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試圖勾勒出一種道德觀的同時，他重新轉向了尼采：「重要的並不是永恆的生命，而是永恆的活力。」藝術家是最為加繆所理解的人。他宣稱創造者將荒誕性推到了極致，就他而言或許如此，但並非所有的藝術家都是如此。他再次提到了自己的形象化哲學，以及他對概念化作家的反對：「表現荒誕的作品要求……一種讓具體事物僅僅表示自身意義的藝術。」「藝術品應該自主地存在」，不應該為了被欣賞而要求解釋。「在任何情況下，解釋和描述都無法窮盡藝術作品的全部內涵。」布拉克曾說過：「應該僅僅滿足於發現，而不要去進行解釋。在藝術上只有一樣東西是有價值的：那個讓人無法解釋的東西。」創作小說時的加繆就曾經思考什麼叫作「局外人」。

加繆在尋找一種生活的教誨，一種超越讓·格勒尼耶的謹慎告誡、超越他曾經讀過的帕斯卡爾、克爾凱郭爾、尼采、舍斯托夫、胡塞爾、雅斯貝爾斯等人思想的教誨。他曾告訴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他為自己重新思考哲學問題感到高興。這部隨筆集更多具有道德意味，而不是哲學意味，或者倫理學意味，如果說道德觀是旨在建立生活準則，而倫理學則旨在分析道德概念、分析對於一個提出諸如建立在上帝或者某種超驗理性之上的道德評判之人而言，是否可能存在某種外在的道德觀。

他將「荒誕的創造」一章的第一節用於討論哲學和小說。他沒有聲稱自己在研究哲學，至少不完全是。他在隨筆集的導言中點明了寫作思路：「本書要討論的是散見於本世紀各時期的一種荒誕感，而不是某種當今尚不為人所知的荒誕哲學本身。」對於寫作隨筆的加繆而言，荒誕是一個起點，是「對某種純粹狀態下的精神痛苦的描述，目前不摻雜任何形而上學或信仰問題。」加繆從不尋求同時使用哲學語言和日常語言的權力，因此任何時候都應該從最基本的意義上去理解他的著作。他認為薩特筆下人物的處境是荒誕的，動員民眾入伍期間張貼的廣告也同樣荒誕。他不僅在戰爭中發現了「荒誕的小神靈」，而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發現了：「有荒誕的婚姻，荒誕的藐視、怨恨、沉默，荒誕的戰爭與和平。」這些荒誕感是誰的體驗呢？加繆在隨筆集中沒有忽視「荒誕」一詞的字面含義：「平時我們說『這很荒誕』，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是不可能的』，但也可以表示『這是矛盾的』。如果我看到一個人手執刀劍去對抗一群機槍手，我會認為他的行為是荒誕的。」當前的時局令他和朋友們都無法理解，從中他看到了「散見於本世紀各時期的一種荒誕感」。這一精神上的疾病，這種內心的和形而上的不自在，從未有人在他之前提到過，更不要說用令人滿意的、真正推論的方式加以定義。加繆靈活運用了多種語調進行表述。法語的詞彙有時顯得貧乏，例如荒誕一詞大致包含了兩個意思，分別對應于英語里的absurd（荒唐的）和nonsensical（無意義的）。加九_九_藏_書繆也許是對荒誕性的各種含義作出區分的第一位法語作家，在不同情況下分彆強調其中包含的矛盾性、虛假性或不合理性。他的論證簡潔、清晰、流暢，試圖達到某種清醒的表述，但是並未做到，只是表達出了上述世紀病的一半含義。將自殺（他正確地暗示只有杜爾凱姆等社會學家才討論過這一問題）看作是哲學唯一嚴肅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斷言是不嚴肅的。哲學家們討論得更多的不是荒誕性，而是靈魂、因果關係、歸納法、本質、存在、超驗性。接受或是拒絕加繆提出的命題，這本身就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生活是否具有足夠的意義，使人不至於自殺？在談論邏輯的同時，加繆並未真正參照形式邏輯，他思考的是一個人行為方式的內在一致性問題，以及道德觀的問題。對於這位隨筆作者而言，荒誕感這一間質性的模糊情感，產生於世界的存在與人尋求理性解釋的呼喚之間。按照加繆的論述，我們在時間的流逝過程中、在看到電話亭里某個人比劃手勢時、在面對無法避免的神秘的死亡時，都會體驗到荒誕感。在世界的非理性與每個思考之人對於明晰解釋的渴望之間，可能會存在著矛盾性。

