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鮑里斯·維安家參加聚會時，加繆心情惡劣，攻擊莫里斯·梅洛-龐蒂，因為梅洛-龐蒂寫了一篇文章《瑜伽修行者與無產者》，文章標題戲謔地模仿科斯特勒的《瑜伽修行者與特派員》。梅洛-龐蒂字斟句酌地為莫斯科的案件辯護。薩特替「梅洛」說話。雖然博斯特和薩特打圓場，加繆還是重重地甩上門，一走了之。

法國社會黨人如何自我定位呢？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召開了一次大會，但加繆對會議不滿意。1946年1月戴高樂辭職了。在11月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只獲得105個議席，拱手讓給法共24個。居伊·摩勒成為了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總書記。他也宣稱奉行馬克思主義。「顯而易見，」加繆寫道，「我們的社會黨人受雷翁·布盧姆的影響，更由於迫於形勢，至今都沒有強調過的道德問題現在已經成為他們擔憂的首要問題了（結果並不能夠為手段做辯護）。他們曾經希望——這是合情合理的——參考某些比殺戮要好一點兒的原則。」加繆——總是投票給社會黨——至今始終追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還不明確的是，」他又說，「同樣是這些社會黨人希望保留馬克思主義；其中一些人是因為他們認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是革命者，另外一些人則是因為忠於黨的歷史，相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就不是社會黨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不想或者說不能擺脫意識形態上的混淆狀態。加繆沒有攻擊社會黨人，但是指出了他們的問題所在：「或者說，他們同意結果可以掩蓋手段，也就是同意殺戮可以被證明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說他們不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絕對正確的哲學，只是保留了其中有用的批判的部分。」他沒有再度質疑革命的必要性，但對用暴力奪取政權的思想表示懷疑，這是「羅曼蒂克的思想」。空軍和裝甲兵團足以確保完成一次漂亮的鎮壓。加繆認為在1946年，革命者們的一種想法是絕對錯誤的。「1789年和1917年，」他寫道，「依然是讓人們紀念的年份，但不再是能效法的榜樣。」他假設法國、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會爆發革命，然而在1946年，革命註定失敗，因為實現革命的國家會看到它失去了美國貸款，「作為法國人，作為革命者，我們其實並不自由。」革命者一詞是什麼意思？在加繆看來，這種渴望雖然在某種意義上是烏托邦，但它追求的是政治和經濟的全球化。必須避免戰爭的危險，不管這種戰爭是否使用核武器。馬克思主義者事先就同意為了「活下來的人的假設的幸福，幾百萬人死去。……這個代價太大了。」所以需要在世界上和各個國家都實行民主。加繆的理想是選舉產生一個世界議會。他相信聯合國，相信會產生一種「國際秩序，最終實現對實行了多年的制度的改革，而這種改革實際上相當於革命」。他沒有明確說明這是一些什麼樣的改革，只是泛泛而談。他還相信他業已接受的某些「藥方」和想法的作用，如戴高樂——並不真是馬克思主義者——也贊同的對鐵路、天然氣、電力、煤炭、雷諾汽車公司實行國有化，加繆說：「這些改革不會僅在一個國家是可行的。」

梅迪厄神父在讀完《鼠疫》后寫信給加繆：「對我來說，基督所要求並賦予的信仰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我們都是帕納盧神父。……您幫助我們對人類和基督有了不可思議的了解。」這樣，加繆幫助的基督徒比共產主義者更多，也許是因為他與前者的關係沒有令他感到矛盾的緣故。他們知道他是無神主義者，但依然期待他皈依，雖然他過去從來未曾有過信仰。當時在法國，基督教正被拋棄，每次獲得無神論者的尊重，基督徒們就會覺得很高興。繼多米尼加人梅迪厄之後，加繆在阿爾及爾高中念書時的同學、耶穌會會士喬治·迪迪耶也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談的依然是《鼠疫》。迪迪耶看出加繆擁有「嘗試理解信徒觀點的正直品質」，但他並不能認同自己和帕納盧神父是一樣的人：「……和他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甚至沒有他那樣的孤獨感。」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16年的宗教生涯是思想日漸深邃、心胸不斷開闊的過程，對我而言，它使友誼變成一種力量和快樂，使我感覺每一天都更加美好。」迪迪耶強調「彼此不可缺少的感情，……基督的愛並不會消除其他情感，只會滲透到這些情感中，用它的溫暖和柔情感染它們」。

「因為它無法解釋。……」

在出發前往美國前，加繆出於需要研究哲學，對存在主義有興趣。他很少對存在主義下定義，只是說自己不是存在主義者。他很樂於刊登一條簡短的啟事，由薩特簽名，向大家解釋他們不屬於同一思想流派。在加繆看來，存在主義有兩種形式：「一種的代表人物是克爾凱郭爾和雅斯貝爾斯，主張理性批判，最後回歸宗教，另一種，我把它叫作無神論存在主義，代表人物是胡塞爾、海德格爾還有後來的薩特，這種存在主義最後也以神化，不過僅僅神化歷史告終，歷史被認為是唯一絕對。他們不再相信上帝，他們相信歷史。」他拋棄了上帝，也拋棄了被神化為不斷進步的歷史：「我很明白宗教解決的重要性，也能非常清楚地體會到歷史的重要性，從絕對的角度而言，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後者。」他嘲諷地說：「有人強迫我在聖奧古斯丁和黑格爾之間作出選擇，這令我非常煩惱。我覺得在這兩者之間應該有一種可以接受的真理。」

