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戰鬥報》一樣，加繆沒有更好的選擇，所以把票投給了社會黨。

「替我擁抱你周圍所有的人以及我母親。」

加繆一直惦記著阿爾及利亞。從《戰鬥報》可以自由發行開始，加繆就在報上提到北非。在他看來，1940年的戰敗使「法國人失去了雄赳赳的（還是這個形容詞！）的阿拉伯民族的敬意」，同時北非的大多數法國人都是維希分子，反對任何解放北非的政策。法國本土的法國人對這個依然被稱為帝國的，被非正義籠罩的國家的無知程度令人驚訝。除幾個阿拉伯有錢人外，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控制了幾乎全部經濟活動。人口結構使鴻溝進一步加深。現在900萬名居民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歐洲裔。1945年加繆到阿爾及爾和奧蘭地區去了三個月。

加繆覺察到令很多國家蒙羞的種族主義正席捲世界。他希望法國能夠避免。至少在法國本土，公民們不是種族主義者。他了解反猶主義的力量：「肯定哪一天我們就會碰到一個法國人，而且往往還很聰明的法國人對您說猶太人真的很過分。」

1789年的法國和1917年的俄國是主要的革命榜樣。所以加繆強調指出：「革命，並不一定等於斷頭台或機關槍，或者不如說，是在需要的時候，才是機關槍。」他接受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可以使用一點兒暴力。他明確了《戰鬥報》想維護的社會的類型：「我們希望法國實行集體經濟和自由政治。」他譴責資本主義，信任社會主義，卻沒有說明市場經濟如何才能在集體主義制度——這是一部分他這輩人的夢想和獨角獸——下發展。英國的工黨政策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對加繆有吸引力，他宣稱：「我們希望立即實現一種真正的人民民主。」他和他的朋友們當時都不知道出現在東歐、亞洲、非洲、中美洲的「人民民主」絕對和人民無關，也不民主。阿拉貢說過：「要用當時的話說當時的事。」「人民民主」這種說法存活了很長時間。

《戰鬥報》的通訊員，尤其是博斯特這位富有魅力的活躍的戰地記者，其品行和報社的社論撰稿人一樣高尚。博斯特寫了一篇文章，譏諷那些衝著士兵叫「小夥子」的同行。負責外國政治報道的考夫曼不太愛說教。亨利·卡萊在旁聽針對幾名因黑市交易被判入獄50年的美軍士兵的審判時，大為動情。卡萊為這幾名軍人辯護，他們得以減刑。他質問那些抽黑市上買來的香煙的讀者說：「這種美國煙的味道，你們覺得如何啊？」

作家兼記者羅貝爾·布拉斯拉赫的案件震動了加繆，布拉斯拉赫於1月19日被判死刑。一些知識分子簽名請求戴高樂赦免他。其中一些人認為作者不應該太因言獲罪，另一些人則覺得刑罰應分輕重。還有人擔心重刑泛濫，希望重新實現國家和諧，戴高樂主義者和貝當分子和解。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還用了一條沒有多大說服力的理由，提醒戴高樂布拉斯拉赫的父親布拉斯拉赫上尉在1914年11月13日遇害了——比加繆的父親晚幾周。59位簽名的人中有音樂家阿瑟·奧內熱，畫家弗拉曼克，作家瓦雷里、克洛岱爾、讓·阿努伊、科克托、科萊特、波朗和莫里亞克。1945年1月25日馬塞爾·艾梅寫信給加繆，請求他「做出同情和表現文學界的兄弟情的舉動，……也許我只用說兄弟情。我認為持有哪種政治觀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艾梅的話說得很真誠、很肯定，但不得體。為蓋世太保工作的法奸還有他們的頭目博尼被逮捕了。艾梅說了一句大胆的不假思索的話：「有一天，我對一位朋友說如果弗朗索瓦·維永生活在佔領時期，他也極有可能是博尼的人（為蓋世太保效力）。」如果加繆同意請願者們的看法，艾梅請他寫信給布拉斯拉赫的律師雅克·伊索爾尼。

公認的抵抗運動戰士波朗和莫里亞克引起了大家的注意。1944年9月，波朗從《法蘭西文學》編輯委員會辭職，因為《法蘭西文學》曾公布過一個被驅逐的百名作家名單。他還離開了全國作家協會。加繆和莫里亞克在《費加羅報》和《戰鬥報》上論戰，立場對立。加繆也退出了全國作家協會，他對波朗說：「懇請您通知同志們我辭職了。……在客觀精神被視為不懷好意的批評，單純的道德獨立難以為人接受的氛圍中，我感覺非常不自在，以致難以表達自己的看法……您瞧，當緘默對我的誘惑明顯越來越大時，這種做法是退出的第一步。」作為基督徒，莫里亞克想到了仁慈；作為布爾喬亞，他關注法國人的和解，在他看來這是必需的；他也許多多少少還想到了他的兄弟，曾在貝當政權醫師公會當主席的皮埃爾·莫里亞克，所以他指責主張肅清的人說：「我們的任何願望都比想把屠夫和受害者的身份對調要好。第四共和國無論如何不能穿上蓋世太保的靴子。」加繆則認為報紙上針對個人的攻擊太多，太過誇大其詞。他擔心最終大家會採取與佔領時期的報界截然相反的立場。他厭惡死刑，厭惡法國司法機關的附屬品——斷頭台。他從來沒有忘記母親和外祖母對他講過的事：他父親執行死刑回來，嘔吐了。這個故事——也許是父親留給他的主要遺產——一直煩擾著他。他越來越頻繁地提及此事。

