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哪兒啊？」加繆問。

「我不知道自己竟然娶了四個女人。」加繆怒氣沖沖地說。

和瑪麗亞在一起，是激|情，而弗朗西娜是主心骨，加繆過著雙重生活。對許多認識但不是朋友的人，他給他們一種很有條理、過於自信甚至傲慢的感覺：他的混亂生活，他控制並操縱著。他並不這樣看自己：「我從來沒有看清過自己。但我總是本能地追隨一顆看不見的星星。……在我身上有一種無序、一種可怕的無序。創作讓我付出死一千次的代價，因為它涉及一種秩序，而整個我這個人都拒絕秩序。不過沒有它，我將死於散亂。」不管怎樣，他反覆思考這個無法解決的問題：「人們總是一方面將愛情和婚姻混為一談，另一方面，又將幸福和愛情混為一談。可是它們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因此，有時候，當愛情缺席比愛情更常見的時候，婚姻會幸福。」他談起某位他逢場作戲的對象——對方想要把一次短暫關係延長——會反覆說：「我已經讓她明白了她不是能和我過日子的人。」他這樣說並沒有看不起女人、他的女人們。他的態度可能會讓他被女人和他自己蔑視。作為作家，他後來答應改編《克萊夫王妃》。他稍微修改了一下主權代理官和內穆爾這兩個人物：

「我玩過橄欖球。」

他養家糊口——房租、煤氣、電、社會保險費、補償金、稅。當他在美國時，弗朗西娜沒有填寫收入申報單。加繆想要自由卻接受承擔做家庭中父親的責任。最主要的是，弗朗西娜是孩子們的母親。即使他認為自己不適合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也會照看他們。他從沒說過他願意做父親，想和一位妻子還有幾個孩子們生活在一起，這甚至還不如和一個部落一起生活呢。他難以控制自己的怒火。由於不斷生病，他不能像弗朗西娜一樣照顧1948年時三歲的雙胞胎。

「那麼，我脫衣服了？」

佛朗哥西班牙的人民跪下了，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東方國家的人民也跪下了：這是加繆的那些共產黨人、革命黨人和極端自由主義黨人朋友談到的現實。在《戒嚴》中，一位信使清楚地喊道：「如果沒有向負責部門報告，嚴格禁止幫助任何得病的人。一家人相互揭發得到特別提倡，獎勵是發給雙份的食物定量，也就是兩個公民的定量。」

米歇爾是加斯東·伽利馬長期以來偏愛的人，並且被認為是出版社的繼承人。米歇爾長著紅棕色頭髮，面色蒼白，眼睛有點斜視，有一種自然的高貴氣質，謙遜但易怒，他崇拜友誼，有時有點兒過激。加繆從不抱怨他。米歇爾講究排場，喜歡周六在聖佩爾街和聖托馬-達坎街之間的聖日爾曼飯店組織晚宴。他像需要照顧的病人一樣愛嫉妒，希望他的人隨時都在身邊等待召喚，雅尼娜最好隨叫隨到。米歇爾愛花錢，喜歡好車，愛租遊艇出遊，阿爾貝總愛捉弄他。米歇爾是巴黎圈子中的一員，但不是典型的巴黎圈中人。他不批評加繆。雅尼娜、米歇爾，或羅貝爾不會背叛他，加繆對自己說。他們不但了解而且（幾乎）接受他的一切。和他的伽利馬在一起，加繆很容易用開玩笑的口氣說話。有一個令人討厭的聚會遲遲沒有結束，阿爾貝開玩笑地說：

對阿爾及利亞作家羅布萊斯、儒勒·魯瓦、塞納克、安魯什、克洛，加繆顯得很熱情，並充當保護人。他們的讚賞沒有讓他不快。他們無法談論北非的文學流派，但羅布萊斯和魯瓦認為這個流派已經出現了。加繆的眼睛閃閃發光，拿魯瓦的放蕩開玩笑：「這個老實的儒勒，這個善良的儒勒於斯。」他以不同的方式欣賞這些人或那些人的書。他把他們推到公眾面前。《戰鬥報》的一些老員工，例如讓-保羅·德·達岱爾森仍是加繆的人。加繆很快發現記者羅歇·格勒尼耶是一位有天賦的作家。他也很快在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身上發現了劇作家的潛質。加繆喜愛他的這個圈子，布洛克-米歇爾也是其中一員。馬爾羅和加繆之間的關係一直是互相尊敬的、彬彬有禮的，但並沒有很深的交情。加繆與羅歇·馬丹·杜伽爾以及艾馬紐埃爾·貝爾更親密，他覺得與哲學家布里斯·帕蘭比較親近：他對語言的研究和對蘇聯的了解令加繆著迷。