「想想看以後她會在薩特的耳根子旁說些什麼！」加繆嘆息著說：「太可怕了，這個長舌婦，這個不折不扣的女學究，簡直令人無法忍受！」

「這是什麼東西？」

大家都非常喜愛美麗動人的金髮女郎馬梅納。海狸承認她有「敏銳的思想」、「弱不禁風的優雅」。他們真誠相待，舉辦一場又一場的聚會。西蒙娜一會兒鍾情于阿瑟，一會兒又愛上阿爾貝。前者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後者卻不然：

加繆希望通過11月11日後發表在《戰鬥報》上的文章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他拒絕了一味討好共產黨的左翼的要挾：「你們不應該談論俄國對藝術家的肅清，因為那樣可能會助長反動勢力……你們應該對盎格魯-撒克遜人對待佛朗哥政權的態度保持沉默，因為那會有利於共產黨。」他認為1946年人們生活在對專制思想的空想之中，堅信救世主必定降臨。《哲學即興劇》中的一個角色說：「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們會懂得不會有太多的救世主。」加繆首次揭露了右翼和左翼中的弄虛作假者，這些人提出要為人民謀幸福，但卻不九_九_藏_書顧人民的異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都建立在進步的思想基礎之上，二者都相信奉行它們的原則必然會給社會帶來平衡」，這兩種意識形態其實半斤八兩。世界生活在恐懼之中。加繆反對「把歷史看作一種絕對」的哲學「（黑格爾，還有後來的馬克思都是如此，其最終目標是實現沒有階級的社會，這種社會的任何產物都是好的）」。

加繆不知道在世界上，他的思想並不如此孤獨。1945年，在倫敦，一位比他更年輕的思想家出版了一部著作，詳細解答了他提出的那些問題。卡爾·波普從1939年起開始寫《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除了阿隆和其他幾個人外，該書沒有涉及法國知識分子。和加繆一樣，波普認為必須與所有的鼠疫和暴力作鬥爭。上帝是不存在的。人通過與非正義的鬥爭，賦予歷史意義，就像朗貝爾和里厄所做的那樣。波普也痛恨專制主義。他批判馬克思主義，試圖尋找科學歷史決定論的根源，大肆攻擊時下流行的形而上學和政治傳統。在他看來，這一傳統從柏拉圖到黑格爾一脈相承，到馬克思時發展到了頂峰。波普比加繆更像哲學家，簡而言之，他凌駕于歐洲兩大思想流派，盎格魯-撒克遜的經驗論和法德的理性主義之上。他在倫敦舉辦的一次弗雷德里克·馮·哈耶克主持的研討會上，評述了自己所寫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認為共產黨和納粹都神化歷史。加繆的分析不及波普結構嚴謹、條分縷析。然而，和波普一樣，他完成了從刀到語言（from swords to words）的思想轉變。薩特當時已經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逾越的高峰，他的這一表述蹩腳得令人難受。我們能否想象一位物理學家說：「牛頓是不可逾越的？」加繆不像波普或者阿隆那樣有那麼多概念作為武器，加繆以小說和報紙為戰場，發揮他的才華——他也有力有不逮之處——，與最明顯的專制主義大本營——共產主義作鬥爭，同時也沒有忽略其他的專制集團，如佛朗哥集團。

1946年12月，加繆在巴黎拉圖爾-莫布爾大街修道院對一些多米尼加人發表了演講。左翼知識分子認為多米尼加人非常「激進」。對加繆而言，他只是去他夢想中的修道院而已。在座的有信仰宗教的作家朱利安·格林。他在日記中寫道：「人實在太多了，二樓的兩間沙龍都擠滿了人。我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加繆坐在兩米遠的地方，面對著我們。……他病了而且顯然相當疲倦，但他說話的方式仍然讓我覺得非常感人，是我們期待的1946年的法國天主教徒的說話方式。他沒有試圖口若懸河，而是不由自主地令人感動；是他的真誠贏得了這種效果。他講話很快，用詞簡練，會看筆記。他的面孔略顯蒼白，目光悲哀，笑容也悲哀。演講結束后，梅迪厄神父問我是否要說點兒什麼，我示意說不，因為如果沒有至少幾分鐘時間來思考，我是無法回答的。在座的人，無論是讓·瓦爾、（于貝爾）伯夫-梅里，還是皮埃爾·萊利斯和米歇爾·摩爾都沒有發言。有幾個聽眾提問，可是他們的問題實在太差勁，還不如保持沉默好呢。其中一位是長著一張天真面孔的前革命者，他說的這番話讓大家嚇了一跳：『我有慈悲心，而您，加繆先生，我謙卑地告訴您，您沒有。』加繆只笑了笑作為回答。……但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是您皈依前的奧古斯丁。我在和罪惡作鬥爭，但我還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

