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曾答應訪問蒙特利爾。布龍里買了一輛二手車。他們才到阿地倫達山脈——荒涼的高原山區，在紐約州北面——，加繆就想回去。不過他答應要一直走到蒙特利爾。他在唐尼露營地給帕特麗西亞寫了一封信：「星期六，晚上九點。……我想辦法獲得了我需要的片刻寧靜與孤獨，好給你寫信。我想你會喜歡藏在阿地倫達深山中的這個地方的，我們已經到了兩天，我們在當地的山間漫步。這是一棟孤零零的老房子，平時漁夫和獵人會來住，可是現在人很少。我現在在起居室，坐在寬大的壁爐前，頭頂上是屋樑。剛才下過一場暴雨，現在夜深人靜，只有蟾蜍、小鳥和蟋蟀的叫聲……我親愛的，離開你我感到很難過，對自己很不滿意。我本來不該遷就不令任何人失望的想法。唯一有價值的想法其實是把你留在我的身邊。……最後，我要求布龍里儘快返回。」加繆首先想起的是「曾經困擾」蒙特利爾的「大麻煩」。在這次神秘的旅途中，他在手記上寫道：「我唯一想說的話，到這裏后我已經說不出了，也許我永遠不會把這句話說出來。」他不是對美國人感到厭倦了，而是對美國感到厭倦。「我對這個國家的好奇心突然停止了。就像我會不做解釋就疏遠某些人一樣，而且從此再也沒有興趣（弗朗西娜為此責備過我）。我很清楚有上千個對它感興趣的理由，我能夠為它辯護，我可以重新發現它的美好和前景，然而只是我的心不再說話。」

一位陌生的19歲年輕人，威斯理安大學的學生米歇爾·維納韋爾在加繆下榻的旅館的大堂和他搭上了話。他用法語和英語寫過幾篇中篇小說。

8月3日，加繆抵達旺岱。他必須完成《鼠疫》，這本他已經寫了五年的紀事體小說。

在女人面前，加繆常常使用殲擊轟炸機飛行員的技巧：他挑逗對方，他的計劃往往能得逞，然後，他很快離開。加繆立刻邀請帕特麗西亞第二天見面。她答應了，他們再也沒有分開。飛行員陷入了熱戀，情意綿綿，不怕被人注意。他公開與帕特麗西亞出雙入對，還告訴皮埃爾·呂貝自己愛得很深。現在他住在中央公園西邊的一套雙層套間，套間有客廳、廚房和兩間卧室，這是他的一位仰慕者、皮貨商扎阿羅先生借給他住的。加繆對呂貝說：「您難道不覺得這個小帕特麗西亞，就她的年齡而言，令人吃驚嗎？她是不是代表某一類型的美國女孩？」

「是的，她讓我知道了巴赫。」

「哎呀，您在彈這支曲子啊。我太太也彈這支。」加繆常常說。

「不，完全不是這樣的。到巴黎來的時候，給我打個招呼吧。」加繆回答。

加繆認為自己身體健康。在精神上，他的慌亂不安比旅行歸來后的失望情緒更嚴重：「我無法找回平衡。我不能說在動身前往美國前我生活幸福，然而我能忍受我的生活。」他優雅婉轉地說：「現在，我對此再也不感興趣。我再也不能重新進入我過去的生活。除此以外，我對我的作品也感到懷疑。不過最終我會走出來的，因為我必須這樣做。」他拒絕了很多邀請，但去阿爾卑斯山結核病療養院做了一場演講：「這百余名年輕男女患上了一種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痛苦的疾病，他們渴望生活，卻遠離生活，看到他們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在他們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幾天前，他曾到過「世界上最美麗地方」，那是「魯爾馬蘭，沃克呂茲的一座小村莊，離阿維尼翁60公里。我住在一棟翻修過的城堡里，城堡的房間用石灰粉刷過，布置有罕見的古董傢具，我成天在小山坡上的村莊里散步，山坡上種植著橄欖樹和柏樹。白天陽光明媚，傍晚天氣和暖，夜裡滿天星斗。在那裡，我幾乎感到了幸福，也就是說我不停地散步，感覺想要哭出來。」

加繆在放逐中重新找到了一個王國。平常他是喜歡巴黎的，但不喜歡巴黎的某些圈子：「生活在這個永遠美麗的巴黎是我僅有的安慰。好幾次，我一個人在城裡散步。只有用這個辦法我才覺得我是在和你一起散步。」帕特麗西亞曾送給他一個鑰匙扣，上面掛著一枚5分錢的硬幣——刻有水牛圖案的鎳幣。加繆像個大學生那樣容易動情：「當我拿鑰匙時，你熟悉的那頭『水牛』微微灼痛了我的手。要是我看見你寫的信，會怎麼樣呢？」

