構思。想到要投入那麼多的精力和心血我就覺得害怕。面前擺著的這些創作筆記、觀點之類已經讓我茫無頭緒，而且我也擔心寫作構想過於龐大，會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事實上，它可以說是對我整個一生的總結。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我要寫的東西的價值恰好就在於其非同一般的規模。如果我做不到，那麼我就只配去汽車行業找份工作干，由於我在那方面並無抱負，所以就必須克服眼前的一切困難。不過話說回來，要是無需克服任何困難、順其自然那該有多好。」加繆還在考慮其它一些計劃：「我和夏里耶打算創辦的那份刊物也牽扯了我一些精力，他老是催著要我在巴黎辦。不過這裏的生活使我得以思考很多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如果我敢這麼說的話。一方面，我並不贊成夏里耶那種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處事方式，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開始投入任何事情或者提出任何建議之前，應該首先搞清楚我們究竟想要什麼。我對有些事情無疑是有把握的，你知道我指的是什麼。但我認為要重新創辦一份刊物需要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更為堅定的信心才行，這需要時間。我覺得保持沉默是目前唯一明智的做法，首先因為它比其它方式能夠更好地傳達出我們所感受到的輕蔑，其次因為它讓我們得以思考，對我們想要達到什麼目的看得更清楚。只不過，一旦有了哪怕一丁點兒的確實把握，就應該立即行動，哪怕為此付出全部代價。無論以前還是現在我都是這麼認為的。因此我要寫信告訴夏里耶我不想創辦一份刊物或者組織一場運動，這一點非常明確清楚。」在同一個信封里，他還加進去一封14號的信，那天正值德國空軍轟炸鹿特丹：「你說得對，卡夫卡總是說同樣的話，然而真實的事情總是重複乏味的。他需要有耐心的讀者，歸根到底，那是何等的了不起啊！在寫于昨天、與這封信同時寄出的另一封信中，我大致上回答了你的疑問和你所關心的問題。不過你對我的哲學隨筆始終表現出的偏好讓我覺得有些奇怪，彷彿智性的文字比『外在的』作品更加吸引你，而實際上我知道在任何情況下都並非絕對如此。對於有待完成的工作，我感到有些焦慮。眼下我就該主題寫的一切東西都讓我喜歡——因為我體驗到某種持續不斷的激|情——我覺得，這些文字的語氣是不可能平淡的，即使論題枯燥、給人以緊張感。但我還需要將這些文字統一為一部作品，讓後續論述的種種細微差異和情感表達都擁有同一張面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有持續不斷的洞察力，當然這純粹取決於我願不願意那麼去做。但是這些思考並不能減輕我的擔憂。」
加繆既雄心萬丈又無比謙遜。《巴黎晚報》的平庸既令他受到打擊，又為他提供了保護。無論如何，他的筆不會為其寫作。這份報紙被迫更多地關注國際政治局勢，減少了對小市民讀者趣味的照顧。這年三月，羅斯福的特使薩摩·威爾斯試圖在交戰國之間進行斡旋，但是未能取得成功。芬蘭與蘇聯媾和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布倫納山口舉行了會面，德國、英國和法國繼續著奇怪的戰爭，人們將這種局面稱為「白色和平」。德國人入侵了丹麥和挪威，英國人與法國人在挪威登陸，擅長口號宣傳的萊諾宣稱「通往德國的鐵路已經被切斷」。《巴黎晚報》的辦報方針仍然不變：捍衛祖國，站在政府當局的立場說話。