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政府按照政治標準給各家報紙分配發行量，社會黨和共產黨受到優待，《民眾報》與《人道報》分別可以發行25萬份和30萬份，《今晚報》和《保衛法蘭西》是22.5萬份，《戰鬥報》、《自由射手報》和《解放報》為18萬份。戴高樂希望繼續發行《圖片報》，他認為該報在各國使館里享有一定威信。

彼亞是《戰鬥報》的領導、推動者、激勵者、主心骨和核心，既像老闆又像父親一樣統治著報社。加繆主管報社事務，他是一位受到大多數撰稿人——並非全體撰稿人——熱愛的主編。《戰鬥報》認可這位幸福得就像在舞台上表演或者在足球場上奔跑的加繆的精神權威。記者們很開心。他們辦了一份嚴肅的有時甚至稱得上莊重的報紙。大伙兒喝美國威士忌，用永鋒鉛筆寫文章，抽駱駝牌香煙。一些小販在雷沃米爾街四處轉悠，兜售一些不出名的商品。加繆發現了Alka Seltzer胃藥，喝多了以後吃點兒很管用，還有維克斯達姆膏，可以治療他的「流感」。彼亞掌控著這艘輪船的舵輪，不過船艙過道里還是會有一些令人愉快的混亂。和《阿爾及爾共和報》時代一樣，在《戰鬥報》，彼亞覺得自己樣樣都要管，從只有三行字的新聞到報道都是如此。他一直非常喜歡修改廣告和不太重要的簡短新聞。他也布置題目，重審標題、副標題、頭版的內容提要，指出這種文章要採用哪種字體，是Times還是Didot……他還畫版面設計圖。彼亞不會授權給別人。他把頭埋在狹小的書桌里，認真工作，辦公室門開著。他從不發表意見，哪怕對社論也是如此，要麼能刊登，要麼通不過。他記憶力驚人，不管是選舉結果、拳擊賽還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十八世紀的作品，他都記得。就像在阿爾及爾時一樣，他連校對員也要糾正，這讓他們頗為吃驚。他拒絕寫東西，三年裡只為克盧佐的《烏鴉》寫過一則附言，表達他不同意文章作者的觀點。他一直挺喜歡玩笑話、文字遊戲，將兩個詞的字母或者音節對換形成新的意思來尋開心，還有特里斯坦·貝爾納的一首四行詩，在那首詩里Lugdunum和Blum押韻。一位年輕記者教他吉特巴舞。帕斯卡和加繆都喜歡編輯部那位模仿馬，一邊學馬嘶，一邊敲打地面發出馬蹄聲的秘書。彼亞會在剛開完不正經的玩笑后馬上變得十分嚴肅。他也真的很低調，不願意別人談論那個跑遍被佔領的法國全境的抵抗運動戰士皮埃爾·迪朗。他總是不接受邀請或者拒絕接受勳章。他排斥野心勃勃其實是因為鄙視機會主義。雖然他沒有提出要求，但包括加繆在內的《戰鬥報》的撰稿人們還是獲頒「抵抗勳章」。加繆說：「從前我們是老笨蛋，現在我們是掛著勳章的老笨蛋。」

「我想你可以扮演馬爾塔這個角色，劇本是我喜愛的一位青年作家寫的，拿去看看吧，」馬塞爾·埃朗把《誤會》的手稿遞給瑪麗亞·卡薩雷斯時說。

彼亞不是這樣。他每天黎明前才上床睡覺，很早，十點、十一點左右就會到報社，隨身帶著保溫咖啡壺。下午他的妻子——她一直叫他皮埃爾，這是他的真名——會再送一保溫壺咖啡來。彼亞逃避社交活動，吃得很少，不停地工作、抽煙。煙灰把他的外套都弄髒了。加繆下午四點左右來。雷沃米爾街瀰漫著熱油、鉛、銻、油墨的混合味道，還有用來清洗校樣的油脂、蠟、汽油和石油的氣味。1944年的時候會聞到作為代用品的煤油味，而不是亞麻油味。在製版車間，散發著一股鋅味。

受國家戲劇協會委派，薩特負責佔領法蘭西喜劇院，那裡雖然空空蕩蕩，卻是文化的象徵。應薩特的要求，全國博物館陣線的米歇爾·萊利斯選擇了和幾個朋友一道佔領人類博物館。在前往雷沃米爾街《戰鬥報》編輯部的路上，加繆順道去法蘭西喜劇院看望薩特。剛在巴黎跑了一大圈的薩特累得精疲力竭，正在第一排座位上呼呼大睡。加繆的說笑驚醒了他：