兩個星期後，華盛頓的一名中情局特工居伊·奧岱爾確認國務院不了解阿爾貝·加呂（原文如此）或者P·F·科呂其人，於是中情局的僱員努力想知道這個加呂或者科呂究竟是誰。他們摘錄了漢娜·阿倫特發表在《國家》周刊上的《法國的存在主義》一文。按照中情局的解釋，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調查報告的）對象和讓-保爾·薩特」。中情局特工對阿倫特的文章進行瞭望文生義的闡釋：存在主義者反對被看作是原罪的「嚴肅精神」，把贏得他人的尊敬和不真誠都加以拒絕。請看：有人慫恿薩特和加繆申請榮譽勳章，他們竟然拒絕了。於是，紐約中情局的負責人懂得了「一個墨水瓶永遠都是一個墨水瓶。一個人就是其生活和行為的總和，……人就是其存在自身」。報告詳細說明，加繆不希望被描述為一位存在主義者，因為在他看來，荒誕並不在於這個世界或者人的單獨存在，而在於我們將其相互聯繫到了一起。報告還說阿爾貝·加繆拒絕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因為他聲稱「法蘭西學院的死活在我看來無關緊要……」看完這些分析，中情局差不多放心了。

加繆很和藹，這位被讓·格勒尼耶、馬爾羅和波朗、彼亞和紀德保護過的人現在變成了善意的保護人。他力圖避免陷入文化交流大使喋喋不休的旋渦，花時間與一些知識界人士在一起，如他在奧蘭認識的熱爾梅納·布雷、賈斯丁·奧布里安和尼古拉·基亞羅蒙特，1941年他曾幫助他們前往摩洛哥。

作家在紐約四處漫遊，他寫信給他「親愛的，最愛的」雅尼娜和米歇爾：「是的，你們的朋友是一隻垃圾桶，一個下水道，一個保持本色的孩子，因為他依然還沒有寄出文字來表達醞釀多年的對你們的綿綿深情。」阿爾貝告訴了他們雙胞胎和弗朗西娜的事，雅尼娜和米歇爾·伽利馬讓他們住在出版社旁邊大學街17號自己家裡。加繆寫道：「要描述居住在這個類似露娜公園，地理學家叫作紐約的城市裡的八百萬『野牛』的奇怪生活方式，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在這裏，行駛著10萬2千輛綠色、紅色、黃色的，被昆蟲學家稱為『甲殼蟲』的計程車，這些『甲殼蟲』停下來，又開走，像訓練有素的螞蟻一樣在大街上穿梭……，25萬2千頭穿戴得像歌劇里的將軍或元帥似的『野牛』站在建築物的門口，一些吹著口哨攔下『甲殼蟲』，另一些給我們開門，還有一些帶著我們像五顏六色的浮沉子那樣在50層高的大樓的籠子里上上下下，這樣的籠子會被《聖經》註釋者們叫作『升降機』以紀念聖母瑪利亞——在這裏她的處|女身份是吸引不了很多信徒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是上帝的賜福，因為最終沒有人會被釘在十字架上。」加繆對紐約的印象是矛盾的，這讓他感到困惑。他想，我們或許會問自己能否在「瘋子中間或者在世界上最理智的人中間」找到自我，「是否這裏的生活像有人說的那麼容易？或者這裏的生活就和它表現出來的一樣愚蠢？在別的地方，只需要一個人時卻雇傭十個人，服務速度還沒有真的加快的情況是否正常？是否應該說美國人是有羞恥心的人、是自由主義者和因循守舊的人？撿垃圾的人戴著裁剪上佳的手套是一件值得讚賞的事還是無關緊要？這裏的馬戲團在四個不同的圓形演出場同時上演十個節目，所有的觀眾都興緻盎然，但一個都看不見，這種做法好不好？一天晚上，幾千名年輕人與我一起，聽著管風琴曲，在昏黃的燈光下滑旱冰，他們的神情既嚴肅又投入，就好像正在解一道八次方程題一樣，此情此景是否很能說明問題呢？」九_九_藏_書