路易·吉尤是無產者的兒子，也是戰爭孤兒，加繆愛他，他也愛加繆。加繆在場時，他會顯得更年輕：「儘管我47歲了，可是和您在一起時，我覺得我就像18歲。」阿爾貝對路易吐露心聲說他憎恨巴黎的生活，保證他會離開。吉尤是個有智慧的人，他回答：「生活在巴黎附近不是很好么？……過於孤獨是件很壞的事。」居住在布列塔尼的吉尤知道他在說什麼：「隱居在外省，就像在省里的西伯利亞，也是極其枯燥乏味的。」阿爾貝和路易很快就以「你」相稱。當吉尤對他說：「想象一下我感覺自己變好了。我發現我真的愛人類並且我真想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如果願意這樣說的話，這就像一種宗教感情。」加繆很喜歡吉尤的坦率。吉尤讀了三遍《鼠疫》：「這是一本非常偉大的書，而且還將繼續偉大下去。」加繆的靦腆讓他很吃驚。作家們常常組成微型的互相欣賞的友愛的社會，或是仇恨的社會。加繆不只喜歡吉尤這個人，他真的很欣賞他的作品。《鼠疫》出版以後，加繆比吉尤名氣要大。在該書的序言中，他解釋了他的好感：「如果我有膽量說出來的話，其實我一直傾向於人們是在被殺死之後作證。比如說，貧窮令那些生活困窘的人不寬容，不能容忍別人說起某種其他的原因導致的匱乏。在懂進步的專家編輯的期刊或書籍里，他們談起無產階級時往往好像是在說一個風俗古怪的部落，只要這些無產階級有時間去閱讀這些專家的作品以了解進步的正確道路時，就會反感他們說話的方式。」與儒勒·瓦萊斯和歐仁·達比一樣，吉尤不用吹捧、高傲或蔑視的態度談論人民。加繆感到吉尤身上有——吉尤也在他身上看到了——「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中很少有人擁有廉恥心，這種廉恥心總是阻止他接受把別人的不幸作為自己的晉身之階」。加繆認為在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小說家之中——而且吉尤比他們早——，吉尤不只是一位描寫貧窮的作家：他談論正義。

阿爾貝去看望由雅尼娜陪同住在瑞士萊塞結核病療養院的米歇爾，他對專註而有魅力的肺科醫生勒內·萊曼很有好感。萊曼後來治好了米歇爾的病。阿爾貝返回巴黎后，給兩位他愛的人「親愛的烏爾比和奧爾比」寫信。「只要想到我把你們託付給這位和藹可親的朋友（萊曼），我的遺憾、我的失望和我精神上的被遺棄感就有點兒鬆動了。」加繆講述他的一次旅行，旅伴是個難看的老頭兒。個子矮小，扇風耳朵紅得就像他戴在鈕扣上的騎士勳章的玫瑰花徽標，帕芒蒂埃似的鼻子上布滿了黑亮的粉刺，禿頂，下面有一圈頭髮，這個人打開了卧鋪車廂的門。ｒeaｄ.99cｓw•coｍ

加繆在位於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伽利馬出版社上班，但是只要幾分鐘時間，他就從內部的樓梯到達綜合大學街「雅米」的公寓。下午，米歇爾開始午休，周圍都是朋友。兩個人都是病人，米歇爾和阿爾貝知道保重身體，玩需要耐心的遊戲，保護自己，尤其愛去鄉下。他們在那裡安了一個家，經常去。1951年，米歇爾和雅尼娜·伽利馬買下了索雷爾園圃，那是厄爾·索雷爾-穆塞爾村的一家老客棧，那裡距巴黎80公里，在法蘭西島和諾曼底交界的地方，乘汽車需要兩個小時。在樓梯頂上，排列著黑色|小|說系列，這套偵探百科全書，書皮兒黑色的、白色的、黃色的都有。總而言之，這是個度假屋，加繆一家和伽利馬一家在那裡演滑稽劇、打乒乓球，不過不做劇烈運動，享受慢節奏的生活，放映16毫米寬的電影，編寫劇本，兩位病人米歇爾和阿爾貝的一舉一動就好像時間對他們來說是早就安排好的一樣，他們拍照片，我們可以在一本手工製作的書上看到其中的很多。在厄爾邊上，雷蒙·伽利馬也有一處房子，就是拉帕托克。加繆帶著他的雙胞胎來。年齡比較大的孩子在花園和公園盡頭的小河裡游泳。加繆坐在椴樹下釣魚，有時能釣到一條白斑狗魚。和米歇爾一起，他們慢慢悠悠地生活在沒有商店、昏昏欲睡的村莊里。

「弗朗西娜，沒有那麼嚴重，你不能要求阿爾貝與那些臭女人還有他的激|情作戰，這對他要求過高了。」

在西班牙，瑪麗亞·卡薩雷斯使加繆牢牢地忠於她：一個女人往往既是一座近在咫尺、看得見的村莊，又是一個遠在天涯、只能想象的地方。卡薩雷斯成為了加繆一生的牽挂。有時他會一天給她寫兩封信，常常很憂傷。他肯定地說，如果她走了，他將不願意再笑。他嫉妒：她必須工作。「你應該去工作，可是要想著我。」任何男人都不能把手放在她身上。他們不在一起的時候，他每天等她的信。他焦慮不安，說自己瘋了。瑪麗亞希望他平靜下來，保重身體，治好他的「流感」並防止複發。瑪麗亞滿足於活著、滿足於愛，她在燃燒，但她感到遺憾他們不能一起外出。她對他說：「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時，要幸福。」阿爾貝溫柔地談起弗朗西娜。他尊重她，他對弗朗西娜懷有一種非常深沉、深情的友誼，對瑪麗亞則是一種燃燒的激|情。弗朗西娜完全知道加繆身上的二元性。她有勇氣大度地接受——或者說差不多接受——這一點。1949年元旦，阿爾貝給瑪麗亞的祝福是：「新年快樂，我的愛人，希望我們一年都在一起，我不會在遠離你的地方死去。」加繆幾乎想對雅尼娜和米歇爾·伽利馬或馬多和羅貝爾·若索說：「我不適合婚姻。因為我覺得很難去愛。但是我愛了。就像我覺得寫作很困難。但我寫了。」

