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番冠冕堂皇、機械地一步一步說壞話的敘述，朋友和認識加繆的人知道他很脆弱，並不總是讓他知道他們的反應。在美國的巡迴研討會上，薩特沒有稱讚該書的價值。在公開場合，他讚賞加繆的才華。但私下裡，他宣稱加繆不是一個天才。

在塞吉耶街，加繆召集《戰鬥報》的幾名記者討論報紙遇到的困難。怎樣彌補虧損？戴高樂認為《戰鬥報》的人都很友善但神經有點兒不正常。馬爾羅轉達了一些戴高樂主義者願意提供幫助的消息。沒門兒！與亨利·弗勒奈同為報紙創刊人的克洛德·布爾代希望回來，引薦了突尼西亞的實業家亨利·斯瑪加，這個人準備買走《戰鬥報》一半的股份並稱準備清償虧損和債務。就像所有的接手人一樣，斯瑪加保證不會幹預報紙的編輯事務。沒有別的出路了。1947年6月1日，股東將他們的股份讓給了布爾代。彼亞對布爾代有偏見，不想加入這樣的《戰鬥報》。在「股份轉讓」會議上，他拒絕了付給他的支票並站起來：

就像《鼠疫》被交給讀者后一樣，《戰鬥報》留下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補。與眾多完成作品的小說家一樣，作家「被解放了」，但驚惶失措。他猶豫著：「我不知道。我想改變一下生活方式，可我只想到了旅行。」他做了一次計劃中的旅行，去見路易·吉尤。一路上，加繆坐的是讓·格勒尼耶的新車雪鐵龍11。他們用兩天時間，行程四百公里，參觀了孔堡、聖-馬羅和聖-布利尤克。加繆見到了父親的墳墓。起初，他認為這次旅行沒有「任何意義」。他不了解他的父親。呂西安·加繆在這片土地上默默無聞地死去了。後來作家突然無比震驚地意識到：「埋在這塊石板下的父親比他還年輕。」這是一位年齡很小的父親。

加繆告訴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不屬於巴黎圈的人——首都的生活對他而言是多麼沉重的負擔。去瑞士、阿爾及爾、英國短暫旅行都沒能使他得到喘息。他很羡慕在摩洛哥的費約爾一家：「我被工作壓垮了。《鼠疫》馬上就要出版。我又主持了幾個月《戰鬥報》的工作，以避免報紙即將倒閉的命運。罷工、財政危機、某些人很懦弱、普遍消極怠工。」加繆請求原諒現在他的信件都是用機器列印出來的。為了節約時間，他口述。另一個很好的理由是：「我的字變得越來越難以辨認了（我不想給您增加辨認的負擔）。」

「你們的做事方式實在讓人無法忍受，竟然讓人說我離開是為了投靠戴高樂主義者。再見吧！」

他還在《卡利班》上發表了一封信，信中他為可能生存的報紙與廣大讀者之間的關係下了定義：「1．如果一部小說有時候被概述出來，它就不能被壓縮。」雜誌記者，撰稿人應該記得「2．普及不是庸俗」，「3．我們能夠在不停地觀察語言規則，考慮風格與獨特性的同時，對大眾感興趣。」既不應該提供假消息也不應該提供不完整的消息。世界是複雜的，既不是玫瑰色也不是黑色：「4．不可以像對待垂死之人那樣歧視大眾，還應該不斷對大眾說一切會更好。」最後，加繆談到了他自己：「5．只有一種事物比絕對的悲觀主義更愚蠢，那就是絕對的樂觀主義。」一家聲譽良好的報刊不會嘩眾取寵，描述享有特權者的得意生活，或者成天做出大難臨頭的樣子。對於他所知道的「最美麗的職業」——新聞工作，加繆有一種想法：「除了一兩家（加繆認為是《戰鬥報》、《自由射手報》，《世界報》有時也是），冷笑、玩笑、醜聞構成了我們的新聞基礎……」

費爾南德·弗爾和表妹尼科爾·夏普隆來到帕內利埃。「上校夫人」的出現並沒有改善她的女婿與弗朗西娜的關係。然而，費爾南德是個能幹的、盡心盡意的、有時又有點嚴厲的祖母，把雙胞胎照看得很好。也許太好了？