加繆帶著一個重達80公斤的箱子——裏面裝著糖、咖啡、蛋粉、大米、巧克力、麵粉、嬰兒食品、肉罐頭、肥皂和洗衣粉——回到巴黎。他同時也帶走了作家的思念、痛苦和愉快：

剛開始的時候，加繆的嚮導是多洛雷斯，她嫁給了一位美國醫生。多洛雷斯·瓦內蒂·埃倫瑞切，身材纖細，供職于戰爭情報辦公室。「她講的行話是我聽過的最地道的，」加繆說。她對薩特有一定影響，曾說：「想想看，我曾經和拿破崙睡過覺呢！」她令海狸覺得不安，後者暗自擔心這個「偶然」會不會代替自己這個「必然」。她對加繆解釋說美國人不喜歡思想觀點這類東西。加繆沒有用法國人的口頭禪「有人這樣說。我對此不相信」來應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和社會雜聞都讓他覺得有意思。他注意到文化界的人喝很多蘇格蘭威士忌和蘇打水，美國人喜歡奢華，連選擇領帶都品味低下，他們熱愛動物，包括中央公園的大猩猩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原生動物，美國人一大早就喝果汁，美國的冰淇淋很美味，那裡的物價是固定的，氣溫驟冷驟熱，晚上成千上萬扇窗戶燈火通明，他們愛洗熱水澡、吃維他命。加繆看見的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靠電力來運轉的、由「15個嘈雜吵鬧、忙忙碌碌、充滿娛樂、還帶著一種機械的失落感的大城市組成的」特大城市。在他看來，美國人「真誠、好客但又冷漠，時而高高興興，時而又把什麼都忘到九霄雲外」。警方從來就不要求路人出示身份證。他弄明白了「這裏任何談話的訣竅在於說了就像什麼都沒有說過一樣。比如『早上好。——今天天氣不錯，對吧？——是的。——春天會很美的。——我也這麼想。好吧。現在您喜歡上美國了嗎，加繆先生？——對！我很喜歡呢。——您說的對。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國家，對嗎？——是的。——您還會回來嗎？——當然。』——諸如此類，等等。」

加繆在第五大道文化參贊辦公的地方舉行了一場用他的話說「令人厭惡」的新聞發布會，有15名記者參加了發布會。他提到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拒絕談論他參加抵抗運動的經歷，聲稱自己讀過美國小說，包括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納的作品。是的，美國小說的寫作技巧對他有一定影響，不過這種技巧會不會導致文學表達方式貧乏呢？「而且連美國的小說家們自己也放棄了這種寫法。」

「我想寫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寫過了。」他說。

加繆在心裏想象出了一座金字塔。頂端是阿爾及利亞人、阿拉伯人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下面一層是生活在地中海盆地的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和義大利人。接下來是斯拉夫人，他們是具有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文學魅力，同時又渴望幸福生活的人。對盎格魯-撒克遜人，他一直心懷警惕。在寫美國的文章中，他用了十幾頁篇幅來描寫紐約。對於阿爾及爾、奧蘭和巴黎，他都有一定概念，或者固定或者有變化，可是紐約呢？「關於這座城市，我只保留著這些強烈的但轉瞬即逝的感情，急不可待的思鄉之情，痛苦的分分秒秒。」極少有文學旅行家像他這樣審慎謙虛。「想起紐約，一言以蔽之，我不知道說什麼好。」甚至更進一步：「是的，我不知道怎麼說。我聽說有一些城市就像某些女人那樣，挑逗你，讓你心煩意亂，傷害你，你要竭盡全力才能戰勝她給你帶來的那種既憤怒又快樂的強烈感情。」加繆會在親密的人面前流淚——帕特麗西亞曾見過——但他很少在文字里承認這點：「……有好幾天，我看著紐約，眼中流著淚……僅僅是因為這座城市的空氣中充滿沒有燃盡的煤屑的味道。……最後，我就這樣記住了紐約，就好像我們看著一個陌生人，既難以忍受又覺得甜蜜，一邊含著同情的眼淚，一邊又狂熱地想要否定一切。也許這就九*九*藏*書是人們所謂的激|情吧……」在文章的結尾處，作家對紐約說再見，或者說是令人痛心的永別：「是的，我愛紐約的清晨和夜晚。我愛紐約，用這種有時會讓您充滿不安和憎恨的強烈的愛，當我們需要放逐的時候，是會發生這樣的事的。」

呂貝認為她與眾不同，和他認識的年輕姑娘不一樣，是非常少見的，「只此一個」。他對年輕美國女孩並不太了解，但帕特麗西亞在單純的外表下面，擁有才氣、天賦和成熟的思想。加繆笑了。帕特麗西亞很高興地陪加繆去布林茅爾學院發表演講。這對戀人有時會令人反感。加繆33歲，這個年紀足以使他成為一個皮格梅隆，但還當不了道德導師。他引導帕特麗西亞在文學和政治的海洋中暢遊，並幫助她避開一些暗礁。帕特麗西亞發現了普魯斯特，她說普魯斯特擁有偉大的智慧。一半的智慧，他說。她比加繆對詩歌更感興趣。他幫她給聖-約翰·佩爾斯寫了一封推薦信。帕特麗西亞非常激進，是共產黨員——當時是——，深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響，她需要解毒藥。加繆告訴她共產黨的領導人不僅僅是空想主義者。他們還是兇手。阿爾貝對中國城裡餐館的熱愛令帕特麗西亞得到不少樂趣。有一次和幾位法國人共進晚餐時，他不斷驚慌失措地拿眼睛瞟她，因為一位客人的妻子一邊撒嬌，一邊用腿在桌子下面挑逗他。