加繆在一家人一起居住的公寓感覺不自在，在瑪麗亞那裡他可以放鬆，在「唯一的女人」、老女傭和一條狗中間感到幸福。然而，他需要弗朗西娜扮演家中的母親-妻子這個令人討厭的角色。瑪麗亞則扮演另一個角色，更快樂或更奪目，也就是所謂的情人。加繆可以向米歇爾和雅尼娜談論瑪麗亞、弗朗西娜和他自己。他們與阿爾貝、弗朗西娜或與阿爾貝、瑪麗亞一起外出。米歇爾就是朋友、兄弟、夥伴，從來不是對手，也不是法官。在伽利馬家，加繆可以抱怨日常生活中的煩惱。從外省旅行歸來后，他對他「親愛的風俗習慣」說：「回到這裏，我又重新和討厭的事——同家打交道：房間太小，孩子們住哪兒，岳母住哪兒，沒有放煤的地下室，也沒有煤，只有更佔地方的木柴，也沒有女僕。總之，快瘋了。我實在受夠了，以至於我覺得簡直是在製造不幸。……我變得悲觀。我不再覺得可以信任所有人。很少有我想當作朋友的人，而且在我看來，大多數人都顯得非常怯懦、非常殘酷。……我變成了一個固執可笑的人，……最好是讓我離開這個世界並停止寫作。」他一貫稱之為流感的肺結核不斷發作，但他總是在旅行前還抓住工作不放：「在出發去南非前，我被牢牢拴在了計劃要向我的合同剝削者呈交的五部書上。就是五幕劇《繩索》、250頁的隨筆《反抗者》、一部批評隨筆、一部政治隨筆、一部關於地中海的文學隨筆。我要擺脫我拖了幾年沒有完成的東西，然後，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我什麼也不寫，隨後我將開始寫作把我帶入全面輝煌的第二個系列。這五本書將為我帶來足夠多的收入——如果伽利馬獅子的份額沒有增加太多的話——，使我體面地生活。但是從現在到六月份要完成我想完成的，我必須不停工作，不能被任何人騷擾，這對我天生的懶散造成巨大的壓力。大家鼓勵我，真的，只要一點兒好運就足夠了。」

1948年6月18日，在聖日爾曼大街，加繆碰見了瑪麗亞·卡薩雷斯，她已經是個非常出名的戲劇演員和電影演員了。

那些經常見到加繆夫婦的人（雅尼娜、米歇爾、羅貝爾·伽利馬），發現阿爾貝對弗朗西娜所懷有的顯然是一種兄弟般的溫情，他時而對她心懷憐憫，時而又煩躁不安，讓她感到難過。而弗朗西娜的魅力、善良、羞怯、莊重的輕聲細語都讓他感動。有些時候，她似乎總是拿不定主意，無論是選擇一張唱片還是選擇度假地點。當他們有一個午餐約會時，加繆就會來叫她，擔心她為了選擇穿哪雙鞋而耽誤時間。他跟人解釋說：「況且，我們要見的人是伊夫林·沃格，所以我會提醒她那位作家是個男人。」

不久以後，加繆和弗朗西娜去阿爾及利亞，並路過阿爾及爾。每年他都要看望母親三四次。還是在萊塞，他給米歇爾和雅尼娜寫信：「親愛的卡瓦利耶拉和盧斯蒂卡納，……因為幽閉恐懼症，我在飛機上有輕微昏迷。不過我著陸了，身體健康，精神飽滿。」他慢慢品味這次與弗朗西娜同行的旅行。加繆重新找回了他的幸福時光——失去的天堂——，並把過去甜美的回憶放到當下：「我們已經找回我們原來喜愛的生活，這對我們的幸福有影響。」弗朗西娜和阿爾貝在阿爾及爾與奧蘭之間冷清的海濱游泳read.99csw.com。「當我們在陽光下晒成棕色時，我的電光藍西服三件套被人偷走了，弗朗西娜把她的非洲蜥蜴皮手提包也留給了敵人，裏面有一個墨西哥手鐲、她的美式雨衣和格子短裙。我們甚至見到了憲兵，不是因為我們出現幻覺，而是因為我們的身份證丟了，憲兵用懷疑的目光盯著我們，最後我們差點兒進牢房……」

他們沒有生活在一起，卻分享生活。加繆來劇院找她。在瑪麗亞面前，他願意表現得像個病人，讓她看見他呼吸短促、出汗、面色蒼白。她能感覺出他的幽閉恐懼症，懂得控制他，不管幸福還是不幸，協調還是不協調。《誤會》的作者和扮演劇中瑪爾塔一角的女演員，他們互相欣賞。瑪麗亞談到阿爾貝，遠遠不止是懷著柔情。除了樂趣，她為什麼會愛他呢？「因為當他陷於他第一個要予以揭露的種種矛盾之中，甚至當他在任何人要生活下去都少不了的輕鬆的時候，他都會集中全部注意力，絕不脫離生命的脈搏，在迷宮中，或者當前進的道路深深進入泥土時——為了忠於他對正義和真理的激|情，這條道路是他一直堅持的——，他也從不偏離——有時候似乎可能看不見了——生命的脈搏的方向。」這是一種超越一切的、無條件的、西班牙式的、阿爾及利亞式的、毫無保留的激|情。

