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和1948年，原來的同盟國都介入了冷戰。在法國，共產黨的機構及其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不僅全盤接受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說，而且完全相信有關西方正在密謀包圍蘇聯、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是共產主義陣營叛徒的理論。莫斯科把特羅菲姆·李森科的無產階級科學與資產階級科學對立起來，李森科令人震驚的學說得到了阿拉貢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名義作出的辯護。加繆對物理科學不了解，不過他覺得在蘇聯的那種共產主義環境里，李森科那些弄虛作假的實驗與政治上的冤假錯案有可能是如出一轍的。現代基因科學及其基因不變性質的假說，與李森科所說的環境會對遺傳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加繆不能與共產黨領導人維持抵抗運動時的友好關係，但他答應有時候與法共幹部會面。夏爾·蓬塞以多年友情為由，邀請加繆與共產黨要員雷蒙·西戈戴共進午餐。作了保證，不談政治。席間，西戈戴忍不住提到一則軼事：根據一條謹慎的外交原則，現存的體制可能就是最好的體制，同樣根據這一原則，駐華沙的法國大使悄悄告訴西戈戴說波蘭選舉免不了弄虛作假。否則，因為仇恨俄國，這些難搞的波蘭人將集體投票反對蘇聯。加繆很惱火，他認為這是一種奇怪的民主觀。蓬塞轉移了話題。

在政治上，加繆退出了公眾的視線，但是他並沒有放棄所有的活動。他在尋找別的、能更快看得見結果的途徑。在美國，他的朋友吉亞羅蒙特、西德尼·胡克、卡普蘭、瑪麗·馬卡爾迪、尼古拉·納博科夫、戴爾莫爾·斯克沃茲、尼克洛·杜希都參加了由美-歐集團發起的計劃。為了和平，加繆下了賭注，協助建立嫡屬非共產主義的革命工會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的國際聯絡小組。加繆對兩種意識形態進行了揭露：「第一種，斯大林的技術至上論似乎是最具轟動效應的，因為它是最新出現的，也因為它不會讓步，會犧牲今天歐洲的大眾和明天亞洲的大眾。它也是最暴力的，……急於有效對抗更先進的美國的技術至上論，的確，（後者）表現出來的特徵是技術至上論已經在那個國家獲得成功。美國的技術至上論沒有極權制度那麼粗暴，但是比極權制度更無所不包，更具有滲透力和誘惑力，因為它知道怎樣通過電影、報紙、廣播等，花最少的力氣不斷號召，使自己為人喜愛，成為人們心理上不可或缺的東西。」加繆為兩種行動模式下了定義：「1．一種具體的國際友誼，通過物質互助來表現，……尤其是針對那些極權制度的受害者。每個集團的規則都將是自助，……我們不會模仿厚顏無恥地乞求美國的幫助，但不認為一定要心存感激的歐洲國家的政府。2．建立一個情報部門，在這個機構里，我們的分歧可能會發生衝突，我們會儘力收集真實的情報，讓歐洲人知道美國對手的行動，並對美國的輿論造成影響，把蘇聯領導人和蘇聯人民區別開來。……我們說明條件的這種嘗試現在是唯一可以證明我們行為的正當性的。但條件是我們要接受它所帶來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應該不會墨守成規。這並不是要增加世人的仇恨，不是要在兩種技術至上論中作出選擇，儘管我們知道它們中的一個稍微不那麼壞。」這是一個有限制條件但雄心勃勃的計劃。

在加繆看來，羅斯邁爾堅持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真理，又沒有犧牲自由。加繆關注這些正直的活動分子，他們不會迎合資產階級社會、文學社會、巴黎社會的習慣。不過作家不接受他的極端自由主義朋友或無政府主義朋友的過錯。保羅·拉西尼耶不謹慎地在言辭上對猶太人有所冒犯。加繆嚴厲批評他：「極端自由精神不可能允許對反猶太主義有絲毫寬容，它也不自我否定。」加繆總是隨時幫助那些非共產主義的被孤立的左翼人士——都是特立獨行的人：他支持路易·勒庫安，勒庫安為那些以道德信仰為由拒絕服兵役的人辯護。在勒庫安製造的混亂中，加繆理解了和平主義。1939年9月，勒庫安出版了一本宣傳小冊子《即時的和平》。勒庫安也得到過與德國人合作的報紙《我無處不在》的保護。這有什麼關係呢！勒庫安為自己的基本信念——不佩戴武器的權利，拒絕屠殺——在集中營和監獄中付出了代價。他為夢想服務的行為深深地打動了加繆。他也很欣賞《極端自由世界》編委會成員、「和平的自由力量」的宣傳秘書、後來因為粘貼反對印度支那戰爭的尖銳煽動性海報而被起訴的莫里斯·萊藏。

