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與波朗的關係非常好，雖然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他請波朗看了《鼠疫》的一些章節。波朗與雅克·德庫爾組織了全國作家委員會，並與韋爾科創辦了子夜出版社。加繆與富有魅力的格諾關係也不錯。格諾寫過一些和他的小說一樣優美的詩，比如下面這首：

薩特和加繆沒有涉足時髦的文學沙龍讓自己的聲譽受損，他們既不去加斯東·伽利馬女秘書的母親布多-拉莫特夫人家，更不去弗洛倫斯·古爾德的沙龍，這個美國女人每周四都在第16區馬拉科夫大街的家中款待賓客。到她家去的有幾個德國軍官，如負責出版審查的海勒中尉，任德軍上尉的作家恩斯特·榮格，此外人們還能在古爾德家見到差不多各種類型的巴黎人：復古派的皮埃爾·伯努瓦，投靠德國人的馬塞爾·茹昂多，逍遙派的亨利·德·蒙泰朗和讓·科克托，脾氣暴躁、憤世嫉俗的保爾·萊奧托，主張抵抗的馬塞爾·阿爾朗和讓·波朗。

在距水星旅館兩百米遠的地方，德國人——國防軍、黨衛軍、托茲組織，這些綠色、棕色和黑色的鼠疫病菌——佔領了宏偉的呂特西亞飯店、參議院大樓、蒙田中學，以及塞納河右岸協和廣場的克里永飯店、里沃利街被當作德軍司令部的默里斯飯店。在拉斯帕伊大街和聖日爾曼大街，德軍的小汽車、卡車與使用煤氣作動力的汽車和自行車改裝成的計程車混雜在一起。所有大的十字路口都豎立著德語路牌。一發生恐怖襲擊，法國警方就會連夜張貼紅黑色或黃黑色的布告，上面寫有被報復性槍決的人質的名字。頭戴黑色貝雷帽、身穿深藍色制服的保安隊員佔領了聖米歇爾大街的聖路易中學，對面就是索邦大學和德國人開設的圖書館，該圖書館的管理者之一是羅貝爾·布拉西亞克，一個總愛打嗝、富有才華卻投靠了德國人的作家。早上，行人們常常發現畫在牆上的V字或者洛林十字。加繆認為「在這個依舊和暖，落葉在人行道上飄滾的秋日，巴黎……太美了。夜晚皎潔的月光照在空無人跡的十字路口。……此刻這座城市散發出一種它將再也找不回來的莊嚴氣氛……在街道的轉角處還有一些美好的事物和面孔。」女人們踩著高高的木跟鞋子搖搖晃晃地走著。沒有絲|襪的女人會在腿上塗上一層近似絲|襪的顏色。「這座城市流露出一副逆來順受的囚犯模樣，令人想逃離或者打碎什麼東西。可是，人們還是克制住了，繼續前行。」阿爾貝把寫給弗朗西娜的書信，通過住在葡萄牙的詩人阿爾芒·吉貝爾轉寄給她。

通過彼亞和萊諾的介紹，加繆與「戰鬥」組織取得了聯繫，於1943年底得到全國抵抗委員會負責人克洛德·布爾代的約見。布爾代採納彼亞的建議，希望委派加繆擔任知識界出版物《黑色雜誌》的主編。他們給加繆提供了假證件，一張名為阿爾貝·馬泰的身份證。這位馬泰是雅克·馬泰和瑪德萊納·帕內捷之子，編輯，1911年5月7日生於塞納省的舒瓦希-勒魯瓦。證件的頒發日期是1943年5月20日，在被捕或者被檢查的情況下，它可以經得起盤問，因為五月份的所有戶籍簿在民政部門臨時丟失了。後來加繆又搞到一張出生證，可以進一步證實身份證提供的「信息」。抵抗網路的幾乎所有積極分子都持有假證件。薩特沒有。從1942年初就加入了抵抗組織的彼亞從瑞士返回法國后，使用過好幾個化名，如蓬多、雷諾阿等等。他曾是「戰鬥」組織駐里昂地區負責人馬塞爾·佩克的幾名副手之一。1941年8月亨利·弗雷奈和讓-居伊·貝爾納等人組織了「小翼運動」，該團體後來與「自由運動」合併為「戰鬥組織」，弗雷奈是下屬軍事機構的領導人。《自由報》和《真理報》這兩份報紙也合併到了「戰鬥組織」的名下。最初，報紙的編輯包括喬治·比多、弗朗索瓦·德·芒東、皮埃爾-亨利·泰特讓、雷米·魯爾、塞爾夫-費里埃、弗雷奈和雅克琳娜·貝爾納。布爾代負責簡報的編輯出版，彼亞分管宣傳和發行，同時兼任報紙的總編輯，安排《戰鬥報》的印刷和銷售。由於布爾代不再任職于《黑色雜誌》，彼亞建議加繆用他的第二個化名博沙爾重組該報。布爾代被捕后，彼亞成為全國抵抗委員會的候補成員，領導所有的秘密活動。他在全國四處奔波，籌建各地的解放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均被法共成員所佔據。彼亞把加繆介紹給雅克琳娜·貝爾納，一位出身良好、化名奧熱的姑娘。她與加繆同齡，畢業於國立政治學院。貝爾蒂·阿爾布萊希特對她說：「您願不願意為一些解釋貝當和貞德不是一類人的小報打字？」雅克琳娜的父親是一位上校，為《戰鬥報》提供資助。最初抵抗運動成員想把報紙命名為《我們的戰鬥》，可這太容易讓人聯想起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雅克琳娜在里昂認識了彼亞，又向他介紹了幾位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的畢業生和一位印刷工人。自由區被佔領后，他們都來到了巴黎。報紙的文章常常是在里昂撰寫，在巴黎編輯。第一位印刷工名叫馬蒂內，第二位是安德烈·博利耶，化名卡爾東。加繆告訴雅克琳娜他準備好承擔一切有用的任務：他能寫文章，還會排版。排好的文章經過照相製版后寄給法國15個印刷點。通過郵局或者火車寄送報紙要冒風險。曾有一個標著「保養用品」的包裹被寄到巴黎一位沒有事先得到通知的化學用品雜貨商那裡，他驚慌失措，跑到警察局去抱怨，結果反而被懷疑了。

