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馬出版社審讀委員、《戰鬥報》主編、作家，加繆從事著三種職業。他感到疲憊，而且他的第三種工作需要時間。有些時候他會輕鬆一些：1945年他在報社領到了七個月的薪水，又從出版社得到了五個月的報酬。《鼠疫》遲遲沒有寫完，不過記者朗貝爾這個人物的形象越來越豐|滿。加繆在自己周圍見到了許多朗貝爾似的人物，《戰鬥報》的大多數記者不足40歲，有著初入職場者的熱情，頗看重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有時候自視甚高。有些人往往把自己當成這一行的騎士。彼亞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戰鬥報》似乎是唯一一家無論是實際上還是形式上都不開編輯會議的大報，記者自己構思寫出來的文章比布置下來的文章更容易獲得成功，撰稿人把文章交給彼亞，他在徵詢部門負責人的意見後作出決定。專職記者的人數由最初的15人增加至30人。只有主管一個人擁有一間大辦公室。彼亞與科克蘭共用一間辦公室。吉蒙負責外國政治，阿爾特舒勒爾負責國內政治。電訊會送到以上三個人那裡。彼亞看上一眼，然後提議說：「你想抽掉其中的兩頁嗎？」

1945年8月，《卡利古拉》的排練在埃貝爾托劇場開始了。加繆會去觀看排練。出色的喜劇演員亨利·羅蘭因病無法參加演出。加繆對傑拉爾德·菲利普非常滿意，這是一位英俊、氣質憂鬱浪漫的年輕演員。《卡利古拉》原來是三幕，現在改成四幕。該劇比《誤會》的荒誕色彩更濃。加繆塑造了一位聰明的暴君，其人做事的動機既特殊又高深。「說到特殊，」他說，「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個嘲笑權力本身的人。」從9月15日起，《卡利古拉》開始上演，在全體演員的共同努力下，演出很受歡迎。加繆關照自己的親戚，支持保爾·厄特利擔任該劇導演。他也青睞阿爾及利亞的朋友，瑪麗·韋東和路易·米克爾分別負責服裝與道具；加繆的一位表兄弟讓·厄特利是第一監製。傑拉爾德·菲利普扮演卡利古拉，瑪戈·里昂扮演卡愛索尼亞，此外西比翁由米歇爾·布凱扮演，埃里孔則由喬治·維塔利扮演。

加繆會告訴讓·蓋埃諾更多心裡話。蓋埃諾比加繆大14歲，出版過一本名為《1940—1944年日記》的書，他是作家、教授——佔領時期被降級——、《費加羅報》的專欄作者，出身工人家庭。加繆給他寫信說：「民主是一場冒險，的確如此，這是屬於法國和我們之中每一個人的冒險。所以沒有有錢的民主主義者。有一些自稱民主主義者的有錢人，但不管他們怎麼想，其實是在空想，也就是說遠離人類。」在他看來這個世界負擔沉重。蓋埃諾能夠理解他，「我在很多事情上與您看法一致，但首先我們都忠實於我們共同的出身，」加繆說，「這就是為什麼與您、吉尤，還有其他幾個人，我覺得我可以說一些內心更深處的東西。」

就算加繆曾相信「革命的前夜」，但現在他也不再把希望寄托在這上面。他摸索著，想要在右翼支持的帶有改革色彩的戴高樂民族主義與左翼著迷的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國際主義之間找到一條道路。他表示國內的抵抗運動戰士對自由法國的政策看法一致，反對戰前的「政客」，如任職里昂市長的激進社會黨人、不倒翁埃杜阿爾·埃里奧。「埃里奧，我們很多人都認為他已經沒有什麼要教給我們的了。如果說他對我們還有點用的話，那也是考慮到他這個人以及他所屬政黨的情況，並看到法國要想復興需要冒多麼大的風險，我們必須說不可能存在同樣的評價尺度，而法國的復興除了不溫不火的心情之外，還需要更多的東西。」加繆沒有思考過階級對抗的問題，但常常想起不同時代的人的問題。第三共和國時期的那批老人大部分曾投票賦予貝當全部權力，他們是叛徒、軟蛋，是這個國家不合格的僕人。加繆使用了「資產階級」這個詞，當時這個詞指代的概念並不准確，而且含有貶義，就像「知識分子」一樣。在他看來，法國資產階級在1940年放棄了自己的領導權。

這個聲明聽起來很有道理，可是在法共看來已經是反社會主義了。考夫曼跑遍了全世界，從中東到加拿大。他不信任加繆，因為他看出加繆是「一個有個性的傲慢傢伙」，一個從事新聞工作的夏多布里昂。讓-保羅·德·達岱爾森是加繆在奧蘭結識的朋友，他是駐倫敦的通訊記者，私下裡還是一位頗有特色的詩人。讓-皮埃爾·維韋開始寫的是幽默類的文章，隨後轉向電影，再然後負責報道案件，後來他編寫了第一本研究加繆的高等專業學習教材。《戰鬥報》人手不夠。好多記者都是多面手。其中一些根本不喜歡專門撰寫某一類文章。有幾個撰稿人不允許別人動自己的文章。只有彼亞擁有無上權力。貝爾納·瓦耶納是改稿人，相當於英文報紙所謂的「sub-editor」（副編輯）。阿斯特呂克——報社最年輕的一位記者——，突然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寫的一篇文章的結尾是這樣的：「在電影這一行，和在別的行當一樣，沒有奇迹。」瓦耶納把「和在別的行當一樣」劃掉了。

