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秋天，如果說加繆還沒有獲得寧靜的話，不過他似乎找到了某種智慧和由衷的快樂：埋頭創作。他並不滿意手頭正在寫作的這部厚厚的小說，創作過程不如寫《局外人》時那麼有激|情。不過讀者仍然能夠感覺出他想要表現什麼：「閱讀《鼠疫》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式，它既是對一次流行病的敘述，也是對納粹（以及一切極權制度）佔領狀況的象徵表現，同時還為關於惡的形而上學思考提供了一個具體例證。……梅爾維爾在《白鯨》中試圖表現的，正是這些東西，而且更富於才華。」

從彼亞那裡——他也參加了「戰鬥」組織——加繆得以獲悉抵抗運動所做的事情，了解到它的重要性及其局限性。他一直想要取道西班牙返回阿爾及利亞，布呂克貝爾熱神父應該能夠為他提供幫助。瑪麗安娜·費約爾和薩拉·厄特利幫他在長褲前腰處縫了三枚金幣，如果他穿越西班牙邊界，身上藏點錢也許是有用的。費約爾夫婦試圖勸他打消這個念頭：佛朗哥分子會將他關進埃布羅的米蘭達集中營，不會善待他的。加繆並不害怕死亡，或者並不承認自己害怕，不過他知道自己比別人面臨更大的死亡風險：「現在我對死亡的感覺已經習以為常，這是一種沒有肉體痛苦的感覺，因為肉體的痛苦是與當下聯繫在一起的，它要求你全神貫注與之鬥爭。但是如果看一眼血跡斑斑的手帕就毫不費力地預感到死亡，那就相當於頭暈目眩地將死亡重新體驗了一遍，過程的令人恐懼之處就在於此。」

「一打6法郎。」

「內容像炸藥，」作家說道。

在聖艾蒂安接受氣胸治療讓加繆備受痛苦。他想把天主教徒布呂克貝爾熱介紹給萊諾這位新教徒、這位加入抵抗運動的教士兼戰士。布呂克和加繆在聖艾蒂安火車站的餐廳等候萊諾，等到吃甜點的時候他來了，臉上長了一個腫塊。布呂克走後，阿爾貝和勒內兩人在聖艾蒂安轉悠，這裏的咖啡館「空無一人，儘是蒼蠅」。他們又喝起了加糖精的檸檬汽水，勒內吞服了阿司匹林，隨後加繆送他上了火車。在寫給加繆的信中，萊諾終於表明了自己的心愿：「願上帝又賜予我們新一年的時光，並賜予我們繼續為真理服務的快樂，這就是我在1944年為您和我自己許下的願望，因為我對自己懷有一種高尚的期待，我很想讓您也能和這樣的期待融為一體。」

「194……」年的奧蘭，到處都在實施宵禁，照明受到限制，商店門口排隊購物的人流越來越長，就像現實中1943年的尚蓬、聖艾蒂安和巴黎一樣。這是經過藝術加工的被佔領時期的現實世界：食品配給，投機生意，黑市買賣。現實主義的筆觸反映了當時奧蘭人（也就是法國人）的基本心態：「他們中大多數人最不習慣的是日常生活受到干擾，或者自身利益被觸及到。」至於納粹主義的根源、某些集中營里的暴行，法國人都一無所知：「對於什麼是鼠疫，他們的了解幾近於零。」1940年的那個和平主義者加繆消失了：「事實上，我們需要很多天時間才能意識到我們置身於一個沒有妥協餘地的處境之中，諸如『和解』、『優待』、『例外』之類詞彙都失去了意義。」加繆和彼亞、蓬日、萊諾一樣，認為任何妥協都是對原則的放棄，這並非因為他們這些反德國和反納粹的法國人都是些好戰之人，或者屬於抵抗網路的成員。在小說中，當需要志願者組織起抵抗鼠疫的防疫小組時，「參加的人數非常有限」，同樣，始終堅持參加抵抗運動的人數也不會超過兩萬人，這已經算不少了。實際上大多數的法國人，尤其是尚蓬一帶高原上的居民，都是抗拒德國人的，無論是通過暴力或是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都在救助猶太人，為抵抗組織「馬基」提供掩護，參与襲擊德國人。在尚蓬，仍有一批和平主義者，例如A·特龍克梅牧師和E·泰斯牧師，以及小學教員F·達西薩克。《鼠疫》中塔魯這一人物就代表了主張非暴力、不參与鬥爭的這批人。在維瓦萊高原，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在救援遭受迫害的人。在寓意小說《鼠疫》中，加繆所喜愛的那些人物立刻都參加到了抵抗鼠疫的鬥爭中，他們中既有里厄醫生，也有稍後加入的帕訥盧和朗貝爾等人。加繆暗示了大多數人的觀望態度和他本人對此所持的現實態度。他的心態和處世藝術也在於寬容地去理解他人。在決定加入抵抗之前，他本人也曾像小說人物朗貝爾一樣猶豫過，朗貝爾想逃離奧蘭，加繆則渴望回到阿爾及利亞。