《局外人》的主人公也無需為自己進行辯解。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寫道：「一個我們可以解釋的、即使是用不恰當理由解釋的世界，仍是一個我們所熟悉的世界。相反，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與光明的世界，人會感到自己是個外來者。」這就是默爾索的世界。這位加繆塑造的第一位重要主人公無疑是一個有著荒誕感的人，因為他不去尋找自己遭遇之事的意義，不作評論與判斷。將文學作品的解釋歸結于故事情節，最後總是會得出不恰當的解釋：包法利夫人？一個不愛自己丈夫的外省女子，後來死了。哈姆雷特？一個深愛自己母親，卻不太喜歡自己叔父和未婚妻的年輕人，後來也死了。至於《局外人》？一個叫默爾索的人得知母親在馬朗戈的養老院去世，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悲傷，安葬完母親就到海邊跟一個姑娘調情。她要和他結婚，他並不愛她，但是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拒絕。他還同樣心不在焉地跟一個房客成了朋友，此人有點大男人做派，粗暴對待他的情婦：一個阿拉伯人的妹妹。在一處海灘上，默爾索因為一點非常偶然荒唐的情況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因此被送上刑事法庭。他對於母親之死的無動於衷荒唐地被看作是比殺人更重要的指控理由，這件事給法庭庭長和陪審團留下了最壞的印象。被判處死刑的默爾索並不想死，內心希望能得到減刑。他拒絕了監獄神父的幫助，恨不得將其打翻在地。最終他準備赴死，但仍然懷著活下去的願望。這部篇幅不長的小說主要以獨白構成，結尾處是一段激昂的表白：「我感到準備好把一切再過一遍，彷彿這巨大的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這個世界動人的冷漠敞開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我覺得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由於小說敘述的不連貫性，默爾索生活中發生的事件可能會顯得荒誕，但他所處的這個冷漠的、偶然性的世界卻並不荒誕。構思默爾索這個人物時，加繆也想到了帕斯卡爾·彼亞。這個朋友與默爾索一樣，並不是從高處俯視傳統習俗，而是置身於它們的邊緣。加繆創作這部小說時曾受到現實生活中各色人等的啟發。說到底，默爾索是無法被完全解釋清楚的，正如《局外人》的深層含義無法被說清楚一樣。我們既不能將這部小說歸結為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想要除掉阿拉伯人的企圖，也不能將其歸結為原籍歐洲的阿爾及爾人對當地氣候的不適反應。一部成功的偉大小說能夠激發各種意義的闡釋，甚至它的創作者也常常無法解釋清楚。有時候，對於一部隨筆集的闡釋也是如此。htｔｐs://rｅad•９9ｃｓｗ.cｏｍ