加繆與巴黎知識分子圈以外的人士接觸更多。他花了很多時間與一位布魯塞爾的大學生通信者雅克·德·弗利昂德討論對白。他認為弗利昂德能夠直爽地和自己交談。德·弗利昂德明白《誤會》暗含的「寓意是要真誠」。「懂得說：『這就是我』，能夠幫助人拯救自我。」雖然這部作品有不足，作家還是希望可以找到「一兩種辦法去解開……我們與之鬥爭的難題」。加繆承認自己在公開場合——首先是通過他的作品——表現得非常堅定：「我不像表現出來的那麼堅定。我有懷疑和猶豫不決的時候。」德·弗利昂德當時信教，喜歡研究哲學。加繆堅決不同意別人說他是悲觀主義者：「我只能夠對你說這些。我太熱愛生活，相信世界的意義，所以並不認為一切都是虛無的。」他在信中流露出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的信條：「我不認為否定說明一切。我僅僅認為否定是一切的開始九九藏書。今天所有的問題都圍繞著人性展開，自然，對思想的懷疑將變成對生命的懷疑，懷疑任何的存在。」就像里厄、朗貝爾和帕納盧一樣，加繆試圖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他羡慕基督徒有信念：「對您來說，啟示錄已經提前告訴了您價值觀。您僅僅只是努力使之與這個世界協調一致。我個人認為它與世界是無法調和的。」然後他又寫道：「在我看來唯一不矛盾的宗教人士是恪守清規戒律的僧侶。」加繆認為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與信教的人相比幾乎處於弱勢地位，因為他放棄了絕對，只相信相對：「對於不相信永恆的我們而言，我們必須要找到與人類命運一致的相對價值觀。」加繆相信德行，相信人可以後天培養道德，而不相信先天就有道德。他試圖協調有價值觀的世界和荒誕的世界。人類不需要上帝，「或理性主義的遁詞」。作家在尋找答案：「目前我嘗試通過分析反抗的概念找到答案。……我覺得我好像在反抗的行動中找到了人們集聚一堂的共同地點。」他注意到了歐洲的無神論思潮，對他信仰神明的筆友說：「告訴您，今天在西方，有四分之三的人不信上帝，他們必須表達他們的思想，不管這種思想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是時候做些什麼幫助受苦的人了」——世界上、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所有處於不利地位的人。作為堅決但容易通融的無神論者，加繆對不能信教表示遺憾但並不後悔，他說：「我想上帝曾經是，而且一直是人類最大的機會之一。不過對於那些離開上帝的人來講，他們只能尋找一條另外的路而且不帶著太大的傲氣，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他感謝這位比利時人寫信告訴自己法國很好。加繆表達了他真正的信仰，世俗的、愛國的：「是的，愛這個國家吧。我了解它的錯誤和弱點，我可以嚴厲地評判它，儘管它犯下過最糟糕的錯誤，但我向您保證它依然偉大，它值得所有懂得評判人類品質的人的尊敬。」加繆向這位陌生人而不是薩特他們吐露心聲。他不是後者所謂的「派別」中人，不是《現代》雜誌編輯委員會成員。

加繆給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留下的印象是很享受自己的名氣。不過顯而易見，他不如那個表現得興高采烈的薩特幸福。「名人是什麼？」他在手記里捫心自問，「就是名字不重要的人。而對其他人而言，他們的名字對自己是很有意義的。」

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知識分子雷翁·布盧姆對加繆沒有吸引力。從《阿爾及爾共和報》時代開始，加繆就和彼亞一樣對所有的政治人物心存戒心。《戰鬥報》與《自由射手報》或者《解放報》不同，不會給政治人物提供論壇。在1944年和1945年，加繆譴責共和黨人沒有要求議會實行布盧姆-維奧萊特計劃並且拋棄了西班牙，他在1936年和1937年也說過同樣的話。瑪麗亞·卡薩雷斯是這件事的活生生的見證。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在加繆眼中，它也許是一個法國式的組織，但幾乎沒有社會主義色彩，和國際主義無關，工人組織的色彩也不濃。他讚美那些1940年到1945年間待在法國的年輕人：「我們沒有忘記阿爾及爾的同志們所付出的任何崇高奉獻。」然而，他又補充說：「解散抵抗運動組織，用幾句好聽的話和他們應得的獎章就把組織成員們打發回去是不可能的。」加繆認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熱了一鍋「選舉蔬菜牛肉湯」，把新生的和過氣的政治人物裝在一個鍋里。在加繆的心目中，抵抗運動是英雄主義行為，它也許建立了一種「在強光下照亮人的面目的秩序」。

