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這部小說進行歸類？在薩特看來，這不是一部敘事性的作品：這種文體「在敘述的同時又在解釋、協調，用因果關係取代時間順序。」這部小說「追求一種持續的時間，一種變化的過程，以及時間不可逆性的明顯存在。」薩特因為困惑而感嘆：「這部作品由一系列彼此遞嬗、缺乏活力的當下時刻構成，在這些時刻的下面隱約可見一架機器的精密結構，我很猶豫是否能給這部它冠上小說的名字。或者，它也可以被看作與《查第格》和《天真漢》一樣，是道德家的中篇小說，伴有委婉的諷刺和幾幅反諷的肖像，這種類型的小說雖然有德國存在主義者和美國小說家的助陣，在本質上仍然非常接近於伏爾泰的短篇小說。」作為哲學家兼小說家的薩特靈活自如地往來於《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之間，思考加繆就像是在思考自己。伽利馬出版社的人不斷在說《局外人》是停戰以來最好的小說，然而這部有著異域風情的傑作又是晦澀難懂的。與魯索和昂里約不同——這兩個愚蠢之人既不是哲學家，又未讀過《西西弗的神話》——薩特透徹分析了默爾索的內心世界：「既非善亦非惡，既非有道德亦非無道德。」這就是加繆所說的荒誕性嗎？「如果把人和世界分開來看，那麼荒誕既不存在於人，也不存在於世界。然而，由於人的本質特性是他『存在於世界上』，因此最終荒誕就與人的狀況融為一體了。」薩特將自己《存在與虛無》中的海德格爾式概念投射到了《西西弗的神話》和《局外人》上。就哲學而言，他對加繆沒有作出肯定。而加繆四年前在剖析《噁心》和《牆》時，也沒有贊同薩特的哲學。審視加繆作品的薩特表現出了一種親切的寬容態度：「死亡，多元論，真理與眾生無法消除的多元性，現實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偶然性，凡此種種都是荒誕的集中表現。其實這些主題並不算太新穎，而加繆先生也沒有把它們照搬過來。從17世紀起，某種地道法國式的乾巴巴的、短淺的、靜思默想的理性已把這些主題列舉無遺，它們成了古典悲觀主義的老生常談。」從埃勒到薩特，人們都將「古典」的標籤立刻貼到了加繆的作品上。稍後薩特又指出：「加繆先生不無賣弄地引用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克爾凱郭爾，不過他對他們的理解似乎並不總是很透徹。」

加繆與厄特利太太的僱工富莉太太聊天，覺得她通情達理，有判斷力。和加繆的母親一樣，她也不識字。有幾天時間他很少出遠門，只是躺在草坪上舒展四肢，或者溜達到私人墓地一帶。更遠處，有漁夫在利尼翁河裡釣鱒魚。維瓦萊山區的飲食要比奧蘭的好。農場主們出售黃油、牛奶、乳酪、肉類，還有美味的小馬鈴薯。薩拉·厄特利提供的伙食超出了政府的配給範圍，但價格卻很公道。在這個新教徒地區，很少有農民會去黑市上做買賣。加繆與聖艾蒂安的一位醫生取得了聯繫。這位作家漸漸喜歡上了當地的風光：「一個美麗的地方，雖然有些沉悶。到處是數不清的草地、樹林、泉水。整天都能聞到青草的氣息、聽見流水的聲音。」一場雨過後讓人感覺非常清爽，尤其是在經歷了阿爾及利亞的悶熱天氣之後。周邊的景色美極了：「我當然覺得這裏很美，但這種美還沒有打動我的內心，還需要再住很多天，再散很多步。」這裏的食物供應說不上完美，「更何況根本沒有酒可喝」。

一開始，加繆對《局外人》出版后的評論界反應感到不滿，他私下告訴弗雷曼維爾：「自由區的評論平庸，巴黎的精彩，但是所有評論都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最好的辦法是充耳不聞，埋頭寫作。」阿爾貝很想建議克洛德來山區跟自己聚首，但是「不願意他來了之後感到痛苦：這裏沒有葡萄酒，沒有煙草（每天配給4支香煙），除了乳製品，沒有任何解饞的東西，總之會夠你受的。」他希望克洛德繼續寫作，將小說《盡我全力》拿去出版，夏爾洛會接受的，加繆對此深信不疑。

薩特關於《局外人》的分析評論是當時最別具一格的，標題帶著一種優越感：《〈局外人〉之解釋》。我，哲學教師學銜獲得者，巴黎高師的畢業生，來向您，年輕人，解釋您想要表達的東西：1．您的成功之處；2．您的敗筆。薩特很少會用那麼多的篇幅來評論某位作家。戰前，他曾分別為福克納和吉羅杜寫過十多頁的評論，只有莫里亞克得到過與加繆相仿篇幅的評論，那篇文章的結尾冷漠生硬：「上帝不是藝術家，莫里亞克先生也不是。」然而對於薩特先生而言，加繆先生的確是一位藝術家。對《局外人》著迷的薩特只用三天時間就寫出了自己的評論文章。他結合當時知識界剛出現的信仰，試圖尋找打開《局外人》的鑰匙，同時還參照了對《西西弗的神話》的闡釋。