自從正式獲得抵抗勳章后，加繆就像薩特一樣，拒絕所有的勳章，然而作為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他接受了西班牙解放「騎士」稱號。他前往在福煦大街35號西班牙共和國政府的官方駐地。不真實的場面：在共和國總統迭戈·馬蒂內·巴里奧閣下面前，人們宣讀了獎狀，出席儀式的還有大法官、司法部部長費爾南多·瓦勒拉、法官迪奧尼西奧·特雷和早已解散的議會的議員、代表加泰羅尼亞區的馬蒂內·莫雷諾。受封后，加繆對授予他的榮譽表示感謝。1949年，佛朗哥西班牙主義似乎很穩固，差不多會永遠存在下去。沒有人想到它後來會崩潰。加繆想，應該毫不懈怠地做出證明，就好像佛朗哥主義即將被擊垮。

加繆與阿爾弗雷德·羅斯邁爾更加意氣相投。羅斯邁爾身材矮小、引人注目、說話時用詞準確、為人正直而堅定，他拒絕讓步和妥協。他是托洛茨基遺囑的執行者。雖然他既不知情也不願意，但他要為謀殺承擔部分責任。他曾經負責《人道報》國際版，在莫斯科生活過。他與莫納特或尚貝朗這些革命工聯主義者走得很近，教育並支持加繆。羅斯邁爾、莫納特和鮑里斯·蘇瓦利納曾反對過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因為是少數派ｈtｔｐs://rｅａｄ•9９csｗ.cｏｍ，又被共產國際否定，他們從《人道報》辭職了。這些「工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從來不是野心家或熱衷於上流社會生活的人。他們的信仰總是高於利益。孩子們在加繆的友誼中也起了作用：他家的雙胞胎愛到羅斯邁爾家去，在郊外遊玩，而且弗朗西娜與他們相處融洽——比與薩特家處得好得多。當加繆家出現家庭危機時，羅斯邁爾的妻子站在弗朗西娜一邊。

加繆疏遠了支持薩特的人，也逐漸放棄了薩特派主張美蘇以武力對抗的想法。維護加里·戴維斯讓他覺得更舒服。這位前戰鬥飛行員撕毀了他的美國護照，逃到聯合國的暫時駐地夏約宮，並自稱「世界公民」。1948年9月，他發起世界公民運動。法國新聞界把這一事件看作一個很好的「話題」。戴維斯在公眾中的名聲比革命民主聯盟更大。為了保護這位無國籍者並支持他的行為，法國知識分子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領頭的是賴特、加繆、布勒東、維爾科、格諾、波朗、穆尼耶和皮埃爾神父。薩特看不起具有烏托邦色彩的世界主義和福音主義，沒有參加。存在主義不是一種人道主義。然而薩特宣稱準備好與戴維斯對話。加繆和革命民主聯盟的作家以及世界公民們認為應該為反對冷戰和集團政治而鬥爭。革命民主聯盟？一種手段。加里·戴維斯？一個象徵。在《費加羅報》，一位舉足輕重的社論撰稿人莫里亞克，表達了他的疑慮。《世界報》報道了此事。為了發起一場運動必須有衝勁：革命民主聯盟于普萊耶爾大廳舉行大會前不到一個月，這位世界公民走上聯合國的公共演講台，並即興發表了演說。警察把他抓了起來。布勒東、加繆和龍薩克到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請求釋放他，加繆被人認了出來，布勒東沒有。副秘書長接待了他們：「你們知道，如果不管誰都來發表演說會怎麼樣。」在普羅卡得羅廣場，加繆將記者領到一個啤酒店裡，臨時舉行了另一場新聞發布會。隨後，加繆和布勒東、波朗、維爾科、阿特曼、盧塞、皮埃爾神父一起參加了在維路特羅姆舉行的支持戴維斯的冬季會議。薩特拒絕參加。戴維斯進入了會場。他模仿基督，張開雙臂，掌聲不斷。加繆認為聯合國陷入了困境，一個世界政府是值得期待的。

戴維斯還希望出售可笑的世界公民護照，加繆很快就對他不感興趣了。加繆不像薩特那樣認為這種舉動非常幼稚，加繆不鼓動任何人撕毀護照並在私下裡解釋：「我不相信加入加里·戴維斯的運動是避免鼠疫重來的唯一辦法，不過我相信那些同時拒絕獨裁和鼠疫的人如果處在醫治鼠疫的醫生的處境下，會得到辯護。他們沒有一種能夠戰勝一切的疫苗。他們用邊緣手段日復一日地戰鬥。然而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認為（與我的想法相反）更有效的新方法最後會被找到。」