4月20日，在法國三千名阿爾卑斯獵步兵抵達挪威的第二天，外交部一位前部長伊萬·戴爾博斯聲稱這次遠征「對於盟軍是一次戰略勝利，對於中立國則是一次力量展示」。22日，《巴黎晚報》頭版用大號字宣布盟軍奪取了挪威的重要基地，然而就在同一天，盟軍卻在利勒哈默爾被擊敗。和大多數其它報紙一樣，這家報紙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報界開始胡說八道，尤其當德國國防軍入侵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時候。
加繆想要參加打仗，他在給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的信中說：「倘若可能，我會考慮加入東部前線的非正規部隊，開拔赴敘利亞戰場，這當然不是出於什麼信念，而是因為我寧願如此也不願待在愚蠢的法國軍隊里，你可以想象我如果待在普伊或者弗朗什孔岱會是什麼樣子……」
《巴黎晚報》的一位主編接待了加繆。當著負責排版的編輯達尼埃爾·勒涅夫和亨利·科克蘭的面，這位主編說：
「我們這裏可不搞政治……」
儘管普瓦利耶旅館很有魅力，加繆還是搬到塞納河左岸，在第6區的麥迪遜旅館租了一個房間，這家旅館對面就是聖日爾曼-德普萊教堂。他全身心投入到正在進行的寫作之中。一則創作筆記：「1940年3月。面對茫茫人海，個人主義越來越成為唯一的反應。」
5月22日，加繆仍然還能與弗朗西娜通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威脅日益逼近，巴黎的局勢更加令人恐慌。為了完成工作，直到6月15日我還在賣力幹活。我必須告訴你，我本想隨後再嘗試一次入伍，但局勢發展太快，我覺得已經無法將內心的衝動更多用於文學創作，因為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這幾天在徵召志願者赴前線駕駛救護車，但必須自備給養。我已經提交書面申請，但是希望能被當作無需自備給養的二等兵對待。我正在等待答覆。我知道這個決定會讓你難過，但9月份的時候你就已經理解了我的心情，那種心情現在依然未變。這場戰爭自始至終都是荒謬的，但是，當一場遊戲變得致命的時候，我們已經無法抽身離開。我曾經給自己定了一個工作期限，希望隨後能夠自由地盡情享受生活，那當然是一種尋求安逸的想法。如果我的申請得到批准，我將在混戰之際結束工作，對此我確信無疑，就像我待在安靜而孤獨的巴黎也會做的一樣。一旦事情定下ｒｅaｄ•９9ｃsｗ•cｏm來，我就會要求你的幫助，我會把有關三部手稿的詳細『指示』寄給你。」
加繆喜歡愛的感覺，就像喜歡電影和書籍一樣。在巴黎的各家劇院，他還沒有發現任何稱得上是「作品」的劇目。他像個「絕望者」一樣寫作，經常發燒，頭部劇痛，全憑意志在支撐著自己的身體。「我有事業要干。」他和弗雷曼維爾推心置腹地談到自己的創作計劃：「你知道，在《婚禮集》的『音階練習』之後，我覺得可以開始自己計劃要做的事情了：關於荒誕的藝術創作。我曾經告訴過你：這一創作計劃分為幾個階段，每個階段用不同的手法表現，其系列作品則會形象地說明荒誕之人在生活中遭遇的後果。我可能還說得不夠清楚，簡言之就是更為具體、更加形象。我已經開始了第一階段的創作，正如你知道的，劇本《卡利古拉》已經完成；小說《局外人》——你曾經看過第一章——寫了四分之三；關於荒誕的論著完成了一半，今年夏天我將同時做完這三件事（《卡利古拉》還要再作一點修改）。」加繆有著長遠的規劃：「之後我將開始後續的創作。你能看出這一切還只是個大概計劃，不過這是我多年來第一次意識到所有自己想要做的究竟是什麼，並且確信能夠將其完成。」