相反，加繆和薩特談論政治。他們的話題主要圍繞共產黨展開。薩特認為必須要作出選擇：與共產黨走到一起或者反對它，站在美國一邊反對蘇聯或者站在蘇聯一邊反對美國。加繆的觀點不一樣。他反對教徒，也反對不信教的人。在薩特看來，最大的爭議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者和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之間。加繆在手記中寫道：「我的作品想說明的是：有那麼多的人喪失了慈悲心。如果沒有慈悲心如何活下去呢？必須馬上開始做基督教沒有做過的事情，就是幫助那些受苦的人。」他們既關注世界上受苦的人也關注饑寒交迫的奴隸，但加繆想到宗教過去也曾希望拯救這些人。薩特和加繆不認為世界有意義，除非人類行動起來賦予世界以意義。薩特越來越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相信未來會發生革命，革命的成敗是由人類歷史的基因設計好的。加繆不同意歷史唯物主義，認為這是對自由的否定。薩特以自由的名義，拋棄了絕對決定論，但是卻被人類歷史的意義和自由的問題難住了，和加繆一樣，他不同意在20世紀還要給予基督教特殊的地位。至於形而上學和宗教學——托馬斯主義宗教學或者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薩特覺得加繆在這方面沒有多少天賦。

當他宣布他的「妹妹」懷孕時，瑪麗亞雖然可以理解，但還是和他徹底了斷了。加繆不喜歡撒謊，她也是。他們當中更加具有西班牙貴族氣質的人，有時候其實是她。

關於報社的政治路線和財務，不會徵求兩位創刊人——在老抵抗運動成員組織擔任領導人的亨利·弗勒奈與在薩克森豪森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待了一年，回來后被任命為電台經理的克洛德·布爾代——的意見。布洛克-米歇爾提議有時候應該開個會處理一些具體問題，比如怎樣提高發行量？需要買打字機嗎？彼亞不是金融家，這是他的弱項。他認為「凡事總能解決」，而且一張出色的報紙註定會失敗。他答應每個月在一家不太好的餐館定個包間吃午飯。第一次會議的討論圍繞具體問題展開。第二次開會的時候，加繆是和路易·吉尤一起來的。這頓美味的午餐會沒有討論財務狀況。他們還邀請了馬爾羅。1946年1月19日，已經成為一名狂熱的戴高樂主義者的馬爾羅給彼亞打電話，告訴了他一條獨家新聞：戴高樂就要辭職了。怎麼樣才能不連累報料的人呢？《戰鬥報》方面先把這條新聞傳給倫敦的《新聞紀事報》，然後再援引該報報道作為消息來源。

在巴黎和其他地方，有人——好記者和壞記者，著名的或者無名的教育界人士，談論作家和閱讀作家作品的人——會說「薩特和加繆」，而不是「加繆和薩特」。加繆覺得惱火，但能理解。

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從本質上同意加繆關於當代歷史的大多數立場，但對其形式卻不那麼贊同，因為他們覺得加繆是在喋喋不休地說教，比如「維希政權告訴我們最大的責任人是知識分子。農民沒有必要讀普魯斯特的書。所有人都知道《巴黎晚報》、費爾南德爾還有友好協會舉辦的那些宴會都有知識分子的烙印。」薩特大概會說：這就是加繆，他是在巴黎召開的高端人士參加的互助會上讀文章呢。hｔｔps://ｒead•９９ｃｓw•ｃｏｍ

《戰鬥報》的視野局限於西到加利福尼亞海岸，東到中東地區，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印度支那，雅克琳娜的父親貝爾納上校常常發表一些頗有見地的文章。1945年《戰鬥報》採用通訊社的快訊宣布越南共和國獨立。與加繆對阿爾及利亞的觀點相呼應，貝爾納上校寫道：「當我們提到殖民問題時，最令人震驚的是那些聲稱要解決它的那些人其實很無知。」上校在思考：「在印度支那是否真的存在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它的組織是什麼，軍隊是什麼樣的，領袖又是誰？」在巴黎和華盛頓，起初胡志明被看成是民族主義者，後來又被視為共產黨人。《戰鬥報》在頭版用醒目標題刊登了一篇文章說：「法國如果拒絕給予殖民地獨立的權利，它將把它的殖民地變成敵人」。加繆對越南、寮國或者柬埔寨的興趣不大。世界還不是地球村。法國議會和大眾對印度支那的現狀不太關注。左翼共產黨人或非共產黨人把反抗的印度支那人說成是抵抗運動成員。