加繆堅持遠離1949年1月的克拉夫岡寇訴訟案。維克多·克拉夫岡寇過去是駐華盛頓的蘇聯使團成員，後來投奔了西方，克拉夫岡寇在與阿拉貢領導的秘密共產主義周刊《法蘭西文學》的訴訟中勝訴。在他抄襲別人寫成的自傳《我選擇了自由》中，他揭露了斯大林的專政。共產黨人指責他反共產主義和撒謊。兩位記者安德烈·維爾姆塞和克洛德·摩根被判罰15萬法郎。非共產主義的左翼持保留態度——克拉夫岡寇顯得不誠實，並且儘管有證據，非共產主義左翼也不願相信共產主義世界的恐怖。知識界也有冷戰。加繆也不同意克拉夫岡寇，這個「斯大林制度的利用者（profiteur）［後來作者又寫成：受益者（bénéficiaire）］」，沒有批判斯大林專政的權利。羅斯邁爾和他那樣的人才配擁有這項特權。

一位陌生的來信者雅克·封丹擔心加繆自我封閉在文學象牙塔里，詢問他是不是應該創立一個新的政黨，這位作家於1945年1月2日回信說：「我還遠談不上說在創作與介入政治之間，我已經選擇了創作，因為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做著相反的事情。」加繆曾把一半以上的工作時間花在《戰鬥報》上，雖然有些人認為他時常請假：「六個月來，我的確還沒為自己寫過一行字，我想這應該叫作介入政治了。不過，您問我既然不準備加入現有的政黨，那麼我是否認為應該新成立一個黨派。對此我的回答是創立一個政黨需要一個人付出全部的時間和精力，而我認為自己不是這樣的人。我以自己的雙重方式，在為政治、歷史或者人本身服務，您怎麼理解都行。首先，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像一個基層活動分子一樣鬥爭；其次我用自己的語言去表明我認為好的東西。當我們談到的那個政黨成立后，我將成為其中一員，並以我告訴過您的雙重方式為它服務，但我不會成為它的領導，因為我知道自己的局限。不過，我不認為這種介入會妨礙我完成我一直在創作的文學作品，因為這部作品正是用來為這種介入服務的。」

西班牙一直是加繆關注的地方。除了阿爾及利亞，他不迷戀任何別的國家。他對自己的直系親屬幾乎一無所知。後來他一點一點地了解了他的曾祖父母，瑪爾伽里達·居爾薩克·堂賽拉和米凱爾·薩戴斯，他們在米諾爾克的最西端結婚。加繆的外祖母卡特琳娜·瑪麗·科爾多納生於1857年，1948年他發現他的外祖母出生於馬翁附近的一個名叫賽-路易的村莊。加繆打算研究家譜。他艱難地辨認西班牙語。1948年，他寫了《戒嚴》，他特意把將這部劇安排發生在西班牙。他的一些極端自由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朋友也來自堂·吉克特家族。他認為，西班牙象徵偉大和誇張。他參加了在互助會大廳、知識分子協會、普萊耶爾和瓦格拉姆大廳舉行的一些會議，抗議戰後同盟國制定的西班牙不解放政策（一種新的不干涉主義）。加繆反對西班牙加入聯合國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不認同美國國務院的原則，在他看來，這個原則很短視：佛朗哥西班牙分子不會太壞。在《鼠疫》的作者眼中，「（在西班牙）維持一種專制制度意味著遲早共產主義力量將得到加強」。流亡中的共和政府是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府。不管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下裡，加繆都這樣說。他在十來份請願書上籤了名，有時是與若索、沙爾、吉尤、西戈、布洛克-米歇爾一起。他甚至親自將一份請願書交給西班牙大使館，以抗議判處昂里什·馬可斯·納達爾死刑。他給秘密發行的持反對態度的報紙和雜誌寫稿，例如無政府主義者工會全國勞工聯盟的報紙《工人團結》。

第一屆領導委員會有12個人，包括薩特、盧塞、保羅·弗雷斯、《精神》雜誌的泰奧·貝爾納和熱拉爾·羅森塔爾、一些律師，以及幾名記者，其中五名來自《自由射手報》：阿特曼、夏爾·龍薩克、讓·費爾尼奧、貝爾納·勒福爾、迪迪耶·利蒙。《自由射手報》是非共產主義的法國左翼的紐帶，在該報的編輯部也有一些共產黨人。革命民主聯盟的領導在雷沃米爾街100號《自由射手報》的辦公室開會，有時也在波拿巴大街42號薩特母親芒茜夫人家他的辦公室里開會，在領導集體中，無產者的數目比美好的設想還少。轉到《費加羅報》工作的阿隆保持著批判的熱情：「斯大林主義者留下的空位，革命民主聯盟，從《自由射手報》到《現代》，都會儘力去佔領。」夏爾·龍薩克說了這樣一句話：「和平要求一塊沒有集團的土地。」1948年5月10日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盧塞在《戰鬥報》和《自由射手報》的支持下，含含糊糊地解釋說革命民主聯盟不是一個政黨。但是「要求我們在3個月內有五千名黨員」。革命民主聯盟吸引的人沒有超過兩千。加繆關注著聯盟的發展，向《左翼》投了一篇文章。這家雙月刊的口號是：「為了一次新的國際抵抗運動。」戴高樂主義活動分子中目光短淺的人攻擊了革命民主聯盟的一次會議。在《社會黨的戰鬥》上，吉勒·馬蒂內匯總了革命民主聯盟簡明扼要但是拼湊起來的常用的口號，也為那些不能「給迷失方向的勞動者信心」的知識分子們的幻想做了總結。老共產主義者和抵抗運動成員馬蒂內寫道：「社會主義不會再重新考慮和讓-保爾·薩特站在一起，而是會考慮反對他。」那幾年，正面攻擊薩特是需要勇氣的。革命民主聯盟沒有吸引到工人階級。它在中小資產階級和一些教育工作者中招募成員。共產黨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政權后，就與社會黨人決裂了。現在，一些法國社會黨人與共產黨人斷絕了關係，不過拒絕加入美國支持的西方集團。https://read.99csw.com