《戰鬥報》每隔三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出一期，後來改成每半個月出一期。1943年12月的那期報紙報道了法國南部的一些消息，以及維希當局針對避難於克萊蒙-費朗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師生採取的壓制行動。報紙提供了關於抵抗活動的一個大體介紹：

萊利斯夫婦在家中為畢加索的劇本《被尾巴抓住的慾望》組織了一場誦讀會。加繆是舞台監督和導演，負責分配角色。他讀過很多遍阿爾弗雷德·雅里的《國王于布和戴綠帽子的于布》，以及阿波里奈爾寫的的《蒂雷茜亞的乳|房》。這部作品兼有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三言兩語很難講清楚。演出下午五點開始，觀眾有讓-路易·巴羅、喬治·布拉克、阿爾芒·薩拉克魯、馬塞爾·穆盧吉和亨利·米肖。萊利斯飾演「大腳」，薩特演「矮胖」，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表姐」，「洋蔥」一角則由格諾扮演。海狸本來是想演「餡餅」或者「焦慮的瘦女人」的。她穿著一件紅色的安哥拉羊毛衫，佩戴藍色的大珍珠項鏈。加繆拿她取笑，惹惱了她。海狸對一位名叫雅克·拉康的醫生發生了興趣。劇中的一些台詞讓演員和觀眾聯想到了法國被佔領的現實。「大腳」說：「仔細考慮過後，還是沒有什麼能比得上燉羊肉的滋味，不過我更喜歡洋蔥牛肉片或是做得恰到好處的紅酒洋蔥燒牛肉。」攝影師布拉薩伊拍了一些照片。身處眾人中間的瑪麗亞·卡薩雷斯光彩照人，超出了傳統的審美標準。她的眼睛又長又大，下巴倔強，嗓音沙啞。這位年方22歲的女演員注意到了舞台監督加繆：他手拿示意拉起帷幕的棍子，敲響三下宣布演出開始，將有關布景和舞台調度的注意事項念給大家聽。瑪麗亞·卡薩雷斯發現這個年輕男人十分迷人：他說話帶著外地口音，聲音嘶啞但乾脆，心不在焉又神情專註，側面顯得有點高傲，目光迷離，舉止帶著傲氣和疲憊。他應該當演員，她想。瑪麗亞·卡薩雷斯已經憑藉在辛格的戲劇《悲哀的黛戴爾》中擔綱女一號而在馬圖蘭劇院嶄露頭角，電影導演羅貝爾·布雷松還選中她在《布洛涅林園的女士們》中扮演角色。萊利斯夫婦家舉行劇本的誦讀活動在宵禁前一小時宣告結束。hｔtps://rｅａｄ•９９ｃｓw•ｃoｍ

「米歇爾，你沒有經歷過窮日子。」（言下之意：不像雅尼娜和我）。

加繆注意到附近一帶有許多美人兒，「不像上盧瓦爾省那些掉了牙的醜八怪」。

「左邊第三間。」

加繆不是「行動小組」的成員，不負責傳送武器和軍事情報，也不參加破壞行動。他負責的是篩選新聞、計算篇幅、為《戰鬥報》招募編輯人員，其中包括伽利馬出版社的迪奧尼·馬斯科洛。他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辦公室還是傳遞情報的地方。在1943年和1944年那個時期，編寫一份傳單就可能導致被捕或者被關進集中營。加繆當時正在創作的《鼠疫》中，那些與鼠疫作鬥爭的人們並不是作為了不起的英雄來表現的。1944年的3至5月份，「博沙爾」重寫了以前的幾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是為《戰鬥報》撰寫的。「面對全面的戰爭，必須進行全面的抵抗」，這則口號旨在鼓動人們採取行動反對政治上的中立立場。加繆宣稱，同情抵抗運動的人和抵抗積極分子所冒的風險一樣大。4月份，他抨擊保安隊說：「斯卡納賴爾想比唐璜幹得更出色，僕人想要超過主子。」5月份，他描述了一列火車脫軌后80餘名被捕人質遭到處決的情形。