弗朗西娜的母親和兩個姐姐為了保護她，把她和丈夫分隔開來：他總能在家裡發現這幾個女人。弗朗西娜任憑費爾南德和克里絲蒂安娜擺布，克里絲蒂安娜的性情不像母親那麼粗暴，具備一種更為寬容的幽默感。弗爾太太擁有賢慧寡婦的美德，說話辦事直來直去，她對家人盡心儘力，有時候表現出佔有慾，把兒孫都叫作「我的小女兒」、「我親愛的雙胞胎」。克里絲蒂安娜更有耐心，會考慮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影響，因為弗爾家沒有父親和兄弟。加繆與費爾南德和蘇茜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當克里絲蒂安娜偷偷拿走他的內褲時，他會覺得很好玩。對於母親和姐姐而言，弗朗西娜是她們託付給這個男人的一件珍寶，雖然這個男人現在有了一份固定職業，並且取得了成功，然而女人們要計較的事情更多，何況這一家人又是從原來的獨棟房子搬進了公寓！弗朗西娜的抑鬱症發作過幾次。加繆對扮演丈夫這個角色感到不自在，覺得岳母家的人時而沉默，時而敵對。弗朗西娜從不抱怨，也從不扮演憂鬱的為愛發狂的女人，可她一直痛苦地愛著丈夫。

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格言是：文學、家族通婚、友愛，但有時，這家人像亞特里德斯家族的人。米歇爾對加斯東的兒子克洛德沒有半點好感。加繆被米歇爾和雅尼娜收留，順理成章做了安娜的叔叔（雅尼娜和皮埃爾的女兒）。米歇爾非常喜歡小孩子，給加繆的雙胞胎買了好多禮物。他們的父親提出了異議，但任他這麼做了。他對雅尼娜和米歇爾談論他的所有的問題。雅尼娜很漂亮，嗓音甜美，愛用舌頭舔頭髮，在輕浮隨便的外表下，雅尼娜是塊岩石。她崇拜加繆，真誠地讚美他。她記住了《卡利古拉》或《誤會》中的台詞，並背出來。

15天後，他給被期待重返巴黎的「親愛的茲戈和布斯」寫信：「雅尼娜和米歇爾回來的消息在《新法蘭西雜誌》引起了一場充滿歡樂的真正的騷動；一些人在樓梯上跑上跑下，在平台上擁吻，到處都有香檳酒瓶塞蹦出來，這場歡樂以《新法蘭西雜誌》一貫的方式結束，你們也想得到的！我們開始為歡迎做準備：院子里有合唱團，奧古斯特（比托都）是樂隊鼓手，專職畫家負責『執筆』，海軍艦隊司令加斯東（自從有這個制度以來就是如此）將給你們送上表示歡迎的親吻。」不管是私人關係也好，還是在出版社，加繆都非常喜歡奧古斯特·比托都。「至於我們，這些真正的朋友、小人物、沒有一官半職的人，在乒乓球房的破地毯上，我們分享大家的快樂，悄悄用手指尖抹去充滿深情的真正的淚水。在被祝福的這天來臨之前，為了增加出版社的資金，以保證近兩年來我們給自己創造的快樂家園能永久存在，我們每個人積極地工作。」

1948年10月27日《戒嚴》在馬里尼劇院上演，1949年12月15日《正義者》在埃貝爾托劇院上演。《戒嚴》的核心是：鼠疫、極權制度、獨裁。除了恐怖的荒誕世界，與小說《鼠疫》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加繆希望「想象出一個可以讓1948年的所有觀眾都可以理解的神話」：「1．不管別人怎麼說，但是很清楚，從任何意義上講，《戒嚴》都絕不是我的小說的改編版；2．這不是一部結構傳統的戲劇，然而必須承認，這是一部企圖把所有的戲劇表現形式，從抒情獨白到集體戲劇、啞劇、簡單對白、鬧劇和合唱都融合進來的作品。」劇作家從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風格的西班牙宗教劇中得到靈感，與讓-路易·巴羅一起工作——他們合作得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加繆重新轉向純粹的戲劇，這促成了《阿斯圖裡亞斯的反抗》的誕生。《戒嚴》差點被叫作《加蒂斯宗教裁判所》，它傳遞的寓意就是反抗。而它隱含的寓意是，為了戰勝鼠疫、極權制度——首先是蘇聯——，或佛朗哥主義的專制制度，應該不要恐懼。「我最遙遠的回憶告訴我，一個人只要戰勝他的恐懼並反抗，他們的機器就會開始吱嘎作響。我沒有說機器停止，還差得遠呢。然而最後，它嘎吱作響了，有時，最後它就卡住不能動了。」劇中的主人公，巴羅扮演的迭戈與鼠疫作鬥爭，反對納達。迭戈對加蒂斯的居民說：「不要再恐懼。……所有能站起來的人都站起來！……扔掉堵住你們嘴的東西，並且和我一起喊不再恐懼。」借鼠疫-納達之口，加繆快速回顧了歷史：「在五大洲，幾個世紀以來，我不停地殺人，毫不手軟。……死一個人，如果你們同意我的意見，就是修剪一次，不過沒有收穫。最終，這還不如一個奴隸有價值。理想狀態是，精心挑選少部分人死去，大多數人做奴隸。今天，方法已經確定。這就是為什麼在殺死一定數目的人或讓他們墮落之後，我們必須讓某些民族全體跪下。」

「什麼事讓你發笑？」她問。

「去劇院，你呢？」

「我玩過足球。」

弗朗西娜經常從事音樂活動，與一些教師一道工作。她在伽利馬出版社待了六個月，供職于外國版權部門。然而自從她的母親費爾南德·弗爾一到巴黎，家裡的局面就變得更加緊張了。