歐洲的戰事變得對德國人不利了。12月底，馮·保盧斯將軍的部隊被包圍在斯大林格勒。在法國人看來，軸心國將會輸掉這場戰爭。呂西安·勒巴泰寫了一篇冗長而無恥的抨擊性小冊子《瓦礫》，攻擊戰前法國的「腐敗」，對德國表示支持。伽利馬借口紙張不夠，拒絕將其發表。

為了取道西班牙返回阿爾及利亞，加繆打算穿越比利牛斯山，並把這個打算告訴了彼亞。《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創辦者讓-皮埃爾·弗爾可能住在法國西南部一帶，他應該知道秘密交通線。彼亞在信中說：「關於拜訪弗爾的可能性，上次給你去信后我曾經研究過，甚至還到佩皮尼昂採訪過各色人等，確信眼下是可以見到弗爾的，但是，這並等於說他就會輕易見人，必須想盡各種辦法才能最終見到他。我還覺得，越是貿然行事，就越不容易跟他搞好關係。況且，這樣一段路程的開銷很大，極有可能漫長而艱辛。根據您上一封信談到的情況，我認為您不應該馬上就去見J·P·弗爾。」彼亞這裏可能是將讓-皮埃爾和弗朗索瓦·弗爾兄弟倆弄混了。

加斯東·伽利馬照料著自己的這位新作者，給他寫信說：「那些評論其實都很愚蠢，不過《戲劇》雜誌刊登過阿爾朗的一篇好文章，另外還有一篇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也很讚賞。」加斯東希望結識這位大有前途的作家，第一本書沒有獲得好評並不妨礙他對一位陌生作者懷抱信任，他做的是長線投資。那兩篇文章被他提到不足為奇，因為文章作者都是伽利馬出版社網路中的文人。該社旗下的作者馬塞爾·阿爾朗7月11日在《戲劇》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佔了兩欄的篇幅，標題帶有恭維色彩：「一位作家誕生了：阿爾貝·加繆」。阿爾朗將《局外人》複述和引用了一遍。這是一篇讚揚的文章，但是寫得並不精彩，評論的時候有些勉強：「不管我們對這種思想持何保留意見（我認為與這種思想相對，我們能感覺到某些其他的思想正在形成），重要的是加繆先生的態度是真誠的，他的語氣令我們感動。」《戲劇》是一份具有影響力的周刊，而文章的結尾有助於促銷該書：「……這是一位真正的作家。」1942年9月《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的另一篇評論文章——自家的雜誌當然更要說好話——也同樣顯得乏味，儘管沒有那麼俗套。作者費埃希認為加繆的作品表現出一種隱藏不露的「兇惡」傾向，因為這部小說是以一種怪異的方式表達其顯而易見的虛無主義。儘管如此，費埃希還是稱讚這部小說「文筆樸素、準確，表達的主題具有非常明顯的悲劇性，讓人感覺到某種批判精神。」這篇文章發表之前，加斯東就看過其中的評論：「……一部傑作，一部『陶冶靈魂』的作品，因為其中恰好沒有任何說教。」加斯東沒有向加繆提到，在阿爾朗的文章發表一周后，自由區的《費加羅報》登載了批評界權威安德烈·魯索的一篇評論，對《局外人》進行嚴厲的抨擊：「小說的危機（這已是老生常談）看來日益變得嚴重。年輕小說家的處|女作所暴露出的，常常不僅是才華的平庸。當這變成一種趨勢時，更讓我們感到困惑和不安。」魯索悲嘆：這些看破一切的年輕作家究竟都是些什麼人？「這部小說似乎有意要表現出精神上的被動和道德上的墮落。」文章作者看到了一種「已經形成的才華，……散文家的種種優點」，但是「作品中的現實生活非常貧乏」。這個名叫加繆的作者讓人想起「被安德烈·紀德稱作背德者的那一類人物」。默爾索身上「沒有任何體現人的價值的東西」。九_九_藏_書

「啥時候我讓搞你？」

讓-保爾·薩特先生從戰俘營回到法國已經一年了，加繆曾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分析過他的著作。眼下薩特在巴黎的貢多塞高中教書，活動極為豐富。他正在完成現象學本體論巨著《存在與虛無》，同時在撰寫劇本《蒼蠅》，又開始了長篇小說系列第一部《理智之年》的創作，並且嘗試著組織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抵抗小組，出版了幾期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的簡報，在上面發表文章的既有馬克思主義者也有非馬克思主義者。薩特一度同意為《戲劇》雜誌主持一個文學專欄，發表過一篇關於《白鯨》的文章，後來又改變了主意。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決定不為被佔領區的報刊寫東西。1942年9月，薩特就《局外人》撰寫了一篇長達20頁的評論。伽利馬出版社的總部位於塞巴斯蒂安-博丹街，薩特不屬於該出版社文學部門的智囊成員，但是與波朗和格諾過從甚密，他們向他推薦了加繆的《局外人》。他還讀了10月16日出版的《西西弗的神話》，當時該書印了2750冊，屬於隨筆叢書中的第12種，封面為淡藍色。