印刷工博利耶在被捕前一刻自殺了。布爾代和雅克琳娜·貝爾納被抓進了集中營。加繆擔心彼亞也被抓起來，於是打算組建一個特別行動小組去里昂營救他。「博沙爾」不參加軍事性質的行動，但是會介入其他的一些行動。他請馬斯科洛和他一起偷運一台油印機，瑪麗亞·卡薩雷斯陪同加繆一起行動。馬斯科洛的衣兜里揣著手槍，把油印機搬上一輛小卡車，在第9區羅什舒阿爾大街昂維爾小花園的一處露天咖啡座與兩位朋友重新匯合，那兒是皮條客、法奸和抵抗運動成員出沒之所。加繆參与行動並非出於必需，而是為了給馬斯科洛以鼓勵。此前，馬斯科洛和埃德加·莫蘭一起加入了法共，羅貝爾·昂泰爾姆和瑪格麗特·多納迪厄（杜拉斯）則加入了「全國聲援戰爭被俘者運動」，該組織的領導人之一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爾朗上尉。昂泰爾姆在第6區離謝爾什-米迪街不遠的杜班街他姐姐瑪麗-路易絲的家中遭到逮捕，他的朋友羅丹向小組的其他成員發出了警報，馬斯科洛則將此事告訴了加繆。「全國聲援戰爭被俘者運動」的檔案、文件和複印件都藏在也位於第6區的聖-伯努瓦街昂泰爾姆的家中，馬斯科洛去取出這些材料時，加繆就在聖-伯努瓦街和雅各布街的拐角處為他放哨。

他的日子湊合過得去。一位「執業醫師」在替他治病，費約爾夫婦希望找一位聰明體貼的大夫，加繆覺得不必要求過高。在他看來，病患和醫生的關係「絕對是扭曲的，不平等的。雙方都在裝腔作勢。我的那位大夫最後終於得知我是寫書的，他立刻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關於結核病的書，我們是同行。我向他表示祝賀，他也祝賀了我，我們倆演了一出通俗喜劇。」醫生一本正經地向他推薦「感冒康」來治療他所謂的流感。12月12號這天，他告知費約爾夫婦他會將一位從奧蘭來的、困在法國的朋友送到他們那裡去。暗語：「這位朋友身體孱弱，因為她得了一種遺傳性傳染病。」原來她是一個猶太人。加繆必須待在巴黎工作。白天累得精疲力盡，只有在晚上，他才能抽出一兩個鐘頭的時間完成自己的作品。「我和大家一樣，渴望一切意義上的和平。」每封信里他都會念叨：「我有一本書要寫。」在提到弗朗西娜時他說：「也許她會重新找回幸福的感覺。」1944年初，加繆欣喜地與厄特利夫人再次見面，她帶來了費約爾家送給他的食物。「這一切讓我更加堅信沒有救世主，只有朋友。」伽利馬出版社和「新聞工作」令他忙得不可開交。「《鼠疫》的創作就和這種傳染病一樣時睡時醒，接著再度昏昏入眠。」

報紙第四版刊登了一篇關於未來的十點宣言，彼亞和加繆應該會贊同其中的內容：「我們不想再要一個在資本主義勢力面前軟弱無力的議會系統……我們不想重蹈人民陣線的覆轍，也就是說眼睜睜地看著改革由一個軟弱的政府來推行，被一些敵對改革的公務人員破壞，還遭到完好無損的資本主義體制的威九*九*藏*書脅，這種體制寧願失去法國也不願看到它被社會主義化。」戴高樂主義色彩的解釋：「我們不想再要一個將行政權交給職業政客控制、讓政府內閣每隔半個月就倒台、然後再由同一批人來重組的政治體制。真正的民主不存在於這樣的混亂狀態中。」法國本土左翼抵抗運動的關鍵：「我們不希望工人階級再次遭到一個所謂的領導階層的排擠。我們希望看到，多年以來尤其是展開抵抗運動這幾年來獲得了全體國民信任的大工人組織（法國總工會、基督教工會等），能夠成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

「您的性生活過得如何？」

她在一間女傭的房間里工作。怎樣才能找到「編輯部人員」可以集會的地方呢？一位熱心人主動提供了他的房子，但周五除外，因為這天他要接待他的「女朋友」，這個細節讓加繆覺得很好玩。雅克琳娜·貝爾納請一位曾經給她父母當過女傭的比利時人幫忙，後者在第八區里斯本街有一套看門人住的房間。抵抗運動成員於是就在這套房間的裡屋集會。如有人來這所公寓找人，會推開門問：

雖然神情傲慢，這個魅力十足的流亡者常常顯得疲憊。米歇爾欣賞、喜愛、崇拜阿爾貝。羅貝爾是伽利馬家的幼子，也是這個圈子裡最年輕的一位。米歇爾有收入來源，雅尼娜和皮埃爾也有，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加繆總能衣食不愁。他不再受窮，可是會說：

薩特與西蒙娜·德·波伏瓦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定下了一個規矩。薩特受康德概念的啟發，創立了他的一套理論，他認定，應該有一種必然的、始終不渝的關係將他和海狸結合在一起，與此同時，他們各自還可以有偶然的、暫時的戀情。這種安排很適合薩特。加繆沒有把自己的生活上升到這種道德哲學的高度，他無法解決的是同時愛兩個甚至兩個以上女人的難題。他了解薩特和波伏瓦的遊戲，但是不會參与其中。他在路易絲和米歇爾·萊利斯（人種學家和作家）位於奧古斯丁修道士河岸的寬敞房子里也會見到薩特和波伏瓦。薩特有自己的一幫「家族成員」，加繆也有：伽利馬圈子裡的人接納了他，尤其是皮埃爾·伽利馬和雅尼娜·托馬塞（他倆在二戰初期結了婚），還有他們的表兄米歇爾。他們一起去夜總會，參加娛樂聚會，喝浸泡桂皮的熱葡萄酒。皮埃爾從不喝酒，米歇爾酒量很小，三杯下肚就會喝醉。勒馬爾尚、格諾和巴塔耶也是他們中的成員。雅尼娜·格諾很放縱，喝得醉醺醺的，她會逐個問客人們：