起初，加繆在社論里沒有說出全部想法。莫里亞克——《鴨鳴報》把他叫作「重罪法庭的聖弗朗索瓦」——只提到仁慈這個理由。加繆則提到了正義。曾當過長途卡車司機，也是法蘭西學院院士的莫里亞克譴責加繆是「站在一項未來的事業的高度」發言，這讓加繆感到不快。「每次說到肅清，我就會談起正義，」加繆寫道，「而莫里亞克談的是仁慈。仁慈的美德相當奇特，以致我呼籲正義似乎是在為仇恨辯護。聽到莫里亞克說的話，好像我們在處理日常事件時必須在基督的愛與人類的仇恨之間作出選擇。那麼好吧！我們的回答是：不。」這兩位作家是旗鼓相當的對手。巴黎文學界和政界關注著1944年10月到1945年之間的這場衝突。圍繞肅清，好幾場論戰開始萌芽，但沒有一場像31歲的加繆對陣59歲的老前輩莫里亞克的這場論戰一樣「開花」。莫里亞克一邊讀著加繆寫的一篇文章，一邊揮舞著《戰鬥報》，對《費加羅報》的主編皮埃爾·布里松說：「我掌控著我的對手。」兩位社論撰稿人提出了佔領時期的記者，也包括所有的作家的責任問題。他們嘲諷對read.99csw.com方，把文學作為打擊對手的武器。兩種良心，上了年紀的教徒和年輕的無神論者，針鋒相對。他們從抵抗運動中走出，加繆因為創立《戰鬥報》揚名，莫里亞克因為用「憤怒的弗朗索瓦」這個筆名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作品而獲得聲望。他們相互尊重，也對對方不滿，既令對方感到驚訝，又彼此挑釁。莫里亞克加入《費加羅報》，卻站在反佛朗哥主義的立場上，這觸動了加繆。

1945年盛夏，他看出「將來在法國，肅清運動肯定不僅會失敗，而且還會聲譽掃地。肅清這個詞本身已經相當令人難以忍受了。事情正變得令人厭憎。」某些刑罰不一致的情況十分驚人，比如同一個法庭判法國反布爾什維克志願者軍團的徵召人喬治·阿爾貝爾蒂尼服五年苦役，而戰時曾主持《作品》文學專欄的和平主義者勒內·熱蘭卻被判了八年。加繆認為這既不合邏輯，又不公正。最荒誕、可恥、草率的案件是皮埃爾·拉瓦爾案，他在1945年10月被槍決。1940年加繆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經是一名和平主義者。1945年他寫道：「徹頭徹尾的和平主義在我看來是靠不住的，隨後我們會知道，總有一天和平主義會不攻自破。」這句話里的「我們」指的是《戰鬥報》這個團隊，而「我」是加繆自己。「我們不能同意熱蘭在《作品》上寫的東西，哪怕是和文學有關的話題也不行。」文學作品，比如薩特為《喜劇》寫的作品，是可以被原諒的。但固定專欄不行。

1945年8月8日，加繆是唯一一位美國原子彈在廣島爆炸后表示反感的法國社論的撰稿人。絕大多數法國人和時事評論員都認為這顆原子彈意味著戰爭的結束。大量日本人死去避免了大量美國人死去。他寫道：「機械文明達到了野蠻的極致。在一個不那麼久遠的將來，我們必須作出選擇：要麼集體自殺，要麼理智地利用科學成果。」加繆是唯一立即表示反對的人。他沒有否認原子彈的效果：「請注意我們的看法。如果在廣島被摧毀后，由於此事產生的威懾力量致使日本人投降，我們會因此感到慶幸。」加繆提出了異議，他認為現在必須「更加積極地為一個真正公正的，大國沒有高出小國的權利的國際社會」說話。加繆在這篇社論中流露出來的道德使命感比在其他文章里的都要多。他沒有看到原子彈的威懾作用。他覺得沮喪。他相信他在《戰鬥報》上表達的立場會有作用嗎？一名社論撰稿人會影響讀者，改變他們的觀點，修正他們的看法和偏見嗎？西蒙娜·德·波伏瓦也為廣島的原子彈感到震驚，然而她和薩特都沒有在公開場合說出來。

加繆希望用人類的正義來對抗莫里亞克的上帝的正義，也就是赦免罪人。加繆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只能夠選擇人類的正義，儘管這有缺陷。在他看來肅清往往導致不公和差錯。正義——以及《局外人》一書中描述的正義帶來的荒誕影響——提出了自由的問題。