「我們想嘗試辦一張理性的報紙。但因為世界是荒誕的，它可能會失敗。」彼亞說。

他們彼此相似，都為對方身上或真實或想象出來的西班牙作風所吸引。加繆像卡斯蒂利亞人，而卡薩雷斯則像個性更強的加利西亞人。現在在法國做了演員的她演出時還會帶著一點兒馬德里口音。她比加繆小九歲，無論在城裡、在舞台上，還是在銀幕上，她都擁有一種神奇的魅力。她的血管里流淌著對異性的征服欲。和加繆一樣，她來自異鄉，傲慢、充滿熱情，但是更樂觀。她的座右銘是todo es nada，一切皆無所謂。兩個人都獨立、驕傲、佔有慾強，近乎專橫。卡薩雷斯也像加繆那樣沒有忘記西班牙共和國的覆亡，但她的記憶中保留的激|情多於加繆，政治色彩則要淡一些。與加繆不同，瑪麗亞的身體極好，無論從本義還是引申義而言，他們倆人都是演員（行動者）。加繆說：「一個演員如果只在外表上下工夫，那他就是一個沒有持久生命力的啞巴演員。戲劇的規則是情感只能通過動作和肢體語言，或者通過和身體同樣富有表現力的聲音來表達和傳遞。」在舞台上，卡薩雷斯的聲音高亢沙啞。「這門藝術的規則是一切都要粗獷，要用肉體來演繹。」她對舞蹈的熱愛幾乎和表演一樣強烈。加繆不太擅長狐步舞，但探戈和華爾茲跳得不錯。他們常常一起唱夏爾·特萊內或埃迪特·皮亞芙的歌：

6月23日《誤會》免費演出了一場之後，於24日綵排，此後不久美國的第七集團軍攻克了瑟堡。就在這次綵排之前幾天，薩特的《禁閉》在左岸聖日耳曼德普萊附近的老鴿棚劇院獲得了巨大成功。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觀看了《誤會》的綵排，此前他們已經讀過《卡利古拉》，覺得寫得更好。伽利馬一家，加斯東、讓娜、羅貝爾、米歇爾、皮埃爾和雅尼娜忠實地坐在觀眾席前排。這齣劇不夠引人入勝，由於第一場戲就已經預告了結局，所以情節進展顯得拖沓乏味。卡薩雷斯的朋友和老師貝婭特麗克絲·迪薩訥在結束前就離開了，心想演出的了無生氣是不是演員方面的問題。伽利馬一家對演出報以掌聲，卡薩雷斯獲得了評論的讚許。在親德的周刊《花束》上，安德烈·卡斯特洛稱讚了卡薩雷斯，但是說《誤會》應該到「大木偶」劇場去演出。加繆的幾個朋友把演出的失敗歸因於作者的名聲，因為德國人和法奸懷疑他參加了抵抗組織，而這可能是一場陰謀。在該劇公演后大約一個月，阿爾貝·比埃什在《巴黎人報》上稱該劇的「形式和思想……奇怪地交織在一起」，「似乎在斷言今天的人除非懂得革新自身生存的基礎，否則就無法追求未來」。加繆感到很生氣。此前《局外人》深受評論界和公眾的好評，《西西弗的神話》也是，不曾想荒誕三部曲的第三部《誤會》卻失敗了，加繆後悔沒有推出他覺得更容易為人接受的《卡利古拉》。《誤會》的問題在於讓40多歲的馬塞爾·埃朗來扮演不到30歲的兒子一角。然而不管怎麼說，加繆的劇作畢竟首次被搬上了巴黎舞台，而且是由他所說的「令人讚歎的女演員」來出演。還有幾件令他寬慰的事情：1944年7月9日，科克托給他寫信說他的「孤獨感在舞台上被表現得很棒」；波朗花了很長時間和他「更為開誠布公地討論」《誤會》：「我覺得主題令人讚賞，但填充的內容質量不佳。」在伽利馬出版社，哲學家布里斯·帕蘭讀劇本時也不太喜歡，他感覺被「一種悲憫的哀愁」所佔據，可這種哀愁「又不是以劇中的人物作為對象」。「我不知道應該憐憫誰，是您，是我，還是所有人。我也不知道該以什麼作為依靠……人物的話說得太多了。」ｈttpｓ://reaｄ•９９ｃｓｗ.ｃom