「從11月2日到12月2日，『馬基』、游擊小組和上薩瓦地區的游擊隊員共實施暗殺、處決叛徒、破壞敵方設施、奪取軍需補給等行動310次，僅有20來次被警方找到了行動者。奪取的煙草、小麥、罐頭等等物資可以裝滿一列火車。60餘名叛徒被擊斃。」

靠著薪水和版稅，加繆算不上富有，僅僅是手頭寬裕了。11月份，他「掉進了400部參加『七星叢書獎』（由加斯東·伽利馬創立）評選的稿件中，這一大堆稿件似乎都等著我一個人看。」加繆和勒馬爾尚負責甄選工作。在看完50多本書和手稿后，加繆說他已經頭暈目眩。看過的東西都很糟，如果剩下的也是如此，那麼費約爾夫婦的兒子塞爾日都可以把他的作文寄來了：「他都會有機會獲獎。」

知識分子和作家在抵抗運動中發揮的作用不是很大，然而加繆想辦一份小報，讓其迅速面世，他想以此證明自己的立場，同時也想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險。

「您為什麼一臉憋得難受的樣子？」

格諾為地下報紙工作，以知識分子的方式從事著抵抗活動。馬爾羅曾一度拒絕參加抵抗運動，因為抵抗組織既沒有武器又缺少金錢，但是現在他加入了進來。

此外報紙還號召人們參加「馬基」游擊隊：

加繆不公開評論薩特的理論，對薩特的那些概念他從來就沒有奉為圭臬。他們倆之間的關係，不像薩特與莫里斯·梅洛-龐蒂、雷蒙·阿隆和讓·普永那樣是哲學上的同道，而是惺惺相惜的作家、夥伴、朋友。多喝了幾杯之後，薩特突然對加繆說：「我比你更聰明，是吧？比你更聰明。」加繆既為了湊趣，同時也認為薩特說得對，便點頭表示同意。當他看到薩特因為瞅見一個漂亮姑娘而兩眼放光時，會問他：

加繆所提供的是兄弟般的援助。馬爾羅的游擊隊有一名軍官路過巴黎，加繆幫助他在讓·萊斯居爾家裡找到一個房間。單線聯繫的原則做法在抵抗運動成員中未得到遵守，有些人將很容易被破譯的地址密碼本隨身攜帶。馬斯科洛很欣賞法共的抵抗運動成員，覺得他們行事更加嚴謹，不那麼喜歡冒險，不像某些戴高樂主義者那樣衝動魯莽。在一份傳單中，讓·馬斯納克等法共黨員暴露了加繆、弗雷諾、薩特和萊斯居爾等人希望參加抵抗運動和地下組織的事，並且提到了具體的名字。這不啻是一封告密信，因為傳單很快就落到了德國人的手裡。當萊斯居爾把傳單拿給加繆看時，他只是聳了聳肩膀。

沒有人會去想為何那麼多人聚集在門房的裡屋。加繆後來還是將自己的身份告訴了雅克琳娜，說她可以去伽利馬出版社找他。她和加繆都沒有從抵抗組織領取報酬。她通過法蘭西喜劇院的一位侍者為加繆搞到幾個自行車輪胎，此人是為抵抗組織傳遞情報的。與薩特和萊利斯一樣，喜劇院的一些分紅演員和領取固定報酬的演員是全國戲劇協會的會員。薩特參加了《戰鬥報》的一次會議，自告奮勇「甚至要為被壓死的狗而鬥爭」，海狸則提出為抵抗組織充當聯絡員。《戰鬥報》通過瑞士和法國南方的渠道接受捐助，某些捐款託付給米歇爾·伽利馬，他把錢存放在自己的保險箱里。加繆擔任了報紙的主編，這份報紙的印刷較為精美，印張規格為25×16厘米。《戰鬥報》「只有一個領導：戴高樂；只有一個戰鬥目的：為了我們的自由。」報紙名稱「Combat」的字母「C」上有一個洛林十字的圖案。報紙的格言：「無論是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勝利都屬於那些從不投降的人。」這份報紙成了「統一抵抗運動」的喉舌，該組織由「戰鬥」、「解放」和「自由射手」整合而成。1943年12月份出版的第53期報紙宣布「老虎」之子米歇爾·克列孟梭剛被關進了集中營。《戰鬥報》的發行量從開始時的一萬份飆升到25萬份。法國人從BBC電台或布拉柴維爾電台的法語節目聽到的消息要多於從《解放報》、《自由射手報》、《抵抗報》、《保衛法蘭西》和《戰鬥報》等抵抗組織報紙上讀到的消息。這幾份報紙代表著抵抗運動，並象徵性地將各種抵抗組織聯繫起來，以它們為核心建立起了一批抵抗網路。它們的重要性主要在於表明了抵抗運動的生命力，同時它們還發出一系列抵抗的口號，尤其是反對強製法國人去德國勞動read.99csw.com的口號：