加繆發現了一些高貴的、令人尊敬的人，他們有值得人們效法的生活作風，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的希望，他們比革命民主聯盟的知識分子給加繆留下更深的印象。他經常稱這些人為「親愛的同志」。他把專門留給朋友的私人號碼給他們：「巴比倫1293……，對你們，每天早上我都在家……」

加繆最親近的同伴是法國和西班牙的極端自由主義者。他甚至在對西班牙人演講時呼喚：「西班牙的同志們（筆者強調的），我們現在知道世界是可恥的。」他感到激動：「你們曾經認為你們是榜樣，但你們只是賭注。這是一段漫長的歷史，對你們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嘲諷。流血、戰爭、流放、狂熱，所有這一切目前都是徒勞。」演講人加繆使自己與道德、詩歌和西方世界的消極政策保持同樣的距離。他提起他的理想主義、他的反現實主義：「當我們只有正義、高尚和權利時，在現實主義者眼中就等於什麼也沒有。」現實主義，就是美國和蘇聯的「實用政治」：「今天現實主義者統治著世界，他們相互攻擊。你們曾相信你們的土地是塞萬提斯、卡德龍、馬查多（再讀的時候加繆又加上了：圭亞）的土地。」他接著說：「有人每天向我們表明在現實主義者眼中你們的土地是墨丘利的土地，只有幾個讓活動分子感興趣的避難所。」加繆用戰抖的聲音想象未來：「不過也許會有那麼一天，人們不再計算大炮的數目，不再估量破壞的程度，文明將願意重返精神的源頭並重新找到生活的藝術。那一刻，真理的時刻，將（加繆重讀的時候，從嚴謹和修辭的角度考慮，加上了：首先而且特別）是屬於西班牙，最後一個真正文明的國家的時刻。」他又用回了第一人稱：「那一天，而且是八年來第一次，恥辱和痛苦的巨石將被挪走，我終於可以自由地呼吸。那一天我們的自由將是你們的，就像今天你們的痛苦沉默也是我們的一樣。」

出於對這些負重戰鬥了30年的革命者的欣賞，加繆為他們的回憶錄寫序言併為他們尋找出版商。如果伽利馬不願意，加繆就會幫他的朋友們去敘利旺出版社那裡碰碰運氣。「羅斯邁爾，在無比艱難的時刻，都一直堅持走自己的路，與最終導致個人被奴役的絕望和容忍他人被奴役的氣餒都保持相同的距離。……他沒有否認過任何他一直相信的事情。」1914年，羅斯邁爾拒絕「第二國際的出爾反爾」：加繆沒有忘記法國和德國的社會黨人曾是民族主義者、好戰分子，要為一些人的死亡負責，其中包括他的父親呂西安·加繆。羅斯邁爾象徵革命的希望。與1948年數以千計的法國左翼一樣，加繆對「列寧去世前」的俄國革命抱有幻覺：世界幾乎將重新開始的偉大時刻，歷史從帝國的滅亡開始。甚至在世界另一端，一直被壓迫的人們當時都以為自己將被解放，將觸摸到利伯克餒科所說的「天堂之門」。加繆對蘇維埃也有一樣的浪漫想象。他沒有深入研究過布爾什維克的政變理論——左翼的異端邪說。他說：「日復一日，羅斯邁爾不帶任何浪漫主義，用他的方式證明了這個時代。」加繆寫道：「雖然各個委員會和各種大會的工作毫無成效，但革命也能在會議中形成。」在羅斯邁爾這樣一些人的影響下，他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列寧，就像他在1940年離開斯大林一樣。當羅斯邁爾還在莫斯科時，出現了一個小冊子，這個正直的人「只簡單地指出這是《共產主義的幼稚病》，列寧的這本小冊子帶有另外一種疾病的萌芽，這種病將在武裝不如列寧的活動分子那裡造成災害，它的名字叫作策略」。在給羅斯邁爾寫的序言中，加繆顯得猶豫，重新用「以策略或者手段的名義」代替了以上最後幾個詞。