這個曾經歌頌幸福的人此刻想到的是：「至於幸福嗎？還是別提了吧。」他委婉地暗示：「雖說我的生活很複雜，我卻從未停止過熱愛它。眼下我的生活與作品完全吻合，我懷著同樣的激|情同時應對它們。」是的，眼下的獨處和暫時的分離勢在必行：「人生的帝國有時可能坍塌，並在一定程度上將我們壓垮，因此必須重新開始生活。如果我們必須就此死去，那也只好聽天由命。」出版商夏爾洛希望向加繆和弗雷曼維爾收購他倆創辦的曇花一現的卡菲爾出版社，有什麼不可以呢？加繆現在已經習慣了巴黎，打算在這裏住上三年，他明確告訴伊萊娜·吉昂，在那之後他將重新開始「流浪猶太人的卑微生涯」。從巴黎回望，奧蘭有著許多的魅力。「現在的阿爾及利亞應該是到處鮮花盛開」，加繆為之神往。雖說巴黎有個把馬爾羅和幾個「的確非常不錯的傢伙」，但那些「假藝術家、裝腔作勢之徒和毫無價值的思想家」又該有多少？加繆差不多寫完了《局外人》。「有誰能懂得『局外人』這個字眼的含義呢？」作為一個客居巴黎、全身心投入到創作中的局外人，他寫的小說真有著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深意嗎？眼下他完全用不著為別人寫東西，尤其用不著為《巴黎晚報》寫東西。「時勢變化實在太快，唯一明智和勇敢的態度就是保持沉默。可以利用這段戰爭時期進行思考，以便為未來作準備。」加繆不喜歡做循規蹈矩之人，早晚他會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且將居高臨下地說話。這位默默無名的排版編輯並不打算真的沉默：「除了想要做點事情以外，我並沒有什麼雄心。不過假如我也要渴求『名聲』的話，那是為了在某些時候將其派上用場，比如說，戰爭開始那會兒如果我有名聲就會大有幫助。」眼下在巴黎，他所能做的是「等待和寫作」。
德軍繞過了馬其諾防線。5月25日的《巴黎晚報》刊登出感人的消息：「我軍已經抵達亞眠郊區」——彷彿法國軍隊已經攻佔了埃克斯-拉夏佩爾！拉扎雷夫還在堅持辦報，而擔任新聞部長的讓·普魯沃斯特則很少過問報紙的事情。《巴黎晚報》聲稱德國空軍「百分之六十的斯圖卡轟炸機」已被擊落，還把敦刻爾克潰退的災難場面描述成秩序井然地登船撤離，好在還沒有完全將其說成是一次勝利。夏爾·戴高樂上校被臨時晉陞為準將，並於6月5日成為國防部次長。10號，義大利向法國宣戰，挪威軍隊投降。佛朗哥宣布西班牙處於「隨時可能參戰的非交戰國」狀態。法國政府開始遷往圖爾。
「您應該去拍電影，」讓娜向雅尼娜建議道，「您會唱歌跳舞嗎？」
晚上7點他接著寫信。《巴黎晚報》在不間斷地出刊，加繆在報社一直待到晚上8點做完最後一次排版。他放棄了和伊馮娜重聚以及計劃中的葡萄牙之行。伊馮娜和阿爾貝曾發誓互說真話，對於伊馮娜在阿爾及爾的一個男人——加繆將其叫作阿勒·卡波納——這位年輕的作家裝作不往心裏去：「我更希望認識他而不是想象他。」他拒絕嫉妒，或者說試圖將其忘懷：「我在想念你。我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和你結婚，和任何其他女人也不會，這一點毫無疑問，跟你尤其不可能。不過我覺得永遠可以和你相伴，時常見到你，和你一道旅行、喝酒，對你懷著慾望，欣賞你的美，如此等等。」他對自己愛著伊馮娜的分析變成了對自己的解剖。現在加繆實現了長久以來的修道院夢想：「三個月來我過著隱修生活，中止了其他一切事情以便把自己想表達的東西寫出來（這段時間里我一個女人都沒碰過，我敢肯定這輩子還是頭一次）。」他帶著憂傷的微笑在信中寫道：「我曾經笑著跟你說過，世界上的事情永遠以同樣的方式開始和結束，我們之間的開始註定是通向墳墓。」