「是啊，一個人不信上帝，是否也能成為聖人？這是我眼下知道的唯一具體問題。」（《鼠疫》，第279頁）

暫時每兩個月出版一期的優秀月刊《卡利班》，由於經費問題，在《讀者文摘》，以及幾本享有盛譽的月刊《精神》、《現代》、《歐洲》和文學刊物《恩培多克勒斯》的夾縫中尋找位置。《精神》屬於基督教左翼，《現代》和《歐洲》私下裡是親馬克思主義的。《卡利班》反對《讀者文摘》，刊載完整的原創作品，反對把通俗文章庸俗化。加繆給編輯部打電話推薦吉尤的《平民之家》和托爾斯泰的《主與仆》。曾用筆名讓·達尼埃爾的讓·邦薩伊德1947年10月成為《卡利班》的主編。他曾經在議會辦公室工作。他是讓-皮埃爾·布洛克的全國新聞機構協會的部門領導。加繆喜愛《卡利班》和27歲的讓·達尼埃爾。現在和瑪格麗特·多布萊納生活在巴黎。勒內·普萊文的內閣首腦、同時也是議會主席的讓娜·西卡爾幫助《卡利班》，親手將一百萬法郎送給達尼埃爾：「對處境困難的媒體，給予一些幫助是完全可能的。議會辦公室有秘密資金。」文化關係部長路易·若克斯為法語協會和法國學校、代表團、使館訂閱了一千份《卡利班》。

他把兩種相反的推理加以區別：「第一種說：『我們從不改變人』……另一種：『我們可以改變人。……但是他們的解放要依賴這些要素，並且要以這樣的方式去做以使他們得到好處』。」加繆的結論，極其簡潔：「合乎邏輯地壓制：1．認為不可能改變的人；2．不同意要素的人；3．既不同意要素又對改變要素的方法不同意的人；4．認為事情沒這麼簡單的所有人。」加繆既批評專制制度又批評烏托邦主義，二者有時會被人混為一談。他支持「拒絕以某個理論的名義或者以盲目的救世主降臨說的名義去加重這種苦難」的人。在隨筆《反抗者》中，他進一步深入，嘗試將批判性分析與馬克思的預言說分開。九-九-藏-書

喬治·阿爾特舒勒爾、讓·塞納爾、莫里斯·納多、雅克·勒馬爾尚仍留在《戰鬥報》。羅歇·格勒尼耶後來去了《法蘭西晚報》。斯瑪加買下《戰鬥報》另一半股份——完全控股。布爾代太天真了。加繆感到失望，但解脫了，他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第二輪新聞生涯。他將全身心投入到創作中去，從伽利馬出版社領取作為審讀委員的酬勞。為了獨立，他珍惜這份工作。他已經下定決心，在手記中寫道：

《卡利亞耶夫》：就是正在準備中的《正義者》。加繆已經在10年內完成了計劃中的前兩個系列。他做了一個15年或20年的簡單計劃。

在勒尼·托馬塞和奧迪勒·德·拉萊娜這幾個斷斷續續的合作者之後，現在加繆在伽利馬出版社有一個全職的秘書。這是貝婭特麗克絲·迪薩勒介紹給他的蘇珊娜·拉比什。她聰明、忠實。加繆給她取了個「優雅的牝鹿」的綽號。蘇珊娜也是結核病患者，她在聖伊萊爾-杜-圖韋的學生結核病療養院里待過一段時間。她是劇作家的後代，《鼠疫》的最後一版就是她列印出來的。她完全弄不明白做文秘這行需要保密。她收集加繆的草稿並把與這位大人物有關的事情記在日記里。他發現了，痛罵了牝鹿一頓，當著她的面將日記燒掉。拉比什具備作為唯一的私人專職秘書必需的優點，忠實、耐勞、耐心、具有過濾電話和分發信件的洞察力，她也有一些改不掉的缺點，狂熱崇拜，好奇心很重。她傳話，有時還會加油添醋，製造事端。她的位置很不討人喜歡：她幾乎知道加繆的全部生活。她應該閉嘴，保護隱私。她狂熱地崇拜作家，當他接待某個漂亮女人時間過長，她就會賭氣。當然，這是為了讓他欣賞陽台上的花。拉比什出於善意而編造謊言。