在雷沃米爾街辦公大樓的另一層，彼亞和加繆看到了一張報紙——《保衛法蘭西》，一張他們不願意辦的那種類型的報紙，熱衷於刊登聳人聽聞的消息，從不區分低俗和通俗，在他們看來這比《巴黎晚報》還要難以接受。拉扎雷夫友好地希望來拜訪曾被他雇傭，在《巴黎晚報》工作過的彼亞和加繆。他們拒絕了。加繆忽略了拉扎雷夫身上的某些人情味，比如忠誠、和藹，而只記得自己討厭他辦的報紙。拉扎雷夫受《卡曼貝爾工兵》一書作者克里斯多夫的影響，認為「記者的首要責任就是有人閱讀他寫的東西」，而加繆覺得應該根據掌握的情況說出真相，這樣做並不妨礙擁有自己的特色。這種「拉扎雷夫主義」在加繆看來是一種不可容忍的新聞手段，摻雜了政治妥協、庸俗的社會雜聞和無聊廢話。彼亞和加繆憎惡這份意志薄弱、唯唯諾諾、迎合讀者低俗本能的大報。拉扎雷夫辦的不是他們夢想中的那種批判性的報紙。雷沃米爾街的拉扎雷夫似乎是想挑動大家想起彼亞和加繆曾——儘管當時他們算是身不由己——為《巴黎晚報》工作，當技術工人和編輯秘書。也許他們也恨自己呢。加繆寫信給一位見過拉扎雷夫的人說：「我向您承認您在那兒見到的是這個不幸國家的一個真正的強盜。我會試試幫你認識一些更值得來往的人。」不久以後，當一位在里昂遇見的記者請他為拉扎雷夫的妻子擔任主編的周刊《她》寫一篇應景的文章時，加繆說：「我對今天依附《巴黎晚報》及其主編，在我看來是我所知道的新聞界最惡劣、最可鄙的出版團隊沒有絲毫敬意。哪怕給我幾百萬，我也不會為它寫文章，……無論您給我留下了多麼美好的回憶，我也不會為一本直接或間接依賴這種可恥行徑的雜誌寫文章。」除了這些既固執又尖刻的批評話，加繆還加上一條附言：「我允許你把這封信念給拉扎雷夫和替他寫稿的那些人聽。」

後來他們成了巴黎的名人，去夜總會時，樂隊會即興演奏西班牙雙步舞向他們致意，並以一曲《畢莎·莫萊娜》歡迎棕色頭髮的瑪麗亞。加繆幫助她了解了一些作家，她和他都有工作要做。她的寓所在15區沃熱拉爾街148號，離內克爾醫院不遠。他去時喜歡坐在寬敞的露台上。她也到他的住處，那是一處用作工作室的單間公寓，是紀德寓所的擴展部分，位於第7區瓦諾街附1號。這位上了年紀的作家把房間租給了加繆，雖然此前並不認識他，租金當面結清，這樣加繆不易被警察發現，紀德也不用繳稅。

埃朗既是演員，又是導演和馬圖蘭劇院的經理，他頭腦聰明——並非所有的私人劇院的經理都是聰明人——，這人是個同性戀，愛趕時髦，熱衷上流社會的生活，是個犬儒主義者。他想把有五個角色的《誤會》搬上舞台。

彼亞經常大聲念加繆寫的社論的校樣，對加繆表示欣賞。羅斯福去世，加繆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談到這位美國總統得的病。羅斯福同疾病鬥爭了一輩子。「他有一張幸福的臉，……他知道沒有毅力和理智戰勝不了的痛苦。」彼亞注意到加繆寫這些的時候不可能不想到仍然還在威脅著他健康的結核病。即便是在解放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加繆還是上喬治·布魯埃大夫那裡去做人工氣胸。《戰鬥報》剛一公布羅斯福的死訊，就不合時宜地刊登了一段用線框起來的關於食物供應改善的文字，沒有核查「最後宣布一個好消息」這樣的話是否與社論不協調。某些欄目讓彼亞和加繆覺得厭惡，比如占星術，這簡直令報紙蒙羞。彼亞反對開設讀者來信專欄。他指出讀者是來看報而不是給報紙寫信的。編輯過的社會雜聞不是為了記錄社會現象，而是為了增加頭條新聞的吸引力，這也讓加繆和彼亞覺得厭惡。大家知道彼亞熱情、認真、公平，是個繃著臉說笑話的人。有些人認為他為人溫和，容易動感情，愛裝成犬儒主義者，其實內心是個懷疑主義者。沒有幾個人看到過彼亞流淚，但還是發生了。https://read.99csw.com

1944年的空氣中充滿了希望、純潔和革命的氣息。

有知識，加上字典和百科全書，校對員時常提出不同意見：這個是錯的，那個不應該那麼寫，我們不說「相反」而說「反之」。編輯們，如加繆和彼亞，尊重校對員，心甘情願地認為如果沒有校對員，沒有一家報社能存在——這種想法沒錯——。加繆會到大理石版台去確認版面，刪節。大理石版台，其實是鐵制的，還保留著過去的叫法，一直是用來放印版的。排字工是這裏的主宰：給我刪掉六行，我沒辦法給你排成這樣。加繆乖乖聽話，覺得沒什麼不自在。在報界的員工里，工人們加入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法國總工會，不過他們對所工作的報紙的政治色彩並不在意。在《戰鬥報》，他們可以喜歡傾向社會主義的論調，但有些人也可以在保守的《費加羅報》幹得同樣好。在報社，工人和知識分子表現得似乎已經和解了——實現了作家們的夢想——。大伙兒會一起喝上一杯交流交流感情。和記者一樣，工人的工作時間特殊。他們每六小時而不是八小時輪換一班。當活兒來時就要準備開工。如果印版沒有放好，是不可能開動印刷機的。於是大家就等著。工人和記者們一起聊天。他們不一定要在排版車間廝混，而是像通訊員那樣更愛去街角的咖啡館。一天伴隨著干白葡萄酒開始，然後是淡白葡萄酒和紅酒。到午飯時接著喝開胃酒、布魯伊葡萄酒，下午換成阿爾及利亞紅酒。再然後，勁頭上來了，就會有幾個人跑到兩步遠的聖-丹尼斯街去找「雞」。