莫里亞克和加繆都沒有質疑過肅清的必要性。剛開始的時候，加繆不排斥死刑。兩人都要求審判要公正，訴訟應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共產黨樂於接受審判迅速的民間法庭。但加繆和莫里亞克都不喜歡。解放可能會把最美好和最低劣的人類本能都釋放出來。後來加繆的看法有所改變。1944年9月4日，他提出 「準確迅速的正義」。9日，加繆和莫里亞克在《法蘭西文學》刊登的「正確懲罰偽君子和叛徒」作家聲明上簽名。叛徒比偽君子更難定義。加繆不同意成立快速審判的民間法庭，通過《戰鬥報》宣稱：「我們維護自由甚至是為了那些我們與之鬥爭過的那些人。」叛徒是什麼？加繆認為叛徒就是必須要消滅的「異體」。消滅就要從肉體上清洗。在同一篇文章里，加繆抨擊了莫里亞克，他認為面對叛徒，正義應該「讓仁慈閉嘴」。莫里亞克為被判死刑的仇英——也仇德——的記者亨利·貝羅辯護，在他看來，不利訴訟不應該製造殉難者。莫里亞克覺得貝羅犯的只是觀念上的輕罪，而非叛國。戴高樂赦免了貝羅。巴黎解放四個月後，外省和巴黎的某些法庭的訴訟程序令加繆憤怒了，他說：「一個錯過肅清的國家還將錯過革新。其他民族都有一副正義的面孔，而我們這個民族展現給世人的只有這張混亂的臉。」

在開始的幾個月里，《戰鬥報》的文章和報道很生動，但有些傳統，不過沒有《費加羅報》傳統，也不像《世界報》——該報於1944年12月出版——那麼字斟句酌。加繆——當時用的是敘埃多納的筆名——對於貝爾·伯夫-梅里創辦的這份報紙很不滿。他覺得，《世界報》的一本正經、印刷格式和紙張規格都讓人想起業已作古的《現代》。加繆-敘埃多納相信《世界報》是由戴高樂創辦的——這是真的，也是為將軍本人服務的——這不是事實。加繆認為《世界報》怨恨抵抗運動。他寫道：「《戰鬥報》是用印出過《巴黎人報》的印刷機印刷的。《時代報》的機器運轉得那麼熟練以至於都不需要冶金工業委員會的補貼來做嚴肅的工作——給抵抗運動抹黑。」這些話說得很粗俗。《世界報》總編于貝爾·伯夫-梅里與《戰鬥報》的作家主編之間愛恨交織，充滿矛盾、誤會，明褒暗損的故事從此開始。字斟句酌寫出來的社論——有匿名的，有作者名用縮寫字母A．C．，A．O．，P．H．（即阿爾貝·加繆、阿爾貝·奧利維爾、弗朗索瓦·布呂埃爾），還有署名的——言辭尖刻。加繆給新聞工作確定了標準。解放幾天後，他宣稱「我們決定取消政治，代之以道德……」他轉發了彼亞發表在《共和晚報》上的關於新聞手法的文章，提出了一個新聞學理論。海德格爾不是曾問「什麼是形而上學」嗎？加繆也提出一些和本行業相關的問題：新聞應該是什麼？在維希分子離開后，新聞將提供些什麼？在幾個月里，加繆反覆提出這些問題，並試圖回答。

正義與自由是對立的。1945年7月，加繆在筆記本里寫道：「反抗。最終，我選擇了自由。因為即使正義沒有實現，自由還是能夠保存與非正義作鬥爭的力量並確保信息的傳遞。一個保持緘默的世界的正義、啞巴們的正義，會破壞合謀，否決反抗，然後重新達成意見一致，但這次是一種最低級的意見一致。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出自由的價值正逐漸領先。」肅清運動中的訴訟給大家提出了一些道德上的和純精神意義上的問題：「但難點在於永遠不要忽視它（自由），同時也應該要求正義。」一年以來，加繆對自由和正義思考得一樣多。他的結論是：「自由就是能夠維護我不以為然的事，甚至在一個我贊同的制度或者世界里也是如此。就是能夠認為對手有道理。」在公開場合，在《戰鬥報》上，是不可能同意對手有道理的，但可以解釋對手舉出的理由。在社論里，我們可以談論道德，但不談論純精神問題。更多的是出於審慎和克制，而並非想要保守內心的秘密或者害羞，加繆沒有公開表露自己所有的疑問。但在私底下，他承認感到痛苦。1945年7月30日的手記是這樣的：「在30歲的時候，一個人應該了解自己，準確知道自己的缺點和優點，懂得自身的局限，能預見自己的缺失——做自己。而且首先要接受這一切。我們已經到了實用主義的階段。一切都可以為之，一切都能夠放棄。要自然，但戴上面具。我知道的事情多得足以能夠放棄幾乎一切。只需要每天堅持一種驚人的努力。努力保守秘密，不抱希望，不痛苦。再也不否定任何事情。因為一切都可以被證明。要戰勝痛苦。」九_九_藏_書

加繆的系列文章沒有寫完，他拒絕「職業煽動者」發動騷亂的說法。政治危機早於飢荒發生，它是結構性的，在他看來與經濟形勢無關。他要求採取「既堅決又民主的」政治行動，但措辭含糊。不過如何才能輸出民主制度呢？加繆煩躁不安，憂心忡忡「需要輸出的不是空洞的演說，而是貨真價實的東西。如果我們希望拯救北非，我們必須當著全世界的面表明我們的決心，讓世界人民通過法國最好的法律和它的最公正的人民來認識法蘭西。」他沒有同意他如實轉述的訴求——一部阿爾及利亞憲法和議會。