日丹諾夫對列寧格勒的兩份雜誌和女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等蘇聯作家的批判也在法國推行起來。法共黨員和秘密黨員指責說，資本主義文化的明顯衰落，表現為偵探小說的大量出版（例如伽利馬出版社出版的「黑色|小|說」系列）、亨利·米勒的色情文學、凱斯特勒的反共作品以及抽象繪畫。在薩特看來，日丹諾夫主義以及它對所謂的現實主義藝術和形象藝術的捍衛、對各種現代藝術形式的攻擊，只不過是歷史進程中一個令人難堪的意外插曲，並不是根本性問題，而在加繆看來，所有這一切都與蘇read.99csw.com聯和法共領導人奉行的那種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學說有著本質聯繫。

不過，他的革命同志羅斯邁爾、拉扎雷維克、莫納特，沒有他那樣的擔心。為創建一個可接受的社會，加繆滿懷信心地與他們一起前行。同樣是在他們的影響下，他以反抗為主題寫了一齣戲劇和一部隨筆。尼古拉·伊瓦諾維克·拉扎雷維克為他收集19世紀俄國恐怖分子的資料。1948年拉扎雷維克53歲，他出生於比利時，會講法語、俄語、德語、英語、義大利語。他是個大高個兒，穿著黑色皮衣或絲絨西服，留著大鬍子，平頭，頭髮灰白，他一直只做一份工作——不是職業活動分子、幹部或在某機構領工資的人。他曾當過電工、建築工人、印刷廠的校對員……他是個國際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一樣拍打胸脯，他在組織瓦解的混亂中施展獨斷專橫的才幹，在左翼和右翼中排除異己。拉扎雷維克的妻子伊達·迪特·梅特是醫學博士，化工廠的技術翻譯，拉扎雷維克有妻子作為助手，這讓加繆很驚訝。加繆渴望見到那些正經歷他未曾經歷的考驗的活動分子，對這個幫助他保持與右翼距離的革命人的世界，他了解不多。拉扎雷維克就代表工人運動的歷史。他結識了西蒙娜·韋伊（加繆曾發現這個人的作品）。後來韋伊和路易·弗亞德一起出版了《你可以殺死這個人，俄國革命生活場景》。拉扎雷維克是個純潔的人、正直的人，是加繆的兄長、政治上的新父親。他揭露了共產黨，還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和民主社會黨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右翼政黨。拉扎雷維克簡直是一位小說或戲劇中的英雄。

共產黨的左翼和秘密黨員如今把加繆看作是一個很好的靶子，而他本人則把黨的領導、幹部以及宣傳員與他所尊敬的基層黨員區別開來。一些作家或記者，例如共產主義文學沙皇阿拉貢，或者《行動》雜誌的記者皮埃爾·庫爾塔德，在加繆眼中都是些無恥之徒，因為他們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社會的真相，了解共產主義在經濟上的無能、它的特權階層、它的集中營和軍國主義警察機構。作為蘇聯領導人的同謀者，法共精英的所作所為讓人無法原諒。

戴維斯事件具有非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色彩，布勒東被撕毀護照的戴維斯吸引住了：「剛開始只有幾個人——都是《卡利班》的朋友——承認這個非同尋常的舉動具有那些偉大行為的特徵，單純而又令人讚歎。」除了這個非理性的舉動，布勒東又補充道：「應該幫助戴維斯，因為核戰爭迫在眉睫。……希望人們不會對我們說目前我們不可能讓世界上的一部分人聽到我們的聲音。」

他一再說除了一個一氣呵成的演講稿的草稿——改動四處、劃掉一處——，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更好地表達他對第二祖國西班牙的感情。在這篇演講稿中，他從私人歷史講到政治傳聞，不停地問自己：「西班牙？我想我再不能說它什麼了。1938年，和我同齡的、流著相同血液的人已經共同經歷了西班牙共和國的反抗和失望。」這位抵抗運動中的記者曾有這樣的幻想：「1944年，我們已經共同感受到它的巨大希望，我盡我所能為它鼓與呼。既然我們遭受過同樣的失敗，那麼我認為我們應該取得同樣的勝利。然而，顯然我的這一想法是不理性的。」演講稿的節奏加強了：「我們白說了，今天，對任何人而言，勝利依然沒有到來，因為在西班牙沒有正義。」演講人精心修飾他的語言：「正義就像民主，要麼完整，要麼沒有。當我的那些最令人自豪的朋友仍在西班牙監獄時，誰敢對我說我是自由的？」