12月初，德國軍隊進駐上盧瓦爾省。尚蓬鎮的利尼翁旅館成了德國軍官的休養康復中心。法國平民新教徒和德國軍人新教徒在教堂里相遇。抵抗組織決定不去攻擊這些德軍新教徒，以便保護猶太人，同時也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任何軍事上的價值。一個避難的猶太人搭救了一個快要溺死的德國士兵。

蓬日同意加繆有關荒誕的觀點，但是更希望能給世界一個意義。他責備自己的這位新朋友：「世界當然是荒謬的！但是哪兒來的悲劇性呢？我很想把悲劇因素從荒誕中去除掉。」隨後他的語氣變得溫和起來：「本體論的自殺只不過是一些富家子弟的玩意兒（其實他們人也都挺好的）。」

和里厄一樣——他在《鼠疫》的最後以第一人稱「我」表明自己就是這部小說的敘述者——，加繆寧願站在受害者的一邊，而不是聖人一邊。里厄堅定reaｄ.9９ｃsw.ｃom的話也表達了加繆的心聲：「我認為自己對當英雄和當聖人都沒有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

加繆和住在厄特利膳宿公寓的一位遊客皮埃爾·列維交上了朋友。列維化名費約爾，來自馬賽，從1941年起就投身抵抗運動，於1942年加入「戰鬥運動」組織，並定居在尚蓬附近的拉塞爾。他和堂斯地區的一些抵抗運動負責人有來往，其中一位叫貝爾納（化名加涅），另一位叫布呂耶爾（化名圖桑）。費約爾和他的妻子與加繆很合得來，加繆介紹他們認識了弗朗西斯·蓬日和布呂克貝爾熱神父，後者是個多明我會修士，喜歡空想，行為放蕩，在為抵抗組織做事。費約爾——又名西蒙、里維埃爾、胡、瓦蘭——最初並未告訴加繆他具體在做什麼，因為沒有必要，而加繆則沒有隱藏自己的真實感想，他知道費約爾在積极參加抵抗活動。帕訥利耶的人們收聽BBC的節目和它播送的暗號信息：「我害怕節日過後的日子」，「鯊魚的鼻子是柔軟的」……加繆跟瑪麗安娜·費約爾學了一點德語，並向她吐露自己因為與留在奧蘭教數學的弗朗西娜分離而感到痛苦。他說在這整個時期他都無法要孩子。瑪麗安娜對他表示同情。有時候，她覺得加繆作為以自我為中心的藝術家，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他跟費約爾夫婦談到，夫妻間的愛情會因為分居兩地而逐漸消失。

加繆和費約爾夫婦每次見面是在拉塞爾或者帕訥利耶，他們曾讀過《卡利古拉》和《誤會》的手稿。加繆告訴瑪麗安娜，《鼠疫》的寫作進展困難。他帶著一條耳朵耷拉的母狗波莉娜散步，微笑著說：「這隻狗就是我受難的象徵。」他幫助費約爾夫婦的兒子塞爾日寫作文，結果得了個好分數。他們用帕訥利耶的窗帘給加繆做睡衣，一邊做一邊笑。

布呂克貝爾熱將加繆安置在一棟小屋裡，靠近瓦爾省聖-馬克西曼的多明我會修道院，但是無法為加繆提供一個離開法國的秘密交通網路。布呂克貝爾熱憧憬著能有一批神職人員，勇敢貧窮、無往不勝，都是尼采學說的信徒。他厭惡敷聖油之類的儀式，不管是不是主教派教會的，「我討厭那些基督教民主黨人」。加繆曾經記述過他們之間的一次談話：

他在里昂與加繆見面，把自己關於《西西弗的神話》的閱讀心得交給他。他對加繆說：「還有一件事我沒有跟你說過：我推動的岩石太沉重，經常讓我感到氣餒，讓我變得非常懶惰。是否有可能想象一個懶惰的西西弗呢？如果能夠的話，那豈不是登峰造極的荒誕嗎？或者，這種想象與荒誕概念是相互矛盾的？」