對於加繆而言，伊馮娜是個可親的異鄉人，他更不願意帕特麗西亞離開自己。這些女人不是匆匆過客，因為他會真切地思念她們。他追逐一個又一個女人，理由很浪漫，就是為了找到獨一無二的那個。他是一個霍夫曼或者普希金式的唐璜。還有一個理由——但不確定——是：每次都是出於新鮮感，加繆才跑去勾引女人，就像莫里哀或者莫扎特筆下的男主角那樣。他周旋於一個又一個女人中間是為了戰勝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我被感冒和發燒折磨著，」他對同樣也是結核病患者的馬梅納說。他擔心他的作品會失敗，尤其是《鼠疫》。加繆習慣征服，儘管他知道這很可笑。沒有人愛他愛得足夠深，他希望這樣，並把這個想法寫信告訴馬梅納。怎麼樣在每次分手時都避免犯罪並安撫弗朗西娜呢？他的情人，通常都不是頭腦簡單、僅僅是過客的女人，但很少有法國本土的法國女人。他喜歡外國女人或者特別的女人：西蒙娜·伊埃、伊馮娜、弗朗西娜都至少和阿爾及利亞有點兒關係。瑪麗亞是典型的西班牙人。加繆不會完全天真地選擇距離遙遠（從地理意義上而言）的女人。蒂爾索·德·莫利納筆下的唐璜從那不勒斯王國風流到卡斯蒂利亞，加繆則是從美國到英國。每次艷遇剛開始的那幾個月，加繆都覺得踏實，沉浸在濃濃的幸福之中。每一次新的征服都令唐璜陶醉。每逢這個時候，加繆這個花|花|公|子也表現得真心誠意。他請求馬梅納和帕特麗西亞轉過頭來看他一眼，不要離他而去。薩特堅持他的理論——海狸是自己的「必然」，他的女人換來換去，多半都是無足輕重或者他根本不會平等相待的傻女人——除了多洛蕾絲，她是個例外，讓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威脅。薩特不拿不可能有未來的戀情當真，他會斷得乾淨利落。傳說中的唐璜追求不同社會階層的女人。「唐璜」加繆則像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那樣，需要禁慾。「修道院」這個詞不時出現在他的腦海中。加繆相信生活中有無窮無盡的資源。為何不能愛兩個女人呢？既然可以愛兩個，為什麼不愛更多？對他投入激|情愛過的人，他的感情從愛戀變成了喜歡，對所有人，他都保留著一份脈脈溫情。他不像薩特，會突然分手，找來海狸做幫凶，對被他拋棄的人冷嘲熱諷。加繆是他那代人和從事他那種職業的人的一個代表，他們希望自由自在。而且，他是個北非人。

「這個世界是荒誕的。」

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加繆之間還有別的分歧。《戰鬥報》——加繆已重返工作崗位——的兩位社論撰稿人阿爾貝·奧利維爾和雷蒙·阿隆在加繆的支持下，傾向於擁護社會黨。雅克-洛朗·博斯特和薩特一樣，憎恨社會民主黨人，對此表示抗議。

像薩特那樣，加繆對他的所有女人，多多少少都要撒點兒謊。馬梅納寫信告訴姐姐，加繆和弗朗西娜結婚是因為她懷孕了。如何解釋他與弗朗西娜的關係呢，因為北非人的風俗，要對女方的貞操負責，還是要為說過的話負責？不如更簡單一點兒說：「她有喜了，所以我娶了她。」

「您難道不相信，」加繆說，「我們所有人都要為價值體系缺失負責，難道不相信，如果所有我們這些信仰尼采主義、虛無主義（他想到了馬爾羅和自己）或者歷史現實主義（這是指科斯特勒、薩特，有時還有他自己）的人，公開說我們錯了，說存在著道德價值體系，並且說我們以後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以建立和闡述這一道德價值體系，您難道不認為這是希望的開始嗎？」九九藏書

法國知識分子很少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科斯特勒覺得與馬爾羅或者薩特相比，自己與加繆的觀點更相近，但他認為加繆的人道主義思想「有點混亂」。在科斯特勒看來，薩特的封閉體系表達的是「一種猶太教法典式的辯證法」。不願意揭露斯大林主義的進步知識分子誤入歧途，這讓他感到困擾。據加繆說，薩特宣稱：「我們必須說，作為作家，如果我們不揭露應該揭露的事，我們就背叛了歷史。在那些追隨我們的人眼中，我們所譴責的是對此保持沉默。」

