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年裡，里昂的帕斯卡爾·彼亞一直與加繆保持著通信。3月2日，彼亞在感謝這位朋友寄給他椰棗和果仁糖時，提到《巴黎晚報》秘書處有一個職位，希望加繆能考慮一下。彼亞知道里昂和《巴黎晚報》並無吸引力可言，不過如果加繆來了，他們不僅能重新聚首，而且能再次籌劃創辦《普羅米修斯》雜誌。彼亞知道該如何來辦這份雜誌：「即使我們不能刊登純粹的文學作品，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至少也能讓人感覺到一種既不同於維希政權立場，也不同於佔領軍司令部立場的取向。」他希望加繆為這份雜誌撰稿：「如果您不是個大懶鬼，不是個最無用的傢伙，如同眾所周知的那樣，您就會以聰明的迂迴方式說該說的話。說什麼？……我覺得您完全可以談談斯賓諾莎、德國選侯或者當年在荷蘭編纂《歷史與批評詞典》的皮埃爾·培爾。」了解加繆所處困境的彼亞還考慮在一家體育周報為他找一份工作。德里厄·拉羅歇爾是公開的法西斯納粹黨人，對於他領導下的「一錢不值的」新版《新法蘭西雜誌》首期，彼亞報之以嘲笑。在斯多克出版社出版的《1940年私人紀事》一書中，作者沙爾多納為法奸的附敵論調辯護：「貝當元帥已經向法國提出了忠告。歷史上最明智的革命是在沉默中進行的。……當你被強大的力量所擊敗時，不應該去詆毀這種強大的力量，也不應該抱怨。」在彼亞眼裡，沙爾多納「是個令人作嘔的卑鄙小人」。波朗寫信給彼亞：「我讀了沙爾多納寫的東西，覺得此人卑鄙下流（說卑鄙下流還算輕的）。」彼亞說，有許多並非無足輕重的作家出入于「受阿貝茲影響」的《新法蘭西雜誌》，他指的是在德國駐巴黎大使奧托·阿貝茲面前阿諛奉承的那些合作者。對強權感到著迷的蒙泰朗在《新法蘭西雜誌》上描繪了一種騎士階層的秩序，過去他曾經想和一批「經過篩選的人」建立這樣的秩序。加繆疏遠了這個人。被佔領時期《新法蘭西雜誌》的頭幾期上，出現了拉蒙·費爾南德斯和一批擁護德國人的作家名字，也出現了瓦雷里、艾呂雅、吉勒維克和紀德的名字。從一開始就表示抵抗的波朗在某些人眼裡是個冒險賭博的瘋子，在另一些人眼裡則是個深謀遠慮之人，他似乎有著自己的盤算：這份起初被德國人查封、後來又得以復刊的雜誌，其實是伽利馬出版社的一面擋箭牌。波朗是個堅定而大胆的抵抗者，曾經轉到衛生部門待過幾天，德里厄把他從那裡拽了出來。他微妙地操控著局面，讓德里厄拿走了《新法蘭西雜誌》，鼓勵茹昂多加入進去，卻不鼓勵格諾和馬爾羅這麼做。地下出版物《抵抗》對這份《新法蘭西雜誌》進行了揭露：「被佔領區的所有文學機構中，唯有這份雜誌還在活動，為的是保留一種自由的表象。有兩三個大作家與其合作，並且賺了大錢。在這份雜誌的掩護下，形形色|色的通德合作分子得以玩弄他們的把戲。」這一指責正出自波朗。這個男人長得像俄羅斯娃娃，是一個徹底的反納粹主義者。加斯東·伽利馬知道這一點。除了政治立場以外，波朗懷有對文學的熱愛、對人才的尊重。他認為，貝當該乾的都幹了，幸好法國還有一個戴高樂：「抵抗者與順從者的區別：前者抵抗是為了拯救原則，後者順從是為了在可能的範圍內拯救這個國家的人民和土地！」波朗不是一個信仰矛盾的雙重間諜，身處文學和政治機構中心的他，用籠絡感情的辦法——尤其是對德里厄——在保護著伽利馬出版社。在他看來，德里厄傾向法西斯主義的信仰是錯誤的，但「也許是有勇氣的」。

加繆並不曾思考過該不該在法國出書。某些作家，首先是猶太作家，在那裡是被禁止出版的。很少有人能像讓·蓋埃諾和特里斯當·查拉那樣，拒絕在法國被佔領狀態結束之前出版自己的作品。蓋埃諾有一份公務員的薪水，查拉也可以維持生計，他擁有一批繪畫和小雕像的藏品，還有一位巨富的瑞典妻子。加繆必須設法謀生，而且謀生之時他的感受是自己活在世上的時間已經所剩不多了。他沒有作出某些妥協讓步：「我不想在（德里厄的）《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東西，如果是作為書籍出版則另當別論。」他希望自己隨筆集中關於卡夫卡的章節能夠在自由區發表。他贊同波朗和加斯東·伽利馬的觀點：伽利馬出版社是一回事，與德國人合作的《新法蘭西雜誌》是另一回事。少數蓋埃諾那樣的聖人能夠超凡脫俗，大多數作家裡，無名之輩僅能勉強度日，大作家們屈服於對名譽的渴望，其他人則謹慎地周旋，雖然發表作品，但是不為或者很少為受德國人控制的報刊寫稿。

儘管法國的生活費用昂貴，彼亞還是希望不久就能在里昂見到加繆，在伊甸旅館那裡，「從前含服務費的房價是22法郎，現在的房價是35法郎，還不包括12％的服務費。」彼亞將「極其高興能重新見到」他的加繆兄弟。波朗和伽利馬正在向法國本土的造紙廠求購北非蘆葦紙，加繆能否在那邊也打聽一下？彼亞提醒他：「您曾經認識一位經濟區的大亨，他也許可以給你提供線索。……反正在馬爾羅看來，如果有事情需要解決，您就應該像個受利益驅使的經紀人一樣介入進來，不必為出版商和造紙廠的盈利而大公無私。總之打聽一下北非蘆葦紙的消息吧。」