世界看上去不再是荒誕的，而是可怕的。對此加繆在自己的生活和紀事體小說《鼠疫》中想要給出的回答是：進行反抗。荒誕的人，無論是默爾索還是《西西弗的神話》里的那些抽象人物，已經被現實生活中的事件、被一個人置身於法國和歐洲動蕩歷史時期的思考所超越。誰要是思考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會被許可，思考一下擺脫傳統道德、建立新道德的雙重誘惑，誰就會意識到「我們不能絕對地取消價值判斷，這就是對荒誕的否定」。在審美方面，無論是作為職業寫作還是作為藝術創作，加繆都始終堅持自己的追求：做一個「在每部小說里運用不同風格的作家」。《鼠疫》平靜而開闊的風格，完全不同於《局外人》的那種簡練與乾澀，就像是湍流進入了平靜的湖泊。

「不行，6法郎我不賣。」

剛到尚蓬時——當時弗朗西娜還陪著他——，加繆曾在筆記中寫道：「荒誕不能教給人任何東西，這個理解是決定性的進步。」幾個月以後，荒誕已經只是一種「審美意義上的理由」了。可是這個理由對於他有何用處呢？「我很清楚荒誕思想（即使是審美意義上的）最終會通向絕境，而人能不能活在絕境中呢？問題就在這裏。」里厄、朗貝爾、塔魯、帕訥盧和加繆本人都找到了反抗之路。書不僅僅是寫給讀者看的，它還記載了作者的心路歷程，不過需要注意馬爾羅曾經提醒過的危險：如果一個作家想要作出什麼結論，提供某種道德觀的話，他的小說藝術就會枯萎。

萊諾對自己的懷疑讓加繆感動，他在給加繆的信中說：「我經常捫心自問，練習詩歌創作是不是為了證明自己不是一個詩人，或是為了消除自己身上對詞語抱有的巨大幻覺。」萊諾說他不具備欣賞《西西弗的神話》所需要的哲學知識，不過他很欣賞《卡利古拉》，稱這部作品「如閃電般揭示了一個人靈魂中的那種不可能性」。在一些謙遜的書信中，他把自己的詩作（大多為十四行詩）寄給加繆指正，他們還談論阿格里帕·多比涅、布朗肖、馬丁·布伯，以及拳擊、海水浴和露營，萊諾在說這些時覺得自己彷彿「被永恆地變成了有產階級」。有時候，他們只需一起置身於里昂貝爾古廣場的孩子和鴿子中間，就感到很滿足。如果談起道德問題，認為應該「為它做點什麼」的時候，倆人就會良久沉默無語。懂得共同沉默、共同歡笑甚至共同煩惱，這是愛情和友情的特殊美好之一。萊諾夫婦接待加繆住在保姆的房間，加繆看到的是夫婦倆帶著一個孩子的和睦家庭。深夜裡萊諾起床，抖乾淨煙斗灰，遞給加繆幾支香煙。他們也會相約在聖艾蒂安見面。在加繆看來，假如有地獄存在的話，那麼它「應該類似於read•９９ｃｓｗ.coｍ這裏長得沒有盡頭的灰暗街道，所有的人都」穿著黑色衣服。他極其厭惡聖艾蒂安與阿爾及爾正好相反的那些地方，這座城市代表著現代城市規劃的醜陋：「聖艾蒂安及其周圍郊區。如此的景象是對創造出它的那種文明的控訴。……任何民族都無法離開美而生活，最多只能暫時生存，而歐洲文明在這裏恆久展示的一面，卻始終遠離了美。」

「太太，您有雞蛋嗎？」一位遊客問呂埃爾太太。

在帕訥利耶，加繆將一份後來更名為《法蘭西通信》的地下報紙《星報》拿給費約爾看。

瑪麗安娜·費約爾在堂斯學校校長彼埃爾·貝爾納的油印機上，將這份《星報》複製了60份。

加繆請巴黎的朋友幫他找布朗肖的兩部小說，以及由莫里斯·貝茨翻譯成法語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在我住的這個新教徒地區，只能找到感化類的書籍，這當然有教育意義，但是讓人貧血。」加繆在等待去巴黎的通行證：「我們學會了耐心，這是件好事。」《鼠疫》中的主人公們就是在等待中保持著耐心。

秘密軍隊和其他團體組成了一些獨立的小組，準備在時機到來時採取行動。他們的武器，無論步槍、衝鋒槍還是手榴彈都很稀少。到了春天，「戰鬥」、「自由射手」和「解放」等幾個主要的抵抗組織結成了聯盟。當重要的抵抗人士讓·博尼索勒後來被捕時，費約爾悄悄告訴加繆有人要求自己出來接替博尼索勒，為此他徵求加繆的看法，然而這個決定過於重大，加繆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幫他決斷。