加繆解釋說，今天有一些聰明人宣稱如果希特勒贏得戰爭，人類歷史將把他神化並且為暴行正言。加繆不希望有人以為什麼都沒有意義，就像英文中說的「that everything is meaningless」。佔領者們的想法和做法完全符合黑格爾的那條可惡的原則：「人是為了歷史的需要被造出來的，但歷史被造出來不是為了人的需要。」加繆說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行動上，我們都應該摒棄任何形式的現實主義或者宿命論的思想。聯合國將在紐約召開一次重要會議，他請求在紐倫堡審判后宣布在全世界廢除死刑。他的結束語是這樣的：「今天，在法國和歐洲，有一代人認為任何一個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環境有信心的人都是瘋子，任何一個對發生的事件感到灰心失望的人都是懦夫。」加繆的行李中裝著《鼠疫》的最新草稿，他說鼠疫並沒有消失。

他建議她列印幾頁《鼠疫》出來。他在手記上寫道：「鼠疫。塔魯經常和危險的西班牙人打交道。他只喜愛激|情。」帕特麗西亞和阿爾貝就處在激|情之中。他們是「三條河上的島嶼上的島嶼」，阿爾貝用這個奇怪的名字來稱呼紐約。

加繆承認他無法理解美國、美國人、紐約人，這和法國人不同；從托克維爾起，法國人就堅信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美國人。「經過這麼多天，我對紐約還是沒有一個準確的概念，可是這個城市依然既令我著惱，又吸引著我。……紐約與奧蘭相似。」這是一種有分寸的批評，因為裝在他行李中的《鼠疫》一書中的奧蘭沒有多少吸引力，然而這也是一種讚美，因為奧蘭在阿爾及利亞。「（這些美國人）非常像阿爾及利亞的我們的移殖民們，可是我不能再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加繆急於「重新見到歐洲的缺點毛病。重新開始故作風趣，甚至有惡意的談話，還有嘲諷、高傲、激|情，他們的謊言，你們可親的法國面孔。」

法國文化參贊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一家很棒的私人旅館辦公，每天工作半天，他寫過《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一書。在加繆之前，他還接待過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羅貝爾·凱盧瓦、瑪德萊娜·奧澤雷。列維-斯特勞斯是個古怪的參贊，他想輸出一些美洲灰松鼠到法國的公園，還想購買印第安藝術收藏品。他與加繆彼此很友好而又保持一定距離。參贊覺得作家多半是一個「思想正統、道德高尚的左翼人士」。加繆則認為這位當了外交官的知識分子非常沉默寡言。參贊把加繆——文化交流大使——帶到一些有音樂表演的小咖啡館去玩。

加繆替伽利馬出版社處理與雷諾和希施科克出版社的官司。伽利馬曾擁有聖埃克絮佩里作品的版權，但聖埃克絮佩里在佔領時期將《小王子》和《戰鬥飛行員》的版權給了美國人。當雷蒙——加斯東的弟弟、米歇爾的父親——抵達紐約時，在紐約出版的法文周刊《為了勝利》攻擊了他。「這個反對美國編輯——犯下幫助法國作家大罪——的伽俐馬來做什麼來了？」當時《新法蘭西雜誌》是站在德里厄·拉羅歇爾一邊的。加繆在寫給加斯東的一封信中說這本周刊是本「蹩腳雜誌，只會表達那些1941年待在沃多夫酒店，每個星期花上1000美金租個套間的勇敢的法國人的觀點」。加繆陪著雷蒙。雷蒙「容易激動，一想到要和美國人的律師見面就憂心忡忡。他希望拋開一切。當然（根據伽利馬家族家規第三條的規定），雷蒙一直對業務一無所知，在這個新世界他感覺自己變得神志不清。」加繆強調指出這件事的重要性有限：「你們（伽利馬出版社）在這裏遇到的媒體不會比法國的更糟糕。」阿爾貝和雷蒙發現了美國的第二大「國民運動」，那就是訴訟。加繆非常高興，「我在這裏的『使命』沒有成效」，他告訴米歇爾說：「但後來我發現我有演說家的天賦。你知道《時尚》的姑娘們怎麼叫我嗎？『年輕的漢弗萊·博加特』！！！你知道，只要我願意，我就能拿到一張拍電影的合同。」

從前，與弗朗西娜的重逢很不容易。在《鼠疫》中，所有的重逢都很短暫：「他真想重新變成鼠疫初期時的自己，那時他恨不得一口氣奔出城門外，飛到他愛人的懷裡。但他現在知道這已不可能了。他變了，經過這場鼠疫，他已有了一種心不在焉的習慣，儘管他拚命想驅除它，但它像隱藏在心底的憂慮那樣繼續纏住他。在某種程度上，他感到鼠疫結束得太突然了，他沒有思想準備。幸福來得真迅速，形勢變化之快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朗貝爾知道他將一下子再度獲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因此歡樂就會成為一種燙嘴的、無法辨別其滋味的東西。」