一些法國人對在各黨派間搖擺不定的政客非常反感，夏爾·戴高樂向這些人發表了講話，贏得了這些人的支持。彼亞和加繆雖然反感令人難忘的6月18日的主角——民族主義，《戰鬥報》依然希望臨時政府能夠得到盟國的承認。彼亞和加繆反對軍人參政，這些人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是清白無辜的。從波拿巴到貝當，任何一位掌權的軍人都學做獨裁者。加繆與奧利維爾一樣，都承認戴高樂是最早發表聲明拒絕投降的人之一，也擁護戴高樂將煤炭和電力部門國有化，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要處處追隨戴高樂。這個戴高樂，實在是太難以把他划入某一派了！加繆承認他是自由法國的領袖，但不認為他就此擁有永遠掌權的權利。事實上，加繆對戴高樂的評價是隨著形勢變化的。他發現無論將軍（《戰鬥報》上將軍（général）一詞的首字母g常常用小寫，而不是大寫字母）還是法國在解放后的狀態都沒有革命的色彩。

共產黨人通過《人道報》和一本聽命於法共的周刊《行動》攻擊《戰鬥報》和加繆。加繆早就等著了，他做出了反擊。在當時的大氣候下，左翼和右翼的評論家們都有所顧忌。對於左翼的大眾而言，反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反蘇聯的同義詞。「反蘇聯，」加繆說，「是一種愚蠢行為，與執意仇視英國或者美國一樣可怕。」加繆沒有紀德那麼思想超前，紀德不肯改變對共產主義所下的判斷。加繆沒有看出蘇聯是一個專制國家。紀德沒有沉浸在抵抗組織和「戰爭期間」的共產黨人的兄弟情誼中。這位老人擔心法國的大氣候，對戰後的一邊倒充滿懷疑，看出法國有陷入專制的危險。在1945年1月15日出版的報紙上，他寫道：「我想人們很快就會承認我的某些指控是有依據的；尤其是關於思想鎮壓方面的指控。……法國的這種鎮壓才剛開始，榜樣是蘇聯。任何不同思想都會遭到懷疑並且立即予以揭發。」對國內和國際的共產主義屈服、巴結，甚至奴顏卑膝蔚然成風。

加繆避免將二者混為一談。作為小說家的他很少給《戰鬥報》提供文學類的文章。他用了《阿爾及爾共和報》時期使用過的化名敘埃多納來替代克羅戴爾這個名字。彼亞對文學欄目十分在意，當報紙擁有四頁版面時，文學欄目迅速發展起來。

加繆談到了「呼吸疫病」，避開了「結核病」這個詞。他的病情反反覆復，時常氣短，覺得喘不過氣來，對此他感到憂心忡忡。加繆重新見到了來首都碰運氣、搬到巴黎后在夏爾洛出版社上班的蓬塞，他對蓬塞抱怨說：「想象一下……從十月中旬開始，你知道你有六個月的時間將真的再也看不到陽光……」他還欣喜地與幾位阿爾及利亞的朋友重逢了，他帶他們去參觀《戰鬥報》的印版台，然後深夜的時候又和他們去夜總會或者酒吧，去的最多的是梅菲斯托和塔布。在去蓬塞家拜訪時，他提起弗朗西娜懷孕了，然後，他注視著蓬塞家的寶寶，含譏帶諷地說：「這簡直就是條小蟲子嘛！」

加繆在手記里問自己：「共產黨人或者基督徒有什麼權利指責我悲觀？」他拋棄了基督教的樂觀主義和上帝的詛咒，也拋棄了馬克思的樂觀主義，不再相信在另一個世界或者在這個世界必定獲得拯救。加繆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不同，他們都是一群幼稚的、令人憐憫的活躍分子，但馬克思主義者是研究哲學的人，而共產黨人是暴力分子：「幾乎沒有人會深入懷疑他們的相似之處。馬克思主義者既不相信勸說又不相信對話。」他試圖像薩特那樣考慮革命的問題，但他首先想到的是一場能夠儘可能避免暴力和流血的反抗：「我要努力去做的是：表明反抗的邏輯是拒絕鮮血和算計。關於荒誕的對話會給予純潔一個機會。」按照薩特的觀點，流血往往是抽象的。有好的血，紅色的。還有壞的血，是白色或者藍色的，是「右翼」也許還有溫和分子的反革命血液。加繆說：「我會說，對人類的處境我感到悲觀，但對人類我感到樂觀。」薩特呢？實際上，他對於個體的人的命運以及長期的歷史都覺得樂觀。