加繆的劇本手稿在巴黎流傳，讓·維拉爾對《卡利古拉》感興趣，這齣劇中居然有25個人物！兩個劇本埃朗都看過，他覺得趁著《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話》的問世，加繆最好能用一部更多表現內心細微情感的作品進入戲劇領域。他們第一次商量工作的地點是在奧斯曼大街馬圖蘭劇院樓上埃朗的公寓里，卡薩雷斯就是在這裏再次見到了萊利斯家那位拿著小棍兒的年輕男人，她感到身上涌動著一種「無法避免的征服衝動」。她發現加繆長著一張「高傲但並不自負的臉」，有「一種漫不經心的漠然態度」，「舉止讓人愉快」。她還覺察出他有煩惱，有些情緒不寧和難以捕捉的脆弱，是「流亡生活帶來的具有力量的那種脆弱」。

加繆與卡薩雷斯曾在一次突然的大逮捕中一道被捕。法國和德國警察封鎖了雷奧米爾-塞巴斯托波爾地鐵站附近一條街道的兩端，當時加繆帶著一張繪有《戰鬥報》報頭的版面設計圖。起初他把設計圖揣在大衣口袋裡，後來又把它悄悄塞給瑪麗亞。德國人對男人進行搜身，要求女人們出示證件。瑪麗亞看見加繆舉著雙手被人搜身，心想如果警察當著她的面折磨他，她就會說出自己身上的設計圖以保護他。加繆常說我們並不知道自己在遭受酷刑時會做出什麼事情來。事後他搬了家，銷毀了一批文件，住到了保爾·拉斐的家裡。

加繆的個性在其完成的第一部戲劇《卡利古拉》中很少顯露：那位因極端清醒而瘋狂的皇帝並非加繆本人。劇中的某些台詞讓人聯想到這位關注政治世界的阿爾及爾年輕人的生活：「培養一名議員需要一天時間，而培養一名工人需要十年。」有時，劇中人物舍雷亞和卡利古拉說的話就像是在談論該劇的作者：「我們無法去喜歡一個人試圖在自己身上遮掩的那一面。」卡利古拉的口中不時會說出作家本人的想法：「愛一個人，就要接受和他一起老去。我無力承受這樣的愛情。」《卡利古拉》是在阿爾及利亞寫的，曾經多次修改。《誤會》則是一部關於孤獨的作品，讀者能夠更加清楚地在該劇中看見加繆的影子。這個劇本差點就被叫作《布迪祖懷斯》，因為故事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主人公伊昂驚奇地發現那裡的一切都顯得奇特，「無論是語言還是人」。讓來自一個陽光明媚的地方，因為這部作品的潤色工作是在尚蓬完成的。讓非常懷念原來的地方，「那裡的夜晚孕育著幸福」。馬爾塔想得到大筆的錢以便自由地生活在海邊。伊昂宣稱：「我們不能永遠做一個異鄉人，我想回到我的故鄉，讓所有我愛的人都幸福。我看不到更遠的事情。」當馬爾塔大喊「男人的愛情令人心碎，他們無法不讓自己離開真正的所愛」的時候，她是在指誰呢？在加繆心目中，《卡利古拉》「是一種高級的自殺故事」，那麼《誤會》是低級的自殺故事嗎？這部戲於1942至1943年在一個被佔領的國家寫成，「遠離我深愛的一切」，「帶有流亡的色彩」，可並不是一部沮喪或令人絕望的作品。加繆寫《誤會》的同時也在寫《鼠疫》，他為該劇想到的另一個題目是《流亡者》，小說的題目則是《流亡者們》。他的這第二部戲劇不再悲觀：「悲劇既已結束，就不應錯誤地認為，這部作品是在主張向命運屈服，正相反，這是一部關於反抗的戲，它甚至可能蘊含著一種真誠的道德觀。」後來，作家從這部作品里還引申出了一層可能的意義：「一個人如果想要被別人認同，只需說出自己是誰就可以了。如果閉口不言或者說謊，他就會孤零零地死去，周遭的一切都註定會遭遇不幸。相反，如果他說真話，https://read.99csw.com他也許會死，但那是在他幫助別人和自己生活了之後。」

加繆對新招的員工說：「我會讓你們做一些令人心煩的事情，但永遠不會讓你們做骯髒卑鄙的事。」

《誤會》一劇的排練進展順利，導演埃朗沒有對手下的演員發過火。加繆觀看了幾次排練，認真聽取這位專業人士的意見，畢竟領導阿爾及爾團隊劇社和巴黎的馬圖蘭劇院不能同日而語。埃朗控制著《誤會》的排練工作，加繆不怎麼發表意見，只是請卡薩雷斯轉達自己的一個建議：那兩名演員，在舞台上擁抱的演員，也許可以抱得更緊一些。……加繆常常提起《誤會》的梗概：一個男人回到家中，沒有告訴母親和姐姐自己是誰。姐姐殺死了他。這個從一開始就能被猜到的劇情梗概規定了具體情節的發展。