革命民主聯盟在它身後留下了一塊兒大骨頭，即歐洲對美國的看法，但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它出現了分化。一些人認為歐洲聯邦應該計劃建立針對蘇聯的防禦體系。唯一的解決之道是與美國達成軍事聯盟。一些人和平主義者則不同意成立一個擁有軍事力量的歐洲聯邦政府：這是中立主義者的說法，遭到《世界報》的調侃。與薩特一樣，加繆疏遠了革命民主聯盟，該組織由於缺少可以實現的計劃、資金和大眾的支持，解散了。

在革命戰友之間——不是在法共——，我們可以表達不同意見。加繆並不總是追隨羅斯邁爾：「比如說，由於參与了他所談到的那個時代的活動，他就為所有的事辯護，甚至喀琅施塔得叛亂。」加繆站在孟什維克一方：「我的第一個舉動是同意它低估了布爾什維克解散制憲議會產生的巨大影響。不管對這一舉動如何辯護，它是專制——因為用來對付直到當時還一直是合法的過去的壓迫者——可以轉過頭來反對革命者的一個明顯標誌。」他們之間，言論完全自由，反對任何霸權思想。

羅歇·拉佩爾和吉爾貝·瓦呂撒斯基邀請以下這些人參加1948年1月4日18:30在大學街78號召開的會議：加繆、亨利埃特·皮翁、阿爾弗雷德·羅斯邁爾、尼古拉·拉扎雷維克、吉爾貝·西戈、阿貝爾·托馬、瑪爾特·梅西耶、德尼斯·維爾姆塞、吉爾貝·薩洛蒙、夏爾·科爾迪耶、羅貝爾·若索和皮埃爾·莫納特。與其他主張直接行動的工聯主義者一樣，最後這位並不把馬克思早年或晚年的著作視為不可超越的《聖經》。職業是校對員的莫納特重讀過《存在與虛無》以及《誤會》的初印稿。《無產階級革命》起初由巴黎綜合工科學校出身的羅貝爾·洛宗資助，有五千位讀者和大約一千三百位訂戶，報社的部分活動分子反斯大林主義、反資本主義。在莫納特看來，支持薩特的人「是被俄羅斯這盞燈吸引來的飛蛾，都是傻瓜」。羅斯邁爾既是法國人又是美國人——因此他可以去美國而不需要簽證。為了幫助斯大林主義和佛朗哥主義的受害者，與社會黨人、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者相比，加繆更傾向極端自由主義者羅歇·拉佩爾、皮埃爾·莫納特、莫里斯·尚貝朗、達尼埃爾·馬蒂內。第一目標是獲得證件：勞動部勞動力處的頭兒，加繆的朋友若索有能力。這位至交曾拒絕被任命為省長。他還為西班牙共和黨人以及東歐或非洲極權政府的受害者找工作或住處。加繆起草的計劃發表在第一份公報上，國際聯絡小組拋棄了親共產主義、親資本主義、中立主義等意識形態，但沒放棄自己的理念：「國際聯絡小組打算從上層劃定不是由意識形態的抽象關係，而是由其他東西聯合在一起的人類團體的界限。」加繆對中立主義提出質疑：主要的敵人在東方。共產黨人在義大利和在法國大選中都獲得了超過25％的選票：「當法國和義大利四分之一的選民將選票投向敵人，不管是否重新武裝起來，我們都不能有效地進行抵抗。」加繆非常羡慕英國沒有共產黨。九*九*藏*書

戴高樂主義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沒有嚴肅對待革命民主聯盟，也不重視會議的口號「為了精神國際」。在第三國際面前，精神國際的分量就不那麼重了，甚至不如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演講人動搖了所有與會者的想法。幻想破滅的老共產黨人賴特說美國和蘇聯都放棄了代表人類自由的意願，犧牲了人道精神。布勒東認為，現有的政黨不能滿足人們的願望。

加繆——出席了會議，因為應他的請求，莫里斯·梅洛-龐蒂被剔除了——顯得很消沉，他宣稱：「最好弄錯了，以為自己有理由站在公墓藏骸所前，其實卻並沒有殺人。」他贏得了掌聲。他拋出一句難懂的話：「世界已經處在不幸中，……審訊者坐在了部長的椅子上。」每個人都可以決定在哪裡安放最多流血的椅子。在克里姆林宮，在白宮，在香榭麗舍還是在內政部？寫了《不作犧牲品，也不作劊子手》的加繆是最早想要建立一個沒有國家主權的世界的人之一。薩特強調了歐洲的重要性：「這裏的人都是對歐洲有信心的人。……只有歐洲大眾團結，這個聯合體才能開始。」薩特看不起那些說得太多的作家。他和加繆都不是大演說家，卻征服了聽眾。布勒東、薩特和加繆對自己對大眾的影響力沒有任何奢望。此外，革命民主聯盟中存在分歧。盧塞傾向與某些美國人合作。除此以外後來他還從美國工會得到資金，這促使薩特離開革命民主聯盟。