1940年到1941年的法國人與法國並非微不足道，但是卻遭受了屈辱。「因為知道沒有什麼勝利的事業，所以我對失敗的事業情有獨鍾：它們要求人用全部的靈魂去體驗，無論是對其暫時的失敗還是暫時的勝利。」對這部寓意豐富的隨筆集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闡釋，法國的失敗與德國的暫時勝利是其中之一，就像同一時期構思的《局外人》一樣。「對於感覺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命運休戚與共的人來說，文明的衝突帶有某種令人焦慮的東西。我自己體驗到了這種焦慮，同時也想在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應該在沉思與行動之間作出選擇。」加繆在對讀者說話：「我告訴您，明天您就會被動員入伍。對於您和我來說，這是一種解放。」他的健康狀況拖了他的後腿。然而他沒有放棄行動，而是希望和皮埃爾·加蘭多等人一道在奧蘭採取行動。他在隨筆集中宣稱：「個人一無所能，然而也無所不能。」此外他還寫道：「我站在鬥爭的一邊。」對於那些蔑視人的傢伙，加繆提出了也許代價高昂的挑戰：「是的，人就是他自身的目的。」1941年，希特勒成了極權征服者的象徵，而加繆卻寫道：「征服者是不會長久的，甚至其學說也不會。」他毫不遮掩自己的看法：「眼下遍布歐洲、讓我們中的一些人不得安寧的墳墓極其醜惡。」負責審查法國出版業的德軍海勒中尉究竟是視而不見、缺乏眼力還是寬大為懷？加繆宣稱：「有荒誕感的藝術家並不珍惜自己的創作，如果需要他可以捨棄。事實上有時他的確在捨棄，只要發生類似阿比西尼亞的事件。」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為征服者在歐洲與非洲挺進之時，加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當記者維持生活，同時沒有放棄自己創作。

加繆在書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如何生活？此外，《西西弗的神話》也是一部隨筆集、一篇形式完美的草稿，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篇哲理散文詩，表面上冷峻，實則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加繆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既不是體系化的，也不是反體系化的。他尊重某些學說的創立者，諸如笛卡爾、黑格爾、尼采以及以海德格爾為首、被他恰如其分稱作「存在論者」的那些人。然而，儘管對他們表示欣賞，他卻並不針對他們的學說展開討論。reａｄ.９9csｗ.coｍ至於那些對自然科學之外建立哲學體系的可能性提出質疑的人，諸如羅素、卡爾納普、維特根斯坦等，他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在那個時期，已經有人在構思建立一種更為廣泛開放的、超越分析性經驗主義和體系化理性主義的哲學，但構思這種哲學的卡爾·波普遠在紐西蘭。在直至這個時期的幾乎所有著述中，加繆都表達了一種生活的悲劇感，以及對那些正在建立哲學體系之人的強烈不信任。他的個性氣質以及他所讀過的尼采著作使他對一切傳統道德都持懷疑態度。面對缺乏條理的這個世界，他所相信的是在某種可以明確表達的思想上取得微小進展。一個令他激動的問題是：當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時候，如何在一般情況下以及眼下的黑暗年代里處世？

在加繆看來，科學中（他所了解的主要是心理學和社會學，即通常所說的人文科學）存在著某些真理，但不是全部的真理。他以籠統的方式宣稱物理學在詩歌中已經終結。然而，儘管海森堡提出了不確定性原則，儘管一些物理學家在相對論出現後主張對世界進行富有想象力的建構，我們是否就可以聲稱不能對物理世界作出解釋，或者物理世界拒絕了人的理性解釋的需要呢？加繆不滿於人的理性呼喚被「不斷拒絕」，抱怨「意識得不到滿足」，提醒不要將前者與放棄理性呼喚混淆，將後者與青春期的不安混淆。從某種意義上說，加繆的憂慮是心理學的和形而上學的，它要求人與世界的完全協調，可是在這個世界上，當他思考神學問題時，卻目睹了無辜兒童的死亡，當他後來投身於新聞業時，又看到了他所摒棄的那些政治家的醜惡。