1942年5月19日，《局外人》在法國印刷了4400冊，與格諾的《我的朋友皮埃羅》以及紀德的《戲劇》印數相當。其他新人如奧迪貝爾蒂、布朗肖、茹昂多等，其作品的印數要更低一些。加繆無法為其新書的贈閱本簽名，無法在書店看到該書，也看不到最初的評論。伽利馬家族和波朗對他的書寄予希望，但更看好阿拉貢、埃梅和普拉的作品。當時西默農的一部作品要印11000冊，聖埃克絮佩里的《空軍飛行員》印了22000冊。加斯東讓《局外人》上市的同時，還推出了蓬日的《事物的成見》、列奧納爾·達芬奇的筆記，以及維希當局欣賞的拉朗達的《幸福的卑賤者》。他沒有等待加繆的隨筆集付印，此時波朗已將刪去卡夫卡一節之後的校樣交給了他。按照德國當局的新規定，手稿或校樣在付印之前必須交給一個委員會審查。伽利馬在等待《西西弗的神話》通過這個委員會的審查。伽利馬寄給加繆的通信卡片寫不了多少字，但這位不放過任何有價值作品的出版商還是加了一句附言：「如果您知道有什麼值得出版的作品，請一定告訴我。」

加斯東沒有滿足於手稿審讀員的意見，即使波朗給予了《局外人》最高的評價。在波朗和他的九*九*藏*書建議下，這部小說於1941年11月12日通過郵局提交給了出版社的審讀委員會。參加評審會議的速記秘書雅尼娜·托馬塞發現作者加繆就是以前《巴黎晚報》的那位加繆。審讀委員會的成員有：馬塞爾·阿爾朗、艾馬紐埃爾·布多-拉默特、拉蒙·費爾南代、貝爾納·格勒杜伊森、布里斯·帕蘭、讓·波朗、雷蒙·格諾，當然還有伽利馬家族的成員：加斯東、皮埃爾、雷蒙、米歇爾和克洛德。

彼亞認為，《局外人》已經被加斯東·伽利馬接受，唯一的懸念是出版商尚未全部看到的三部手稿能否同時出版。彼亞向阿爾貝談了他對馬爾羅所作評論的看法：

11月15日，加繆從奧蘭寄給馬爾羅一封信，用幾乎是平等的語氣（「我親愛的馬爾羅」）表達了真誠的感激之情，字裡行間帶著一絲緊張：馬爾羅是位名人，加繆則是無名之輩。「您是我希望能獲得讚許的人之一，而您給予我讚許的那種方式更增加了我對您的感激之情。」他說在彼亞轉告了馬爾羅的意見之後，他已經「重寫了兩章，現在已經恰到好處」。關於馬爾羅提到的每部作品之間互補關係，加繆說：「某些作品之間可以相互闡釋，我正是按照這一設想寫作的。」加繆用「作品」一詞，而不說「書」。「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也許有些天真地堅持要同時出版。」如果伽利馬無法做到，那不要緊，他會理解的。「現在，這些作品已經從我手中交了出去，那就順其自然吧。」是作家的真實想法，還是假裝超脫？「不管怎麼說，如果手稿能為我帶來我所喜愛和欣賞的人的贊同與理解，那就已經足夠。」在提到T·E·勞倫斯（不是D·H·勞倫斯）時，加繆對「徹底荒誕之人」下了一個定義：「既是在犧牲又是在遊戲；既有史詩般的經歷又隱姓埋名。」加繆向馬爾羅解釋他對馬爾羅作品的見解：「荒誕的心理機制在您的某些人物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這不是沒有根據的恭維話。」他本能而又冒險地說：「您知道這是真的。在《人類的命運》中，T·E·勞倫斯完全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即使在奧蘭，都有人在談論馬爾羅加入了新版的《新法蘭西雜誌》，對此加繆補充道：「我盡自己所能為您辟了謠。」馬爾羅告訴加繆，他希望至少能讓伽利馬同時出版《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

《局外人》以「長篇小說」的名義終於問世了，售價25法郎，封面是《新法蘭西雜誌》傳統的白底加紅黑線邊框。小說的出版預告於1942年6月的第一個星期刊登，同時預告出版的還有被德國人視為頹廢者的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精裝本，售價200法郎，以及被維希派和法奸報紙攻擊的紀德的作品《地糧》與《新糧》，照相凹版膠印，售價135法郎。同一批交付書店的，還有貝當派作家保羅·克洛岱爾的《扇面百句》，以阿爾法紙限量印刷了三千冊，售價60法郎。伽利馬每天都是謹慎操作。出版廣告刊登在被占區和自由區的各家日報上。寄給作者的20本《局外人》樣書未能送達奧蘭。

3月4日，加斯東在信中堅持認為應該將關於卡夫卡的段落用另一段文字代替。他知道加繆病了，為此感到難過：「給您這樣寫信我非常氣惱，其實我更希望毫無異議地出版您的作品。請相信這些異議並非來自我本人。」大人物們也表示了關心。3月10日，馬爾羅寫信給加繆：「有人告訴我，加斯東·伽利馬願意出版您以前在夏爾洛那裡出的小書（我還沒看到過）。」馬爾羅將《婚禮集》和《反與正》當成了一本書。他在提到加斯東·伽利馬現在已經同意出版隨筆集時又說：「我覺得他對《局外人》相當興奮。」典型的馬爾羅式句子：「等著瞧吧。」一個星期後，彼亞也來信了。他正在為這位朋友尋找一個休養之處，當然還有工作：「要麼到報社、要麼教高中會考補習班、要麼當森林管理員。」關於加繆拒絕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登載《局外人》節選一事，彼亞認為這不會影響書的出版：「如果每當有作者對其雜誌表示不屑伽利馬就羞愧或者惱怒的話，那幾個月前他早就因為羞愧或者惱怒而一命嗚呼了。」彼亞了解波朗的複雜立場，他既要保護伽利馬出版社，作為抵抗者又不願為《新法蘭西雜誌》撰稿。彼亞既忠心耿耿又堅持不懈：如果《西西弗的神話》不能在伽利馬出版，那就在自由區或者瑞士另找一家出版社。加繆牽挂他的這份手稿是否已在排版當中，彼亞安慰說《西西弗的神話》正在轉託之中：格勒尼耶將其交給了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馬塞爾又轉給了讓·瓦爾，後者是把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等許多德國哲學家介紹到法國的人之一。彼亞請加繆幫一個忙：能否在阿爾及利亞搞到卡夫卡的《訴訟》、《城堡》和《變形記》這三部作品？在法國無法弄到它們。他激動地補了一句：「希望您能恢復健康，像當年到卡比利亞地區四處採訪時一樣勇敢無畏。」