「使館里的確有人看，主要是理髮的師傅。」彼亞說。

皮埃爾動身去了他在巴黎的裝訂工廠，他的堂弟米歇爾向雅尼娜表白愛情，結果雅尼娜倒在了他的懷裡，就像是一出讓人哭笑不得的滑稽劇。雅尼娜向加繆解釋發生了什麼事。她是真的愛上米歇爾了嗎？

皮埃爾回來了。加繆勸雅尼娜不要將她轉投米歇爾懷抱的事告訴皮埃爾，可她還是說了。此時加繆自己則因為對瑪麗亞·卡薩雷斯的愛情而戰慄。他等著她來威爾德洛，可她沒有來。他們之間的情投意合讓認識他們的人感到驚訝。個性很強、熱烈如火的瑪麗亞有時粗暴而沒有耐心，阿爾貝常常把她叫作「戰爭與和平」。和她在一起，這位作家不再裝作冷漠、不再扮演局外人。她希望能參与他所有的活動。「威爾德洛的這批避難者們」後來又回到了巴黎。

大部分商店都歇業了。只有幾家麵包店還在做麵包，本來賣3.75法郎一公斤的麵包，在黑市上賣到了35法郎，黃油從60法郎漲到了600法郎。德國人開始撤離，將文件和香檳酒箱裝上車子。一些德國士兵把咖啡、糖、大米和麵條拿出來賣。巴黎人在胳膊上佩戴三色袖章，上面綉著代表勝利的V字、洛林十字，或者一些知名不知名組織的縮寫字母，比如：FFI（法國本土抵抗力量）、FTP（自由射手與游擊隊員）、OCM（平民與軍事組織）、CDLI（解放者）、CDLR（抵抗者）。手槍、衝鋒槍、步槍隨處可見，前輪驅動的黑色雪鐵龍11型和15型轎車四處穿行，三色旗迎風飄揚，發動機罩上用白色油漆塗著各種縮寫字母，還有一些轎車被改裝成了救護車。一些軍官和士官歡天喜地，在明顯缺乏協調的情況下隨興所至地把軍帽和軍服重新拿了出來。命令、流言、撤銷原命令的命令、各種消息和假消息漫天飛。雷沃米爾街的記者們收聽BBC的節目，想要弄清目前的處境，可BBC對巴黎的情況知道得並不准確。塞納河左岸的德國人聚集在盧森堡宮及其花園一帶，軍事學院、外交部、眾議院、加繆所住的公寓和伽利馬出版社附近都有。右岸的德國人則集中在歌劇院、共和國兵營、馬吉斯蒂克飯店、默里斯飯店和多菲內門一帶。雙方參与戰鬥的人員不多，很少有裝甲車投入行動。巴黎市區及近郊的德國士兵不到兩萬人，從戰略的角度看，解放巴黎只是一個小事件，不如收復卡昂和斯特拉斯堡重要，但是從詩意的和政治的角度看，意義就不一樣了。

在8月24號的社論中，加繆描繪了當時的氛圍以及抵抗運動戰士的前景。「八月的夜晚，巴黎槍聲四起，在這座由石砌樓房和塞納河水構成的巨大背景之中，在這條波浪里充滿了歷史記憶的河流兩岸，為自由而戰的街壘再一次堆起，正義需要再一次用鮮血去換取。」1789年、1848年以及巴黎公社的歷史於是被逐一提及。加繆談到了一種「在目前的動蕩中取得的自由」，以及「由此產生的可怕事物即革命」。他提議將「從抵抗到革命」作為公開發行的《戰鬥報》的副標題，此語出自《自由射手報》主編喬治·阿特曼的一篇文章。在第二天的文章中加繆接著寫道：「當自由的子彈還在這座城市呼嘯時，解放的大炮已在歡呼和鮮花的簇擁中進入巴黎城。」加繆為之表達心聲的，既有那些真正的抵抗戰士，也有那些偶爾參加抵抗運動的人——這個夏天裡這類人多得數不過來，此外還有那些幾個星期前曾在聖日耳曼大街朝菲利普·貝當歡呼，8月26日又在香榭麗舍大街歡迎夏爾·戴高樂的人們。「四年前，從殘垣斷壁和絕望中挺身站起了一批人，平靜地斷言我們並沒有失敗。」他讚美「如今像潮水一樣充滿我們心靈的美妙歡樂」。戴高樂將軍經過的路上擠滿了人群，在他的身後，作為實際軍事力量的有力象徵，勒克萊爾裝甲師的士兵和坦克正與法國本土抵抗力量一道消滅各處負隅頑抗的零星德軍。戴高樂在市政廳發表演講：「巴黎！被侮辱的巴黎！被蹂躪的巴黎！依靠自己獲得了解放！依靠它的人民，在法國軍隊的幫助下獲得了解放！」戴高樂與抵抗運動的負責人、戴高樂主義者、社會黨人、基督教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心照不宣地統一了口徑，杜撰了一個《戰鬥報》的記者們不站在客觀立場上就無法提出異議的傳奇故事：法國和巴黎是由包括平民和軍人在內的法國人自己解放的，雖然也得到了美國、英國、加拿大、波蘭士兵以及遠方的蘇聯紅軍的支援。