加繆邂逅了安德烈·布勒東，和拉扎雷夫一樣，他在美國戰爭情報辦公室度過了戰時。布勒東拒絕學習英語，他說這是為了避免污染他的法語。兩位作家到一個用鐵絲網圍起來的保護區去露營。加繆對超現實主義從來不感興趣。他對以安德烈·莫魯瓦為首的戰爭期間留在美國的法國人的態度有所保留。而布勒東無法忘記薩特在《一位企業主的童年》中對一位超現實主義者的惡毒言辭。加繆＝薩特的朋友。他們之間有一種微妙的敵對情緒。當時超現實主義沒有薩特主義或者加繆主義時髦。九*九*藏*書

他寫信告訴雅尼娜和米歇爾，他是用疲憊的雙眼來審視美國人的：「是的，我準備好離開這個美國了，……從精神上已經離開它了，只留下一個沒有靈魂、衣冠楚楚、繼續在800萬死人中間遊走的軀殼而已，而這800萬死人也繼續偽裝在這個令人驚異的都市生活著。」紐約是美國的精神首都。加繆還說：「不，這個軀殼與你們幸運地見到的那個有魅力的特別的人不一樣。」

他喜歡百老匯，喜歡那裡的劇場、霓虹燈、寬闊的街道和城鐵。加繆是個知道去哪裡遊玩的遊客，他去中國城，去布朗克斯區，還跑去欣賞《薩米的保爾瑞街》諷刺劇中刻畫過的年老色衰、令人發笑、處境凄慘但又令人厭惡的女歌手的演出。他到處遊玩：「溫柔的夜色籠罩著華盛頓寬闊的草坪，天空變成紅色，草地開始變黑，成群的黑人小孩在草地上用木棍擊球，發出歡樂的笑聲，隨隨便便穿著件襯衫的美國人精疲力竭地躺在長椅上，他們剛從老電影里出現過的那種酒吧回來，用剩下的那點兒力氣吮吸著裝在消過毒的硬紙殼裡的冰淇淋，松鼠跑到你的腳下來刨出只有它們才知道名字的小甜點的碎屑，在城裡成千上萬棵樹上，無數小鳥歡唱第一顆星星出現在華盛頓紀念碑上和依然發白的天空中，玉腿修長的女人大步流星地走在四周高樓林立的路上，她們美麗的面孔和沒有愛意的目光給了夜空片刻輕鬆的時間。」

「俄勒岡號」在夜裡抵達紐約。加繆寫道：「遠方，在霧靄中矗立著曼哈頓的摩天大樓。面對所看到的東西，我沒有被打動，心情平靜、淡漠。」他看見自由女神像高舉著火炬，而不是劍，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卡爾·羅斯曼那樣。將近11點的時候，輪船靠岸了。加繆是旅客中唯一被懷疑的人。最後，移民官請求他原諒自己耽誤了加繆先生的時間，一位法國職員把他帶到位於西街70號的旅館去。

他尊重美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熱愛。一位大學生告訴他有一件事情反映了人類危機：為法國戰爭孤兒募捐晚會籌集的善款被人偷走了。但與會者決定再捐款一次，而且捐出了更多的錢。加繆在手記上寫道：「典型的可以說明美國人的慷慨的事例。他們的好客和誠摯都發自內心，不刻意，不矯揉造作。這是他們身上最好的品質。」演講結束后，他受到很多人的讚揚，感到非常高興。

多年以來，加繆寫信給雅尼娜和米歇爾·伽利馬傾訴心曲，毫無顧慮。他們是他「親愛的老東西」、「親愛的雙胞胎」、「我的野鴿子」、「親愛的左舷和右舷」、「羅穆勒斯和瑞摩斯」、「我善良的親愛的人兒們」。他寄去他的「祝福」，自稱「把你們弄得精疲力竭的你們的父親」。他的「老夥計米歇爾」是加繆鄙視的文學圈中的人，但這個伽利馬首先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兄弟。加繆很了解雅尼娜。這對婚姻成功的夫妻和他們夫妻不一樣。

「我覺得自己很脆弱，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25年後，我就57歲了。還有25年的時間寫書，找到我尋覓的東西。接下來，就是衰老和死亡。我知道對我最重要的是什麼。我還在想辦法克服小小的誘惑，避免毫無意義的談話或者無聊閑逛浪費時間。我已經能夠控制自己身上的兩三個缺點。然而我距離卓越二字還很遙遠，但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多次因為失望而有自殺的衝動，他留有A·約費寫給雷翁·托洛茨基的一封信的副件：「我一輩子都在想政治人物應該懂得及時離去。……現在，似乎我的生命失去意義的時刻已經到來了，所以，我覺得自己必須離開我的生命，給它畫上一個句號。」