待在奧蘭的加繆感覺不自在而且孤單，在筆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悲觀心情：「我感到天旋地轉，迷失了自我，想要否定一切。我感覺自己遺世獨立，想一舉打碎那些構成我今天的東西，僅僅為當下保留孤獨與虛無。我想要找回命運可以重新開始的那個唯一起點，這個誘惑一直都存在，是應該順從它還是拒絕它？能否在喧鬧的現實之中仍然堅持自己的創作理想？或者應該相反，將生活等同於創作，服從於眼前瞬間的念頭？我最牽挂的是美，還有自由。」對於自己的創作，他有著清晰而高遠的志向。歐洲正處在血與火之中，他想起了「……那些在亂世中進行創作的人：莎士比亞、彌爾頓、龍沙、拉伯雷、蒙田、馬萊伯。」他讀了托爾斯泰晚年的作品，認為它們單調乏味，還讀了一些印度的書籍，以及聖經預言、佛經、古蘭經、尼采、帕斯卡爾、舍斯托夫。他覺得「普魯斯特和薩德侯爵等人的作品極其單調」，在評註吉奧諾翻譯的梅爾維爾的《白鯨》時寫道：「感情與意象使其中的哲學意味豐富了十倍。」順便他還給自己的岳母費爾南德·弗爾起了一個新的綽號：白鯨。他正在創作一部新的作品，一部關於鼠疫的紀事小說，其中有這樣的格言：「意志也是一種孤獨。」

加繆笑著罵了小傢伙一句。在筆記中，他曾寫下「抓捕狂」一詞。他回顧了自己的創作：已經寫了五部作品，一部正在伽利馬出版社付梓印刷。他還思考現實與想象的關係、思考自己像礦工開採礦藏一樣開採生活礦藏、從中汲取營養的方式：「作家如果談論並渲染自己從來沒有體驗過的生活，那會令人厭惡。不過要注意，殺人犯本人並不見得就是談論犯罪的最佳人選（是不是談論他本人犯罪行為的最佳人選，這一點也很難說）。應該想象從現實行為到文學創作存在著某種距離，真正的藝術家位於想象與現實行為之間，他是個『有能力做』而沒有做的人，他有能力成為自己在作品中描寫的對象，有能力體驗自己在作品中所寫的內容，他的限度在於沒有付諸行動，而他本來是可能去親身體驗的。」對於加繆而言，存在就是去做，就是行動。雖然加繆不能像某些朋友那樣投入武裝抵抗，但作家用自己的筆也能行動。

4月23日，加斯東·伽利馬寄出了一份合同，30日又寄出了一張匯款單，然而加繆都沒有收到。在彼亞的壓力下，稿費的預付款從五千法郎提高到了一萬法郎，加繆可以靠這筆錢生活三個月，並支付去法國的旅費。馬爾羅很了解加斯東其人和伽利馬出版社，他關注著與《局外人》有關的一切消息，向加繆肯定說那筆支付給他的預付款「數目比較可觀，證明他（加斯東）對您的作品感興趣」。

馬爾羅答應將《局外人》的手稿轉交給也在南部避難的羅歇·馬丹·杜伽爾，一個能提出好建議的人。馬爾羅說，如果加繆願意的話，他還會將手稿轉交給伽利馬。在馬爾羅看來，出版商們一定會「因為這部作品的背景而將其與薩特的書進行比較，對此不用在乎，加繆應該為自己的作品感到滿意」。彼亞答覆馬爾羅：「我同意您的看法，小說中殺死阿拉伯人的那段情節雖然沒有太大問題，但是修改一下會更好。我跟您的感覺一樣，那段情節的進展過快，讓讀者覺得缺乏說服力。不過仔細思考一下，我們也許可以保留這樣一段情節，因為說服力的問題影響並不是太大。至於小說最後一段，我同意您的意見：加繆只是部分說出了他想要說的話。不過，是否可能增加潛在的內容而不讓作品失去平衡呢？坦率地說，我認為不可能。」九*九*藏*書