巴黎新聞界對事件幾乎不感興趣。彼亞和加繆與阿爾及利亞有聯繫。從5月13日起，加繆在《戰鬥報》上發表了六篇文章。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標題採用粗體字，放在報紙頭版左上方。加繆沒有談到鎮壓。他不在現場，而且幾乎沒有掌握多少君士坦丁的消息。他的系列文章措辭謹慎，只描述了事件而沒有發表自己的看法。「面對今天令北非動蕩不安的這些事件，應該避免兩種極端的態度。一種是把當前的某種形勢看成悲劇，其實這種形勢只不過需要嚴肅對待罷了。另一種則是根本不知道今天阿爾及利亞遇到了嚴重困難。」他提醒或者告訴讀者，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相當一部分阿爾及利亞輿論不再相信同化政策。「北非土著遠離那種距離他們絕對遙遠的民主。」他們「不想再當法國人」；「阿拉伯人要求阿爾及利亞有憲法和議會」。加繆十分警惕認為「土著民眾」一盤散沙、閉目塞聽的想法。加繆毫不懷疑在阿拉伯輿論中，大多數有識之士追隨費爾哈特·阿巴斯，閱讀他領導的報紙《平等》。戰爭爆發后先後發生了幾次政治變革。

「我見到了阿德雷（一位畫家朋友），他向我談起你。你在一支樂隊演奏，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曾因為沒有你的消息而苦惱。不過我想一切都結束了。我現在有錢了，你可以一邊做你的音樂，一邊好好休息。」

布拉斯拉赫過後再也沒有知名作家被處決——只有記者，如法國新聞聯盟主席及與德國合作的報紙《新時代》的主編讓·呂謝爾，還有巴黎廣播電台的社論撰稿人讓·埃羅爾德-帕基，此君曾在社論結尾大聲叫囂「英國，和迦太基一樣，將會被毀滅。」——夏爾·莫拉斯僅僅被判刑。

面對暴力和肅清運動，還有斷頭台，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沒有猶豫。他們接受與加繆的分歧。薩特得知加繆和莫里亞克的爭執，在布涅塔尼旅行期間，薩特對兩名專業人士之間的這場論戰作出了評價。他寫信給加繆說：「我本想隨信附上一篇《西部光線》報的社論，讓你知道《戰鬥報》在外省的聲望，可是我沒能找到那張報紙。但不管怎麼說，你應該知道這篇文章把莫里亞克和你稱為當代最偉大的兩位記者而且最後你們會達成一致的。」加繆後來認為在他們爭論的「具體觀點」上，「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先生是正確的」。

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鎮壓是殘酷無情的：杜瓦爾將軍起用外國軍團、塞內加爾步兵和摩洛哥步兵——沒有曾在歐洲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並肩戰鬥的阿爾及利亞軍隊。最後，有4560人被捕，1307人被送上軍事法庭，其中99人被判死刑，64人服終身苦役。軍人們私下承認死亡人數達到6000到8000。民族主義者說有45000。在阿爾及爾，一千多名示威者在大百貨商店附近的伊斯利街被警察逮捕，警察想要奪走寫有「釋放梅薩利」和「自由阿爾及利亞萬歲」的橫幅標語。警察開槍了，而且好像也有歐洲人躲在陽台上射擊。有兩人死亡，茲阿爾·阿布德爾卡德爾和埃爾·哈撒夫。

1945年10月21日，法國公民投票選舉第一屆制憲會議。七個月後，第五共和國——有很多缺陷——誕生了。因為戴高樂和當時的形勢，法國婦女最終得到了選舉權。共產黨贏得了586個議員席位中的159個。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理所當然」把票投給了左翼，有投票權的穆斯林更是如此。有兩個選團。第一個代表561824名阿爾及利亞法國人和擁有好聽的所謂「本土公民身份」的58000名穆斯林。每個選團選出13名議員。阿爾及利亞有6名法國共產黨黨員、6名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成員、2名人民共和運動黨員、2名激進社會黨黨員、3名「進步的穆斯林」進入議會。在右翼方面則有 1名「親左的共和黨人」和4名「保守派穆斯林」當ｈttｐs://ｒeａd.9９cｓｗ•ｃom選議員。期間，7名穆斯林候選人中有3名被取消選舉資格。正如當選的共產黨人阿馬爾·烏茲伽那不斷強調的那樣，非歐洲人代表名額不足的程度荒誕到近乎侮辱。法國的左翼對這個問題並不在意。以後再說好了。反正已經有進步了，難道不是嗎？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公民——他們的代表的名額已經夠多的了，在法國要三倍的數量的選舉人才能選出一名代表呢——創下了放棄投票的紀錄，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棄權。