加繆又上了船。帕特麗西亞沒有去碼頭送他。除了法國本土、捷克斯洛伐克和義大利，這次為期三個月的美國之旅是作家的第四次長途旅行。就像十幾年前那樣，他不能再寫作了：「旅行沒有樂趣。我早就應該看出來這是自討苦吃。」他專註而謹慎地發現了新世界的一小部分。不像哥倫布、狄更斯和托克維爾，他沒有對美國人做概括性的描述。他也沒有像之前的薩特和後來的西蒙娜·德·波伏瓦那樣給美國人下一個定義並貼上標籤。他們局限於單一地解釋美國的經濟和軍事資本主義。加繆沒有說出自己的看法。後來當蓬塞問他為何不出版一本遊記時，他談起他的美國之旅，他說：「在任何地方我都受到熱烈歡迎，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完全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我不會像薩特那樣在喝完別人送的湯后往盤子里吐口水。」他對路易·熱爾曼提起美國時說：「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強大，尊重自由，但是對很多事情一無所知，尤其對歐洲一無所知。」

在瓦瑟學院發表演講時，他看到「一群亭亭玉立、穿戴時髦的年輕女孩從草坪上走過」。美國的校園不像破敗的法國大學，加繆高興地說：「在這裏，我們為年輕人所做的事值得堅持。」他很享受作為演講人的樂趣，因為他受到心態開放、熱情的聽眾熱烈的歡迎，覺得自己被人理解。他沒有即席演講，雖然沒有念講稿，但會看筆記。後來慢慢地，在巡迴演講中，他逐漸脫離筆記，即興發揮。聽眾的提問和自己的講話同樣令演講人感興趣。這些問題其實也是答案。5月1日布魯克林學院第二次舉辦法國日活動，加繆在那兒結束了他的巡迴演講。學院院長哈利·D·紀德翁斯發表了一篇關於法國的講話，「不是大國卻很優秀的國家……」加繆說他期待見到更易動情的美國年輕人一代。他強調人類最危險的慾念是惰性。普通人以為只要好好工作就算是完成了全部責任，然而這還不夠。必須參加其他鬥爭。美國年輕人的問題和疑慮與歐洲年輕人的一樣。他是否預料到幾周後會發生什麼事情九_九_藏_書呢？不再是國內問題了，而是國際問題。加繆談到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他的說法有些自相矛盾或者說過於簡單：歐洲悲觀主義——抑或是加繆悲觀主義？——認為任何生命都是一場悲劇。而按照美國樂觀主義的說法，任何生命都是美好的。這兩塊土地必須相互取長補短，達成團結。美國大學生應該給法國朋友寄去包裹，和他們通信。應該有成百上千的美國學生到法國去。加繆同意富布賴特參議員發起的一項龐大的永久獎學金計劃，該計劃資助大學生往返大西洋兩岸的費用。加繆是存在主義者嗎？「不，」他嘆息著回答。

1945年9月，加繆應美國編輯布朗什·克諾普夫的妻子的邀請前往紐約。他把此事通知了外交部文化事務總局，總局將負擔這次旅行的費用。文化交流是為賬單文明增光的、有用的、非常法國化的東西。文化交流也是盟國之間的一種以文化滲透為手段的現代競爭形式。有時候文化交流也會演變為一種對外關係文化。加繆建議了兩個演講題目，「新聞自由的一年」和「為歐洲辯護」。他明確指出自己的演講不會造成「政治影響」。他申請了美國的簽證並填好表格。當時所有的申請人都必須保證前往美國的目的不是要刺殺總統並書面保證從來沒有加入共產黨。當時莫里斯·納多吃驚地聽加繆發誓說自己從來沒有加入過法國共產黨——就像他在簽證申請中聲明的那樣。

加繆長胖了點兒，但顯得疲憊不堪，甚至讓人聯想起屍體。他覺得自己就要死了。他放縱自己的病態趣味，收集關於生命終結的詞彙，並朗誦出來，他還對美國的喪服發生了興趣。伊夫林·沃格繼加繆之後來到美國，她後來寫了《被愛的人》一書，她既不喜歡美國人也不喜歡美國。加繆出很多汗，不時發高燒。和帕特麗西亞一樣，他抽煙抽得厲害，但極少喝酒。如果他覺得不舒服，還咳血的話，他就會離群索居。他在便條里反覆說自己快死了。他告訴帕特麗西亞他害怕死亡即將來到，就在一兩年以後；在記事本里，他說自己需要快節奏地生活：「為什麼不讓我內心的渴望，讓我迫切希望找回20歲時那顆不安分的心的強烈意願得以實現呢。我知道藥方是什麼，我將久久地眺望大海。」他對時間的流逝，還有實實在在已經過去了的時光非常敏感。