加繆在構思一齣戲劇：《戒嚴》。「將有一個角色是給（熱拉爾）菲利普的，還有一個角色給瑪麗亞（卡薩雷斯），……這會是理想的角色分配。」他工作不多，在腦中把這些「想法攪成麥激凌」，他還在謝弗羅茲的一個游泳池裡游泳。

達斯蒂耶和加繆的論戰，一位通過發表在《行動》周刊上的「劊子手中的蓬斯·皮拉特」，另一位的陣地在雙月刊《左翼》。「我們從來沒有擁護過集中營，」加繆一字一句地說。站到「紅色侯爵」（達斯蒂耶的外號）一邊的薩特沒有與加繆直接交鋒，他從表面的自由與真正的自由入手，逐一用共產主義的論據來反對民主和資本主義：「原則上，我們所有人所擁有的權力或所謂的權力只對少數人來說才有其真正意義。按照法律，每個成員都自由地擁有，比如自由地擁有他自己的東西，也就是說資本家自由地擁有他的勞動工具，工人自由地擁有他的工資。」財產法認可一種社會不平等的制度。《現代》的主編用中學生的口氣說：「自由，就像我們在資產階級民主中看到的那樣，是一個惡作劇，……結果只會導致一個人要求增加工資，僅此而已，這已經是一個人希望將自己從貧困中解放出來，希望將自己從阻止他成為人的任何境況中解放出來而提出的要求。」在這場決鬥中，文章里的劍都套上了皮套。在《卡利班》上，支持邱吉爾的加繆發表了《民主，民主的實行》、《最不壞的制度》。他指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不是東方國家的人民民主。加繆覺得溫斯頓·邱吉爾比約瑟夫·斯大林顯得「更左」。這一次加繆是直接反對馬克思主義，沒有拐彎抹角，他認為不能接受用馬克思主義解決所有的問題。

地下共產黨日報《解放報》的社長，拉維熱里的議員艾馬紐埃爾·達斯蒂耶想與加繆對話。《解放報》社長長達六頁的文章的主題是：應該先從劊子手中救出犧牲品。他看出加繆是一個逃離政治，在道德中避難的知識分子，達斯蒂耶譏諷道：「我是和平主義者。您是和平主義者。可您的和平社會運動就像是對抗結核病的社會運動（達斯蒂耶不知道他的對手是個結核病人），目的是防治結核病但又拒絕預防它的辦法。」加繆的第三條道路顯得不現實，就像他的社會契約與國際議會：「人們驚奇地看到您把難以避免作為借口將世界無政府主義合法化。」除read.99csw.com了計劃成立的機構，達斯蒂耶和加繆在暴力問題上也有分歧。對站在法國共產黨一邊的達斯蒂耶而言，地球上受苦的人都將通過暴力解放自己：「不是無產階級，……也不是奴隸發明了死刑、監獄、大炮、原子彈。奴隸、無產階級從他們的主人那裡搶來這些武器和手段。……只有他們的勝利和一場社會變革才能結束這些手段。」

在打髮妻子和孩子去奧蘭之前，加繆帶他們去帕內利埃度假，奧蘭對弗朗西娜一直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加繆不快樂。評論獎？「……成功的悲哀。……如果對我而言一切更加困難，就像以前那樣，我將更有權利說出我想說的話。在此期間，我還能幫助許多人。」他為一個劇本隨便寫了幾段對話。他告訴瑪格麗特·多布萊納他的憂傷，還有他很高興回到尚蓬：「在這裏，我遠離一切（而且我很高興如此）。……在只給我留下失望的《戰鬥報》的故事結束后，評論獎也不能令我安慰。」

加繆收到了由伽利馬出版社新聞服務部門提供的評論他的作品的文章節選：「我被埋在鮮花之下，這使我懷疑，或者說這加深了我的懷疑。」他認真地閱讀評論。薩特瀏覽涉及他的文章，甚至以更快的速度！現在在這個圈子裡，薩特不需要評論，他不把這些放在眼裡。加繆統一通知了整個法國新聞界，但他還是特別關照某些記者，甚至是非常通俗的周刊的記者：