「這次發作得夠嗆，我還以為已經痊癒了呢。」

奧蘭的各家報紙循規蹈矩，忠實于維希政權的附敵和排猶政策，對各種信息進行過濾。弗爾家、貝尼舒家、本蘇桑家都收聽比法國和西班牙電台更可靠的BBC廣播。抵抗組織正在形成。1942年1月1日，讓·穆蘭被空投到了法國。美國特工在阿爾及利亞建立起情報網。1942年2月，被占區「戰鬥」抵抗組織的一些成員和尼贊的哲學家朋友、共產黨員喬治·波利澤爾遭到逮捕。維爾科的小說《海的沉默》由秘密的子夜出版社出版。1942年4月，保羅·艾呂雅發表了詩作《我寫下你的名字，自由》，同時不再為《新法蘭西雜誌》撰稿。加繆一直在以謹慎的語氣記筆記。儘管被開除了黨籍，這位前共產黨員仍然必須保持謹慎。加繆的筆記中有一些經過代碼處理的政治評論。針對阿爾及利亞報刊敵視英國的惡毒言論，他分析了這種仇恨的背後原因：「仇恨英國的正式原因有很多（無論是否有道理，也無論是否帶有政治色彩），但沒有人提到其中最可恥的一種動機：由於自己被強|暴打垮而惱羞成怒，於是希望正在抵抗強|暴的別人也遭受失敗的那種卑鄙願望。」貝當元帥在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們對於停泊在奧蘭附近埃勒-凱比爾海域的法國軍艦遭到攻擊一事耿耿於懷。加繆還從總體上對法國人進行思考，探究其不因循守舊、反保守主義和個人主義這類名聲的實質：「法國人有著偉大的思想習慣和傳統，唯一的問題是缺乏付諸實踐的魄力：很快就變成了公務員、小資產階級和小市民，最妙的則是成了歸順的革命者，與官方沆瀣一氣，連屁股都不用從椅子上抬起來就徹底改造了世界。」眼下，奧蘭已經有一批與抵抗組織保持聯繫的人實際行動起來。在法國本土，加繆的朋友彼亞等人也已經挺身與抵抗運動站在了一起。里昂有著堅固的抵抗組織網路。加繆認為，「膽小鬼總能為自己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採取行動前首先得理解法國人的心態。加繆理解許多法國人的惶恐，理解他們為什麼會以或軟弱或強硬的態度支持他所拒斥的貝當之流的說教：「回到中世紀，回到原始的精神狀態，回到大地，重新找回宗教和古老的解決之道。」在安德烈·貝尼舒家，他聽見安德烈的兒子、被他起綽號叫「小絆腳石」的皮埃爾在哼哼學校強迫他們唱的維希頌歌：

第二天，臉色蒼白的加繆躺在床上冒著汗，對克里絲蒂安娜說：

格勒尼耶的讚美顯得有些造作，彼亞的讚美則非常自然。他也很喜歡修改後的《卡利古拉》和加繆新增加的那一幕：「我感覺卡利古拉說話更多了，這更突出了他『狂亂』的一面。我覺得在原先的劇本中，觀眾可能會疑惑自己面對的究竟是一場騙局還是一個著魔之人，在修改後的劇本中，這個疑惑被消除了。」

很有辦法的彼亞弄到了資金和紙張，但是《普羅米修斯》沒能得到出版許可。他想到美國去出版這份雜誌：這個人是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計劃的。他問加繆是否願意由讓·伊蒂耶負責一個專欄，加繆表示沒問題！彼亞還有另外一個目標：找人出版加繆的作品。彼亞這架機器開動起來。他把加繆的兩部手稿交給羅蘭·馬爾羅，後者又將其帶給了住在南部埃勒海角的兄弟安德烈·馬爾羅。彼亞又向波朗談到《局外人》和《卡利古拉》，波朗期待讀到這兩部作品。彼亞相信加斯東·伽利馬會將其出版。他告訴在伽利馬出版社很有影響力的波朗，加繆希望能同時出版他的荒誕三部曲。事情進展得不錯。加斯東·伽利馬往返于戛納和巴黎之間，他能夠見到馬爾羅，而後者的意見會有分量。彼亞向加繆解釋他的策略：「如果這位……具有冒險精神的出版家先生對於同時出版三部作品感到猶豫的話」，那加繆就加緊把《西西弗的神話》列印出來，以便促成簽約。彼亞對傳聞抱有信心：伽利馬不願看到「有才華但未發表過作品的作家與自己失之交臂」。彼亞對於德里厄辦的《新法蘭西雜誌》啟動困難感到高興，他與波朗頻繁通信，並將有關內容告訴加繆。「關於紀德，波朗給我寫了以下的話，你會感覺有趣的：『這兒的人都在談論紀德拒絕為《新法蘭西雜誌》撰稿的事，說加斯東·伽利馬曾強烈地向他提出過要求，但是沒有成功。紀德做事總會引起轟動，真是件怪事。如果他只是簡單地加以拒絕，那麼誰也不會太去注意。但他先是答應，後來又拒絕，就會讓人沒完沒了地談論，這就有點兒像他在蘇聯問題上造成的轟動一樣，彷彿他身後有一個隱藏得很好的馬戲團老闆，在指導他真誠行事。』」彼亞不贊同加繆對紀德的欣賞：「感謝我吧：給您帶來了巴黎聖日爾曼-德普萊的氣息，像我這麼一個在里昂混日子的人，能帶給你這樣的氣息可是值得稱讚的。」彼亞問加繆是否還在奧蘭的高中畢業班教課。可惜！《巴黎晚報》不會在阿爾及爾設點了。

加繆收到了彼亞寫於1941年5月20和27日的兩封信。不知疲倦的彼亞正在為加繆尋找一份工作：里昂周邊有好幾百名伐木工在幹活，也許能給阿爾貝找到一份森林管理員的工作。這樣的職位有辦公室、電話，有地方住，還帶取暖照明設施，「每月工資2500法郎」。《小多菲內人報》的一位同行尼古拉向加繆轉達了彼亞的這個建議。此外加繆也可以擔任報社駐里昂附近維埃納鎮的「外派編輯」。得讓他來法國。彼亞四處活動，希望為自己的朋友找到「一份過得去的、環境不錯的工作」。在彼亞的推薦下，加繆心目中的英雄馬爾羅看了他的手稿：「顯然您的手稿讓馬爾羅受到了震動，每當他看到喜歡的稿子都會如此：思考良久，或者說是反覆思考，然後提出一些表達形式上的修改意見。」彼亞相信馬爾羅願意讓加繆知道他寫給彼亞的信，於是將那封信抄寫了一遍。平時寫東西激|情飛揚、措辭含混的馬爾羅，在這封信中的表達既簡單又敏銳，這位《希望》一書的作者說：

馬爾羅在信中還寫道：「我將細節問題擱置一邊：開頭部分有些拖泥帶水。既然您已經說過了自殺的問題，後面就沒有必要再過多提及。」他堅定地相信《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話》幾乎能同時出版：「重要的是，兩本書同時出版，您就能在當代作家中佔據一席位置，像他們一樣擁有自己的聲音，繼而擁有一定的影響和存在價值。這樣的作家如今並不多。」馬爾羅對一位年輕作家的兩部作品作出了評判：「到時候，這兩部作品的命運就將開始，但那是后話了。」他順帶提到：「您現在寫的是一種關於荒誕的道德觀，今後還需要寫出一種關於荒誕的心理學來。」