在同一期的《南方手冊》上，讓·格勒尼耶發表了一篇較為簡短、才思不及薩特的文章。他稱讚《局外人》的語言「枯澀、洗鍊，有意識地不作渲染」。格勒尼耶回憶起做演員和導演時期的加繆：「我記得在排練《特納西岱號郵輪》時他扮演的那個未能離開的人物。他表現的不是一個打動我們的無辜犧牲品（要打動人就必須與觀眾更接近），而是一個看破一切、不懂得與令人厭惡的世界保持距離的紈絝子弟的形象。那彷彿是在表現狼的死亡！」加繆沒有告訴格勒尼耶他對這篇評論的看法，但是談到了他對薩特文章的感受：他既不得意也不失望，更多的是高興：「薩特的文章是一種典型的『拆解』。當然，他沒有去考慮整部作品中的直覺成分，光憑智力是不夠的。不過這是文學批評的遊戲規則，其實這樣也很好，因為在好幾處地方他讓我看清了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我也知道他的大多數評論都是正確的，不過為什麼要用那種尖酸的筆調？」

在法國廣為流傳的詩集《愛爾莎的眼睛》從瑞士回來了。作者阿拉貢在詩集的前言中說：「最近一段時期，有些人的華而不實令人厭惡，而我卻要謳歌真正的人和他的武器，現在正當其時。」

彼亞認為安省沃特維爾的一家療養院比帕訥利耶更適合加繆，應該去更高的地方，那裡的空氣永遠都是純凈的，費用問題他會跟馬爾羅商量，他們會再一次爭取伽利馬出版社按月向加繆支付報酬，加繆自己完全不用去操心。《巴黎晚報》和《進步報》在里昂停止了出版。彼亞建議加繆到內政部阿爾及利亞分局去做個登記：被戰事滯留在法國的北非法國人可能有權獲得一份補助金。讓·普雷沃斯特在里昂還幫加繆想到了一個主意：他可以去參加教職資格考試的報名，只要打通幾個關係，聖-伊萊爾-杜維的大學生療養院也許就會接受他住進去。波朗親自出馬，希望加斯東至少在6個月內每月付給加繆2500法郎。在給加繆的信中，彼亞說加斯東的「關照有些漫不經心」。他表示出的是一種聰明而謹慎的慷慨。問題終於解決了。彼亞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加繆。加繆詢問波朗，是否有可能在巴黎找到工作？被讓·普魯沃斯特解僱的彼亞也打算返回首都，到一家舊書店與朋友一起做事，實際上他是想要全力投入抵抗運動，所以採用了隱晦的說法。12月3日他給加繆寫信：「可能會有另外一項活動讓我留在這裏（里昂）。」12月7日：「最近我會去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旅行三到四天。」

盟軍在北非戰場佔據了優勢。1942年11月初，蒙哥馬利在阿拉曼戰役中取得了對隆美爾非洲軍團的決定性勝利。11月8日，美軍在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登陸。10日，奧蘭落入了盟軍之手。駐紮法國的德軍越過了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分界線。11日，意識到與阿爾及利亞和親人的聯繫被切斷的加繆在手記中寫道：「就像一群老鼠。」在此之前幾天，彼亞預見到了局勢的新發展，他在給加繆的信中說：「很顯然，維希當局已經在為美國人介入達喀爾做輿論上的準備，但這並不意味著美軍明天就會匆忙佔領法屬西非國家。況且，達喀爾並非阿爾及爾的近郊。蒙哥馬利發動的進攻肯定是認真的，它能取得勝利嗎？至少還要幾個月的時間，法國本土與阿爾及利亞之間才會有完全被切斷的危險。」奧蘭的弗爾一家正在擔心。彼亞在信中說：「我看不出有什麼值得弗朗西娜擔心的。」在美軍登陸阿爾及利亞之前，弗朗西娜曾經感到害怕，阿爾貝覺得她沒必要那麼緊張。

值得安慰的是：加繆交給伽利馬出版社的第二本書《西西弗的神話》已經預告出版。9月22日，加繆寄給加斯東·伽利馬第一份為樣書插頁撰寫的介紹文字：「現代人的智慧正在遭受虛無主義之患，為了治愈這種疾病，有人提出將其忘掉，回歸到從前：回到中世紀，回到原始的精神狀態，回到所謂的『自然生活』，回到宗教信仰，回到各種古老解決之道的寶庫。然而，要想讓這類安慰具有些許效力，就必須否定幾個世紀以來的知識積累，假裝對我們已經知道的東西一無所知，假裝什麼也未曾學到，就必須抹去那些無法抹去的東西。而這是不可能的。與此相反，本隨筆集重視我們從人類歷史中學到的經驗，它給人提出的建議九九藏書是帶著否定的態度繼續生活，以此作為向前進步的原則。本書既忠實于現代人的智慧，也對其表示信任。在此意義上，我們應該將本書僅僅看作是一種『調整』，一種對『好的虛無主義』的預定義，總而言之，看作是一篇前言。」加繆還給他的出版商寄去了一句更為明白易懂的闡釋語，用於新書的腰封：「西西弗或地獄里的幸福。」

加繆躲避著太陽的照曬。儘管天氣炎熱，他卻經常在肩膀上披著一條大浴巾，笑起來的時候似乎很健壯，而朋友們都感到他虛弱不堪。他的呼吸短促，像是在殘喘度日。

當時有一種治療結核病的方法是讓病人住到高海拔地區充分吸氧，而事實上高海拔地區的氧氣稀薄，無法降低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醫生們當時認為病人越是到高海拔的地方，就越是能增加紅血球的數量，這樣就能彌補由咯血造成的失血。按照這種理論，病人應該盡量多吃紅肉，熟的當然好，生的就再好不過了！醫生們還鼓勵病人喝紅葡萄酒並補鐵。加繆就是這一醫學神話的犧牲品。另外一種療法則近乎巫術：通過讓肺部下沉和萎陷使其得到休養。加繆避開了結核病療養院，但是卻來到了法國高海拔山區，來到了按照當時的醫學觀念有助於治愈結核病的地方。他陷入了浪漫的遐想之中。「遠離了青春。不是我主動遠離人與事（我做不到），而是人與事離我而去。青春從我身邊溜走了：這就是患病的代價。」