納多發表在《戰鬥報》上的文章傷害了加繆：他的報紙持保留態度。在文章中有一部分加了框：

這兩個伽利馬幾乎總是給加繆帶來好心情。米歇爾宣布將很快重印《鼠疫》。加繆開玩笑說：「米歇爾白說也白做了，我從不和你們同流合污。假設我們真的再印5萬冊《鼠疫》，就像你告訴我的那樣，那麼好吧！如果我賺一百萬，出版商將賺五百萬。我走得越遠，出版商將走得更遠。因此到最後，我們越成功，被人剝削得越多。這就是我要更換出版商的原因。」當然這是不可能的。「還有一件奇怪的事：有人提出要授予我榮譽勛位勳章。」他又有了負擔。「我莊重地拒絕了，說我正在準備掙一張汽車券。聽到這番利欲熏心和冒失的話，對方放棄了。」加繆沒有做七星叢書獎的評委。他認為最好把獎頒給年輕作家。和他一樣，加斯東·伽利馬也認為將評論獎頒發給加繆很可笑：「這一切是一種惱人的輕率行為。我知道加斯東沒辦法。我也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寧願放棄年度午餐會。」

流言四起：彼亞是拒絕報紙出版的人，激進的虛無主義者，他嫉妒加繆的聲譽。不可能。加繆離開《戰鬥報》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勞累、健康狀況不好、有作品需要完成。彼亞後來加入戴高樂派的另一家新聞機構。兩人之間的政治分歧——這在法國很重要——加深了。

加繆積極介入到當時的政治事件中去。他反對美國陣營和蘇聯陣營，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1947年10月，一些知識分子在11月份的《精神》上第一次發表文章，呼籲國際輿論。在簽名的人中，有報社社長埃馬紐埃爾·穆尼耶，撰稿人讓·瑪麗·多梅納克、布爾代、薩特、莫里斯·梅洛-龐蒂、加繆，兩本很有號召力的書《集中營世界》、《我們死亡的日子》的作者大衛·盧塞。這篇宣言作為和平的前奏，提出不依附兩個大國。它要求歐洲在經濟上團結，在對外政策上和軍事上奉行中立主義。分歧很快出現，梅洛-龐蒂劃去了他的簽名，並拒絕在《現代》上發表呼籲的部分節選。11月，加繆同意讓·達尼埃爾在他的雜誌《卡利班》上轉載他的文章《不作犧牲品，也不作劊子手》。他們在呼籲國際輿論的文章中加入了這句話：「我們都知道……新秩序……不能只是某一國家或者甚至某一大洲的，尤其不是西方的或東方的。它應該是世界性的。」

「因為戴高樂有幽默感。」

6月初，加繆收到了《鼠疫》的首印本。該書的印刷量達到了兩萬兩千冊，並在6號開始出售。十天後，又印刷了兩萬兩千冊。從7月到9月共售出五萬兩千冊。這是加繆第一次獲得巨大的成功。他贏得了受人尊敬的評論獎。大部分的文章寫的都是稱讚的話。

加繆認為需要「給社會」帶來一些變化，但是不需要激進地改變「社會」。他「不耐煩地、怒氣沖沖地、固執地」把自己的回應告訴讓·達尼埃爾。加繆在達斯蒂耶身上看出了志同道合的戰友，但也看出了斯大林冒險分子：「您不明白，達尼埃爾，這一切的嚴重性。……當阿拉貢、卡薩諾瓦和卡納帕在這些法國小作家中散布恐怖時，拉維熱里的達斯蒂耶先生假裝相信危險來自我，假裝相信我竟會忘記所有這些他從來沒有給予過起碼關心的犧牲者！」加繆寫了九頁紙進行反駁，並用了一個粗魯的題目：《騙局在哪兒？》加繆不是一個恭順的知識分子：「真正的順從導致的是盲目的教條，絕望走向暴力哲學。」他謹慎而堅定地談起馬克思主義。有人批評他並不十分reａd•9９cｓｗ.com了解馬克思，也沒有從馬克思那裡學到自由：「這是真的，我是在苦難中學到它的（加繆談的是習慣貧窮，但他把這看作苦難）。不過你們中的大多數人不知道這個詞的意思。……你們說為了消滅戰爭，就應該消滅資本主義。我也想這樣。然而為了消滅資本主義，你們必須向它宣戰。這是荒誕的，並且我仍然認為人們不是以更壞去對抗壞，而是應該用不那麼壞去對抗壞。」