有時，這群人會在巴黎近郊的卡里埃-上-塞納吃晚餐。加繆很喜歡安娜，為她的七星圖書題詞：「你的老叔叔。」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向她建議：「當你走在街上時，要對別人微笑。如果有人對你說你好，你也要回應他。你總能從中得到一些東西。」後來，她上中學時總逃課，還沒有通過會考。老師們不欣賞由加繆或艾蒂安布勒寫的論文，艾蒂安布勒是一位教育界人士、異端作家、米歇爾的良師益友，尤其還是克洛德的輔導教師。ｒｅaｄ•９９cｓｗ•cｏｍ

此時，他們會很高興。

加繆希望他愛的人就像愛他這個人一樣愛他的書。他敏感，疑慮，需要別人讓他安下心來。

天主教哲學家加布里埃爾·馬塞爾非常驚奇加繆將故事情節安排發生在西班牙，如果背景是在東方國家就更好了。為什麼教會如此卑鄙？加繆回答說：它曾在其他地方揭露過俄國的集中營世界，但西方民主國家卻容忍佛朗哥的西班牙，而且教會的聖水刷也降福于發出槍殺命令的佛朗哥主義者，這使加繆不由得想起反抗的基督徒。

加繆回答：

弗朗西娜把加繆開玩笑說成「我們的兩個副產品」的雙胞胎留在了奧蘭。他認為，在還沒有寫過的婚姻哲學中，「關於妻子的章節應該題為《絆腳石》，而關於孩子的則應該是《小絆腳石》」。在塞吉耶街，加繆一家住得很擠。弗朗西娜希望有幾周完全空閑的時間來安排一家的生活並且另外再找一套公寓。「結果是，由於她把所有的時間都用於安排一家人的生活，當前生活的臨時狀態可能要改變……，」加繆這樣說。「我知道我們家的物資供應情況：我們缺少黃油、糖、肥皂和其他各種第一必需品；我的內衣連最基本的鈕扣也沒有；公寓（甚至也是臨時的）被盲目地狂熱地整理布置著，每天讓我們的布列塔尼小女人忙得不可開交，她覺得把我的不朽作品和為了一個不起眼的獎項，《新法蘭西雜誌》強迫我讀的你的那些平庸的稿件混在一起很好。」加繆似乎嘆著氣說：「對這個話題，我就不再展開了，不過我得說我開始感到失望，從弗朗西娜那兒，除了一些慷慨的計劃，我不能得到其他東西。」

弗朗西娜與瑪麗亞或海狸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海狸將薩特的激|情和心血來潮理論化，並作為自己的理論，有時她本人也會做點可疑的實踐。弗朗西娜的緊張感是很嚴重的、克制的、默不作聲的。這種情況從來就不容易，可是她沒有堅強的神經。她的外祖母曾經幾次神經衰弱。弗爾家的人拒絕悲劇、情節劇和舞台。他們不是地中海人。然而弗朗西娜不能像薩拉·厄特利一樣從被欺騙中找到樂趣。加繆的一些朋友雖然希望挽回他的名譽，但其實不像這些人想的那麼簡單，她並不是一個阻止一個特殊的男人過完整生活的傳統的小資產階級婦女。弗朗西娜看起來溫柔，但並非沒有稜角。她對阿爾貝說：「我是一個被扭曲的人。我只能通過忍受痛苦的能力來知道愛的能力。在痛苦之前，我不知道這些。」

儘管有這麼多關心他的親切的朋友，加繆還是覺得在巴黎要窒息了，要麼就是感覺在巴黎可能有危險。現在只有兩個人比其他人對他來說更重要，他們都不是巴黎人。

蘇茜，另一位姐姐，不認為丈夫和妻子可以相互欺騙。弗朗西娜氣得咬牙切齒。她無法想象不忠。她非常愛阿爾貝，他也應該珍愛她：他就在那兒，有私情，卻不說離婚。有時他凌晨三點回家。干新聞允許作息時間不固定而且瘋狂。哪怕加繆是在其他地方待了很長時間，他也會想著弗朗西娜，甚至在夢裡。因為他夢見她，夢見她的幫助，他在手記中寫道：「他被帶到斷頭台，還有一個名叫薇拉的女人。弗朗西娜來見他，並給了他一把手槍。他對她說：『我就知道你會來幫我。』」

「唯一的重要的……是痛苦，」吉尤對加繆說，「是由於痛苦，最可怕的罪犯還保留一點與人道的關係。」

令他感覺自由的家庭，是米歇爾和雅尼娜·伽利馬的家。這兩位伽利馬，還有表弟羅貝爾，越來越成為阿爾貝喜愛的人。1952年，羅貝爾與雅尼娜的妹妹勒尼結婚。加繆幫助羅貝爾發現了文學，當羅貝爾說：

受聯合王國法語學校的邀請，加繆與弗朗西娜一起去英國。在愛丁堡，有幾天他去拜訪安妮和讓·蓋埃諾。加繆一直很欣賞老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這個鞋匠的兒子與像加繆這樣單純的人在一起時總覺得很舒服。他們回到法國后，加繆的朋友發現儘管他顯得很疲勞，但他們的夫妻關係緩和了。