他返回紐約，又到黑人聚集的哈林區、猶太人聚集的布魯克林和平民區康尼島去。他向居伊的兄弟雅克·舍勒——他把自己布日瓦爾的房子借給加繆住——和法國學校校長讓·瓦里耶諮詢該去哪裡遊覽。4月11日《局外人》英譯本出版。廣播里在談論「阿爾貝·加莫斯」。一些女人，既有年輕的也有中年女人，到處跟著他，百萬富婆多蘿西·諾曼一再向他發出邀請，埃莉諾·克拉克給他送來鮮花。他去看了畫家雷德爾和費噶里的畫展。有一個人毛遂自薦要做加繆戲劇的監製。是的，他將把《卡利古拉》、《誤會》，還有加繆以後所有的作品搬上舞台，這個人——哈羅德·布龍里——把作家給迷住了。阿爾貝與他和傑瑞·文特爾醫生一道去聽黑人鋼琴師洛克的演奏：「他站在一台鋼琴前彈奏。他的彈奏充滿節奏、力量、精確，他全心投入，就像在跳舞，腦袋和頭髮左右甩動。」一位新結識的朋友沃爾多·弗蘭克——他比布龍里還要嚴肅——認為在美國這裏「個性就意味著孤獨」的看法是否正確？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第二天，弗蘭克寄來一張便條恭維說：「您昨晚的演講非常棒——尤其從道德和美學的角度而言。……當時您的身邊圍著那麼多人，我就不想加入他們了。但是我非常希望我們可以一塊兒聊聊，而且您對我並非一無所知。」第二天，他又寫了第二張便條：「我希望您能儘快讀到我的新小說。……附言：要想領略美洲偉大的藝術——以及偉大的詩歌，應該去西班牙美洲。」加繆在手記中寫道：「W·弗蘭克是我在這裏遇到的極少數具有優越感的人。他對今天的美國有些失望，把它與19世紀時的美國加以比較。在這裏『偉人』總是孤獨的。」弗蘭克也和馬爾羅通信。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他邀請加繆到他位於馬薩諸塞州特魯羅的家中去參觀。

1946年1月31日，在剛果和阿爾巴尼亞民主共和國宣布成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結束敵對狀態、馬塞爾·塞爾當保住法國拳王的稱號（這是當年的一件大事）之後，萬桑·奧里奧爾當選為法國的國民議會主席。華盛頓的國外活動協調部門負責人弗雷德里克·B·萊恩寫信給受人尊敬的中情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稱根據國務院獲得的一些情報，「阿爾貝·加繆，又名P·F·科呂，《戰鬥報》駐紐約的通訊員，……向該報發回了幾篇不準確的、對美國的利益不太有利的報道。」由於情報傳遞過程中的失誤、拼寫的錯誤和張冠李戴，美國的情報部門憑空想象出一個名叫科呂的敵人。

《時尚》雜誌的主管編輯傑西卡·戴夫出版過一本人物肖像畫冊，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在聲名顯赫的塞西爾·比頓的推薦下，加繆注意到了她。4月16日，在一次「令人生厭」的會見后，傑西卡·戴夫把帕特麗西亞·布雷克介紹給加繆認識。帕特麗西亞年方20，美麗動人，長著藍色的眼睛和栗色的秀髮。她的父親是醫生，母親是位鋼琴家，她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這是個早熟的姑娘，在美國最好的女子大學之一的史密斯學院歷史專業學習，即將畢業。她還在史密斯學院的法語之家學習，進修17世紀至19世紀作家的作品。帕特麗西亞拿到了藝術學學士學位。她熟悉讓·瓦爾，也曾痴迷於杜蘭斯，會談論克爾凱郭爾。她為《紐約時報》文學欄目寫過幾篇文章。在《時尚》雜誌，她是個地位不高的撰稿人，每周掙35美元。

就在50來萬美國人因為工資過低舉行罷工前幾天，加繆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一場演講。和他一起的有一位名人——維爾科，還有一位加繆不認識的名叫雷翁·莫查納，又名蒂梅雷的人士。擁有688個座位的麥克米蘭階梯教室被擠得滿滿當當。加繆被要求談談戲劇、文學，甚至哲學。他想也許談談鐵路工人、礦工，談談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成年的他這代人更有意思。這一代人「在希特勒掌權時是20歲的年紀」。經歷過西班牙內戰、慕尼黑、1939年到1945年的戰爭、戰敗、四年的佔領期，「我想這就是所謂的令人感興趣的一代人」。加繆對這些年輕的美國人說。「這一時期的文學反對行文清晰、完整的敘事甚至完整的句子。繪畫沒有主題，摒棄真實性甚至畫面的和諧。音樂放棄了優美的旋律。至於哲學，它告訴大家沒有真實，只有現象，可能有Mr．Smith、M．Durand、Herr Vogel，可是這三個個別現象之間沒有絲毫共同之處。」有人提問：「是否有一場人類危機？」加繆舉了四個例子來回答。一天晚上兩名被告被綁在蓋世太保的一間公寓里受折磨。女看門人來打掃衛生。一名被告指責她是幫凶。她很生氣地回答道：「我不摻和房客的事情。」在里昂，加繆的一位朋友耳朵被撕破了，他被帶出牢房接受第三次「審訊」。審問過他的德國軍官關切地問：「現在您的耳朵怎麼樣了？」希臘被佔領期間，有一名德國軍官準備槍決被作為人質的三兄弟。人質的母親向德國人求饒。他答應放過他的一個兒子。由她來選是哪一個。她選了年紀最大的那個，他有小孩。同時她也判了其他兒子的死刑，這正是軍官想看到的。最後一個故事是幾個被抓進集中營中的女人途經瑞士回國。她們看見了一場葬禮，大笑起來，歇斯底里地嚷道：「原來這裡是這樣處理死人的啊！」read.99csw.com