加繆冷靜地關注著《局外人》出版后的反響。巴黎那邊的人向他保證，最不濟也能賣出三千冊。彼亞寫信給馬爾羅，要他敦促加斯東按月向加繆支付報酬：「……以我對加繆的了解，他決不會為自己爭取任何東西，哪怕因為這種謹慎而死去。」加繆寄希望於此前交給夏爾洛出版社的一本隨筆集《人身牛頭怪獸或奧蘭的歇腳點》能夠出版，從而為自己帶來一筆收入。沒想到這本書竟然被愚蠢透頂的審查官禁止出版。什麼罪名？帶有地方主義和地方愛國主義色彩。「如果您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個奧蘭民俗協會會長的頭銜，想要出版什麼大概都會得到許可的。」

加繆正在創作的小說既有社會意義又有形而上學的意義。在《局外人》中，社會內容只是隱約可見，例如在機械愚蠢的司法機器中。對於《鼠疫》而言，社會內容與歷史內容將會更為重要或者更為明顯。加繆的志向遠大：「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首先要學會的藝術是把自己感受到的東西移植到想要別人感受到的東西裏面去。頭幾次的成功只能算僥倖，再往後就需要有真正的才華來取代偶然性。換言之天才的最初顯露都有著僥倖的因素。」他寫的是「天才」，而報紙評論了解到的僅僅是他的才能。

弗朗西娜和阿爾貝回了一趟阿爾及爾，但是沒有時間去看望他們所愛的那些人，包括弗雷曼維爾。他們與兩個朋友以及艾馬紐埃爾·羅布萊斯共進了一頓午餐。羅布萊斯注意到加繆很少說話，身上在冒著汗。

8月初，夫妻倆到埃莫拉農場住了半個月。這家農場屬於瑪格麗特·多布萊納家族，靠近阿因納·埃勒-土爾克。一起去重聚的還有讓娜·西卡爾、達岱爾森兩兄弟、尼科爾和瑪奈特·夏普隆表姐妹。這群年輕人游泳、嬉戲。有天下午，一頭小驢跑到了房子的台階上，引得他們放聲大笑。留在農場過夜的人擠在一起睡覺。他們以奧蘭人的方式開玩笑，瑪格麗特的兄弟保羅對吉奈特·岡特說：

住在巴黎的薩特經常閱讀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住在帕訥利耶的加繆則重溫柏拉圖、斯賓諾莎和《聖經》。1942年9月12日，盟軍在北非托布魯克的一次登陸行動遭到失敗。阿爾及利亞與法國自由區之間的往來聯繫保持著暢通。德國人抵達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爾加河一帶，但是法國的公眾輿論卻對貝當分子不再寄予太大希望，能夠感覺到支持率的回落，尤其是在那些將被強制勞動局派往德國的21到35歲的年輕人中間。患病的加繆不屬於這一批人。強制勞動局的這一動員決定促使一些猶豫不決的人開始加入積極的抵抗行動。1942年9月20日，巴黎出現了地下刊物《法蘭西文學》的第一期。里昂變成了一個抵抗行動、消息和謠言的中心。彼亞在那裡一直關注著加繆，並許諾要去看望他。

彼亞還給加繆寄去了一篇莫里斯·布朗肖的專欄文章。在他看來這是評論《局外人》的文章中最富智慧的一篇：「小說中講述故事的人似乎並未揭示自身的任何真正變化，或者說他所揭示的情感過於簡單，比起什麼都不說來，反而使他離我們更遠，更為陌生，這樣的敘述者表現出一種難以超越的客觀性。」小說中將司法機構表現為「一種可怕的宿命工具」的段落，讓布朗肖想到了《聖殿》的作者福克納。案件審判的複雜過程在布朗肖看來「人為造作」，彼亞則認為布朗肖「在這一點上完全搞錯了，奇怪的是那麼多有頭腦的人居然沒有認識到司法體制的荒謬性質以及法官、律師、證人之類道具的滑稽可笑。」彼亞將波朗寫的《塔布之花》寄給加繆，事實上他需要什麼彼亞都會給他寄去：「書籍、食品、動物標本。」不知加繆是否已經重新開始創作了？當地的治療條件還過得去嗎？要知道，「《局外人》現在已經隨處可見了」。彼亞建議加繆與瑞士的《訥沙泰勒郵報》、《日內瓦日報》和《收藏家報》建立聯繫，為它們寫上兩三篇文章后，沒準它們就會建議加繆撰寫專欄：「這些瑞士人雖然有些沉悶，但是沒有那麼淺薄，尤其是不像大多數法國報業大亨那麼愚蠢。」

1942年7月，在一學年的工作結束、弗朗西娜有了空閑時間之後，阿爾及爾的一位醫生朋友斯韋克林斯基建議加繆到高海拔地區和法國去過冬天。多虧伽利馬支付的稿酬以及弗朗西娜的工資，加繆夫婦現在總算有了一點錢。