在戴高樂主義問題面前，因解放運動團結在一起的撰稿人們也出現了分歧。戴高樂即將成立一個政黨，法國人民聯盟，並且宣布任何人不支持他就是反對他。馬爾羅是戴高樂主義者，薩特是反戴高樂主義者。加繆有多年的共和思想，不信任政黨主義和凱撒主義。他常常在報社出現，但寫得少了。不存在選擇戴高樂或系統地反駁其建議的問題。加繆想「平等地」對待戴高樂主義者和其他黨派。這不是別的社論作者，如弗朗索瓦·布呂埃爾或阿爾貝·奧利維爾的選擇。奧利維爾想明確態度，於是在四月份加繆與他的不和變得更嚴重。一開始，加繆拒絕了，不想終結這份「不幸的報紙」。最後，奧利維耶發表了一篇文章：「戴高樂將軍以他的權威支持關於憲法、法國政治機構以及政治制度的構想。人們尊重還是不尊重這些有充分根據的構想？這是真正的問題。」加繆沒有指責。又出現了別的衝突。奧利維爾想倡議法國接受被蘇聯拒絕的馬歇爾計劃。二元論思想佔據了主導地位：如果你接受馬歇爾計劃，你就變為美國的附庸；拒絕它，你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同路人。馬歇爾計劃對所有東方國家和蘇聯開放，謀求重振全歐洲經濟並阻止歐洲大陸轉向共產主義。法國和英國不難使公眾輿論接受這個計劃。

《卡利班》上的文章涵蓋了文學、政治、哲學、雜聞和社會新聞，蓋埃諾、埃坦布爾、路易·馬丁-肖菲耶、加繆和薩特都向它投過稿。就像加繆一樣，布里達麵粉廠廠主的兒子讓·達尼埃爾覺得自己是阿爾及利亞人。他也有學士學位和高等哲學研究文憑。他放棄了哲學教職資格考試，進入新聞界。他對文學感興趣，喜愛陽光、女人、跳舞，有文學野心。後來他出版了一部小說《錯誤》，由加繆作序。作品刻畫了一個叫維爾瑪斯的人，這個人物的靈感有一半來自《鼠疫》的作者：「通常，魅力與朝三暮四是同時存在的，在他身上，魅力是性格豐富的標誌。他有虛情假意的一面，但這是他的自然本性；就像所有人一樣，他很好地扮演了一個角色，不過這就是他本人，他表現得恰如其分，遊刃有餘。在維爾瑪斯身上我只看到一個弱點，就是：他熱衷艷遇，雖然他與一位令人喜愛——他也愛——的女人結婚了。」達尼埃爾和加繆互相吸引。《錯誤》：「困難在於我非常愛維爾瑪斯的妻子，在我看來，她是一位不同尋常的伴侶；可是維爾瑪斯！他的友情是多麼有感染力！他的一舉一動是多麼熱情！他以一種驚人的敏銳挽住你的胳膊，使你遠離孤獨，讓你相信情感相通。」加繆和達尼埃爾之間建立起「神秘的友誼關係。」一些支持加繆的人與《卡利班》有固定的合作關係，例如，安德烈·貝拉米克——筆名安德烈·貝萊里——，讓·達尼埃爾的情人瑪麗·蘇西尼也是。

儘管雅克琳娜·貝爾納嘗試讓他們重修舊好，但彼亞和加繆還是再沒有見面。

出了名的加繆被人追逐。阿爾貝·加繆和讓·德·梅松瑟勒在年輕時互相許諾要回信給對方。加繆儘力信守諾言。他將信件分類，讓秘書根據不同情況刪節或增加內容。這段時期使他產生靈感，寫了一篇短篇小說《若納斯》，講述一位不再畫畫的畫家的故事。忙得不可開交的若納斯-加繆花在基本工作——他的作品——上的時間少於用在額外的事情——通信上的時間：「走運的是，他工作的越少，名聲越大。……不管怎樣，如此多的義務不允許他閑逛和無憂無慮。他覺得自己總是慢了一步，總是有罪，甚至在他工作時，也不時會有這種感覺。」就像若納斯一樣，加繆經過了懷疑的階段：「他對自己說現在他再也不工作了，他很幸福。」當加繆擔心再也不會寫作時，他是不會幸福的。在《若納斯》的結尾，畫家的一位朋友看著白色的畫布——是一束白色的葉子？在那裡，若納斯-加繆用非常小的字寫下——「有一個詞人們可以辨認出來，但不知道是應該讀作『孤獨』還是『團結』。」