凡事普遍化是法國文化的一種傾向。加繆在談及自己時提到了普遍意義上的人：「人正在面對非理性的事物。」普遍意義上的人並不存在，但是作為個人的加繆卻時刻出現在隨筆集中：「他能感覺到自己對於幸福和理性的渴望。」加繆認為自己荒誕感的根源「產生於人的呼喚與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對抗」。這是一種抒情的、幾乎是詩意的說法，缺乏論證，也不比笛卡爾的「我思」更令人信服：如同可以思維一樣，我也可以夢想。加繆總是用第三人稱「他」代替第一人稱「我」：「構成一個人的既有他做的荒唐事，也有他內心的真誠衝動。」他有時候會幹出一些荒唐事，但內心的衝動是誠實的。他將大量篇幅用於討論演員問題，因為他了解這一行當的矛盾性。演員要不斷體驗各種人生，既豐富多彩又各具特色。加繆總結說：「一般而言，……演員本身並不是荒誕的人，他們的命運才是荒誕的。」加繆道出了個人的看法：「然而，是否懂得人能夠懷著自己的激|情生活，是否懂得人能夠接受激|情的深刻法則，在讓心靈破碎的同時又讚美它，這才是全部問題所在。」這段話所談論的顯然不是普遍意義上的人，而是加繆自己。在這段話之前，他從一個非常特殊的角度提到了邏輯問題，斷言「將邏輯堅持到底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意識到：「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否具有一種可以超越它的意義，不過我知道我對這樣的意義並不了解，眼下也不可能了解。」「眼下」一詞讓人頗感奇怪。加繆拒絕了上帝，他一面回顧自己的思想，一面試圖像鑽孔器一樣深入弄清自己的感受httpｓ://read•99csw•ｃoｍ以及這種揮之不去的荒誕性。在一些傳統哲學家和某些作家的著作中，他也發現了荒誕的存在。馬爾羅在小說中就經常提到荒誕問題，雖然沒有加以發揮，正如薩特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提到荒誕一樣。加繆在隨筆集中順帶談到：「一位當代作家所說的『噁心』也屬於荒誕。」這個說法並不見得準確。

通過討論享樂主義者唐璜、短暫工作中的演員，以及「征服者」一節的少量篇幅和「藝術家」一節的大量篇幅，加繆提出了自己作為作家和人的道德觀：「沒有哪種命運不是通過藐視困難來戰勝自己的。」面對疾病，儘管加繆也有氣餒沮喪的時候，但他常常表現出和自己筆下的荒誕主人公一樣的英雄氣概，對生活中的那些偶然事件報以藐視。荒誕的事物，也是不可接受、不可原諒、不可理解的事物。他再次隱含地提出了當代世界面臨的問題，無論是否合理，這也許是一個從萊布尼茨到海德格爾的歐洲哲學中始終沒有解決的問題：為什麼會存在著一些事物而不是一無存在？加繆宣稱，「在智力的層面上，我可以……說荒誕並不在人身上，也不在世界之中，而在於兩者的共存。」他沒有點明思路之間的聯繫，而作出結論說：「少數嚴密一致的哲學態度之一，就是……反抗。」他沒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說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許可的，因為必須拒絕某些罪惡的行徑。加繆首先是從人出發來解釋人的，他把人以及人的充分發展和幸福看作是目的。荒誕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世界具有的意義是人所賦予的。

世界本身並不荒誕，說它是黃色的也罷，甘甜的也罷：它只是存在著而已。對於擁有某種處世準則，信仰以基督話語為根據的福音書的人而言，生活與世界是有意義的。加繆的焦慮，來自於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的世界沒有任何既定的道德觀。在邏輯學上，由命題A是B，無法推斷出另一個命題C應該是D。從「是什麼」無法推斷出「應該是什麼」。在撰寫《存在與虛無》時，薩特曾說從一個直陳式無法推斷出一個命令式。而信仰者始終堅信，從「上帝是存在的」這一命題或句子，可以推導出一切道德層面的結論來。在某些邏輯學家看來，「上帝是存在的」既不是一個命題也不是一個有意味的句子。也可以說，從關於世界的總體描述，任何人都無法推導出一個邏輯體系來。純粹的邏輯學家還會斷言，並不存在能由其推導出一切真命題的某個唯一命題。