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加繆對上帝的態度不同。他們都是無神論者。薩特和波伏瓦對此覺得滿意，加繆卻感到不安或者說困惑。很早以前，薩特已經擺脫了上帝——古老的哲學小裝飾物——、宗教和神聖的事物。在《存在與虛無》的某些段落里，上帝解體了：「從無開始的創世無法解釋存在的出現，因為如果存在是主觀設計出來的話，哪怕是神主觀設計出來的，它也一直只是一種內部存在模式。在這種主觀性的作用下，甚至不會有客觀性的象徵物，最終這種主觀性甚至不會被創造客觀的意願影響。」等等。這可不是能在夜總會裡討論的話題。薩特和加繆非常喜歡跳舞。到目前為止，薩特筆下的任何一個人物都沒有感到受制於魔鬼或者仁慈的上帝。加繆正相反，他還沒有完成《鼠疫》，感受得到耶穌會士帕納盧與里厄醫生——面對人類的痛苦走到一起的信徒與無神論者——的存在和思想。帕納盧認為創世超越了人類的理解力。加繆試圖去理解信仰。薩特覺得根九*九*藏*書本不需要迴避這就是迷信。加繆覺得自己的觀點與筆下的朗貝爾記者和里厄醫生相近，他說：「我對愛有另外一種想法。至死我都會拒絕去愛這個上帝的子民在其中受苦的創世。」帕納盧非常震驚，回答說：「啊！醫生……我剛剛知道有人把仁慈叫作什麼了。」里厄溫和地反駁道：「這是我沒有的，我知道。可是我不願意和您討論這個……」加繆不和薩特討論上帝與仁慈的問題，他和馬爾羅也不討論。

《戰鬥報》增加到了四頁。彼亞請來托派分子莫里斯·納多負責文學方面的文章，還有雅克·勒馬爾尚負責戲劇，以及一位新入行的批評家夏爾·艾蒂安負責繪畫，德尼·馬里翁則負責電影。加繆的朋友居伊·迪米爾是戲劇批評家，他憑藉驚人的職業嗅覺在業內樹立了威望。和加繆一樣，彼亞喜歡文章寫得好的人，所以臨時找來了馬克·貝爾納。皮埃爾·福舍設計版面。莫里斯·亨利畫幽默畫。其他有一定地位的撰稿人還有羅貝爾·納米亞、羅貝爾·佩羅尼、讓·肖沃和瑪塞勒·拉皮納。

雖然法國人（有一半人被打敗）的定量供應的情況比戰勝者英國人還要好，但日常生活依然艱難。有一些美國人組織起來幫助法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加繆家收到費城律師埃拉·威廉姆斯寄來的包裹。通信者們的好意令加繆深受感動，同時他也為美國人的組織能力感到驚訝。他們建議了好幾種類型的包裹，其中一種包括一斤蔬菜罐頭、半斤甜可可、一斤奶粉、一斤乳酪等等。加繆向常常給他寄包裹的朋友表示感謝。他提議寄幾本自己寫的書作為答謝。法國的黑市交易不再猖獗，不過情況雖有好轉但仍不容樂觀。記者皮埃爾·布爾丹的英國汽車壞了。加繆請達岱爾森提供一些配件。他把《戰鬥報》的汽車借給讓·格勒尼耶夫婦開，他們要去馬賽，並從那裡啟程前往埃及。加繆的恩師將到亞歷山大的法路克一世大學執教。後來格勒尼耶還在遠方為《戰鬥報》寫文章。他所寫的繪畫藝術評論常常洞察入微。

加繆夫婦無法再繼續住在單間公寓里。他們住到了夏多布里昂的故居，「狼谷」莊園，這是一棟很不錯的膳宿公寓，就是距離巴黎稍遠了些。加繆寫信告訴雅尼娜和米歇爾說：「我們在這兒狼吞虎咽地吃水煮蔬菜。」加繆夫婦在那裡待了幾個星期，然後搬進了萬塞納的一棟帶傢具的房子里，從這裏去《戰鬥報》和伽利馬出版社都更方便。他們還可以讓趕在分娩前到達的弗朗西娜的母親住進來：「我岳母到了布爾熱，她有點兒冒失，是乘飛機來的，她覺得噁心，因為除了她自己，周圍所有的人都吐了。……女婿一直待在他的卧室里，想把一個有關傳染病的故事的初稿寫出來，他最後會寫死的，不過他這一個月（1945年8月）都沒有去《戰鬥報》上班。」

加繆不擔心以後錢的問題，但目前他還是被物質所困擾，首當其衝的是他要給家人找一處體面的能長期住下去的房子。待在郊區如何？不。他向讓·厄特利解釋說他無法在惱怒的狀態下工作。「三年來」，他「沒有休息過一天」。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薩特和海狸工作極為勤奮，每天達14個小時。他們沒有孩子，喜歡住酒店而且他們不需要負擔對方的生活。弗朗西娜會為了買一張桌子、一套被單、一套大衣徵詢加繆的意見。弗朗西娜克制自己的感情，有些幼稚，但其實更多的是優柔寡斷。與幾個圍著哭泣的嬰兒打轉轉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寫作呢？有時候加繆會羡慕薩特那麼自由。他珍惜男人之間的友情。他們兩個人都是大男子主義者，不過加繆樂於和女人親近。薩特不是這樣，似乎他覺得海狸是唯一一位令他滿意的聰慧的女性。

在彼亞和加繆周圍形成了好幾個圈子。行政人員中有從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秘書部門負責人雅克琳娜·貝爾納。財政工作委託給一名律師讓·布洛克。布洛克從1940年起就參加了抵抗運動，曾受過酷刑，他後來在賬本上簽名時用的是布洛克-米歇爾這個名字。彼亞打趣說：「所有的會計都弄虛作假。你呢，你可能不會吧。」