「這正是我打算做的事。」博斯特既禮貌又固執地反駁道。

加繆回答基督徒的問題比馬克思主義者多。他對這些信教的聽眾提到奧古斯丁教義中的兩個主題，即沒有受洗的孩子會被罰入地獄，沒有慈悲心的人會受苦。他授權帕納盧負責「維護上帝」。他拋棄了基督教和天主教，包括教義和寬恕。他從來不接受原罪和人類應當受苦受難的想法。本質上，他喜歡帕斯卡的風格。但是加繆離波爾羅亞爾女修道院，離否定自由的寬恕或者宿命論很遠。帕納盧在第一次佈道結束時勸誡人們要有耐心：「不要比上帝還著急。」加繆似乎就比上帝還著急。他無法解釋鼠疫或者上帝的問題。罪惡，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對基督徒來說是一個謎，加繆的立場和同樣也沒有宗教信仰的里厄相同：「塔魯不代表我。小說家——如果說我是小說家的話，我對此不確定——筆下的人物理所當然象徵某些『願望』。……代表我的人是里厄。」罪惡之謎讓基督教真理變得虛幻。然而天主教徒樂於把談論上帝的無神論作家拉到自己這邊來：如果您說了這麼多關於造物主的話就是為了否定他，你其實已經承認自己是他的創造物之一了。信徒們都被加繆的真誠吸引住了。

加繆寫了篇消遣之作，寫完后就扔在抽屜里，這就是《哲學即興劇》，手稿有36頁，列印出來有40頁，這是一部滑稽劇，作者用了一個化名安托萬·巴伊。他用莫里哀式的手法，指責偽存在主義者是聖日爾曼的糊塗蟲，目標直指被某種薩特主義愚弄的遲鈍的人。這部作品模仿17世紀的喜劇，台詞節奏很快。滑稽可笑的劇中人針鋒相對，他們的對白時而生動精彩，時而沉重抑鬱：

「如果我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我們絕不可能成為朋友。」

1946年11月10日，法國人選出了第四共和國第一屆國民議會。618名議員中有183位是共產黨員或者來自與法共結盟的黨派。法共在選舉中贏得了28.6％的選票，並宣稱擁有80萬名黨員。26名阿爾及利亞議員中有11名代表阿爾及利亞宣言民主聯盟。在歐洲，冷戰風雨欲來。加繆寫信給帕特麗西亞說：「歐洲的氣氛越來越沉重……恐慌情緒瀰漫。我剛在一系列文章里表明了立場，『不作犧牲品，也不作劊子手』。我明白一旦採取某種論調將會多麼的孤獨。……我們不能逃避責任，但是我不喜歡扮演犧牲品。」

薩特覺察出來這個籌建中的組織是對付法共——他心目中無產階級的最佳代表——的武器。他反對加繆支持的這個計劃。必須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蘇維埃陣營之間作出選擇。據加繆回憶，薩特說：

「那麼，你要在我不在場的時候發言了。」

他翻閱了《不夜城》，一本精美的關於紐約的攝影輯，還讀了劉易斯·芒福德的《梅爾維爾傳》。梅爾維爾筆下的白鯨，就是惡和鼠疫的另外一種象徵。加繆再次前往阿爾及利亞，從那裡將戈比諾的小說《七星》以及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寄給帕特麗西亞。返回首都的他厭惡巴黎的天空「沉重蒼白，就像快要下雪了似的，然而又沒有下雪，只剩下不祥的預兆和凄涼，……的確，這段時間什麼都不順利：身體欠佳，心情不好，尤其因為我又重新開始寫《鼠疫》，修改了其中的部分章節，這本書令我沮喪。最後，我決定就這樣把它拿去發表，如此一來失敗就是徹頭徹尾的了，這會讓我學會謙虛。」

「我很想能夠在我不在場的時候發言。」

馬梅納在阿維尼翁與阿爾貝重逢。加繆說：「這個星期，你給了我一個男人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與不幸。」馬梅納寫道：「在返程的火車上……我說：『你知道，你會把我忘了的。』他說：『當然我們會忘記一切，可我不願意生活在一個我會把你遺忘的世界里。』」他們在盧森堡公園散步，去一個又一個的咖啡館約會。在馬梅納回倫敦前，加繆把《鼠疫》的某些片段給她看，給她寄了一束花和一封信：「我無法想象你要離開。如果我不克制自己，我的衝動一定會把你帶走。而且，我無法把你從我這顆你認為不好的心中抹去。（鮮花），在西班牙，意味著激|情和暴力。但我們是有教養的人，我們有理智。再見，親愛的異鄉人！如果你回來，不要馬上拋下我孤獨一人，回頭再看我一眼。失去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現在我知道了。」