為什麼不呢？正在失業中的雅尼娜介紹了自己的情況，他們提出安排她到《新法蘭西雜誌》幫人代班三天。皮埃爾·伽利馬將自己兄弟的博士論文委託給她打字，他兄弟是當醫生的。雅尼娜與瘋狂愛上她的皮埃爾開始「談戀愛」。不久，她在巴黎火車東站送走了轟炸機飛行員皮埃爾·伽利馬准尉。
由於害怕被人視為可笑或者笨拙，他不敢寫「我愛著兩個女人」。給伊馮娜的一封信是這樣結尾的：「我真想抱吻你又真想背轉身去。」當晚加上的一句附言又說：「我會繼續遊戲人生以便將其輸掉，這就是我想要告訴你的。」他說他再也不會寫這樣的信了。幾天之後，「既出於心血來潮也出於最壞的打算」，他答應說要和伊馮娜重聚，他們將互不干涉地生活，這也可以看作是某種意義上的忠誠。沒必要在無謂的痛苦中糟蹋掉各自的人生。撰寫這些書信時加繆又成了昔日的道德作家和哲學家：「至於剩下的事，就讓荒誕之神看著辦吧，你知道他既高雅又處事得當，對人有些嘲諷，要懲治起誰來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的信條是決不要拒絕受到懲治，遭到厄運就要懂得忍受。」阿爾貝解釋說他寫的小說在某些方面與伊馮娜「有相似之處」，他打算10月份將其與哲學隨筆和劇本一起拿去出版。
1940年5月1日，距德軍發起總攻擊之前10天，距盟軍從敦刻爾克撤退之前16天，加繆悲喜交加地給弗朗西娜寫信說：「我是在深夜給你寫信。我剛剛寫完了自己的小說，因為太激動而難以入睡。我的工作當然還沒有完全結束，有些地方還需要修改、補https://read.99csw.com充和重寫。不過我畢竟寫完了整部作品，畢竟寫完了最後一句話。為什麼此刻我首先想到要給你寫信？現在手稿就放在我面前，我想起它消耗了我那麼多的精力和意志，要求我那麼專心致志地投入，為了沉浸在它的氛圍中，我犧牲了其它的想法和慾望。現在我尚不清楚它究竟有多大價值。近來有些時候，小說中的一些句子、它的語調、它所表現的真實像閃電般從我身上穿過，對此我極為驕傲。然而另外一些時候我從中讀到的只是一堆灰燼和笨拙的表達。我的整個身心都被這部小說佔據了。我要把這些手稿放進抽屜里，然後開始寫作我的哲學隨筆，半個月後再把小說拿出來修改潤色，之後我會找人幫我看一下。我不想在它上面再耽擱太久，因為我已經為它花費了兩年的時間，按照我的寫作方式，它已經徹底完成了。近兩個月以來，我每天都在寫這部作品，連夜裡都還要工作相當長的時間。奇怪的是，寫作中途我離開住處去報社上班，回來后居然能非常清楚、毫不費力地接著往下寫。我還從來沒有如此連貫和順暢地寫過東西。眼下我睡不好覺，經常失眠，夜裡醒來有時會清晰地看見往後我要寫的所有作品，就像當前這部作品是在一種聽寫狀態下完成的一樣，彷彿我的創作規劃和我想要表現的世界現在已經歷歷在目。今晚我累得半死。近來我在想《巴黎晚報》的工作是不是讓我疲勞過度，其實讓我勞累的還有這部小說，因為它要求我持續不斷地投入精力，這看起來容易，其實令我疲憊不堪。」
1940年3月16日，星期六，一個令人憂鬱的周末，加繆抵達了巴黎。他吃了東西，又喝了點馬提尼酒，「睡意沉沉」的他看起東西來「更為準確」。彼亞為他在18區拉維尼昂街16號的普瓦利耶旅館訂了一間房，旅館位於蒙馬特高地，鄰近克利希大街和蒙馬特公墓。在加繆看來，這家旅館「極其有趣」，「應該稱得上是骯髒不堪，裏面住著皮條客和無名藝術家，但是再沒有比皮條客家庭更為布爾喬亞的了，這些先生們和他們的『太太』住在這裏，後者在自己住的這家旅館是不接客的，因為有傷風化。」這家「棒極了」的旅館里到處是告示：「注意遮住燈光！」旅館老闆擔心挨罰，還怕德軍飛機的炸彈。「老闆娘每天早上5點上床睡覺，中午12點之前拒絕照管房客。打掃房間是在傍晚，所有人都認為這很正常，我也覺得理所當然。」他想要借個鬧鐘，一個「冒牌但待人親切的親王夫人」答應借給他一個，「她的派頭好似《四分錢歌劇》里的瑪爾戈·麗庸，抽著煙在房間里不停地轉悠。」他說要回房間去睡覺了，「她回答說我可以放心去睡覺，她會在我睡著后回來，因為她有我房間的萬能鑰匙……，我覺得如此直截了當的行事妙不可言。我回到了房間，對自己還剩下的幾張百元鈔票的用途想入非非。」此時的加繆只打算在巴黎住上一到兩年：「在這裏沒法生活，除了工作就是緊張忙亂。」