在第一次客居巴黎之後，在結束了從巴黎到波爾多、從克萊蒙到里昂的流浪之後，加繆重新回到了阿爾及利亞，再次患上了肺結核病。他開始構思一部表現範圍比《局外人》廣闊的小說、一部紀事體的作品，他將在其中描寫一群面對荒誕世界的反抗者。

加繆醞釀這部隨筆集已有四年的時間，他彷彿是身不由己地在進行哲學思考。作為作家，他在思考美學與道德之間的關係時並不想提出一種普世的道德觀，而要構想一種個體的道德觀則相當困難。加繆所看到的是一個「充斥著矛盾、悖論、焦慮和無奈的難以言九九藏書表的世界」。從1938年到1941年，他在面對世界、面對歷史和自己的生活時體驗到了一種荒誕的感受。他的隨筆集開篇鏗鏘有力：「判斷人生是否值得經歷，就是要對哲學的根本問題作出回答。」這是在以另外一種方式重申：「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我們無法確定那時的加繆一直被自殺問題吸引著，也沒有任何證據資料作出相反的判斷。他所體驗到的，是一種深刻而又模糊的荒誕感。這本隨筆集不像《局外人》完成得那麼快，加繆沒有將其寫成自傳，不過也有意識地避免過於抽象而脫離現實。該書是以第一人稱寫的，作為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加繆寫道：「由於意識到不可能脫離自己的時代，我決定與其結為一體。我之所以如此重視作為個體的人，恰好是因為他在我眼中微不足道而且遭受了屈辱。」

加繆這本隨筆集的標題受到讓·格勒尼耶的影響，後者在《論正統精神》一文中曾經談到受諸神懲罰的人類：「大家總在談論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卻忽略了該神話的結局，其實那才是關鍵所在。從未有人提到過西西弗。」加繆從自己關於荒誕的思考中得出三個結論：反抗、自由與激|情，由此他將自己認同於西西弗。隨筆集的結尾帶有文學色彩，是一段懷著希望的吶喊。加繆將人推向一種（對自己生命的）更高忠誠：「否定諸神的存在，並推動巨石。他（既指人，也指西西弗或加繆本人）也認為一切皆好。這個從此沒有主宰的世界在他看來既非貧瘠荒漠，亦非毫無意義。他所推動的這塊石頭上的每一顆砂粒，眼前這座黑暗山峰上的每一片碎石，都構成了一個世界。推石上山的鬥爭本身已經足以使人的心靈充實。」應該想象加繆是幸福的——當他完成了一部手稿或者開始構思另一部手稿之時。西西弗的一再推石上山本身就是目的，無需任何辯解的理由，就像寫作、創造一樣。

《西西弗的神話》表述緊湊，語調隱含諷刺，具有一種迷惑人的明晰。這是一部短篇隨筆集，沒有讓人費解的專業術語，文筆簡潔，有時甚至過於簡潔。加繆在書中談到了世界、歷史以及自己的生活。從這本書中讀者可以讀出多重含義。

加繆思考和寫作《西西弗的神話》時年紀在23至27歲之間，那大約是尼采當年構思和撰寫其生前唯一完成的著作《悲劇的誕生》（當時的標題為《悲劇之人》）的年紀。《西西弗的神話》其實也可以題名為《荒誕之人》。加繆所例舉的荒誕之人雖然範圍廣泛，從唐璜到演員再到作家，但是最直接涉及的還是他本人。創作者、藝術家最受青睞，他不假思索地直接以他們為例，並不考慮他們與荒誕是否具有真正明顯的關聯。他大張其辭地援引了馬爾羅關於論證型作家和激|情型作家的觀點：「偉大的小說家都是哲理小說家，即主題作家的相反類型，巴爾扎克、薩德、梅爾維爾、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馬爾羅、卡夫卡都屬此列。」加繆強調說：「主題小說、論證型作品中最可恨的，是那些常常依賴於某個自以為是的思想的作品。」寫完《局外人》的加繆現在重新明確了自己的美學觀和最喜愛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