《局外人》的風格令薩特著迷，小說中語句的各種拆分方式、對比手法、純粹的簡單句疊加、時間單位的區隔、擬人化傾向、動詞的純粹性和及物性、每個句子單位的獨立性，等等，都具有眾說紛紜的暗示效果，這些手法的運用極少張揚，只是個別時候有些極端：「十九世紀的博物學家會這樣寫：『一座橋橫跨在河面上。』加繆先生拒絕這種類型的擬人化手法，他會寫：『在河面上，有一座橋。』」還有更好的例子：「人們說勒納爾的語言到最後總是『母雞下蛋』這樣完整的句子，而加繆先生和許多當代作家則可能寫：『有一隻母雞，它在下蛋。』」薩特此時快要完成《存在與虛無》，那是一部別具一格的著作，難以歸類，既不同於博士論文，也不同於抽象的心理學教科書，或者哲理小說。這部關於「存在」的小說錘鍊出可以有無數種解釋的概念與人物，自為、自在、否定、背信，還對唯我論進行了分析。默爾索不就是一個唯我論者的絕妙例子么？薩特被《局外人》的獨創性所打動：「這是一部古典主義的作品，一部有條理的關於荒誕和反抗荒誕的作品。」但他不能肯定「這是否是作者的原意」。薩特沒有讀過加繆評論《噁心》和《牆》的文章，因此閱讀《局外人》是他與加繆的首次「接觸」。兩位作家通過彼此的寫作，這個最好的中介人，相遇了。在寫《局外人》的評論文章時，薩特尚未完成《存在與虛無》有關道德方面的最後一章，他將自己這部重要著作中的一個觀點（當然也是許多其他哲學家的觀點）用到了默爾索身上，用到了這個人物實際表現出的以及他所聲稱的反道德主義上：「本體論自身並不能表達道德原則。」加繆和薩特都在直面如果人不信仰上帝，如何確定道德基礎這一永恆的問題。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關於「目光」的論述既複雜又深刻，而他在審視陌生作家的作品時，目光往往驚人的犀利，遠不同於魯索的那種廢話。ｒead.99cｓｗ•ｃoｍ

薩特採用了索邦式的筆調：「我們的作家……」，「讓我們來作進一步考察……」，不過也不乏直覺：「所以，採用小說形式傳達信息這一事實本身，足以顯示出加繆先生既謙卑又驕傲。不是逆來順受，而是既承認人的思想的局限又要反抗。」如何解釋這部作品在1942年的神秘成功？對於薩特來說，應該將此看作是「兩個人，作者和讀者，在荒誕中、在理性達不到的地方突然間心心相印。」這句話可以用在所有深受讀者歡迎的優秀作品上。有時候，薩特在自己喜愛的話題上想發揮一下，但是隨即又會泄氣：「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沉默乃是話語的真正方式。」薩特的軟肋：如何既保持沉默又使用語言？「如何運用概念來表示當下難以理解的、雜亂的種種現實呢？」用一種新的技巧。那麼加繆的技巧是什麼？「有人（波朗）曾經告訴我，『這是用海明威的風格寫卡夫卡的內容』。」薩特沒有看出卡夫卡的內容，倒是加繆曾在薩特的《噁心》中看到了卡夫卡。「加繆先生看待世界的眼光完全是人間的，卡夫卡小說要表現的卻是不可能達到的超驗性：對於卡夫卡而言，宇宙充滿了符號，但是我們無法理解，就像我們無法看到布景的背面。對於加繆先生而言則正好相反，人類的悲劇根本不存在任何超驗性：『我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否有一個超過我理解能力的意義，但是我知道我不了解這個意義，而且此刻我不可能了解它。一個存在於我的處境之外的意義對我能有什麼意義呢？我只能以人的方式來理解世界……』」薩特因此認為：「荒誕的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只看到這個世界好的一面。」

既像兄長又似父輩的彼亞在為加繆擔憂，想象他在山上冷得要命，艱難地去聖艾蒂安接受氣胸治療。他可能真的應該到氣候更為宜人的濱海阿爾卑斯、聖-保羅旺斯山區去生活。在那裡他可能會更自在一些。在提到阿拉貢和馬爾羅的近況時，彼亞的用語不再那麼隱晦，以他們妻子的名字來進行代指，說愛爾莎夫婦（即阿拉貢夫婦）住在德龍省的一座廢棄農場里，愛爾莎的丈夫靠伐木給家裡取暖。若賽特（馬爾羅的伴侶）住在科雷茲。他們兩家人都在不停地更換住址和環境。等加繆拿到通行證去里昂看彼亞時，「我肯定會有很多事情要告訴您」。

有馬爾羅、波朗和彼亞站在自己一邊，就能夠忍受那些專欄評論家的因循守舊和敵意了，加繆帶著苦澀這樣安慰自己。他在手記中寫道：「花了三年時間寫出來的一部作品，居然被人用五行字加以嘲笑，而且引文還是錯誤的。」還有：「說教者猖獗。那些白痴以為選擇否定就意味著放棄，以為預言家式的扭捏作態中會有陽剛之氣，以為矯揉造作的精神中會有崇高的存在。」

一些付費的遊客來到帕訥利耶，加繆夫婦不跟他們一起分享茶點和覆盆子果醬土司。眼下在法國大家都避免交談：不了解別人就不會對別人帶來潛在的危害。一位叫雷蒙德·格倫巴赫的女房客欣賞這對年輕夫婦，但僅止於跟他們見面打招呼而已。格倫巴赫是猶太人，曾在巴黎的醫院當住院實習醫生，後來被解僱了。整個尚蓬地區現在成了遭受迫害的猶太人的避難所。