維瓦萊-利尼翁高原的冬天氣候惡劣，寒風將積雪吹刮成雪堆，公路和鐵路交通均被切斷，要從帕訥利耶步行去一趟四公裡外的尚蓬村都不容易。尚蓬和它所在的高原如同一座孤立的要塞，有兩條公路從這裏經過，一條是由北向南的500號省級公路，連接堂斯和費利尼翁；另一條是自西向東的15號省級公路，連接普伊和羅訥河谷，沿這條公路可以前往裡昂。爬上尚蓬的這兩條公路蜿蜒曲折。這裏遠離重要的城鎮，距瓦朗斯80公里，距加繆接受治療的聖艾蒂安65公里。如果搭火車去聖艾蒂安需要三個小時，乘長途汽車則需四小時。尚蓬四周的山區是新教徒的聚居地，範圍遍及整個高原，這裏依然保存著古老的信仰、鬥爭和為新教徒提供避難所的傳統。大革命的恐怖時期，這裏的新教徒家庭曾經保護過那些拒絕宣誓效忠教士組織法的教士。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尚蓬的寄宿學校收留過一批工人家庭的孩子，後來又收留過西班牙共和黨人。這些新教徒還記得路易十四時期的龍騎兵對他們先輩的迫害和虐待，如今他們既富寬容精神也有反抗精神。帕訥利耶位於利尼翁河畔的尚蓬和馬澤聖烏瓦之間，這兩個市鎮有居民4942人，其中4732人是新教徒，他們與自覺微不足道的166名天主教徒相處融洽。這裡有兩類加爾文教徒：大多數人歸屬新教教會，另外一千人是特殊團體達秘兄弟會成員。19世紀時，一位英國聖公會牧師出於對自己教會缺乏活力感到不滿，來到上盧瓦爾省，宣傳教會不應該是一個可見組織的思想。他組織的「兄弟會」成員聚集在一起，彼此感化，像公誼會教徒一樣等待有了內心啟示才開口說話，他們讚美聖女塞訥，期待著上帝的降臨。加入達秘兄弟會的農民生活在分散的農場建築物里，屋內有公用的大廳、壁爐和帶櫥櫃的床。牲畜棚對著大廳，上面是乾草倉，下面是飼料槽。農民們使用煤油燈照明。直到1942年上半年，牧師們還會脫口而出地說：「讓我們謙卑。」戰敗的法國充斥著享樂主義和拜金主義，上帝已懲罰了它，這個有罪的民族應該悔過。罪過-失敗-復興，一種類似貝當主義的神學由此建立起來。

1942年8月26日，法國警方在高原上突然展開大逮捕，激起了當地居民的對抗。新教徒很自然地收留了多達五百名猶太人，達秘兄弟會成員也經常收留猶太人，因為在他們眼中，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整個高原上有二萬四千居民和十二個新教教區，要藏匿五千來個猶太人並不太困難，這個人數連住在附近的加繆也未注意到，因為避難者夜裡會從一個農場轉移到另一個。山谷、樹林茂密的山丘、小高原將他們和當地嚮導隱蔽起來。一有警報，猶太人就會分散開來。假如所有的法國人都像這裏的居民一樣友善，那麼得救的猶太人就會是一百萬，那將是四倍於法國本土猶太人的數字。參加抵抗運動的牧師用暗號將猶太避難者託付給農民：「我給你寄去一本書」，或者：「四本《舊約》已經到貨。」在經歷了一個短暫的貝當主義時期后，當地居民轉而服從上帝，服從自己的良知，以及福音書所教導的責任：「把你的餅分給飢餓的人，將漂流的窮人接到你家中。」每個農場都有一本被讀得發舊的《聖經》，陪伴著家庭成員的出生與死亡。雖說一開始並非所有的牧師都同意宣講團結互助，但逐漸地幾乎所有的新教徒都將其付諸實踐了。

在筆記中，加繆就《鼠疫》的第三稿以及他本人或者普遍意義上的人，寫下了大量的思緒。他不再去考慮荒誕的問題，而是努力和思鄉病作鬥爭：「既然存在一詞包含著某種思鄉病的含義，既然這種含義必然要延伸為對一種更高級的現實的肯定，那麼我們就是在轉義上對這個詞進行理解的，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存在性的哲學，它不包含否定的意思，只是提出要對『離鄉背井的人』作出解釋。非存在性的哲學應該是流放的哲學。」在加繆看來，應該參与現實鬥爭：「唯一的怯懦就是屈膝投降，……知道什麼是正義的和善的事情，就必須去做」，就像抵抗戰士勒內·萊諾一樣，這位虔誠的的天主教徒自1942年開始就成了抵抗運動的地區領導人，加繆對他充滿了欽佩之情。勒內比加繆大三歲，在里昂《進步報》當記者之前是學法律的。他被徵召入伍，在洛林地區作戰，經歷敦刻爾克撤退到了英國，從1941年起又返回法國投入抵抗運動。加繆很喜歡勒內和他的妻子艾倫。萊諾的詩歌是古典風格的：reaｄ.99csw•com