拉扎雷夫有他的辦報策略。大牌記者約瑟夫·凱塞爾徒步、騎馬或乘車到前線各處採訪，他與新聞審查機構的爭吵報社隻字不提。拉扎雷夫不喜歡報紙上那些「天窗」，因為它們表明新聞審查機構「阿納斯塔西」曾派人來過。塔羅兩兄弟被派到中東，皮埃爾-讓·羅內偶爾寫幾篇文學短評，遠不及《阿爾及爾共和報》那些豐富充實的評論。為了吸引普通讀者，拉扎雷夫在報紙上刊登了大量法國和英國軍人的照片，從普通士兵到將軍們都在照片上擺出自命不凡的姿勢。作為政府宣傳機器的民間分支，《巴黎晚報》宣稱法國擁有「五百個實驗室」正在日以繼夜地研製秘密武器、遠程大炮以及「受無線電控制」的武器。一切德國人能夠想象出來的發明，法國都有辦法對付，因為法國擁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袖珍魚雷。德國的陸海空三軍根本不知道等著他們的將是什麼。
「快走吧，否則不久蓋世太保來到你們樓下。」
這位排版編輯已經能維持生計。在給應徵入伍的弗雷曼維爾的信中，他說自己一直「感覺是在休息」。阿爾貝甚至對克洛德很樂意在上面發表詩作的那些刊物感到失望：「《新法蘭西雜誌》、《精神》之類雜誌糟糕透頂，愚蠢的思想彷彿具有傳染性。」他對《世界》雜誌抱有希望，這是一份由流亡美國的古格里莫·費雷羅主編的義大利語和英語期刊。他經常交往的有兩位作家朋友，妻子讓娜是阿爾及爾人，丈夫恩里科·特拉齊尼是義大利人。在巴黎既憂鬱又令人厭惡的春天，加繆將「靈魂和面孔的平庸」這樣的印象寫進了筆記中。阿爾及利亞人常常覺得住在法國的人面孔沒有表情。對於加繆來說，阿爾及利亞「有點兒像失去的天堂」。他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補償，在一封給弗雷曼維爾的信中說：「我見到了馬爾羅，與他共進了午餐。他的眼睛和某個神態很像你，也許現在更像一點，因為你近來瘦了一些。我在一場秘密放映中觀看了他在西班牙拍的電影，深受震動。能夠發自內心地欣賞一件東西是多麼快樂呀！」他寫了很多的信，在給伊馮娜·杜凱拉爾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感動：「後來，我跟馬爾羅和彼亞相約見了一面，與這位滿嘴口頭語的人待了激動人心的一個小時，他狂熱、缺乏條理，卻擁有讓人驚嘆的智慧。」加繆見到了他心中的偉人之一。他想到了夏爾洛可能會出版的一份刊物，便與馬爾羅談及此事，後者答道：「一份刊物要麼毫無影響要麼有影響，如果有影響它就會被停刊。」
加繆經常到特拉齊尼夫婦家吃完飯。讓娜曾在夏爾洛出版社出過一本書，恩里科是猶太人，其表兄弟翁貝托·特拉齊尼是義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恩里科原本靠做羊毛和羊皮生意維持生計，如今攜妻子來到巴黎避難。許多政治避難者經常出入於他們的住所，這套公寓位於巴黎第9區孔多塞街43號，靠近克利希大街，離加繆住的第一家旅館有三站地鐵的距離。讓娜無法相信就這麼失敗，她將希望寄托在去往馬恩河線的新運輸線上。加繆催促特拉齊尼夫婦離開巴黎：