法共知識分子再度奉行安德烈·日丹諾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學說。一些法國詩人為斯大林寫讚美詩。遵照阿拉貢的命令——阿拉貢後來收回了這項命令——，亞歷山大詩體重新時髦起來。當然還存在另外一類創作。最優秀的共產主義作家，例如加繆所不欣賞的羅歇·瓦揚，都寧願在伽利馬出版社，而不是法共下屬的國際社會出版社出版他們的作品。

除了政治、道德、文學的理由之外，加繆還有另外一個理由，與那些西班牙的共和主義者一起為西班牙而激動。

1948年，加繆沒有加入某一政黨，不過他站在革命民主聯盟一邊。當時很多人想聯合起來以反對戴高樂的法國人民聯盟。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一次大會期間，兩位社會黨人，《自由射手報》的領導成員雷翁·布特比安和讓·魯斯發起成立革命民主聯盟。在《自由射手報》主編喬治·阿特曼和大衛·盧塞的推動下，聯盟誕生了。布拉格共產黨人奪取權力三天後，發起委員會就發出號召。號召《資本主義民主的惡化、某些社會主義民主的缺點和瑕疵以及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局限性》反對著名的集團政治。革命民主聯盟希望自己是「自由人的集體」，「賦予自由原則和人類尊嚴新的活力，並把它們與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結合到一起」。革命民主聯盟的成員保留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或托洛茨基第四國際活動的權利。宣言的結尾引用了聖-茹斯特的話：「在歐洲，幸福是一種新觀念。」革命民主聯盟的創建人創立的是一個具有多黨派色彩的政黨，包括除共產黨外的全部左翼，但是沒有核心。

加繆知道，在西方國家，即使擁有最美好的願望也不能建立一個沒有綱領、在議會沒有代表、沒有社會基礎或社會職業基礎、沒有資金的政黨。與薩特一樣，他不認為資產階級民主的成果——選舉、政黨和新聞自由——可以被忽略。他不認為人們可以打著維護「真正的」自由的旗號而放棄「形式上的」自由：「沒有政治自由的憲法保證，集體經濟將有可能吞噬所有的個人創造力和個人表達。」和薩特不同，加繆開始考慮非暴力。甘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我研究過……非暴力的理論，我差不多可以得出結論說這個例子表明非暴力理論是一種值得宣傳的真理。但是需要一種我不具備的偉大情操。」

不過，團結必定戰勝孤獨。朋友們和同志們在哪兒？加繆總是滿懷柔情地懷念書上描寫的那種附屬法國總工會，但又表現出自身獨立性的工會中的工人們。知識分子與無產階級能夠會面的地方並不多。加繆與工人力量協會或國家教育聯盟的活動分子保持著一些聯繫，他區分了工人運動的兩種潮流。一種是集中制的、社會主義的、專制的、反民主的，已經在蘇聯和在自稱人民民主的國家掌握了政權。另一種存在於革命社會主義reａd•９９ｃｓｗ.cｏm者中，是蒲魯東主義的、民粹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加繆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工運中心主義作家。他認為，人民是不讀書的。加繆心裏對社會黨人還有希望，憎恨「金錢社會」。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因為革命社會有缺陷才得以維持。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工黨對他有吸引力，他們勾畫出第三種社會主義形式的草圖：瑞士和英國都實行工會自治。加繆接受生產資料和分配方式集體化假定的優勢，並尋找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以外的另一種社會。他沒有對階級鬥爭明確表態。對他而言，政治不僅組織城市、國家、世界；政治還表明人類與自身的關係。加繆很特別：他不在公開場合大聲疾呼，他告訴自己一個人應該懷著榮譽感——混合了坦率、真誠、前後一致——做事。加繆在一張活頁紙上寫道：

與這些同志在一起，加繆認清了10年的政治生活，他用了表示莊重的「我們」一詞：「戰爭和抵抗運動除了與它們自己，以及也許還與我們有關的事情以外，沒有教會我們任何東西。它們已經足以使我們明白專制的卑鄙是罪惡中最壞的一個。」加繆沒有選擇「資本主義陣營」來對抗「共產主義陣營」，但明確了他要與專制的卑鄙作鬥爭的「絕不退縮的決心」。他誠實地、清楚地、坦率地說：「對於剩下的所有人而言，我們走在黑暗中。」羅斯邁爾們沒有跑去拯救勝利，他們「拒絕侮辱也拒絕背叛」。加繆相信社會黨人重生的機會甚微，他傾向佔少數的革命左翼：「是的，我們的戰友，我們的長兄是那些嘲笑自己的人，因為他們沒有勢力，而且表面上顯得很孤獨。但其實他們並非如此。……只有奴役才是孤獨的，哪怕奴役張開一千張嘴來為勢力叫好也是如此。」對於那些被斯大林主義的強大和他的無產階級騙人把戲所迷惑的人而言也一樣。