1942年5月，弗朗西娜匆匆來到姐姐克里絲蒂安娜的住處：

阿爾貝和弗朗西娜申請前往法國的通行證，有關手續辦理起來令人精疲力竭。馬爾羅認為《局外人》的出版應該有助於手續的辦理，他告訴加繆，圍繞著一本書的種種傳言和發生的主要事件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在伽利馬出版社出書就更是如此。《局外人》的出版「有好書做伴：一本司湯達的著作……」馬爾羅和彼亞認為德里厄·拉羅歇爾在推動《西西弗的神話》的出版。

「我曾經確信我已經完蛋了，」他對自己最喜歡的妻姐克里絲蒂安娜說。

他想起了關於法國文學的傳統說法：「有兩種風格：拉法耶特夫人的和巴爾扎克的。前者注重語言細節上的完美，後者注重整體效果，大段的篇幅都還不足以充分表達主題。與其說巴爾扎克『雖然有』法語錯誤但仍然寫得好，不如說『正因為有』法語錯誤他才寫得好。」奇怪的陳詞濫調，連教科書上都這麼寫。在筆記中，他以大量篇幅反覆談到正在構思的小說，以及奧蘭周邊的自然風光帶給他的快樂：「有誰敢說：我曾度過了完美的八天？我的回憶就是這麼告訴我的，而它沒有撒謊。是的，這個回憶的確完美，如同那幾天悠長的日子一樣。那些快樂既完全是身體的，也完全是精神的。……上午一直懶洋洋地躺在沙丘上，周圍都是赤|裸的身體，到正午陽光灼|熱，而且每天都是如此，聊著同樣的話題。過去青春就洋溢在這種時刻，現在的青春也洋溢在這種時刻。如今30歲的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讓這樣的青春持續下去，可是……」加繆已經不年輕了。九_九_藏_書

加繆經常在咖啡館里見到艾馬紐埃爾·羅布萊斯。羅布萊斯是奧蘭人，退役飛行員，目前在圖蘭當小學教師。他帶給加繆夫婦葡萄酒、麵條，還有從摩洛哥走私運來的大米，向加繆講述了他妻子波萊特患的病。和數以千計的阿爾及利亞人一樣，波萊特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得了斑疹傷寒，大部分人後來都死於這種疾病。斑疹傷寒既是一個現實，又是一種象徵，而鼠疫則更具象徵性。圖蘭設有一個斑疹傷寒病人營地，被塞內加爾土著步兵構成的防疫圈封鎖。羅布萊斯在往來行動時，隨身帶著一份由一個名叫道爾尼耶的醫生簽署的通行證。也從事文學創作的羅布萊斯向加繆提供了詳盡的描述，加繆一邊抽著巴斯多斯牌香煙一邊做著記錄。為了跟加繆打趣，羅布萊斯自稱是加繆所不支持的阿斯摩和卡洛足球隊的球迷，而加繆繼當年在阿爾及爾大學體協隊踢球后，現在支持的是奧蘭的卡利亞隊。羅布萊斯說自己在寫作上進展緩慢。

馬爾羅讀了《婚禮集》，認為加繆貶低了自己的這部作品：「您在提到這部作品時想到了太多的缺點，當然其中是有一些巴萊斯的風格，但是畢竟也有許多優點，尤其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這樣一部作品我們在十年或二十年後會不去苛求它的形式，而它最基本的東西將仍然存在，從中您只會勉強認出當年的自己來。」伽利馬希望從夏爾洛那裡買下加繆其他作品的版權然後重新出版，加繆拒絕了，彼亞贊同他的這一做法：「您寧願伽利馬手上只有您現在作品的版權，這樣做是對的。」

5月，加繆以尊敬但是堅定的語氣給格勒尼耶回信說：「我對您能在《局外人》中發現好的方面感到高興，不過我明白總體上您不太喜歡我寄給您的作品。」他流露出消極的反應：「這讓我對自己寫的東西不太有把握。」也有積極的反應：「不過我會毫不猶豫地繼續已經開始做的事。……我會繼續寫作。論荒誕的手稿還沒有列印出來，這需要一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他很想閱讀格勒尼耶關於荒誕的隨筆。他從奧蘭給老師寄去了椰棗和無花果。格勒尼耶覺得加繆沒有理解他的意思，於是便給這位昔日的弟子回信說：「我記得上次信中說過您的兩部手稿都非常成功。……《局外人》尤其出色。」

馬爾羅列出了他在技巧方面的批評意見：

彼亞巧妙地利用馬爾羅、馬丹·杜伽爾和波朗來推動伽利馬出版三部手稿。他還將《局外人》的一份手稿給了弗朗西斯·蓬日等其他作家看。彼亞收到加繆題獻給他的《西西弗的神話》時說：「我為您做的區區小事配不上這樣的回報。」他一直在籌劃他的雜誌。如果到美國出版的計劃擱淺，他或許可以和馬克斯-波爾·富歇合作，推出某種比富歇創辦的《泉水》雜誌「更重要更有趣的東西」。

1942年4月，在撰寫大段有關「具有解放力量的鼠疫」的創作提綱之前，加繆在筆記中寫下：

格諾審讀完《局外人》文稿，給加繆寄去了第一張熱情洋溢的通信卡片。波朗正在修訂二校。格諾說：「請允許我對您的這部作品表達贊同和敬意：它非常偉大。」3月29日，得知加繆患病的馬爾羅來信表示慰問，他問加繆能否幫他找到利德爾·哈特寫的《勞倫斯的一生》，以及一塊俗稱「白色特朗森」的地毯，尺寸為3.5×4.5米左右。