加繆的設想是美好的，但沒有具體說明他的新社會契約的實施方案：「我們不能用對付鼻炎的辦法治愈鼠疫。一場撕裂全世界的危機只能在整個世界的範圍內得到解決。」加繆拒絕愛或者恨某個國家，比如美國或者蘇聯，也拒絕愛或者恨某個國家的人民，比如美國人或者蘇聯人。然而，在東方的威脅與西方的威脅之間，他更敵視東方的威脅：「我們了解我們與所有的人太相似了。……在尋找俄國人民中一直存在，也就是托爾斯泰和高爾基所說的的世界的源頭的同時，愛這個民族的最佳方式不是希望他們為了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去冒險，而是希望他們在經歷過那麼多考驗之後，能避免一場新的、可怕的流血。對美國人民和災難深rｅad.９９cｓw•coｍ重的歐洲來說也是如此。」加繆支持對抗奴役、謊言和不公正的全球對話。他預見，在五大洲，「在未來的一段時間，暴力與宣教之間將鬥爭不斷」。身為記者，加繆往往要特別注意形式，有時候面對讀者措辭謹慎。私底下，他把話說得更明確：

薩特回答：

在法國，他獨自，或者幾乎算是獨自前行。他的朋友、反馬克思主義的貝爾納·葛羅艾修森1946年9月去世了。法國共產黨的智囊領導班子的人員流失還沒有開始，三年以後，瑪格麗特·杜拉斯——她不是政治領袖——打開了閘門。加繆比波普走得要慢。波普早就在遙遠的地方致力於解剖馬克思主義，指出共產主義的弊端所在。在紐西蘭，波普沒有因為實際生活中遇到的恐怖和友誼就放棄自己的立場，沒有屈服於時局的壓力，也沒有因為戰前或佔領期間的共產黨人表現出的情誼而停止鬥爭。加繆生活法蘭西的暖房中，那裡就像一座孤島，對來自外國的思想，從維特根斯坦到波普，知之甚少。還有一個不利條件，但也是隨著時間推移才發生的矛盾，那就是加繆先接受後來又拒絕以哲學家自居。他首先把自己看作藝術家和醒世作家。《鼠疫》講的是世俗的信條。加繆的觀點很快發生了質變。他拋棄了人類必然走向進步的假說，拋棄了接受一切打著革命旗號的暴力的做法，拋棄了今天個人承受苦難是為明天全世界和全社會謀幸福的理論。他要為他的這種拒絕找到理由，同時也沒有忽略自己的作品。《鼠疫》是一部感情流露之作，令加繆得到了解放。加繆提出了他作為一名作家要尊奉的信條：「我喜愛投身當代事件中的人勝過對當代事件表態的文學作品。在生活中表現勇氣，在作品中展現才華，這已經不是太難辦到的事。作家只要願意，就應該介入時事。」薩特已經憑講黑人問題的《恭順的妓|女》一劇介入了。加繆不喜歡該劇。《禁閉》的作者很快放棄了這部草草而就的作品。但不管怎麼樣，薩特依然是位藝術家，不過，他和加繆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已越來越大。

在用諷刺誇張的手法描述高高在上的存在論之後，加繆開始思考人的心理。奈昂在向維涅推銷巴黎的這種了不起的哲學時，如此這般為焦慮下定義：「這是一種對我們無法定義，而且不一定會發生的事故感到擔憂的普遍情緒……焦慮，依然焦慮，一直焦慮……然後我們就被拯救了。」奈昂希望人們可以在「禁閉」中考驗人類的愛。受奈昂的影響，維涅可能會喜歡上一個處在社會邊緣、犯罪、亂|倫或者有戀童癖的女婿。加繆有幾個朋友是同性戀，但是他憎惡有戀童癖的人，而且薩特對某些同性戀者的迷戀讓他不舒服。在《即興劇》中，加繆沒有進一步談論哲學，而是把矛頭轉向文學批評。奈昂逃跑的那家精神病院的院長說這個病人的職業是批評家，他的「辦法是從來不讀自己談論的作品，這是這種美好職業的常規。」加繆心煩意亂，怒氣沖沖。奈昂提議投票「支持那些廢除自由的人。……只有當法國人消失，法國才會有共和國」。當維涅對自由的愛得到圓滿，他投票給「那些希望廢除自由的人」。在《即興劇》中，在法國，人們「如此痴迷於愛國主義，以致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是兩個或三個國家的愛國者。在這個國家，人們以和平的名義痛苦掙扎，以自由的命運安排自己服苦役」。

「為什麼這個世界是荒誕的？」

薩特式的辯證法。薩特沒有棄權，他選擇了東方。此前不久，與海狸、阿隆和彼亞在高爾夫-尤安酒店吃午飯時，薩特說過幾乎相同的話。在馬爾羅家，加繆沒有提出這個二元問題——要麼是美國，要麼是蘇聯——，而是尋找第三條道路。在討論中，他認為不可能「根據其他人說的話，就下定義說這究竟是恐懼還是真相。」如何建立政治價值體系呢？

後來，格林在談到他時說：「他的面孔如此感性而富有人情味，深深打動了我。在這個人身上，有一種如此明顯的正直，幾乎立刻贏得了我的尊敬；簡而言之，他和其他人不一樣。」在那些欣賞加繆的人眼中，他的魅力還在於他很容易令人覺得誠實。