這位《鼠疫》的作者也是報紙社論的撰稿人。「因此我將明確地回答您：是的，應該介入，但是無論您還是我都不該由此得出結論說應該迫不及待找到一個演講台就登上去。為人本身服務需要保持政治上的洞察力，需要一種不易做到的堅持。」與薩特不同，加繆不認為自己是一位政治上的全知者。他希望自己忠實於一個正直的左翼，這個左翼拒絕那種用結果來為一切手段辯護的哲學。加繆出於使命感而為別人提出建議，身不由己地聆聽他人的傾訴，將自己的方法告訴那些與他通信的人：「選擇某些政治價值觀，但是不要忘記一切都可能發生，只有保持自己做一個盡量完整的人，你才能真正為那些價值觀服務。」

1948年12月13日，在國內和國際形勢都很緊張的情況下，革命民主聯盟在右岸的普萊耶爾大廳召開了最大的也是最後的一次會議。法國爆發了幾乎相當於起義的罷工，在阿萊斯動用了坦克。一個月中死了三個人，其中兩個是罷工的礦工，一個是被召來鎮壓鬧事者的軍人。罷工波及冶金行業和鐵路部門。為了助新成立的共和國保安警察一臂之力，內閣部長、社會黨人儒勒·莫克從德國召回了軍隊。他懷疑法國共產黨為了奪取政權而挑起社會動亂。外交方面也沒有好到哪兒去。在中國，毛澤東的軍隊向南京和上海挺進。在柏林，蘇聯對位於原帝國首都佔領區連接美英法的空中走廊的威脅進一步加重。一些人擔心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革命民主聯盟的隊伍中，有人尋求一種能夠在兩大集團之間建立聯盟的政治方案。革命民主聯盟的幾個委員會曾支持法國罷工者。罷工者及其工會卻不支持革命民主聯盟。有將近四千人參加了普萊耶爾會議。主席台上的桌簽讓人聯想起文學雜誌的書目：代表美國的是理查德·賴特，他憑《土生子》一書而聞名；代表德國的是泰奧多爾·普利維耶，《斯大林格勒》的作者；代表義大利的是卡爾羅·勒韋，他的《基督在埃伯利停住了腳步》獲得很大成功。法方的名人有薩特、布勒東和加繆，他們沿襲法國的傳統，是一些像伏爾泰、雨果、左拉這樣有社會責任感的作家，也都是戰前的革命作家和藝術家協會的成員——但是沒有馬爾羅，也沒有阿拉貢。

與那些高談闊論的會議相比，加繆更喜歡自由主義者舉辦的會議上的友好氣氛。他使用了從戰前他就沒有再用過的一個詞來稱呼他的新朋友。他對羅斯邁爾說：「我親愛的『同志』（筆者想強調這個詞），……吉亞羅蒙特和我以前認為應該稍微修改我們美國朋友的方案，使國際聯絡小組成為真正國際性的組織，並發展（互助的）積極因素而不是（政治的）消極因素。」

加繆看到法國的一些工人群眾被法共欺騙：工人被那些似乎在替勞動者說話但又不了解蘇聯歷史的基層活動分子所吸引是很自然的。他們需要相信在那裡不存在專制。加繆討厭說這番話的人：「工人是愚蠢的，他們只需要待在他們的工廠里——領導階級和精英都在那裡——，藝術家可以經常出入他們的沙龍。」加繆堅稱：「我也不相信群眾的偉大行動真的會有效果。」革命民主聯盟沒有發動群眾。加繆泄氣的原因既是出於主觀又有客觀的一面：「教育，定義，退出——在必要的時候——這是我認為比什麼都要強的目標。」

他的革命朋友將蘇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狀況告訴他。羅斯邁爾以「有分寸但堅決的語氣」做出譴責。加繆欣賞他的分寸。羅斯邁爾參加過俄國革命，而且「也看得出它的腐化」。革命——加繆認為這是最基本的——的失敗並不能判整個革命行動的死刑。他說：「困難在於……目睹革命誤入歧途，但不喪失革命是必須的這個信念。」加繆拒絕右翼，不同意批評革命誤入歧途：「為了很好地思考這個問題，不應該做那種辱罵革命並急於看到革命『流產』的人。」在作家看來，在傳統政治缺席的時候，歐洲的左翼必須反對斯大林政權，不是「因為他繼承了一種摧毀資產階級所有制的革命，而是因為他以他的瘋狂舉動使資產階級社會得到加強」。加繆進一步批判這種社會：「勞動者解放的那天，隨之而來的是一些荒誕的訴訟，其中，有一個女人將她的孩子送上法庭，目的是為了壓倒他們的父親，並要求對他處以極刑，這一天，商人階級（剛開始，他寫的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私和怯懦可能被忘記了。」加繆也相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神話：只有資產階級滅亡，才能實現理想中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