在隨筆集即將推出之時，伽利馬建議出版《卡利古拉》，但是加繆寧願等待，謝絕了這一建議。

作為文壇新秀，加繆現在獲得了給法國主要報紙和最好的雜誌撰寫文章的權利。被佔領時期法國出版過許多新書，那些即使不喜歡《局外人》的人也無法忽視這部作品。不僅如此，加繆還擁有了一個讀者群。11月，伽利馬出版社加印了4400本，半年後又加印了同等數量。但這並沒有讓身處帕訥利耶潛心創作《鼠疫》的加繆覺得自己真正被理解了。他在手記中寫道：「各種關於《局外人》的評論：他們認為這部作品寫的是『冷漠』，這個詞並不准確，說『親切』也許更好些。」他還道出了創作背景：「有三個人被我寫進了《局外人》：兩個男人（其中一個是九九藏書我自己）和一個女人。」他沒有說僅僅是兩個男人，那麼那個女人是誰？是伊馮娜·杜凱拉爾，他在私下見面時和書信中常常叫她「女局外人」。

另一篇認真評論《局外人》的文章刊登在《泉水》雜誌上，作者是加繆從前在勞動劇團的夥伴亨利·埃勒。埃勒在加繆的小說中看到了多斯·帕索斯的某種影響，認為這種影響使他有可能陷入「寫作手法過分機械」的危險，但是「這種單調的敘述，卻恰恰非常符合《局外人》的主題。」歸根到底，「加繆先生寫的不是心理小說或分析性小說，藉助於一種嶄新的技巧，他成功地賦予了自己的作品以法國最優秀的文學傳統中古典敘事的嚴謹與純粹。」埃勒認識加繆，但是並不太了解默爾索這個人物，認為他「沒有人的味道，缺乏人性的價值，甚至缺乏人性的真實，儘管小說的唯一框架就是真實主義的願望。」昔日的夥伴並不一定都是有洞察力的評論家，加繆跟朋友們更容易解釋清楚。布朗什·巴蘭批評他的作品有些冷酷，加繆在給她的信中說：「《局外人》實際上是一部深思熟慮的作品，書中人物似乎沒有情感乃是有意為之。從這個角度看，您所說的那些話是正確的。但是這部作品具有雙重含義，我試圖把默爾索寫得自然生動，但這個人物同時也是一個象徵，此外還有一層額外的含義：他是一個系列作品的首篇出現的人物，後續的作品將會使他的象徵意義變得更為明顯。他所代表的是零起點，而一個處於零起點的人可以獲得某種存在。當然還有別的東西，諸如犧牲、忠誠、榮譽、輝煌的人生之類，所有這一切荒誕的美德都保存了它們的意義。」他在信末又寫下附言：「我可能於10月28號去一趟里昂，如果您不去的話，我可能會取消這趟行程，但我會在11月底（25號左右）離開帕訥利耶，在里昂短暫逗留後前往馬賽。因此很快能再見面了，親愛的亞洲女郎（布朗什的父親曾是亞洲殖民地的軍官），別忘了我這個朋友，期待著您的來信。」

加繆錯過了最後一批輪船，因而無法回到阿爾及利亞。與此同一時間，伊夫·布爾儒瓦的妻子則無法從阿爾及利亞到法國去和丈夫團聚。這位曾與西蒙娜和阿爾貝結伴到中歐旅遊的教師，目前是被德軍俘虜的軍官，同意在一家工廠里擔任翻譯，而被俘的軍官本可以不為德國人工作。簡而言之，布爾儒瓦在為德國人效力，並建議讓自己做護士的妻子也到德國工作，但是她卻無法從阿爾及利亞到達德國慕尼黑。

波朗在與加繆通信，希望能在巴黎認識他本人。能不能為他找一份不太累的工作？在談到自己的作品《塔布之花》時，波朗既出於天真又出於挑釁，寫了一張書法極為漂亮的區間通信卡，上面有一個多次重複、非常容易辨認的字眼，可能會引起審查者的注意：「您已經在懷疑，如果一名做事有條理、有『科學頭腦』的恐怖分子被迫要成為修辭學家的話，那麼基於相同的法則，修辭學家同樣要被迫成為恐怖分子。如果您同意的話，他的這種處境可以說是荒誕的。」審查者和警方正在尋找抵抗戰士與恐怖分子，假如一個法國警探或是蓋世太保看到這些字眼，會不會將其視為文學界的恐怖主義？

加繆夫婦登上了一艘穿過西班牙海域前往馬賽的輪船，就露宿在甲板上。他們的旅伴中有一位名叫路易·若克斯，是比若高中的歷史教師，也在阿爾及爾大學兼課，現在要去法國參加抵抗運動。若克斯和加繆相互認了出來。加繆正在讀路易·吉尤的小說《夢中的麵包》，此書的出版社和封面都與《局外人》相同。若克斯手裡拿著的則是一本泰奧菲勒·戈蒂耶的書。在馬賽辦理完入境手續，包括一項確認旅客身上是否有虱子的檢查，加繆夫婦乘火車前往裡昂，然而途經里昂的阿爾貝累得已經沒有力氣去看望彼亞，隨後夫妻倆又乘火車到聖艾蒂安，再換小火車去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又坐了幾公里的馬車，終於抵達了維瓦萊山區海拔一千米的帕訥利耶。