小報上諷刺性小文章的作者或者專欄作家把薩特和加繆混為一談，加繆指出了他和薩特的不同之處：「我對那個過於出名的存在主義哲學沒有興趣，簡單說來，我相信它的結論是錯誤的，但至少這些結論是一場思想上的偉大冒險。」以上這番話是為了回應屬於人民共和運動勢力範圍的日報《黎明報》以及《法蘭西文學》的攻擊。在《黎明報》上，喬治·拉多指責尼采淫|盪好色，同時指出《戰鬥報》有審讀委員。隨著時間的推移，加繆結下了仇人，也交到了朋友。喬治·貝納諾斯給他寫信說：「我並不總是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反駁你時一直覺得勉強。」加繆堅持大聲告訴大家他的思想並不帶有絕對的悲觀主義色彩，也不比薩特或者馬爾羅更悲觀：「認為悲觀的思想一定讓人灰心喪氣的想法是一種幼稚的想法。」《戰鬥報》沒有機械地維護薩特的作品。雖然勒馬爾尚非常欣賞在老鴿棚劇院重新上演的《禁閉》，納多卻沒有被《自由之路》系列打動——多斯·帕索斯的寫作技巧曾對該系列的第二部有所啟發。加繆沒有寫過一篇與薩特或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作品有關的重要文章。然而三位作家之間保持著友好的關係。

考夫曼是個哲學家，敵占期間因為猶太人的身份沒有能夠參加教職資格考試，他會說一點英語。加繆向他詳細說明了《戰鬥報》的路線：「我們不是教條主義者。我們不反對社會主義，不過當我們與共產黨人看法不一時，我們會說出來的。」

《戰鬥報》的記者們覺得法國共產黨有問題。抵抗運動中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歷史與解放歐洲的紅軍的美名是法共仰仗的資本。法共掌握的知識分子似乎比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更多。記者們對此很警惕。法共總書記莫里斯·多列士1940年時當了逃兵，他和戴高樂談判，把解散愛國游擊隊作為交換條件要求回國並加入政府。《戰鬥報》沒有重提1939年德國和蘇聯締結的公約，也沒有提多列士當過逃兵。要有禮貌，「現實主義」不是嗎？加繆還認為慕尼黑協定可以對公約做出解釋。然而，他多多少少還是放棄了謹慎的態度，1945年當民族解放運動召開大會時，加繆與共產黨劃清了界限。《戰鬥報》與民族解放運動有一些關聯。共產黨人和民族解放運動一些親共產黨的成員希望它和秘密信仰共產主義的民族陣線合併。馬爾羅立刻表示反對這種混編，《戰鬥報》支持馬爾羅的意見，因為抵抗運動組織應該有多個黨派，而不是向法共靠攏。read.99csw.com

他在布日瓦爾接待了他的小學老師路易·熱爾曼。58歲的軍士長熱爾曼加入了自由法蘭西部隊。他交給加繆一隻旅行箱。這次拜訪后，他給加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表達了自己對這位往日學生的矛盾感情：「雖然事實上很少，但我相信我介入了你的命運」，然後他又說：「我希望你向我確認，我讓你上中學沒有錯。」對這位誠實的小學老師來說，巴黎是個有害的城市。

「老夥計，改書寫錯誤是你的活兒，但別找奇迹的麻煩。」阿斯特呂克說。

除了加繆和阿爾貝·奧利維爾以外，最重要的社論撰稿人是雷蒙·阿隆。阿隆第一天來的時候，十分低調地不聲不響地坐在一間辦公室里。大家都把他忘了。帕勒看見了他，把他帶去見彼亞。阿隆在倫敦度過了戰爭時期。他懂德國哲學和社會學，還研究政治經濟學。他是真的讀過馬克思的書。阿隆認為從文學才華的角度來講，加繆可以得「優秀獎」，可是他的經濟和外交分析文章缺乏嚴謹，而且對外國政治的興趣也不足。加繆和阿隆有一些共同的看法，他們都相信民族復興和團結一致的必要性，而且都不信任共產黨人。加繆擁護另一種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主張不必為了經濟公平犧牲政治自由。可是他沒有看得很明白，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是一對因變數。阿隆也是如此，贊同那種把「國家在群眾的影響下領導經濟」與「法國不會任憑犧牲思想自由和個人自由」結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制度。阿隆是教育界人士，認為分析性文章不應該帶有任何感情|色彩。加繆卻帶有感情，包括同情。阿隆對法國的處境表示失望，他說：「這個國家沒有擺脫過去的重負，沒有清除掉敵占的四年裡散布的毒素，沒有齊心協力、喜悅地投身於復興大業。」加繆和阿隆意見一致，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為加繆首先關注的是道德，是可以實現的願望，而阿隆對政治，這種可能的藝術感興趣。「我們不相信政治現實主義，」加繆這樣寫道。現實主義是什麼呢？是機會主義，是結果服從手段，是犬儒主義。阿隆不是犬儒主義者，但相信現實為先。後來他對冷戰的思考也十分冷靜。他曾一度是一位平和的溫和社會主義理論家。如果社論撰稿人可以為當權者進言的話，他們必須說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來。《戰鬥報》在巴黎解放幾周后宣布：「新聞界扮演政府顧問和輿論嚮導的角色」。阿隆首先關注的是統治者，加繆在意的則是讀者。