加斯東在巴黎的秘書瑪德萊娜·布多-拉默特將手稿交給德軍的蓋爾哈德·海勒中尉審查，他是德國宣傳機構委派負責法國出版業的顧問，在巴黎的文學界很活躍。海勒說他一個晚上就看完了《局外人》，沒有任何反對意見。從表面上看，這也許是部反社會的小說？問題不大。反政治的小說？那就更好了。海勒給瑪德萊娜·布多-拉默特打電話表示同意出版，還說「如果在紙張方面遇到困難」，他可以提供幫助。

為了幫助加繆擺脫孤單，讓他重新投入創作，讓他來到法國，彼亞一直在想著辦法。1942年4月1日，他再次為朋友考慮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經濟來源問題，一是《局外人》的出版問題。他提醒各處的朋友：加繆的健康狀況也許需要高海拔的地方生活？彼亞在多菲內和薩瓦一帶為他尋找森林管理員的工作，一種林業開發統計員的職位。兩名記者布隆貝爾熱和尼古拉一直在負責這件事。尼古拉向加繆轉告了一個提供幫助的消息：一位名叫勒內·巴隆的教師很樂意將自己在維埃納的房子借給阿爾貝和弗朗西娜，甚至假期里都可以。彼亞曾經把詩人弗朗西斯·蓬日安排到布爾-昂布萊斯，負責里昂《進步報》的通訊員工作，並擔任報紙的銷售督察，現在彼亞打算為加繆想同樣的辦法，同時他還纏住波朗，試圖「從加斯東·伽利馬那兒搞到一筆預付款」。他積極活動，確信定稿已在印刷之中。格諾向彼亞要加繆的簡介和作品目錄，帕斯卡爾讓阿爾貝放心：「我會給他寄去的，您放心，我會謹慎的。不過，如果您認為我應該把您介紹得像一位印度王子、一位前任高官，或者一位還俗的教士，我可以給巴黎寄去十公斤天花亂墜的資料。」彼亞和讓·瓦爾一道去見了格勒尼耶。當上大學副教授的格勒尼耶將去里爾文學院就職。他們的話題一直是加繆，談話中他們才知道加繆沒有將自己與弗朗西娜結婚的事告訴老師。格勒尼耶對此沒有感到不快，他回憶起曾經見過弗朗西娜：「如果我沒記錯，他的妻子很漂亮。」在彼亞看來，格勒尼耶的這句話證明「哲學家中間也還有眼光不錯的人」。

加繆答覆彼亞：「馬爾羅說話當然要有實在的內容，所以我……把他提的意見看作是他對我的作品加以肯定的表示。他的其他意見也是中肯的：小說第一章是我在巴黎時期寫的，比其它部分要早一年，無疑存在需要修改之處。至於風格技巧，如果讓人感到過於刻意，那就要進行改動。我寫作時自然是在追求一種簡約的敘述風格，並故意通篇如此，但無論採用哪種美學風格，都應該避免過度。」加繆重看了一遍默爾索殺人的那段情節，沒有九*九*藏*書看出其中有什麼缺陷。

1942年7月，加繆原本希望在蒂巴薩與一些朋友重聚，現在卻做著去法國的準備。啊，可以再見到義大利和西班牙了！「終於能爬出自己的洞穴了！……感覺身上還有些軟綿綿的，還算是比較正常。」他到帕萊斯特小住了半個月，那是位於奧蘭附近種植園主山坡上的一所房子。本來他都應該到阿爾及利亞或者法國的山區去度過整個夏季和冬季。他請為他提供書籍的呂賽特幫他找貝爾尼的隨筆《鼠疫頌》：「我告訴過你我的書已經在巴黎出版了嗎？我也只知道這點。」

格勒尼耶認為《局外人》「非常成功」，這是一種有些俗套的說法，而彼亞則是「欣賞」這部作品。格勒尼耶在閱讀時「經常會產生強烈的印象」，但是覺得作品缺乏某種統一性，某些句子過於短促；彼亞則受到震撼，讚歎作品的「敘述語調自始至終恰到好處，而且對形象的描繪獨具一格，例如當您寫到老佩雷茲臉上的淚水和汗水時：『它們在這張絕望的臉上鋪展、交匯，形成一層水漆。』這隻是一個細節，但是卻不可忽視，因為一般來說，道德論作家——如果可以這麼稱呼的話——也許除了馬爾羅——要麼文筆乾澀得毫無形象可言（例如沃弗納爾格、薩德、本雅曼·貢斯當），要麼相反，沉湎於堆砌華美的形象，就像第一次大戰前的紀德那樣。」

彼亞去拜訪了離開埃勒海角搬到馬爾丹海角居住的馬爾羅，後者再次提到了他對《西西弗的神話》的看法，並且在給彼亞的信中確認了這一點：「我看完了加繆的隨筆集，寫得很出色，他想說的意思都表達出來了，做到這一點並非很容易。這本書完全闡明了小說的主旨，大大削弱了我對小說細節所持異議的重要性。」的確應該同時出版這兩本書。當然還需要解決紙張的問題。對於三部作品的總體效果，馬爾羅認為加繆應該「感到非常高興，應該比上一次更加高興」。這是一位作家在談論另一位作家：「我懷著濃厚的興趣看完了加繆的作品，尤其是因為我正在創作的小說與之有著相似之處。」馬爾羅正在創作的是《與天使較量》。在彼亞看來，「爭取同時出版隨筆集和小說並不完全是異想天開，我們可以想想辦法」。波朗讀了他寫的信。彼亞喜歡細緻的彙報：他「逐字逐句地」把波朗的回信抄給加繆看：「我終於收到了加繆的幾部作品。《局外人》我是一口氣看完的。該如何處理呢？加斯東·伽利馬肯定會同意馬上出版。」波朗則希望先將這部小說的節選拿到《新法蘭西雜誌》或《喜劇周報》上發表，他認為後者「在巴黎出版的報紙里還算得上誠實」，這樣就能給作者帶來五到六千法郎的收入，用以支付兩到三個月的生活費。在給彼亞的信中波朗這樣談到《局外人》：「寫得太好了，真的好極了。日爾曼娜（他的妻子）和我都被深深地打動了。」隨筆集嗎？「我對《西西弗的神話》就沒有那麼喜愛了。寫得很有智慧，但說到底仍然只是記錄一些形而上事件的聰明的編年史。」波朗從中看出「作者個人思想中的某種晦澀」，對此他不太有把握，希望知道彼亞是怎麼看的。波朗還沒有讀到《卡利古拉》。在一封信末尾的附言中他又提到那部小說：「的確，《局外人》寫得實在是好。」