1945年5月8日，宣布德國人投降。加繆當時在瓦諾街，和紀德在一起。戰爭結束和軍事審查使其他消息都顯得微不足道了，包括髮生在阿爾及利亞的事件。但在戰爭期間，有幾名本土政治精英放棄了民族同化的想法，希望建立一個阿爾及利亞人的國家，儘管這一想法沒有深入人心。以梅薩利·哈吉為首的民族主義極端分子、以費爾哈特·阿巴斯或巴希爾·易卜拉欣為首的溫和派團結起來，創立了「自由宣言之友」。梅薩利分子考慮組織一次起義。4月25日梅薩利被逮捕。有些人希望協商解決問題。1945年5月1日起，阿爾及利亞的好幾個城市發生了遊行。5月8日，正好是德國投降的這一天，騷亂爆發了。「自由宣言之友」希望建立「一個加入新生的法蘭西共和國聯邦的阿爾及利亞自治共和國」。他們希望阿爾及利亞先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再成為法國的聯邦。「自由宣言之友」聚集了大約35萬名成員和支持者。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的會場外，有人呼籲阿爾及利亞永久獨立。在塞蒂夫和蓋爾馬，最早開始的示威遊行情況惡化了。接下來幾天，幾個殖民者的聚居地遭到攻擊，一些歐洲人被殺。

彼亞和加繆從來沒有忘記馬爾羅。起初《戰鬥報》公開表示擔心，因為作家可能已經在科雷茲遇害了。後來馬爾羅出現在巴黎，《戰鬥報》在報紙頭版刊登了這位英雄的照片，他頭戴綉有五條軍銜線的貝雷帽，手上拿著香煙。隨後，雖然報紙的版面不大，還是刊登了《與天使戰鬥在一起》的片段。他們用這種方式來表明，對《戰鬥報》而言，文學與捲入當代重大事件的人同樣重要。彼亞尊重馬爾羅，但對薩特這位「空想哲學家」卻心存疑慮。博斯特穿著戰地記者的服裝——美國的夾克衫和軍用高幫鞋多麼方便啊！——迅速趕往前線，近距離觀察馬爾羅上校率領的阿爾薩斯-洛林旅。博斯特注意到很多軍官站在第一排。「從軍事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沒有用」，上校說，「我們甚至可能會失去一大批難以替代的軍官，但必須讓士兵們看見他們的軍官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為了使《戰鬥報》具有一定特色，彼亞和加繆歡迎文學家，比如紀德或者貝納諾斯。加繆不否認自己是一個打著作家旗號的記者。他會把一些問題記下來，在《戰鬥報》的報頭上寫點筆記：

一位希望在文學上有所作為的阿爾及利亞職業軍人儒勒·魯瓦見到了加繆，驚訝地發現加繆在談起阿拉伯人時用的是友愛平等的口吻。加繆說「支持和反對費爾哈特·阿巴斯及其政黨的理由有很多」，但是，雖然當時巴黎有人指責阿巴斯和「宣言之友」組織起義暴動，他還是為他們辯護。加繆試圖找出騷亂的原因以及能夠給阿爾及利亞一個未來的辦法。他又恢復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當通訊員時的激|情，重新拿起筆來，譴責「阿爾及利亞的飢荒」，強調「最明顯的危機是經濟危機」。官方的食物配額不再值得讚賞：「在相互距離遙遠的卡比里、烏阿爾塞尼、南奧蘭地區、奧雷斯地區，每個月只能發放4到5公斤口糧，也就是人均每天130到150克。」「土著」的配額——300克——比歐洲人的低。加繆請求「運送糧食的船隻和公正」（筆者強調指出）。他依然堅持1937和1938年時的立場，重新提起「布盧姆-維奧萊特計劃」：「該方案沒有任何改革。它重新提出對阿拉伯人授予公民權的問題，並賦予6萬名阿拉伯人選舉人身份。該計劃相對比較穩妥，在阿拉伯民眾中喚起了希望。」必須重新審視法國全部的阿爾及利亞政策。加繆表明了自己對費爾哈特·阿巴斯的好感，但沒有贊同他。作家相信在「宣言之友」之中有1936年被解散的阿爾及利亞人民黨的積極分子正為「阿爾及利亞分裂主義」效力。他不同意費爾哈特·阿巴斯的計劃，但了解該計劃與阿拉伯人的政治願望一致。

加繆的社論有他的套路：一個中心思想，兩個例證，三頁的篇幅。他記筆記、寫草稿然後向秘書口述正文。當然，他為報紙寫的文章沒有文學作品那樣修改得多。在彼亞的支持下，他在《戰鬥報》出版的頭兩個月提出了政治道德與道德政治的原則：「我們不相信終極革命。」加繆不再是共產主義者。如果說他曾經當過馬克思主義者的話，現在也不再是了。他不相信歷史最終會不可避免地以社會主義社會結束。「革命並非反抗。四年的抵抗運動，其實是反抗，也就是固執地——一開始幾乎算得上是盲目地——完全拒絕一種想讓人們屈膝臣服的秩序。反抗，首先是內心反抗。然後反抗進入思想的時候來到了，情感變為想法，本能的衝動以具體的行動告終。這就是革命的時刻。」