瑪麗亞的父親是西班牙人，對法國友善，信奉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他饒有家產，曾出任過海軍部、通訊部、公共工程部和內政部部長，還擔任過議會主席和戰爭部部長。西班牙內戰期間，維托莉娜——瑪麗亞的化名——曾在一家醫院工作。她的初戀情人恩里克·洛佩茲·托朗蒂洛是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黨員。瑪麗亞承襲了西班牙人固有的無政府主義，「傲慢自大，有戲劇性」。維托莉娜到法國避難，於1939年在維克多-迪呂伊中學通過了中學畢業會考。她未能獲得第二個業士學位，隨後又參加過三次巴黎音樂戲劇學院的入學考試，在考試中的表現給同學和老師留下了深刻印象。于連·貝爾托問她：「黑頭髮的小姑娘……你要給我們表演什麼呢？」她熱愛克洛岱爾，因為「人要變得明智就不能克制自己」。充滿活力、熱情洋溢的卡薩雷斯扮演過貝蕾妮絲、《呂伊·布拉斯》中的王后，以及佩璣寫的《聖女貞德》中的主角。她對別人的議論無動於衷，雖然非常有女人味，但是卻要求和男人們平起平坐。她喜歡《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話》。從莫里哀到阿爾芒德·貝雅爾，作家與女演員成為一對兒是傳統。關於戲劇和演員，加繆曾寫道：「深入所有人的生命之中，體會生命的種種不同，這就是表演。」演員卡薩雷斯能和她所飾演的角色融為一體。在隨筆中談到演員和作家時加繆還寫道：「一位演員要麼成功，要麼失敗。一位作家哪怕不被賞識，也還可以保留一線希望。」read.99csw.com

共產黨仰仗蘇聯和法共的雙重神話建立了自己的權力，這種神話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很少有人質疑。在大多數法國人心目中，蘇維埃的國度首先代表的是紅軍的祖國，人們在談到「民主大國」時將蘇聯與英國和美國相提並論，蘇聯和德國締結的條約從集體記憶中抹去了，甚至連知識分子也是如此。在報界，很少有人了解俄國集中營可憎的真相。當囚犯從德國集中營中回來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納粹集中營上，而蘇聯則一直是工人和農民的指路明燈。加繆仍然相信蘇維埃人民支持那個政權，否則的話，紅軍怎麼可能打敗德國人的軍隊呢？革命的結果應該是通往社會主義或者某種集體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也許有些許缺陷，但即使不是效法的榜樣，至少也是可資借鑒的。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雖然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是沒有祖國的。在法國，法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代表，這一抱負給薩特和相當多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后，法國共產黨以「6萬黨員被槍決的政黨」的形象出現，不過這一數據太誇張了，因為統計資料顯示只有兩萬九千人被處決。法共四處宣講一個雙料傳奇故事：在抵抗運動中，工人比其他社會階級出力多，而在工人階級中，共產黨人的貢獻比其他人大。儘管戴高樂的支持者謹慎地保持警惕，共產黨人還是在國家機器和新聞界把持了重要職位。一些人，比如加繆，並不質疑他們。革命應該攜手法共完成，因為他們在選舉中獲得了超過25％的選票。左翼對經濟的認識是粗淺的、簡單的、二元的，資本主義就等於金錢，等於金錢帶來的罪與惡，而社會主義對窮人來說則代表幸福、富足和社會正義。戴高樂自稱國有化的擁護者。這些從抵抗運動中走出的人對國家社會組織和國際組織滿懷著美好的、過於簡單的和危險的幻想。加繆亦然。

「加繆，我們說『請您原諒』，不說『請原諒』！」這可是有講究的啊！

1944年6月5日晚，加繆和卡薩雷斯參加了迪蘭家的一次聚會。他們同騎一輛自行車回家，微微有些醉意，瑪麗亞坐在車把前面。這天夜裡，盟軍登陸諾曼底的「霸王行動」開始了。儘管法國足球冠軍杯停賽，巴黎人的生活依然照舊。6月17日，蓋世太保和保安隊闖入了《戰鬥報》的一家地下印刷廠。

因為曾經並肩參加過抵抗運動，記者和工人的關係更加真誠了。

雅尼娜·伽利馬遇到阿爾貝·奧利維爾，後者告訴她聯絡網暴露了，雅克琳娜·貝爾納已於7月11日被捕，那天晚上她本來是要和加繆以及擔任信使的卡薩雷斯碰頭的。阿爾貝應該躲起來。皮埃爾和米歇爾到他房間里幫他取了證件和衣服，然後騎自行車來到距離巴黎60公里的威爾德洛，帕蘭告訴他們那兒有一處房子可以藏身。伽利馬一家和加繆在威爾德洛住了幾天，阿爾貝下廚做了他愛吃的玉米糊。抵抗運動成員羅歇·斯特凡納來找他們，他打算和勒馬爾尚、薩特還有加繆一起編一本雜誌，加繆沒答應。