「不行，8法郎我不賣。」

「我可以出到10法郎。」

「那就8法郎。」

1942年8月，一位婦女帶著兩個孩子冒雨來到這裏尋求避難。第二天是星期日，在帕訥利耶附近里烏村的禮拜儀式上，牧師安德烈·貝泰克斯宣布當局針對猶太人採取的措施是不合法的，有良知的人必須起來反抗。所有的人都有責任援助、隱藏、搭救猶太人。他總結說：「我要求你們這樣去做。」沒有任何人給達秘教徒下達命令，面對遭到迫害的猶太人，每個家庭都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參加抵抗運動的哲學家喬治·岡吉萊姆為猶太人尋找藏身之處，他來到一個農場，那家人聚在一起思考了一陣，然後一家之主走過來跟他說：「同意。」針對納粹的棕色瘟疫和維希當局的灰色瘟疫，信奉新教的小學教員和加入達秘兄弟會的農民都在實踐著一條戒律：「當愛你的鄰舍，如同愛你自己一般。」這些沉默寡言的山裡人不信任城裡人、遊客、外國人，但這種不信任不會針對那些遭受迫害的不幸之人。他們的救援是自發的、有效的。

整個1943年，加繆都在和愛爾莎·特里奧萊通信。他是在里昂見到阿拉貢及其伴侶的。她讀過《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話》，認為小說表現的絕望比論著「更為徹底」。在她看來，加繆迴避了人生在老年階段所遇到的問題。加繆將愛爾莎的一本作品與《飄》進行比較，這讓嬌嗔的愛爾莎·特里奧萊感到不安。她寫給加繆的信署名伊麗莎白·梅扎爾格，信中告訴加繆，「為了與您有關或者更確切地說與我們大家有關的一些事情」，她要介紹一位朋友去他那裡，當時彼埃爾·瑟蓋斯創辦了《詩歌》雜誌，愛爾莎告訴加繆，他會收到一篇文章，「標題叫作《這個不屬於本地的外國人是誰？》……正如您所猜想的，這篇文章會涉及到您這位《局外人》的作者。瑟蓋斯找人給文章打字，因為我患了甲溝炎無法使用打字機，這可能是食物里缺乏油脂所致。」

愛爾莎那篇複雜晦澀的文章長達16頁，對《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話》的暗示性評論與一位虛構的男爵夫人梅拉妮的故事交織在一起（文章的副標題是：《男爵夫人梅拉妮的神話》）。加繆對於男爵夫人這個人物似乎並不反感：「至於您文章的出發點，即對我的那本論著的評論，您的看法完全正確：荒誕的神話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荒誕的思想卻不可能存在。」

這份報紙刊登了阿拉貢的一首詩，《相信上天的人和不相信上天的人》：

實際上，冷靜的、深思熟慮的自殺並不是眼下現實中值得關心的問題。眼下要自殺，無論是採取與德國人和法奸保安隊戰鬥，還是替他們當幫凶的方式，都是比較容易的事。有時候，蓬日覺得加繆希望他能夠更加嚴肅地對待哲學，但是這種哲學在蓬日眼裡不過是一種文學類型，他更喜歡其他的類型：「不那麼龐大沉重，不那麼卷帙浩繁。」1943年6月，伽利馬出版了薩特篇幅達724頁的《存在與虛無》。如果加繆要堅持的話，蓬日可以做一個散文作家式的哲學家。「人生的要義在於什麼？在於生活，不懈地生活，幸福地生活。」加繆向蓬日推薦《白鯨》，而薩特也向《喜劇周報》的審讀委員們推薦了這部作品。蓬日展望著戰爭結束以及上帝死了以後的情景，為此而狂熱興奮：「重新走下山坡的西西弗不再是獨孤一人，而是和所有的同志們肩並肩手挽手，裏面有你有我，還有波朗、艾呂雅、彼亞，以及成千上萬最終親如兄弟的人們。」提到艾呂雅時蓬日的話只說了一半。他遊走各地，去了巴黎和格勒諾布爾。在給加繆的信中說：「雖然這些旅行很有教益，但是都不便說。反正肯定是一種艱苦的生活。」