「唯一的女人」充滿激|情，性格暴烈，她是電影明星——嚴格說來，大明星——，是歌唱家，她不會像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那樣思考普遍意義上的愛情。當加繆有點風流韻事時，瑪麗亞很平靜：「我們對對方感到很有把握，什麼也不能使我們互相懷疑，而且我們確信一個人就是另一個人的意中人，一切皆有可能，為了達到這一點，不可避免地，我們兩個人都必須戰勝我們身上有的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傳統觀念，戰勝我們身上任何完全佔有的企圖、任何虛榮可以偽裝的東西，最難的是，戰勝牢牢控制我們兩人，在我們身上不斷叫嚷饑渴的，獨斷專行的驕傲，從而度過痛苦和危險的考驗期。」

加繆在上文中引用了在戰爭期間希望犯普通罪的罪犯也參加戰鬥的列寧的一句話。一位同志說：「不和他們一起。」列寧回答：「不和他們一起，卻是為了他們。」列寧總是享有好名聲。加繆認為，吉尤「利用每天的苦難只是為了照亮世界的痛苦」。加繆在他朋友的第一本書《平民之家》上重新找到了自我：「每次讀它，我的心裏都覺得難受：我是帶著某些回憶來讀它的。」與加繆一樣，吉尤知道，貧窮不能充實思想：「過度的貧窮縮短記憶，削弱友誼和愛情的衝動。」加繆寫道：「每月一萬五千法郎，在作坊里生活，崔斯坦對伊索德也沒什麼話說了。愛情也是一種奢侈品，這就是判決。」對他出身貧苦的朋友雅尼娜、勒尼、吉尤、蓬塞還有其他一些人，加繆總是有不可磨滅的好感。吉尤在他的布列塔尼和首都之間穿梭。伽利馬家把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一個房間借給他，「他的傭人住的房間，」夥伴們這樣說。1949年，當吉尤憑《耐心遊戲》獲得勒諾多獎，他買下了聖敘爾皮斯廣場附近塞爾旺托尼大街的一套公寓。法國重要的文學獎項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應該同意一點：一位獲獎者，在得到文學界和社會的肯定后，往往能夠給自己買一套公寓。在善良的吉尤的公寓里，裹著麥稈的巨大熱水器醒目地擺在洗澡間里。幾個月後，麥稈還原封不動。吉尤忘了洗澡，還一直穿著同一件絲絨read.99csw.com西服。弗朗西娜——一些人對待她的態度挺勢利——喜歡和吉尤在一起，她喜歡他的單純。在伽利馬的圈子裡，好幾位年輕作家都是加繆親密的保護人。

在保持著作家與所有角色的距離的同時，他重新提出了政治死亡、執行死刑、殺戮、起義和革命的問題。加繆的觀點、情節的發展和暗含的對比都很明顯：在布爾什維克之前，一些像斯特班那樣的社會革命黨恐怖分子想要正義。因為蔑視人類的生命，他們創建了另外一個警察機構。華麗的台詞和溫情不時出現在相親相愛的主人公們的矛盾邏輯中。多拉沖阿南科夫喊道：「是的，你是我的兄弟，而且你們都是我熱愛的兄弟。……但是有時友愛是多麼可惡的趣味啊！」

他倆的心都亂了。自從分開以後，他們又在這裏或那裡見過，但僅此而已。她有過一些艷遇。目前她是演員讓·塞爾韋的伴侶，為了加繆，她離開了那位演員。但是為了孩子，加繆不願離開弗朗西娜。

米歇爾講了他的煩惱。加繆鼓勵他：「……偉大的聖米歇爾，……我沒有心思看你的來信里滿篇不可思議的蠢事。我回想了一下你抱怨的那麼多病：肺結核、不育症、很可能陽痿、坐骨神經痛和痔瘡、梅毒和前列腺炎。這一連串使你如此憂鬱的詞，請原諒，卻讓我瘋狂大笑。可是應該承認這令人噴飯。」一個肺結核病人對另一個肺結核病人說：「要想知道什麼辦法能解決你對醫學和形而上學的失望，無論如何都不應該來問我。我只承認目前你的病很嚴重。但看上去狀況不糟，而且如果得到恰當的治療，危險程度將更輕。」對朋友，笑是加繆的武器之一：「我甚至不會同情疾病奪走的一些東西，因為我很清楚你從不珍惜它從你那裡剝奪的那些東西。至於別的失去的東西，雖然是暫時的，但我知道這讓人很痛苦，不過我的心與你在一起，這是真的。……歌德說只有智力有限的人才能希望。簡單說來，這意味著要處理好一切，只要做一個笨蛋就可以了。你的情況不是這樣，而且顯然，一個共和國總統可以承受的病痛對於一個很敏感的人來說卻很痛苦。」阿爾貝和米歇爾的默契從來沒有被打破過：「如果我可以說出心裏的話，那麼幾乎沒有人會像我一樣害怕地想，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假如發生在我身上會怎麼樣。這種恐懼說明我這個人身上的許多東西。可這畢竟都不是好東西。我想現在我正在逐步培養一種更值得人尊敬的態度。陀思妥耶夫斯基預言『新人』即將出現，說人類會變得漠視死亡。當然，我不是在說我自己，不過我相信這個『新人』將遇到現代人的敏感造成的所有痛苦。」