加斯東計劃出版一本百科全書，薩特、梅洛-龐蒂、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繆專門撰寫倫理學方面的相關詞條，後來他們寫出了一份「團隊宣言」。大家迫切期待戰爭結束：當巴黎和法國獲得解放，這個小組將出版一份雜誌。

神態威嚴、有魅力、有計謀、心胸大度但吝惜錢財的頭號人物加斯東管理著他的出版社，從法國被佔領以來一直在巧妙地左右周旋。《新法蘭西雜誌》先是被停刊，後來又得以復刊。1940年11月，加斯東錯誤地寫信給投靠德國人的記者、《新時代》雜誌主編讓·呂謝爾，說伽利馬出版社正儘力與德國宣傳機構的凱塞爾博士進行「合作」。「合作」是個危險的詞，不過當時它還不完全具有1944年時的血腥意味。後來加斯東拒絕出版呂謝爾的書。投靠德國人的報紙《小巴黎人報》、《示眾柱》和《我無處不在》對加斯東發起攻擊，保爾·里什在《示眾柱》上這樣寫道：「伽利馬？我在哪兒見過這個名字來著？……在安德烈·紀德、馬爾羅、阿拉貢、弗洛伊德、超現實主義者的書籍下方，在一些可疑的、腐朽的出版物下方。這些書有害嗎？當然有害！……還有一些替以色列作宣傳的書。伽利馬出版的書里有多少猶太人的名字啊……弗洛伊德！……班達！……亞伯拉罕！瓦爾！伽利馬是謀殺思想的兇手！」

加繆用暗語告訴費約爾夫婦他在為抵抗組織工作：「你們知道我還想做一些新聞方面的工作。這方面一切順利，我竭盡所能發揮自己那點小小的才能。」他與「戰鬥」組織取得聯繫，並成為「戰鬥」組織派駐國民解放運動的代表，但是他不碰武器。他告訴費約爾自己擔心戰爭會持續很長時間：「如果和平需要等待太長時間才能到來，那麼和平就沒有意義，或者只對某些騙子和懦夫有意義。」他認為巴黎人是樂觀主義者：「當我們備受威脅的時候，我們會選擇希望。」

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薩特的才華橫溢與和藹可親令加繆感到驚訝。1943年到1944年的這個冬天他不僅完成了兩個劇本（《戲演完了》、《傷寒》），仔細潤色了《自由之路》的前兩章，還寫文章讚美莫里斯·布朗肖和卡夫卡，並撰文對德里厄·拉羅歇爾進行了無情的剖析。《存在與虛無》於8月出版，雖然沒有賣出去多少本但還是取得了成功。一些人迴避對這部雄心勃勃篇幅龐大的著作發表看法。波朗宣稱該書對黑市交易非常實用：秤盤的一邊放土豆，另一邊放上一本正好一公斤重的《存在與虛無》。職業哲學家薩特還出版了《想象》、《論自我的超驗性》、《情感理論提綱》和《想象物》。莫里斯·梅洛-龐蒂對參加抵抗運動同時也是共產黨員的讓-杜桑·德桑蒂說：「瞧，他想別出心裁另寫一本《存在與時間》呢。」法國的大學圈子對這個發表小說、上演劇本的薩特大多也持敵視態度，法國的哲學學術機構里主要都是新康德主義者雷翁·布倫斯維克的繼承人，在他們看來，《存在與虛無》真是怪誕！大學教師們也經常光顧花神咖啡館，德桑蒂聽見兩位著名教授、布倫斯維克的衣缽傳人勒塞訥和拉維勒懷著惡意大肆嘲諷《噁心》與《存在與虛無》中非常重要的「令人厭惡」一詞。因為常常待在咖啡館，薩特在其哲學著作中會提及自己寫作的地方：「毫無疑問，咖啡館就是一種充實的存在，那裡有顧客、桌子、軟墊長椅、鏡子、燈光，以及煙霧騰騰的環境和嘈雜的說話聲、杯碟的碰撞聲和走路的腳步聲。」咖啡館的夥計變成了具備自我和自為特徵的哲學人物。後來，勒塞訥在巴黎高師評價《存在與虛無》是一本重要的著作時，恰恰就提到了咖啡館的夥計。薩特最早的一批讀者敏銳地意識到了他著作中所舉例子的現代主義特點，而索邦大學的大教授們是不會從花神咖啡館、更不會到對面的利普啤酒館去找例子的。加繆和薩特有時會在利普啤酒館吃午飯或晚餐，然後再到稍遠一點兒位於聖日爾曼大街的朗姆酒館喝上一杯。