一些路過的朋友，像呂西安和米海耶·貝尼斯蒂，常常注意到加繆夫婦關係緊張。阿爾貝雖然一貫對妻子彬彬有禮，但似乎憋了一肚子的火，愛冷嘲熱諷，說話尖酸刻薄。他不是那種喜歡大喊大叫，發脾氣的人。他把弗朗西娜介紹給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認識，可她和他們相處時覺得不自在。他們覺得她長得很美。她參加過幾次聚會，不過沒有次次都出席。瑪麗亞·卡薩雷斯不是放不開的人，然而還是擔心。加繆安撫她說：「弗朗西娜，就像我的妹妹一樣。」

《戰鬥報》一度相當謹慎。大家不知道蘇聯專制世界的真相，或者不願意去了解。《戰鬥報》在倫敦有一位很出色的通訊記者達岱爾森，但剛開始的時候在莫斯科和華盛頓卻沒有記者。報社無法派出常駐記者，僅僅只有特派記者。繼考夫曼之後，塞爾日·卡爾斯基去了波蘭和羅馬尼亞，維韋到象牙海岸，肖沃前往突尼西亞，羅歇·格勒尼耶被派駐西班牙和希臘，博斯特去的是美國。還有一些大人物受法國或美國官方機構的委託，擔任通訊員的角色——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繼薩特之後前往美國。加繆把他的朋友安魯什派到阿爾及利亞。《世界報》和《費加羅報》對國際事件的報道比《戰鬥報》要廣泛得多，因為它們的經費更多。從哲學思想的角度而言，加繆親俄或者親蘇，但不親共，對國際舞台上輸贏的細節並不熱衷。

居伊·舍勒編輯提議把他母親的一棟房子租給加繆，房子在塞納河邊上的布日瓦爾，乘火車或者汽車20分鐘就可以到巴黎。加繆一家又搬家了。1945年9月5日弗朗西娜·加繆在聖-克洛德門附近的貝爾維德爾醫院生了一對雙胞胎卡特琳娜和讓。加繆來接妻子，他把行李放進《戰鬥報》的汽車裡，坐下來，響亮地吆喝道：「上路吧！」弗朗西娜說，他就只把雙胞胎給忘掉了。

加繆和薩特有默契。但除了做幾個簡單的評論，比如莫里亞克很乏味，加布里耶爾·馬塞爾趣味庸俗、福克納與眾不同，他們極少討論哲學或文學。雖然也有所保留，甚至有點警惕，不過加繆告訴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心裡話更多一些。薩特天性容易接近，說話隨便。加繆顯得要刻板些。加繆不會把精神上的苦惱告訴在聖日耳曼德普萊或者蒙帕納斯的咖啡館、夜總會——如紅玫瑰夜總會，他們會在那兒聽波利斯·維朗吹小號，聽朱麗葉特·格瑞科唱歌——碰到的薩特，也不會向在伽利馬出版社遇到的馬爾羅吐露。像他這樣的男人更喜歡向女人傾訴某些情感。他會單獨和海狸在里普餐館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吃晚飯。他們喝著香檳聊到深夜。西蒙娜·德·波伏瓦說加繆希望有一天可以把真實的自己寫出來。她覺得公開場合的加繆及其作品與私下的加繆差距很大。西蒙娜有點像個嚴厲的小學教師，或者說更像一個直爽的中學教師，她喜歡加繆身上「無賴的一面」。她把他的懷疑主義誤以為犬儒主義，但對他的魅力一直頗為敏感。海狸和薩特有一些二元論觀點，加繆卻不這樣。薩特因為在抵抗運動中不夠積極所以顯得更偏激，他對與德國人合作過的知識分子不妥協的態度和他曾承擔的風險成反比，而參与抵抗更多的加繆卻沒有那麼執拗。九*九*藏*書