彼亞在里昂一直關注著《局外人》出版后的各種反應，他寄給加繆一期《時代報》的專欄文章。作者埃米爾·昂里約是文學批評界的另一位要人。「我從沒有懷疑過昂里約先生是個笨蛋，他寫的這篇評論再次印證了我的看法。撇開這一點不談，他的話其實是令人鼓舞的，因為讀他的文章，你會覺得《局外人》如果贏得讚許將是一件令人惱火的事情。從魯索到昂里約，這就是默爾索在被處決的那天所期待的觀眾。我真想寫信給司法部長，建議他把這兩人列入陪審團名單，如果他們的名字還不在上面的話。」

10月份，得到放鬆的加繆重新投入工作：「弗朗西娜整個9月份都跟我在一起，現在她走了，我必須獨自一人待到11月底，到那時我會回到阿爾及爾，可能會在那裡定居下來，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很希望能在埃勒·比阿爾或者相同海拔的地方找到一處公寓，呼吸到有益健康的空氣。「我對於待在阿爾及爾、奧蘭或者法國都無所謂。到法國定居我會感到高興，但是鑒於我虛弱的身體狀況，我會死在那兒的。因此理所當然不應該……」尚蓬地區的景色終於「打動了他的內心」：「隨著秋天的來臨，這裏的景緻變得相當優美。所有的樹木都像是紅色或黃色的巨大火焰，陰沉的天空讓景物的線條變得更加粗糙，道路上已經沒有任何行人。」帕訥利耶的房客們開始離開了：「再過一星期這裏就只剩下我和一位好心腸的老太太（這裏的老闆娘）了，她就像是從某本婦科書籍中走出來的人物。不過至少我可以繼續工作。《鼠疫》的創作已經大有進展，但是我覺得還應該全部重寫一遍。」加繆成了真菌學家：「在沒有任何更好的事情可做時（經常是這樣），我就去采蘑菇。這種平靜的活動能夠幫助我忘掉去聖艾蒂安治療時看到的一切：我從未見過的最苦難的景象。」在他看來，聖艾蒂安比卡比利亞山區還要貧困。與他相伴的，有「三隻漂亮的狗」。加繆喜歡柴火的氣味：「以前我需要安靜，而現在我不討厭任何人了。要是能夠康復、像從前一樣生活那該有多好（自打患病以來，我甚至沒有跑過一次步）。現在我又覺得自己有可能過上幸福的生活了。當然，最好是我能嘗試著樂天知命，而不是去企望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作出決定：11月底就回到阿爾及爾定居。寒冷的天氣來了，帕訥利耶的生活變得難受起來：「燕子早已飛向熱帶地區，而我耽擱得太久了。」很快他就要到29歲了。他申請去巴黎的通行證，打算在那裡住上一個星期。首都正在上演《塞萊絲蒂娜》、《哈姆雷特》和辛格的劇作：「總而言之，是阿爾及爾為一切定下基調，我們不過是小小的前驅而已。……有時候，我想到健康就像想到一個自己無辜失去了的偉大國度，那裡充滿陽光和蟬鳴。當我實在太渴望這個國度、渴望它可能帶給我的幸福時，就會重新開始工作。等回到阿爾及爾，我的創作會大有進展，但是並不會令我滿意，還需要重新開始。……我做事情總會是這樣：要想把事情真正做好，就必須重新開始。」read.99csw.com

現在，加繆的手記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被用於撰寫《鼠疫》第二稿，以及一個題為《誤會》的劇本，這個劇本最初的標題叫《布傑多維奇》。雖然每隔半個月，加繆就要去聖艾蒂安接受人工氣胸治療，但他從未讓結核病主導自己的生活：「疾病將我的生活打上了叉，然而也可能為我提供了一道防線。最理想的是從中獲取力量，同時拒絕它所帶來的弱點，願它成為在我需要時能令我更為堅強的一種退隱。如果必須為此支付痛苦和與世隔絕的代價，那就支付吧。」加繆在各個方面都感到窒息，既有身體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他不能與周圍的人說話，現在自由區已不復存在，大家都得低聲說話，靠牆根走路。從這個封閉的環境中加繆獲得了創作靈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我們每個人所遭受的窒息，表現我們曾在其中生活過的那種被威脅和流放的氛圍。同時我也想將這一闡釋擴展到人類存在的普遍狀況。《鼠疫》將描繪出一批人的形象，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曾經思考、沉默，並且經歷過精神上的痛苦。」與此同時，阿爾貝還就反抗的主題寫下了一批筆記。他正在艱難地、緩慢地創作出自己的作品。他不是一個急於寫出東西來的作家，他的生活從未像目前這樣有條不紊。被迫住在山區反而適宜於搞創作。他可以去聖艾蒂安或者里昂，還可以夢想著去巴黎逗留幾天，但是穿過分界線需要有通行證。戰局的變化讓法國人感到措手不及。