「皮諾瓦先生住哪兒？」

「我這副嘴臉被你看到了？」薩特答道。

他在水星旅館的房間有暖氣和熱水，可以做飯。加繆在那兒接待加布里埃爾·奧迪西奧和瑪麗·韋東。女傭們揮舞著笤帚在走廊里相互追打，老闆娘在臉上塗抹亞甲藍殺菌。加繆發現了幾家不錯的飯店，可是價格不菲：「無論如何，巴黎還是唯一一座可以——或者幾乎可以——讓人忘記食品定量配給制的城市。」飯店分為四等，另外還有一種從肋排肉到龍蝦的價格都上不封頂的特級餐館。加繆吃飯的地方，是位於小聖伯努瓦街的小聖伯努瓦飯店，馬比榮市場附近的沙爾龐捷飯店，卡內特街的卡斯克飯店、阿薩森飯店、奧古斯丁·舍哈梅飯店、亞歷山大飯店，都屬於第二、第三等，每餐價格從150法郎到250法郎不等。第四等飯店供應甘藍、菊芋和甜菜，就像學校里一樣，沒錢的巴黎人可以花上12法郎光顧300家集體飯店，職員在公司食堂花費15到25法郎。貧窮的知識分子靠「詞曲家協會」和「文人協會」的補貼，在歌劇院街付4法郎就能吃一頓午飯。加繆向皮埃爾和瑪麗亞娜·費約爾大吐苦水。他好幾個月沒有去劇院了。高乃依的《蘇萊納》被法蘭西喜劇院「挖掘出來」來搬上舞台，深深打動了他，因為劇中的詩句美妙絕倫，他已經很久沒有感受過如此強烈的震撼。加繆的巴黎生活紀事最後提到了喬伊斯的《代達羅斯》，即《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初版的問世。有些時候，加繆在某個地鐵站與伽利馬家的人分手道別，他雙頰瘦削，面色蒼白，步履笨拙，因為怕冷緊緊地裹在米歇爾·伽利馬送給他的大衣里，衣領豎著，看起來很凄慘的模樣，就像一個迷路的人，一個在充滿敵意的、灰濛濛的、悲傷的城市中的異鄉人。

他給「團結在全國作家委員會周圍的法國作家們的雜誌」《法蘭西文學》撰寫了一篇文章，聲討皮埃爾·彼舍。這個對被捕人質遭到處決負有責任的維希分子後來去了北非，戴高樂命人將其審判之後槍決了他。德里厄·拉羅歇爾後來九九藏書幻想自己能加入紅軍，而彼舍則以為自己能夠從賣力的貝當主義者搖身一變成為戴高樂主義者，這些想入非非的「計謀」讓人目瞪口呆。加繆毫不留情地抨擊道：「他每天坐在舒適、隱匿的辦公室里簽署著法令，卻沒有足夠的想象力去真切預見，對於許多無辜的法國人而言，那些法令將會變成臨終前的黎明，把他們送上死亡之路。……這些人必須明白，在全法國（包括政府機構），空想的時代已經結束。」他在《法蘭西文學》上和兩位共產黨人艾呂雅及克洛德·摩爾根論戰，他們認為加繆的文章不夠強硬，把彼舍說成是缺乏想象力只是一個方便的借口。理論上，加繆與波朗和艾呂雅是《法蘭西文學》的編委會成員，法共黨員摩爾根實際負責的是刊物的出版發行。加繆聲明自己贊同處決叛徒和法奸。

如何才能為伽利馬出版社這艘大船掌好舵？它旗下的《新法蘭西雜誌》交由附敵的德里厄主持，在二戰期間出版了30期，每期印刷量為5000份，過去雜誌的印刷量為15000份。加斯東像巴黎的所有出版商一樣，必須執行德國大使奧托·阿貝茲的指令。「奧托書單」命令銷毀「毒害法國公眾輿論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書籍，於是一千多部作品——2240噸——被銷毀掉了。為了實施長期生存的戰略，加斯東策略性地犧牲了部分作者的書籍出版，其中包括阿拉貢、凱塞爾、馬爾羅和莫魯瓦，但是又給某些「被犧牲者」支付月薪。他和馬爾羅保持著聯繫，而馬爾羅則是德里厄的朋友。戰爭期間，加斯東仍然出版了173800本紀德的書，瓦雷里的116785本，克洛岱爾的183350本，佩璣的18550本，聖埃克絮佩里的119250本。加斯東知道波朗從佔領一開始就持抵抗立場，不過得到家族中年輕一輩、加繆以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大部分僱員好感的加斯東在抵抗問題上沒有做得像個聖徒，他不想把出版社搞垮掉。馬爾羅本該是「七星叢書獎」的評審委員。《我無處不在》對他大肆攻擊：「馬爾羅乃是共產黨和國際縱隊的人……既然如此……像帕西奧納瑞亞那樣的共產黨人所寫的書自然會有機會得到出版。」「七星叢書獎」頒給了演員兼作家穆盧吉，獲獎作品是《恩里科》。薩特曾經為了他獲獎想過辦法。有了「七星叢書獎」，伽利馬的作家評委便能將一個伽利馬的獎項頒給一個伽利馬的作家。為了祝賀穆盧吉，加繆提議到王子先生街他喜愛的一家北非餐館「奧加爾」吃飯，還邀請奧迪西奧做嘉賓。

統一抵抗運動和《戰鬥報》則認為應該避免挑釁行為，整合力量為盟軍登陸時的戰役做好準備。他們和法共一樣都預備在迎來解放時執掌政權。一些抵抗運動成員認為他們在人數上會被戴高樂當作是可以忽視的力量。《戰鬥報》刊登了將軍的一封信的影印件，旨在倚仗他的聲望：「我的同志們，你們正在進行的抵抗，你們在抵抗中所經受的痛苦，正是法蘭西的榮耀和偉大的依靠。最後的時刻就要來到了！」