並不是所有的慶祝會都會成功。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戲劇《懶漢》公演后，米歇爾·萊利斯——不如說他的心情其實很好，他喜歡慶祝活動——在日記中寫道：「失敗的聚會……挑剔、嗚咽，我們之間無法達成共識。最後，似乎基本上沒有人真的喜歡這部戲劇，而且很少有人敢說出來。」萊利斯提到《蒼蠅》和《禁閉》語言緊湊，有的地方像詩一樣，他又說：「加繆的戲劇，雖然沒有出色的詩歌一樣的語言，但也比這個好。」海狸用一種痛苦的口氣向朋友談起加繆。她對他充滿愛意，但是他卻沒有報以同樣的愛。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皮埃爾·加蘭多為人莫測高深，有覺悟——也許太有覺悟了點兒——，是默爾索的原型之一。《戰鬥報》聘用了他。撰稿人組成的第一個圈子裡包括通訊記者。其中一些人被派往國外。羅歇·格勒尼耶是由加繆引薦給彼亞的，他認為自己是既與社長又與主編關係親近的人之一。他負責案件的報道工作。招人的時候，感覺和人情也起作用。阿爾貝·帕勒1944年時曾跳傘落進一個游擊隊的基地，他是雷蒙·阿隆介紹的，而後者又是馬爾羅推薦的。他過去的作品包括在薩特的雜誌《現代》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在《自由法蘭西》上也有兩篇。在帕勒眼中，加繆很有吸引力，可是「有點頭面人物的樣兒」，對他的朗貝爾們很滿意，「對帕勒尤其滿意，……他友好、親切，不過有些高高在上，卻又不是真的高傲，只是差不多算得上高傲罷了。」帕勒和羅歇·格勒尼耶或者博斯特一樣，不僅僅只有做記者這一種才能。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也是。在採訪海德格爾時，他聽見海德格爾說他喜歡梅洛-龐蒂勝過薩特，後者根本一文不值。皮埃爾·考夫曼——彼亞在二戰期間認識了他——剛開始的時候所寫文章的內容與法國有關，後來轉向外國政治。一位外國政治專家能做些什麼呢？

觀眾欣賞加繆的尖刻：「羅馬的偉大和你的關節痛，這一切的重要性是一樣的」，「統治，就是偷竊，所有人都知道這點。可是方法……」還有更加消沉的大段獨白：「失去生命沒什麼大不了，如果需要我去死，我會有這份勇氣。然而，看著生命的意義流逝，看著我們存在的理由消失，這是令人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沒有原因地活著。」一些知情的觀眾知道加繆被極右翼報紙《時代與行動》攻擊，當西比翁說「我可以否定某件事，但不會認為我必須沖它潑污水或者剝奪他人相信此事的權利」時，他們知道這是加繆做出的反擊。《卡利古拉》的成功沒有阻止其作者在手記里表達一種微妙的苦澀心情：「三十篇（與《卡利古拉》有關的）文章。讚美的理由與批評的理由同樣蹩腳。幾乎聽不見一兩句真誠的或是令人感動的話。名氣啊！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誤會而已。但是我不會表現得比那些看不起名氣的人高明。名氣也是人們發出的一種信號，與他們的冷漠、友誼、憎惡相比，其重要性既不更大也不更小。最終會對我怎樣呢？這種誤解，對於看明白了的人而言，是一種解放。我的雄心壯志，如果說我有雄心壯志的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還寫道：「在30歲的年紀，幾乎是一夜之間，我嘗到了出名的滋味。我對此並不懷念。也許我還會因為出名而做更多的噩夢。現在，我知道它是什麼了。根本沒什麼了不起的。」

「就是由報社出錢到處溜達。」加繆開玩笑說。

婚姻令加繆覺得不自在，他無法完成他的小說。還有人向他約稿，邀請他演講和參加討論會。他不太喜歡別人把他的名字和薩特並列，但後者在美國接受採訪的時候卻表示為朋友得到的榮譽感到高興。他對《時尚》雜誌聲稱他將加繆視為現代文學巨匠：「抵抗運動教我們懂得文學不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與政治無關的活動。」薩特確信人們能夠區分兩代法國作家：戰前的一代，如布朗肖、巴塔耶和阿努伊，第二代包括萊利斯、薩特和加繆。在薩特看來，加繆是一位典型的有政治傾向的作家，為「新古典主義」帶來了機會。可以從「加繆純凈憂鬱的作品」里猜出未來法國文學的主要特點。薩特堅持認為馬爾羅一代的作家與加繆這代作家可能會完全不同，後者相信「刻苦的、克制的、有效的行動」。薩特的名聲有時候與他的熱情同樣大，不過他不會——在公開場合——說更多的恭維話。

加繆一直在寫《鼠疫》。在小說的尾聲部分，記者朗貝爾與妻子重逢了：「當火車停下來的時候，在同一個站台上，在一陣熱烈的、激動的擁抱之中，在接觸到他們已經開始生疏了的身體一瞬之間結束了這一望穿秋水的苦惱。那個向朗貝爾飛奔過來的身影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就已經投入了他的懷抱。他伸開胳膊摟住了她，她的頭緊緊地偎依著他，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一頭熟悉的頭髮，這時他禁不住熱淚直淌，他不知道這是此時此刻的幸福之淚，還是長期以來一直壓抑著的痛苦之淚，不過他至少感到這些淚水模糊了他的視線，使他無法核實，埋在他胸前的到底是他朝思暮想的那張臉，還是正相反，是一個陌生女人的臉。這個疑團要等他以後再去弄清楚了。眼下他想表現得跟他周圍的人一樣，好像相信鼠疫可以來臨，可以消逝，可是人兒卻不會變心。」加繆在手記里寫道：「80％的離婚發生在回家的囚犯家。人類愛情的80％在分離五年後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