彼亞1939年曾在《今晚報》工作過，那份秘密的共產黨報紙的發行量是25萬份。現在，《阿爾及爾共和報》和https://read.99csw.com《今晚報》的兩位前社長、主編則在掙錢糊口，先前的上級又成了下屬：所謂編輯部秘書其實就是技術工人。拉扎雷夫了解他們的來歷，對他們寬容而又謹慎，顯然不會把編輯的工作託付給他們干。《巴黎晚報》每期四版，售價50生丁，以外交部的公務員和布洛涅-比揚古的工人為讀者對象。與《費加羅報》、《時代周刊》、《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相比，這份報紙的質量相差甚遠，但是比某些英國的通俗報紙要略好一些。它的撰稿人來源廣泛，其中包括某些法蘭西學院的成員：安德烈·肖梅為其撰寫一些乏味的時事述評，但莫里亞克、布盧姆、喬治·杜亞梅、凱倫斯基、蘇瓦利納、H·G·威爾斯也為它寫專欄。拉扎雷夫還求助於讓·諾安等為大眾喜愛的作者。被加繆蔑視的亨利·波爾多是《巴黎晚報》這塊麵糰里的糖漿，他採訪過教皇。此時的墨索里尼還沒有將義大利投入戰爭，照波爾多的說法，「低調而難以接近的」墨索里尼（說白了：這位法蘭西學院院士未被接見）一直在關注他的作品。
和他筆下的主人公默爾索一樣，想到結婚他就有心理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說，婚姻毫無價值可言。他在小說中剛剛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晚上，瑪麗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她結婚。我說無所謂，她要是想結婚我們就結。於是她想知道我是否愛她。我像上次一樣回答說這種話毫無意義，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大概並不愛她。她說：『那為什麼要和我結婚？』我跟她解釋說結不結婚都毫無意義，如果她想結，我們可以結。再說，是她要求結婚的，我只要說行就完了。她說結婚是件嚴肅的事情，我回答說：『不。』她沉默了一陣，一聲不響地望著我。後來她說話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這個建議出自我同樣眷戀的另外一個女人，我會不會接受。我說：『當然。』於是她在思考自己是不是愛我，而我對這一點一無所知。又沉默了一陣之後，她低聲說我是個怪人，她大概就是因為這一點才愛我，但是也許有一天她會因為同樣的原因而討厭我。她見我一聲不吭，也想不出要再說什麼，便微笑著挽起我的胳膊，說她願意跟我結婚。我回答說她什麼時候願意我們就什麼時候辦。隨後我跟她談起了老闆的建議，瑪麗說她很願意認識巴黎。我告訴她我在那兒住過一陣，她問巴黎怎麼樣，我說：『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膚是白的。』」
阿爾貝同時想念著弗朗西娜和伊馮娜。他向伊馮娜宣稱：「若按常理判斷，我很可能會毀了自己的一生，我想說的是，除非弗朗西娜拒絕，否則我將和她結婚。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結交新女友了。」在同一封信的前面，他還告訴伊馮娜：「我不會說我愛著你……」如此看來，他既不愛弗朗西娜也不愛伊馮娜。是真心話還是託詞？是炫耀還是困惑？是不願傷害女友還是意在相反？……過著單身生活（或者按他自己的說法也許是「微不足道的」生活）的他，在抑制自己對愛的渴望，並試圖對自己非理性的激|情作出解釋：「為了證明我想要創作的東西的合法性，我需要先否認它的存在。」他對伊馮娜懷著激|情並且告訴了她，對弗朗西娜則懷有一種溫情，這一點他沒有告訴伊馮娜。由於想要在女人面前將自己表現得透明坦蕩，他在「愚蠢地自找苦吃」。「不過，和其他一切比起來，譬如我安排自己生活的方式、我可能給別人造成的傷害，以及目前喧囂動蕩卻毫無意義的時局，這樣做並不見得就更糟糕。」