「我去紀德家。」

「他接替了我父親，他是為我而造的人，」瑪麗亞寫道。她接受了他的做法，在不忠中忠實。他精心寫了一句話，並經常用：「我欺騙過你，但我從來沒有背叛你。」加繆要求自由，但不給予她同樣的自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起瑪麗亞的某段短暫關係，哪怕連風流韻事都算不上，他也會拉長了臉。有人談起和瑪麗亞一起出演《主顯節》，飾演亨利·皮謝特的熱拉爾·菲利普：加繆很惱火。弗朗西娜懷著雙胞胎時，卡薩雷斯曾經拒絕這位妹妹-妻子，但是她站在作為女人-母親的弗朗西娜一邊，「我沒有搶走任何人的任何東西，」她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只能搶走自由人或是被解放的人。」

當加繆一個人的時候，他時而喜歡時而討厭地鐵里的通道，他愛空腹抽雪茄，房間空空蕩蕩，沒有傭人，郵件成堆，接蘇珊娜·拉比什——她結婚後改姓阿涅利——的電話，在里普餐館吃午飯，在伽利馬出版社上班：「我剛剛見到一個舉止優雅的人要用成堆的金子購買《鼠疫》的電影版權，可賺錢並不使我感興趣，因為它（原文如此）不是對我的出版商有利，就是對我的收稅官有利。……我恢復了對我來說更自然的有節制的生活，並因此重新找到了內心的平衡。最後，我覺得我在那裡（在萊塞）很好，但是，真正的天堂是我們已經失去的。」

薩特和海狸不喜歡該劇的諷喻情節。雖然有奧內熱的音樂和巴爾蒂的服裝與布景，觀眾也不喜歡。面對徹底的失敗，加繆用諷刺的、有點尖刻的口吻說：「《戒嚴》還在創作期間，就毫不費力地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批評。當然，很少有劇本能夠得到如此徹底的尖刻批評。因為我一直認為《戒嚴》可能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像我寫的一個，越是這樣，這個結果越讓人遺憾。」迭戈像加繆，有他全部的激|情和浪漫。維多利亞則像卡薩雷斯。迭戈和維多利亞出現在一首浪漫的二重唱中，觀眾中他倆的朋友聯想起瑪麗亞和阿爾貝：

《正義者》由表兄厄特利執導，卡薩雷斯出演第一主角多拉·杜爾博夫。這齣戲很受歡迎，打動了更多觀眾，加繆把時間安排在革命爆發前的時期。他向拉扎雷維克談了很多虛無主義者的苦惱。加繆的靈感來自1905年2月社會革命黨的恐怖分子，他保留了原有的故事脈絡，保留了主人公卡利亞耶夫的名字，並創造出其他一些角色。一個年輕女人，多拉，製造出一顆炸彈，她的情人將把炸彈扔到莫斯科的統治者塞爾日大公的汽車上。這個恐怖分子沒有勇氣扔出炸彈，因為他看見公爵夫人和她的孩子們在汽車裡。警察逮捕了卡利亞耶夫——這個情節是有據可查的。公爵夫人去監獄中看他，希望他能懺悔並心向上帝。多拉和卡利亞耶夫是純潔的人，有時會將一些價值，例如愛情，置於革命之上，但他們不能忘記世界上的鼠疫並自私地獻身於情感。他們反對斯特班——由加繆偏愛的演員米歇爾·布凱扮演。與在蘇聯掌權的共產黨人一樣，斯特班用結果來為手段辯護。他集審判者和殺人犯的雙重身份於一身：「那一天，當我們決心忘記這些孩子時，我們將是世界的主人，革命會獲得勝利。」加繆欣賞卡利亞耶夫和多拉，但也賦予他們的對手很大的力量。

理查德·瓦格納把科西瑪叫作「獨一無二的女人」。加繆將這一稱呼給了卡薩雷斯。他們再也沒有分開。儘管加繆試圖避開弗朗西娜，私情還是公開了。他回憶了與瑪麗亞的關係：「在1944年，我們共同經歷了十分美好的時光。然而這些美好時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經歷過雙方的驕傲，甚至在我們重逢后，我們依然驕傲。驕傲的愛情有它的偉大之處——但是它沒有天賜的愛情那樣令人震驚的確定性。」

「快樂。」

1950年5月，讓·格勒尼耶返回法國並定居在豐特奈-奧-羅斯，加繆重新與他聯繫上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可以信任的、謹慎的、不自然的、顛倒的。自從格勒尼耶離開阿爾及利亞、加繆的聲譽超過他時，監護就結束了，兩個人都覺得這種狀態令人不舒服：格勒尼耶總記掛著加繆，但卻沒有得到原來的學生太多的關注。對加繆來說，讓·格勒尼耶是「數得上的少數幾位作家中的一位」，他在公眾面前多次承認這一點。加繆為格勒尼耶的書《島》的新版作序，向那些不知道讓·格勒尼耶的人推薦他。兩個人的文學和政治之路都不同，但並不衝突。加繆很有名，但在法國只有某個圈子裡的人才知道格勒尼耶。私下裡，加繆譏笑格勒尼耶的節儉，格勒尼耶總能很好地為自己辯護。老師後來在他的手記里寫道：「我們可以在小事上吝嗇，而在大事上要慷慨。」他毫不猶豫地慫恿加繆逃避違章罰款。為了買下布爾-拉-雷內的一座空房子，他從加繆和一位大學同事讓-雅克·馬尤那裡借錢，後者是一位研究英國語言、文學、文化的可愛學者、巴黎大學熱情的教師，很古怪的一個人。格勒尼耶在手記上這樣寫道：「可以把錢借出去的：不是富人（資金固定），不是工商業界的人（擔保金總是不夠），但是朋友（不需要擔保金），朋友中間由於某件事，曾被懷疑過或是被指責過的一些人。」加繆常對格勒尼耶吐露心聲說：他絕不會和瑪麗亞結婚。https://read.99csw.com