8月15日，盟軍在普羅旺斯登陸，18日打響了解放巴黎的戰鬥。從16日起，各處警署就關閉了，只有晚上才有電，火車也停運了，既沒有報紙，也沒有郵件。彼亞和朋友們準備出版一期免費的《戰鬥報》，彼亞得到了過去《巴黎晚報》的兩名職業記者喬治·阿爾特舒勒爾和馬塞爾·吉蒙的幫助。德軍的車隊從聖-米歇爾大街駛過，與躲在路障后的人短兵相接。法國本土抵抗力量和德軍的巡邏隊交替出現，在聖日爾曼大街上擦肩而過。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國旗在臨街的窗口時隱時現。警察現在變成了抵抗者，身著便服佩戴袖章，手握衝鋒槍，佔領了聖-絮爾皮斯廣場的派出所。在他們兩百米開外的地方，德國士兵站在沃日拉爾街和吉內梅爾街轉角處的碉堡里注視著他們。雙方交了一陣火，然後停下來，接著又再次交火，巴黎陷入了一片對德國人來說悲慘、對法國人來說激|情洋溢的混亂之中。共產黨人希望發動一場全面起義，戴高樂主義者則想要贏得時間，減少傷亡，確保共產黨不會搶在戴高樂將軍的人之前奪取政權。

自8月21日起，抵抗組織的報紙可以公開叫賣了。一些人在尋思德國人會不會重新佔領整個巴黎。《戰鬥報》的社論「他們不會消失」帶著鮮明的加繆風格：「什麼是起義？就是人民拿起了武器。什麼是人民？就是一個民族裡決不投降的人。」滑稽的情感悲劇還在繼續：皮埃爾·伽利馬不願雅尼娜與自己分手，想要尋死。既然都是去死，那還不如為了一項正義事業而死，所以加繆打發皮埃爾去報道美軍的消息，他必須穿越德軍的封鎖線。

印刷業出現在手工業和工業時代。報刊印刷工獨立於報紙的領導之外，他們按自己理解的意思組織工作。不存在等級高低。工頭更多只是一個職務，和級別沒多大關係。老工人常常喜歡回憶說，過去排字工是佩劍的。排版工、排字工、製版工，組成了一個工人貴族圈，他們是行會主義者，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優勢，在記者和工人中建立起一種平等關係。九-九-藏-書排字工的灰色工裝、衣兜里系著一根繩子的扳手是他們引以為豪的統一裝扮，而不是低人一等的標誌。輪轉印刷機操作工和製版工穿著藍色工裝走來走去。背帶工作服是為了防止墨水、油污弄髒裏面的衣服。在辦公室里，在一個個小隔間里坐著報紙校對員，他們是文化人，追求語法正確，確保句法無誤，大多數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時常責備編輯。這些校對員差不多形成了一個團體，盡情展示他們對逗號的荒誕想法或者對細枝末節的理念：

1944年6月22日，戴高樂頒布了一項關於報刊的法令，譴責所有在德國入侵法國兩個星期之後仍然繼續出版的報紙，佔領區的日期分界線定在1940年6月25日，非佔領區是1942年11月26日。戴高樂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日期，是為了清除德國人佔領南方以後沒有及時停刊的《時代報》。臨時政府在巴黎一經成立，《政府公報》就公布了允許出版的13家報紙名單，共產黨受到優待，擁有此前秘密發行的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以及《解放報》和《國民陣線》。《今晚報》重新發行，主編是阿拉貢。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社會黨人重新出版了《巴黎民眾報》，而人民共和運動的基督教社會黨人接管了《黎明報》。「資產階級」大報《費加羅報》憑藉靈敏的政治嗅覺，明智地於1942年11月11日在里昂自行停刊，1944年8月24日在巴黎復刊。有幾份報紙是在抵抗運動中誕生的，其中包括《戰鬥報》、《自由射手報》和《國民陣線》。全國聲援戰爭被俘者運動的機關報《自由人》（后更名為《自由》）日漸式微，該報的社論作者是弗朗索瓦·莫爾朗，又名弗朗索瓦·密特朗。兩位重要的抵抗人士菲利普·維亞內與皮埃爾·薩勒蒙創辦了一份面向大眾的晚報《保衛法蘭西》，該報的編輯部與《戰鬥報》和《自由射手報》同在一棟樓里。戰時曾任職於美國戰爭情報部門的皮埃爾·拉扎雷夫回到巴黎，從維亞內手中接管並掌控了《保衛法蘭西》，該報後來改名為《法蘭西晚報》。