弗朗西娜的姑媽瑪格麗特嫁給了演員保爾·愛彌爾·厄特利，他母親薩拉在一個由要塞改建的農場里，經營著家庭式膳宿公寓帕訥利耶，公寓位於一個有四棟房屋的小村莊的正中間，其中兩棟房屋住著農場主勒格朗一家人。弗朗西娜和姐姐們小時候曾來這裏度假。厄特利太太像母親般親熱地關照加繆，甚至免去了他跟人寒暄應酬的麻煩，以免他感到疲勞。加繆夫婦可以在自己的房間里吃飯，無需跟主人同桌就餐。二樓有一個木頭搭建的陽台，他們就在這個名副其實的露台上休息。厄特利太太沒有讓他們支付巴黎人要付的房錢：大家只需分攤日常開銷即可。透過這座巨大要塞的槍眼，風灌進來，在螺旋形樓梯里呼嘯。公雞、母雞、鴨子、小牛、山羊在清晨一起叫喚，包括富莉太太在內的女傭們將熱水罐送上樓，鞋跟跺得地板直響。一部分旅客住在要塞附屬的建築里，另一部分則住在方塔下面要塞的主建築內。靠牆放著一些原木椅子，塗過泥灰的牆上用帶花壁紙貼到一半高。陶制的餐具裝飾著餐廳。客房裡擺著茹伊平紋布的屏風。院子中央有一處洗衣池和一棵巨大的梧桐樹，樹蔭遮住了一半客廳。這間客廳從前曾是穀倉，現在被帷幔隔成兩半，裏面的傢具陳設是巴洛克式的，一個墩狀軟座，兩把扶手椅，一張原木餐桌，一架鋼琴。菜園子連著一大片草坪，一條兩側種著果樹的小路穿過草坪，一直通向河邊。這一帶的景緻極美，河對岸能看見高大的冷杉林、苔蘚地、三葉草、歐洲越橘樹林和林中空地。房客們在兩餐之間可以四處閑逛，有些人走到尚蓬鎮購物，去郵局或者看電影。另外一些房客，像阿岱拉伊德·格倫巴赫，會去參加救世軍組織在尚蓬轄區的會議。阿岱拉伊德覺得這些會議「很有趣很奇怪，就是說膚淺、像在演戲，但是又都懷著發自內心的真誠。很多當地人去參加會議，帶著真誠信仰歌唱，對於我們來說，這樣的場面既很陌生，又很天真，沒有虛假的羞恥感，我感覺簡直是在看一場電影。聽那些人講述他們皈依救世軍的過程，你幾乎會覺得自己待在旁邊很冒昧……」

加繆開始習慣了維瓦萊的秋天，這裡有紅色的樹林，山毛櫸「構成了金黃色的斑塊，或者孤零零地長在樹林邊，如同流淌著金色蜂蜜的巨大蜂巢。」遠處不時有美女走過，但是他感到的誘惑已經不像在阿爾及爾和奧蘭那麼多。加繆又有了必須禁慾的固執念頭：「情慾沒有任何意義。它並非不道德，但產生不出有價值的東西來。不想創作的時候可以沉迷其中，但是唯有貞潔才能讓人有所進步。有時候——當你讓情慾擺脫了道德約束的時候——它是一種勝利，但是很快就會變成一種失敗，唯一真正的勝利是繼它之後才會得到的，那就是貞潔。」幾天之後他又寫道：「放縱的情慾會導致一種以虛無方式看待世界的哲學，而相反貞潔卻會賦予世界以意義。」稍後，這位唐璜故意顯得看破一切，用幾乎玩世不恭的語氣寫道：「愛情之外的女人是令人乏味的，而她們卻並不自知。要麼只跟一個女人生活同時保持沉默，要麼跟所有女人上床並去行動。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別處。」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性道德觀？即使上帝不存在，加繆也不允許自己為所欲為。在他看來，藝術創作常常就是減去情慾后的工作。在手記中（至少是在他未剪掉的手記中）他靦腆、謹慎、隱秘、自我審視，提到了一個中篇小說的寫作計劃：「構想：由於源自內心的某種要求，主人公拒絕別人向他提供的一切東西、一切得到幸福的機會。他糟蹋了自己的婚姻，捲入到一些並不令他滿意的私情中，一直在等待、在希望。」性在加繆眼裡常常顯得荒謬和無關緊要，但感官享樂和幸福則不同。「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正在進行的創作。他對未來要寫的各類敘事作品都已有了打算，走出《局外人》之後——不過一位作家能夠真正走出自己已經完成並發表的作品嗎？——他重讀了自己已經寫的和已經出版的作品，然後埋頭工作。這個時期，波朗給詩人讓·萊斯居爾寫過一封信，後者在巴黎辦的刊物被禁后，轉到布魯塞爾以《沉默練習》的名稱繼續出版。波朗在給他信中說：「您願不願意讀幾頁加繆關於荒誕的作品？寫得非常漂亮。」就這麼一句話。

加繆到帕訥利耶來既是為了休養，也是為了創作那部業已開頭的小說。「我期待著困擾我的這場疾病能夠痊癒，除此以外只有一個願望：寫作。我希望在這裏進行創作。」天氣好的時候，加繆會坐在大宅前的一張石頭凳上，聆聽蟾蜍的叫聲。在他聽來，這種美麗動物夜晚的叫聲悅耳，像是長笛的聲音。有時候，他會穿過鄰近的冷杉樹，走到利尼翁河邊。他喜歡一隻名叫「香煙」的母貓，夏天結束的時候這隻貓死了。

他接受了患病的現實，同時決心儘快康復，他不希望被疾病控制，而是希望能夠控制住它：「疾病是一所修道院，有著自己的清規、苦行、靜謐和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