聖誕節時，加繆一家到布里昂松小住。加繆得以休息：「這裏的冬天拖延了那麼長時間，工作又讓我如此疲憊不堪……我只希望趕快離開巴黎，還有我所生活的文學圈，然後去地中海。我渴望陽光和孤獨。」他給雷吉娜寄去一張服裝流行式樣表：「這樣您就可以知道此刻巴黎正流行的東西，您可以從中得到靈感來滿足您的那些愛挑剔的女主顧……對我們而言，在法國生活變得越來越困難。世界變得越來越荒唐，我們幾個已經對此感到厭煩。」他考慮把讓和卡特林娜送到奧蘭的岳母家，以便讓弗朗西娜休息一下。「至於我，我繼續工作。我正在寫一個劇本和一部哲學隨筆。」說起這本隨筆，他顯得很樂觀：「就快完成了。」ｈｔｔps://reａｄ.９９cｓw•coｍ

「總之，」塔魯簡潔地說，「使我感興趣的是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聖人。」

這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受人重視，但從長遠而言不可能生存下去的報刊來說就像是奏響了一曲安魂曲。

與《自由射手報》的喬治·阿特曼、《世界報》的于貝爾·伯夫-梅里一樣，加繆認為報紙應該指引讀者，而不應該被他們的趣味或本能推著走：「應該引導大眾，這是報刊要扮演的角色。」加繆的語氣像啟示錄中的語氣。他在三家報紙已經經歷過太多的失敗，足以保證他不會再繼續痛苦下去。他看出記者中有傑出人物，但他反覆思考，「當這些傑出人物背叛時，社會將會死亡。在這種情況下，第一個公開地死於愚蠢與庸俗將是對我們社會的一種安慰。」

阿爾貝和弗朗西娜·加繆終於成為了一套公寓的房客，這是伽利馬家族在巴黎第六區中心地帶擁有的一套房產，位於塞吉耶街18號的一處私人公館內，離拉丁區只有幾米遠。塞吉耶街的一端是聖-安德烈藝術街，另一端通向塞納河的奧古斯丁修道士河岸。該公館套間的天花板都很高，布置得很馬虎，取暖也困難。加繆夫婦的公寓包括門廳、餐廳、客廳、兩間卧室——父母和一對雙胞胎各住一間——、廚房和帶淋浴的衛生間。加繆很喜愛自己的孩子，管他們叫「兩個淘氣包」、「小士兵和小橘子」、「兩個強壯的小傢伙」。這兩個孩子的確是夠纏人的！去伽利馬出版社時，加繆會先穿過布齊街——這條街上有一處非常漂亮、多姿多彩的市場，幾乎是阿爾及爾或西班牙的那種風格——，然後來到了聖日爾曼大街。加繆關心孩子和他們的健康——讓的體質顯得有些虛弱——，但是不大習慣夫妻間的共同生活。來訪的客人能夠覺察出他們家裡的不安情緒和丈夫的煩躁。生活的負擔不輕鬆，食物的供應得不到保障。兩年來加繆一直和雷吉娜·于尼耶保持著通信，她是法國人，在美國經營女帽生意，對加繆懷有母親般的崇拜。雷吉娜在信中問：「您願意接受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給您的東西嗎？」她寄來了一批包裹，裏面有奶粉、糖、生咖啡、沙丁魚、布丁、披巾、毛線衫、給讓的小熊玩具以及給卡特林娜的布娃娃。雷吉娜·于尼耶在給加繆夫婦的信中說：「最近寄給你們的包裹包裝得不如以前的好，你們應該看出來了，我的手不像原來那麼靈活，我患上了嚴重的關節炎。」這和加繆的母親患的是同一種病。「我的手開始變形了，因為我必須不斷用手幹活，所以手一直在疼。我想我的心臟也開始出問題了。有時候在我的胸脯下方會出現一些斑點：我必須停下來並且平靜一會兒，斑點才能消失。阿爾貝，我建議您撤銷給我的200美元匯款單，在目前的形勢下，我不希望對這麼大一筆錢負責。」就像雷吉娜牽挂著雙胞胎一樣，加繆也牽挂著于尼耶小姐的健康，他在信中說：「親愛的雷吉娜，得知您在遭受病痛，我們都很難過。我們相信隨著春天重新來臨，您的身體會好很多。弗朗西娜和雙胞胎的狀況都不錯，只是卡特林娜得了急性支氣管炎。兩個孩子總是愛鬧好動，讓我們很開心。我們終於安頓下來，住在自己家裡了。」