他們一如既往地在巴黎的咖啡館、夜總會和餐館聚會。阿爾貝和馬梅納熱火朝天地投入到一段風流韻事中去。這個年輕的英國女人把這些事記在日記本里，還寫信告訴姐姐。她11月7日的日記是這樣的：「在地鐵里……加繆說：『我不能離開你。』（原文用的是法語）我說我無法確定能否像他那樣把這件事當真。過了一會兒，加繆溫柔地說：『在你身邊我覺得很好。』我說：『我們以後怎麼辦？』他回答：『離開。』我問：『去哪兒？』他說：『去外省。』」這段對話頗有海明威的風格。馬梅納到安托瓦內劇院觀看了薩特的《死無葬身之地》和《可敬的妓|女》，兩部旗幟鮮明反美的作品。

「如果你不滿意，就走開。」加繆說。

帕特麗西亞想要寫作。加繆在向她提供建議的同時，把自己的切身體會也告訴了她：「如果你不喜歡自己寫的東西，不要為此感到不安，找到自己的聲音、語調和內心的真實需要很多年的時間。人們以為首要的東西是天賦，作家的工作只是把這種天賦表達出來罷了。然而並非如此！作家的任務在於儘可能嚴格地要求自己去寫作，經過這番努力，他可能會找到在自己身上尋覓了很久的東西。文學創作並非通俗意義上一件樂事，這是一種奴役，是一種可怕的自願為奴的狀態，而創作帶來的快樂則很像奪取重大勝利后的那種快樂，帶著一種憂鬱的芬芳。」他告誡帕特麗西亞要有耐心、勇氣和嚴格的時間保證，然而就他本人而言，同時要為《戰鬥報》和伽利馬出版社工作，哪裡還能找出時間來呢？一般說來，加繆在某些方面會表現得有點兒大男子主義，他在寫給美國女友——他的「美國寶貝」——的信中說：「我知道……你永遠也不會變成一個身披水貂皮大衣的死魂靈，……雖然所有的女人，或者說幾乎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如此。」

「上帝，這種哲學多麼令我滿意！我覺得我會一刻不耽誤，立即加以採用。」

共產主義的問題一直使世界動蕩不安。中國共產黨再次與蔣介石開戰，胡志明進入了河內，斯大林宣布蘇聯不會參加核武器競賽。科斯特勒、薩特和加繆一致認為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知識分子應該採取主動。必須捍衛全世界的人權。在法國，人權協會是由法國共產黨在遙控。怎樣創建另外一個組織呢？在作家、哲學家馬內·斯佩爾貝——他是德國猶太人，科斯特勒的朋友——的陪同下，一個代表團前往布洛涅去拜訪馬爾羅。看到馬爾羅家的雕像、油畫和僕從后，加繆在手記上冷冰冰地寫道：「我站在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和杜布菲的畫中間。」這次會面是誰提議的？是馬爾羅嗎？目的是為了吸引戴高樂派的進步作家？抑或是左翼的作家想讓馬爾羅重新回到以前的陣營來？這將是馬爾羅和薩特之間的最後一次私人衝突。科斯特勒宣稱必須結束詭辯和虛假欺騙。斯佩爾貝嘗試勾勒出即將成立的組織的輪廓。當有人談起無產階級時，馬爾羅表示懷疑：九九藏書

《戰鬥報》的人之間發生了衝突。奧利維爾和阿隆贊成不對憲法進行公民投票，而其餘大多數人則認為應該投票。該草案——後來取消了——建議實行單院制，議會大權獨攬，執法機構沒有多少權力，共產黨對此非常感興趣。

儘管如此，薩特和加繆表現得似乎朋友關係不會因為政治觀點而疏遠。他們在皇家橋酒吧、里普咖啡館或者蒙帕納斯的多米尼克（俄國餐館）見面。科斯特勒和女友通常住在伽利馬出版社附近的蒙塔朗貝爾酒店。科斯特勒認為「要想真的成為某人的朋友，應該從20歲時就開始」。所以，他覺得自己與加繆的關係「更像是一種默契，而不是深厚的友誼」。加繆夫婦、科斯特勒和女友、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家阿爾及利亞餐館吃晚飯，然後去格拉維利耶大街的一家小型舞廳。馬梅納在1946年11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看到K緊緊摟著海狸（我覺得她這輩子實際上從來沒有跳過舞），與看見薩特（他和海狸一樣）摟著加繆夫人跳舞的場面同樣有趣。」科斯特勒把這幫人帶到舍赫拉查德——加繆兩口子和薩特他們都不知道這家酒吧——去，點了俄式冷盤、伏特加和香檳酒。薩特馬上就喝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也醉了，痛哭流涕。弗朗西娜有點兒醉意。馬梅納寫道：「加繆說他第一次見到我時，就被我深深吸引，不過因為K的關係，他什麼都不能做，當我告訴他我和男人調情不會困擾K，因為這不代表什麼時，他說我是那種會讓人墜入情網的姑娘。」西蒙娜向阿瑟示愛。科斯特勒聽著《黑眼睛》，感動地說：