加繆再度投身新聞工作是為了培養思想，但也是因為他熱愛這一行。從1941年到1943年，他離群索居，尤其是在尚蓬度過了幾個月。他回到雷沃米爾街重新開始團隊和新聞工作，對他來講這就像軟性和烈性毒品一樣。對工人他不是抽象地討好。他喜歡和印刷工人相處。他在巴黎、克萊蒙-費朗和里昂認識幾個。報刊印刷廠的工人有他們的傳統和行話，加繆對此很有興趣。如果有人說了一句傻話，他們就會嚷道「Piot」，意思是「說蠢話」。

「想到他我就會戰慄。」

加繆很放鬆，但當他用低沉的聲音朗讀《誤會》時卻有點怯場了。他停下來，喝了幾大口水。所有的人，埃朗、卡薩雷斯、埃萊娜·維爾科和預備出演該劇的演員都在認真傾聽他的朗誦。讀到第二和第三幕時加繆平靜了一些。由於勞累，他出汗了。在卡薩雷斯眼中，他有一種粗獷的大地般樸實的美。加繆同樣被她感動了。她感到一種「想要威嚇、挑戰、賭一把的慾望，不是做傻事，而是挑戰」。沒等加繆念完整個劇本，埃朗就結束了這次朗讀會。

他是知名作家。在《戰鬥報》上發表的那些文章使他成為一名著名記者。作為小說家，他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身為社論撰稿人，他在數十萬法國人中擁有影響力。在伽利馬出版社，他一直擔任審讀委員會成員。在《戰鬥報》，彼亞既是主編又是社長。報紙對他的仰賴最多。最初幾個月，加繆幾乎沒有重新投入《鼠疫》的寫作。他抱怨過。在報社工作期間，他和卡薩雷斯陷入熱戀之中，深夜到聖日耳曼德普萊、蒙帕納斯和蒙馬特高地的夜總會去玩，或者在報紙組版後放松一下。

和《自由射手報》一樣，《戰鬥報》不依附於任何政黨或者財團。自8月21日起，主編阿爾貝·加繆在社長帕斯卡爾·彼亞的支持下，強調指出新聞自由是一種征服行動：「僅僅贏得表面的自由是不夠的，1939年的法國就曾經滿足於那種自由。」彼亞和加繆都還記得阿爾及利亞新聞界曾令他們多麼失望。「如果未來的法蘭西共和國仍像第三共和國那樣緊密依附於金錢的話，我們的任務就只完成了極少部分。我們知道與金錢勢力的鬥爭曾經長期是貝當及其集團特別喜愛的任務之一，然而我們也知道從1940年起，也就是從貝當把叛徒們扶上權力寶座開始，金錢就前所未有地沉重壓在了法國人民的頭上。為了保存並增加自己的特權，貝當蓄意將自己的利益與希特勒的利益聯繫在了一起。」這種諷喻的說法雖然有些簡單化，然而卻非常深刻。加繆還補充說：「在維希政權里，換來換去的總是拉瓦爾、布蒂利耶、博杜安、皮舍、拉杜里之流，這當然不是出於巧合。」《戰鬥報》刊登的許多內容都是由彼亞在出謀劃策。

德軍雖然裝備有裝甲車和幾架飛機，但更像是巴黎的囚徒而不是獄卒。他們佔據了幾個要塞，在交通要道、大街和塞納河岸巡邏，那裡的路障周圍聚集著抵抗戰士。一聽見槍聲，人群就四散開去，巴黎就像杜菲的一幅畫。沒有太多的傷亡，雙方都沒有做過於殘忍的事，不過德國人在布洛涅森林的瀑布處槍決了35位青年抵抗戰士，在蓋世太保總部還槍殺了一些抵抗戰士。人們嘲罵被俘的德國士兵，有些膽子大的老百姓會衝著受法國本土抵抗力量保護的德國國防軍傷員吐唾沫，一些地方還發生了私刑。幾天以後，人們得知德國軍隊屠殺了格拉河畔奧拉杜一個村的全部村民。又過了幾個月，再沒有人能說不知道「最終解決方案」的殘忍事實。

加繆和彼亞一樣，不知道法方在瑞典領事的斡旋下與德國駐巴黎軍政府之間達成的交易，也不知道戴高樂派的雅克·沙邦-戴爾馬將軍與共產黨陣營的洛朗·羅爾唐吉上校之間的分歧。加繆在抵抗組織中的地位還算不上負責人，他無法就應該採取的政策表達自己的看法，而勒克萊爾將軍第二裝甲師的坦克已經開動了。與《保衛法蘭西報》和《自由射手報》一樣，《戰鬥報》的編輯部佔領了雷沃米爾街100號親德報紙《強硬派》過去的辦公大樓。他們搞到了編輯辦公室和行政辦公室，還有印刷機、庫存的紙張，以及抽屜里的幾個手榴彈。《戰鬥報》秘密發行了58期，第59期轉為公開發行。在斑斑的血跡中，巴黎洋溢著節日的氣氛。

「好吧，看來你是愛上他了。」

「你的座位順應了歷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