「10法郎我不賣，6法郎也不賣，我只賣4法郎。」

加繆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已經超越了荒誕。無論待在帕訥利耶還是遠途去里昂，他都覺得自己是在反抗當時法國人的處境。作家有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手中的筆。他在日內瓦的三嶺出版社發表了《論〈鼠疫〉中的流放者》一文，除了某些細微的差別外，這篇文章標志著他已經進入到小說《鼠疫》定稿的撰寫階段。在讀者看來，鼠疫也象徵著納粹主義，老鼠則是德國人。這篇文章沒有引起很大反響，但是加繆通過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鼠疫的內涵非常豐富：德軍的佔領、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加繆也想把親人間的分離作為「小說的重要主題」來表現。1942—1943年間他在法國的生活為這部小說提供了素材，但是作品的內涵並不僅止於此，就像《局外人》的內涵九九藏書並不僅止於那些描寫阿爾及利亞海灘和阿爾及爾法庭的段落一樣。加繆抱怨自己缺乏想象力，其實在創作完成的兩個劇本里，他已經證明了自己是擁有想象力的。他的創作來源於日常生活，來源於周圍人們的戰鬥和信仰。里厄醫生和帕訥盧神父構成一種對話關係，他們各自的論據來自加繆閱讀過的書籍，以及他本人與彼亞、蓬日這類無信仰者和布呂克貝爾熱、萊諾等有信仰者的交往和談話。在維瓦萊高原，像費約爾夫婦這樣的無信仰者和勒·弗雷斯捷醫生這樣的信徒為了救援猶太人和抵抗佔領，正在並肩鬥爭。《鼠疫》中里厄醫生對帕訥盧說：「現在我們共同工作是為了某一個事業，它使我們超越瀆神或敬神的問題而團結在一起。唯有這一點才是重要的。」

加繆的同情心是顯而易見的。鼠疫本身並不荒謬，面對它應該進行反抗。歐洲有兩億人成了納粹的囚徒，《鼠疫》中則有虛構的20萬奧蘭人成了鼠疫的囚徒。在這部紀事體的小說中，兩位沒有出現的女性佔有重要位置，其中一個是加繆本人的母親——她的形象通過小說里很少提及的里厄母親得到了表現。如同加繆在《反與正》里描寫母親卡特林娜·埃萊娜·加繆俯靠在里昂街老家的陽台上一樣，《鼠疫》中里厄的母親「對某個窗戶特別偏愛，傍晚她坐在窗后，身子略微挺直，雙手安靜地擱著，目光專註」。里厄的母親「天性安靜，總是待在角落裡」，加繆的母親也是如此。小說中有一段既出自一個男人也出自作家本人的心聲：「因此，他母親和他永遠只能默默地愛著對方，總有一天會輪到她或他死去，而他們終其一生，卻未能進一步地傾訴彼此之間的愛意。」加繆的未婚妻弗朗西娜·弗爾也通過里厄與妻子的對話出現在小說里。里厄對妻子說：「等你回來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會有一個新的開端。」她的眼睛閃著光，說道：「是的，我們會有一個新的開端。」

加繆開始構思另外一部論著，他在寫給波朗的信中說：「……我寫了一些關於悲觀主義革命的文字，不過只是沒有深度的筆記而已，都留在了阿爾及爾。」在他看來，阿蘭為「政治的相對性」概念作出了定義，加繆所考慮的，則是「帶著激|情的相對性」。他在與波朗的通信中也會打趣：波朗在考慮自己入選法蘭西學院的事了嗎？波朗回答：謝謝戲謔。加繆又找到了幾條狗，但是沒有找到從前的那種暹羅貓。他跟波朗逗趣：「很高興得知您也喜歡動物，這是一個很好的共同話題。」

新教徒的刻板自有其優點：丁是丁卯是卯。許多城裡人騎著自行車在這個地區到處逛。

愛爾莎還提到，阿拉貢在收音機里「親耳聽見您的妻子指名道姓詢問您的近況」。這些事情阿拉貢本人都不親自出面，這位大人物與新結識的年輕作家加繆之間沒有建立起融洽關係。愛爾莎的心思和她的眼睛一樣飄忽不定，她感覺到了阿爾貝的緘默：「我能問您一個小問題嗎？為什麼您對我們、對我表現出不信任和謹慎的態度呢？」還是那個老問題：「您可能對我的丈夫懷有疑慮和成見。……再說，雖然我恨那些不喜歡路易的人，但是我和他對某個具體的人並不一定會有同樣程度的友情。」愛爾莎顯然要以情感人：「我覺得自己已經明確表達了對您的愛，您卻沒有答覆：我像愛一個兄弟一樣地愛您！」