加繆的朋友證實：瑪麗亞是他生命中的女人。他們覺得加繆和她在一起時顯得特別自在、放鬆，而且他很愛笑：

他們就是對方的影子，緊緊融合在了一起。薩特也有他自己的女演員，但關係遠沒有這麼深。往往當他不能再向她們提供角色時，她們就從他的生活或是舞台上消失了。卡薩雷斯擁有難以模仿的嗓音、野性十足的語調，在認識加繆之前，她就是一位獨立自主的女演員。他沒有創造她，他和她一起創造。就這樣戲劇重新回到加繆的生活中。雖然他不停地修改《卡利古拉》，不過他有好幾年不寫劇本了。現在他開始重新寫劇本，瑪麗亞在他的兩部新戲中扮演角色。

瑪麗亞-唐娜·璜娜也了解唐璜：「不管是在過往的激|情中，還是在可以讓我建立一種能夠把他（加繆）從別人那裡搶過來的新關係的濃烈愛意中，他都從來沒有進入過我的內心。」對於這位典型的法國大男子主義男人，她還說：「……在他那方面，他從來沒有試圖打敗那些我與除他之外的人結下的關係。」他們沒有一起制定薩特-波伏瓦式的「必然性-偶然性」理論，不過也有一個關於絕對的愛情和相對的放蕩行為的寬容的妥協辦法。

加繆還談到他對疾病的體驗和宗教體驗：「即使你不相信宗教，即使上帝已經死亡（我的一個朋友說，上帝從背後被刺殺了），在宗教體驗中仍有一些真實的東西，就像很短暫的體驗中也有一些真實的東西一樣：這就是個人生活與幸福的聯繫其實很遙遠。甚至連希臘人都懂得這一點，對於我提出的問題和你提出的問題，最終是他們給出了答案：他們不否認神秘的事物，但是只相信一部分（這是基督教徒無法理解的深刻真理），就一點兒。因為這之中有一種平衡。每一種痛苦會有一種快樂——或是一種和它有關的偉大——作為補償。畢竟，只有對生活的熱愛可以證明一個人無罪（伊壁鳩魯說死亡與我們無關）。當然，對生活的熱愛不同於放蕩酗酒和布基伍基，或者每小時150公里的旅行。當一個人有才能時（雖然我沒有毫不吝惜地恭維你，但必須承認你確實有），最終他總是可以從中得到好處。……我曾經告訴你，有時我會清楚地想起某些接下來讓我一直遺憾和懷念的時刻。其實，這都是內心的秘密，而內心的秘密是不可能有機巧的。」

加繆修改，並重新調整了《正義者》的結構。他對弗朗西娜說：「新的一個版本……列印好了。受埃貝爾托的影響，我把它改成了四幕。我對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不管誰讓我再改動什麼，我都停筆不寫了。後來，我又回到最初的想法（五幕），我把埃貝爾托丟在一邊。因此，新的一版就是你知道的改動過的那個版本（在第五幕中，瓦諾夫回來了）。埃貝爾托對我很不高興，我對他也一樣：每次我向他推薦一個演員，這個演員『總是演不好埃貝爾托的戲』。我的恐怖分子不久以後就將由童子軍或同性戀者供養的小夥子來扮演了。結果可能很不好。……我們在臨終時應該閱讀埃比克泰德的書。在那一刻，這樣做是有用的。在剩下的時間，我們欣賞，做別的事情。我激動地看了《誤會》（重新上演）。這是最像我寫的一齣戲。除了瑪爾塔，都演得很好。我現在知道了，第二幕不好。不過其他部分至少還是值得一聽的。你有沒有注意過人們談論自己談得很多麼？」加繆在寫他的關於反抗和革命的隨筆。「還能怎麼樣？隨筆沒有進展，篇幅變長了。」

在巴黎的文學界、戲劇界、新聞界，加繆很有名，和德、意、英、美聚集同類人的團體相比，這裏的人才更集中。論戰過後是擁抱。就像在阿爾及爾時一樣，為了自我保護，加繆將自己和外界隔離。人們說，在伽利馬出版社，要想獲得一次約會，只需要對「牝鹿」說是從奧蘭或者君士坦丁來的就可以了。他與克洛德·德·弗雷曼維爾的關係很緊張。加繆不能像作家弗雷曼希望的那樣去幫助他。為人謹慎的貝拉米克在附近工作，嚴厲的蓬塞在夏洛出版社工作。他與若索的共同愛好是足球，並一道分享美食。還有馬多和安德烈·貝尼舒，他們很喜歡弗朗西娜，經常來巴黎。當加繆家中暴雨交加時，貝尼舒一家就是緩衝器。經歷過情感的暴風雨後，這些人都高興起來，跑到聖日爾曼的夜總會去。對自己人來說，這個令人難以抗拒的加繆是一個擁有薩特身份地位的熱拉爾·菲利普。哪一個阿爾及爾人、哪一個阿爾及利亞人擁有這種成功的光環？

「可是，雅尼娜，畢竟……」阿爾貝特別高興地說。

弗爾一家知道他與瑪麗亞又有了私情。大家試圖瞞著費爾南德，她很難接受巴黎的風氣。克里絲蒂安娜在談起瑪麗亞的事時儘力安慰她的妹妹：