27號，加繆回了一封信，沒有掩飾自己的感情和焦慮。他見過馬塞爾·艾梅，但對他的作品沒有特別的好感。「您讓我度過了難熬的一晚。所以最後，我在今天寄出了您向我要求的簽名。……我一直非常厭惡死刑，而且我認為至少我不會以個人身份參与判處死刑，甚至投棄權票也不會。……就是這樣，我猜我的這種顧慮可能會讓布拉斯拉赫的朋友發笑。至於這個人，如果他被赦免了，如果一兩年後大赦令給他自由，對我而言，我希望我寫的這封信能夠告訴他下面的話：我參加你們的簽名活動不是為了他，不是為了一位我根本看不上的作家，也不是為了一個我極其鄙視的個人。」加繆提到萊諾，提到「在布拉斯拉赫的報紙支持德國人和蓋世太保的時候，兩三個被布拉斯拉赫的夥伴傷害和殺害的朋友。」關於選擇意識形態和陣營的問題，他反駁說：「您說他選擇政治觀點具有偶然性，我對此不知道。可是我知道選擇令您蒙羞的事情並非出於偶然。」他一直記得那些被處決了的抵抗運動戰士，又補充說：「我的簽名出現在其他人的簽名中不是偶然，雖然布拉斯拉赫絕不會為（喬治）波利澤爾或者雅克·德庫爾簽名。」波利澤爾和德庫爾是《法蘭西文學》的編輯，被德國人處決了，他們和加繆是一代人。在這封信的結尾，加繆請艾梅向布拉斯拉赫轉告他說的所有話，並告訴布拉斯拉赫「（加繆不是）一個心懷恨意的人，他覺得（自己）更想退隱而不是參与政治。也許（布拉斯拉赫）會明白ｒeａｄ.９9ｃsw•com他欠缺哪些和加繆不一樣的東西，這些東西決定了（加繆永遠不會）與他握手。」

「用我所有的柔情擁抱你。阿爾貝。」

《戰鬥報》的印數達到了18.2萬份，但是有時會「銷路不暢」，有30％賣不出去。加繆的職業倫理道德論惹惱了一些競爭對手。這個乳臭未乾、喋喋不休教訓人的討厭鬼是打哪兒來的？他的巴黎同行幾乎或者完全不知道他曾為之寫過稿的阿爾及利亞報紙。加繆很自然地使用具有集體威嚴感和表現一致性的「我們」一詞：「我們想要什麼？是一份清楚的、有魄力的、措辭得體的報紙。」先不談「有魄力」，他希望報紙至少不受金錢控制，希望報紙「說真話，讓公眾理解自身的優勢」。在他看來，一張好的報紙追求在讀者中得到最多的共鳴，而不是最少的。在新版的《戰鬥報》發行十天後，加繆覺得「不太滿意」，他想起了《保衛法蘭西》：「當然，在攻陷梅斯第二天，當我們知道我們付出了多少代價后，再讀到一篇報道瑪琳·黛德麗抵達梅斯的文章，我們不可能不生氣。我們永遠有理由對此感到氣憤。」他補充道：「這不是說我們認為報紙必須枯燥乏味。」他反覆強調：「很簡單，我們不認為在戰爭期間明星們的花邊新聞一定比人民的痛苦、軍隊的鮮血或者一個民族追求真理所付出的努力更有意義。」他沒有思考過是否會有兩種，或者更多種類型的公眾。他發現戰前的一些報紙有一種「輕佻城市少女式的衝動」：「它們希望快速傳達信息，而不是提供正確的信息。真相在這種報紙那裡不是贏家。」在《戰鬥報》就和在《阿爾及爾共和報》時一樣，加繆希望記者表達他們的疑惑，不要在條件式——表達擔憂或者持保留意見的語式，《世界報》也用這種語式——面前猶豫。可是有時候《戰鬥報》也猶豫呢：據俄國電台報道，希特勒可能死了……《戰鬥報》也會犯錯誤。在1944年最後幾個月里，讀者閱讀這份報紙時可能會以為佛朗哥西班牙已經解體了。

加繆還為《廢墟》的作者呂西安·拉巴特請願。「有人請我簽名，參加請求赦免呂西安·拉巴特的活動。雖然我不願意掩蓋此人的過錯，恰恰相反，我一定會與曾經的他鬥爭到底，但今天一種更加強烈的情緒驅使我希望大家寬恕這個如今的罪人。不管別人怎麼說、怎麼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以不要同情心。與處死一個人相比，更為急迫，更值得效仿的做法是給他機會反思自己的錯誤。這就是促使我向你們提出這個請求的原因——我說得很簡單——，請相信對我來說這絕非易事。」

阿爾貝·加繆和瑪麗亞·卡薩雷斯的關係人盡皆知，他們在一起時似乎一直很幸福，可是對未來卻感到困惑，他們打算移民去墨西哥。法國解放后不久，加繆給一直困在奧蘭的弗朗西娜寫了一封信：

1945年5月，在騷亂和屠殺過後，非常親法的阿爾及利亞作家讓·安魯什在北非旅行了六個星期。他到了塞蒂夫、君士坦丁、突尼西亞、阿爾及爾並且見到了費爾哈特·阿巴斯。他給《戰鬥報》提交了一篇列印出來的長達十頁的文章，但被拒絕了，主要原因是文章與加繆的系列文章內容重複。安魯什認為導致騷亂的原因是飢荒而非阿爾及利亞人民黨。他描述了日常的恐慌情緒是：「去年冬天，人們每天都在替被餓死或者凍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收屍。」安魯什還宣稱民族同化政策已經過時了。