在加繆所寫的文字當中，對抵抗運動貢獻最大的是隨筆《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其中的第一封發表在《自由雜誌》上。受維爾科小說《海的沉默》的影響，加繆開始展望戰後的世界，給一位想象中的德國朋友鄭重寫信，解釋了自己為何「現在贊成使用武力」。他反對的不是德國人，而是納粹主義。加繆已經真正擺脫了和平主義的束縛。「我們曾經對人類懷有一種願望，一種想象出來的和平理想。我們不得不克服這種一廂情願，……被迫走過了很長一段彎路，現在仍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他第二封信的主要內容是一個小故事：一位陪同死囚的神父發現囚犯中有一人企圖逃跑，於是發出警報，犯人被重新抓了回來。加繆在信中談到法國人民：「倒下的都是它最優秀的兒女，這正是我覺得最殘忍的地方。」他憎恨的只是那些「劊子手」和納粹。當時人們並不了解滅絕集中營的所有殘暴真相，只知道被蓋世太保或保安隊抓捕的抵抗戰士會遭受酷刑，但是僅此而已。

在拉雪茲街安頓下來幾天後，阿爾貝·加繆寫信給皮埃爾和瑪麗亞娜·費約爾：「這些天來我得找到一個住處，安排好吃飯的地方，還得跑市政府和警察局，挨人訓斥，總之一大堆事，這一切都需要花時間。」水星旅館，更確切地說是一棟帶傢具的房子，坐落於塞納河畔一個方形地帶的中心，周邊是亞歷山大三世橋、聖米歇爾橋、聖米歇爾大街、沃日拉爾街和蒙巴納斯大街。去伽利馬出版社時，加繆先走瓦雷納街和拉斯帕伊大街，在蒙塔朗貝爾街轉個彎，然後就來到了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他受聘為出版社的審讀委員，月薪4000法郎，與作家雅克·勒馬爾尚合用一間辦公室，後者的知名度高於其得到文壇肯定的程度，加繆覺得這對他不夠公平。對於加繆的戲劇作品，勒馬爾尚不作評論，不過他們相處得很愉快，後來曾經合編過一部詩集，得到了審讀委員會的認可。到巴黎來之前，加繆曾建議布朗什·巴蘭做他的秘書，巴蘭沒有答應。

1944年初，審讀委員會——成員由加斯東決定——的構成反映了出版社的政治立場，其中有全國作家委員會（一個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但歡迎任何人加入的抵抗組織）的成員波朗、讓·布朗扎、格勒圖伊森。新近被吸收進審讀委員會的則有格諾和加繆，但加繆只是一種原則上的加入，在巴黎和里昂召開的任何一次會議他都沒有參加過，因為1944年初的加繆正積極投身於抵抗運動。全國作家委員會還有幾位漫不經心的成員（阿爾朗、勒馬爾尚、布里斯·帕蘭）也擔任著伽利馬出版社的審讀委員。總而言之，全體審讀委員會都站在「正確的一邊」，只有附敵者費爾南德斯除外。

加繆和薩特喜歡在海狸既激動又挑剔的目光注視下大笑。薩特在「花神」咖啡館寫作，偶爾也去「兩個醜八怪」咖啡館，這兩家咖啡館都位於聖日耳曼德普萊區，在此出入的既有抵抗德國佔領的作家和藝術家，也有法奸和觀望派。水族館似的聖日爾曼區麇集著法奸，其中包括阿蘭·洛布羅、拉蒙·費爾南德斯和雅克·夏爾多納。花神咖啡館的一個夥計帕斯卡爾被加繆取了個綽號叫作「笛卡爾」，這讓海狸感到不快。加繆不經意間流露出的質樸和愉快情緒吸引著她，但她也為「他身上的拉斯蒂涅克一面」而著惱。薩特個頭矮小，身板敦實，按照傳統的標準有些醜陋，手上總拿著個煙斗，與英俊、身高1米77、叼著過濾嘴香煙的加繆形成鮮明對比。他們談女人多過談哲學，彼此都惺惺相惜。加繆沒有大談自己的過往，但薩特對他的了解已足以讓他對加繆這個人欣賞有加。薩特身上帶有原罪感：他出身於資產階級階層。而憂鬱易怒、若有所思、有時沉悶但頗具吸引力的加繆則出身於無產階級。薩特年長八歲，幾乎可以扮演父親的角色。他表現出兄弟般的情意，從不以師長或保護者自居。海狸感到困惑，覺得薩特對加繆的魅力過於傾倒，就像她自己一樣。很快，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繆開始嫉妒對方，但兩個人都小心翼翼地給鐵爪戴上了天鵝絨手套。在海狸看來，他們「就像兩條狗圍著一塊骨頭」（薩特）。海狸正在構思一篇文章：《為了一種模稜兩可的倫理學》。她作為女性的性取向和她對待加繆的實際態度是相互矛盾的。薩特非常喜歡加繆的調侃和他對幸福的渴望，喜歡他那些文筆精鍊的作品與他放蕩的玩笑所形成的對比。有人向加繆提議加入到薩特的圈子裡，加繆似乎感到挺榮幸，但是卻一直置身於外圍。read.99csw.com