彼亞感到擔憂。從奧蘭到阿爾及爾坐火車只需11個小時，為什麼加繆會猶豫不決？「通常您要更為勇敢一些。」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加繆許諾他的三部手稿。但願加繆沒有忘記用挂號信寄出。他欣喜地再次讀到了《卡利古拉》，並終於盼來了《局外人》。剛一看完他就對這部小說有了信心，建議加繆在《普羅米修斯》創刊號上開始連載：喬伊斯的作品就是以連載方式發表的；另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新法蘭西雜誌》戰前連載的《人類的命運》就曾獲得過成功。莫里亞克和瓦雷里答應給《普羅米修斯》雜誌寫點東西：「貝當元帥也是法蘭西學院院士，他無權對同僚說『不許出聲』。」《巴黎晚報》沒有任何變化。在彼亞看來，報社裡的那些「男同性戀們」優先照顧自己的男伴。他感覺到了阿爾貝的抑鬱，幾乎每周都給他寫信。對於他們的雜誌而言，最困難的不是找到一家印刷廠，而是找到他們所需規格的紙張，「46×56厘米，或者大一倍56×90厘米的紙張」。加繆關心雜誌人員的構成細節。關於哪些人可以作為《普羅米修斯》的撰稿人，彼亞向他徵求了意見。阿拉貢、波朗、熱爾特呂德·斯坦恩，以及精神分析學家皮埃爾·讓·茹韋的妻子的文章，「您覺得能不能用？」彼亞開玩笑說：「像您這樣一位在克爾凱郭爾家用早餐、在海德格爾家用午餐、在胡塞爾家用晚餐，而且與蓬第尼招待會常客格勒尼耶和厄爾貢等著名人物交往甚密之人，應該有很多的想法。」他希望加繆能為幾本值得關注的書撰寫評論，比如「仍為戰俘的薩特新出的書」。加繆為刊物構想了其他一些名稱。「紅與黑」怎麼樣？已經有人用了；「王室之聲」可能會引起誤會；「曙光」？「快樂的科學」？…… 彼亞索要加繆每封信里都會提到的手稿。他告訴加繆，《巴黎晚報》可能會在阿爾及爾出一份報紙以及一份名叫《七日》的周刊。這些計劃如果實現就可以把加繆從困境中拉出來。手稿！手稿何時寄出？1941年4月10日，他確認收到了此前兩天寄抵里昂的《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加繆將稿件也寄了一份給讓·格勒尼耶。格勒尼耶19日以老師的口吻回了一封信，既有肯定也有保留。肯定之處：「我看了你的手稿。《局外人》非常成功，尤其是第二部分，儘管其中卡夫卡的影響讓我感到不舒服。寫監獄的篇章令人難忘，第一頁尤其精彩。」保留之處：「……但是，由於情節不夠統一，加上某些句子過於短促，小說的敘事顯得有些鬆散——次要人物出場過多（養狗人、倉庫管理員、非常感人的瑪麗尤其如此），開篇的風格不夠自然，例如『我很高興……』之類句子。不過小說讀者經常會產生強烈的印象。」就整體而言，這位老師給作品打出了略高於及格的分數。加繆的劇本未能打動這位認真的老師：「我不喜歡第一幕中用於勒·拉弗格式手法塑造的那位浪漫的卡利古拉。愛情的絕望、黃昏的場景、女人的乳|房（這在你的兩部手稿中成了弗洛伊德式的強迫性意象），這一切是不是有些矯揉造作和不真實？也許搬上舞台會是另外一回事。」

弗爾一家不害怕病菌傳染，再說加繆算是肺結核患者嗎？他一邊接受著治療，一邊繼續寫作，指望著稿費預付款的到來。

對於格勒尼耶所作的評論，加繆保持著距離：「您的批評意見沒有對我產生影響，我僅僅覺得它們是有用的，可以加以利用。」他利用那些意見了嗎？說不上。加繆在奧蘭泡海水浴，騎自行車，拒絕和弗朗西娜同騎雙人車，認為那很可笑。7月，格勒尼耶——他終於收到了《西西弗的神話》——告知加繆他要離開蒙彼利埃。他重新談了自己對三部曲的看法：「我保留著您的隨筆集，還想再讀一遍。我認為這部隨筆集絕對出色，是一流的作品，與您此前所寫的東西有所不同。其中有些令人讚歎的段落，簡潔明了，堅定有力。小說與劇本也很好地體現了這部隨筆集的主題。是的，真的很出色……謝謝您將它寄給我。」九_九_藏_書

6月17日出現了政治上的轉折，拉瓦爾接受了向德國派遣自願勞工的原則：一批法國平民將赴德國工作，部分戰俘將因此得到釋放。這一天，加繆終於拿到了一本《局外人》的樣書。他感謝波朗又為他修改了《西西弗的神話》，並且關心他的健康：「康復需要很長時間，但我有康復的意願。」他在與肺結核進行著鬥爭：「醫生給我的右肺葉也做了幾年前曾給左肺葉做過的氣胸治療。這種療法目前每個星期都得做一次，以後間隔會慢慢長一些，等到兩周做一次的時候，我就打算離開奧蘭，即使每個月還得回來兩次接受治療。……雖然我的身體有所好轉，可以出門了，但還無法考慮每個星期去一趟600公里之外的阿爾及爾。我的健康狀況還沒有好到那種程度。」自1941年5月住到弗爾家以來，加繆的病情經歷了醫生們所說的「進行性發作」過程。