加繆的這封信就像是寫給一位朋友的。用的更像是一位哥哥而不是丈夫的口吻。

他覺得法國和巴黎失去了阿爾及利亞與主張民族同化的精英分子的支持。他系列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的：「這就是正義的無窮力量，只有它，才能幫助我們重新征服阿爾及利亞及其人民。」他很苦惱，沒有在長期實行的民族同化政策與費爾哈特·阿巴斯的新政策之間作選擇，因為阿巴斯的政策必然會使阿爾及利亞最終獨立，該政策的措辭有失謹慎，已經不僅僅是真心希望阿爾及利亞與法國之間的關係繼續保持下去。加繆的立場很獨到，但有時有些含糊不清。它讓加繆成了一個孤獨的人。《戰鬥報》對阿爾及利亞總督、社會黨人伊夫·沙泰尼奧的政策抱有好感，沙泰尼奧試圖從殖民者及其在巴黎的壓力集團手中奪走租借地，但他沒有成功。

這是一個消滅民族主義的好借口。總督政府公布從5月8日到5月13日有103名歐洲人被殺，一百多人受傷，還發生多起強|奸。巴黎的報紙，包括《戰鬥報》在內，首先提的是有歐洲人被害。巴黎的報刊沒有談到「土著」血流成河。一些家庭失去了所有的男人。阿爾及利亞很少有法國本土或者外國的記者。《人道報》報道了塞蒂夫的「反革命」騷亂和「由希特勒破壞分子煽動的動亂」。與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一樣，法國共產黨依然否認阿爾及利亞存在民族問題。法國左翼與保守的右翼一樣主張民族同化。應該逐步解放阿爾及利亞人，將他們變成遵紀守法的法國人。沒有人想過要結束殖民制度。1945年的法國共產黨與它在1938年時的態度一樣，把阿爾及利亞的命運當作蘇聯戰略的附屬品。反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尤其是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取代了1935年到1945年的反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弗爾一家通知說他們就要到巴黎來了。第一個到的是加繆喜歡的姨姐克里絲蒂安娜，她很快了解了情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的妹妹，妥善安排不讓她們的母親費爾南德·弗爾知情呢？克里絲蒂安娜知道加繆對女人的興趣。弗朗西娜和她的丈夫住到了瓦諾街的單間公寓。分開的時間太長了，重逢很難。

加繆認為新聞批評「等於要求主要文章要有內容，假消息或者不確定的消息不能當作真的消息來公布。」在這位作家、觀察家和政治演員看來，「新聞少不了批評性的評論。」可是我們必須把新聞同評論分開。加繆沒有注意到僅僅選擇某些事件本身就等於是一種觀點。他還要求「色彩」，一種風格。他質疑個體才華和集體誠實。一些讀者支持《戰鬥報》的客觀，成為訂戶。加繆回憶起彼亞受尼贊啟發，發表在《共和晚報》上的分析性文章，「小心翼翼地，客觀地，謹慎地」把記者定義為「簡而言之，是時刻關注局勢的歷史學家」。報紙不應該為體制服務，加繆請青年通訊員和老一輩的評論家要對此提出質疑。在這幾個月里，他從來沒有注意到自己有時感到疲乏。紀德說過：「新聞工作的一大過失就是當你有時沒有寫作慾望也強迫你寫。你沒有靈感，天氣悶熱，筆不好用，思維不暢，怎麼也寫不完一句話。」httpｓ://ｒｅaｄ.９9cｓw•ｃoｍ

針對政治人物的訴訟在作家的訴訟之後進行。加繆旁聽了審訊貝當。戴高樂免除了貝當的死刑，改判無期監禁。加繆要求對貝當進行「最無情的……審判」。可是在所有的罪人里，他表現出「無辜的一面」。

「親愛的，我得到一個寄送加急信函的機會，我想儘快讓你對我的境況感到放心。我有好幾個月沒有你的音訊，我猜你也沒有我的消息。我一切都好，雖然有些疲憊。我沒有時間把這兩年裡發生的故事原原本本都告訴你。我曾試圖到西班牙去，後來又放棄了，因為那樣可能會在集中營或牢房裡待上好幾個月，在那種情況下我不能那麼做，我參加了抵抗運動。我考慮了很長時間，我的做法是明智的，因為這是我的義務。我在上盧瓦爾工作，不久又到巴黎和彼亞在一起為《戰鬥報》工作。剩下的事情你也想象得到，我以後再告訴你。六個星期前，我差點被捕，然後我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接下來就是一些無比美好的日子，起義，創辦《戰鬥報》。現在彼亞和我一起辦報——我們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功。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離開巴黎，但只要可能，我會儘快給你寄錢去，你就可以來這裏了。」

「我有好多好多話要對你說。可是在你面前我卻說不出話來。現在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為這個國家獲得自由感到幸福。我也知道這是我們團聚的前提。我有兩個原因為之努力奮鬥。」