1946年8月5日，他住到了米歇爾·伽利馬的母親，即雷蒙·伽利馬第一任妻子的家中，那是距離南特40公里的穆吉耶鎮，離海邊只有兩公里——加繆覺得那裡的海水很涼。住在那裡的加繆既有勇氣也有時間。他就像與家人在一起一樣度過了八月份，住在「一棟極為寬敞古老的房子里，屋裡布置著精美的有年頭的傢具、古老的地毯和古畫。那裡沒有電，但這是巴爾扎克常常提到的旺岱城堡中的一座。大公園、美麗的樹木和迷人的光線讓這裏具有一種寧靜和莊重的氣氛。」他對帕特麗西亞承認他雖然並不幸福，但內心平靜：「我在這裏找到了安寧。也就是說我在絕對的安靜中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我正在完成《鼠疫》。……除了這本書和你（這是一回事，因為分離往往很難。），我什麼也不想。」作家沒有把生活和正在寫作的小說分開，他藉助《鼠疫》中的分離主題，逃避過去和現在的痛苦。加繆感到放鬆：「有一次我從馬背上摔下來，因為我的馬跑開了，可是我馬上站起來，沒受一點兒傷。」8月21日，他寫道：「我那麼勤奮地工作，昨天我完成了我的書。我應該感到高興。……然而我還無法作出判斷。面對這本奇怪的，從形式而言有點類似怪物的書，我的眼睛瞎了。我還不知道我把它叫作《恐懼》還是《鼠疫》好。」他的第一反應總是懷疑：「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麼，是重見光明、重新感覺到自己的才華和力量，還是看到你在我面前露出驚訝的表情。」

馬梅納寫信告訴姐姐塞麗婭說：「你真的無法想象加繆是多麼迷人和熱情。」加繆臨時邀請薩特——薩特很少答應去朋友家——、海狸、科斯特勒、馬梅納，還有一位為美國情報部門工作的美國記者哈羅爾德·卡普蘭和他的妻子去家中吃晚飯。薩特譴責這位記者的美國人身份，因為美國人是自由的敵人。科斯特勒責備薩特維護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接下來，就是生氣、爭吵，然後互相道歉。薩特寫了一封信給科斯特勒：「您曾經是他（卡普蘭）的擔保人，我對此無話可說。」接著，他坦率地解釋了這一幕發生的深層原因：「在那次聚會上，我心煩意亂。」在同一封信里，薩特滔滔不絕，盡顯他的口才魅力：「我們在舍赫拉查德飯館時，就發生了分歧，我（出於精神上的欣賞，而絕非心裏想要詆毀您）把友誼給您，而您遲遲不肯接受（因為我沒有從一開始就參加可能會成為我們友誼基礎的共同行動）。我不認為我的觀點比您的高明，或者您的看法比我的更勝一籌，我覺得它們都不完善，而且這既不是您的錯，也不是我的錯。如果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社會背景——人與其行動真的不可能劃清界限——，這種衝突會繼續存在下去。」薩特指出這次爭執的結果：「我們相處將不再開心。」近一段時間，海狸覺得加繆讓人無法忍受，而且過於反社會主義了——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犯了大錯。一天晚上，在他開車送海狸回家的路上，他維護戴高樂，攻擊多列士說：「戴高樂將軍至少比雅克·杜克洛長得好看一點。」加繆沒有和戴高樂走得近，他離法共更遠。

「我無法用我的道德價值體系來單純反對蘇聯。因為不經審判就處死幾百萬人的確比虐待一名黑人要嚴重，可是虐待一名黑人是某種延續數百年的狀況的結果，歸根結底，它代表了多年來幾百萬黑人的不幸遭遇，他們的遭遇不比幾百萬被抓進集中營的捷克人好。」九*九*藏*書

新哲學推銷員奈昂先生去拜訪外省的一位市長兼藥劑師維涅先生，維涅把女兒索菲嫁給了他。奈昂有一本否定宗教的書。該書宣揚人是自由的，因為人什麼也不是。萬事都沒有原因，一切皆出於偶然。奈昂，就是薩特，可維涅並不完全等於加繆，或者奈昂和維涅同時既是薩特又是加繆。《哲學即興劇》像一部自我批評和發泄之作。奈昂先生說的話模仿了《存在與虛無》中的語言。他告訴維涅夫人自己的座右銘是：「順其自然。」維涅先生吹捧妻子說：「現在我才知道，沒有你，我什麼都不是，我應當完成我自己，同時幫助你成為你自己，這樣，在做我自己的同時，我必須做你做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吃夜宵的原因。清楚了嗎？」

「您有如此的才智真是可喜可賀。」

馬梅納相信加繆根本不重視弗朗西娜（doesn't care a damm about her），不過她感覺得出來弗朗西娜有多麼在乎加繆。薩特把胡椒和鹽倒在紙盤子里，然後再倒進自己的衣兜。夜裡很晚的時候，他們還去中央菜市場的一家小酒館吃澆上白葡萄酒的牡蠣。當時所有人都用「你」稱呼彼此了。薩特被邀請參加白天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一次會議。加繆說：