《局外人》中默爾索說的最後一句話是：「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之以仇恨喊叫聲。」加繆處在作家完成作品后的狀態中，既有一種筋疲力盡的欣悅，又帶著厭倦的眼光覺得作品總是不夠完美。他再次流露出帶有反諷的懷疑：「最可笑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高興，要知道這可是唯一能讓我超越自己的作品。我覺得自己可以原諒巴黎的一切，只因為它讓我得以與世隔絕地生活在自己的創作中。」一句消除擔心的咒語：「即使這部作品沒有價值可言，也有寫作本身帶來的快樂，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摧毀的。倘若今晚我不是累得要命的話，那麼此刻我所感受到的就是這種快樂。」自《幸福的死亡》以來，他在寫作上已經取得了進步。默爾索這個人物塑造得要比麥爾索好得多。「不過我想象這部手稿的讀者會和我一樣感到疲憊，我不知道讀者在書中感覺到的那種持續的緊張是否會讓很多人吃不消。」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我有意製造出這種緊張，我知道它存在於小說中。」這位作家對自己的勞動成果也比較滿意：「我不知道這部作品寫得好不好。讓·格勒尼耶告訴我，蒙泰朗向他『非常熱情地』提到了《婚禮集》和我本人。蒙泰朗不知道格勒尼耶認識我，他問格勒尼耶我眼下在做什麼，這讓我產生了待我的三部手稿寫完后將它們寄給蒙泰朗的念頭，並告訴他我希望得到什麼幫助。我想只有他能幫助我將三部手稿同時出版。」其實蒙泰朗和加繆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雖然他們都頌揚體育運動和人的身體，都對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的苦難與屈辱懷有同情，但蒙泰朗是帶著一種貴族的家長式眼光，而加繆對於下層人民則從沒有居高臨下的態度，他是從下層出身的。
默爾索這個人物身上既有加繆的影子，也有帕斯卡爾·彼亞、皮埃爾·加蘭多、本蘇桑兄弟、索維爾·加里耶羅和伊馮娜的影子，雖有相似之處但並不能完全等同。從整體上看，這個人物要高於或者不同於各種成分的總和，作者的創造性想象力賦予了他一種出乎意料的、美妙的、強有力的自主性。瑪麗不等於弗朗西娜。作家加繆寫起小說來掌控自如，作為一個人的加繆卻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默爾索沒有那麼多的思考，加繆卻煩惱重重。默爾索表現出了超越猶太-基督教一般道德觀的自信，加繆卻在尋找出路。默爾索與卡利古拉兩個人物迥然有別，但是都體現了這位懷疑自己並想要獲得自信的作家經過掩飾的願望，他們與加繆都有近似之處。卡利古拉在劇中喊道：「愛情算什麼？微不足道而已。」他還說：「人生的不幸就跟婚姻一樣，你以為自己在作選擇，其實你是在被選擇。」還有：「生活乃是愛情的對立面。……愛一個人，就是要跟她一起變得衰老，這樣的愛情我無法承受。」
加繆在為撰寫自己的長篇小說養精蓄銳。他讓弗朗西娜寄給他創作所需的一切素材，無一遺漏：「我希望你至少保存了《幸福的死亡》的原稿，如果是的話，你仔細讀一遍第二章，我想你會從中找到：1．開頭部分艾馬紐埃爾和麥爾索在碼頭追趕貨車的那個片段；2．所有與『窗邊的星期天』有關的文字。如果這兩部分的確在第二章里，那你就把整個這一章都寄到拉維尼昂街。」弗朗西娜不願來巴黎與他相聚，這令他失望沮喪、十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