一個星期後，彼亞給加繆寄去一封更具洞察力的信。「非常真誠地說，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讀到過如此高質量的作品了。我敢斷定，《局外人》早晚會佔據一流作品的位置。第二部分——預審、訴訟、單人牢房——是關於荒誕的範例之筆，結構完美如同精密機械。最後的15頁也令人讚歎。」彼亞認為，《局外人》中有一些段落堪與弗朗茨·卡夫卡和魯道夫·卡斯納的作品媲美。加繆的這兩部作品後來也讓馬爾羅為之著迷。他尚未看到《西西弗的神話》，但是已經將加繆的道德觀、《局外人》和《卡利古拉》聯繫起來，對作品進行了意義更為寬廣的評論。「對於任何知道您曾經從哲學的角度研究過荒誕的人來說，這兩部作品的問世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惜讀過大學或在索邦學習過的人極少能寫出偉大作品來。他們的學業通常都超不出《形而上學和倫理學雜誌》以及阿爾康圖書館的範圍。非常坦率地說，我很欣賞您高超的駕馭能力，既能陳述默爾索的種種遭遇，又能寫下卡利古拉的瘋狂獨白。」

彼亞希望波朗修改他對《西西弗的神話》的評價。「與波朗所說的相反，我不相信《西西弗》這樣一本書與任何個人面臨的問題都無關，僅僅具有智力趣味上的價值。如果沒有這類問題的存在，書中就不會去嘗試闡釋清楚，最多只會是一篇哲學教師的演講而已，而《西西弗》恰好不屬於這類文字。」他建議加繆不要在德里厄的《新法蘭西雜誌》上登載小說的節選：「這份雜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臭氣熏天。」至於《喜劇周報》，他沒有特別的看法，只是建議加繆不要匆忙與伽利馬簽訂這類合同。他喜歡並且了解加斯東，「一個非常吝嗇的人，對他所提出的條件，任何作者都要經過討價還價才可能接受。」

所有這一切熱忱而執著的努力獲得了成果：1941年12月8日，從馬爾羅處得到加繆在奧蘭地址的加斯東，從戛納親自給加繆寫了一封信。在加斯東·伽利馬看來，《局外人》「非常出色」，他將很高興儘快出版這部作品。他應該將合同寄往加繆的何處地址？加斯東·伽利馬提出頭一萬冊付給作者10％的版稅，一萬冊以上部分付12％，並給加繆5千法郎的預付款。當時彼亞在里昂的每月收入是4600法郎。

《西西弗的神話》經由彼亞轉交也到了馬爾羅手上。10月，得到了加繆通信地址的馬爾羅給他寫信說：「與我此前的猜測相比，《西西弗》與《局外人》之間有著更多的關聯。隨筆集讓小說的意義更加充實，尤其是將小說開始時單一的、幾乎是乾澀的筆調，轉變為一種積極的、獲得了原始力量的樸實無華。」加繆的這幾部作品起到了相互闡釋的作用。馬爾羅說他見到加斯東·伽利馬時將會說服他「相繼」出版這些書。馬爾羅知道自己的能力：「若是在別的時期，我早已能肯定讓他作出決定。他對於說服力的理由決不會無動於衷。剩下的只是紙張緊缺的問題。」接著是一句典型馬爾羅式的句子，宣布他這台高能量發動機將會全速運轉起來：「等著瞧吧。」

彼亞將加繆式的寫作技巧置於中心地位：

1942年初，加繆和出版社方面就出版事宜往來通信。在德軍佔領區與包括阿爾及利亞在內的所謂自由區之間，法國人靠一種區間卡片通信，每張卡片上能寫15行左右的字。2月2日，波朗第一次寫信給加繆：「我早就該寫信告訴您我是多麼地喜歡《局外人》。……我認為這是一部非常偉大的作品。如果說它讓我想到卡夫卡或者歐仁·蘇，那僅僅是指它『別具一格』，指它在各個方面的成功，指它的那種完美統一……」從伽利馬出版社審讀委員雷蒙·格諾的來信中，加繆得知《局外人》已經付梓。信中問校樣應該寄給誰，由誰來負責審校？格諾說伽利馬先生希望這本書能在3月或4月初問世，在附言中他又加了一句：「您的隨筆集存在一處『局部的』問題」，他指的是其中關於猶太人卡夫卡的段落。加斯東重申他建議找兩名校對員進行校對，批準定稿付印的意見將在波朗「親自複審」後由他簽署。加斯東希望加快進度，因為紙張匱乏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至於《西西弗的神話》的出版「有個棘手問題」，他重申最好刪去「荒誕的創造」一章，即手稿107至121頁「有關卡夫卡的部分」。加斯東希望收到一份加繆的簡介和他「在其他出版商那裡出版的」作品目錄。第二天，波朗在信中又熱情洋溢地提到：「我經常想到《局外人》。」他問加繆是否願意為一期司湯達專號寫篇文章，並說「《西西弗》會與《局外人》同時出版」。儘管收到這些令人振奮的消息，加繆仍然不太快樂。1942年2月21日，他在給讓·格勒尼耶的信中寫道：「我的病再次嚴重複發，跟十年前一模一樣。眼下正在進行治療（又是氣胸療法之類）。」

「阿爾貝又咯血了，科昂大夫要給他做氣胸治療。」

肺科醫生科昂為他進行治療。在人工注氣形成氣胸之後，咯血在幾天內止住了。加繆改變了對岳母一家人的看法。她們都在照顧他、愛護他。他放慢了生活節奏，時常看書，不再游泳。他在沉思：「患病無疑是一種孤獨的體驗，不過十年來我都在試圖告別這種體驗，我以為已經真的做到了。一切從頭開始並不是件輕鬆的事情。過上一種合理安排的新生活或者換任何另外一種活法，都是說來容易做時難。最理想的情況是讓疾病變成對我有益的好事，就像重新進學校念了一回書。」經歷過那些「散淡和沒完沒了」的日子后，加繆戰勝了疾病。他時常散步，一直走到奧蘭海邊的懸崖處，「那是個思考鼠疫和我想做的一切事情的最佳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