加繆從來沒有花這麼長時間來寫一本書。1943年，他去掉了一個人物斯蒂芬，代之以格朗和朗貝爾，還刪除了一些「浮夸」的段落。他從來沒有強調過一本書的使命和道德。在1946年那個時期，鼠疫意味的就是極權主義、納粹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和佛朗哥主義。就像當時對馬爾羅而言，加繆也認為主要的危險不是來自西方的美國，而是來自東方和蘇聯。加繆已經由主張孤獨地反抗，變成了支持集體反抗西方世界的不公和共產主義世界的殘暴。他不相信藝術現實主義。要想指出《鼠疫》這本集小說、記敘文和編年史於一身的作品是針對哪種制度或者體系是徒勞的。作家希望他的作品「被人從多種角度解讀」。這本小說的內容很容易看出來是比喻抵抗運動成員反法西斯的鬥爭，但潛台詞則是暗示反對任何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戰鬥是不可避免的。加繆克制自己，沒有衝動地表示反對斯大林共產主義。《鼠疫》既著重描寫了有可能團結在一起的信徒與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間的對立，同時對與疫病作鬥爭的人和鼠疫攜帶者之間的對立同樣著墨頗多。

加繆問自己：「我們為什麼要喝酒？因為喝了酒，什麼事情都變得重要了，任何事情都可以解決。結論就是：我們因為無能和譴責而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聚會沒有解放前那麼刺|激。

《鼠疫》不是一本非基督教著作，但在加繆的作品中，這本書反對基督教的方式最冷靜、最具有說教色彩，不過，加繆還是給予研究奧古斯丁的專家帕納盧教士說話的權利。作家在修改手稿期間在手記上寫道：「直面罪惡問題的唯一一位偉大的基督教人物是聖奧古斯丁（加繆說得過於簡單化了）。在他之後，基督教致力於提前找到解決罪惡問題的辦法。結果就在那兒。因為這就是結果。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時間，但今天他們被這種具有兩千年歷史的毒藥給毒害了。他們對罪惡感到厭煩，或者向罪惡屈服了，這兩者的結果都是一樣。至少，他們不能再忍受在這個問題上撒謊。」

1946年年底，加繆疏遠了馬克思主義者和薩特派的存在主義者，力圖深入了解革命和反抗的概念。他構思出一個寫作的主題《荒誕與反抗的關係》。當然，他不會在文章中談及自殺。他在手記中寫道：「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在已經把虛無主義的結論發展到極端后，接受自殺的時代。這可以從這個時代輕而易舉就接受了殺戮，或者殺戮會得到辯護的現象中得到驗證。……製造恐怖的那些人把自殺觀發展到極致，這就是合法屠殺，也就是集體自殺。」

儘管有這些交流，但在當時，與證明一個不可能存在的上帝是否存在相比，加繆更關注共產主義問題以及馬克思主義者對人類歷史的神化。十月底，阿瑟·科斯特勒和同伴馬梅納來到巴黎，他們打算創作一部戲劇《暮色中的酒吧》，科斯特勒關於政治的疑問與加繆的相同。他們融入了加繆、薩特和波伏瓦的小圈子中。科斯特勒是匈牙利人，熱情洋溢，積极參加過猶太復國主義運動，20年代時是烏爾斯坦柏林小組駐巴黎的聯絡員。他是德國共產黨員，1932年曾赴蘇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被關在佛朗哥監獄，後來又轉入法國威爾內集中營，最後去了倫敦。現在他是一位知名的英文作家。他的小說《零與無窮》的出版揭露了斯大林主義和發生在莫斯科的那些審判。他因此一舉成名。與加繆在一起時，他們之間「立刻產生同志友情」。他們有共同點，都挨過餓，都曾經是共產主義者。與科斯特勒一樣，加繆也欣賞一位英國左翼作家喬治·奧威爾，奧威爾反對共產主義，態度堅決，立場分明，分析起問題來頭頭是道，他的作品《動物莊園》是美國當月最佳圖書。從第一次見面開始，加繆和科斯特勒就用「你」稱呼對方。科斯特勒經常到巴黎來。他和薩特一樣，喜歡在談話的時候連珠炮似的發表自己的看法，加繆不太愛這樣。薩特關注哲學概念，科斯特勒喜歡談科學概念。他的思想似乎處在沸騰興奮的狀態。薩特派的人知道科斯特勒反對斯大林，但始終相信他是左翼人士。科斯特勒對薩特說：「您是一位比我出色的小說家，但作為哲學家，您不如我。」西蒙娜·德·波伏瓦被他吸引住了，認為他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可是她不太喜歡他的哲學觀點，而更喜歡加繆的。薩特和海狸覺得他有書獃子氣，是個自學成才的人，唯科學主義，而且「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少得可憐」。海狸很隨便就寫下了上面這些惡劣的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