形勢一點兒也不「簡單」。《戰鬥報》的銷售量不再有「底線」，基本讀者數和印刷量降至10萬份並且有20％未售出，有時達到30％。僅1947年，《戰鬥報》就預計會有1900萬法郎的財政赤字。大家談起接手者——《北方之聲》或者由阿隆聯繫的銀行。彼亞建議先停辦報紙然後再重整旗鼓。在布洛克-米歇爾和皮埃爾·加蘭多的支持下，他一月份在里爾與《北方之聲》的老闆雷翁·沙代進行討論，沙代保證每月提供給報社50萬法郎以及廣告收入。在遠方的加繆也贊成，不過「沙代巴爾扎克的一面」讓他擔心。沙代主張有秩序。保爾·博丹成為主編。報紙的銷量更少了，發行量很低，而且1947年2月11日至17日巴黎新聞界的罷工——又一次——對報紙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彼亞休息了幾天並將他的保溫瓶和著名的夏朗德軟底拖鞋帶走了。一天，他對羅歇·格勒尼耶、納多、維韋以及帕勒說：「如果你們在我的抽屜里再看不到我的夏朗德軟底拖鞋，我就是真的走了。」令人驚奇的是：彼亞發電報確認自己離開。傳言：一些人猜想他帶著擔保金去與戴高樂主義者會合了。加繆沉默著。奧利維爾轉而支持戴高樂。重返報社后，4月22日，加繆寫道：「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戰鬥報》沒有被選為某個政黨的報紙。」戴高樂建立了他的聯盟么？好極了！加繆宣布《戰鬥報》將不會腳踏兩條船。為了重振我們這個集體，他宣布：「我們感覺最接近的，雖然不乏失望，是社會黨。」

不過，加繆正在寫隨筆《反抗者》還有《正義者》。《手記之二》：「我重讀了所有的筆記，從第一頁開始。這行字跳入我的眼帘：風景一點一點地消失。現代的癌症也吞噬著我。……向當代精神提出的最嚴肅的問題是：因循守舊。」接下來，是感傷，表面上看上去是玩笑話：「幸運的基督徒。他們為自hｔtｐs://reａd•9９cｓw.coｍ己保留了寬恕而將慈悲留給我們。」這些文字有時也不是那麼冷嘲熱諷。加繆讓人將其中一些列印出來，並作了刪節。如果作者拒絕暴露隱私，他認為將來可能會出版的私人日記就會顯得不自然。

彼亞不接受人們認為他唯利是圖的說法，而且他一直堅信加繆沒有反駁這些流言蜚語。布洛克-米歇爾、雅克琳娜·貝爾納、奧利維爾、吉蒙、加繆感到震驚。當有人問彼亞他為什麼倒向戴高樂主義時，他用一句俏皮話回答：

加繆親歷了《戰鬥報》的第一次衰落。他想從頭再來，他對弗朗西娜吐露心扉：「關於《戰鬥報》，一切都很簡單。彼亞和幾個人想退縮。我曾經說過（可能這是我的錯），在現有的條件下，這可能是一种放棄。彼亞回答說要領導一份報紙就要相信它能成功，他不相信《戰鬥報》能成功，因此，他應該離開。最後，他同意如果我成為報社的社長，並讓他一直做具體工作（這是彼亞一直在做的），他就留下來。我首先進行了改革，然後負責監督工作。實驗期被定為六個月。如果銷量回升，彼亞就會明白報紙可能成功，他將重新接管他的工作。我說我同意做這個有時間限制的實驗，但時間不會更長（這樣我就可以去度假了）。這意味著每天晚上6點至9點我必須在報社。我做好安排，周六就可以不去了。對我來說，這差不多可以給我節省出三天的時間。」