加繆繼續在聖艾蒂安接受治療，在那兒他遇到了布朗什·巴蘭。她向他打聽關於猶太人的那些傳聞，他們是要被送去集中營嗎？的確如此，加繆答道，所以必須作出決定，進行抵抗。

在寫給加繆的多封長信中，蓬日闡述了自己對各種事物的見解，從正義談到南瓜，從他窘迫的經濟狀況談到愛爾莎·特里奧萊的作品。加繆對現代詩歌沒有激|情，但是他欣賞蓬日的《事物的成見》，詩中各種沒有生命的物品能夠令人感到激動。他的詩簡單而有力，像談論人一樣地談論橙子、蝴蝶、牡蠣、柳條筐。他重新教會人去觀察、觸摸、傾聽。在詩中他是這樣提到蝸牛的：「你是什麼樣子，就要接受自己。與你的怪模樣相和諧，與你的尺度相般配。」蓬日的尺度當然不是聖奧古斯丁的。他比加繆年長14歲，通過了高師的入學初試，已經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過作品。和加繆一樣，他與超現實主義也保持著距離，他覺得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在認識加繆之前，蓬日就看過彼亞給他的《西西弗的神話》，並被深深吸引。在蓬日看來，加繆在書中沒有列舉到荒誕的主題之一：「表達方式無法忠實于表達者的本意，……人不僅難以表達自己，而且難以表達任何事物。」說自己難以表達和描寫，這在蓬日當然是一種刻意的自謙。他曾經發表過《辭不達意的描寫》一文：「按照加繆式的說法，當我心中的詩歌呼之欲出時，那就是有了一種懷舊的情緒。必須滿足它，或者傾訴出來，或者嘗試去描寫。」對於荒誕逆來順受的蓬日認為自己表明了這種失敗的關係。

通過葡萄牙郵局的中轉，費約爾夫婦與皮埃爾在英國的兄弟通信，加繆以同樣的方式也能寄信給弗朗西娜。他沒有放棄回到北非的念頭。1942年12月28日，他得到了前往巴黎的通行證，1月4日星期一晚上9點55分，乘火車抵達巴黎里昂火車站。他在巴黎住了兩個星期。伽利馬出版社的人像接待回家的浪子一樣歡迎這位奇才，所有的人都想親眼見到《局外人》的作者，更何況這部小說的銷量很好。加繆被這些人弄得飄飄然，他對加斯東的侄兒米歇爾·伽利馬錶現出「真正的好感」，同時也終於見到了波朗。

格朗總是推敲同一句話，而加繆的《鼠疫》寫作則到了第三稿。1942—1943年的法國氣氛壓抑，平時愛說笑的加繆在嚴肅的《鼠疫》中很少微笑。他的各部作品之間有著一些相互影射的關係，《鼠疫》中提到的一個女煙商店裡的對話，就是在影射《局外人》的故事：「當時大家正起勁地談著話，那女人談到新近轟動阿爾及爾的一個罪犯落網的消息。案件內容是一個年輕的商店職員在海灘上殺死了一個阿拉伯人。」在《局外人》中，加繆也對自己的劇本《誤會》作了影射：默爾索在囚室里閱讀社會新聞，而《誤會》就是受這些社會新聞啟發創作的。加繆在不同的作品中還向自己的夥伴、有時也向評論者致意。他本人幾乎不加掩飾地出現在里厄和朗貝爾這兩個與帕訥盧、塔魯一樣含義豐富的主人公身上。里厄代表著冷靜的勇氣和無神論，朗貝爾代表著不安和懷疑。塔魯身上有著彼亞的影子，一方面確信世界毫無意義，另一方面又參与抵抗組織積極戰鬥。身居尚蓬創作《鼠疫》的小說家加繆，很像是以前在阿爾及爾對無辜者的死亡進行思考的那位年輕人，和里厄一樣，他認為兒童的死亡永遠都是「令人憤怒的事情」。reａd.９9ｃsｗ•ｃoｍ