暫時不用承擔丈夫職責的加繆在伽利馬出版社感受到了職業和友情雙重意義上的家庭溫暖，他先是被正式聘為秘書，然後又成為審讀委員，進入舉足輕重的審讀委員會，與雅尼娜·托馬塞-伽利馬共事。伽利馬出版社沒有正式的等級劃分，加斯東是出版社的創始人，他的兄弟雷蒙是其副手，負責出版社的財務，最小的兄弟雅克沒有參与出版社的業務。加繆與伽利馬家的第二代皮埃爾、米歇爾和羅貝爾關係密切。米歇爾比加繆小四歲，他們形影不離，喜歡在一起大笑，閱讀，跳舞。一天晚上，在德國軍官常去的塔巴蘭酒吧，羅貝爾看見加繆情緒衝動好鬥，就一把拉住他說：「你可別干傻事，啊！」

接下來的日子他又為薩特的戲劇《禁閉》奔忙。加繆說，這是一出「關於地獄」的劇作，「劇情發生在路易·菲利普風格的沙龍里（正像是地獄），既不分幕也無舞台入口和出口——這會讓舞台調度頗為棘手。」預計上演《禁閉》的劇院由蓋世太保資助，還在籌建之中。加繆與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薩特頻繁見面，他是在1943年6月《蒼蠅》一劇的綵排中認識他們的。加繆對薩特曾頗為留意，薩特對加繆則沒有那麼重視。不過現在他們已經關係密切。薩特通常不太喜歡和男人待在一起，但是加繆這位既當演員又當導演的作家，卻讓他著迷。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讓他來扮演《禁閉》中的加爾散呢？為什麼不讓他來導演呢？剛開始的時候，加繆答應了。他們在加繆寄宿的旅店房間和綽號「海狸」的德·波伏瓦在塞納街路易斯安娜酒店的房間里排練，或者在薩特和西蒙娜的朋友旺達·科薩克維茲以及奧爾加·巴爾貝扎家裡。奧爾加的丈夫馬克是一家製藥廠的老闆和雜誌《弩》的出版商，同時也是《禁閉》一劇的出品人。幾個星期後，警方懷疑奧爾加參与了抵抗運動，她被逮捕了。薩特被人強迫要用有名氣的導演，而不是籍籍無名的加繆，後來他在老鴿棚劇院上演了《禁閉》，由一些職業演員擔綱，加繆於是放棄了在這齣劇里扮演角色和擔任導演。他給薩特寄去一封解除雙方約定的簡訊，西蒙娜覺得這封信寫得「很迷人」。

12月20號，他讀完了參加「七星叢書獎」評選的全部稿件。他看到了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過的克洛岱爾的《緞子鞋》，「裏面有很多值得說的地方，」他寫道，不過沒有說他指的是什麼。

「我已年滿三十。人的首要機能就是遺忘，公允地說就連自己做過的有益之事也會忘掉。」在巴黎拉雪茲街靠近塞弗勒-巴比倫地鐵站的水星旅館已經安頓下來好幾天的加繆，對自己的現狀頗為不滿。他繼續為《鼠疫》的創作做著筆記：「在思想領域，我們所能做的最節省精力的事情就是承認世界的不可理解性，同時關注人本身。」從形而上的層面看，世界是難以理解、沒有意義的，但是在1943年的這個歲末，世界的政治與軍事進程正在改變著方向和意義，德軍的東部防線將於12月被突破，已經登陸義大利的盟軍在卡森山一帶打響了戰鬥，美國的艾森豪威爾將軍被任命為解放法國的部隊總指揮，甚至在亞洲盟軍也重新展開了攻勢。雖然日本人發動過幾次突襲，美軍還是佔領了馬紹爾群島。蘇聯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尊敬，《國際歌》已不再是這個國家的國歌。在盟軍士兵當中，阿爾貝的兄長呂西安·加繆中士隸屬於防空部隊的第一炮兵連，後來在義大利晉陞為上士，他與數萬名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阿爾及利亞人一道參加作戰。

第二版上的一篇文章《「共產主義的幽靈」依舊》提到了抵抗運動面對的一個問題：如何對德國人和維希政府宣傳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是老調重彈的最後一招」作出回應。很多人都在思考，「既然解放到來之時，共產黨將成為唯一有效的力量」，那麼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平衡呢？《戰鬥報》斷言，無論是在阿爾及爾戴高樂身邊的政治力量以及臨時政府中，還是在法國本土，非共產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都存在著平衡。共產黨人可以參与共同的事業：「因為說到底，即使我們懷疑共產黨的善意，它至少也具有一種包括它最惡毒的敵人都始終承認的長處，那就是被稱作『政治現實主義』的調動各種力量、實現各種可能性的能力」。共產黨人故意組織暗殺行動，殺死德國人和保安隊員，由此引起敵人盲目的報復行動，而這些盲目的報復行動又激起了準備起義的民眾對敵人的仇恨。

薩特圈子裡的雅克-洛朗·博斯特成了做蔬菜牛肉湯、煨牛肉和白汁小牛肉的行家裡手，前提是手頭能有肉。當時還在實行宵禁，零點過後，大家都必須待在朋友家裡直至天亮。

加繆把他的反納粹資料藏在皮埃爾·伽利馬的辦公室里。他給雅尼娜口述了幾篇為《戰鬥報》撰寫的專欄短文。在印刷工莫里斯·勒魯瓦寓所女門房的協助下，《戰鬥報》也在他位於阿布基爾街的家中召開過幾次會議。

「您瞧，不抵抗和抵抗同樣危險。」加繆對雅克琳娜·貝爾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