當他給「海狸和波勒克斯」、「圖蒂·岡蒂」、他的「親愛的人兒和魚」雅尼娜和米歇爾·伽利馬寫信時，他不再那麼自艾自憐，而是語氣愉快。和這兩個伽利馬在一起，加繆喜歡歡笑：「今天是星期天，我們已經來了五天，這個地區一切都那麼寧靜。晴朗的日子，天氣陰沉的日子，輕風，小雨和微風。」加繆是在寫詩，至少文字押韻。我找到了世界的真相。我在這裏做的事情值得表揚：與雙胞胎在夜裡旅行就像被罰入地獄。

納多分析指出作者有一種成為聖人的傾向，這既不讓人驚訝也不出人意料。它讓人「不舒服」。在他看來，鼠疫不只是一個事件，它是「流行病之前或之後的一種狀態；這種狀態是獨立於流行病的」——加繆對這種解釋並不贊同。《鼠疫》是一部具有濃厚二元論思想的作品，是人類的生存狀況、人類的象徵性困境的一種寫照。這本書用了幾年時間才完成。納多用和解的姿態推薦這本書：「《鼠疫》中的一些人物所表達的思想以及他們的一些行為非常罕見，引人聯想，並觸動讀者的心。尤其它針對的是我們不得不接受或拒絕的荒誕。作者的功勞在於不帶任何藝術修飾，沒有妥協地將它表現出來，典雅的字裡行間流露出火熱的兄弟情誼。」沒有藝術修飾？我們可以解讀為：1．沒有足夠的文學價值。2．從美學觀點來看，它不及《局外人》。納多竭力推薦閱讀《鼠疫》。納多是彼亞聘用的，加繆事先不知情，這位托洛茨基分子沒有對《鼠疫》的世俗和人道主義寓意進行評價。在加繆看來，納多對超現實主義熱情過度。

「可是您不信上帝。」

1947年6月3日，《戰鬥報》的印刷量達到了十二萬五千份，但訂閱量降至六千份。加繆有禮貌地遵從遊戲規則，向讀者告別，解釋說報紙將繼續辦下去。他苦笑道：「我們親愛的同志克洛德·布爾代，這份地下報紙的創刊者之一——以前他的政治傾向一直與報紙接近——，……已經決定挑起經營這份報紙的重任。」這是沒有什麼感情的再見-安魂曲，布爾代對加繆心生怨恨。加繆對所有寫信給他，對他的離開表示遺憾的人都發了一封措辭凄涼的通函：「非常感謝您的來信。它給了我很大安慰。」他親自給幾位合作夥伴寫了回信，例如排字工圖拉蒂埃。加繆像彼亞那樣悲觀，反覆說一份公正的報紙是不可能生存的：「我們繳械投降，因為我們太正直。這份報紙，我們原本希望以它為榮，現在卻變成了這個災難深重的國家的恥辱。」

加繆回到了巴黎。他更喜歡夏天的首都：天氣晴朗；聖日爾曼-德普萊的那些傢伙們到別處玩去了；作家有了空閑時間。他的辦公室里熱得讓人受不了。他對雅尼娜和米歇爾說：「在《新法蘭西雜誌》只有我一個人，勇敢地承擔如此龐大而又多樣的事務，接待不會說法語，向我要求國外出版權的好心人。」與七八月間眾多法國公司一樣，出版社空無一人。加繆從這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不停接聽電話：「這裡是外國事務辦。這裡是商務部。這裡是文學部。是的，您有作品。這裡是《特洛伊木馬》（布呂克貝爾熱神父辦的雜誌——他因為冒犯法官而被起訴）。這裡是《現代》（薩特辦的月刊，監督正義和所有法國機構）。《地理雜誌》，是我。是的，親愛的，是我，雷蒙。……在歌劇院，當要表演火槍手穿牆而過時，人們讓同一批的合唱隊隊員重複走過，簡而言之，幸虧有了歌劇院的這個妙計，我使外面的人相信，那些個沒有責任心的負責人沒有把出版社留下不管，我抓著《新法蘭西雜誌》的胳膊，我使它堅持下去，使它戰勝風浪並確保它能活下來，不過同時，在這三伏天里，它搞垮了我的身體，把我推向死亡。」8月17日，加繆接待了一位意志消沉的童年時的朋友。他的妻子把他送過來：「他很和藹，但是有健忘症，害怕別人割掉他的睾丸。我已經說服他相信沒有充分的理由人們是不會這樣做的，所以現在，他差不多平靜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