然後他回到了上盧瓦爾。在一封給波朗的信中寫道：「為了讓自己消遣，我構思了大革命恐怖時期一個犧牲者的故事，他所撰寫的書永遠停留在第一句話，因為他覺得這句話與現實不吻合。」加繆將這句話抄給波朗以便讓他知道內容是什麼：「在五月的一個美妙早晨，一位優雅的女士騎著一匹非常漂亮的栗色牝馬，在布洛涅森林開滿鮮花的小徑上馳騁」：寫這句話的是加繆構思的一個人物，名叫格朗，加繆用他來映射自己：正在艱難寫作《鼠疫》的作者。加繆打趣地借用當地的一些人名地名，或者從中得到靈感，給自己筆下的主要人物取名。從帕訥利耶杜撰出了耶穌會士帕訥盧這個人物名字，記者朗貝爾則讓人想到蒙特朗貝爾：聖艾蒂安那片凄涼的廢渣堆。還有一位尚蓬的醫生里烏，跟于勒·羅曼劇中的人物「克諾克」很類似，戰前曾經為來這裏度假的弗爾姐妹治過病。他要求病人每天必須量四次體溫，後來弗爾一家人多少也繼承了這種怪癖。他到處幫人診斷結核病，偏偏忘了給自己的兒子診斷，結果兒子就死於結核病。加繆沒有親眼見過這名醫生。不過帕訥利耶附近的一條小溪也叫里烏，總之《鼠疫》中里厄醫生的名字就來自他們。這個小說人物讓人奇怪地聯想到羅歇·勒·弗雷斯捷大夫，一位在尚蓬行醫的抵抗組織成員。他幫人偽造免除去德國強制勞動的假證明，醫治、收留抵抗戰士和猶太人，其中包括萊昂·愛森斯坦博士和拉謝爾·巴爾桑。《鼠疫》中的里厄醫生和勒·弗雷斯捷一樣都是35歲的年紀，他們在外貌上的相似之處僅此而已。加繆小說中的里厄醫生是中等身材、深色皮膚、黑頭髮、大鼻子。而勒·弗雷斯捷醫生則是栗色頭髮、鼻子清秀、膚色白皙、身高1米82。其他不同之處：小說中的里厄醫生向帕訥盧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而勒·弗雷斯捷醫生是個虔誠的教徒。儘管如此，勒·弗雷斯捷醫生和里厄這個人物還是有著某些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面對當權者他們都表現出獨立精神，都加入到了反抗鼠疫或者納粹主義以及反抗人類苦難的鬥爭中。勒·弗雷斯捷在日常工作和參加抵抗鬥爭的同時，也在思考自己所從事的職業。他曾經到先後過剛果和喀麥隆，跟隨阿爾貝·施韋策做醫生兼傳教士，與當地的麻風病進行鬥爭。他的日記顯示了一個積極介入時代的基督教徒的力量：「我見到過人類的苦難，見到過人的衰敗和醜陋。我拒絕在折磨我們的疾病中看到人的失敗，因此我行醫治療，給人帶去安慰和康復。」這樣的態度里厄肯定也會贊同。

蓬日往返于布爾日-昂-布萊斯、巴黎和里昂之間。他正在讀《南方手冊》上面的文章，在信中向加繆談到了自己的看法：「我讀了薩特的文章，他很會吸引讀者的喜愛，即使（或者是因為）他那種有些挖苦、有些（毫無道理的）『高高在上』的語氣。格勒尼耶的文章沒有那麼夸夸其談，表面上看要弱一些，但實際上寫得同樣的有力。（薩特關於《局外人》古典主義風格的評論強烈地打動了我。表達荒誕——或者反對荒誕——的古典主義，說到點子上了，關鍵就在這裏！）」加繆在給他的信中說理解蓬日為何是一個「積極分子」，這是為了避免書信審查而對「共產黨員」的隱晦說法。他理解蓬日必須選擇政治立場，一個儘可能最不壞的立場。法共及其武裝組織「自由射手」和游擊隊員都在積極活動。必須設想戰後社會的重組：「會出現一個新世界嗎？」蓬日思索道，「原因就在於：我認為（我的語氣仍然是可笑的救世主式的，您說得對）由於人的社會處境變了，因此人在精神上也會發生變化。」

加繆又回到了高原。無論在里昂還是聖艾蒂安，他都經常見到彼亞、蓬日和一位新朋友，住在舊錢幣街6號的詩人勒內·萊諾。加繆在他家裡朗誦自己的劇本《誤會》，小範圍的聽眾中包括蓬日、萊諾和米歇爾·蓬特莫利。彼亞神秘地到法國各地旅行，去瑞士后又返回法國。馬爾羅跟加繆開玩笑：「有人告訴我您不久要動身去巴黎，還說您突然間對動物標本的買賣產生了興趣。」

無論是出於嚴肅還是幽默的構思，加繆都把自己分派到了小說的人物身上。他曾經研究過與帕訥盧神父類似的聖奧古斯丁，而里厄和他一樣，也出身於工人家庭。他是從哪裡獲得那麼多知識的？答案一目了然：從貧窮的生活里。小說人物記者朗貝爾愛好足球，而加繆在尚蓬卻無法觀察足球比賽。和朗貝爾一樣，他認為「前衛是組織進攻的靈魂」。在描寫格朗這個為寫書而絞盡腦汁的悲愴人物時，加繆也在嘲諷著自己。

「您出什麼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