隨著肅清、懲處、清除法奸運動開始，對加繆來說，一個道德問題出現了。經濟界的肅清沒有知識界厲害。特別法庭對記者和作家比對「大西洋牆」（二戰時期德軍的海岸防衛體系）的修建者更感興趣。加繆覺得不要大規模肅清但要認真肅清。在《法蘭西文學》和全國作家協會，阿拉貢、艾呂雅、邦達、維爾科、摩根、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支持肅清運動的極端復讎者的姿態出現。我們不能不提到摩根，他寫道：「吉奧諾的緘默本身就是犯罪！」出版界的肅清委員會成立了。委員會成員包括一些曾執行過黨衛軍宣傳命令的編輯——如讓·法亞爾——，老資格的社會民主政治家——如弗朗西斯克·蓋伊——，共產黨人——如皮埃爾·塞熱——，以及一些「浮沉子」——如薩特。這些主張肅清的人聚集在愛麗舍宮附近的一家私人酒店。某些人參與抵抗運動越少，就越希望懲罰妥協的同行和法奸。記者讓·奧貝萊從倫敦趕來揭發肅清中的「小富基埃-坦維爾」。《小臼炮》的讓·加爾捷-布瓦西埃成了鴿派，《基督教見證》的哲學家加布里耶爾·馬塞爾也是。

有18個月多的時間，《戰鬥報》每份有兩頁，按照紙張儲備的情況採用兩種規格，42×57或24×42，售價分別為1.5法郎和2法郎。1944年6月在安德烈·紀德的公寓開會時就確定了最初幾期的內容。從《戰鬥報》秘密出版時起，報紙就明確編輯是「阿爾貝·加繆、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爾貝·奧利維爾和帕斯卡爾·彼亞」。幾周以後，報紙上的名字變了，改用小寫字母印上「彼亞，社長；阿爾貝·加繆，主編……」頭三個星期里的第一批撰稿人包括保爾·博丹、喬治·阿爾特舒勒爾、伊馮娜·阿爾梅拉、師範學校畢業的皮埃爾·考夫曼和攝影師莫里斯·埃德。10月份和11月份讓·魯熱爾、雅克-洛朗·博斯特、熱拉爾·雅洛、讓·格勒尼耶、米歇爾·安克爾、塞爾日·卡爾斯基、梅里·布隆貝爾熱以及一些具有作家氣質的年輕記者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亨利·卡萊、阿爾貝·帕勒、亨利·托馬也加入了，這些人都是隨機招來的。阿斯特呂克起初在《自由射手報》工作，當時該報的負責人之一馬塞爾·富里埃是共產黨員。加繆在走廊里和阿斯特呂克邂逅，慫恿他到《戰鬥報》來上班。他還聘請羅歇·格勒尼耶負責戲劇批評欄目，後來格勒尼耶把這個欄目讓給雅克·勒馬爾尚，自己跑去做報道去了。在解放首都的日子里，薩特發表了《起義中的巴黎漫步》。出於友情，他的名字以粗體字出現在報紙頭條。《戰鬥報》沒有忘記宣布薩特的作品《牆》將在廣播里播出，朗誦者是米歇爾·維托爾德。薩特受美國人之邀前往美國，並寄來幾篇報道《一個法國人在紐約》和《一個法國人在洛杉磯》。他發現舞廳是一種無害的消遣方式。食物供應充足。薩特還給《戰鬥報》寄了幾篇文字艱澀的關於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經濟類文章，這讓加繆和彼亞挺惱火。其餘的文章，他給了《費加羅報》，這家資產階級日報和《戰鬥報》一起分享薩特在美國寫的更加生動的報道。不過加繆還是原諒了這位朋友的小過失。

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其他幾個人拒絕簽名。海狸也想到了波利澤爾，以及詩人羅貝爾·德斯諾。她說如果她寬恕布拉斯拉赫，她就活該「被她的朋友們當面啐在臉上」。布拉斯拉赫犯的絕不是觀點性的小罪，西蒙娜·德·波伏瓦解釋說「就憑他揭發別人，主張殺人和種族滅絕」，他就「已經直接和蓋世太保合作了。」莫里亞克和加繆參加簽名的理由不同。布拉斯拉赫沒有得到赦免。他於2月3日在弗倫監獄被槍決前，告訴大家他已經知道簽名的事：「不管怎樣，一些法國知識分子排除所有這一切分歧與對立，對我表示出令我備感光榮的姿態。」他說的不是法國知識分子，而是一些知識分子。

「我會儘快把這封信寄出，我沒有耐心等待正常的郵件。如果你能回信的話，把信寄到雷沃米爾街100號《戰鬥報》報社，或者寄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5號《新法蘭西雜誌》。告訴我你一直在等我、我重新見到的你將和從前一樣。」

加繆指責莫里亞克是「一名富於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善於說理的作家」。他嚴肅地說寫作時應該不帶情緒，就像那些頭腦冷靜的社論撰稿人那樣，比如雷蒙·阿隆就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絕對不追求聳人聽聞的新聞效果。加繆讓莫里亞克一個人去原諒，而他自己，他說當「萊諾的妻子」允許他這樣做的時候，他會和莫里亞克一起原諒。他的這位參加抵抗運動的詩人朋友在一次大搜捕中被捕並於解放前夕被槍決。7個月後，在一篇1945年1月11日發表的文章里，加繆寫道：「我們會拒絕剝奪人類正義的上帝的仁慈直到最後一刻。」喬治·蘇亞雷斯和保爾·沙克被處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