加繆一直對夜總會著迷。帕特麗西亞不得不陪他去。與可笑的低級夜總會相比，她更喜歡劇場。他們觀賞了勞倫斯·奧利弗在《俄底甫斯王》中的表演，還觀看了謝立敦的《批評》。他強拉哲學史學家艾蒂安·吉爾松去科帕卡帕拉夜總會。他還能帶一位托馬斯主義者上哪兒去呢？帕特麗西亞為了儘快結束晚上的這類活動，偽裝暈倒。她不太喜歡流行音樂，但很欣賞加繆跳慢舞和狐步舞的樣子，這個時候，他看上去彬彬有禮，就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

他於1946年3月10日搭乘「俄勒岡號」輪船前往美國。船上有好幾個房間。乘客中有幾位官員的妻子、一位領事館職員、一位皮貨商和一位精神病醫生皮埃爾·呂貝。這位醫生過去是抵抗運動戰士，要去美國學習集體精神病學和兒童精神分析療法。「俄勒岡號」行駛緩慢，船上的設施舒適程度有限。社交活動很少，僅限於在船長的房間開個雞尾酒會。加繆與呂貝，還有另外一位法國人——他不洗臉——住一個房間，他重讀了一遍「《戰爭與和平》。我是多麼喜愛娜塔莎啊！」他學了點兒英語。對於這門語言，他可以流利地閱讀，多多少少也能聽懂一些，但說得很糟糕。他記旅行日記：「就像多年來所做的那樣，我再一次看著（大海），泡沫和航跡在水面上畫出圖畫，出現又消失的花邊，液體的大理石……我又一次想找一個詞來恰如其分地形容這幅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的由大海、水和光共同組成的美妙絕倫的畫面，使之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痕迹。」加繆躲在一個角落裡寫東西。呂貝在乘客沙龍彈奏巴赫的義大利協調曲。

「您太太是音樂家？」

接下來的一封信是這樣的：「1946年7月18日，巴黎。……我和兩個不會說法語的美國人喝了一杯。我努力聽懂他們說的話，努力找詞表達我想說的話，我彷彿找回了在美國時的感覺，我想起了紐約，想起了我們住過的那座島嶼，我無法不讓我的心怦怦跳動，無法不想起我曾經多麼快樂，這就是幸福。」加繆的一種傾向是：他有權獲得幸福，並在幸福過後，努力體會到自己曾經幸福。他的第二種傾向是：在必要的時候，藝術工作可以取代幸福。「如果我工作的話，事情就會變得簡單。……我不喜歡我寫的任何東西，我感覺它們都是無可救藥的失敗之作。」薩特在巴黎的喧囂中寫作，不太去鄉下或者海邊。加繆寫作時則需要孤獨——待在尚蓬。他拚命抓住任何有可能見到帕特麗西亞·布雷克的人，雖然這樣的機會寥寥：「昨天我在大街上邂逅了你的讓·瓦爾和他的新婚妻子。她是一個長著棕色頭髮的高個兒女人。十幾年前我在阿爾及爾認識了她。（他還沒有她的下巴高，只到她的肚臍，真的。）」帕特麗西亞證實瓦爾很矮，只有新娘的肚臍高，還不到她的下巴。加繆也與弗蘭克和布龍里通信。布龍里「認為生活是荒誕的」，他的「天真和洋洋自得」打動了加繆。與這位說謊成癖的布龍里的短暫加拿大之行令加繆感到厭惡。但加繆並沒有冷落他，而是對他保留著一種有距離的友情：「我想既然我們不能擁有我們想要的東西，那麼連我們可以擁有的東西也不必要了。一句話，我馬上就要回到修道院去了。」

加繆把自己寫的書寄給帕特麗西亞，替她訂閱了《方舟》和《現代》，並很高興地收到了美國喪葬專業雜誌《小箱子與光明的一面》以及《屍體防腐者月刊》。「這是神聖的讀物。」七月末，他到塞納-馬恩省的鄉下隱居：「我必須在這裏完成《鼠疫》。……我發現這本書有缺陷，……目前我還沒有準備發表它。」在巴黎時，他對自己所寫的「一切」都抱有懷疑。在聖-熱內維埃夫山間的微光中，他彷彿看見了出發前夜與帕特一同走過的第八街的燈光。「……醜陋的房屋頂上的紅色天空，冷漠的人潮，你對我轉過臉來，你的臉蛋讓我覺得它比整個城市都要美麗。啊！帕特，如果現在你在這個毫不吝嗇展現它的美麗的巴黎該多麼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